最近的宏观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税制改革；宏观税负；减税政策；减税空间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65-07

一、引言

2008年，全球次贷金融危机引发中国经济下行，中国适时提出供给侧改革以缓解经济下行趋势。其中减税政策是其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目前，世界经济依旧没有走出底部，金融危机的余潮仍在，国内经济形势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出口受限、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顺利转型等诸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通过减税政策来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消除产能过剩，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研究以及深化应对此次经济下行的重要政策之一的减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国内关于减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杨志勇和莫兰琼认为减税政策能为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从整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刘蓉和陈凌霜认为减税政策有利于中国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温桂荣和徐晓亮认为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及缩小收入差距。本文所考虑的问题是中国若继续实行减税政策，中国财政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如何确定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以评判中国减税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对减税空间的研究是分析判断减税政策中减税规模的重要指标，对最优宏观税负的研究则是分析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最优税负水平。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税制改革的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测算不同口径宏观税负，找出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优宏观税负，估算出中国减税空间，并评判中国减税政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二、中国税制改革的实施效果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收入有了恢复性的增长。1994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为6 242.21亿元，到2014年增长至140 349.74亿元，增长了30倍；其占GDP的比重更是从10.83%不断上升至2014年的22.06%，增长了1倍。税收收入总额从1994年5 126.88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119 158.05亿元，增长了近26倍；其占GDP的比重更是从10.64%不断上升至2014年的18.73%，有了大幅的增长。同时，随着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也在不断攀升。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5 333.90亿元，2008年为314 045.40亿元，而2013年已经上升至568 845.20亿元，增长了15倍之多。与此同时，1993年中国税收收入总额为4 255.30亿元。2008年已达到54 223.79亿元，到2013年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已经上升至110 530.70亿元。在20年的时间内，税收收入总额增长了近25倍。自1997年起直到2013年，税收收入每年的增长率均超过了当年的GDP增长率。2007年税收收入增长率大幅下降，2009年接近于GDP增长率，而2014年GDP增长率才反超了税收收入增长率。

中国税制改革已初步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通过计算税收弹性进一步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税收弹性大于l时，说明税收的平均税率小于边际税率，税收收入富有弹性；税收弹性小于1时，说明税收的平均税率大于边际税率，税收收入缺乏弹性；税收弹性等于1时。说明税收的平均税率等于边际税率。本文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表明，自1997年税收弹性一直高于1，其最高峰是1999年的2.45，此时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直到2013年，税收弹性下降接近于1，2014年更是只有0.66，该转变表明中国实施的减税政策已初步起到了部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税收作为国家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项重要财政政策工具，在一定时期内对实现调节资源配置、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再分配国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职能起着重大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与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政策成为激发市场活力、消除产能过剩的有效选择之一。

根据供给侧改革要义，减税旨在通过减轻企业、居民的负担，一方面，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在双方面共同作用下，调整经济与产业发展结构，消除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可见，减税政策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其是以政府减收为代价的，也即是说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将会缩减，从而影响到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存在一个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使其能够兼顾调控经济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鉴于中国目前税收收入与GDP的高位占比，本文将进一步全面分析中国现有的宏观税负水平与最优税负水平是否存在差距，中国是否存在合理的减税空间。

