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精选(九篇)

时间：2023-11-01 17:37:58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

第1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摘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其本质是塑造中国广西在东盟国家受众中的文化认同，进而提升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为广西加强与东盟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提供持久的动力。本文阐释了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分析了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以及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从而提出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认同跨地域传播维模原理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③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第2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差异;居民消费率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7-0024-04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消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最终消费率不断走低,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为67.5%,2006年为49.9%,下降了17.6%,而世界平均消费率目前在70%以上。二是中国消费明显存在着区际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就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从消费率的角度来探讨区际消费差异的并不多见。本文希望通过从消费率的角度对区际消费差异的研究,找出导致区际消费差异与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并就缩小区际消费差异和提高消费率提出合理的建议。①

二、中国区际消费率的差异表现

(一)中国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近些年来最终消费率的变化特点:

1. 从纵向来看,近些年来,我国三大地带的最终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小,1994―2002年,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有小幅上升,但2002年之后开始快速下降,2006年已经降为45.89%,比最终消费率最高年份2002年下降了将近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1994―2001年的最终消费率比较稳定,从2001年开始加速下降,2006年比1994年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2006年比2000年下降了大约9.5个百分点。

2. 从横向来看,一方面,从1994―2006年,东部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中西部,西部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又大于中部。另一方面,由表1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差距呈缩小之势,中部与东部地区间的最终消费率差异在1994年为12.5%,之后逐渐下降,2006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5.99%;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最终消费率差异也一直在缩小,即由1994年的16.5%逐渐下降到2004年、2005年、2006年的11.7%、11.4%、9.9%,但总的来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要大于中部与东部之间的差异(见表2)。如1994年、2000年、2006年西部与东部的最终消费率差异为16.52%、16.54%、9.87%,而中部与东部的差异为12.52%、9.98%、5.99%。西部与中部的最终消费率差异由表中可以看出比较小,一般在3%~5%。

(二)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比较

最终消费率由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构成,比较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可以更好地研究分析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差异的形成(见表3)。

1. 从纵向看,无论东中西部,其居民消费率都呈下降之势,就下降幅度而言,中西部下降幅度大于东部下降幅度。中西部最终消费率2006年比1994年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东部只下降了约3.7个百分点。东中西部政府消费率都有一定的上升,约上升了2到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由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构成,可见,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是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幅度超过了政府消费率的上升幅度引起的。

2. 从横向看,东中西部的政府消费率差异比较小,大约都在1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率差异则相对较大(见表4)。

由表4可知,一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消费率差异要大于中部与东部的差异,西部与中部的居民消费率差异则较小;另一方面,中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消费率差异呈缩小之势。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居民消费率的差异导致了东中西部的最终消费率差异,并且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差异的不断缩小引致了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的降低。

三、中国区际消费率差异及降低的原因

最终消费率由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构成,由上面分析可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政府消费率波动较小,差异不大,且有小幅上升,所以中国区际区际消费率差异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差异引起的,且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导致了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故对居民消费率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首先,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中采用模型所给出的标准结构里所揭示的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趋势是:消费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下降,当人均收入升至1 000美元以上时,消费率基本稳定。由此可见东中西部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费率也处于不同水平。

由表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一直大于中西部,按钱纳里等揭示的消费率变化一般趋势,东部地区的消费率要低于中西部,中部又低于西部。而且东部地区处于消费率较稳定的阶段,中西部处于消费率下降的阶段,中西部消费率的下降幅度超过了东部的下降幅度,两者差异逐渐缩小。

如果看东中西部居民消费额与GDP的平均增长率(见表6),我们会发现东中西部的居民消费平均增长率要小于GDP平均增长率,而且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与GDP平均增长率的差额大于东部,故中西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东部,使居民消费率的差异也逐渐缩小。

其次,根据许永兵(2004)②提出的因子分解法,即把居民消费率分解为两个因子的乘积:

c=C/GDP=(C/Y)×(Y/GDP)

在上式中,c为居民消费率,C为居民消费需求总额,Y为居民总收入,Y/GDP为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因子,C/Y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因子。那么居民消费率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1)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2)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笔者估算了我国C/Y,Y/GDP的值。其中,居民总收入Y由各地带(城镇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相加表示。

