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路径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 高校班级文化 基本原则 逻辑路径

一、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主要内涵

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这实际上是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按照这个逻辑，班级文化的涵义即在班级教学活动、课外活动、校园文化生活中，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形成，对班级所有学生具有普遍影响力和约束力的文化综合体[1]。班级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既具有组织文化的一般属性，又凸显了自身的特点。按照班级文化的所属对象，包括幼儿园班级文化、小学班级文化、中学班级文化、高校班级文化等。

目前，学界对高校班级文化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例如，对高校班级文化的界定，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笔者认为，所谓高校班级文化，是指高校班级的全体大学生在思政教师的指导下，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社会工作中形成的，符合大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并被大多数学生认同的思维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心理态度、行为方式等文化综合体。它的外延内容丰富，包括班级物质文化、班级精神文化、班级制度文化、班级行为文化等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共同构成了高校班级文化，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班级物质文化是高校班级文化的基石，班级精神文化是高校班级文化的灵魂，班级制度文化是高校班级文化的保障，班级行为文化是高校班级文化的外化。

二、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人本化原则

人本化原则是“以生为本”的大学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劳伦斯在“教育中被遗忘的人”中提出：“教育的一个根本目标是帮助人成为一个人，尽他的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符合人性的人。”高等教育的目标和性质决定了高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要坚持“以生为本”，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发展[2]。也就是说，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人本化原则”，以大学生成长需要为着眼点，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充满人性化和正能量的班级文化氛围。一方面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班级的一切活动或工作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目的，又要适应现代大学生内在的心理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发挥辅导员与教师的合力引导。因此，辅导员和教师要深入了解大学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他们进行扎实的专业积累，主动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或思想困惑，合力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二）民主化原则

民主化原则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治理思路的具体延伸。高校作为承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事业单位，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因此，民主化原则必然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原则的重要内容。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民主化原则，在班级形成一定的民主氛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学生与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增强班级的凝聚力与活力。一方面，引导大学生树立民主意识。这就要求以符合现代管理需要的民主管理模式取代传统的“家长式”的管理方式，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班级建设与管理的主角。另一方面，引导大学生参与班级建设与管理。高校班级建设与管理有别于中小学班级建设与管理，它的性质决定了在高校班级建设与管理中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参与实践，使自我成长需要与学校管理制度保持和谐统一，形成符合班级大多数成员的班级文化。

（三）创新化原则

创新化原则是“改革创新”的时展动力的客观要求。在大数据时代，任何迟滞不前的事物，都将湮没在充满变化与活力的当今社会。因此，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必然要顺应时展要求，坚持创新化原则，以创新的态度和思维超越已有成果。换句话说，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努力建设创新意识浓、创新能力强的班集体，打造有利于培育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班级文化[3]。一方面，创新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要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顶层设计，借鉴高校优秀班级文化建设成果，加强班级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鼓励班级以开拓创新的思维进行班级个性培育，充分展现班级独特的班风学风和价值取向，打造班级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另一方面，创新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除了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外，还要根据理念思路开展好具体的文化建设活动，以活动为载体，达到创新的目的。

三、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逻辑路径

（一）加强班风学风建设

班风是衡量一个班级及其成员精神风貌、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关键内容。学风是班风的核心，一个班级的学风水平如何，直接影响整个班级的班风水平，也是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4].因此，加强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班风学风建设。首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精华，对于人类的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也对促进高校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优秀的高校班级文化从根本上讲，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内驱力，在高校班级所有成员中宣传和弘扬诸如明礼诚信、团结互助、甘于奉献、乐观拼搏等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从而增强班级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其次，要强化终身学习理念。终身学习理念意味着学无止境，在高校班级范围内营造爱学习、擅学习、懂学习的文化氛围，鼓励班级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学习和积累优秀的中国文化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鼓励大学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将积极实践与敢于质疑相结合，与时俱进，从实践中学习，不断超越自己，从而形成班级优良的学风和班风。最后，要凝聚班级成员的正能量。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大学生积极阳光的正能量，诸如快乐豁达的心态、坚定专注的精神、团结有爱的氛围等，从而打造积极向上的班集体。

（二）加强“精神家园”建设

精神家园对于个体与组织的成长与发展都极其重要。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班级及其成员的“精神家园”建设，共同塑造大学生在校期间共同的“家”。“精神家园”顾名思义是指个体及组织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寄托地。因此，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要从心理知识辅导、心理环境营造、受挫能力锻造三个方面合力共建“精神家园”。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对班级大学生的心理知识辅导。“精神家园”是一个动态系统，不同的个体或组织因为各种差异，它的层次和等级也存在着差异[5]。因此，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根据班级及其成员的特点和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知识辅导，使他们正确地认知自我和他人，科学地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帮助大学生们自主克服各种不利于“精神家园”建设的因素，从而提供一定的知识储备。其次，要积极营造和谐向上的班级心理环境。和谐向上的班级心理环境是高校班级精神家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精神家园的完整度。因此，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要通过心理班会、寝室装扮、心理活动等途径从班级物质环境、精神环境、潜在环境等方面，积极营造和谐的、充满责任感与荣誉感的班级氛围，以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最后，通过心理知识辅导和心理环境支持等，要努力锻造班级大学生的受挫能力。精神家园的构建离不开心理辅导和心理环境支持。“90后”大学生性格开朗、思维活跃，但感情和心理脆弱，受挫能力较差，因此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班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关注和人文精神关怀，促进精神家园建设。

（三）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

凝聚力是任何一个单位或组织发展的动力之源。当今社会各种思潮不断兴起，传递先进文化的同时伴随一些负面影响，如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腐蚀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对高校班级凝聚力和文化建设带来负面作用。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有利于凝聚班级力量的班级建设目标。班级建设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或许丰富多样，但概括地讲，高校班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促进班级大学生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要在班级成员内树立团结一致、共同促进自身健康而全面发展的意识，积极参与班集体建设和管理，主动参加班级、院系等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其次要发挥大学生在班级文化建设主体地位。班级文化建设虽然由师生共同建设，但班级大学生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的文化综合体构成了高校班级文化体系。因此要充分调动班级大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尊重他们的内在需要，使他们更多地参与班级管理与文化建设，在集体生活中体现自我价值，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最后，要加强班级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班级学生干部队伍是由班级中有威信和能力的大学生人群组成，在班级凝聚力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引领和动力作用。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引导班级学生干部树立服务意识和团队意识，指导他们在班级事务处理与文化建设中以学生为本，经常关心有困难的学生，建立团结互助的班级人际网络，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班会、学术交流等活动。此外，还要以班级学生骨干培训为基础，不断提高班级学生干部队伍的服务能力和凝聚力，打造和谐、团结、服务、创新的班级学生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1]马丽华.高校班级文化建设刍议[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5）.

[2]陈国梁.高校构建班级文化的思考[J].当代青年研究，2006（4）.

[3]林运清.关于大学校园班级文化建设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5（9）.

[4]钟永淑，袁明锋.高校班级文化建设探微[J].教育与职业，2011（18）.

