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革命故事范文

江竹筠十岁的时候就到袜厂当了童工，后来到一所学校边工边读，抗日战争暴发后，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8年春，她的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勇敢地接替了她丈夫的革命工作，6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一次审讯中，特务拿来一把特制的四棱筷子，用力夹在江竹筠的几个手指间。大汗淋漓，疼痛难忍的江竹筠使尽全身力气喊道“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我说出组织，永远办不到！”几天后，江竹筠伤口未愈，特务分子又用竹筷子猛夹她的手指，看她还是不说，就残酷地把竹签子钉进她的指尖，竹签撕裂着血肉，可江竹筠斩钉截铁地喊道“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用钢铁做的！”然后就疼痛地晕了过去。

为了让江姐开口。国民党军统用尽了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等酷刑，简直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江姐被折磨的皮开肉绽，但她坚贞不屈，正义凛然，关键时刻守住了党的机密。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第2篇：革命故事范文

江竹筠十岁的时候就到袜厂当了童工，后来到一所学校边工边读，抗日战争暴发后，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8年春，她的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她勇敢地接替了她丈夫的革命工作，6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一次审讯中，特务拿来一把特制的四棱筷子，用力夹在江竹筠的几个手指间。大汗淋漓，疼痛难忍的江竹筠使尽全身力气喊道“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我说出组织，永远办不到！”几天后，江竹筠伤口未愈，特务分子又用竹筷子猛夹她的手指，看她还是不说，就残酷地把竹签子钉进她的指尖，竹签撕裂着血肉，可江竹筠斩钉截铁地喊道“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用钢铁做的！”然后就疼痛地晕了过去。

为了让江姐开口。军统用尽了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等酷刑，简直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江姐被折磨的皮开肉绽，但她坚贞不屈，正义凛然，关键时刻守住了党的机密。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第3篇：革命故事范文

作者：裴和平 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民族有着浓厚的崇古心理，过去就意味着传统，历史代表着秩序，只有在历史脉络中找到政权的源头，在历史资源中挖掘民族复兴的力量，才能延续民族国家的生命。朝鲜新政权亟需掌握历史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创制一套关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起源的历史发展体系，并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灌输给全体民众，从而达到确立现有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之目的。电影独特的叙事功能和传播优势使得它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重写民族历史，再塑国家形象的历史重任。二历史是由一系列断裂无序的事件勾连而成的开放体，如何才能从纷繁芜杂的事件之中找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将本不明确的事件编撰成逻辑严谨的“历史”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观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他认为历史如同文学作品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虚构叙事。为了清楚明晰地阐述历史学家是如何对历史进行叙事的，怀特从历史修撰的角度将历史叙事分为五个层面：首先将时间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成“编年史”；然后根据一定的“动机”将编年史编撰成“故事”；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情节编排”，赋予其“意义”；在此过程中还需进行合理化论证；最后编撰而成的“历史”已经不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意识形态的观念产物。从本质上看，历史也是一种寓言。既然历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叙事，那么具备叙事功能的电影也可以参与到历史的构建中来，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再解释和再创造。尽管电影与文学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段和叙事方式，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权力关系所构建的历史文本，都体现了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的共谋关系。朝鲜电影也是按照类似的叙事策略，将朝鲜的全部历史彻底地革命化和艺术化了。1.历史事件故事化事件的故事化是指建立一套以革命为话语中心的时间谱系，对客观发生历史事件进行重新排列和筛选，并通过符码过程将原本开放、分散、断裂的历史事件编缀成为一个有头有尾、因果相接的历史故事系列。如果我们将朝鲜电影中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序列进行排列，就会发现这些事件都是参照一个惟一的时间坐标———金日成的革命历史———进行叙述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与金日成相关。这一系列的影片串联在一起几乎构成了一部金日成的革命传记：《我的故乡》可以看做是讲述金日成离开家乡，踏上革命道路的开始；《在敦化的密林里》讲述金日成领导游击队在东北从事艰苦的抗日活动；《看不见的要塞》和《永生的战士》可以看做是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从东北回到朝鲜境内从事抗日活动的写照；《团结之歌》中的工人罢工运动是由金日成领导的；《大地的儿子》中，金日成带领人民革命军解放了朝鲜，回到了祖国……“当一系列的事件被编入了动机符码后，它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故事：事件的编年史被改造成一个完整的历时过程，人们可以就这个过程提出问题，仿佛在处理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一个共时结构一样”。