在表7中可以看到,除了中部地区C/Y波动小、基本保持稳定外,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C/Y在2000年之前之前小幅下降,之后开始明显上升,而东中西部地区Y/GDP在2000年之后全都出现明显下降。那么,从表7中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东中西部C/Y有很小幅下降,Y/GDP比较平稳,这就说明了在2000年之前,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下降缓慢的原因。2000年之后,C/Y除中部外都上升,Y/GDP却大幅下降,近几年来,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小引起的,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引起了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虽然整体上东中西部的最终消费率低于其他国家,但就国内而言,现在东部处于消费率基本稳定时期,中西部处于消费率下降时期。区际消费率差异是由于东中西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引起的,最终消费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从而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对东部而言,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对中西部而言,由于其处于消费率下降阶段,要努力维持住居民消费率。在不影响发展的情况下,加大国民收入向居民分配的额度,可以有效提高东部居民消费率,维持住中西部居民消费率,从而缩小区际消费率差异,提高最终消费率。

综上所述,我们对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建议如下:

首先,完善初次分配环境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适当调整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建立工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制,订立最低工资制度,保证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对企业生产税进行适当减免,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就业差别,完善要素市场,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

其次,加强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在再分配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功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第一,健全以养老、医疗、伤残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第二,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调节收入在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分配。第三,加大对农民农业的补贴,提高农民收入。

注释:

①在本文中,区际将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进行划分。(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区;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市区;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区。由于2000年国家在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将内蒙古与广西也划入了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故在本文中将内蒙古和广西划入西部。)

②许永兵:《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10期,123页。

此外,文中所有数据根据《1995-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1996年数据缺失)。

参考文献:

[1]向清城.我国消费水平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1992,(2).

[2]周密.城镇居民消费地区性差异的原因及对策[J].消费经济,2003,(6).

[3]易丹辉,于凤.地区差异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J]预测,2000,(1).

[4]尹向东.消费差异与中、西部消费居民发展战略[J].消费经济,2000,(2).

[5]刘国光.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J].财贸经济,2002,(9).

[6]张清平.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变动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03,(9).

[7]许永兵.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5,(10).

[8]许永兵.对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原因的再认识[J].财贸经济,2005,(12).

[9]李玉山,李晓嘉.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计量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2).

[10]刘世雄.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5,(5).

Research on the China's Regional Consume Rate Discrepancy

Liu Shifeng, Xu Yongbing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第3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十年来，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山东省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并且成为制约山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经济质量提升的障碍。对于如何实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我认为，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程，区域经济的现状以及实现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对策进行梳理，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进程的概述

（一）1984年至1991年：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起步阶段。薛克在《山东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了山东省东西部发展的差异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措施。

（二）1992年至2002年：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深入阶段。徐瑞华，杜德斌在《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不断扩大，并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举措。

（三）2003年至今：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李广杰，侯晓敏：《论促进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他们均指出新时期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解决地区发展差异问题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促进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和途径。

二、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学者们认为，造成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平，朱智强在研究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时，认为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客观方面，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发展水平等差异，山东省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均衡地同步发展，这就深刻地影响到当地农业的产业升级和第二、三产业的兴旺，进而产生区域差距。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和人口素质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快、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居民缺乏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观念，缺乏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的理念，是阻碍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致命性因素。[1]

李广杰，侯晓敏也指出，受自然、历史及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与山东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鲁西和鲁南等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差距明显。[2]

三、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徐瑞华，杜德斌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不断扩大，山东经济发展不均衡体现十分明显，胶东、胶济沿线、京沪鲁中南段两侧是山东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他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上述半环状地带涉及9个市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4，鲁西北，鲁中南8市所占比例不足1/4。产业结构层次普遍提高，但地区差异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力“东强西弱”。[3]

张广威，车培旭认为，山东省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发展速度快，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下，国际产业不断向省内转移，山东半岛地区近几年迅速崛起，经济实力凸显，日趋成为全国重要的增长极之一。但山东市域、县域经济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大，同时也存在“问题”区域。尽管全省的空间经济有差异和问题，将成为发展的挑战，但这也为区域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战略空间，今后在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开发上大有文章可做。[4]

傅增清也指出山东区域经济的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山东地区经济差异长期存在且程度不断扩大。（二）产业内部结构地区差异显著。（三）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力“东强西弱”。（四）城市化水平“东高西低”。总之，山东目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综合的差距、全方位的差距。[5]

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影响，张平，朱志强认为：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它可以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及提供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平台，有利于形成一种区域间你追我赶的和谐局面，并最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高效、健康地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扩大将阻碍我国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6]

四、关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的研究

当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山东省政府应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确立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加快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各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山东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徐瑞华，杜德斌认为，必须正视地区差异，重视经济发展效率；建立省域差异警戒水平，在省域差异警戒线下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发展；构筑产业“点—轴”系统，增强经济辐射功能；实施“科教兴鲁”战略。[7]