第2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文化 ；公民意识；官本位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3 — 0014 — 02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内容的总和。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具有数千年历史，是当代政治文化的牢固的精神支柱和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变，整个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急剧转型，在物化层面和制度层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也发生着持续的、深刻的、革命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构建和谐政治文化的基本途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助益。

一

“重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就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口号；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进行战争，又提出“无民孰农”和“无民孰战”的口号。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唐代魏征的“载舟覆舟”，历代统治阶级中都有主张重视民生、民意者。但重民不是民主，民本主义不是人本主义。因为重民的主体是君、官（统治者、掌权者），而民主的主体是民（人民、公民），是人民、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重民是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的疾苦，为人民做主，人民则只要“俯首贴耳”依靠明君、清官即可〔1〕。概言之，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只是统治者维护王权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相距甚远。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重视民主的政治文化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追求目标，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必然要求。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就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发展。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民对于政治自由的追求，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政治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享有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民主机构和民主习惯的逐步发展”〔2〕，只有民主的人民，才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民。因此，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其目标之一，坚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张扬宽容、愿意妥协和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承认人民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尊崇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和约束等，从而为和谐的政治文化提供价值理念支撑和合法性、合理性证明。

二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皇权导致的权威崇拜、奴性心理，造成的依附顺从观念，深深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是形成臣民意识的深层文化土壤，也使臣民意识至今仍然盛行。从而导致人民缺少民主实践的经历，认识不到自己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想去参与政治生活，缺乏自主意识和合理利益及权利的追求精神。这种影响导致当代中国不少民众对社会管理和政治既无参与的热情和意识。对政治冷漠，成为当下中国不少民众的自觉行为，严重影响着我国国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形成，阻碍着我国当代公民在现代意义上公民意识的形成。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必须培育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自律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构建和谐的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性课题，就是实现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以达成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生态对接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政治文化，它坚持“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督政以认同为基础，维权以守法为要旨，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3〕，从而使公民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倾向于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营造一种具有无限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弹性空间，使政治处于合乎生态发展的适当状态。构建和谐政治文化过程中，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还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和匡约着民众的政治行为方式，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模式。

三

第3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伦理学使命；民族复兴；伦理学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087-05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外伦理思想研究领域，或者是在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围，都不断有新的力作问世。例如，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等论著，就代表了当代中国道德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值得伦理学界认真研读并加以阐释发挥。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对于面临充分发挥伦理学的社会功能的要求而言，我国伦理学界绝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是要在过去努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真正建构起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满，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地前进。鉴于此，本文拟以对这些论著的思考为基础，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三方面，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并由此迎接我国伦理学界相关更多、更新和更好成果的问世。

一、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所谓“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笔者思考“中国伦理学为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应该如何发展”问题的概念，其基本含义为：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国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伦理和道德上的条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最重要使命。而探寻构建最适合实现这一使命的伦理学体系的路径，则是我们这一代伦理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承担起来的特殊职责。至于如何探寻这一路径，从当前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状况来看，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和困惑，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支点的思想，已经为我们的相关努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①笔者认为，这里的

收稿日期：2016-11-28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谢伏华，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上海200234）。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时代精神，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要素或支点，而且成为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路径，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并努力地把这三个路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

关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上述三个路径的具体阐发问题，参照“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②的名言，笔者通过对代表性论著的分析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样来看，王泽应编著的《伦理学》一书的基本构想，即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全面振兴和复兴的伟大世纪，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主要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伦理学，伦理学的真正复兴是一种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以此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③应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观点。而该书的阐述结构也表明，作为一本优秀的伦理学教科书，王泽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不仅尽可能地吸取中国伦理思想传统和西方伦理思想传统的积极成果，而且也尽可能地吸取了当代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实现自己在伦理学领域中“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的目标，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应该得到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至于此书体现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何种路径问题，考虑到作者关于伦理道德本质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作者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和精神现象，人类道德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五种歷史类型：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等，故此，笔者认为，王泽应的著作属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三个路径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

如果本文关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的概念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就可以据此框架认定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之所以这么说，其根据在于，《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一书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强调，对实存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对道德从直接性与差异性到抽象性与平等性发展的阐述，对作为仅仅适用于某一族群或共同体内部行为规范的自然或特殊道德与普遍道德（各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重叠的道德直觉与道德公理，人们基于理性洞察而自主建构的人工道德）的区分，对人既不应成为小人、也不可能成为圣人、只能期待和建构常人道德的宣示，对我们作为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问题的辨析，特别是对三大最重要的伦理规范：不伤害、公正、仁爱的强调，对四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基准或政治伦理价值：自由、人权、民主、正义（公正）的论证，对西方各种伦理学理论的相互吸纳和补充的发挥，对伦理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交会、融为一体的倡导，构建了一种陌生社会的常人伦理学、现代（常态）社会的人权伦理学和风险社会的责任伦理学体系，不仅系统地引进和发挥了以德国伦理学为中心的西方伦理学，从而为中国伦理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国内少见的文献资料，而且充分展现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作用的路径。④笔者虽然不能同意其全部观点，如对小人、圣人和常人的区分，特别是其对儒家伦理的一些评价，但也必须承认，此书确实是我国伦理学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积极成果。

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一书，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积极成果。在此书中，针对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儒学的持续反思和过度批判，崔大华指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儒学还是珍贵的，仍在支持着、模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⑤。基于对儒学现代命运的这一确定，崔大华强调，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儒学有三大功能：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所需的动力因素、秩序因素和适应能力。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而这一动力要深入人心，可以从儒家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国家伦理认同中得到解释。在儒家传统中，这种认同不仅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而且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和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笔者认为，崔大华这种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探讨儒学现代命运的思路，抓住了儒学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维护和创造这一理论本质或核心，是深刻的、全面的。

此外，卢风的《应用伦理学概论》作为我国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强调“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标志着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⑥的观点，不仅表达了当今世界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而且反映了我国伦理学界在此领域已经具备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

二、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

以上的概括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成绩显著，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毋庸讳言，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而言，现有的成果还不足以充分承担起这一使命。例如，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作为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代表，贡献突出，但其阐发的主要体现在当代（特别是西方）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思想，本身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因此存在着与中国当下国情和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同样，王泽应的《伦理学》自觉地致力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理解和阐发也有一个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至于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已经把儒学的现代命运与中华民族复兴自觉地结合起来，但作为一本出自中国思想史专业学者的著作，至少还存在着进一步伦理学化的问题。当然，对于笔者的上述观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狂妄”，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笔者完全没有不尊重上述各位学者的意思，也丝毫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实质在于，尽管以上述学者为代表的我国伦理学界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毋庸讳言，或者由于笔者的视野局限，至今还少见能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主题，综合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三个路径，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性论著问世。

如果上述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就提出了如何构建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当代中国伦理学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伦理学界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当代伦理学的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⑦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要继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学之道”为基本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吸收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但要使这一切在当代中国真正落实下来，就必须与中华民族当下的最重要奋斗目标和最伟大梦想紧密结合起来。从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在关于伦理学的使命和主题问题上，许多争论总是围绕在单纯路径层面上进行，不知道路径是为了人的，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伦理思考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还应该是民族，当然，民族也包括个体。我们要自觉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伦理思考和论证的基点，展开一种作为从“文明”视角出发的伦理学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道德观念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综合上述三个路径。