如此一来，朝鲜的革命历史与金日成的革命历史巧妙地重合在一起，朝鲜民族的命运与金日成个人的命运被紧紧地绑定起来，给观众造成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金日成与朝鲜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神圣共同体，他的存在影响和改变了朝鲜民族的命运。与此同时，观众无法在这类作品中看到任何除金日成之外的革命活动或革命人物。离家出走的主人公一定是去投奔金将军的游击队，英雄人物的出场也必定是来自于金日成的游击队，国内的任何抗日革命活动必然与金将军相关。金日成是朝鲜电影中惟一可见、可感、可知的革命代言人。2.历史故事模式化历史故事模式化是指按照意识形态的“原始动机”，对已经形成的历史故事进行“情节编排”，“通过识别所讲故事的种类为故事提供‘意义’”。［5］怀特借用了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批判的剖析》中的四种原型结构：罗曼史、悲剧、喜剧和讽刺，对历史叙事进行解释，他认为大多数历史叙事都逃不过这四种原型结构。朝鲜电影中历史的叙事接近于罗曼史，这与朝鲜电影过分强调观影认同有关系。“从根本上说，罗曼史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戏剧，主人公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战胜和最终从这个世界的解放象征着这种自我认同———往往使人联想到圣杯的传奇或基督教神话中基督的复活故事”。［5］按照弗莱本人的观点，“罗曼史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接近于如愿以偿的梦幻”，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无论社会里发生多么大的变化，罗曼史也会东山再起”。［6］“罗曼史的情节的基本因素是冒险，”［6］往往讲述主人公为了“追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展开冒险，与邪恶势力进行生死搏斗，最后载胜而归，以欢庆作为故事的结尾。朝鲜革命历史影片中大多采用了类似罗曼史的故事结构，如《我的故乡》中的观弼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踏上了离家出走的革命旅程，最后与游击队一同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卖花姑娘》中的哥哥元甲也是因为地主和日本鬼子的压迫而被迫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参加了金日成的游击队，最后以游击队员的身份回到家乡领导革命；《血海》中的母亲在丈夫被杀之后离开了家乡，在革命者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配合游击队解放了自己的家乡，类似这样的朝鲜革命历史影片还有很多，它们都在反复不停地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压迫———革命———胜利的罗曼史冒险模式。此外，罗曼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神话故事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作为故事的内部动力，“一个涉及冲突的追寻，需要两个重要人物：一位主人公或者英雄人物，另一位是敌对人物或敌人”。［6］这种模式在朝鲜革命历史影片中是最为常见、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元素。对于影片的主人公来说，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行为，冒险的目的是为了“追寻”革命的真理，敌我双方之间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神启意象”和“魔怪意象”之间的对立是影片叙事的动力来源和伦理支点。3.历史逻辑阶级化正如怀特所说：“除了历史学家借以编排的‘所发生的事’的概念化层面之外，还有他最终借以‘解释’其‘全部主旨’或其‘总体意义’的另一个层面”，［5］编织情节之后的历史故事尚不具备合理性，还需要经过充分论证才能让接受者产生认同。对此，怀特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论证范式：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任何一种历史讲述都离不开这四种论证方式。朝鲜电影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采用了机械论的论证方式，认为历史是被某种固定不变的规律控制，按照阶级斗争逻辑在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和外在形式。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同样认为，阶级斗争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必要途径，是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和内在逻辑。因此，朝鲜电影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将历史人物进行了阶级化处理，用阶级属性掩盖人的自然属性和其他社会属性，阶级斗争成为朝鲜电影中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主题。首先，阶级划分是构建人物关系、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依据。在朝鲜电影中，有产者与无产者、富人与穷人在影片中是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人物的思想观念、政治态度、甚至道德品质都与其经济地位有着直接关系。所有正面人物必定是出生于贫苦家庭、属于经济地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而所有的反面人物，如日本侵略者、特务、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往往是以丑恶的面目出现，即使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女也带有天然的阶级属性，自始至终都根除不掉其邪恶本质。此外，民族认同也是朝鲜电影中进行阶级划分的一条重要标准，往往与人物的阶级属性和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凡属正面人物都是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爱国者，如《1211高地保卫者》中的人民军战士和《血海》中的地下革命者。而凡是对朝鲜民族不认同或者认同感不强、为侵略者效力的都是敌对阶级和压迫阶级，如《卖花姑娘》中勾结日本人的白地主，《游击队的姑娘》中助纣为虐的南朝鲜军人。其次，阶级斗争是朝鲜电影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主题。朝鲜电影通常以个体的不幸和苦难作为开场，以此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如《我的故乡》中的观弼和《卖花姑娘》中的哥哥，都是在阶级仇恨的驱动下参加了革命；然后要表明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方式，阶级斗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民族解放不可能靠一个人完成，所以，主人公必须加入革命大家庭，遵守革命的纪律，在金日成将军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正如《看不见的要塞》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党的领导，农民的盲目反抗只会遭致失败的结局。影片的最后一定是要表现革命的胜利，即使没有彻底胜利也会留一个光明灿烂的尾巴，展现一副充满无限希望的前景，如影片《血海》中大会师、大胜利式的结局预示着革命必然成功。三经过事件故事化、故事模式化、逻辑阶级化三个层面的一体化运作，朝鲜电影最终完成了革命化的历史叙事，将原本纷乱无序、斑驳不清的历史事件变成了条理清晰、感动人心的历史故事。但是观众不会注意到，在巨大的银幕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讲述者，它无时无处不在掌控着故事讲述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那就是意识形态。怀特认为，历史学家都会站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讲述历史，通常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每一种立场都代表着历史编撰者的一种态度、主张和看法，甚至是一种价值取向，它无所不在、贯穿叙事始终，任何一种历史讲述都在它的范围内进行。在怀特看来，马列主义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激进主义总是对现状不满，“倾向于把乌托邦现状看做迫在眉睫的任务，激励他们采取革命的方式在现在实现这个乌托邦”，［5］这与朝鲜电影的内容与主题基本一致。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阻碍了朝鲜的现代化发展，还导致了亡国的悲剧命运，朝鲜民族迫切希望能够摧毁落后腐朽的旧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强。因此，观众在朝鲜电影中看到的往往是：以往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往的一切社会都是吃人的社会，只有革命才是朝鲜民族惟一的出路，只有金日成才能解救苦难大众于水火。在震撼性的视觉形象和煽惑性的语言刺激之下，观众被带入仇恨所控制的非理性状态，不知不觉中在意识深处构建起了革命化的历史观，并对朝鲜新政权的合法性和金日成的领袖地位产生心理认同。

第4篇：革命故事范文

根据学习安排，我对《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文章进行了仔细研读，通过学习，我深刻认识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都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宝库，是我们学习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途径。

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革命先辈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要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鼓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第5篇：革命故事范文

新田思源实验学校谭志雄

湖南是一方红色沃土，素有“革命摇篮、伟人故里”的美誉。这里诞生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桑植起义等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无数湖湘革命先辈舍生忘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按照人物成长历程为线索打造故事性人物小传，以时间为序展开故事，润物无声，形象生动，既有思想深度又通俗易懂地展现了18位(组)湘籍英烈感人的生平事迹，相对完整地展现了主人公的生平和事功，塑造了湖湘英烈的群像“家谱”。书中的传主有学生运动领袖、黄埔一期的高材生、位列“黄埔三杰”的蒋先云；毛泽东同窗挚友、自少年时代就一起“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的罗学瓒；致力于唤醒彼时沉睡中国，被毛泽东同志以诗词感怀“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第一任负责人的周以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的情况下，艰苦攻坚，成功研发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家科技空白的“中国式保尔”“最美奋斗者”罗健夫等18位(组)湖湘英烈。