三、不同口径宏观税负的测算与分析

针对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和指标口径测算，目前国际上流行着不同的观点，因而导致了一个国家同一时期存在着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影响了政府与民众的判断，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有着负面影响。本文依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的四种口径分别计算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1）纯粹的宏观税负（F0）。核算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进出口环节增值税，进出口环节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烟叶税，车辆购置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中扣除的项目有：价格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出口退税，其他退税，其他政府补助。（2）国民经济宏观税负（F1）。核算内容主要包括：F0，社会保险基金，国有资本性经营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贷款转贷回收本金收入，政府性基金（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人中只包含土地净收益），其他收入。（3）国际可比宏观税负（F2）。核算内容主要包括：F1（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人中的土地净收益），资源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资金收入，城镇土地使用税。（4）政府总收入宏观税负（F3）。核算内容主要包括：F2，土地净收益，年度债务收入，罚没收人，体制外收入。F0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可以称为GDP“最小口径的税率水平”，F1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可称为GDP的“一般税率水平”，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则比较符合IMF以及OECD要求.可以较为合理地同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予以比较分析，因而我们主要考察F0、F1和F2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财政年鉴》分项计算得到F0、F1和F2三种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如表1所示）。不同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均逐年上升，F0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从1994年4 675.25亿元上升至2013年100 054.30亿元，增长了近20倍；F1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则从6 397.75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168 043.90亿元，增长超过25倍；F2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在1994―2013年的20年间从6 583.73亿元上升至216 785.20亿元，增长了近32倍。由此可以看出，在F2口径下，社会保险基金、政府性基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中仅包括土地净收益）、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以及贷款转贷回收本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F0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在F2口径下，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税、船舶吨税以及资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超F2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不同口径的宏观税收收入除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求得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在1994-2013年的变化趋势和差异。从时间维度上来看，F0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在1994-1996年有了小幅的下降。同时F1和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有了小幅上升。接下来的1997年和1998年F0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有所上升，与此同时F1、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有小幅回落。之后F0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在2001-2013年上涨幅度不大，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而F1、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在2001-2009年也保持比较稳定的小幅增长状态，在2010年突然有大幅增长，尤其是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此后该两种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保持比较高比率。从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差异维度上来看，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差异在1994-2009年主要体现为：F0口径与F1、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差异，F1口径和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差异并不大。1994-1996年，F0口径与F1、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差异有所增加，而后这种差异在不断缩小。直到2009年该种差异保持小幅增加的趋势。在2010年，不仅F0口径与F1口径和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差异突然有大幅扩大，F1口径与F2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差异也明显增加。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趋势和差异变化，我们分别计算了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同时与当期的GDP增长率作对比（如图2所示）。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F0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在一段时期内低于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之后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基本一致。1999-2002年，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对于GDP增长率有一段时期的背离，之后又回归于经济增长率。同时也可以看出，2008-2011年，除了F0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无论是F2口径还是F3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均又一次背离了经济增长趋势，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该经济现象。具体来说，2008年以后。由于中国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有了大幅增长，宏观税负增长率主要体现了第三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

此外，自1997年以来F1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持续上升，在2010年其增长率远超GDP增长率，其包含的F0口径的宏观税负增长率则与经济实际增长率保持基本一致，由于F1口径与F0口径的宏观税负之间的差额主要表现为非税收入，因而非税收入的大幅增长也是导致F1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增长偏离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与分析

传统增长理论认为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资本劳动要素的供给，从而降低经济产出。同时，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会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利于经济产出效率的提高，从而得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该理论基于经济增长模型提出最优税率的构建，其主要是依据经济增长计算方程，设立税收与经济产出增长的相关模型，得出社会经济中最优税率水平，即最优宏观税负水平。根据这一理论，Barro通过将生产性政府支出采用流量的形式引入社会经济生产函数。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税负水平。在Barro提出的模型框架基础上，Scully认为税收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关，其影响机制为在一定的税收收人的基础上，更多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更多的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则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同时参考经济的现实情况，可以得知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较低时，由于政府支出多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公共医疗以及财产保护方向，更高的税率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较高时，政府支出更多的是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提升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综上考虑，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率有如下的方程关系式：

第2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 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第3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这一做法也反映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对传统“货币”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策框架的热切期待。但是，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的匮乏，决定了这个指标或将在很长时期内只能作为“监测目标”，而非真正意义的中间目标。

所有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

此次全球危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尖锐地指出，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基于其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既不能察觉危机前经济、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更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

现有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遵循凯恩斯主义，其中，刻画金融部门（实际上是银行部门）行为的是货币供求均衡方程。这是最根本的错误所在，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银行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负债方――货币（现金和各种存款）的变化。

虽然对这一方程也有改进的努力，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经从银行部门的资产方、即信贷的角度来阐释金融部门的行为，但是，这都没有反映这样一个事实：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化，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传统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地位显著下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发生了四大深刻变化：

