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精选(九篇)

第1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摘要】美丽的黄河,在美丽着中国,也在美丽着世界,就这样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向巨人展示着悠悠黄河文化,孕育出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关键词】黄河文化旅游郑州

“奋力实现中原崛起”是河南省二十一世纪的战略任务。中原崛起是区域综合实力的集中表现,必须靠河南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的合力。

人们多年来习惯于说“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当我们在为“河南文化源远流长”“黄河流经上下五千年”而自豪不已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要把昔日的灿烂变为今天的辉煌。

郑州作为中原崛起的城市之一,曾五次为都,八代为州,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全国古都之一,“世界历史都市联盟”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郑州黄河作为国内九个黄河地域之一,由于其地处中原,“郑州黄河”更具有吸引力,郑州黄河的“悬、浊、荡、阔”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大禹塑像、“哺育”、象苑、黄河民俗风情苑、黄河碑林以及以炎黄二帝巨塑为主题的“中华炎黄坛”工程,构成了展示黄河文化的系列内容。郑州黄河文化如此醇厚,那么怎样弘扬黄河文化,如何利用黄河文化凝聚华人的向心力,提高黄河旅游文化的内涵,在中原崛起中郑州如何起到龙头作用,树立郑州的良好形象,增强黄河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挖掘黄河文化旅游内涵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景区是旅游的依托。离开文化谈旅游,只能走马观花;离开旅游谈文化,只能纸上谈兵。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旅游离开了文化,算不上真正的旅游;文化离开了旅游,只能是单调的文化。只有旅游依托文化,旅游才能如虎添翼、名扬遐迩。只有文化和旅游结合,文化才能进一步得到弘扬。有了景区,就有了旅游,但不一定就有了文化。因此,挖掘旅游的文化内涵成为所有景区要开发的重要工作和内容之一。以“河”为媒,以“游”为介,加大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品位,全方位展示黄河的迷人风采,是做强做大旅游产业,加快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郑州市有以少林寺、中岳庙和嵩山国家森林公署为主的嵩山风景名胜区,以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大观和大河村原始村落遗址为主的黄河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区,有伏羲山、环翠峪、轩辕黄帝故里、商城遗址、裴李岗遗址、北宋皇陵、北魏石窟寺、杜甫故里等历史名胜和文化古迹1400余处,其中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28项。丰富的地上旅游资源让郑州名扬全国,让河南闻名世界。这些都是以黄河为主的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都有着浓厚的历史内涵可以发掘。可以以黄河为主开发黄河文化内涵,在合理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将黄河文化资源开发成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特别要加大对炎黄文化、嵩山少林文化、商文化的开发力度,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资源优势,提炼打造文化品牌、文化产业,丰富产业体系,让黄河文化成为郑州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郑州的文化产业发展特色。

二、提升黄河文化旅游品位

现代考古学证明,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历史过程,北起大兴安岭,南到珠江上下,无论是黄河两岸,还是长江南北,都留下了众多的我们先祖生活、生产的足迹,正是这些密若繁星的文明之火,汇成了中华文明的滔滔巨流,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多源一体”的发展过程。就我国进入近代以前的历史而言,文化主体应是我们的先民们依托黄河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黄河文化。

经过多年努力和开发,河南的黄河文化旅游向国内外游人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如歌、如诗、如画的黄河风情,生态农业观光等旅游产品,迎合了游客求真、求奇、求知的消费需求,并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文化资源是一块金字招牌。作为历史文化的黄河文化,应精心打造黄河旅游业的文化品牌和黄河历史人文资源品位,以迅速扩大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黄河自古就有“中华民族的摇篮”之说,伟人也曾在黄河指点江山。那么游人来黄河看到的应该是什么呢?看到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人为全世界谱写的文化历史。其实,黄河的内涵远不止此,伟人游览黄河,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我们应该将这种文化内涵挖掘出来,让游人看到黄河就想起伟人,想起1952年主席登上郑州黄河南岸的小顶山视察黄河,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我们要将与之有关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提炼出来,让更多的中华儿女感受这种精神,感受黄河文化的真正内涵。

三、扩大黄河文化影响力

文化又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才能有效占领国际文化市场,赢得国际消费者的青睐,最终发挥其国际影响力。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腹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黄河历来被称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母文化发扬光大,怎样才能把黄河文化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呢?