读了此书，既为英雄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而感叹，也有了个人的几点启发：

一是革命英烈的思想先进性启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革命英烈们思想境界高、精神风貌好、道德修养优，他们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外在彰显。传播好英烈们的先进事迹，以英烈精神凝聚湖湘儿女的价值共识和精神追求，一定会为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二是革命英烈的信仰坚定性启示。信仰，是对主义的信任和尊重，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行为准则，决定着人生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就是要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三是革命英烈的精神赓续性启示。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多渠道、多介质地把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精神阐述好、宣传好，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能够使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四是革命英烈的广泛人民性启示。英烈的人民情怀，即亲民、爱民、为民的情怀；英烈的人民立场，即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英烈的人民幸福观，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英烈一切依靠人民的力量源泉。在湖湘革命英烈故事中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感受他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感受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内化为砥砺前行、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激发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五是革命英烈的顽强斗争性启示。斗争精神，是我们党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实践原则。过去，我们党秉持斗争精神，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执政生涯，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时代在前进的新阶段将会遇到新的风险和挑战，必须科学把握新时代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六是革命英烈的鲜明时代性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行进在历史的交汇点，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境遇，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处于什么历史方位、中国应该往哪里去，这些影响时展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亟待我们的回答。学会用客观的、辩证的观点对待历史、研究人物，从时代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才能找到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丛书从创作主题和作品内容上都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贯彻落实了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铭记红色历史，凝聚红色力量，脚踏中国大地，用湖南人物、湖南故事、湖南精神教育人、感染人、激励人，凝聚起建设富饶幸福美丽新湖南的磅礴力量。

第6篇：革命故事范文

2.诬陷贝多芬“革命”案

我不知道某些生活在后来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的“音乐史家”是否是出于“保护”贝多芬的目的,硬要说贝多芬的音乐是“革命”的:贝多芬的音乐中不乏冲动的激情和强烈的对比,于是这些音乐就成了“革命音乐”。可是要知道真正的革命音乐是只有冲动没有激情,只有激烈没有对比的。但是这些“音乐学家”的糨糊逻辑是:列宁同志是革命的――他喜欢的音乐一定也是革命的――列宁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贝多芬的音乐是革命的!就算按照这些音乐学家的幼稚分类法:凡是光明的、热烈的、积极向上又快又响的音乐都是革命的,那么贝多芬第二、四、八交响曲、第三、四钢琴协奏曲、晚期弦乐四重奏等等柔和的、内向的音乐怎么算?难道贝多芬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反革命不成?

贝多芬本人也不能幸免。他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抱有好感,但他实际上对一切热闹都有兴趣,这是他这种类型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他对于政治家的判断,更多的是来自政治家的个人魅力而非政治理念。他的第三交响曲的确有可能有颂扬革命英雄的成分,可他也写过《威灵顿之胜利》这种颂扬“帝王将相”的作品。这种昏混无赖的归类法按说到了强调民主与法制的今天早该被摒弃了,可是一种被强大力量默许的惯性,却阻碍了人们的独立思考与理性分析,贝多芬同志的历史成份就一直莫名其妙地与“革命”紧紧相连了。

3..《月光》侵权案

初中课本里那篇充其量也就是《故事会》水准的拙劣小小说,可以说影响了好几代人对贝多芬的印象:此人喜欢夜游,喜欢扒墙根窥探偷听别人隐私,对年轻姑娘有特殊的同情心。虽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可是留给人们的这些印象倒都还和真实的贝多芬沾边儿。但是故事中所描写的第十四奏鸣曲(OP.27 no.2)的创作过程却给了人们很不好的误导,好像这首作品是在一个诗意暧昧的情调中即兴完成的。贝多芬的确是一个钢琴即兴演奏大师,但他和李斯特不同,他从来不会将他的即兴演奏整理成作品发表。相反,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过程是相当严谨、艰苦的。他大部头作品的定稿总是一拖再拖、一改再改。他晚年的几首弦乐四重奏,是一位俄国王子花大价钱定购的。可是贝多芬一再拖延“交货”日期,以至于王子都有要告他的念头。后人杜撰出个月下抚琴赠盲女的故事也并无恶意,可是我们为什么将这么一个既无文学价值,又歪曲史实的故事选进中学课本里?联想起上述的诬陷贝多芬“革命”案,不知道那些认为刻意张显贝多芬“关心、同情劳苦大众”,就能够起到教育、感化后人作用的文化、教育官员们,在看着第十四奏鸣曲的扉页上明明白白写着的“题献给朱莉・圭奇贾迪伯爵夫人”字样时,是否有勇气面对赫然在目的历史事实?特别指出的是像这篇课文的作者,是否应当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中学语文课本中极少数没有注明作者的课文之一)。

第7篇：革命故事范文

[关键词]历史叙述；动作美学；《十月围城》

一、引言

众所周知，在当前中国国产电影文化背景之下，以历史革命为题材的电影叙事手法较为单一，动作美学逐渐沦为电影背景的衬托点，难以真正为影片锦上添花。但是，在革命题材电影的发展中，导演陈德森十年磨一剑而成的《十月围城》突破了当前文化创作与动作拍摄的束缚，成功地将其打造成拥有坚实精神文化底蕴与美学动作展现的主流题材影片。在探索《十月围城》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故事背景还是拍摄方式，都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令动作与历史发展相交叉，将传奇与红色革命背景相结合，成功地展现出令男儿动容的精神情感，令青年歌颂的主流思想，是当前电影圈的一大特色力作。

二、动作电影的四大美学

首先，《十月围城》的故事时代背景并不像大众所误解的辛亥革命历史时期，其历史维度远不像观众的“期待视野”那样主旋律，作者反而是以动作、悬疑和剧情来支撑电影情节发展，将核心元素定义为特色的叙事手法与动作美学。从电影外部表现形式来看，《十月围城》突出动作美感，强调在剧情发展中展现动作电影的核心意义。从电影内部叙事来看，因为其以倒计时的推进方式来进行情节展现，所以基本结构主要是以线性逻辑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在《杀死比尔》这一以25分钟经典搏杀闻名全球的电影中，导演就为动作电影的发展立下了革命性的里程碑。而《十月围城》的58分钟武打动作，无疑是更为激烈、感人的。在美学动作武打的配合之下，影片的故事情节推动较快，不同场景之间的镜头转换容易被观众所“追踪”，看似无意的故事发展，实则将人物命运与故事背景结合起来，串联了整体的情节，契合原有的人物命运。作为我国乃至国际动作电影的标杆，《十月围城》的动作美学与叙事推动了当前动作电影的发展，以其特色手法为动作电影的拍摄开辟了不一样的道路。