第一，“直接金融”的兴起，主要包括公开发行的各种形式的债券和股票；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重要的“信用创造者”，这些机构超越了传统的证券承销和做市业务，通过自身的资产和负债活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重要的外部融资；第三，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和信用联系日趋加强，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越拉越长；第四，资金的跨境流动愈发频繁，规模愈来愈大。

金融部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创造“信用”，这构成了实体经济部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外部资金来源。上述四大变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部门创造的信用（其资产方的信贷）在整个金融部门的比重直线下降。例如，在1980年，美国银行部门持有的信用市场工具（主要是贷款）相当于全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含证券化）的近1.6倍，到2007年则下降到43％左右。这意味着，与银行部门资产相对应的银行部门负债（各种存款），只能反映整个金融部门的部分活动。

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不断地修改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总量指标，包括对狭义货币量M1的修订以及不断地增加新的口径更大的货币总量指标（M2、M3等）。直至1993年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最终舍弃了任何货币总量指标，转而盯住联邦基金利率。

然而，这种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设：金融市场是完美的，存在着有效、稳定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在这样的假设下，美联储就可以通过操纵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来“舞动”各种期限和各种风险水平的利率，而所有这些利率――资金的价格最终会对资金的总量、配置乃至整个实体经济产生“意想之中”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假设下，上述宏观模型中的货币供求方程就变成了英国经济学界和美联储广泛采用的所谓“泰勒规则”，即利率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方程。

但是，正如此次危机的警示，金融市场完美的假设是有条件的。事实上，早在危机爆发前，上述金融结构的演化已在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视野之外酝酿着深刻的金融不稳定因素。

例如，随着证券化市场的发展，美国银行发放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按揭贷款，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在不断下降，负债率在不断上升；随着金融机构内部融资活动的加强，单个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交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所有这些正是当前热议的“宏观审慎管理”的中心话题。

政策探索缺乏理论支撑

观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演变的历史，我们大体可以发现，经济政策的变化，尤其是经济政策体制性的变化通常源于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

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颠覆使得政府干预成为“二战”后的主流，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让各国政府放弃了用货币政策来应对石油危机后“滞胀”的尝试，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则再次恢复了古典经济学所崇尚的自由放任理念。然而，目前对宏观政策改进的探索却是在支持其的宏观理论尚未诞生的情况下展开的。

危机之后关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讨论主要发生在各国央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内部，其中，尤以英格兰银行的讨论最为热烈。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个：其一，在传统货币政策所关注的宏观经济稳定之外，引入宏观金融稳定的目标，即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例如，防止金融部门的信用供给（贷款、债券等）出现大的周期性波动；其二，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区别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来建立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因此，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可能构成未来“三位一体”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不过，如同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经历的两大理论考验一样，宏观审慎管理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政策的目标是明确和适当的吗？就宏观审慎管理的第一个目标而言，用哪个指标来表示“信用供给”？保持信用供给的稳定就是最优的吗？后一个问题类似于宏观经济理论中经常阐述的一个基本道理：如果经济的波动就如同大海的潮涨潮落那样自然，那么，试图消除这样的涨落就是违反规律的。就第二个目标而言，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显然是关键，而对此，理论界才刚刚展开研究。

第二，拥有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吗？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大问题。例如，对于实现稳定的信用供给而言，央行或许可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如何控制债券、基金乃至股票的发行？如果采用行政手段的话，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意味着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大回归？在转轨经济国家，是否又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停滞？

实际上，上述两个问题也恰恰反映了理论界的困惑。上世纪30年代，宏观金融理论曾经出现两个发展脉络：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罗宾逊的可贷资金理论。前者关注银行部门的负债（贷币），后者则关注整个金融部门的信用创造。

学术乃至政策的演化最终是朝向了前者，其中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如何在不破坏市场运行机制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信用创造目标并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是可贷资金理论迄今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7年出版的《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反复提出宏观金融理论要回到可贷资金理论的路线上去，但他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做法。

“控制”还是“监测”社会融资？

作为全球宏观金融政策改进的一部分，央行近期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并希冀在未来能够代替货币总量成为宏观政策的中间目标。