时亚栋指出，实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立足各地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必须着眼于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局限，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山东在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中的竞争力。（一）充分发挥半岛经济区和省会经济区的带动和脊梁作用。（二）加快东西结合步伐，加大政府资金扶持投入力度，努力振兴鲁西南经济。[8]

张广威，车培旭认为，需要采取以下策略：（一）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崛起；（二）协同区域发展；（三）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四）承接产业转移；（五）推进黄河三角洲开发和“海上山东”建设；（六）重视省界区域经济发展。[9]

姜绍华认为，要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山东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扶持措施，另一方面，需要启动西部地区的内在活力。（一）制定规划，把解决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二）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三）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开发的特殊区域政策。（四）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五）积极运用金融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支持。[10]

傅增清指出，缩小山东地区差距的策略选择如下：西部的鲁南、鲁西等区域宜选择增长极跨越式发展模式，可优先做大济宁、日照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应将中部崛起提升到新的高度；以青岛为龙头，一体化网络模式开发半岛城市群。[11]

马浩认为，要正确处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全面贯彻蓝色经济战略背景下的山东省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充分发挥东西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抓住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机遇，在继续发展东部的同时加快发展西部经济发展，实现山东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生态互补型产业结构，促进企业间合作共赢。进一步完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政策体系，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政策扶持力度。[12]

贾希亮，郑艳娜认为，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有以下几个：（一）强化青岛、济南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二）建立内外联动机制，促使区域经济由差别发展走向协调发展。（三）加快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发展步伐首先，要加快推进工业化。[13]

五、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国际区域经济研究中出现了强调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学派。一些主要来自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们，认为经济空间差异只有放置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对于文化、社会等因素关注较少。此外，对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鲜有研究。

此外，目前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多局限在山东省内部。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当将山东省经济的发展置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之中。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其他省份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经验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平，朱智强：《和谐山东构建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李广杰，侯晓敏：《论促进山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3]徐瑞华，杜德斌：《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山东经济》2002年第5期.

[4]张广威，车培旭：《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环渤海经济瞭望》2006年第1期.

[5]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山东经济》2009年第1期.

[6]张平，朱智强：《和谐山东构建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7] 徐瑞华，杜德斌：《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发展对策研究》，《山东经济》2002年第5期.

[8]时亚栋：《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9] 张广威，车培旭：《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环渤海经济瞭望》2009年第2期.

[10]姜绍华：《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战略选择》，《山东经济》2003年第2期.

[11]傅增清：《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及其策略选择》，《山东经济》2009年第1期.

第4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第5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教育机会均等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81-05

一、前言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占中国人口8.47%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总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物产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在国防上十分重要。从当前看，构筑和谐社会需要少数民族的参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也不能缺乏女性的支持。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构筑和谐社会、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也有自己的民族高等教育。例如中世纪以后以"格西"学位制为代表的寺院教育，清光绪三十年（1908年）建立的满蒙高等学堂，1924年维吾尔族等在新疆成立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1]。但不论寺院教育或贵族教育，少数民族女子都是沉默和缺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1950年，全国有少数民族大学生1285人[2]。虽没有详细的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数据，但据此推测，数字应该很少。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共有女大学毕业生1040795人，其中专科生708909人，本科生318729人，研究生23215人。短短50年，从无到有，已形成了分布于各类型与层次的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群体。

然而，民族地区内部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来已久。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大多数被汉族统治者驱赶到山区、高原区、高寒区、干旱区等环境恶劣闭塞，地域阻隔和交通不便的边疆地区[3]，与汉族居住的沿海和中原地区相比，谋生发展的条件较差。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上的落后导致了教育资源的短缺，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先天不足。其次，民族地区内部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民族与地域等内部差异。

二、中国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内部差异

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是指各族群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在总学生数中所占的比例，应与各该族群在同一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等。由于缺乏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在校生的数据，本文以“五普”中2000年各少数民族人口中的女大学生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使用的两个指标，其一为“少数民族女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表示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其二为“少数民族女子占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表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平等状况。选择“汉族”（或全国平均水平）与“少数民族男子”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文中的高等教育包括各类型与层次的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包括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和“未识别的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地广人稀，民族地区内部的区域差异也非常巨大，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基础教育，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呈现出民族差异与地域差异。

（一）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与地域差异

1．女大学生占人口比例的民族差异和地区分布

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以各自人口分布最多的省、区为准。

除汉族外，共有18个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占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一。

这18个民族中，东北5个，西北9个，西南2个，其他地区2个，反映这些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优于全国，民族人口中女子大学生所占比例高。然而18个民族人口只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28.95%。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个民族中，东北为零，西北7个，西南29个，其他地区3个，反映这些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其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71.05%。综上所述，东北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最高，西北次之，西南最差。

(数据来源根据五普资料第215-301页“全国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第566-567页“全国各民族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整理而成。其中民族分布参考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M].海洋出版社.1993：78.)