在某些观众的心中，动作，仅仅成为动作电影的特殊电影属性，其满足了我们所期待的感官体验，也展现了故事情节。所以，在当前的动作电影中，导演开始追求华丽的动作和刺激的场面，无论是飞车追逐还是生死拼搏，都成为当前动作电影的巨大卖点。但是，这样的特效制作并不仅是视觉的奇观，其更是建立在特殊的叙事手法之上的精心设计，精准的表演和动作展现、精致的拍摄技巧以及后期制作，才能够真正将动作场面搬上大荧幕。而在如今电影发展中，动作电影正是影视作品的精华所在，作为历史悠久的主流电影题材，动作电影的美学特征和经典刺激的叙事手法，正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元素。在《十月围城》中，美学动作成为导演叙事的特色手法，不再仅仅是华丽的情感和感官元素，而变成了真正从技巧、图像到心理以至于精神的蜕变，其故事叙事框架在历史传奇和动作元素的支撑下逐渐丰满起来。

《十月围城》与大众动作电影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其对于美学动作元素的利用。在陈德森导演的拍摄中，更为遵从动作美学在动作电影中应用的四大基本元素，以原因（why）、时间（when）、地点（where）、方式（what）来将动作电影的特色展现出来。在原因中，导演重点强调了正能量的感召和有志之士的报国之情。这正是为该影片中动作美学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解释作用，反驳了一部分观众因为影片杀戮镜头过多而进行的质问，虽然在当前社会与道德之下，暴力手段永远得不到宽恕，但是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精神伤害，正是我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意义所在，所有惨烈的、悲壮的暴力手段与历史情节，彻底为《十月围城》中动作美学的存在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该电影的创作背景正是百年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香港，在封建王朝与英国的殖民干涉之下，影片的时间被交代出来。革命的浪潮正在席卷着每一个角落，一个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发展命运的机会摆在这个狼烟遍地的城市面前，虽然有人在为了生存东躲，但是还难以阻止惊天阴谋在这个城市的黑暗处悄悄酝酿。也正是因为历史背景和城市文化在故事中的重要性，导演和相关制片人员为了能够以老香港的面貌来演绎情节的发展，以4300万元的投资尽量还原了一百年前的香港码头、集市以及中环大道这些重要的故事场景。这样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的拍摄地点的确定，也为了该故事中主要的叙事方式打下了基础。“营救孙中山”这一看似轻巧却耗费了无数人心血的行动，正是影片的高潮部分。

在传统的动作乃至全领域电影拍摄中，剧本往往较为突兀，直接切中高潮要害。虽然这样容易令观众更快速地进入影片氛围，但是缺少铺垫的动作场面还是难以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在陈德森导演的电影《十月围城》中，所有激烈的美学动作场面都精心安排了前情介绍，在故事的娓娓道来之中，观众更加容易感受到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压抑、黑暗。而影片以暗杀行为开场，为整个电影的动作美学拉开了经典的大幕。而影片前半场因为情节的需要，也仅仅安排了一场动作戏，暴雨作为前半场影片的结尾，仿佛向观众诉说着一个无奈却又暴力的历史文化轨迹。在古龙的武侠故事中，气势磅礴是主流的情感展现方式，而在《十月围城》中，陈德森导演将古龙小说的意境化用到影片拍摄方法之中，渲染紧张的氛围和背景，保证所有的前情镜头都能够为后面的暴力动作绝杀进行铺垫，保证其动作能够建立在正常的情节发展之下。

三、再创作经典动作场景

在中国动作、武侠等电影的发展历史中，依靠武术演员、武术指导等人创作出的经典武侠动作不计其数，经典武侠场景已经成为不同年代人们心中深刻的记忆。而在《十月围城》之中，无论是飞檐走壁的潇洒还是水上漂的轻盈，都被陈德森导演以及相关武术指导进行了再创作，在隐隐的闹市之间，这些经典场景以另一种方式再度回归，勾起了无数观众的美好回忆。除此之外，摄影师黄岳泰还从水平以及俯视两个角度进行动作拍摄，从不同维度展现出沈重阳的矫健身姿。

在传统武侠电影电视中，我们经常可以寻找到擂台比武等情节，而对于《十月围城》来说，沈重阳与杀手在广场的大战，正是擂台比武这一情节被再创作所进行化用的在电影拍摄中的例子。而为了保证在人物动作打斗的过程中能够让观众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导演将场景搬到了闹市之中，将暴力美学与沈重阳的身世背景结合起来，让清朝政府在嘈杂的环境中建立起暴力疯狂的形象特点。甄子丹在表现这一部分的功夫动作中，以真实而又勇猛的手段与清朝政府杀手抗衡，将观众带入到那个腥风血雨的历史年代。

在《十月围城》中，方红的形象塑造情感投入较多，但是在其人物故事情节推动中，美学动作元素依然与影片的独特叙事手法紧密相连。在方红的悲情人生之中，父亲与戏班的失去令她的生命出现了转折，她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正义与复仇的行动，而在其赴死的过程中，其对手正是残忍杀害其父亲的凶手，这样的情节设定不仅完成了对于一个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的设定，还从孝义的角度诠释了为父亲报仇的行为，在其追求正义的过程中，真正成全了她忠孝两全的英雄形象。

总体来说，在香港电影的影响下，陈德森导演能够如此将暴力美学与叙事方法结合起来正是强大的环境催生的结果。但是，《十月围城》中每一个暴力动作的应用都不是为了提升影片能够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而是以美学展现原则作为拍摄基础，为不同类型的动作美学奠定一定的背景基调，使它的出现有迹可循。