1.用全局的观念充分认识黄河文化的联系性(海外华人提到黄河就想到了中国,国内人士提到黄河就想到了文明古国的历史)和持续性(海外华人众多,另外每年都有客家人到河南拜祖认宗,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力量),并提高到新的高度去认识,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黄河文化,发挥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增强黄河文化对全球华人的凝聚力,提高河南旅游文化的内涵。

2.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必须克服偶发性、个别性、低档性等弊端,而要成为社会性、持续性、规范性、系统性,并向高层次全方位发展。黄河文化资源的调查与挖掘是其开发的前提,没有这样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开发后的产品就不能具有高档次,必须由各个方面的专家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使开发工作扎扎实实,更具科学性。比如说以炎黄二帝巨塑为主体的“中华炎黄坛”开发建设就是黄河文化的典型。

3.黄河文化的优势,在以往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优势,河南应该在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的同时,加大对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抓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就是在抓经济,也就是在发展生产力,提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四、提高黄河文化发展力

世界范围发展的实践表明,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又越来越表现出生产力的特征。作为黄河文化,他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时代性,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快,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要解放和发展黄河文化的生产力,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发展黄河文化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发展之路,坚持发改革开放统揽旅游业发展的全局,坚持将旅游业当作经济产业来办。

二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特别明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须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黄河文化作为河南的乃至全国的传统文化,其内涵和外延有着很大的容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政府大力倡导这种民族文化,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各种产业才会更快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大产业、大市场、大旅游的发展方向。“大黄河之旅”得到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了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大黄河之旅切合市场规律,符合大产业、大市场、大旅游的发展方向。

四是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方面,旅游行业今后要更加自觉地走在前列,因为旅游业比任何行业都更信赖自然、人文环境的质量,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旅游业自身。

五是必须坚持依法治旅的原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旅也是管理和治理旅游业的基本方略,是促进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六是正确实施产业定位,搞好旅游创意策划、旅游形象与产业定位,是旅游业能否获得大发展的关键。在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予以大力扶植培育的同时,根据我市旅游资源特点突出黄河文化特色浓郁这一优势,我们将“黄河文化”作为郑州旅游业的主要内涵,围绕“河、文、古”作大文章。河:即黄河,搞好黄河风景名胜区重点项目的规划、开发、建设、管理;文:开发民俗文化、市井文化、食文化和旅游纪念品;古:即发挥商王朝历史悠久优势。

七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接待服务水平。虽然几年来各个景区的基础建设和接待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第2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黄河 文化 旅游 郑州

“奋力实现中原崛起”是河南省二十一世纪的战略任务。中原崛起是区域综合实力的集中表现，必须靠河南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的合力。

人们多年来习惯于说“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当我们在为“河南文化源远流长”“黄河流经上下五千年”而自豪不已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要把昔日的灿烂变为今天的辉煌。

郑州作为中原崛起的城市之一，曾五次为都，八代为州，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全国八大古都之一，“世界历史都市联盟”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郑州黄河作为国内九个黄河地域之一，由于其地处中原，“郑州黄河”更具有吸引力，郑州黄河的“悬、浊、荡、阔”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大禹塑像、“哺育”、象苑、黄河民俗风情苑、黄河碑林以及以炎黄二帝巨塑为主题的“中华炎黄坛”工程，构成了展示黄河文化的系列内容。郑州黄河文化如此醇厚，那么怎样弘扬黄河文化，如何利用黄河文化凝聚华人的向心力，提高黄河旅游文化的内涵，在中原崛起中郑州如何起到龙头作用，树立郑州的良好形象，增强黄河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挖掘黄河文化旅游内涵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景区是旅游的依托。离开文化谈旅游，只能走马观花;离开旅游谈文化，只能纸上谈兵。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旅游离开了文化，算不上真正的旅游;文化离开了旅游，只能是单调的文化。只有旅游依托文化，旅游才能如虎添翼、名扬遐迩。只有文化和旅游结合，文化才能进一步得到弘扬。有了景区，就有了旅游，但不一定就有了文化。因此，挖掘旅游的文化内涵成为所有景区要开发的重要工作和内容之一。以“河”为媒，以“游”为介，加大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品位，全方位展示黄河的迷人风采，是做强做大旅游产业，加快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郑州市有以少林寺、中岳庙和嵩山国家森林公署为主的嵩山风景名胜区，以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大观和大河村原始村落遗址为主的黄河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区，有伏羲山、环翠峪、轩辕黄帝故里、商城遗址、裴李岗遗址、北宋皇陵、北魏石窟寺、杜甫故里等历史名胜和文化古迹1400余处，其中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28项。丰富的地上旅游资源让郑州名扬全国，让河南闻名世界。这些都是以黄河为主的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都有着浓厚的历史内涵可以发掘。可以以黄河为主开发黄河文化内涵，在合理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将黄河文化资源开发成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文化产品，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特别要加大对炎黄文化、嵩山少林文化、商文化的开发力度，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资源优势，提炼打造文化品牌、文化产业，丰富产业体系，让黄河文化成为郑州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郑州的文化产业发展特色。