2．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比例民族差异及其分布

有24个民族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见表二。这些民族中，东北5个，西北10个，西南7个，其他地区2个。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西北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回族4个民族，东北有满(千万)、朝鲜族2个民族，西南有傣族。反映这24个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平等，即性别差异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排在全国平均水平后的34个民族中，除汉族外，西北的有6个，西南的有23个民族，另土家、黎、畲主要分布于中南、南、东南。由此可见，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差异较小，西南较大。

(数据来源同上。)

3．绝大部分民族女大学生所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小于女性所占人口的比例

只有10个民族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超过该民族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余民族女大学生的比例均小于女性人口的比例（参见表三）

表三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超过该民族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同上。)

这10个民族中，东北3个，西北5个，西南2个，反映这些民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于男性。可以发现，这些民族的人口均在二十万以下，其总人口（409316）仅占少数民族人口（105226114）比例的0.39%，因此，这10个民族不具代表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男性。

4．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也较小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在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较好的民族和地区，其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男女性别差异较小（主要分布于东北和西北的民族），反之较大（主要分布于西南的民族）。

（二）原因探讨

1．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

如上文所说，民族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了经济的增长，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总体上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地域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内部，地理环境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东北、西北和西南来说，东北的自然条件最优越，西北、西南较差。东北气候湿润，地形平坦，交通十分发达。加之紧靠京津唐地区，经济教育都较发达。西北地区的高山大漠的自然环境，烈日高寒的气候条件，地广人稀的人口布局，对经济发展极端不利。四大牧区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造成游牧民族女性受教育机会少。西南地区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望山跑死马"、"对面能喊话，相见得半天"、"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之谚语[4]，山高谷深，交通极不发达，正规学校教育发展困难。相比之下，西北仍优于西南。尤其新疆，其少数民族女子教育兴起较早，得益于新疆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丝绸之路便是横跨西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5]。因此，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东北最好，西北次之，西南最差，这决不是偶然的。

2．民族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直接原因

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在少数民族内部，经济的发展同样是不平衡的。东北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充足，工业发展的历史基础好，经济的总体水平较高。西北地区随着近年来矿产资源的逐步开发，经济日渐发展。西南地区虽有较丰富的水、森林、矿产资源，却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这是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东北最好，西北次之，西南最差的一个原因。

3．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对教育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中叶，中国各民族间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等呈现极不平衡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地理环境影响作用的体现。在与汉族交往频繁的民族，汉化水平高，而在交通不便的闭塞之地，便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参见表四）。

(资料来源：雷学华.民族教育的历史传统[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4.表中数据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来自钱建明,孟虹,张强.中国少数民族健康研究[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6.)

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基础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民族差异和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少数民族女子高等教育缩小差异的对策

1．发展经济，对落后地区实行财政补助

坚定不移地进行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等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及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6]。

2．加强对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保护

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在民族人口中的比例还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民族内部颇不平衡，有些民族女大学生比例太低。今后应继续推行民族保护政策，尤其要加强对弱势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优先保护。可借鉴美国在保护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方面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即在招生、财政资助、补习教育、聘用少数民族教师以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环境方面采取措施[7]。

3．关注少数民族女童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西南、西北等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高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关键。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远山区、牧区或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学校布局不合理，适龄女童无校就近可上。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基础教育的救济补助，可以提高该地区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入学率。

4．因地制宜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不发达，家庭负担重，少数民族女子接受正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困难，目前高等教育发展应因地制宜，大力提倡低重心、多形式。具体地说，开展远程、网络、培训等成本较低、学制长短不一、形式灵活的非学历职业教育，重点发展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本专科层次（以专科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少数民族女子既能学到现代科学技术，又能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更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矛盾，是事半功倍的举措。

参考文献：

[1] 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 杨圣祥.民族高等教育对环境的适应性分析[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 (6)

[3] 谢宁.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

[4] 任玉贵.影响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主要因素及相应对策研究[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1).

[5] 康巴尔尼沙，徐霞.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历史状况[J]. 新疆大学学报，1999 (3).