四、为小人物书写历史

在历史的发展中，小人物一直缺少存在感，在中西方千百年的文化历史研究中，或许从来没有一个位置为小人物而留，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虽然无数次推动着历史革命的发展，但是名字、身份、背景以及自身的遭遇却受到了忽视，成为一群生活在历史边缘的人。在《十月围城》中，无论是赌徒、车夫还是流浪者，都被赋予了一种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身份。他们通过自身情感的变化，真真正正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一股巨大而又汹涌的力量，不再是没有历史、被人忽视的边缘人物。在香港这座城市孕育着巨大阴谋的同时，这些看似卑微的人用生命推进着黎明的到来，他们燃烧了自己最后的光亮，期望能够照亮中华历史的上空。从这样的角度观赏《十月围城》，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一首无奈却又悲壮的历史颂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普普通通的革命人，都是历史发展中不应该被忘怀的，他们同样是英雄，是能够被尊崇、被敬畏的“大人物”。最后，《十月围城》用革命党起义、辛亥革命清政府王朝的发展为故事收尾，这样将艺术故事与真实历史发展情节联系的手法，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那些已经化为英魂的普通人与革命英雄毫无区别，他们同样是热血而又勇猛、悲壮且又坚韧的烈士，虽死犹生。

一部电影，其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题材或者故事，只有能够让那些故事中存在的片段与人物在时光中真正活过来，令其身影在岁月中不朽，才是真实的伟大意义所在。《十月围城》中每一个小人物，都不是随随便便地死去，他们逝去时的音容笑貌，随着影片的特写真正地留在了观赏者的心中，这是该电影对于历史的纪念，为那些曾经为了推动革命前进而消失在中华大地上的英魂送上最为光荣的赞歌。在大银幕上，每一个人物都没能真正地安息，他们睁着双眼，用最后的灵魂渴望着华夏大地的曙光。

五、结合革命与人性主题

在传统的革命抗战故事中，人物的命运都是与革命事业完全联系的，他们抛弃了作为人类的情感，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中，但是，在《十月围城》之中，却将革命与人性真正地结合起来，为这部革命题材影片选择了一个正确积极的立意。在影片中将人性感情、伦理与革命情感相结合，能够全面满足观众对于文化电影的消费需求，令原本单一的革命题材主旨丰富起来，将正确的意识形态与电影叙事方式相结合，保证在革命主旋律之下的人性特征。在该影片中，保卫孙中山这一行为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情感，对于父亲、朋友、爱人、孩子的爱令革命这一题材与观众的真实感受进行了贯通，拉近了影片主旨与观赏者之间的距离，从人性的主题凸显革命的意义，将人性灿烂的光辉赋予这些有着悲壮命运的人物，让每一个英雄都有着自身的人性情感。

一个艺术作品，想要真正征服观众，就需要从感性的角度赋予每一个人真实的情感，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应该拥有自身历史行为的合理性，虽然拯救苍生、王朝这些思想有着崇高的历史意义，但是一个拥有人性和个人目的的英雄，也更为光辉和闪耀。李重光在影片中说：“我每天闭上眼，看到的都是中国的明天。”这样的理想心理状态与方红、刘郁白等人形成了对比，共同演绎了不同人性之下的革命英雄。

对于革命题材电影来说，人物的情感与民族大义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每一个拥有不同生活的人物，都可能是有着真实情感与爱国情怀的热血人物。类似沈重阳一样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革命者，恰恰能够反映那个历史时代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们从悲壮的个人生活开始出发，因为不愿意所爱的人受到伤害而投身到革命中去，最后，却在革命中真正寻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认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在国家危难面前，才用鲜血去救国于生死存亡之际。

这一系列的感情内涵的深入，正是将人性与热血的革命主题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不仅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达到了影片所想要取得的娱乐效果，还能够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对观众进行引导。

[参考文献]

[1] 王丽君.造型因循叙事设计聚焦细节――麦国强谈《十月围城》的美术设计[J].电影艺术，2010（01）.

[2] 胡玫，贾磊磊.遥望千年的历史影像――胡玫访谈[J].电影艺术，2010（02）.

[3] 陈德森，罗卡.《十月围城》的坚守与突围――陈德森访谈[J].电影艺术，2010（02）.

[4] 孟庆澍.大历史与小人物――略谈《十月围城》的历史观[J].艺术广角，2010（03）.

第8篇：革命故事范文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以上三方面的叙述伦理的现代转型中，反讽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叙事要素，反讽在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已然成为本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叙述伦理上不仅对以往传统叙事较为僵化的叙事伦理模式展开反驳与突破，而且在叙述手段的多元化复杂化上走得更远。不仅解构和突破了以往革命伦理、新启蒙伦理等规范伦理对知识分子的狭隘限定，而且承续个体自由叙事伦理继续讲述知识分子故事，勘探知识分子个人生存和存在之惑。在叙事文本结构上，反讽在严肃与戏谑之间形成叙述张力。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述伦理上消弭对立因素之间的界限，文体界限的模糊将一些过去看似互不相容的质素融合到叙事文本中，产生文本声音的对话，反讽叙事从先锋与传统、虚构与纪实、荒诞与寓言等三个层面的扭结与中展开，从而产生新的可能性。

一 、先锋与传统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狭义的“先锋小说”在90年代逐步退潮，“先锋小说”在叙述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在叙事观念上的偏至分不开的，“怎么写”如不与“写什么”并行不悖地结合展开，叙事虚构如不真切地落实在现实坚实的土壤上，就很难再取得突破性进展。“先锋”在90年代的小说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和叙事要素存在而综合参与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型，对先锋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激进到成熟的过程，其反抗姿态逐步被更为从容的气质所取代。关于先锋的理解，批评家洪治纲有这样的论述：“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1}由此可见，“先锋”的精神是与现代个体自由叙事伦理精神相一致的，对存在可能性的勘探是其共同的旨归，仅仅执着于叙事形式的实验就极易与精神失重的时代相共谋，反而丧失先锋的本质。先锋与传统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是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反讽叙事在叙述伦理层面最为重要的一个侧面。