二、提升黄河文化旅游品位

现代考古学证明，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历史过程，北起大兴安岭，南到珠江上下，无论是黄河两岸，还是长江南北，都留下了众多的我们先祖生活、生产的足迹，正是这些密若繁星的文明之火，汇成了中华文明的滔滔巨流，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多源一体”的发展过程。就我国进入近代以前的历史而言，文化主体应是我们的先民们依托黄河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黄河文化。

经过多年努力和开发，河南的黄河文化旅游向国内外游人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如歌、如诗、如画的黄河风情，生态农业观光等旅游产品，迎合了游客求真、求奇、求知的消费需求，并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文化资源是一块金字招牌。作为历史文化的黄河文化，应精心打造黄河旅游业的文化品牌和黄河历史人文资源品位，以迅速扩大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黄河自古就有“中华民族的摇篮”之说，伟人毛泽东也曾在黄河指点江山。那么游人来黄河看到的应该是什么呢?看到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人为全世界谱写的文化历史。其实，黄河的内涵远不止此，伟人毛泽东游览黄河，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我们应该将这种文化内涵挖掘出来，让游人看到黄河就想起伟人毛泽东，想起1952年毛泽东主席登上郑州黄河南岸的小顶山视察黄河，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我们要将与之有关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提炼出来，让更多的中华儿女感受这种精神，感受黄河文化的真正内涵。

三、扩大黄河文化影响力

文化又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才能有效占领国际文化市场，赢得国际消费者的青睐，最终发挥其国际影响力。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腹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黄河历来被称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母文化发扬光大，怎样才能把黄河文化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呢?

1.用全局的观念充分认识黄河文化的联系性(海外华人提到黄河就想到了中国，国内人士提到黄河就想到了文明古国的历史)和持续性(海外华人众多，另外每年都有客家人到河南拜祖认宗，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力量)，并提高到新的高度去认识，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黄河文化，发挥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增强黄河文化对全球华人的凝聚力，提高河南旅游文化的内涵。

2.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必须克服偶发性、个别性、低档性等弊端，而要成为社会性、持续性、规范性、系统性，并向高层次全方位发展。黄河文化资源的调查与挖掘是其开发的前提，没有这样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开发后的产品就不能具有高档次，必须由各个方面的专家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使开发工作扎扎实实，更具科学性。比如说以炎黄二帝巨塑为主体的“中华炎黄坛”开发建设就是黄河文化的典型。

3.黄河文化的优势，在以往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优势，河南应该在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的同时，加大对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抓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就是在抓经济，也就是在发展生产力，提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四、提高黄河文化发展力

世界范围发展的实践表明，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又越来越表现出生产力的特征。作为黄河文化，他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时代性，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快，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要解放和发展黄河文化的生产力，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发展黄河文化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发展之路，坚持发改革开放统揽旅游业发展的全局，坚持将旅游业当作经济产业来办。

二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特别明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须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黄河文化作为河南的乃至全国的传统文化，其内涵和外延有着很大的容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政府大力倡导这种民族文化，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各种产业才会更快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大产业、大市场、大旅游的发展方向。“大黄河之旅”得到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了以黄河文化为依托的大黄河之旅切合市场规律，符合大产业、大市场、大旅游的发展方向。