为了说明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对于发展中国伦理学的重要性，不妨再考察一下廖申白的一段论述：“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做伦理学的研究，既不是要在中国做出一种纯粹的西方伦理学，也不是要坚持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与这种伦理学进行冷战，而是要在熟谙自己的本土思想的精神精髓并读懂、读进去西方的基础上，会通中西方思想精髓，形成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能够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过一种实践的生活的伦理学。”⑧从其对中西方伦理思想精髓的开放态度来看，应该说这一构想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他肯定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这两个路径。当然，由于其把伦理学的主题主要确定为“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这尽管也很重要，但其似乎没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其伦理学构想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中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在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与确定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路径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使命比确定路径更重要，只有明确了使命，路径确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这里说的明确使命问题是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整体角度立论的，并不是说所有伦理学论著都只能直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当代道德生活是复杂、多样、自主的，相应地，伦理学的研究路径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的伦理学研究路径都承担着一个使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明确地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作为当代伦理学的使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好地确立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三个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本文提出的伦理学发展路径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或支点的理论启示，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中也有其相应的实践基础。就社会基本结构对伦理学的影响而言，如果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伦理学发展的客观前提和基本对象之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当代社会体制建设借鉴的各种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和作为中华文明根底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上述伦理学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和立足中華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社会结构基础。这里，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表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体现了在运行体制上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则体现了必须立足民族文化根基的要求。从而，基本制度、运行体制和文化根基三方面在此相辅相成，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结构基础。而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由于其分别作为上述三个发展路径的积极成果，不仅应该引起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预示着能够综合上述三个路径之著作的问世。

三、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看，如果说中外伦理思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广泛和深厚的论述，应用伦理学研究异军突起，那么，比较起来，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似乎还较少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就知识积累的要求来看，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比中外伦理思想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复杂得多。而且这里还涉及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而现在，这个难题似乎开始有解了。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此不妨引证一段牟钟鉴的论述：“在文化上客观存在着三大体系：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之间有冲突，但更多的是会通；未来的中国新文化体系将从这三大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产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它面临着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和应用，更具有现代中国的特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它面临着如何开发资源、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营养和借鉴，它面临着如何介绍、改造，把其中优良成分吸收过来，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⑨虽然，上述论断直接论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在笔者看来，它也十分有益于伦理学界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之后，我国伦理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又一次迈开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导地位日益确立。其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我们能够广泛而充分地吸取世界道德文明的有益成果。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精华的认同不断提高。毫无疑问，这一切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三个基本发展路径的敞开奠定了思想史前提。

当然，有了客观社会结构基础和思想史前提，并不等于伦理学界就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三个基本路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发展中国伦理学仍然需要广大同人付出坚忍不拔的努力。例如，对于主要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和指导地位的时候，一定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特别有必要实现政治和道德思维范式的转变，应对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采取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下，努力实现以自身为主体内容的与后两者的综合与融通。同样，主要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在民族文化主体性开始逐步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的“根”和“魂”的今天，不能走向复古主义，而是要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在提高公民道德品质和境界的个人伦理领域发挥积极功能，同时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建设性影响。还有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问题，主要依托这一路径的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把自己所引进的国外伦理学和道德的积极成果融入中华民族的当下目标、基本制度和道德传统中去。

第4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聚类；城市速递；服务单元；车辆路径问题

[中图分类号]U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4-0145-02

1 引 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速递业务量急剧增大，如何针对速递货运问题建立高效的车辆路径规划模型，成为了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1-2]。传统的车辆路径问题建模直接针对客户地理位置进行车辆路径的优化，更多的是考虑了各种优化算法的性能，而没有考虑到速递业客户服务的本地化、社区化在速递运送中的作用[3]。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城市速递车辆路径的规划和传统的车辆路径规划面临的环境有所不同。在城市速递服务中，由于区域规划、定位的不同，客户在整个区域内并不呈现随机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聚簇状分布的特征，例如学校、居民社区、写字楼等均是潜在的客户密集分布区域，如图1所示。因此，在城市社区速递路径优化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密集客户区域进行聚类以构建服务单元，基于服务单元进行城市速递路径的优化与投递服务。

Zhong[4]等指出，构建速递投送的局部性、本地性，即保持速递员投递路线的相对固定性，使速递员多次进入同一服务单元，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Sungur[5]在进行车辆路径优化时，将局部路径的相似性作为限制条件。

城市速递服务必须综合考虑车辆路径的最优化原则和速递配送的相似性原则。实际上，速递员对地域的熟悉程度有助于速递服务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在速递服务路径规划中考虑到社区或地理位置相似性原则，即尽量让地理位置相似的客户由同一速递员进行服务。

2 城市车辆路径问题客户点聚类

基于上述对城市速递车辆路径问题的分析，我们提出采用聚类的方法首先对密集客户区域进行聚类，以形成服务单元。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基于行政单元划分将速递配送区域进行划分的方式，可以认为是基于聚类的城市速递车辆路径问题的特例，采用这种方式具有简单快捷的优势，但这种方法没有充分的挖掘客户间的地理位置相关性；Christofides[6]将配送区域按照笛卡尔坐标系划分为标准的方形网格；Charikar[7]等采用k-median的方式进行配送区域的划分；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的角度，采用了k均值聚类的方式进行区域客户的聚类。

本文在采用k均值算法进行客户点的聚类时，添加了两个额外的限制条件，类内距离R1和类间距离R2，在聚类过程中，可根据限制条件增加或减少聚类中心。类内距离定义为在一个聚类区域（服务单元）内，不同客户距离聚类中心的距离；类间距离定义为不同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在进行客户聚类时，类内距离不应过大，若在一个聚类中，存在客户与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大于给定阈值，可将该客户独立的组成新的聚类中心，然后更新数据点所属聚类和聚类中心；同样的，当存在两个类间距离（聚类中心之间的距离）小于给定阈值的情形时，可将两个聚类区域进行合并，随后更新聚类区域和聚类中心。

于是，本文的聚类算法在进行完常规的k均值聚类算法后，需要依据上述的两个额外限制条件对产生的聚类中心进行分割和合并，导致聚类中心数目并不固定为k个。类内距离R1和类间距离R2将直接影响到最终聚类的结果，需要在实验中进行合理的设置。

3 基于服务单元的车辆路径问题求解

基于上述的分析，对于城市速递车辆路径问题，我们首先将客户点进行聚集，将整个聚集块作为一个整体的服务单元进行考虑。随后，将服务单元作为虚拟客户点进行车辆路径问题的求解。