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反讽叙事在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个人化书写方面最为突出。与以往高度依附革命伦理的革命知识分子叙事大异其趣，这类知识分子叙事更为关注知识分子个人在大时代的命运沉浮，知识分子不必再为革命伦理做陪衬，而是以真正的个人身份以叙述主角出场。与以往革命知识分子叙事强调历史必然性不同，这些叙事更注重历史偶然因素在个人命运中的关键作用，宿命论如影随形般笼罩着个人的生活，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看做叙述与话语形式的观念也深刻影响这类作品，以往革命伦理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解释为圣洁的信仰，而这类作品更愿意归结为个人私欲的驱使。在20世纪末有批评者指出：“如果能够在对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充分描写的基础上，有些历史的纵深感，有些厚重的可作为宽广背景的衬托，贯穿进小说家对历史的思考，让一切状态都能有值得信赖的并在艺术中得以显现的社会历史缘由，那样的话，人物就会更具艺术感染力，小说也会更加具有诗的意义。”{2}这一期待在新世纪以来革命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重构中得以呈现，代表性的有格非的《人面桃花》和李洱的《花腔》。格非和李洱的作品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先锋文学印记，在新世纪，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革命知识分子作为思考的支点，并且都是现代叙事伦理较为成熟的演绎。

先锋色彩最为浓厚的作家格非在2004年推出了他的革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人面桃花》，反映出格非在试图回归传统途中的尝试，是先锋与传统的一次碰撞与对话。在格非以往的作品中，故事支离破碎，情节扑朔迷离，诸多的偶然串联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号。格非在《人面桃花》中试图讲好故事，格非说：“我曾经只重视小说的哲学内涵，现在我觉得人物和故事是小说的血肉。这部小说中我第一次考虑到塑造人物和讲好故事。”回归故事，是格非回归传统的一个步骤，因为格非正是试图通过相对完整的知识分子故事的讲述来完成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叙事的自由伦理改写的，格非自述在这部作品中他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的先锋色彩是很明显的，它打破了以往革命知识分子叙事的僵化格局，革命伦理急切的现实功利伦理意图淡化于诗意化的个体命运的叙述之中，梦境、细雨、浓雾，作者将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事件虚幻化，如烟的往事像是在梦中，而正是通过这种虚幻化的叙述直抵人物内心的真实。这部作品写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他们为不同的乌托邦理想而遭遇不同的人生境遇。晚清进士陆侃回乡建造风雨长廊，并不为人理解，最终发疯走失不知所终。主人公秀米也像父亲那样执迷于大同世界的诱惑并为此付出坎坷多舛的一生。作者在叙述革命者构建乌托邦美梦的同时增加了传奇故事的一些情节，将以往圣洁的革命理想与土匪窝花家舍的血雨腥风并置，花家舍的总揽把王观澄一样有着美好的乌托邦蓝图，这显然是对革命叙事的一种反讽与解构。在信仰与欲望、世外桃源与血雨腥风、革命者与疯子之间，作者没有像革命叙事那样给予泾渭分明的武断伦理判断，而是更乐意去混沌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残暴的悲剧一面，美好的革命理想最终不得不通过暴力与流血来实现，革命目标与革命手段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土匪身上也可以看到建设世外桃源的大执念，有着对幸福和秩序的共同想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老伦理差异在格非笔下已是“皆有所谋”。

《山河入梦》是《人面桃花》的续篇，有着与《人面桃花》一致的鲜明的主题特征，那便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3}这一主题本身就具有现代特征。主人公谭功达继承了父辈的乌托邦情结，化运动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在故事的讲述上，《山河入梦》更侧重个人的情感纠葛，乌托邦政治冲动已经转为背景，更多的是个人超越精神的象征。事实上不只是《山河入梦》，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欲望的旗帜》（1994年）就已经显露出格非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先锋特性与叙事策略，即放弃建构价值神话，通过反讽叙事达至一种内心真实和现代体验。格非作品的创作转折意义似乎都是通过知识分子题材得以呈现，只不过在《欲望的旗帜》中格非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当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直指当下知识分子的价值虚无：“欲望起源于情感的颓废，然而，在情感先颓废之前，思想已经先贫困了，这时欲望才乘虚而入，日益膨胀成为生存的主体。在这么一个浅薄且失去了永恒信念和神圣感的时代，现代人的信心似乎已经腐朽，内心好像是一个欲望的加油站，无法再与真理达成和解，无法冲破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隔膜。”{4}个人的超越精神无法战胜平庸的习惯势力，而凡人的现世幸福也拒绝乌托邦的来世承诺，知识分子的这种两难处境极具悲剧意味。

如果说格非是通过欲望化的个人叙事方式完成对革命知识分子崇高叙事的反讽，李洱的《花腔》则是通过多重话语的杂陈来实现对革命知识分子叙事一体化叙事格局的反讽。李洱的《花腔》被视为先锋文学在新世纪最重要的收获。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评委这样评价《花腔》：“是2001-2002年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历史中的个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目前最深湛的认识水平，它的文体、结构、叙述语言是对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艺术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综合。”“花腔”本身就有反讽意味，意指人物命运的多重讲述与历史的多种言说，革命叙事伦理真理性、神圣性、本质性的话语方式被相对性、游戏性、个人性的叙述所取代。主人公葛任的生死之谜因处于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的殊异口述而变幻莫测，以往依附革命伦理的革命知识分子叙事是以僵化的不容置疑的伦理预设淹没了知识分子个人的声音，而《花腔》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它以多元笔触解构僵化的叙事束缚从而凸显个人存在的价值。就主人公葛任的性格而言，也极具反讽意味，他从事革命工作，却有着与革命伦理相冲突的知识分子个性：“喜欢从小处看问题。他曾说过，别人都是从大处从高处看问题，他呢，却从小处从低处看问题。别人看到的是灶塘里的火，他却喜欢看灶塘里溅出来的火星。”{5}这种以小处看问题的性格正与现代自由叙事伦理同质，“葛任”与“个人”之间的隐秘对应关系体现出李洱对个人价值的偏重。《花腔》的叙述语言也极富反讽修辞风格，夹杂来自不同历史背景与话语系统的多元词汇荟萃一堂，达到对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的无情解构目的。