四是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方面，旅游行业今后要更加自觉地走在前列，因为旅游业比任何行业都更信赖自然、人文环境的质量，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旅游业自身。

五是必须坚持依法治旅的原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旅也是管理和治理旅游业的基本方略，是促进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六是正确实施产业定位，搞好旅游创意策划、旅游形象与产业定位，是旅游业能否获得大发展的关键。在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予以大力扶植培育的同时，根据我市旅游资源特点突出黄河文化特色浓郁这一优势，我们将“黄河文化”作为郑州旅游业的主要内涵，围绕“河、文、古”作大文章。河:即黄河，搞好黄河风景名胜区重点项目的规划、开发、建设、管理;文:开发民俗文化、市井文化、食文化和旅游纪念品;古:即发挥商王朝历史悠久优势。

七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接待服务水平。虽然几年来各个景区的基础建设和接待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第3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第4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社会学科；初中地理教学

湘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全新教育理念，倡导构建开放式地理课程，利用地理学科的特点和优势，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地理教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那么，如何在新课改的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呢？笔者认为：除了培养学生勤奋学习的兴趣外，首要任务就是要理顺地理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关系。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与政治时事、语文、历史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这些学科都要用到地理学的有关知识。以下是我在教学中积极借助政治时事、语文、历史促进地理教学的案列。

案列一、政治对地理教学的促进

如政治时事――就是一定时间发生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都是一定的地理空间）的重要事件，因而没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就很难想象能把政治时事的学习搞好。因此，我在讲授七年级《地理》（下册）第三节“西亚”中的“阿拉伯国家”知识点时，向学生提出了几道思考题：

（1）美国为什么要侵占伊拉克？

（2）美国的做法是正义的还是野蛮的？他能否征服伊拉克人民的民心？

（3）假如你是伊拉克人民你会怎样做？

问题提出后，学生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有说美国霸道野蛮的；有说美国以大欺小的；有说伊拉克人民要起来反抗，誓死捍卫自己祖国完整的。通过穿插这样敏感的时事热点，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倍感享受今天和平幸福生活的自豪。

又如《思想政治》二年级上册第五课《依法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的“环境问题的危害”里有一副这样的漫画（如图）我将其制成课件，引用到“滚滚长江”与“滔滔黄河”的授课中，向学生提出如下话题：结合“黄河”与“长江”的对话，说说“黄河”与“长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众说纷纭。小结归纳：他们的昨天（国家治理前）长江、黄河给人民带来不少的灾害，如水灾、旱灾；他们的今天是指长江、黄河在治理后的现状，如三峡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工程得建设给人民带来福音；他们的明天是指长江、黄河现在存在的问题今后应如何解决和综合利用，变害为利，造福子孙后代。如解决“黄河的凌汛”与“断流”的根本措施，“洞庭湖”与“荆江”的变化与治理措施、发展前景等。

再如初三《思想政治》第一课“古代社会”一节的这样介绍：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必须了解地理环境，必须了解周围有哪些山丘河湖，有哪些天然物可以采取。后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交换，贸易、航海、战争等都要求对地理环境有更多的认识。

通过政治学科与政治时事知识的渗透，弥补了学生对地理知识的认识，加深了对地理知识的全面了解，扩大了知识面，又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知识，让学生放眼世界、展望未来。

案列二、语文对地理教学的促进

语文知识里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地理知识。如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七律・长征》这首八句的长征诗，就有五句涉及地理事物：五岭、乌蒙、金沙、大渡河、岷山。为此，我在八年级地理上册“中国的自然资源”一章学习中，为了调节学习内容的枯燥无味，我引用了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我一起头，学生马上就能朗朗上口地跟着背下去。最后，我提出：谁能把这首诗所涉及的地理名找出来？学生马上交头接耳，有查语文书的，也有挠头思考的，课堂的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又如在讲“滚滚长江”的“长江三峡”时，我引用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这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有郦道元写的“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在讲“滔滔黄河”的“地上河”时，我引用了李白的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在讲“中国的气候”一章“梅雨”时，我引用了赵师秀作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青池塘处处蛙。”杜牧写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在讲“季风”时，我引用白居易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讲“高山气候”时，我引用白居易写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在地理教学中应用诗词歌赋，琅琅上口，应用得法，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能创造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教学氛围，这些诗词犹如一道道地方风味小食，桌上佳肴，悠远飘香，回味无穷。因此，巧用古诗文教学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六册教材《隆中对》一文中，也设计了许多地理事物，所以没有地理知识，学语文也往往会困难重重。