考虑到城市速递车辆路径问题的特点，采用了公用的Sololom100数据集来进行车辆路径问题的分析。

首先，我们采用了本文算法对客户点进行了聚类，图2给出了Solomon100数据集客户点、中心点、聚簇中心在二维坐标系空间的直观展示。

其次，我们以上述基于聚类分析得到的服务单元作为虚拟的客户点，进行车辆路径的规划，根据客户点位置和上述的车辆配送路径，图3将其在平面坐标系进行了直观展示。基于上述的路径规划，总的行驶路径为：59.62+95.89+50.80+97.23+64.81+101.88+59.40+127.30+76.07+95.94=82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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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A*算法；栅格法

中图分类号：TP391.4 文献标志码：A

Mobile Robot Path Planning Based on an Improved A* Algorithm SUN Wei1， LV Yunfeng1， TANG Hongwei1，2， XUE Min1

（1.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An improved A* algorithm was presented for global path planning of mobile robot. Firstly， the environment model was described using the grid method， and the preliminary path was obtained by traditional A* algorithm. Secondly， the path planned by A* method was flaw with much redundant points， large path length， and turning angle. The original path was partitioned by tiny step to obtain a series of path point. The finish point from the start point was connected by using straight line in sequence. To decrease the path length and turning angle， the path node can be removed if there are no obstacles on the line.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traditional A* algorithm and another improved A* method were then given in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and physical experiments. Additionally， the merit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nd other algorithms were compared when the obstacle rate， amount of task point， and step length were different.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path length and turning angle.

Key words：mobile robot； path planning； A* algorithm； grid method

路径规划问题一直是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一个研究岬.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是指机器人基于机载传感器获得的环境信息规划出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无碰、安全的可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优化路径[1].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规划出的路径能使机器人从起点运动到终点；第二是采用相应的算法使得机器人能够避开环境中的障碍物；第三是在满足前面两点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优化机器人的运动轨迹，通常是以规划出的路径最短作为优化目标[2].根据机器人对环境信息的感知程度，路径规划问题分为全局路径规划和局部路径规划.前者是指机器人在拥有全部环境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路径规划，又称为离线路径规划；后者是指机器人在只有部分环境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路径规划，又称为在线路径规划[3].本文主要讨论全局路径规划.

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针对全局路径规划，主要方法有可视图法、拓扑学法、人工智能算法和栅格法[4].文献[5]针对自由空间法当环境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建立网络连接模型，因而导致路径规划算法的环境适应性差和实时性不高的缺陷，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视图的全局路径规划算法，该方法是直接在环境地图上进行路径规划，从而提高了算法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实时性.神经网络作为人工智能中一种重要的算法也被应用到了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领域，如文献[6]，首先建立了一个障碍物罚函数的神经网络模型，并得到了整条路径的能量函数；然后求得该函数的极小值点，且应用了模拟退火算法避免陷入局部最优；最终对得到的路径进行了优化，使得路径更加平滑和安全.除此之外，学者们还采用其它的智能算法来解决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如模糊逻辑[7-9]，蚁群算法[10]，粒子群优化[11]，遗传算法[12-13]等.

栅格法是将机器人运动环境建立成一系列具有二值信息的网格模型，再用搜索算法获取最优路径.文献[14]提出了一种改进的A*算法，解决了传统A*算法得到的路径包含过多冗余点问题，并得到机器人在拐点处的最小转折角度.但该算法并没有减小机器人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文献[15]针对传统A*算法得到的路径折线多、累计转折角度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平滑A*算法，减少了不必要的路径点并减小了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但只是在原有的路径点上进行处理，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减少量有限.本文提出了另一种改进的A*算法，将进一步地减少移动机器人的总路径长度和总转折角度.

1 环境模型描述

众所周知，移动机器人工作环境地图建立是路径规划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地图建立是指将各种传感器获得的环境信息进行融合并抽象成地图模型[16].采用栅格单位描述二维环境信息非常简单有效，应用广泛.所以，本文也使用栅格法来建立移动机器人工作环境模型.如图1所示，栅格法将机器人工作环境分割成一系列具有相同尺寸的栅格，并将这些栅格分成两类：可通过栅格和不可通过栅格.图1中，空白栅格表示可通过栅格，即移动机器人能自由通过的地方，黑色栅格表示不可通过栅格，即该栅格有静态的障碍物.

为了方便研究又不失一般性，本出以下3点合理的假设：1）障碍物边界是在实际边界的基础上加一个移动机器人安全距离得到的，这样就可以将移动机器人看作是环境中的一个质点；2）在这有限的二维空间中，机器人的移动方向可以是任意的，并且不考虑高度的影响；3）在整个路径规划过程中，环境信息是不变的.图1是一个10*10的移动机器人工作环境，S是机器人起点，D是终点.本文的工作就是找到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无碰的最优路径.

2 A*全局路径规划算法

A*算法是一种典型的启发式搜索方法.通过估价函数来引导和决定它的搜索方向.从起点开始搜索周围的节点，由估价函数得到每个节点的价值，选择价值最低的作为下一个扩展节点，循环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搜索到终点，则停止搜索，获得最终路径.由于每一次都是以估价值最低的节点作为扩展节点，所以最终的路径代价是最低的.估价函数由式（1）给出：

式中：g（n）是状态空间中从起始节点到节点n的实际代价，h（n）是从节点n到终点的启发式估计代价函数，本文采用曼哈顿距离作为启发式函数[14].

xd是目标点的横坐标，yd是目标点的纵坐标，xn是节点n的横坐标，yn是节点n的纵坐标.

在A*算法搜索路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更新两个列表，一个是开启列表，另一个是关闭列表.开启列表存储的是所有的周围节点.A*算法从开启列表中选择具有最小估价值的节点作为下一个扩展节点.关闭列表存储的是所有经过的节点和环境中的障碍节点.应用A*算法进行路径搜索的具体流程如下所述：

Step1 把起始节点放入开启列表.

Step2 检查开启列表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表示搜索失败；不为空，则执行Step3.

Step3 选取开启列表中具有最低f（・）的节点作为当前扩展节点，对扩展节点的每个周围节点作如下处理：①当该节点的周围节点是障碍点或者是关闭列表中的节点，则没有任何动作；②当该节点的周围点不在开启列表中，则把该节点的周围节点添加进开启列表中，并将当前扩展节点作为该节点的周围节点的父节点，计算该节点的周围节点的f（・）和g（・）；③当该节点的周围节点在开启列表中，如果以当前扩展节点作为父节点，该节点的周围节点的g（・）比原来更低，则把当前扩展节点作为父节点，并重新计算该节点的周围节点的f（・）和g（・）.否则，不作任何改变.

Step4 将当前扩展节点放入关闭列表中，并检查终点是否在开启列表中.如果不在开启列表中，则跳回Step2继续搜索；否则，最优路径已经找到，结束搜索.

Step5 从终点开始，沿着每一个父节点移动，回到起始点，这就是最终的路径.

3 改进的A*算法

采用A*算法进行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虽然能获得一条安全无碰的路径，但路径点较多，折线多，导致路径的总长度和总转折角度较大.这在移动机器人实际应用中将消耗更多的能量和花费更多的r间.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A*算法，能有效地减少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

图2的实线是在一个任意环境中A*算法规划出的路径，本文方法是在原路径的基础上，从起点开始以较小的步长分割原路径，得到更多路径点，如图2的路径点a1到a20.按照一定的规则剔除冗余路径点，将剩余的路径点按顺序连接，最终获得更加优化的路径.