二 、虚构与纪实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主角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大众，知识分子叙事几成空白，知识分子只有在革命历史小说等“重大题材”的缝隙中卑微地接受被改造的命运。《青春之歌》是那个时期极为罕见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这部硕果仅存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并未发出知识分子的声音，而是知识分子话语的自我放弃，实际上是对革命伦理并未被完全认可的图解，而且这部作品在不断的接受外来批评和自我修正过程中，逐步形成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的规范模式，定格为红色经典。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青春之歌》圈定的规范范围内迂回，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和作为，知识分子所珍视的那些价值在叙事伦理中很少得以体现。而这期间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历史事件及其悲剧意味并未因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而减少，其荒诞程度甚至超出了想象。新时期以来虽然整个社会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集体控诉和声讨，但并未真正从文学上给予深切而有力的回应。如何既具有叙事虚构的道德严肃性，又同时具备纪实文学的历史真实性，是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反讽叙事另一重要的侧面。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出现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又完全不同于纪实文学，而具有独特精神品格的“非虚构小说”。这些作品既有着一般小说叙事所没有的历史真实性和厚重感，又具有纪实文学所不具备的道德严肃性，代表性的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尤凤伟的《中》、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等等。这些作品都涉及反右运动、等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本身的荒诞、悲剧意味以及极限境遇相比较为平庸乏味的当下现实更吸引小说家去深度探究知识分子个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的命运遭遇，“如同小说的历史”诱惑作家去创作“如同历史的小说”。一方面，这些作品与故事发生的年代拉开了一定距离，从而避免了仅仅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较为肤浅地集体声讨，作家也并非这些故事的亲历者，而是以记录者的代言身份参与故事的讲述，这些作品的叙述语调客观、冷峻、中立，叙述语调本身就具有反讽性质，拒绝作者直接在文本中义愤填膺地代替读者下判断。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的关注重心并不在“反右”政治运动本身，而在于“反右”运动历史的叙述；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独特的叙事伦理品质使其区别于一般的纪实文学，小说叙事通过叙述与虚构追求艺术真实，并不一定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纪实文学虽然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却有着大众文学的娱乐性质，往往缺乏道德严肃性。美国学者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学界和新闻界出现的介于新闻和小说之间的写作形式考察时得出结论说：“非虚构文学作品是有能力具有小说的道德严肃性的。”{6}“非虚构小说”的应运而生表明小说叙事对历史真实品质和道德严肃性的价值认同，这在热衷虚构和游戏的现代小说叙事伦理中显得弥足珍贵。

虽然处理的是真实历史的严肃的道德问题，“非虚构小说”却没有放弃反讽这一现代叙事品质，达到了严肃的道德质询和反讽叙事的完美结合。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以记录者的身份将读者拉回死亡近在咫尺的极限境遇里，逼迫我们去思考不理智时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危难处境，但严酷的政治氛围却能制造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谬事件。因为那个年代规范伦理本身的逻辑就是荒谬的，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与冠冕堂皇的说辞之间存在无法掩饰的缝隙，将这种缝隙放大就使整个作品具有反讽叙事的魅力。《夹边沟记事》是由相对独立的个人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与饥饿、死亡等严酷的现实境遇有关，在这种严酷的极限境遇中人的生命显得格外渺小和卑微。为了生存，为了一点维持生命的食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上海女人》故事中董建义饿死在妻子从上海来探望的两天前，尸体被草草掩埋，一群知识分子居然在董建义之死和妻子的悲伤面前争吃上海女人带来的食品。《饱食一顿》中的高吉义为了活命，居然偷吃朋友的呕吐物。这些细节都极具震撼力又具反讽意味，但作者显然不是批判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在那样的境遇中那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更多是质问那个不理智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夹边沟记事》已经很难说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了，因为被划为的知识分子长期脱离知识岗位，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一切特征。《夹边沟记事》为那些蝼蚁般的生命作传，拒绝历史遗忘，笔触虽然冷静客观，叙述朴实无华，但仍能感受到作者肩负的道德使命感，每个故事都催人泪下。尤凤伟的《中》也是讲述知识分子故事，虽然与《夹边沟记事》一样，作者都不是亲历者，都是代言叙事，但与《夹边沟记事》以记者的视角将一个个单独成篇的故事串连在一起有所不同，《中》以主人公“我”为主线将与之命运相关的人的经历连结在一起。小说讲述青年学生周文祥因一张大字报被打为入狱改造，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经历的堪称离奇的人生波折。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则是以年谱的形式记录丁子恒、皇甫白沙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经受的炼狱之旅，为保全性命不惜出卖灵魂，知识分子本该是政治浩劫的批判和抵抗力量，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当时选择了沉默和自我。

三 、荒诞与寓言

十七年文学以至期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成为题材，知识分子叙事是缺失的，这时期的文学由一个个貌似严肃、圣洁实则狭隘、僵化的叙事文本构成一个巨大的荒诞，恰恰是非理性的。与此相反，现代小说却以大量的荒诞去触摸真实，可以说荒诞感体现出世界的虚无感和无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关系正体现出人是有理性的。卡夫卡《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由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情节恰恰真实地反映出人的异化，人在世界中的本质的孤独。

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反映学院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作品大量涌现，当代知识分子已从广场回归到知识岗位，回归到学院，如今知识专业关怀成为知识分子最为常见的存在方式。代表性的有黄梵的《第十一诫》（2003年）、史生荣的《所谓教授》（2004年）、阎连科的《风雅颂》（2007年）、石盛丰的《教授横飞》（2008年）等，这些作品都承续着20世纪末新写实主义那种日常生活质地以及深切的现实情怀，有着传统现实主义那种真切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人物也是现实中人物。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不约而同的特点，那便是出人意料的荒诞情节，夸张、变形、扭曲，这些都促成了荒诞情节的出场，也是反讽叙事常见的叙事手法。可以说在这些作品里在貌似现实的外表下蕴藏着一个荒诞的深层内涵。关于荒诞和真实的关系，作家阎连科有过这样的论述：“我觉得最荒诞的来自我们这个生活中最真实的，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7}由此可见荒诞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真实并行不悖的，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尤其是在充满矛盾和精神病相的现代社会。