案列三、历史对对地理教学的促进

由于历史事件也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中发生的，历史与地理也就像一对亲姊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学历史课本就有不少地图。如《虎门销烟》、《郑和下西洋线路图》、《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等，这些地图无不要借助地理地图知识解决。在地理教学中穿插历史故事进行教学，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在讲“季风”时，我穿插了“孔明巧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又如讲“北极地区”时，穿插“北极星的传说”、“美丽的大熊星座”等故事。

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深受初中学生的喜爱。根据青少年的这一心理特征，在课堂上巧用历史故事，不仅充实了地理知识的内容，而且也激发了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同时还开拓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理解增强记忆，探索未来，并可通过历史故事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综上所述，要上好一节高效优质的地理课并不容易，社会学科了解的多少，直接影响地理教学的效率。我们每一位教师有必要尽快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教学中协调课程之间的关系，统筹教学目标，规划相关内容，研究学科整合，从而开阔教学思路，挖掘教学潜力，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活泼，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 正如一位名人所做：读诗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教学使人周密，……天文地理使人博学多能。

参考文献：

[1]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地理教学目标设计[J].朱雪琴，汤茂林.地理教学.2013（20）

[2]浅谈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地理学习兴趣的培养[J].邹开亮.学苑教育.2013（14）

[3]地理课堂教学中多元智能开发的策略[J].肖彦军.地理教学.2013（03）

[4]地理课程标准修订说明[J].陈澄，林培英.基础教育课程.2012（Z1）

[5]中学地理课堂教学环境的功能与优化[J].黄勤雁.地理教学.2011（20）

[6]反思多元智能理[J].余新.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1（03）

[7]多元智能理论与教师素养形成[J].牛实华，白晶.继续教育研究.2011（04）

[8]多元智能与全球教育转型――2010年北京多元智能国际研讨会带给我们的启示[J].张金秀.中小学管理.2011（01）

第5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黄河拉加峡、湍流旋涡）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落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出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倌昵拔鞣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夥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夥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著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著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著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著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像。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著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著。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像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乾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断。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著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著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甚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一跑完了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找，寻找甚么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

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後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著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甚么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从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著祖先对于後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著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著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著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著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低档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第二集：命 运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都机场握住了的手。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

迈出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呵。远的不说，就在中，不是还吆喝过“买船就是卖国主义”吗？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难道忘了，就在那些彩电，冰箱和高级轿车强烈吸引我们的同时，我们不是曾经对牛仔裤，披肩发和迪斯科等等，反而很看不习惯吗？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

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必须如此选择。人类崇拜太阳。

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

若干万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积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

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

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像，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後土，意思是地母。

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农坛斑驳残碎的坛基)

天子和大臣们，每年都要来这里举行“亲耕”。皇帝右手扶著漆金的雕龙犁，左手执鞭，在两名老者的搀扶下，在这象征土地的祭坛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亲耕”。于是五谷丰收，指日可待。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向青天，土里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著中国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谈黄河。)

张炜(山东作家)：黄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渗透在两岸的泥土中。有两个老头儿，十几岁时流浪到东北去，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几经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回去的时候，每个人从地里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著，在坑上滚动著~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哲学家好像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著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未）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

至迟在大约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在黄河岸边就诞生了。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据说是从一只采集种子的妇女的手开始的。

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难道我们的祖先能不这样选择吗？

更不可选择的是，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的摇篮地，偏偏又处在一种很独特的地理环境中。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地理环境特徵。)

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么看来，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因此，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著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廓”。

在山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遗址，也许是最早的城廓雏形。你看，所有的房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村落只朝东方留著通路，这种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团结向心的精神。