图3是本文算法的流程图，图中符号的定义如下：

k为分割路径的步长；c，m，i分别是当前路径点下标、待连接路径点下标和新路径点下标；A为以步长k分割原始路径得到的路径点集合A={a1，a2，…，aN}，其中a1是起始点，aN是终点；ac为当前路径点；am为当前待连接点；

lcm为连接ac与am的直线；lc，c+1为连接ac与ac+1的直线；B为新的路径点集合，B={b1，b2，…，bs }.

注意，以步长k分割路径是在原路径的直线段进行的.例如，对图4中A*算法得到的路径进行分割，先进行直线段L1的分割，从起点开始依次得到路径点a1，a2，…，a7，此时a8与原路径点的距离小于步长k，则将原路径点作为a8，并从路径点a8开始重复上述过程，分割直线段L2和L3直到将终点作为路径点a20时，分割过程结束.

图4中的实线是在任意环境中A*算法规划出的路径1，由直线段L1 ，L2 和L3组成，本文方

法规划出的路径3由直线段La1a6，La6a9，La9a10和La10a20组成，其中Laiaj是指起点为ai，终点为aj的直线段.由图4可以直观地看出：路径1的路径长度明显大于路径3的路径长度.另外，路径1的总转折角度：

路径3的总转折角度：

其中α2=∠ba6a9 ， β2=∠da9a10，γ1=∠ca10a20.而α1=α2+β2，β1=γ1+γ2，γ2=∠a15a20a10，则θ1=α1+β1=α2+β2+γ1+γ2=θ3+γ2.所以，θ1>θ3.相对于A*算法，本文方法缩短了总路径长度，减小了总转折角度.

文献[15]提出的平滑A*算法直接地剔除A*算法规划出的路径点，使得路径更加平滑.而本文方法是先进行分割，再剔除冗余的路径点.图4中直线段La1a8，La8a11和La11a20是文献[15]中平滑A*算法得到的路径2.显然，路径2的长度大于路径3的长度.另外，路径2的转折角度：

其中α1=∠ba8a9，β3=∠a15a20a10，而α1=α2+β2，β3=γ1+γ3，γ3=∠a11a20a10，则θ2=α1+β3=α2+β2+γ1+γ3=θ3+γ3，所以θ2>θ3.相对于文献[15]提出的平滑A*算法，本文方法得到的路径也更加优化.

4 实 验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计算机仿真实验和实物实验.考察了不同情形下算法的性能，以下将从4个方面进行仿真实验： 1）探究同样的条件下本文算法与A*算法以及文献[15]的平滑A*算法的性能；2）环境障碍率p对各算法的影响；3）不同目标点数n下算法的优劣；4）本文算法在不同的分割步长k下的效果.以下的4种情形都是在边长为200个单位的正方形环境下进行实验，将实验环境分割成20*20个栅格元素，每个元素是边长为10个单位的正方形栅格.将实验环境分割成20*20个栅格元素，每个元素是边长为10个单位的正方形栅格.

情形1 环境障碍率（障碍栅格数量占总栅格数量的比例）p=30%，取本文算法的分割步长k=0.1，目标数n=1即只有一个终点，起点是（4，4），终点是（198，198），机器人在起点的角度为90°.进行了50次实验，图5和图6是不同算法规划出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表1是3种算法50次实验的各项平均值比较.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改进A*算法相对于A* 算法和文献[15]的平滑A* 算法，有效地减少了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注意，虽然环境障碍率都是30%，但障碍栅格是随机分布的，这就导致了不同的环境复杂度，所以同样的算法和实验条件在不同的实验次数下却有不同的实验结果.

情形2 考察在不同的环境障碍率下，各个算法的性能.令分割步长k=0.1，目标数n为1，起点（4，4）、终点（198，198），机器人在起点的角度为90°.分别在环境障碍率为10%，20%，30%，40%，50%时，进行了50次实验，并求得不同障碍率下路径长度的均值和转折角度的均值，实验结果如图7、图8所示.可以看出，一方面当环境障碍率增大时，各个算法得到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也在不断增大.这是因为环境障碍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环境的复杂度，当环境越复杂时，那么规划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在图7和图8中，方框内的数据是本文算法相对于A*算法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减少量.当环境障碍率越大时，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减少量也不断增大，这说明相对于A*算法，本文方法更加适合在障碍物较多的环境中使用.

情形3 在移动机器人的工作空间中可能存在多个任务点，这就意味着环境中会有多个不同的终点.这里将研究当机器人有多个任务点时，各个路径规划算法的优劣性.这里做以下两点规定：1）对环境中的任务点进行了编号，任务点1，（198，198）；任务点2，（4，198）；任务点3，（95，95）；任务点4，（198，4）.2）当机器人有n个任务需要执行时，它的执行顺序是由任务点1递增至任务点n.取障碍率p=30%，分割步长k=0.1，分别在n等于1，2，3，4时，进行了50次实验，并求得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均值，实验结果如图9和图10所示，图中方框内的数据是本文算法相对于A*算法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减少量.显而易见，当机器人的任务点越多，本文算法相对于A*算法规划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的减少量越大.

情形4 本文算法中存在一个分割步长k，这里将考察参数k对算法效果的影响.令环境障碍率p=30%，仅有一个任务点（198，198），起点是（4，4），机器人在起点的角度为90°.在不同的分割步长下进行了50实验，并求出相应的均值，验结果如图11和图12所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分割步长越小时，本文算法得到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也越小.显然，这是因为分割步长越小，路径分割得越精细，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也就相应减小.

在实物实验中，本文采用的移动机器人是Turtlebot2，移动底座的最大移动速度：0.7 m/s，最大角速度：180°/s.采用ThinkPad E450C笔记本电脑作为移动机器人的控制器.移动机器人的实际运动空间如图13所示，是3.6 m×6.6 m的矩形环境.起点（0.9 m，0.9 m），终点（2.7 m，6.3 m），机器人在起点的角度为90°.为了使用本文改进的A*算法进行路径规划，需要先建立环境的栅格模型，设置栅格元素为0.6 m×0.6 m的正方形，对实际障碍物进行膨化处理，映射成图14的黑色栅格.分别采用A*算法、文献[15]的平滑A*算法和本文算法进行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图14的直线段La1a5，La5a11，La11a21，La21a27，La27a32，La32a44 和

La44a53是A*算法规划出的路径；文献[15]中平滑A*算法得到的路径是直线段La1a5，La5a11，La11a21，La21a27，La27a32和La32a53；直线段La1a8，La8a24，La24a25，La25a35和La35a53是本文算法得到的结果.由于移动机器人的运动总是存在外界干扰和运动精度等因素，其运动的实际路径长度与转折角度总是比规划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要稍稍大一些，如表2所示.但无论是规划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还是移动机器人实际运动的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本文算法得到的实验结果都比A*算法和文献[15]平滑A*算法更加优化.

