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经济却呈现出非均衡式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86倍和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则分别扩大到2.60倍和2.14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不断增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逐渐减弱。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优势互补的结果，但不平衡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找平衡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多是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仅与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而且与制度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东部地区增长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与个人偏好也是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许多学者就制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ei（f1994）通过回顾地中海地区论文马格里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历史，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cully（1988）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3%，而制度因素较差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英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和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对于制度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1994）指出，制度变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刘元春（2003）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步入递减区域，简单的“非国有化”有弱化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杨友才（2008）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基本要素命题出发，将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而不好的制度会使经济系统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富裕国家变穷的现象。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并不多。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陆铭和陈钊（2006）利用地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商品市场分割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地方保护对地区增长的作用。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以期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制度变量选择与基本假设

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一般而言，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经济发展。DeLong和Shleife（r1993）指出，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认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假设可能并不适合于中国。此外，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晋升动机，为了搞好政绩，迫切想要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以确保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借鉴靳涛（2007）等的处理方法，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1。

H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2．产权制度（gpra和pa）。North（1994）指出，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产权制度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与产权制度不明确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国有经济的强大地位，产权改革是从非国有经济这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的，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既代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改革进程。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私有产权的引进，也释放出大量的经济增长潜力，隐含着经济增长效应。借鉴李富强等（2008）的方法，本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

除产权私有化外，产权保护程度也是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刘勇等（2008）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说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21、H22。H21：私有产权越发达，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H22：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3．市场化程度（mar）。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一国经济受市场调节的程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指标。汪锋等（2005）认为，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结果，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无法回避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有很多，而且不统一。罗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用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低，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其可以用GDP减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3。H3：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4．教育和科研制度（kj）。国家的总体教育制度虽然并无差别，但各省的实际教育投入差别很大，由此造成教育制度在实际执行上的地区差异很大。除教育投入之外，各地的科研投入也不一样。教育与科研制度不同，它直接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依照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本文拟从教育和科研投入方面考察不同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标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说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4。

H4：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5．对外开放度（op）。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外部市场的程度。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Kanbur和Zhang（2005）也指出，中国沿海省区除了在国际贸易上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外，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5。

H5：对外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6．工业化水平（indu）。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起点不一致，工业化水平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经济的发展。高萍和孙群力（2008）从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方面，考察了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6。H6：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人均GDP（Y）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Rodrik（2002）、涂红（2006）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直接利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经济增长模型：LYit=a+B1govinit+B2Lpait+B3gprait+B4marit+B5kjit+B6openit+B7induit+uit

其中，a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的随机干扰项，B是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t表示相应的年份。本文的增长模型没有包括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源于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在相关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本文的一些制度变量已经隐含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于该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利用检验结果的拟合度予以说明。在模型中，除了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他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在样本选择中，由于重庆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的数据不易分割，我们在进行全样本分析时剔除了这些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也从样本中剔除。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我们的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本文最终选择的样本为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本文只取到1999~2001、2007年和2008年国有及其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科研制度数据在1995年以前只包含科教文卫财政支出，所以只能取1995~2008年的数据，其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教育经费加科技三项费，1998年及以后数据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费用。为了检验地区经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在整体样本分析中，本文分别用三个哑元变量（东部为poli1，中部为poli2，西部为poli3）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割出来，是相应地区的赋值为1，非相应地区的赋值为0；在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时，分别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年份为起点，并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分析国家地区发展政策的效应。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本文对28个地区的总体数据和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数据的所有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和冗余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所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解释变量的符号。

（一）总体分析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制度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8，不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4。该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制度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了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变量可能包含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本文在分析时将基本模型分为三个，并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哑元变量，以进一步分析区位因素的影响。表1为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注：（1）表中各变量系数下面的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12个省市；（3）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由于存在哑元变量，分析时采用的是一般回归分析方法。（1）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越高，越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这与Barro（1991）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不是从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出，而是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这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地方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有足够的动力采取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构成了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来源（周黎安等，2005）。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取向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在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充分理由。

（2）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多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以及知识产权的转化率较低。

（3）模型3中gpra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4）模型1的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

（5）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该模型采用了东、中、西部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各省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从而稀释了该系数。

（6）工业化程度（indu）的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7）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加入区位变量，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开，如表1的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所示。这几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东部地区poli1系数为正且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poli2和poli3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西部地区省份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不利。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沿海省份特有的优惠政策是其优先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Démurger等（2002）在分析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时也强调指出，中央的优惠政策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存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资源诅咒”的困境。中部地区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地理位置方面，都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

（二）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分析

表1的模型分析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基本假设。为了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本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三个地区的基本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gpra）数据较少，我们在分析时去掉了该变量，这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拟合度，但不会影响其他制度因素的分析结果。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我们就制度因素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1）制度因素对东部的解释度最大，调整后的R2接近0.90，其次是中部地区，调整后的R2在0.87左右，而西部地区最小，调整后的R2仅为0.8左右。如果把所有制度因素都包含进去，东、中、西部地区的R2分别为94%、91%和85%。制度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与地理上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市场相关的各项制度比较完善，而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其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带动，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比东部地区弱但比西部地区强的特征。

（2）政府干预程度（govin）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表现为对中、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3）与总体分析结果一样，知识产权保护程度（Lpa）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小，但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4）市场化程度（mar）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5）教育和科研制度（kj）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6）对外开放程度（op）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7）工业化程度（indu）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彰显，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实施年份太短，或者是政策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通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可知，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都较大，东部地区明显具有制度优势；虽然某些制度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但综合而言，中部地区的制度优势远不如东部地区；各项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利。该结论也表明，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地区经济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必须适当调整相应的制度政策。

五、政策建议

其一，由于产权制度至关重要，各地区应继续鼓励和保障私有产权，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二，就东部地区而言，虽然其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但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制度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增长若还依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其弊端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暴露出来，那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难以校正。因此，在国家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政府应审时度势，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适时适事而退，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教育科研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提高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等方面。其三，就中部地区而言，各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释放力，一旦各项制度优势并力齐发，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目前，中部地区应抓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除继续实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外，重点要保护私有产权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同时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第2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一）东北地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东北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东北地区的民族多次南下，驰骋在欧亚大陆之间，控制过整个中国，但是在文化的发展上却始终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没有形成持久的强势力量。

东北地区地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变迁着，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型的文化，所以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由于其文化具有开放性，导致了能够更加接受外来文化，进而东北地区的文化具有可塑性。由于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社会经济与发展的差异性，加之东北地区存在着多民族融合以及沙俄、日本殖民侵略的统治，使得中原文化、关东文化、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互相混杂，形成了东北地区地域文化的包容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二）东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简述

东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包容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与东北地区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汉族、满族和朝鲜族固有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带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缩影，在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传承了各民族地区的传统建筑文化精髓，还通过对特殊地理与时代需要进行梳理、利用和改造，创造出具有东北地区土洋结合的建筑地域文化特点。

二、乡土式洋化建筑的研究

资本主义的殖民势力逐渐地深入整个东北，使东北地区的社会生活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为了满足新的功能空间需求，人们采用西方的空间布局结合东方的传统文化形式，进行加工舍取，逐步形成具有既区别于西方建筑又区别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中国近代建筑体系。

乡土式洋化建筑虽然带给东北地区原有建筑的破坏，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转变的契机与希望，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地域特色。其建筑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中体西用的建筑形制整合

在东北地区的中西结合建筑探索之路上，西方建筑文化侵入，其建筑是新型功能与传统形式结合，这样的融合称之为“中体西用”。这里的“体”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认识和观念；“用”指的是新的功能与技术；“中西”指的是中西方无数的建筑文化交织，形成了以中华巴洛克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近代建筑复杂而多样的画面。当时的东北地区拥有着中国所独有的建筑形式，其中包含了国外大部分的建筑形式，这就是东北地区半殖民地社会的建筑遗产。