从计算公式看，这个指标大体是非金融部门（不含中央政府）当年获得的全部形式的新增融资（含股票发行），对应着金融部门资产方的变动（不含金融部门内部融资）。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结构也正在发生上述的四大变化。因此，及时调整宏观金融政策，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的金融波动甚至危机，正当其时。

然而，如同国外正在尝试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一样，基于“社会融资总量”的政策改进同样缺乏有效实施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个指标本身目前也难达到宏观政策中间目标所要求的“三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即刻将之采纳为中间目标，值得商榷。

作为宏观金融政策的中间目标，其“三性”包括：

第一，“可测性”，即这个指标应该完整、有效，并能够及时获得。“社会融资总量”还不完整，因为它忽略了中央政府的融资活动（国债）和外部资金的输入。

国债已经是非金融部门最大的融资品种，其发行显然会通过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为协调货币和财政，都要考虑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在新的“口径”更大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中却将其忽略，令人难以理解。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部资金的输入同样也不能忽略。可以看到，近些年我国的“双顺差”正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推手。

第二，“相关性”，即这个指标与希望调控的最终目标之间有着良好、稳定的关系。表现在统计上，即该指标与最终目标之间在长期趋势上存在稳定关系；同时，两者在短期波动中存在因果关系，即某时期该指标的变化会导致下一时期最终目标的变化。

央行曾指出，“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经济变量（如CPI、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好于货币总量。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经济、金融变量都不是平稳变量，并且，较高的相关系数也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无论如何，“社会融资总量”在统计上都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

第三，“可控性”，即政策当局能够方便地控制这个指标。这恐怕是“社会融资总量”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依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因此，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

此外，在合理统计“社会融资总量”之后，部门协调还需要包括管理国债发行的财政部以及管理对外贸易和FDI的商务部。这显然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程。

除了上述“三性”，“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间目标尚存两大缺陷：其一，我国居民和企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而事实证明，居民和企业自发的资产组合调整（如存款的“活期化”）会对物价和经济产生关键影响。对此，作为反映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规模的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显然无能为力；其二，如果未来的宏观金融政策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则“社会融资总量”因不包含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而无法担此重任。

更为关键的是，与传统的基于银行部门负债方统计的货币总量指标不同，“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对象是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方，这意味着支撑以往货币政策的宏观金融理论并不适用于后者。

换言之，即使“社会融资总量”的“三性”能够改善，由于缺乏宏观理论的支持，我们也无法就此轻松地构建一个新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第4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中图分类号] F0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012-03

[作者简介] 江登英，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综合评价；

康灿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国际投资。(湖北 武汉 430074)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第5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这不仅是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需要，也是革新管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常年关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理念变迁与实践探索，《瞭望东方周刊》就近年宏观调控得失及近期宏观经济特点对他作了专访。

宏调体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学教科书将宏观调控定义为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主要通过承担货币、财政政策职能的央行、财政等部门实施。但近年来，政府控制土地供应、房地产限购，甚至干预生猪供应等均成为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社会上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是计划经济模式的行政干预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卢锋：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部门和工具都比较宽泛。中国处于转型期，难免有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问题是不能偏多偏广偏泛，否则就会妨碍微观，妨碍市场机制的成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到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说明中央也意识到要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但我们也注意到，三中全会决定讲到宏观调控时要以财政和货币为主要手段，也提到要和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

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改进，因为过去我们常说产业政策就是宏调政策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二者怎么能结合起来呢？比如说“土地宏调”，2008年底刺激经济形势下，土地部门决定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使2009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总量同比增加8.6%。不过从后来“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布的信息看，当年实际建设用地供应比上年增长44.2%，建设用地增量与增长率超过计划指标几倍，可见把土地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客观面临难以灵活调整与有效操控的困难。

再比如“环保宏调”，政府环保干预是利用“看得见的手”来治理私人部门市场行为的负外部性效应，依据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宏观稳定目标。环保标准高低，虽然会通过改变投资预期成本收益具有宏观影响，但环保政策本身与宏观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逻辑联系，实践层面上缺少全周期调节工具的制约。此外，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政府的环保干预范围和力度也不应该随着宏观周期变动而频繁改变。