5 结 论

采用A*算法进行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可以得到一条从起点连接终点的无碰安全路径，但路径的冗余点较多，路径长度和转折角度较大.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A*算法，能有效地减少路径冗余点和减小路径长度及转折角度.并且，分析比较了不同的环境障碍率、任务点数量、分割步长对算法性能的影响.一方面，相对于A*算法，本文方法更加适合多任务点，高障碍率环境下的移踊器人路径规划；另一方面，采用较小的分割步长可使得规划出的路径更加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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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摘 要]本文论述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饭店产业机构优化的宏观目标与路径的选择，根据目前饭店业的发展态势提议组建“中国旅游饭店

>> 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路径选择 产业结构优化路径选择 论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选择 论青海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与路径选择 产业结构优化视角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后危机时代旅游饭店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论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试论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与优化 进一步优化山东省产业结构的路径选择 天津产业结构升级测度评析与路径选择 温州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低碳经济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探析 盐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研究 基于聚类分析法的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选择 中国产业组织优化的目标模式及现实路径选择 百色市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及路径选择 山东省粮食产业结构优化路径选择及分析 论温州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 浅析宏观调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论中国饭店产业结构优化的宏观目标与路径选择 论中国饭店产业结构优化的宏观目标与路径选择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论述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饭店产业机构优化的宏观目标与路径的选择，根据目前饭店业的发展态势提议组建“中国旅游饭店(集团)总公司”，阐述了该集团公司的基本组建思路与运行方案，分析了在组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关键词]饭店产业；结构优化；国有资产；饭店集团[中图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4―0069―05

第7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基层医院；临床路径；存在问题；建议

Abstract：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pathway management problems in primary hospit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ospital and patients. The request to improve the medical staff of the clinical pathway implementation compliance and to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of patients.

Key words：Primary hospital；Clinical pathway； Problems；Suggestions

临床路径管理是对单一病种的诊疗、护理、收费等各个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涉及从患者入院至出院的整个过程，包括检查项目、治疗方案、护理项目、收费标准、治疗结果等各个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诊疗模式，以便优化医疗服务流程[1]，规范医疗行为，减轻患者负担，节省医疗资源，改善医患关系。为了适应新医改政策，我院开展了临床路径管理工作，目的是为了保证医疗安全，保证医疗安全，提高医疗效率和控制不合理的收费，规范临床用药等医疗行为[2]。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规范临床路径的管理是基层医院的必然趋势。

1医院方面存在的问题

1.1医务人员对临床路径管理知识认识度不够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以法律的形式实施了以疾病相关诊断组为基础的定额预付款制度，在该法律的规定下，医院为了控制医疗成本，临床路径应运而生[3]。许多医务人员对临床路径的作用不明白，认为执行临床路径无明显益处，反而会减少医院的医疗收入。另外，有些医师认为临床路径的执行会影响医务人员的诊疗自，在临床路径表单的制约下，束缚了医务人员的流程思维和创新的能力；认为临床路径仅仅在模板下进行机械式的治疗。

1.2医务人员对临床路径工作的依从性不够 基层医院专科建设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诊疗行为随意性较大。医院在临床路径表单的制定上往往忽略对实施病种的表单的严格把关，照搬国家卫计委的模板，导致无法与医院实际开展的诊疗项目配套，在操作过程中相对繁琐，让医务人员有排斥；另外，由于基层医院临床路径电子管理体系不健全，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了诸多表格的手工填写，无形中增加了临床医师的工作量，导致临床医师积极性缺乏。

1.3医院管理层对临床路径的认识及支持不够 基层医院管理人员对临床路径的重要性不理解。临床路径在短期内无法体现出节约医疗成本、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等好处，所以管理人员为了配合检查和数据等的上报，被动的开展临床路径工作，导致大多数基层医院开展的流程路径流于形式。

2患者方面存在的问题

2.1患者文化程度低，沟通、理解能力差 基层医院接受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不了解临床路径，临床路径的参与和配合度不高。

2.2患者对基层医院医疗技术信任度不够。目前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较高，要求速效、短程、低价。例如：入院后进入临床路径管理患者，经过3d的治疗，未治愈，患方就有可能会认为医师用药不到位，甚至治疗不恰当，引起投诉甚至纠纷。

3建议

目前临床路径工作未全面规范开展，医务人员及患者对临床路径不够了解，为此要加强临床路径的宣传教育，使医务人员了解临床路径的重要性，患者了解临床路径的优势和效果。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3.1提高医务人员对临床路径实施的依从性 加强对全体医务人员特别是医院管理者的培训和指导，制定临床路径相关的制度、流程。医院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临床路径实施的长远利益，增加适当的经济投入，完善临床路径电子信息管理系统，规范临床路径的管理工作。以便让医务人员在开展临床路径工作中执行有标准、考核有数据、整改有依据。

3.2提高患者对临床路径的参与度 这需要逐步提高全民健康知识，医务人员加强对患者病情的解释、评估以及对疾病转归的合理判断，同时加强医患沟通，逐步增加患者在临床路径诊疗过程中的配合和参与度。

临床了工作任重道远，基层医院开展临床路径工作更是有很多阻碍。希望通过对临床路径知识的普及，能规范临床路径的实施，发挥临床路径的优势，打到实施临床路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庆，陶红兵.临床路径管理对医疗服务流程的影响及优化策略[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1，27（8）：594-595.

第8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伦理学使命；民族复兴；伦理学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087-05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外伦理思想研究领域，或者是在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围，都不断有新的力作问世。例如，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等论著，就代表了当代中国道德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值得伦理学界认真研读并加以阐释发挥。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对于面临充分发挥伦理学的社会功能的要求而言，我国伦理学界绝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是要在过去努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真正建构起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满，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地前进。鉴于此，本文拟以对这些论著的思考为基础，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三方面，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并由此迎接我国伦理学界相关更多、更新和更好成果的问世。

一、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所谓“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笔者思考“中国伦理学为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应该如何发展”问题的概念，其基本含义为：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国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伦理和道德上的条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最重要使命。而探寻构建最适合实现这一使命的伦理学体系的路径，则是我们这一代伦理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承担起来的特殊职责。至于如何探寻这一路径，从当前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状况来看，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和困惑，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支点的思想，已经为我们的相关努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①笔者认为，这里的

收稿日期：2016-11-28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谢伏华，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上海200234）。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时代精神，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要素或支点，而且成为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路径，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并努力地把这三个路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

关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上述三个路径的具体阐发问题，参照“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②的名言，笔者通过对代表性论著的分析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样来看，王泽应编著的《伦理学》一书的基本构想，即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全面振兴和复兴的伟大世纪，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主要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伦理学，伦理学的真正复兴是一种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以此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③应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观点。而该书的阐述结构也表明，作为一本优秀的伦理学教科书，王泽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不仅尽可能地吸取中国伦理思想传统和西方伦理思想传统的积极成果，而且也尽可能地吸取了当代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实现自己在伦理学领域中“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的目标，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应该得到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至于此书体现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何种路径问题，考虑到作者关于伦理道德本质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作者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和精神现象，人类道德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五种v史类型：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等，故此，笔者认为，王泽应的著作属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三个路径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