（二） 新潮高雅的审美意识趋向

由于外来建筑文化的输入以及所处的特殊时代，使东北地区建筑文化完全区别于原本的建筑文化内涵，其内涵有包容、新潮和精艺等特点，但是有些内容是存在矛盾的。例如西方大多数国家所信奉的宗教文化，在同时期的东北地区建筑就有所体现，时至今日都还存在。如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沈阳小南天主教堂等，这些都不仅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倾向，还影响着东北地区的建筑形态构成。

（三） 成熟丰富的先进技术引入

1907年完工的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采用了钢屋架技术，其中包含有豪式屋架、芬克式屋架、复合屋架和直角三角形屋架等多种形式，最大跨度达到21.33米，不论是从建筑体量还是从设计的巧妙、材料的利用和施工技术来看，可以说都达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钢屋架技术。据考证，这幢建筑是国内第一座拥有如此跨度的建筑屋架。这样先进的技术不但在其建筑领域内得到横向的继续发展，而且从纵向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沿用洋化建筑的很多技巧。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技术是在那基础上沿用与发展的，例如：坡屋面的排水做法、仿石材的施工方法、栏杆与地面的连接方式等。

第3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为了了解不同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访谈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文盲率、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以及该地区的人均收入进行了调查，并将其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具体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二、调查与分析

表1是不同地区文盲占有率对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P=0.02〈0.05，这表明不同地区文盲占有率对该地区的人均经济收入存在显著性影响，这说明，不同城镇的文化教育水平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表2是不同地区中学、大学入学率对人均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为中学入学率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收入存在显著性影响（p=0.001〈0.05）；而不同地区大学生的入学率对该地区的经济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0.256〉0.05）。

表3是所调查城镇文盲占有率与东部地区1999年文盲占有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示，调查城镇文盲占有率与东部1999年相比较，也存在显著性的差异。（P=0〈0.05）

表4是调查城镇人均收入与东部1999年人均收入比较。结果表明，调查城镇人均收入与东部地区1999年的人均经济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别（p=0〈0.05）。

三、结果

西部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制约。根据调查结果与分析，说明主要有：

1.落后的教育文化发展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文盲占有率对该地区的人均经济收入存在显著性影响，同时不同地区中学、大学入学率对人均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为中学入学率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收入存在显著性影响；而不同地区大学生的入学率对该地区的经济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不同地区文盲占有率对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性影响，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文盲占有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水平，文盲占有率高说明该地区教育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占有率高则该地区的人均经济收入就相应的要低。中学生入学率可以直接反映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所以中学生入学率对调查地区人均经济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大学生入学率可能不能直接反映该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所以大学生入学率对调查地区人均经济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就说明教育文化水平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加快地区发展和建设的步伐，就必须提高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会提高人口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会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2.东西部教育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而东西部教育文化建设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其中之一。所调查城镇文盲占有率与东部地区1999年文盲占有之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调查城镇文盲占有率与东部1999年相比较，也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说明尽管西部的教育事业在飞速的发展，但是西部的发展的滞后是有历史原因，其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受到教育文化水平发展的制约。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东部地区，甚至是中部地区都存在显著性差异，明显低于东部、中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而这种现象将对西部经济建设存在很大的影响。所以要加快西部经济建设的步伐，就首先要加快西部的教育事业发展，提高西部地区人口的素质。

3.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地区之间最直接的差距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在调查中，能够发现调查城镇人均收入与东部1999年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发现调查城镇人均收入与东部地区1999年的人均经济收入存在着显著性差别。

东西部地区间及发展差距之所以逐年扩大，并且表现出如此的大的差距。这些都是历史、自然、和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结果也能够说明这一点。经济法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劳动者的技术文化素质，而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在于文化程度的差异。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4.经济发展的水平将影响西部小城镇建设

城市化的滞后是贫困的西部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加快西部城镇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推动西部现代化、城市化的必然。

第4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111-04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降低，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高等教育获得的支持也因地而异，最终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 [1-5 ]。

一、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依赖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状况。我国东、中、西部3个区域，由于各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不平衡。

1. 高校数量和师生数量的不平衡

高校数量和师生数量是反映高等教育概况最直观、最基础的因素，高校数量和师生数量的多少是考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最基本的因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6个变量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例最大，普通高校数占全国总数的44.36%，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3.46%、44.40%、45%，教职工人数和专任教师数所占比例为：46.87%和45.65%，均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说明在高校数量和高校的师生数量上，东部地区都占有绝对的高比例，相较之下，中部地区的数量相对少一些，高校数只占全国的31.72%，其余5个变量的比例分别为33.37%、33.08%、33.55%、30.74%、31.62%，均只占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更少，6个变量所占比例都只有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分别为23.92%、23.17%、22.52%、21.45%、22.39%、22.73%。西部地区地域面积比中、东部地区更广阔，但高校数量和高校师生人数却最少，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地域差距在量上十分明显。

2. 教育投入的不平衡

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亦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支柱。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不仅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有关，也与一国的教育政策和人口数量有关。此外，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及大学生的学费亦是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2010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总投入为12 550.0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720.96亿元，地方财政总投入为11 829.06亿元（见表2）。

从表2可以得出，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均衡，东部GDP占全国GDP总额的57.3%，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占24.1%和18.6%。由于各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基于其基本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东部地区地方财政对教育事业投资的额度要大于中、西部地区。虽然中、西部地区人口总数少于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其财政投入总额较东部地区少，故每万人获得的教育财政投入额比东部地区少，这更制约了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总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均教育财政投入亦高于中、西部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均落后于东部地区。

3. 教育质量的不平衡

通过统计我国东、中、西部“211”工程高校数、“985”工程高校数、排名前百高校数量、正高级教师数量、每10万人中大学生在校生数以及普通高校师生比，分析各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沪3地，高校发展拥有丰厚的资源和充分的机遇，与世界发达国家交流学习的机会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东部地区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要显著多于中、西部地区，且综合排名前百的大学东部地区亦占到60%，证明东部地区高校的综合办学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东部地区高校中，正高级专任教师数占全国总数的51%，在教师质量和数量上也体现出东部的优势，更证实了东、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普通高校师生比反映的是教师资源和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国师生比平均值相差无几，且相对较高，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校师生比相对协调，西部地区的普通高校师生比则相对较低，这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不利、教师人数偏少的现实密切相关，也反映了西部大开发和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二、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学分析

1. 教育供求

教育供求是影响教育发展最根本的因素。高等教育是需要参与高等教育各方付出成本的准公共产品 [6 ]。国家支持是保障高等教育平稳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教育需求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发展需要各类高级人才，形成了人才的市场需求，而人才的供给来源于高校，这是高校与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因为市场对人才有需求，人为了提高自身价值，就有必要进入高校学习深造，便产生了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类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旺盛，促使高校培养大量的优质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高校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的实力又引发了个人进入高校学习的需求，在此供求链中，高校处于中间环节，在提供人才和提供教育双向供给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从而形成了我国东部地区优质高校层出不穷，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良好景象。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受限于经济发展条件，缺少强有力的人才市场需求，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时常面临就业难的困境，自身价值得不到实现，从而引起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疲软，受教育者认为其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不尽如人意，投资回报率不高，便会产生投资转移，从而减少了对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投资，使得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放缓，进而引起我国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2.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一方面，产业结构制约着教育的专业结构和类别结构；另一方面，教育类别结构、专业结构也对经济部门的产业结构具有适应性。我国传统的产业结构排序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业，经过改革开放、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洗礼，随着电子、原子能、航天、石油、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大量出现，我国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为以工业为中心，力促第三产业飞速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格局。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深，各类新兴工业企业快速崛起，对新兴科技人才和经济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高等教育的专业和学科门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有传统专业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类交叉学科，衍生了多种多样的新专业。新专业因有较好的就业前景吸引了大批学生，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促进了高校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产业结构多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新兴产业发展较慢，新兴学科专业的发展也相对较缓，因而高等教育的更新速度较慢，制约了高等教育整体的多样化发展。