当我们再俯瞰北京城时，会惊讶地发现某种六千年的一致性。

后来，有了城墙。

到战国时期，这城墙又扩大到国境线上。

把现有的明长城再向外推进伍佰到一千华里，在阴山和贺兰山脉一线，就是当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长城，也就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骂的那个长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导这个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数千年前，已经由姜寨部落的首领发明了。

有了城防，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因此，谁修了长城，谁好像就拥有了长城以内的土地，山河与人民，长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墙。

然而，在爱琴海边，一个西方的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早已率领著他那所向披靡的马其顿大军，远离自己的祖国，横扫了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仿佛同亚历山大的东征前呼后应，秦始皇也开始了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这种伟大的想像力，仍然是一种不能超越土地的想像力。

到了公元一零二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一位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他的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

从亚历山大的东征，到班超的西渡，历史走过了将近四百年，由于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东西两大帝国所代表的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两度失之交臂。那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强烈火花，终于没有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闪现。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对于节气这样的大的时间座标，中国人也习惯于把百年兴衰，只看作是历史长河的短暂的一瞬间。盛衰的交替，犹如冬去春来。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也似乎是过眼烟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但同时，也都不象中国人那样奉行著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

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

然而，北方那个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会突然苏醒过来。

高原是凝固封闭的，不易到达的，但它却也容易把内部积聚起来的力量和冲动送到平原上来。一旦遇到乾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们就会统一起来，冲下高原，邻近的农业文明就灾难临头了。

当成吉思汗凶猛的骑兵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别说长城，就连黄河长江这样的天堑，也低档不住。

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忽而是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是番王来朝，纳供称臣。多少历史悲喜剧，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如果说秦皇汉武修长城，还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气魄和力量的话，那么，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明朝重修长城，就完全成为一种失败和退缩的举动了。

这条一万一千华里的砖石砌成的明长城，比起秦汉长城来，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尽力量，元气大伤。等到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雄杰努尔哈赤挥戈南下的时候，这绵延数万里的砖石长城，只能再一次记录巨大的失败了。以致于后来的康熙皇帝说：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古北口的这一段雄伟的长城，是由一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镇守苏州时督建的。

这位「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名将，被史学家称为“孤独的将军”。他不但修建了北国的第一段长城，为了抗击倭寇，他还曾在海边修了一座海岸

长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莱水城。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面。毫无疑问，戚继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军事家。不过，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巨大的：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大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想过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会事？为什们当时的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

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著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蚕食过来，狂风雕塑著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沉思。

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想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人们为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员看到的人类工程而自豪。人们甚至硬要用它来象徵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呕歌你呢？

学者们已经发现，绵延万里的长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线大致重合。这条降水线，正好由意味著农业和非农业。

今天，在宁夏红石峡长城之上，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这的确是农业文明的最后边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

历史上大约还不曾有过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许片板下海，这固然包含著国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体人民牢牢地捆缚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巩固的，他对离开土地的人深痛恶绝，一律迁之远方，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

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土地和专制把中国人捆死了，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怎么还能懂得自由和贸易呢？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著胸膛。

站在十五世纪的门槛上面对著大海，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华夏民族，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公元一四零五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著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

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

然而，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和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著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达迦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亚细亚，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世界历史的创始之地，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升起。

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

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展开的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几千年来，中国东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著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来自西方的海啸，决不象过去从蒙古高原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的无影无踪。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发，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几百年来交替书写著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古老而孱弱的农业文明，逼得我们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费而不中用的长城来保卫自己的果实，逼得他们即时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这种文明的萎缩，如今已经萎缩著整个华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

今天，我们已经变得聪明多了。

如果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拒绝选择了。

如果说，命运并不是宿命，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听任它的摆布了。

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

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第三集：灵 光

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

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著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著螺形发簪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发挥。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发接受的。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著，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著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演播室：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著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著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後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示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等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著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么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著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著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衣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第四集：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

历史的舞台。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陕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

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因素；，封建主义和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忧 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这一切，把我们的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微喘了口气。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浒》所写的八百里蓼儿洼，也就是几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

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甚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