第6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差异概述

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东西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情况，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造成的，同时根据生产要素总是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规律可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东部地区聚集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东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这说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和贡献率有所不同。

二、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原因

导致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

1.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

根据Backer和Lucas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和迁徙流动四个因素影响。

(1)教育。在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正规教育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成在职培训。东西部地区教育科技发展的差异化不仅导致了东西部教育质量的差别，更造成了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别，虽然国家对西部采取支持开发的政策，但是其中的教育投资所占份额较小，这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形成有所影响。

(2)健康。下面主要运用构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的影响。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组合成人力资本的方式：

H = AEλM1-λ ，λ

其中H为人力资本，E为教育投入，M为健康投入，λ为参数，A为衡量地区原有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的系数。

为了数据更有代表性和统计的便利，笔者选取东西部有代表性省份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东部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西部省份：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使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加标准化，我们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H = lnA+λlnE+(1-λ)lnM，λ

根据东西部地区1995-2000之间对教育和卫生健康的支出状况，进行回归，主要分析在近年来由于教育和卫生投入不同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结果如图1：

从回归模型中可知，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也实际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对医疗卫生投入较多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会增加的越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

(3)迁徙活动。人力资本对东西部区域经济作用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而且和人力资本流量，即人力资本迁徙有关，异质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迁入可以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会增加当地人力资本积累。

2.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随着的国家对人才流动的导向性，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在逐步增加，但其对经济贡献作用依然有限，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不同也是其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的原因之一。

三、政策建议

1.加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协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内生化结构启示我们两者要合理高效搭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的现状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仍存在东西部空间的差异的情况，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占西部投资的比重较小。

2.区域配置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并且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NGO)组织的作用，通过公益志愿活动引导促进人力资本区域的合理化配置。

参考文献：

[1]雷鹏.人力资本、资本存量与区域差异——基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2011(03):53-63.

[2]万军康,梅小安.论人力资本积累的机理和方式[J].科技管理研究,2005(03):103-106.

[3]段平忠.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87-91.

[4]张帆.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J].经济研究,2000(08):65-71.

第7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金融；地区差异；因子分析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1-0013-06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十报告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显然，城镇化是已被视为拉动内需乃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主的城镇化、以中等城市为主的城镇化、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三种观点，三种观点都有其自身支持的论点和反对的理由。这里，我们暂且抛开城镇化规划的布局争议不谈，单单分析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对于县域城镇化，温铁军认为城镇化的地理半径应该是县及县级以下的城镇，在最短半径内实现最多农民最大的非农就业。殷广卫、薄文广认为县级城市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张建华、洪银兴认为在大城市地区以县级城市为主导推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条件最为成熟。江易华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人员、城乡收入比是影响县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以上观点皆表明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县域，但是并未涉及县域金融与县域城镇化的关系研究。

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国外文献主要关注金融体系对城市化进程中具体领域或行业的资金推动作用，并通过这些领域或行业的发展来加快城市化进程，具体包括金融支持城市化轨道交通建设、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建设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等（Peter R Stopher，1993：Kyung-Hwan Kim，1997；Wu Cho and Boggess，2003；Miao Chang，2004；Zhong，Mol，Fu，2008）。现有的国内文献大多利用VAR模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的文献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蒙荫莉，2003；郑长德同，2007）；有的文献认为二者在长短期内因果关系表现不一致，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长期内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牛启春、刘翔，2008；周战强、乔志敏，2011）。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关系存在区域差异。譬如，梁彭勇、梁平、任思慧借助1986―2005年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长期内，东、中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都没有促进城镇化；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对金融发展呈单向长期因果关系，城镇化引导了金融发展。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具有城镇化引导金融发展的短期因果关系。然而，不管从时间序列上检验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是何种关系，现实的情况是，在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导致城市市场利差缩窄以及县域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加大的外部形势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各中小股份制银行都摩拳擦掌，开始抢占县域金融市场。尤其是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域，这些地方的金融业态已较为成熟，业务也毫不逊色于城市业务，金融竞争已经呈白热化态势。毋庸置疑，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行为直接影响县域城镇化进程。而且，由于各经济区域的县域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所获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社会形态和地理位置等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本文旨在探究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