3. 教育规模经济

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是在保证一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使学校资源获得充分和适当的使用，并在规模扩大后不致衍生不经济缺陷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我国东部地区拥有大量可共享的高等教育资源，沪、宁地区及京、津地区拥有我国一半的优秀综合性高校，这些地区的高校发展背景和教育资源相似，并拥有地缘优势，与临近地区可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利于学术交流，更可共建联合培养基地，结合当地企业资源，以更少的成本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集群优势不显著，高校数量少且分布零散，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较高，教育的规模经济无法实现，制约了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如此一来，东部地区拥有明显的教育规模经济优势，发展迅速，中西部高校则难以受益于这种规模经济，从而对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影响 [7 ]。

三、平衡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议

1. 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推动中、西部城市建设

发展经济是平衡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措施，惟有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相对平衡。因此需要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提高中、西部资源利用率，开发新型资源，发展中、西部支柱产业。支持中、西部城市建设，开发建设大中型现代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城带乡，全面提高中、西部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经济实力，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特别要刺激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市场需求，调整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2. 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实施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

国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加大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设立多种对口支援人才培养经费，大力开发东部教师帮扶西部高校教师的培训项目，鼓励东、西部高校干部、教师和学生的互访、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东部人才去西部工作。支持东、西部高校联合进行科研项目的研究，立项在西部高校，项目经费由西部高校统筹管理，项目执行由东、西部高校共同承担。鼓励支援高校、受援高校与受援高校所在地区的政府和产业开展合作项目，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设立财政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以提高西部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经费水平，强化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完善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监督机制，确保教育财政投入预算的编制及拨付的落实，以国家和地方财力全力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3. 因地制宜发展地方高等教育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扬长避短发展高等教育，利用当地优势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特色高等教育。加强省部共建高校以及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推动优质特色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扶持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的发展，发挥地区优势，联合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共同进行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基地建设等多方面多元化建设，加强高校与社会学术资源的交流；同时地方高校要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在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履行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实现高校的规模发展和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陈 赟.关于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及原因的研究[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11-16.

[3]李思捷.试析解决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政府作用[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1）：49-51.

[4]卢建飞.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经济因素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5，（12）：8-11.

[5]李晓娟.东西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0.

第5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服务业； 区域经济； 对策建议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9. 044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9- 0066- 02

1 我国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

对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析评价，需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速度、效益、效率、开放程度等方面加以把握。

1.1 从区域服务业发展水平看

从服务业增加值、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及各自比重来看，东部地区的服务业最为发达，各规模指标都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分别为7 370、3 315、3 628、1 764亿元，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分别为9 951、1 821、5 985、6 455万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分别为4 175、2 931、2 988、1 602亿元；从比重指标看，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分别为43．3％、35．6％、34．9％、38．2％，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平均分别为40．6％、36．5％、31．4％、32．2％，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分别为60．2％、46．8％、49．1％、53．1％。具体来说，除北京、、上海比重较高之外，其他省区市都在30%~40％左右波动，说明我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处在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顺序调整过程中。大多数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低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说明我国的服务业还没能充分发挥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1.2 从区域服务业的增长看

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分别为23．9％、28．0％、27．2％、24．5％，差别不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平均分别为7．0％、5．7％、3．6％、4．1％，整体低于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平均分别为16．3％、17．3％、16．2％、17．5％，较为平均，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略慢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另外，从服务业增加值增速／GDP增速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当地GDP的增长速度，说明服务业已被各地重视，增长较快。

1.3 从区域服务业的结构看

从大多数地区的服务业行业内部结构来看，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由于发展历史较长，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劳动密集的特点突出，目前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地区服务业的主体。新兴服务业占比重较小，其中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所占服务业的比重大多在20％以下。以服务业的区位商来表示的各地区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差异较大，浙江、海南的服务业区位商为1；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重庆、贵州、服务业区位商大于1；其他22个省区市服务业区位商小于1，说明这22个省区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从区域服务业企业经济效益看

我国各地区服务业企业的利润差距较大，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平均分别为282、53、52、28亿元；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批发与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平均分别为1 542、619、520、291亿元；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住宿与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平均分别为202、55、69、34亿元。从整体情况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相关服务行业利润明显好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较高的企业利润有助于当地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和技术投入，带来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和产业升级。我国各地区服务业收入差距也较大，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服务业年平均工资分别为41 231、25 735、23 694、28 269元。服务业的收入水平会使许多人才选择到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省市就业，这对于服务业发展本就滞后的其他地区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1.5 从区域服务业效率看

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分别为78 466、55 271、36 562、37 490元／人，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分别为0．87、1．31、1．28、1．15，说明东部地区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最高；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都有待提高。此外，服务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度普遍不高，大多数省区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落后于第二产业。表明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主导力量仍然是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1.6 从区域服务业开放程度看

从现有数据看，各地区的开放程度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平衡。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平均分别为96、58、32、10亿美元，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平均分别为41、35、8、5亿美元，东部地区高于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平均分别为41．1％、41．9％、30．0％、33．2％，东部地区虽略低于东北地区，但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2 我国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原因

总体来看，服务业发展程度和竞争力状况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收入与消费水平、科技水平、人力资本要素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等多方面的条件。

2.1 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GDP反映某地区产出方面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人均GDP能够使服务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分别为41 467、25 500、17 773、16 782元，大多数地区的人均GDP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相符合，人均GDP较高的地区一般服务业也比较发达。

2.2 经济开放程度

经济开放程度描述地区经济对内对外开放的程度。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能够比较准确地说明某地区经济在商品流通上的外向度，同时商品贸易也直接影响到服务贸易；实际利用FDI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说明某地区经济在生产环节上的外向度。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分别为85．1％、23．7％、12．0％、12．8％，实际利用FDI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平均分别为9．9％、5．8％、3．8％、2．0％。说明我国东部地区是外向型经济，吸引的大量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进入了服务行业，东部地区的服务业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而东北地区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为封闭，不利于吸引外资。非公有制经济占投资的比重可以衡量某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分别为70．8％、68．5％、67．0％、57．4％，各地区差距不大，大多数地区都超过了50％，说明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已经基本具备。

2.3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为服务业提供巨大的需求，使服务产业化成为可能，促使自我服务向社会服务转移，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一个地区的非农业人口比重越高，其城市化水平也越高，分地区比较，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分别为61．3％、56．2％、41．7％、38．5％。职工平均工资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及潜在的消费能力，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5 229、24 754、24 269、28 005元。人均财政收入可以反映当地的经济环境状态，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为4 732、2 067、1 322、1 444元。

2.4 工业化程度

工业化程度对服务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种观点认为，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基本成此消彼长的态势。用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工业就业人数和工业就业人员比重等各个指标来表示各地区工业的发展状况，我国大多数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绝大多数地区都在40％以上，工业就业人数也占30％以上，这说明工业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主导产业，服务业难免会出现被挤压的现象。

2.5 收入与消费水平

某地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代表着当地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能够形成对服务业必要的消费需求并有助于改善消费结构。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分别为19 228、12 934、13 179、12 742元，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平均分别为11．5％、10．4％、9．9％、13．4％，社保覆盖率平均分别为48．7％、51．4％、22．3％、21．2％。人均消费支出、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服务性消费支出及比重能够反映地区的个人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分别为13 395、9 861、9 218、9 294元；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大多数地区都较高，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都在33％以上，说明居民对服务型产品的消费较低；具体到服务性消费支出及比重，比较高的仍然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

2.6 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各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R＆D经费支出、R＆D经费投入强度可以衡量各地区在科研方面投入的规模及比重。分地区看，R＆D经费支出超过300亿元的有江苏、北京、广东、山东、上海和浙江6个省市，共支出2 767．5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60％。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江苏和浙江6个省市。一个地区技术水平的高低最终会体现在科技活动的产出量上，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东部地区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比较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包括河北、海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省区市每万人专利授权量都低于1。技术市场成交额北京最高，占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比例将近1/2，其他较高的省市有上海、广东、辽宁等。