说到底，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形势的短期性变化，但土地、环保、产业政策等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不能说经济不好了就松，经济好了又紧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在研究近十年的“宏调史”，宏调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如何？

卢锋：宏调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致的。宏调的科学化和改革完善，关键在于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范围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对宏观调控宽泛化的问题，有一种理由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所以不得不这么做。但是，要认识到这也将加剧既有体制的扭曲和固化，从而形成一整套利益集团思维模式。现有宏调背后有一整套理论架构，一些声音从各自利益出发认为就应该这样。

宏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互动的，推进宏调体制改革本身就有市场改革的涵义；完善市场体制，也必然要改革宏调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看，我们对宏观调控的认识是如何演变的？

卢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话外国人根本听不懂，但中国人觉得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时意识形态要求不能放弃“计划”。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市场经济是一种调节机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才把窗户纸捅破。随后决策层接受了，表述依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我理解，这就是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两种力量的某种平衡。

十六大之前，宏调还强调“计划”，后来改成“规划”，强调财政、货币、产业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最新的表述就是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这种演变的逻辑，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曾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在如今的转型过程中才呈现出这种特点。

警惕审批随宏调形势变动回潮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的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

卢锋：这确实有其特殊性。比如说1987年，十三大就曾讲到要采取间接的宏观调控，这其实挺超前的，但是今天回头看当时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基本结构，马上实行间接调控难以做到。比如，当时央行刚刚建立，还没有货币市场工具，也没有公开市场操作，所以那时所谓市场化的宏观调控还只是存在于研究所一些年轻专家的理念中。

但是经过后来20年改革推进，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原理更为兼容一致的宏调方式的条件改进了。为什么宏调体制和方法改进完善仍是这么慢、这么困难呢？可能有利益的作用，也可能有认识的作用。新时期问题在于，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不好兼容的宏调模式。比如，过去十年一遇到什么事就调控，一会儿产能过剩，一会儿房价飙升，从短期看有一些作用，但是从长期看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宏调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审批。审批制度改革一直在说，但为何经常反复？

卢锋：早在2001年9月，国务院就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改革之初，国务院65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清理出行政审批项目4000多项，上两届政府六次取消调整审批数量，占原有审批总量近六成。

但是，2004年宏调以后一些领域的管制政策又有了明显变化。比如，2004年6月国务院曾发文对各部委500项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后来又发文保留200多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去年新一届政府把治理审批作为转变职能和推进改革的突破点，2013年国务院共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在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中，由中央核准的项目数量也减少了60%。

很明显，审批根治起来难度不小。去轻留重、边减边增、“新瓶旧酒”等都可能是原因，与转型期特有的宏调理念与宏调模式也有隐秘联系。根治审批需要继续清除下放现有的不必要审批，同时还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反思深层根源，对症下药。否则，宏观形势一变，宏调取向一变，审批仍有可能再次回潮。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对比刚才说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国企、税改等一些领域内的改革更让人印象深刻。

卢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十四届三中全会其实也有比较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实施过程给人感觉似乎不太强调整体性，或者说更为注重在某个或某些领域的“单兵突破”。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当时最重要的东西。比如，90年代为什么会有通胀呢，是因为银行贷款过多；为什么贷款过多，是因为国有企业到最后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财政、国企、银行生死相关。可以治标先把通胀打下去，但不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也是没法持续的，所以国企改革的问题回避不了。

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一轮通胀治理实践，已充分暴露出原有国企和银行体制不可持续的特点。当时决策层并未回避矛盾，而是把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突破结合起来积极应对。比如，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坏账，重建财务独立与治理规范的商业银行体制架构，同时大刀阔斧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通过“抓大放小”全面推进国企改制。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利润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商业银行转制后企业利润率低下与资本金不足，明显制约信贷融资合理增长。回过头来看，国企改革的突破对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深远积极影响，尽管短期内造成了大量员工下岗分流和失业，对总需求也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客观上增加了通缩压力。