客观地说，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已有研究并没有把微观金融机构数据引入到实证分析，尤其是对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几乎没有。本文依托于《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翔实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重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是否为县域城镇化的主成分因子及其地区差异，以验证县域金融体系效率对县域城镇化的重要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目前金融机构过多集中研究行业政策，而忽略了区域政策的差异化，本文试图揭示金融机构在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扮演角色的差异，为金融机构制定区域政策提供实证支持和参考依据。第二，由于缺乏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在已有研究中鲜有引入我国县域金融机构的贷存比，本文实证部分则将微观金融机构指标纳入了因子分析，弥补了这一缺憾。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以下简称《图集》），该套数据包含了全国2003个县（市）的翔实经济金融数据，尤其是收集了各类银行在县域金融市场的信贷业务数据，符合本文的研究目标。由于中国银监会2011年以后不再相关数据，本文采集了2010年2003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指标，其中包含东部11个省市的527个县及县级市，中部10个省市的758个县及县级市，西部10个省市的718个县及县级市，挑选了其中14个可能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这些指标包括：县域人均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企业总户数，个体工商户数，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城乡居民收入比，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金融机构总贷存比，农业银行贷存比，工、中、建、交的贷存比，农信社的贷存比，邮储银行的贷存比。本文考察的主要变量为县域金融机构贷存比，该变量主要表征金融系统在县域市场的投放效率，也就是指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效率越高就能越好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STATA11.0计量软件，分地区对上述14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择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首先，整体上设定所挑选的指标是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并且根据指标实际所属类型假设因子类型。其次，分别利用县域东、中、西部数据进行主成分因子提取，并进行主成分因子分类。再次，用实证结果验证初始假设的真伪及三个地区因子分析结果的异同点，并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主要通过因子分析检验如下初始类型假设。

三、因子分析结果

（一）因子分析的相关检验

东、中、西部地区的KMO检验值分别为79.67%、70.23%和79.04%，根据Kaiser（1974）提出的执行因子分析的判断标准，三个区域KMO检验值都在适合做因子分子的标准之上。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皆为0.000，相伴概率满足P

（二）因子分析的结果

在对东、中、西部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期检验之后，分别对三个区域提取了主成分因子以及相对应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表3、表5和表7分别给出了东、中、西部数据原始抽取结果和旋转抽取结果。经过旋转后的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更为聚集，但累计方差贡献率不变，下面解释都以旋转抽取结果和旋转后的载荷矩阵为主。

1.东部地区的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3结果可知，东部地区数据有4个主成分因子被提取，用第一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33.66%的信息量，用四个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73.11%的信息量。第一、二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第三、四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差距较大，这表明第一、二主成分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第三、四主成分是县域城镇化的次要尺度。

东部地区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列出了4个主成分因子大于0.3的载荷值，同时，按载荷值大于0.5的标准来归集主成分因子的变量。第1主成分因子在企业总户数、个体工商户数、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上分别有以下载荷：0.7379、0.7150、0.9181、0.9398、0.9274、0.9244，在初始假设中前面两个变量归为商业因子，中间两个变量可为产业结构因子，后面两个变量归为财政政策因子，这里三类因子统一归为县域经济发展因子。第2主成分因子在金融机构总贷存比、农业银行贷存比和工、中、建、交贷存比上分别有以下载荷：0.9476、0.5290、0.9284，这一类归为金融发展因子。第3主成分因子在第一产业GDP和邮储银行贷存比上分别有以下载荷：-0.6223和0.6319，前者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邮储银行在2007年改革之前以吸纳存款为主，贷款业务开展时间相对较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金融“抽血”现象，这两项指标归为农业发展因子。第4个主成分因子仅在农信社贷存比上有载荷：0.8140，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最核心的力量，但在东部县域城镇化中并没有占到最核心的地位，单列为第4主成分因子，单独归类为农村金融因子。县域人均土地面积和城乡居民纯收入比在四个主成分因子上的载荷值都不超过0.5，这说明以上两个指标都不是东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因子。总之，在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因子和金融发展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农业发展因子和农村金融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次要尺度，而人口密度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因子则不是东部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尺度。

东部地区的因子分析归类结果与初始假设较为不一致，人口密度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因子非主成分因子，商业因子、产业因子和财政政策因子统一归类为县域经济发展因子，金融体系效率因子分解为金融发展因子和农村金融因子。

由表5结果可知，中部地区数据有5个主成分因子被提取，第一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19.32%的信息量，用5个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71.09%的信息量。前三个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较为均衡，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后两个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都约为10%，为县域城镇化的次要尺度。

中部地区的因子载荷矩阵表6列出了5个主成分因子大于0.3的载荷值，同时，按载荷值大于0.5的标准来归集主成分因子的变量。第1主成分因子在金融机构总贷存比、农业银行贷存比和工、中、建、交贷存比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8626、0.8833和0.8618，这一类归为金融发展因子。第2主成分因子在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和第三产业GDP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6512、0.7901、0.871 1，这一类归为产业结构因子。第3主成分因子在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9982和0.9982，这一类归为财政政策因子。第4主成分因子在农信社贷存比和邮储银行贷存比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7232和0.5999，这一类归为农村金融因子。第5主成分因子在企业总户数和个体工商户数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6506和0.8408，这一类归为商业因子。县域人均土地面积和城乡居民纯收入比在五个主成分因子上的载荷值都不超过0.5，这说明以上两个指标都不是中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因子。总之，在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和财政政策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农村金融因子和商业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次要尺度，而人口密度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因子则不是中部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尺度。样本实际参与因子分析。