3 促进我国区域服务业快速协调发展的对策

（1） 推动区域服务业快速发展，在保持传统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速新兴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强化政府支持体系和行业协会服务体系，提高服务业企业服务质量和营销水平。

（2） 重视区域服务业协调发展，制定区域服务业协调发展政策和战略，缩小区域服务业发展差距，统筹城乡服务业发展，实现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3） 强化服务业区域专业化与区位优势，根据地区优势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地区特色，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形成服务业集聚区，促使有条件的城市成为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加强服务业区域合作。

（4） 努力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继续扩大服务贸易总规模，改善服务贸易出口能力、出口结构及地区结构，进一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5） 促进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快速增长和区域流动，缩小我国教育资源的区域差距，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改革我国高校的教学管理体制，积极吸引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从业于服务业，营造人才区域间自由流动机制和创业环境。

（6） 积极培育区域服务业创新能力，形成培育创新能力的体制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合作环境。

（7） 加速服务业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消除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

第6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近年来，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HuaLiao(廖华，2007)等研究了1997--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认为高耗能工业的大量投资所引致的工业结构转换是能源强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孙鹏(2005)等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生产效率体现了一定的下降。周鸿、林凌(2005)对1993-2002年能源使用效率变化的研究认为，我国的能耗效率在1993年以后有一定的提高，但能源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从能耗高的产业向能耗低的产业流动。吴巧生(2005)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高振宇、(2006)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效、中效和低效区，从总体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能源生产率的因素。齐绍洲和罗威(2007)将全国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发现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各区域的能源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

以上研究均以国家总体能源强度变化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能源消耗的地区差异问题。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问题不容忽视，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工业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从国家总体角度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与地区实际相吻合。如果不分条件、不考虑地区差异，全部照搬一个模式，势必会影响中国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

本文主要以：(1)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能源数据不全，故排除在样本分析范围之外)能源消耗强度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2)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中国经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特别添加制度因素和政府影响力两个指标，以体现政策性因素对区域能源消耗的影响。

二、能源消耗强度的区域差异

(一)地区划分方法的选择

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东、中、西划归为三大类；二是在东、中、西的划分基础上再进行细分，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本文分别计算了1995-2006年按照两种划分方法的能源消耗强度。如图1、图2所示。

从图1、图2可以看出，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分别为2.0285、3.0422、3.8273；而按六大区域划分的计算结果，华东和中南几乎相等，华北和西南几乎相等。因此按第二种划分方法计算的平均能源强度，由于分类过细而使不同区域之间能源强度的差别不甚明显，并不适合对能源强度差别情况进行判别分析，而按东、中、西三大地区计算的能源强度则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现象，东、中、西三大地区平均能源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1：1.50：1.89。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别对待，有利于考核体制因素和政府干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最后，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方法实证考核能源强度变化的研究几乎没有。故本文选取第一种划分方法进行分析，以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欠缺。

(二)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

1、省际能源强度的差异比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6年能源消耗强度平均值(以1990=100)见图3、图4、图5。

从12年间的平均值来看，能源强度最高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7.14t标准煤／万元)、贵州(7.08t标准煤／万元)、山西(6.60t标准煤／万元)、青海(6.41t标准煤／万元)、甘肃(5.12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万元GDP能耗均超过5t标准煤。能源强度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1.23t标准煤／万元)、福建(2.04t标准煤／万元)、海南(1.65t标准煤／万元)、浙江(1.67t标准煤／万元)、江苏(1.78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万元GDP能耗均没有超过2t标准煤／万元。

从各省、市、自治区所归属的地域范围看，西部11省、市、自治区万元产值能耗几乎都在3t标准煤以上；论文中部8省区万元产值能耗均在2t标准煤以上；东部11省市中除辽宁和河北外。其余省市能耗强度均在2t标准煤以下，三大地区能耗指标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

2、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1995--2006年东、中、西三大地区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指标(1990=100)见图6、图7。

(1)从图6可知，东、中、西三大地区能源强度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但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并呈逐步扩大趋势。1995年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3.15：4.80：5.16(1：1.52：1.64)，到2006年这一比例扩大为1.75：2.73：3.37(1：1.56：1.93)，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2)从图7可以看出，三大地区平均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随时间推移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从时间段上划分，1995-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三大地区能源效率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2003-200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各地区能源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6年情况有所好转。从倒“U”型变化的拐点来看，其变化过程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同步。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我国能源强度出现恶化，能源效率下降。三、计量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9年的样本资料，样本观察值共270个。论文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各变量表示方式如下：

1、能源消耗强度(ELi,t)。定义EI为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则；ELi,t=ENGi,t／GDRi,t，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以下同)。全国能源消耗强度就是30个省区能源消费总量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之比。

2、经济发展水平(Pergdpi,t)。以地区人均GDP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人均GDP可以表示为：Pergdpi,t=GDRi,t／POPi，t。POPi，t为i地区t时期的年末人口总数。

3、工业化水平(INDi,t)。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INDi,t=INDi,t／GDRi,tINCR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工业增加值。预期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耗强度同向变动，但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能源消费的需求有可能不同。

4、产业结构(CYi,t)。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CYi,t=INCi,t／GDPi,t,INC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产业增加值。预期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反比，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正比。

5、制度因素(SYSi,t)。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表示，即：SYSi,t=GYi,t／GDi,t，GY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可以假定：国有工业比重大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消耗强度大，这一假定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计量检验。

6、政府影响力(GOVi,t)。用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即：GOVi,t=FINAi,t／GDPi,t，FINi,t表示i省份t时期财政支出总额。理论上推测政府干预对提高能源效率存在负向影响。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设定

本文建立的模型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Pooldate)。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有三种：聚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对于截面单位较多而时期较短的样本数据，本文假定在同一地区内所分析各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大体相同，地区能耗强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面单元的不同个体之间，因此对各地区建立面板数据的不变参数模型。在具体模型的选择上，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及具体数据特征来判断。如果用样本推断总体的个体差异，则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如果分析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则可以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所设定模型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基本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EI=f(Pergdp，IND，CY，SYS,GOV)+μ(1)

(1)式中，EI和Pergdp取自然对数，其余变量均采取原始形式，则模型(1)可变化为：

lnEIj,it=α0+αj1lnPergdpj,it+αj2IND+αj3CY(2)INDj,it+αj4CY(3)j,it+αj5SYSj,it+αj6GOVj,it+μj,it(2)

(2)式中，j=1，2，3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地区，i代表各地区所含省份，t表示时期。α0是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以控制地区内各省份的固定效应，μj,i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用以解释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和时间有关的效应。αj1为三个地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反映地区能耗强度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度，αj2、αj3、αj4、αj5、αj6分别表示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CY(2)j,it)、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CY(3)j,it)、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各自变动一个单位，地区能源强度随之变动αj2、αj3、αj4、αj5、αj6个单位，反映各地区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制度因素以及政府影响力对地区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

(三)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经济含义

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是多变量的截面回归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UR)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拟合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可决系数R2较高，DW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此可以进行统计分析。

1、能源消耗强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但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能源强度降低的影响明显超过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节能设备会被逐渐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学习效应”的产生，我国万元产值能耗随人均GDP增长呈幂指数衰减，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高振宇，，2006；韩亚芬，孙根年，2008)，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积极的作用。

2、工业化水平对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影响方向不同，影响差别显著。东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目前，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进人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些地区随着经济结构转换和结构优化，能耗强度也会相应下降；而中、西部大部分省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能源消耗量大且能源强度难以降低；基于中、西部地区独有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高耗能产业(如电解铝、化工、水泥等)逐渐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转移，这对中、西部地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其能耗强度不降反升。