产能过剩应是自发调节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力量促动了对于是市场化调控手段还是计划经济手段的选择？

卢锋：力量当然有。比如说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难免会偏向国有企业，这样民营企业会觉得在这个体制下是受歧视的。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改革是不是市场取向也会涉及不同的部门利益。比如说，央行作为一种政府机构的制度定位使其总体更趋向改革。因为央行的存在就决定了它会用市场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至于“有保有压”等主张都只是货币政策衍生出来的，我猜测央行的高层也一定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发改委怎么调短期宏观经济？这里受到调节工具的限制。过去强调计划和规划指导，但这些毕竟是年度性甚至更长时期工具，对于更短时期形势变化难以灵活调节。发改委短期调控手段较多用审批、核准等办法。

我们长期以来觉得发改委是缺不了的，没有发改委，一旦出了大事怎么办？很多人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特色出发，坚信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发改委协调。

问题在于，发改委的前身计委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发展的，它的基本定位是对经济进行计划干预控制，在市场经济下实施宏观调控受到工具手段选择性制约。更深层思考，我们一方面赋予发改委最重要的宏调部门职能，另一方面又批评它宏调不够市场化，二者可能有内在矛盾。

比如2004年宏调风暴，当时因为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投资增速、建设用地扩张而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明显使得产业政策成为宏调的重要手段，而作为总量调节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退位。这也使得国家发改委找到了新形势下主导宏调的实践战法和抓手，给公众留下了发改委地位不可替代的深刻印象。到2008年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发改委再次将设计产业政策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回头看，这些短期成效明显的举措，可能都与宏调体制的内在局限性有关。

在现阶段，发改委不可能不存在，比如区域性协调这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些收归发改委的职能和权力，比如“土地宏调”、“环保宏调”、反垄断等是否必须在发改委？是否可以归口到住建部、环保部、公安或者商务部门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出来后，市场化改革力度空前，你看过去一年发改委说得最多的估计就是产能过剩。如何更好地发挥发改委的特有优势和职能，同时改革其内在体制不足，无疑是观察后续改革进程的一个看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产能过剩应该怎么调？

卢锋：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产能闲置率过高，任何国家都会有，在经济衰退或者不景气的时候比较突出。如果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产权界定清晰，产能过剩给企业带来的问题就是可能会亏损。如果亏损持续，甚至固定资本折旧都不能补偿，流动资本也不能补偿的时候，企业生产自然会选择退出。市场经济有进有出，因此产能过剩会是一个自发调节的过程，并不一定需要直接的干预。当然，国外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一些产业退出的时候，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干预，但这不是常规性的。

另外，原则上民营资本可以进入汽车、钢铁业领域，但国企占有不小份额，如果是充分市场竞争，国企未必就一定能搞得过民企，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产能过剩。现在来看，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比如钢铁、水泥等，国企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并且咄咄逼人。这可能是因为民企对市场更敏感，也有更多市场“能人”。但国家政策上是鼓励民营企业的，而实施过程中有时难免偏向国有企业，一些时候民营企业在调控中不一定有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总体上看，未来应如何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

第6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国民经济 导向作用

政府在国家经济波动方面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投资、消费和政府购买三个主要的方向来实现，而通过与相关原理和公式的应用，就可以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调节作用，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需求，减少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另外，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够将我国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

一、宏观调控概述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价格的变动，通过市场来是实现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解决。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发展的最好状态，通过市场来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守夜人。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缺陷，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更是使得自由市场的理论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当市场机制发生特殊状况时，就充分体现出政府的作用，也就是宏观调控。根据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国家在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时，通过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衡性，当经济受到影响而发生衰退或者是膨胀时，可以通过扩张性政策或者是紧缩性政策来维持经济的平衡。

二、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1.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相应的经验。

如今的国际市场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日渐明显，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在2008发生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次危机也充分说明，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控制，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可或缺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迅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坚持保增长、调结构的基本政策思想，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回升。由此也可以看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表现在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能够在短时内通过政府快速、大规模的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整和引导，从而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所产生的经济趋缓的局势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也增强了国民恢复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从当前市场发展的形势出发，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来适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变化，以此来促进经济拉动力的增强。