如果本文关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的概念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就可以据此框架认定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之所以这么说，其根据在于，《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一书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强调，对实存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对道德从直接性与差异性到抽象性与平等性发展的阐述，对作为仅仅适用于某一族群或共同体内部行为规范的自然或特殊道德与普遍道德（各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重叠的道德直觉与道德公理，人们基于理性洞察而自主建构的人工道德）的区分，对人既不应成为小人、也不可能成为圣人、只能期待和建构常人道德的宣示，对我们作为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问题的辨析，特别是对三大最重要的伦理规范：不伤害、公正、仁爱的强调，对四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基准或政治伦理价值：自由、人权、民主、正义（公正）的论证，对西方各种伦理学理论的相互吸纳和补充的发挥，对伦理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交会、融为一体的倡导，构建了一种陌生社会的常人伦理学、现代（常态）社会的人权伦理学和风险社会的责任伦理学体系，不仅系统地引进和发挥了以德国伦理学为中心的西方伦理学，从而为中国伦理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国内少见的文献资料，而且充分展现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作用的路径。④笔者虽然不能同意其全部观点，如对小人、圣人和常人的区分，特别是其对儒家伦理的一些评价，但也必须承认，此书确实是我国伦理学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积极成果。

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一书，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积极成果。在此书中，针对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儒学的持续反思和过度批判，崔大华指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儒学还是珍贵的，仍在支持着、模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⑤。基于对儒学现代命运的这一确定，崔大华强调，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儒学有三大功能：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所需的动力因素、秩序因素和适应能力。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而这一动力要深入人心，可以从儒家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国家伦理认同中得到解释。在儒家传统中，这种认同不仅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而且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和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笔者认为，崔大华这种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探讨儒学现代命运的思路，抓住了儒学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维护和创造这一理论本质或核心，是深刻的、全面的。

此外，卢风的《应用伦理学概论》作为我国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强调“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标志着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⑥的观点，不仅表达了当今世界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而且反映了我国伦理学界在此领域已经具备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

二、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

以上的概括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成绩显著，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毋庸讳言，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而言，现有的成果还不足以充分承担起这一使命。例如，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作为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代表，贡献突出，但其阐发的主要体现在当代（特别是西方）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思想，本身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因此存在着与中国当下国情和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同样，王泽应的《伦理学》自觉地致力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理解和阐发也有一个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至于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已经把儒学的现代命运与中华民族复兴自觉地结合起来，但作为一本出自中国思想史专业学者的著作，至少还存在着进一步伦理学化的问题。当然，对于笔者的上述观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狂妄”，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笔者完全没有不尊重上述各位学者的意思，也丝毫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实质在于，尽管以上述学者为代表的我国伦理学界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毋庸讳言，或者由于笔者的视野局限，至今还少见能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主题，综合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三个路径，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性论著问世。

如果上述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就提出了如何构建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当代中国伦理学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伦理学界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当代伦理学的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⑦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要继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学之道”为基本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吸收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但要使这一切在当代中国真正落实下来，就必须与中华民族当下的最重要奋斗目标和最伟大梦想紧密结合起来。从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在关于伦理学的使命和主题问题上，许多争论总是围绕在单纯路径层面上进行，不知道路径是为了人的，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伦理思考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还应该是民族，当然，民族也包括个体。我们要自觉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伦理思考和论证的基点，展开一种作为从“文明”视角出发的伦理学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道德观念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综合上述三个路径。

为了说明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对于发展中国伦理学的重要性，不妨再考察一下廖申白的一段论述：“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做伦理学的研究，既不是要在中国做出一种纯粹的西方伦理学，也不是要坚持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与这种伦理学进行冷战，而是要在熟谙自己的本土思想的精神精髓并读懂、读进去西方的基础上，会通中西方思想精髓，形成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能够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过一种实践的生活的伦理学。”⑧从其对中西方伦理思想精髓的开放态度来看，应该说这一构想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他肯定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这两个路径。当然，由于其把伦理学的主题主要确定为“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这尽管也很重要，但其似乎没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其伦理学构想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中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在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与确定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路径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使命比确定路径更重要，只有明确了使命，路径确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这里说的明确使命问题是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整体角度立论的，并不是说所有伦理学论著都只能直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当代道德生活是复杂、多样、自主的，相应地，伦理学的研究路径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的伦理学研究路径都承担着一个使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明确地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作为当代伦理学的使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好地确立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三个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本文提出的伦理学发展路径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或支点的理论启示，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中也有其相应的实践基础。就社会基本结构对伦理学的影响而言，如果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伦理学发展的客观前提和基本对象之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当代社会体制建设借鉴的各种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和作为中华文明根底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上述伦理学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和立足中A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社会结构基础。这里，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表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体现了在运行体制上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则体现了必须立足民族文化根基的要求。从而，基本制度、运行体制和文化根基三方面在此相辅相成，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结构基础。而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由于其分别作为上述三个发展路径的积极成果，不仅应该引起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预示着能够综合上述三个路径之著作的问世。

三、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看，如果说中外伦理思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广泛和深厚的论述，应用伦理学研究异军突起，那么，比较起来，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似乎还较少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就知识积累的要求来看，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比中外伦理思想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复杂得多。而且这里还涉及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而现在，这个难题似乎开始有解了。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此不妨引证一段牟钟鉴的论述：“在文化上客观存在着三大体系：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之间有冲突，但更多的是会通；未来的中国新文化体系将从这三大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产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它面临着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和应用，更具有现代中国的特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它面临着如何开发资源、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营养和借鉴，它面临着如何介绍、改造，把其中优良成分吸收过来，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⑨虽然，上述论断直接论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在笔者看来，它也十分有益于伦理学界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之后，我国伦理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又一次迈开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导地位日益确立。其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我们能够广泛而充分地吸取世界道德文明的有益成果。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精华的认同不断提高。毫无疑问，这一切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三个基本发展路径的敞开奠定了思想史前提。

当然，有了客观社会结构基础和思想史前提，并不等于伦理学界就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三个基本路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发展中国伦理学仍然需要广大同人付出坚忍不拔的努力。例如，对于主要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和指导地位的时候，一定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特别有必要实现政治和道德思维范式的转变，应对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采取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下，努力实现以自身为主体内容的与后两者的综合与融通。同样，主要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在民族文化主体性开始逐步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的“根”和“魂”的今天，不能走向复古主义，而是要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在提高公民道德品质和境界的个人伦理领域发挥积极功能，同时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建设性影响。还有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问题，主要依托这一路径的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把自己所引进的国外伦理学和道德的积极成果融入中华民族的当下目标、基本制度和道德传统中去。