3、产业结构对地区能源强度影响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抑制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根据能源效率的分解方法，总能源效率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的高效和结构优化配置，使得由于产量增加而增加的能源消耗总量被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效应所抵消，能源消耗强度随之降低。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提高能源强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方面得到解释，即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结构调整缓慢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阻碍作用。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东、中、西部的影响力度由东向西依次减弱。第三产业主要以附加值高、低能耗的服务业为主，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角度分析，第三产业结构效应总为正，总是能促进能源强度的降低。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因而其能源强度降低的幅度总是小于东部地区。

4、制度因素对三个地区能源强度影响方向相同，影响差异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观推测相反。表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国有工业并不一定会对能源强度降低形成阻碍。目前，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虽不同步，但市场化进程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经济活动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从而显示出更优的制度质量。而良好的制度质量，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国有、非国有之分，而在于一个地区优越的制度环境。事实上，很多规模较小的非国有企业由于资本、资金匮乏，技术设备以及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其能源利用效率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这一点和董利(2008)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猜想：在考虑资本、劳动投入的同时，如果考虑能源投入品的产出效率，国有经济成分并不一定无效。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5、政府影响力一以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政府干预力由西向东依次减弱，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能源利用效率越低。政府干预在能源领域的主要表现是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一是产出效应，二是替代效应。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二者都会使能源强度下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虽然我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但能源市场体系仍不健全，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经济增长以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成本为代价，能源浪费现象严重，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结论及启示

第7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广东;本科学校;结构;布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高等学校通过展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人才保证、智力贡献、科技支撑、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本科学校①的结构、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根据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广东省可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4个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粤东包括汕头、汕尾、潮州、揭阳4市，粤西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粤北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云浮5市。截至2014年8月，广东省共有本科学校46所，占全省高等学校数（含独立学院）的32.6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32%）。就区域分布看，珠三角38所、粤东2所、粤西4所、粤北2所，分别占本科学校数的82.60%、4.35%、8.70%和4.35%。本文通过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数理统计等方法，在全面把握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总体情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和适应性，提出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策略。

一、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研究② （一）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 19.0对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常住人口并对全国2001―2013年常住人口、本科学校数和2005―2013年在校本科生数等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本科学校数二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常住人口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三者之间均为正向影响和强烈的线性关系;同时，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为0.992）高于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为0.927），这些均与全国总体表现情况相同，但同比全国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不如全国高（见表1）。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③层面看，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相关系数于珠三角及深圳均表现为同升现象;粤东、西、北地区则存在个别相反现象。由于2001―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数未发生变化④，深圳未发生明显变化⑤，故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无相关性，深圳则为不显著相关（见表2）。

综上，珠三角常住人口与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深圳市的常住人口与在校本科生数相关性较强，但与本科学校数相关性不显著;粤东、西、北地区常住人口不仅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性相比珠三角和深圳市弱，而且与本科学校数也不具有相关性。

（二）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运用SPSS 19.0对全省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GDP及全国2001―2013年本科学校数、GDP和2005―2013年全国在校本科生数等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GDP与在校本科生数、本科学校数二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其中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系数为0.986，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系数为0.931，均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三者之间均为正向影响，具有强烈的线性关系，这与全国的表现情况是一致的，但同比全国2001―2013年GDP与本科学校数的相关程度，不如全国高（见表3）。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GDP与在校本科生数的相关系数在各区域均表现为同升现象; 2001―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数未发生变化，深圳未发生明显变化，故粤东、西、北地区GDP与本科学校数无相关性，深圳为不显著相关（见表4）。

（三）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用Matlab软件）对全省2004―2013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与各学科专业在校本科生比重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典型相关方法对全省2001―2013年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数与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进行相关分析，以进一步明晰广东省本科学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从全省层面看，就学科专业而言，农学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达r9=0.5041;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r8=0.8230、 r7=0.7228、r11=0.6323、r2=0.6017;文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工学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r5=0.8306、r11=0.7965、r7=0.7289、r2=0.6512、r8=0.5436。就学生层次而言，各层次学生与三大产业间都有很强相关性（见表5）。

（四）小结

1.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人口规模之间，在省域层面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校本科生规模与人口规模的相关程度高于本科学校数与人口规模的相关程度（与全国总体表现一致）;在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上则表现有强有弱，特别是本科学校数与人口规模在有些区域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显著。

2.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经济规模之间，在省域层面整体上仍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校本科生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程度高于本科学校数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程度（与全国总体表现一致）;在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上则不明显，特别是本科学校数与经济规模在有些区域无相关性或相关性不显著。

3.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一是因学科专业而异，如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均与第二、三产业具有相关性，但与第一产业相关性弱，而农学正好相反。二是虽然各类层次的人才培养在省域层面和多数区域层面上与三大产业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个别区域则有所差异――或者因缺少研究生培养资格而无法为所在区域提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如粤北;或者因受区域内本科学校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所限，无法适应本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各层次人才需求量激增的态势，如深圳市。因此，在本科教育资源与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地大力地调整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及层次结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会进一步弱化。

二、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研究 （一）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人口趋势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⑦的分析。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即每所本科学校对应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越高，说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入学率越低，反之越高。

从全省层面看，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⑧在2005―2021年间呈下降趋势，2021年后又开始上升;2015―2024年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在2.77万―3.76万人之间。假定2014年之前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尚能保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入学率逐年上升，则从2015―2024年间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最高值（3.76万人）仍低于2014年之前的数值来看，本科学校数量可以适应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但仍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实际上这一状况在2011年已出现），尤其是远高于我国东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一般在1.14万―1.64万人之间，中部地区一般在2.40万―2.65万人之间，西部地区一般在2.19万―2.73万人之间，东北地区一般在1.74万―0.91万人之间）。如图1所示。

注：缺2010年数据。

图1全国主要区域及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2005―2024年）（单位：万人）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除了珠三角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外，粤东、西、北地区和深圳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见图2）。

注：缺2010年数据。

图2广东省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2005―2024年）（单位：万人）

因此，在保持现有本科学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本科入学率将远远低于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如果要在2024年分别达到差距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地区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别新增本科学校10所、20所;要分别达到差距较大的东部和东北地区2024年的平均水平，需分别新增本科学校43所、143所。可见，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缺口仍然比较大，对粤东、西、北地区而言缺口更是巨大。

2.基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的分析。2013年，广东省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89.21人，而北京为232.52人、天津为219.54人、上海为150.20人，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海南、重庆、陕西、甘肃等省（市）也均在100人以上，都高于广东省。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13年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珠三角最高，为94.03人，可勉强达到我国中等水平，但深圳仅为25.86人;粤东、西、北地区偏低，粤西略接近2013年新疆（66.84人）、（68.55人）、青海（57.63人）的水平，粤北较低、粤东最低，表现出本科学校数严重不足（见图3）。

因此，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来看，广东省本科学校数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具有较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深圳市。

（二）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经济规模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本科学校校均GDP⑨的分析。从全省层面看，本科学校校均GDP在2005―2013年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远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见图4），分别是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1.66―1.77倍、2.28―2.59倍、2.56―3.13倍、3.02―3.28倍之间（见表7）。由此可见，广东本科学校数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一直处于偏少的状态。伴随着未来广东经济规模的良好发展势头，本科学校数量将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05―2013年本科学校校均GDP整体都呈增长态势，珠三角略高于全省总体水平，其中深圳约是全省总体水平的倍数保持在4.54―7.90倍之间;粤东始终高于全省总体水平，粤北在2006年后高于全省总体水平，粤西则一直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同时，粤东、西、北地区本科学校校均GDP水平都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这表明，广东省各区域及深圳市本科学校数量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均显不足，如果本科学校数量没有得到明显增加则与未来经济规模的不适应性将更加明显。参照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2013年校均GDP水平，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可新增20-147所，其中粤东可新增3-11所、粤西可新增1-11所、粤北可新增2-10所、深圳可新增6-20所。