(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据说，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 —— 看到“黄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著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著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么，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著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著，这种情形，非常像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著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著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更不可忽视的是，，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著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肯泯灭，说明了什么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动乱中最黑暗的一幕。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的共和国主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

有一尺长……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第六集：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著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著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是什么信念支持著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著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蒙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著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著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

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著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乾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蒙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著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著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著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

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第6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黄龙溪；旅游；文化产品；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155-01

黄龙溪镇位于成都平原南部的双流、彭山和仁寿三县交界处，距离成都市区40公里。现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镇、四川十大古镇、四川省特色文化乡镇，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黄龙溪镇在秦汉时代属于犍为郡武阳县（今彭山县）。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需要与古蜀文明中的牧马山区联系在一起来考察。”[1]而根据《三国志﹒蜀书》记载，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之际，有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预示天降祥瑞，真龙下凡—“黄龙渡青江，真龙内中藏”，黄龙溪因此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古镇旅游逐渐兴起。2002年，四川省旅游局推出了“四川十大古镇”，而黄龙溪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域文化，位列十大古镇之首。既为古镇旅游，旅游产品的开发定以“古”为重点。黄龙溪古镇旅游文化产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形的十古：古街、古庙、古树、古建民居、古码头、三县衙门、古崖墓、古战场、古佛洞、古佛砚，一是烧火龙、府河船工号子、打更等民间习俗。

一、黄龙溪古镇的建筑景观开发现状

黄龙溪现今的古建筑群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古镇由最初形成的东西向的黄龙正街、上下河街和南北向的新街、复兴街、仿清街等主要街道构成。现存明清时代古街坊7条，保留完整，街面由石板铺成。街巷空间是黄龙溪古镇的骨架，不仅是黄龙溪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其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巷空间的要素包括形态、结构、比例与尺度、空间界面四个方面。古镇老街区空间格局的控制和引导是古镇整体空间环境保护盒‘场所精神’保护的核心，也是古镇保护中集成和延续古镇风貌的关键所在。”[2]近年来，随着黄龙溪知名度的逐步提升，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逐年增多，我国传统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极易损坏，一部分古建筑发生了坍塌、破损的问题。为提高古镇的接待能力，黄龙溪在原有的古建筑基础上，翻新了部分老建筑，新建了仿古建筑。现在在古镇景区内的建筑群大部分是仿古建筑，且民居极少，多为商用。街道旁商铺、餐馆林立，一些商铺采用了现代感非常强的装潢方式，与古镇整体营造的古朴氛围格格不入。刻意新建的石拱桥与川西民居建筑在风格上也并不统一。“黄龙溪古镇的石拱桥采用的是园林式建筑风格，并不为古镇历史上所‘故有’。同时，古镇拱桥两头的台阶与拱桥整体建筑风格也不相符合。”[3]黄龙溪古镇的民俗文化开发现状：1、黄龙溪烧火龙。黄龙溪烧火龙起源于南宋。先民们根据“龙现武阳赤水”和民间流传的关于主宰光明与黑暗的“烛龙”与主管风雨的“应龙”神话及“龙生九子”的故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火龙灯舞”。经不断改造、丰富、形成了现在的烧火龙。黄龙溪又因此被称作“火龙之乡”。烧火龙是指在舞龙的同时，用特制烟花朝着“龙”身上喷射，伴随着锣鼓节奏而翻腾的龙身在烟火的照耀下，似乎是在火化中腾飞。黄龙溪的火龙共9节20米长，舞龙时需要10人同时上场。在表演形式上有“快舞龙”、“摇船”、“大力圆”、“慢八字”、“单扯”、“夹腰”、“斜圆场”、“左右螺旋”等十几种套路。“‘火龙灯舞’”作为川西民间体育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逐步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为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4]”烧火龙的民俗在每年春节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间举行，期间会吸引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观看。但也正因为举行时间有所限制，所以一些外地游客，尤其是第一次来到黄龙溪的游客不仅无法亲身体验到烧火龙，甚至对烧火龙是黄龙溪特色民俗文化毫不知情。2、府河船工号子。船工号子在我国南方流传较为普遍，但因各地民俗风情不同，所以各具特色。府河船工号子在黄龙溪一带代代相传，节奏感强，豪放有力，用于船只行至急流险滩时进行加油鼓劲。领唱者就是指挥者，有时老板娘也会出舱帮助领唱者。黄龙溪流传的号子歌词，多为谈天说地、即兴发挥。如：“上江口，下江流，黄龙溪转苏码头。中和二场路好走，嗨哟嗨哟，加把油”等。府河船工号子现已被列入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黄龙溪古镇的对外宣传当中，府河船工号子是宣传的重点，在各大旅游网站中都能看到对府河船工号子的介绍。但宣传之余，却并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