2.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推动力。

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到重要的调整作用，为市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在通过政府宏观调整实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的综合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局问题的有效解决；第二是组织措施的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各项规划和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与措施。综合的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发挥，既要保证全局的利益，又要能够兼顾局部的利益，通过实践操作实现宏观调控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促进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模式的规范化

近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有效运行提供基本的保障，以此促进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规范化。

2.通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广泛听取其他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建议，重视党外人员发出的声音，只有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才会使我国宏观调控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

3.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配合

我国在进行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须要保证其与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的相适应，对于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发展进行适当的鼓励或者是限制，以此促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人民银行等金融部门也需要制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相适应的措施促进信贷结构的完善，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而商业银行也需要按照相关的产业政策进行贷款的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调控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构建也需要向着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从而更加有效的促进其在经济发展中推动作用的发挥。同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优化，才能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这些判断是建立在一季度数据以及最新的一些变化上的。这再次展现了政策面灵活的调整能力。在开局的一个季度里,宏观经济大幅反弹,物价也出现了较快上涨,而在房价续涨和异常天气的刺激下,通胀预期进一步增强,物价形势比预想的复杂。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二位数的通胀,印度等国被迫加入了加息的行列。

为应对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还需要更新宏观经济治理理念。危机凸显出了近二三十年来宏观经济领域出现的若干新特点。金融危机证明,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治理思路未能有效应对现代经济周期发出的新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回归危机之前的正常趋势,这些新特点必须得到正视,并依次更新我们宏观调控思维。

过去25年时间里,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即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通胀基本处在低位,然而金融危机却时有发生,包括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欧的信贷危机以及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既然危机的主要策源地已出现转移,宏观当局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就应该更为广泛。危机之前宏观政策主要是以物价稳定和低物价为目标,IMF首席经济学家Blanchard等人日前撰文建议,政策当局应同时关注,产出的构成、金融市场变动以及汇率波动等其他方面。

问题是,随着政策目标的增加,政策当局也应使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幸运的是,政策当局其实是有相应的手段可供使用的,逆周期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方面的自动稳定器、以及外汇市场干预和金融监管等。这些手段在危机之前被广泛忽视了。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教训是,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传统视角认为,金融机构在各市场上的套利活动可以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和价格的合理性,但当市场受到某些冲击时,过度投机、泡沫、恐慌、崩溃等非理性现象则会出现。

不存在通货膨胀而资产价格高涨时的困难之处在于,央行面临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而只有一种工具。央行通常选择的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的风险是很大的。未来的政策导向要求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未来宏观调控框架的一个重要思路,以此可以弥补将利率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不足。当一般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时,加息会加大产出缺口,此时可以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调控资产部门的手段,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这样政策组合可以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资产金融部门之间做到更好的平衡。

就中国而言,限于多种因素约束,政策面可能会继续慎重启用加息手段。这中间有中美利差和热钱的因素,也有政策选择的会计成本差异问题。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指出,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央行借国内存款者的钱购买的,这意味着,不考虑汇率变化的损益,要达到收益成本持平,就要使中国的利率不高于外汇的报酬率也就是外国的利率。央行还有铸币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灵活性,但是外汇储备量太大,铸币收入相对很小。所以,如果说外汇储备招致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通过压低利率转移到了国内储蓄者身上,或者说压利率补汇率。

第8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 宏观经济波动 货币冲击

我国金融政策积极地保障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容忽视。通过本文的我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研究，具体计算出各个金融变量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全面分析我国金融加速器的特征与规律。以上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准确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Bagehot（1873）提出了银行信贷量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因素。Aftelion（1913）第一次提出了像这样经济冲击能够被加速和放大的状况。Haberler（1937）在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研究中，发现了金融市场中有可以放大冲击的效应存在。muelson（1939）提出了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观点，增加消费或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提升有推动作用。Christiano等人（2004）估计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Jacobsen与Hammersland（2008）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检验。Nadeau和Wasmer（2011）验证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Gatti和Gallegati（2012）建立了一个信贷网络，该网络包含了银行体系以及上、下游企业。