2.基于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的分析。2005―2013年，广东省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仅为15.28―19.00人之间;虽然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呈下降趋势，但广东仍低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差距较大。可见，广东省在校本科生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发展而言偏小，整体上未适应经济规模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广东省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学生数不仅无明显增长而且还略有下降，这将使得在校本科生规模与未来经济规模发展的不适应更加显著（见图5）。

从各区域及深圳市层面看，2013年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只有粤西超过全省总体水平，但仍低于我国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珠三角略低于全省总体水平，但深圳市仅为1.90人;粤东、北地区都在10人以下，粤东地区还不到5人，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有较大差距。这表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的在校本科生规模与经济规模发展有较大的不适应性;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在校本科生规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粤西可适当放缓在校本科生规模的发展;粤东、北地区在校本科生规模仍需着力提升;深圳市应大力扩大在校本科生规模（见图6）。

（三）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与未来区域产业结构、水平的适应性分析

1.基于层次布局结构的分析。根据《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0―2015年）》，广东省将围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定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六大主体产业，力争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传统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10%以上、34%、23%、12.5%和约13%，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在人才需求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对具有交叉知识的科技研发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对具有一线工作技能、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逐步增加。可见，未来广东既需要更多数量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本科学校。然而，广东省本科学校不仅占全省高等学校比例低于全国，而且“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学占本科学校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均接近4个百分点，这两方面与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湖北等高等教育发达省份相比更是差距甚远。由此，也导致广东省本科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偏低。从2013～2014学年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占在校生（指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下同）比例看，除了粤西在校本科生占在校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广东省及其各区域整体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但与当前广东省经济地位不相适应，更使得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后继乏力（见图7）。例如深圳市目前仅有3所本科学校，其中包括了近三年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此全市每年要从外地引进约4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市外院校理工类毕业生约占深圳市接受理工类毕业生总数的90%。

如果以生产总值比例作为本科学校设置依据，在全国本科学校、“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数量以及校均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广东省需新增本科学校约54所，其中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需分别新增41所（含深圳需新增18所）、5所、4所和4所;高水平大学需新增约9所，其中珠三角需新增6所，粤东、西、北地区各需新增1所。

2.基于类型布局结构的分析。从全省层面来看，1978年以来，广东省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呈现出徘徊、下降、上升交相替代且在一个狭窄区间波动的状态;第三产业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三次产业按照“三、二、一”方向发展。根据发展趋势，预计2015―2030年间广东省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仍将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在区域产业结构上，珠三角第三产业发达，比重超过50%，其中深圳市达到56.54%;粤东、西、北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根据相关规划，到2020年珠三角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0%，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5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0%，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粤东、西、北地区将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由此可见，未来珠三角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不断提升，粤东、西、北地区第二产业将不断显示优势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海洋经济将在2015年达到1.5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1/4，基本建成海洋经济强省;到2020年，全省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

因此，未来全省层面高校需要大力发展的学科门类是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珠三角未来几年最需扩大的学科门类为文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工学，对应的学校需求类型为理工院校和财经院校;粤东、西、北地区的学校需求类型则以理工院校为主。2013～2014学年，从全省本科学校共计开设的2370个专业来看，工学专业数量最多，其次为管理学专业，之后依次为艺术学、理学、文学、经济学、医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哲学专业;在校本科生94.96万人，按规模排序依次是工学、管理学、文学、经济学、理学、医学、艺术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和哲学。仅从专业设置和在校本科生比重看，基本符合产业发展需求，但艺术学、法学和教育学的专业占比和在校生占比都过大（见图8）。

在区域层面，2013～2014学年，珠三角本科专业按照设置比例排序依次为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理学、经济学、医学、法学、教育学、农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专业，在校生规模除文学、经济学、艺术学、理学依次排在管理学之后，其它学科与其专业设置比例排序相同。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存在艺术学和教育学培养规模过大的问题，其专业设置和在校生规模比例分别达到10.82%和6.53%、3.06%和2.22%。粤东第二产业发展所需的工学、管理学、经济学专业设置比例过低，分别仅为18.99%、11.39%和3.80%，而文学、艺术学、教育学、历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17.72%、13.92%、6.33%和1.27%，与此相对应，其人才培养规模难以适应地区第二产业发展需求。粤西经济学培养规模过小，专业设置比例仅为2.79%，而医学、艺术学和教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6.98%、11.63%和6.51%。粤北工学、经济学培养规模较小，专业设置比例分别为23.08%和1.71%，而艺术学、教育学专业设置比例过高，分别为14.53%和8.55%，师范类在校本科生比例高达92.24%。

（四）小结

1.人口是决定本科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规模与布局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广东，无论是从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还是从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来看，本科学校都表现出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不适应性，特别是对于目前本科学校偏少的粤东、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如果考虑到除人口之外的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其他因素，如高等教育入学年龄的放宽、高等学校招生政策的变化、高等教育毛入率的现代化指标等，广东省本科学校数量与人口规模的不适应性将更加明显。

2.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的本科学校校均GDP和每亿元GDP负担本科学生数来看，各区域的本科学校和在校本科生规模都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因此，在未来本科学校结构、布局上，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规模的承受能力，使区域本科学校数和在校本科生规模都能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内。

3.在省域层面，迫切需要增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本科学校。这些学校应以工学、管理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为主，着力控制艺术学、教育学等学科培养规模。在区域层面，珠三角本科学校设置应该着力提高办学层次，尤其是深圳、珠海等中心城市要注重高端发展;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新增本科学校应以理工院校、财经院校为主。考虑到海洋产业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应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惠州、湛江等市择地再建1-2所以海洋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海洋院校，满足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对高层次涉海人才、智力、科技的需求。

三、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对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全省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前列（2008年以来均排名全国前6位，比广东排名靠前的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新疆、），本科学校校均GDP远高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财政保障扎实，但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在校本科生数、每亿元GDP负担在校本科生数却排名全国倒数，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本科学校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仍然相当短缺;二是目前全省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转型升级急需学科专业如工学教育规模比重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科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仍不合理、不协调、不适应;三是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学校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本科学校区域发展不合理、不协调情况仍然突出。因此，必须坚持不懈、科学合理地做好广东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相关工作。

（一）基本原则

1.坚持统筹规划，按需设置。根据全省及各区域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口变化趋势，统筹规划本科学校的新建、更名、合并、分立、转设和退出。妥善处理好存量与增量、规模与条件、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效益的关系。以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契机，加大对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从严控制起点低、一般性的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立，鼓励办学思想端正、实力强的举办者兼并重组办学水平低的高等职业学校，政府和有关社会力量集中更多资源发展适应全省及区域经济社会需要的本科学校，既要有一批能直接对应产业、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的应用型本科学校，也要培育更多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型高水平本科学校。

2.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全省各区域的人文环境、财政能力、智力资源、产业支撑等因素所构成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的需求指数，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区域的本科学校结构、布局调整优化方案，着眼于较大区域而不谋求每个地级市不顾条件地都设立本科学校，努力使本科学校设置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人才发展需求相协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投入能力相适应，以确保本科学校能够办得好并能充分发挥适应、支撑、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作用。

3.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既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作用，通盘谋划和推进全省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特色、效益协同发展，又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保证教育刚性投入，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保障水平。同时，还要突破各种政策壁垒，积极探索混合制、股份制办学体制，推进实力强大的行业企业兴办本科教育，引进国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独立设置的本科学校。