中部地区因子分析归类结果与初始设定较为一致，仅有人口密度因子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县域城镇化的主成分因子，金融体系效率因子分解为金融发展因子和农村金融因子。

3.西部地区的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7结果可知，西部地区数据有5个主成分因子被提取，第一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27.73%的信息量，用5个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4个变量的70.07%的信息量。第一、二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第三、四、五主成分因子差距较大，说明第一、二主成分因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第三、四、五主成分因子都为次要尺度。

西部地区的因子载荷矩阵表8列出了5个主成分因子大于0.3的载荷值，同时按载荷值大于0.5的标准来归集主成分因子的变量。第一主成分因子在企业总户数、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地方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地方一般预算内财政支出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5992、0.7805、0.8812、0.7862、0.6833，这一类归结为县域经济发展因子。第二主成分因子在金融机构总贷存比、农业银行贷存比和工、中、建、交贷存比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891 1、0.7367、0.6317，这一类归为金融发展因子。第三主成分因子在邮储银行贷存比和第一产业GDP上的载荷值分别为0.7691和-0.6109，基于与东部地区相似的原因，这一类归为农业发展因子。第四主成分因子仅在农信社贷存比上有载荷0.8531，单独归为农村金融因子。第五主成分因子仅在城乡居民纯收入比上有载荷0.8833，这个指标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单独归为城乡收入差距因子。县域人均土地面积和个体工商户数在5个主成分因子上的载荷值都不超过0.5，这说明以上两项指标都不是西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因子。总之，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因子、金融发展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农业发展因子、农村金融因子、城乡收入差距因子是县域城镇化的次要尺度，而人口密度因子和个体工商户数则不是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尺度。

西部地区因子分析归类结果与初始假设较为不一致，人口密度因子和个体工商户数不是县域城镇化的主成分因子，金融体系效率因子分解为金融发展因子和农村金融因子，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因子只有在西部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成分因子，这一点与初始假设一致。

4.因子分析的区域对比

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前面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对东中西部因子分析结果进行对比，能提炼出一些整体共性和地区差异性。

从共性来看，首先，县域经济发展因子和金融发展因子是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子。尤其是金融发展因子在三个地区都单独列为第一、第二主成分因子，这表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城镇化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发挥了金融“造血”功能。其次，尽管农业发展情况与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正负向关系并不确定，但农业发展情况一定是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县域城镇化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土地、户籍、就业等社会经济形态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过程，农业产值比重有可能与县域城镇化率（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此消彼长，也有可能由于城镇化推动农业技术发展，农业产值比重与县域城镇化率同步提升。再次，以农信社贷存比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因子在三个地区都被归为第四主成分因子，农村金融因子的作用相比金融发展因子对县域城镇化的作用可能相对较弱，但是作用不可忽略。

从差异性来看，首先，金融发展因子是中部地区的第一主成分因子，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第二主成分因子。中部地区的主成分因子分类清晰，归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财政政策、农村金融以及商业因子五大类，因子分析结果与现实经济运行以及初始假设较为符合。这说明金融机构县域“造血”功能在中部地区发挥最为明显。其次，城乡收入差距因子仅在西部地区单列为第五主成分因子，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并未被提取为主成分因子。可能的解释是东、中部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不是影响该地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影响该地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总之，三个地区在主成分因子归类结构上不一致，但是金融发展因子和农村金融因子在三个地区都一致地归为两类，分别代表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尺度和次要尺度，这表明县域金融体系效率必定是县域城镇化的衡量尺度之一。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东、中、西部数据的实证检验，提炼出金融发展因子、产业结构因子、财政政策因子、农村金融因子及城乡收入差距因子等五类主成分因子可能影响县域城镇化，在构建模型研究具体影响因素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时，以上五大类因子的任何一个指标都可以抽取为自变量。鉴于《图集》只能收集到2003个县域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县域城镇化率，这里并没有进一步实证分析各金融机构对县域城镇化的贡献率。但是，因子分析的结果也有几点关于县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启示：