总之，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自古以来就具有“和而不同”的积极传统，其多样性、丰富性与和谐性是远远不能够用儒释道“三教合一”加以概括的。21世纪的今天，在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问题上，我们是否一定面临着综合和融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个基本路径的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努力和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和国外哲学―伦理学思想三种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和基本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人，特别是作为从事道德研究的学者，我国伦理学界有义务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综合和融通，创造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中华道德文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道德生活复杂化、全球化交往导致的道德生活多样化、民主政治发展导致的道德生活自主化等原因，使我国伦理学界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是正常的，也是中国社会和思想进步的体现。但是，正如《周易・系辞下》里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无论哪个途径都承担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的使命。可以期待，只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个路径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相辅相成，就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基础伦理学研究原创性成果的出现。

本文得到了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的资助。

注释

①：《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5页。③王泽应编著：《伦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1页。④参见甘绍平：《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1―6页。⑤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自序第2页。⑥卢风主编：《应用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⑧廖申白：《伦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自序第4页。⑨牟钟鉴：《在国学的路上》，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

Achiev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Ethics

Chen ZehuanXie Fuhua

Abstract：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is to create ethical and moral condition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China， in the moral concept， we must adher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ist nature， we must learn from the benefi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also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must combine three paths. Wang Zeying′s Ethics， Gan Shaoping′s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Ethics and Cui Dahua′s Modern Destiny of Confucianism -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radition， as the works that can combine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three paths in Chinese ethics development， the ethics profession mus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m.

Key words：ethics miss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ethics development path

第9篇：文化的基本路径范文

关键词：最短路径重构算法、最短路径树、交通分配

0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流量的剧增，交通拥堵现象频现，如何科学地利用智能交通科技手段，提升交通系统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是现今道路交通发展的重点。交通分配是智能交通的重要分析环节，最短路径问题是网络交通分配的热点，而交通建模则是其重要的应用领域。

本文首先介绍了Dijkstra算法，其次介绍了最短路径重构算法，最后分析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在交通分配中的适用性，并与传统的Dijkstra算法在交通分配的应用中进行时间效率高低的比较。

1 最短路径问题的基本算法

1.1 基本概念

通常所说的最短路径问题是指在给定的网络中找出从源点r到终点s满足距离最短（的一条路径，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类型，可称为单源单汇（one-to-one）问题，相应地给定G和r，若要找出r到其余所有节点的最短路径，可称为单源多汇（one-to-all）问题；若要找出r到部分节点的最短路径，可称为one-to-some问题；若要找出所有节点对之间的最短路径，称为多源多汇（all-to-all）问题。

1.2 经典最短路算法――Dijstra算法

Dijstra提出一个按最短路径长度递增的次序产生的最短路径的算法，即先求得只有1条边的最短路径，再求得由2条边组成的最短路径，由3条边组成的最短路径。该算法的基本思想是：设置两个顶点的集合S和T（S+T=Vn），集合S中存放已经找到的最短路径的顶点。初始状态时，集合S中只包含源点Vn，然后不断地从集合T中选取路径长度最短的顶点vj加入到集合S中，集合S每加入一个新的顶点vj，都要检测T中各顶点新的最短路径长度值为原来所保存的最短路径长度值与从源点vm 到顶点vj的最短路径长度值加上从vj到该顶点的路径长度值中的较小者。此过程不断重复，直到集合T的顶点全部加入到S中为止，此过程不断重复，直到集合T的顶点全部加入到S中为止。

2最短路径的重构算法

最短路径重构算法的基本思路是，采用一定得再优化技术，更新前一次得到的最短路径树，获得源点或弧长改编后的新的最短路径树，因而该算法在时间效率上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Gallo观察源点改变的最短路径树的属性的基础上，Gallo和Pallottino提出了新的最短路径重构算法，这个算法跟其他算法相比，在交通网络的应用中显得更加适用。

该算法在运算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费用标签 ，费用标签等于减少费用。从新的源点s开始，每一步，算法通过加入新的节点和弧，扩展新的最短路径树T*，直至T*超出有向图G。准确地说，算法认为边界弧分割T*跟剩余的节点，若边界弧（u，v），u属于T*且v具有最小的费用标签，则把弧（u，v）加入到T*中，此外，若（u，v）加入T*中后，在Tr中以节点v为跟点的子树的所有节点因为其更新费用都为0，也就是说，这些节点的费用标签跟节点v的费用标签相同，则以在Tr中以节点v为根点的子树完全转移到T*中。通过重复执行以上的操作，可以使所有的节点转移到T*中，从而得出新的以s为源点的完整最短路径树。

3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在交通分配中的应用

3.1 交通分配的基本概念

所谓交通分配就是将各种出行方式OD矩阵按照一定得规则符合实际地分配到交通网络中的各条道路上，求出各路段上的流量及先关的交通指标，从而为交通网络的设计、评价等提供依据。

交通分配可以归纳为问题形式：――已知：①交通网络的有向图表示形式；②路段特性函数；③）OD矩阵。求解：网络中个路段的交通量及阻抗值。一般的交通网络中，每一OD对之间有很多条路段，如何将OD量正确、合理地分配到这些路径上是交通问题的核心。

3.2 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在交通分配中的适用性

关于交通建模中最短路径问题的研究应由寻求普遍适用的“最佳算法”转移到寻求面向问题的“特定算法”上，也就是抓住所要解决问题的特征，设计适合问题的特定数据结构，尽可能提高算法在实际问题上的运行效率。

在大型的交通网络中，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最短路径问题，其数量是巨大的，在网络如仅加入一个点后就会产生（k+1）th与kth个最短路径问题的差别。而在交通建模中经常会有以下需要：多次甚至不断地搜索最短路径树，但相邻两次搜索的条件和要求差别不大，要么是源点改变而网络中所有弧的长度保持不变，要么是源点不变而网络中部分弧的长度发生了改变。如使用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对大型网络而言通常更节省计算时间。

最短路径重构算法是采用一定的再优化技术，更新前一次得到的最短路径树，获得源点改变或者弧长改变中其中一种情况，或者两种情况结合后的最短路径树。在交通分配模型中，由于交通分配本身具有的多个OD点对需要被分配，并在交通分配方法中需要经常多次迭代计算得出新的路权值，显然在交通分配模型中，引用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在提高时间效率上具有很大的潜力。

3.3 分析在交通分配模型中最短路径重构算法的优缺点

交通分配算法在本质上是网络加载过程的收敛序列，次网络加载中需要搜索基于不同源点的最短路径树，这就可以实施源点改变、弧长不变的最短路径重构算法；一次网络加载后，并非所有的路段阻抗都会发生变化，下一次加载就可以实施源点不变、部分弧长改变的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同时还可以对上述过程进行组合，探索源点和弧长均变的最短路径重构算法。

总的来说，最短路径重构算法在交通分配模型中具有一定得潜力，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设计适合问题的特定数据结构、算法效率的影响因素、与基本算法的关系等。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更有的放矢地将其应用于交通分配算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最短路径重构算法的优势。

4结束语

交通分配问题和最短路径问题都是国内外备受关注的课题，在交通模型更趋复杂化和集成化的前提下，最短路径重构算法作为具有一定特通分配模型的“特定算法”显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但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常用的变源点最短路径重构算法的基本概念与流程，并与Dijkstra算法进行流程的比较，但仅限于原理。日后可考虑通过实际算例，考证最短路径重构算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