（二）主要策略

1.珠三角要以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着力办好高水平大学，同时要新建一批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学校，构建以广州（辐射佛山和肇庆）、深圳（辐射东莞和惠州）和珠海（辐射中山和江门）为中心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第一，总体上应新增20所左右（不含深圳市）以理工类、财经类为主的本科学校，其中珠海、中山、惠州等经济发达、本科学校较缺乏的中心城市应新建或由独立学院转设多所本科学校，同时鼓励支持其他市按需新建或转设应用型本科学校。第二，鉴于区域内土地资源相对紧张，新建本科学校应主要定位于规模较小、富有特色、学科专业与区域主体产业群关联紧密的特色本科学校。这种特色本科学校，一要突出需求导向，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务求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市场需求对接匹配;二要突出专业导向，按照“小而精”的原则，坚持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三要突出开放导向，引进国内外一流高等教育资源，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办学、教学和管理经验，加快成长步伐。第三，继续加大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努力将中山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将华南理工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理工类大学，将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建设成为办学特色明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将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国际化特色突出的研究型大学。第四，广州要下定决心积极推动和支持所辖区域内的省内知名本科学校与世界排位前200名的高水平大学合作举办独立设置的本科学校或二级学院。

2.粤东、西、北地区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条件和能力统筹举办若干所高起点、有特色的应用型本科学校，构建以汕头、湛江、韶关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一，粤东以汕头市为中心，以服务汕、潮、揭产业一体化发展为目标，重点新建包括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汕头）、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揭阳）在内的5所左右的理工类本科学校，其学科专业设置以能源与动力工程、航海技术、海事管理、轮机工程技术、船舶工程技术、航道工程技术、油气勘探和开采技术、石油化工、渔业综合技术、旅游管理等为主，现有本科学校要逐步减少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招生规模。第二，粤西以湛江市为中心，根据粤西城市群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实际需要，新增1―3所应用型本科学校，在适当控制新增数量的同时，把工作着重点放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和扩大办学空间上。在积极巩固提升已有专业特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与钢铁、石化、能源、海洋运输、海洋生物等产业相关的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油气开采与储藏技术、材料（成型、高分子）、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水产养殖、海洋地质和矿产、海洋工程、海洋文化旅游、船舶工程等学科专业，可建1所以上与这些学科专业密切相关的理工类本科学校，同时充分发挥现有的广东海洋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医学院的作用，注意加快扩大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办学空间。第三，粤北以韶关市为中心，把握振兴粤北的重大机遇，着力培育若干所理工类和财经类本科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以冶金工程、材料成型、金属材料工程、机械制造、车辆工程、电气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农产品加工、旅游管理等为主，逐步减少文学、法学、经济、教育、历史、艺术、计算机、外语等专业设置。

3.深圳市应以更长眼光、更大魄力、更强举措、更多形式举办本科学校。根据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未来一个时期，深圳市应新增15所左右的本科学校，其中既要优先发展若干所起引领作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又要着力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学校，加快扩大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规模。第一，积极推进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招收本科生并逐步扩大规模。第二，积极引进国内高水平大学到深圳举办研究生院、分校或整体搬迁某个学科来举办特色学院，重点推进在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金融等深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领域特色学院建设。第三，创新体制机制，创造引进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的良好条件，在加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步伐的同时，再引进2-4所国（境）外知名大学来深圳合作办学。本科学校设置应主要定位于发展小而精的特色本科学校。

研究和解决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局问题，既需要加强省级政府统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参加本研究的还有黄崴、刘建伟、耿景海等）

注释：

①本研究所指本科学校为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和成人本科学校。

②对于广东省本科学校结构、布

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本文如无特别说明，拟用本科学校数、在校本科生数指代本科学校结构、布局，用常住人口指代人口规模，用GDP指代经济规模。如无特别注明，本部分数据来源均为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2001―2013年统计年鉴、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01―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同时缺少2003年广东省在校本科生和在校专科生数据。

③鉴于深圳市是我国经济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之一，因而本文特别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④分别为2所、4所、2所。

⑤2012年由1所增加到2所。

⑥因粤北无研究生培养单位，故只研究其在校专科生、本科生与三大产业之间的相关性。

⑦本科学校校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等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除以本科学校数。

⑧本报告以1993―2012年广东省各地市小学招生数作为2005―2024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统计基数;2015―2024年本科学校数以2014年本科学校数计，依此对本科学校数量能否满足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本科教育需求进行趋势分析。

第8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一、2010年我国地区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中西部发展势头强劲，地区经济增长趋于稳定

从增长速度看，2010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2.3%、13.8%、14.2%和13.6%，分别加快1.4、2.0、0.7和0.9个百分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保持了2008年以来形成的这一良好态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继续得到进一步遏制。

从总量构成看，2010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分别为53.0%、19.7%、18.7%和8.6%，与上年相比，东部地区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上升0.4、0.3和0.1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重要性继续提高，地区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

从2010年各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来看，各地区均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总体态势，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全年增速较一季度分别回落2.4、1.7、2.1和1.8个百分点，较上半年分别回落0.7、1.2、0.7和1.0个百分点，与前三季度相比，分别回落0.4、0.3、0.1、0.6个百分点，回落幅度不断收窄，增势逐步趋缓，显示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的良好态势。

（二）各地区投资高位回稳，中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2010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分别增长21.7%、26.5%、26.2%和29.4%，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与上年相比，各地区增速分别回落1.1、10.0、9.0和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降幅最大；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地区合计的比重分别为40.2%、23.7%、23.8%和12.3%，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上升0.3、0.3和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延续了2009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投资的地区结构变化表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政策倾斜效果明显，地区投资结构日益改善。

从投资构成看，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20.7%、23.4%、29.0%和28.1%，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6%、28.9%、18.6%和30.1%，除西部地区外，各地区设备投资增速较上年回落幅度均小于建安工程投资，反映出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对基建投资的影响正逐步减小。

从投资来源看，在城镇投资增速比上年明显放缓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全年增长32.5%，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高达63.7%。其中，中西部地区民间投资更加活跃，中部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5.1%，西部同比增长34.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中西部民间投资正全面跟进，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三）对外贸易好于预期，区域结构有所优化

2010年，在稳定外贸政策和国际市场库存回补短期需求共同作用下，我国各地区对外贸易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3.8%、49.8%、39.9%和35.3%，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

出口方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增长29.9%、51.5%、38.4%和37.0%，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

进口方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增长38.4%、47.8%、41.9%和33.5%，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速接近50%，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份额由2009年的3.5%提升到2010年的3.9%，显示出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等一系列区域政策支持下，一般进口贸易快速增长，出口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

（四）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有所好转

2010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高技术产业、装备工业产值增速高于工业整体水平，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6%，增速比2009年提高了8.9个百分点。

各地区高耗能工业投资增速回落。2010年城镇高耗能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4.1%，增幅比2009年回落8.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回落幅度较大，同比分别回落了6.6和16个百分点。全国高耗能工业占城镇投资比重为18.1%，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比“十五”期末下降了5.8个百分点，连续多年低于城镇和工业投资增幅，表明国家针对高耗能工业投资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效果。

工业企业效益好转，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效益较东部增长更为显著。2010年1―11月，东、中、西和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44.5%、55.7%、62.7%和49.9%，盈利能力继续提高；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分别下降28.2%、18.1%、22.2%和22.6%。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向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29.0%、39.0%、34.5%和34.7%。

（五）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力度加大，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海洋经济发展明显提速

2010年，国务院陆续批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制定并组织实施东北地区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随着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重点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开发开放力度加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加强。比如，天津在滨海新区快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下，全市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7.4%，跃居全国第1位；重庆在两江新区推动下经济增长17.1%，跃居全国第2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增长活力全面迸发，安徽全省经济增长最快的7个市均位于示范区内，引领安徽经济快速增长，安徽经济增速在全国的位次提升了4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增速比全区快1.4个百分点，对广西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9%，成为带动广西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0年，中央在已制定实施促进广西、宁夏、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五次中央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印发了《关于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和《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务实推进对口、援疆、援青等有关工作，为加快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注入新动力。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提速，2010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6%和12.3%，分别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0.3和2个百分点，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5.3%，比全国平均高5个百分点，增速和增幅史无前例地分列全国第4位和第2位。贫困开发工作深入推进，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74元的贫困人口，比2009年减少了近50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8.3%。