第一，提升县域金融体系效率，助推县域城镇化发展。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因子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第一或第二主成分因子，农村金融发展因子也被提取为第四或第五主成分因子，这表明，金融发展是县域城镇化的最重要因子之一，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农信社、邮储银行的信贷投放效率在县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作用明显。这里给出的政策启示是：随着利率市场化加快，县域金融市场竞争也将异常激烈，应鼓励各大国有商业银行重返县域市场，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挥金融核心作用，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县域金融领域，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发展，发挥多方金融合力，促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第二，深入挖掘区域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县域金融政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因子在东中西部因子分析中的位置不尽相同，尽管这并不能说明金融在东、中、西部县域城镇化中贡献度的大小，但是这对于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功能地区划分越来越细，金融发挥的作用也会不尽相同，所以，应该根据县域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区位分布等要素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县域金融政策，对县域金融业态较为成熟的地区引入民营银行，促进良性竞争；对县域金融发展乏力的地区进行相应政策倾斜，激发金融活力。

第三，立足县域金融市场竞争力，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信贷政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同一金融机构的贷存比在东、中、西部因子分析中的载荷值差异也会较大。例如，农业银行在东部第二主成分中的载荷值远低于金融总贷存比和工、中、建、交贷存比的载荷值，而在中部则拥有第一主成分的最高载荷值，在西部第二主成分因子中的载荷值高于工、中、建、交的载荷值。尽管载荷值并不能表示贡献度，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农行在县域金融市场影响力的地区差异。所以，在目前县域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研究差异化的区域信贷政策和设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23-29.

[2]殷广卫，薄文广.基于县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1，（8）：111-121.

[3]张建华，洪银兴.都市圈内的城乡一体化Ⅲ.经济学家，2007，（5）：98-104。

[4]江易华.-g域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1）：109-111.

[5]蒙荫莉.金融深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138-140.

第8篇：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空间分解;区划方式;Theil指数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的深刻变革。经济的飞速发展从总体上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推进了社会福利的增长。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现实,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空间分解始终是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成果中,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早期的文献研究倾向于以相对单一的分析方法对省际区域和沿海――内地区域的经济差异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如杨开忠(1994)即通过变异系数对我国沿海和内地经济差异变动进行了描述。[1]随着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格局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并且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呈现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基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分解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主流,相关研究文献层出不穷,较早的如杨伟民(1992)利用人均GNP变异系数考察了1978―1989年三大地带间和地带内的经济差异,结果显示地带间差距都在缩小,而地带内差距都在扩大。[2]而陈国阶(1998)不仅考察了我国三大地带间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还进一步详细论证了三大地带间差异的区位、历史因素。[3]林毅夫等(1998)放弃了变异系数指标,通过可分解的人均GDP 的Theil指数考察了1978―1995年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认为三大地区间的差距在总体差距中所占比重始终居第一位。[4]除了基于传统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对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进行研究之外,另一研究方向体现为以省际区域经济差异作为分析对象。如范剑勇、朱国林(2002)根据对1978―1998年30个省份的GDP基尼系数的变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地区差距。[5]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土空间功能呈现多样化态势,我国当前经济区划方式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和完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类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区域尺度的界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三大地带,而且由于传统三大地带的划分明显地将一些具有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实体分割开了,如东北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以及长江上中游地区、青藏高原地区等,基于其他区域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成为了学术研究中新的亮点。[6]因此本文根据学术界提出的“四块八分法”,拟把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不含港、澳、台)按其经济联系和经济特征进行重新划分,并以此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差异变动进行空间分解,在新的空间架构下研究长时序上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历史轨迹,并探讨基于不同区划方式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异同。

二、研究方法

(一)区域划分

本文选取的区划方式分别源于传统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2005)报告中所提出来的“四块八分法”。前者划分相对成熟,将其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在此不作赘述;后一种划分方案的初衷在于更加便利地实施针对性较强的区域政策、这一方案的衍生基础仍然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四分法”,基本的划分原则包括:空间上相互毗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仿;社会结构相近;区块规模合理,板块内行政区划完整。具体划分方案是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即将东部板块划分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4个省(市);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3个省;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3个省(市)。将中部板块划分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4个省(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个省。将西部板块划分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5个省(市、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个省(区)。东北板块则涵盖了东北综合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不难看出,新的区划方式对传统三大地带区划方式作了进一步细化。

(二)Theil指数及其分解

Theil指数又称塞尔熵,是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与标准差、变异系数等其他衡量差异性的指标相比,Theil指数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分解,从而更加清晰地反映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幅度。由于无论是传统三大地带区划方式还是新的区划方式,其使用的基本区域单元仍然为省级行政单位,因此本文使用Theil指数的分解计算式。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一般而言,由于总量指标包含了人口总和的影响,所以一般选择排除人口数量差别的影响,故使用人均指标较为普遍。基于这一原因,本文选择各个省市区的人均GDP研究全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变化过程。

本文所使用的各省市区的GDP值和人口值主要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01―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省份缺失数据使用内插法补足。

三、两种区划方式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与比较

(一)传统三大地带区划下区域经济整体差异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