阎连科的《风雅颂》在整体叙事结构上是反讽的，在每段叙述的前面都煞有介事地有一段或多或少与之内容相关的《诗经》段落，可以说是对《诗经》经典的戏仿。《诗经》的内容是朴素平实的，而《风雅颂》中的情节则是荒诞不经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讽。《风雅颂》中的主人公杨科虽然把学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现实中学术没有给他荣耀，却给他带来屈辱。他带着苦写五年而成的专著回家却正好撞上妻子和校长李广智。他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屈辱地恳求对方：“下不为例好不好？”他和学生一起为抗击沙尘暴游行，还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沾沾自喜，没想到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被学校领导集体以投票的方式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到天堂街花钱解救小姐，送她们回家，却被愚弄欺骗。杨科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方式一厢情愿地去改变社会，反过来却被社会嘲讽，打击，最后迷失方向。当初恋情人玲珍死去，杨科又把情感转移到玲珍的女儿小敏身上，最终杀害了自己假想的情敌小木匠。《风雅颂》的反讽叙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照知识分子传统理想人格，现时代的知识分子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冲击，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那些价值在现实中已经荒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也存在价值迷失，石盛丰的《教授横飞》中的情节更是极其荒诞离奇，团结大学副教授侍郎因为临近退休仍然没有拿到教授职称而死去，躺在校医院的太平间里他竟然灵魂出窍，窥视到了团结大学教授们的种种丑陋和怪现状。荒诞情节在这类学院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不胜枚举的。

荒诞总是与寓言结伴而行，因为荒诞与真实有着辩证的依存关系，我们讲述荒诞并不是为了荒诞本身，而是荒诞背后的真实，可以说荒诞就是另外一种变形的真实。因此荒诞文本和荒诞情节本身往往存在表面的和隐藏的两套意义，而这正是寓言的基本内涵。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说：“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8}对现实身怀忧虑有着现实主义品格的当代知识分子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体验到了知识分子生存的荒诞处境，凸显知识分子之死的时代寓言。

注释：

①洪治纲：《先锋：自由的迷津――论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②刘俐俐：《论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对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感和艺术表现模式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③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④谢有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欲望的旗帜〉》，《欲望的旗帜》，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⑤李洱：《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⑥[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⑦阎连科：《风雅颂・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9篇：革命故事范文

5日一大早，我们到达湖南长沙，然后马不停蹄奔赴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参观了铜像广场、故居和纪念堂，感受革命伟人故乡风韵，聆听伟人儿时的记忆...下午抵达花明楼参观刘少奇主席故居，6日参观新民学会旧址，下午品味岳麓书院底蕴，一睹爱晚亭风采，驻足橘子洲头，至此结束整个学习考察过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参观毛泽东同志的故居——韶山。韶山之行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毛泽东铜像广场。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走近瞻仰了毛主席铜像，向毛主席的铜像献花、敬礼，向毛主席三鞠躬，重温入党誓词。像全国各地奔向韶山冲的人们一样，通过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祝福、纪念、缅怀……站在巨大的塑像脚下，一种自豪而激动地情怀油然而生。在毛泽东纪念馆，毛主席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从毛主席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的故事中，我们领悟到了毛主席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看到毛主席那留有73个补丁的睡衣和书籍、党费证等遗物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毛主席艰苦奋斗的崇高境界和伟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参观我们知道，毛泽东出身于富农的家庭，杨开慧烈士出身于教授的家庭，他们的条件在当时应该说是很优越的。但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危亡，他们都舍弃了这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良好环境真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和祖国的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和学习。随后我们来到了毛泽东同志故居，这是一个山青水秀、空气鲜美的小村庄，有宁静淡泊的悠远味道，与喧嚣隔绝，与尘世无争。这里有一套非常普通的两家合居的湖南民居，扁担型的土木结构建筑，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泥砖墙、小青瓦，背山面水，掩映在绿树翠竹中。这里就是毛主席学习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点燃革命的圣火，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随涌动的人流前行，天井、杂屋、厨房、毛主席父母的卧室以及毛主席的卧室，历历在目。那些旧物，书桌、衣柜、石磨、水车，都曾留下过毛主席及其亲人的印迹。在毛泽东同志的卧室里，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在这盏桐油灯下学习，他自小热爱劳动、关心别人、懂得关心天下，是他成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品质基础。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毅然回到家乡，亲手创建了中共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风雨如晦、哀鸿遍野的乡村，点燃了革命的圣火。这革命的火种，历经了94年风雨沧桑，依然经久不息，见证着往昔峥嵘岁月，也照亮了后辈前行的路程。如今硝烟散去，只留下静静的故居、葱郁的山林，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去回想艰苦年代的生死考验、血泪洗礼。昔日韶山养育了主席，今日却因为主席韶山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故居前人潮涌动，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给本来幽静的乡村增添了许多生机，大家纷纷合影留念，让这一刻的激情定格成永远的回忆。

这次培训活动，时间虽然短，但实地感受和学习所带来的震撼，还是令我受益颇深。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我的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的斗志也更加昂扬了。

ー、坚定了信念。

此次参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我对毛主席艰辛而伟大的一生有了更全面的解，并深切感受到了党的光荣历史和艰苦奋斗历程。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英勇战，不畏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让我深深感受到，决胜全面小康，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只有每个党员坚定了理想信念，才能担负起伟大的使命。

二、增强了党性。

韶山精神，其内涵就是“牺牲、斗争和奉献”的胸襟，这是伟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毛主席在中国所有人心中的位置。作为听着主席生平故事成长的基层干部，而今走进韶山，走进主席的故乡，通过专题党课堂、现场讲学、现场体验等方式，近距离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亲身感受了主席一生的艰辛，一生的荣耀，以及革命先辈的优良作风和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我个人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升华。我深深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到骄傲和自豪，也对党的伟大事业充满了信心，这次学习，让我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