2010年，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工作全面展开。海洋经济试点工作的开展，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延伸到海洋经济、积极推进陆海统筹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海洋经济已成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国家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特殊支持下，海洋经济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亮点。2010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7%，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广度深度明显拓展

2010年，国内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合作载体明显实化。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对口支援、新疆、青海等工作顺利展开并务实推进。为积极引导产业跨地区转移，国务院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部级产业转移示范区，2010年示范区实际引进省外资金超过4000亿元，占安徽全省总规模的2/3，拉动效应很快显现。为引导产业转移健康有序开展，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支持和引导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措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一年来，重点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关中-天水等地区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深度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国际区域合作得到积极拓展。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我国与东盟、东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对外国际通道、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规划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以上变化表明，2010年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自然灾害多发偏重的情况下，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绩，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及时、有力、有效的。

二、当前地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0年，各地区经济逐步回升向好，经济增长普遍好于预期，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亦不容忽视。

（一）各地区物价持续上涨，稳定物价的压力加大

2010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区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呈现出涨幅高、范围广、预期强的特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分别增长3.4%、3.1%、3.6%和3.5%，除中部地区外，其他地区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资源、土地、劳动力成本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仍将长期存在。此外，国际市场部分农产品供给趋紧，原油、大豆、棉花、铜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输入性通胀压力成为稳定国内市场价格的重大挑战；全球流动性增强，投机资本重新活跃，对价格上涨的影响进一步显现。面对推动价格总水平攀升的多种因素，2011年稳定各地区物价工作面临较大压力。

（二）各地区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2010年，各地区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三产比重分别较上年下降0.2、1.9、2.1和1.7个百分点，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下降幅度较大。二产比重上升、三产比重下降，有国际贸易复苏导致工业产品大幅增长的因素，有我国不断加大产业振兴、基础设施和各项民生建设的投资力度方面因素；同时，也与我国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较多、税费负担偏重、产业化水平不高、规模效应不明显、整体发展缓慢有关。长远来看，各地区淘汰落后产能难度加大，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任务艰巨，产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三）东部对外贸易顺差下降，进出口前景仍不乐观

2010年，东部地区实现对外贸易顺差1523.2亿美元，较2009年、2008年分别下降227.1亿美元和840.1亿美元。虽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贸易顺差有所增长，但由于东部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外贸80%以上，造成全国贸易顺差有所下降。2011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外需回升缓慢，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贸易纠纷有可能呈现出加剧趋势，各种难以预料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可能不断出现，未来外贸形势面临新的挑战。

（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区域合作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

2010年，中、西和东北地区的GDP、投资和外贸进出口总额等增长速度均快于东部，但东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为53.0%，仍然占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发生转换，但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与此同时，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依然不强，合作机制受到制度制约，如产业转移和优化生产力布局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资源输出地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益协调关系受到财税、价格体制等方面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仍待时日。

（五）各地区发展方式亟待优化，急速冒进势头需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依赖能源、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两高”行业增长偏快，节能减排形势不容乐观、节约集约用地意识有待深化。从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紧缺，征地拆迁过程发生矛盾的现象屡有发生，“用工荒”逐渐由局部向全局转变。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仍较为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依然存在，产业面临着加快发展和方式转化的双重压力。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两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和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老工业基地振兴转型任务艰巨。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从目前各地区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来看，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明显高于全国规划指标，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大干快上”的倾向。这种势头可能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增加了转方式、调结构的难度。

三、促进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发挥重点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完善区域政策体系

积极做好已出台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充分发挥相关重点地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继续培育壮大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大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崛起的新政策，积极完善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制定并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积极推进《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组织实施，研究制定配套政策。通过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促进形成各地区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二）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引导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更新；中部地区投资应重点向“三基地、一枢纽”等方面倾斜；东北地区要将投资重点放在提高粮食产能、加快重点产业振兴、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方面，加快经济振兴步伐；东部地区重点在培育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发挥东部地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各地区也应抓紧出台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相关配套措施，拓宽投资融资渠道，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发挥民间投资在产业区域转移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坚持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做好重点投资项目的技术设备引进、消化和吸收，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领域的盲目重复建设。

（三）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充分发挥城镇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各地区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东部地区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完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同时，积极应对“用工荒”，及时出台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相关政策。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要促进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重点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各级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人口就近就地转化。西部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引导人口适度向发展条件好的城镇集中，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从扩大消费角度看，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的消费空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大力改善消费环境，继续落实各项消费补贴，加大惠民力度。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切实发挥城镇化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积极作用，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积极扩大热点消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稳定和拓展外需，推进各地区传统出口产品的品牌和营销网络建设，支持成套设备、文化、软件等潜力较大的产品和服务出口；继续控制“两高”产品和重要战略资源出口。进一步制定出口激励政策，积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的龙头地位，保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进口促进政策，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位、国内短缺资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鼓励外商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投资。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加强沿海、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重点加强与东南亚、东盟、中亚、东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力度，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

（五）继续深化区域开放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加快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在此基础上，在中西部地区再选择若干条件成熟、基础较好的地方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推进一体化平台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区域合作组织的协调作用，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加快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进程。

（六）积极倡导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9篇：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

[摘要]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同样的货币政策在我国西部地区的效果比东部地区差。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我国东西部应实行西部比东部宽松的差别性货币政策。实行差别性货币政策既具有可行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差别性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因实行差别性货币政策有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14-06

自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建立了日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财政政策不同，货币政策在我国一直被当做只调节总量不调节结构的手段来运用，即在全国一直是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同样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在我国东西部存在很大差异。对此，本文试图提出对我国东西部实行差别性货币政策的构想，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对我国东西部实行差别性

货币政策的依据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决定我国同样的货币政策在东西部的效果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运用的数据对这种差异做进一步论述。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以名义利息率的变化代表货币政策的变化，即以名义利息率提高代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名义利息率下降代表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名义GDP环比增长率朝着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变化的利息率弹性系数绝对值的大小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大小。由于我国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货币政策传导就逐渐通过市场渠道来实现，因此本文运用有关统计数据整理出1992年至2009年中央银行月平均利率、东西部名义GDP、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等数据：

按照以上设定，我国从1992年至2009年的货币政策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阶段，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1992年的7.56％提高至1995年的10.98％；第二阶段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的阶段，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1995年的10.98％下降至2003年的11.98％；第三阶段是重新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阶段，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2003年的1.98 9／6提高至2007年的4.14％；第四阶段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的阶段，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2007年的4.14％下降至2009年的2.25％。我国东西部在这四个阶段的货币政策效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如果不考虑货币政策的时滞性，那么当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1993年的9.3975％提高至1995年的10.98％时，东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由1993年的33.96％下降至1995年的27.4％，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1.15；西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由1993年的27.41％下降至1995年的25.1％，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0.5。

当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1995年的10.98％下降至2003年的1.98％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名义GDP环比增长率都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东部地区先由1995年的27.496下降至1998年的7.39％，然后由1998年的7.399／%上升至2003年的15.72％；西部地区先由1995年的25.1％下降至1998年的7.34％，然后由1998年的7.34％上升至2003年的14.37％。之所以我国东西部从1995年到1998年名义GDP环比增长率都没有按照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上升，而是继续下降，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即当期的货币政策效果不能在当期全部发挥出来，而前期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继续发挥紧缩性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政策正遇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一系列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但是，在这一货币政策时间段中，从1998年至2003年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变化方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是一致的，东部地区1998年至2003年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1.86；西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1.58。

当年度月平均名义利息率由2003年的1.98％提高至2007年的4.14%时，东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先由2003年的15.72％提高至2004年的20.27％，然后下降至2006年的16.56％，再提高至2007年的19.79％；西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先由2003年的14.37％提高至2004年的20.71％，然后下降至2006年的18.37％，再提高至2007年的21.9％。东西部的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变化方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一致的阶段是2004年至2006年，这三年东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0.75，西部地区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的阶段性利率弹性为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