（二）国内研究现状

蒋冠（2004）在微观基础上，利用金融摩擦理论，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龚六堂和杜清源于震，刘森以及赵振全（2007）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验证。袁申国（2010）研究分析了我国不同省市的房地产信贷市场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差异。崔光灿（2011）通过在BGG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研究了我国资产价格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汪川、周镇峰以及黎新（2012）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分析了我国信贷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非参数模型

设Y为被解释变量，X=（X1，X2，…，Xd）为解释变量，给定样本检测值，假定（Yi，Xi）独立同分布，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

Yi=m（Xi）+σ（Xi）εi，i=1，2，…，n （1）

其中m（·）是未知的函数，m（Xi）=E（Yi|Xi），εi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且与Xi独立的序列，随机误差项μi=σ（Xi）εi，其条件方差为σ2（Xi）=E（μ2i|Xi）。

窗宽hn>0，核权函数K■（u）=h■■（uh■■），核函数K（u）？叟0。回归函数核估计的渐近方差随着窗宽减少而增大，渐近偏随着窗宽减少而减少。所以，非参数估计就是在估计的偏和方差中寻求平衡，使得渐近均方误最小，渐近均方积分误差，AIMSE=？蘩AMSE（x）dx，最小化渐近均方积分误差，得到最优的全局窗宽为：

h■=■n■ （2）

其中，A=？蘩■dx，B=？蘩2D■■（x）D■（x）f（x）■+trH■（x）■dx。

使得AMSE（x）最小的核函数为使式R■（K）μ■■（K）达到最小的核函数。

三、实证分析

金融加速器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这时基于线性设定的回归分析模型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本文建立非参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加速器机制中各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

（一）变量选取与处理

本文中所采用的变量有：产出、消费、投资、价格水平、M1、M2以及金融机构贷款额。

（二）实证结果

1.货币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GDP）分别对M1、M2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四图所示：

图1产出对M1的线性回归 图2产出对M1的非参数回归

图3产出对M2的线性回归 图4产出对M2的非参数回归

图1、3为产出对M1、M2的简单线性回归，图2、4为非参数回归。可以看出，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简单的线性回归，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因此采用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回归结果。

非参数回归模型的斜率在不同的时点是变化的，因此以上非参数回归方程在每个时间节点都对应一个相应的斜率估计值。产出对各个金融变量的平均弹性系数的估计值。M1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4094，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1增长一单位，能够导致产出增长0.4094个单位。而M2与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一单位，仅能分别带动产出增长0.0027和0.0050个单位。这说明在我国金融市场中，M1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着重考虑M1因素，以更好的传导货币政策，保证产出的平稳增长。

2.信贷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分别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图：

图5产出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6产出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图7消费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8消费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以上图分别为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简单线性回归，同样的，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更优于线性回归，其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估计出更为精确的回归系数。

以上四个非参数回归方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应着不同的回归系数，我国信贷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货币市场更低。信贷规模增加一亿，能够分别拉动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0.0050、0.0021和0.1676个单位，而信贷规模增加一万亿，能够拉动价格水平增加0.0746个单位。因此，在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金融政策方面，应更多地考虑货币市场，特别是M1因素，而可以相对减少对信贷政策的依赖。

四、结论

第一，我国货币与信贷市场以及企业资产的变化能够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其中，企业资产的影响作用较货币和信贷市场更为明显。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中应更多地考虑企业因素。

第二，在我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变量中，其中M1对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金融机构贷款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对M1的宏观调控应是我国货币政策中最先被考虑与重视的工具。

第三，我国货币、信贷市场以及企业因素对产出、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因此可主要通过对金融市场及企业资产的调控实现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稳定增长，而不会使价格水平产生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1]Bagehot Walter.Lombard Street：A Dese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J].London：Henry S King Co，1873.

[2]Wicksell Knut.Interest and Prices.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M].1898：11-44.

[3]赵振全，于震，刘森.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J].经济研究，2007，（6）：27-37.

第9篇：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

    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 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 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 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 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 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 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着,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