二、黄龙溪古镇的水文化开发现状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明清时期，黄龙溪就是成都通往重庆的水运码头，每日南来北往的船只汇集此处，热闹非凡。而今，黄龙溪古镇仍然被府河、鹿溪河包围着，老码头虽已经停用，但在游客眼中，却形成了新的古镇傍水的美丽风景线。河边茶馆林立，游人们坐在古树下，聊天喝茶，分外惬意。而为了加深黄龙溪古镇与水的联系，穿过古镇中心又新开发了一条内河。内河虽然方便了游人依水休憩，但大部分游客表示，这条内河反让黄龙溪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游客认为现在的古镇都会修建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内河成了古镇间彼此复制的“标识”。而一些不了解黄龙溪古镇的游客甚至会因此忽略了黄龙溪源远流长的水文化，这与开发初衷完全南辕北辙。此外，河水因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这严重影响了古镇的景观，需加整治。

“古镇是自然界‘人类化’的产物，是区域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5]对古镇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是寻求对文化遗产更为积极的保护方式。对古镇原有风貌破坏式的开发虽然迎合了市场，却违背了保护的初衷，这种迎合只能产生暂时效益而非长远利益。只有深入挖掘提炼古镇的文化内涵，开发富有地域人文特色的文化产品，才能让黄龙溪古镇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标签的古镇品牌，成为真正的天府第一名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振之.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01.

[2]王景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3]陈世松.黄龙溪古镇的历史文化脉络[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01.

第7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 历史发展溯源 经济开发

黄河三角洲有几个涵盖区域不尽相同的概念。古代黄河三角洲以河南巩县为顶点,北起天津,南达徐淮;近代黄河三角洲以山东垦利县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儿河口,南到支脉河;现代黄河三角洲以垦利县渔洼为顶点,西起挑河,南达宋春荣沟;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指山东东营和滨州两市的全部以及淄博市的高青县。本文所指黄河三角洲即为经济地理的概念。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发展黄河三角洲经济的战略意义在于,选定这样一个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试验和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既能使经济高速增长,又能使资源合理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型地区、新开发地区和正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变的地区创造经验、提供示范。

黄河三角洲历史发展溯源

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移民区域,其经济的发展与移民精神有着必然联系,移民带来的多元化生活方式也促进了黄河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先后有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除此之外,小规模的移民迁入源源不断。如果将1999年的三峡移民圈入,那么,黄河三角洲移民始自明初,延续至20 世纪末,历时七个世纪。纵贯古今的移民,不仅以其开拓性的业绩,演绎着黄河三角洲的沧桑之变,谱写了黄河三角洲由寂静到沸腾、由沉睡到苏醒、由荒漠到富庶的历史,而且创造了内涵丰富的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本文以此为其历史发展渊源的一个切入点,进行详细研究。

(一)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

黄河三角洲移民以有组织的政府移民为主。其中,古代移民是明初政府为解决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田土荒芜问题而进行的。移民故乡太平安定,而迁入地荒凉凋敝,双方之间存在较大的环境反差。近现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不管是工业职工、科研人员、知识青年,还是现役军人和农民,大多属于政府为改建东平湖水库、建设大孤岛林场、开发胜利油田、建立国营农场等开发建设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移民。古往今来,移民以国家需要、民族大义为重,放弃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舍家弃业,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

黄河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具有多面性。这里东濒渤海,拥有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但是泥质海岸,海水倒灌,也使土壤含盐量高,土地贫瘠。“武定府属地土素称碱薄”,“那井泉都是盐卤一般的咸苦”。

贫瘠的土地与频繁决口泛滥的黄河,对黄河三角洲民众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移民的生活环境极不安定。艰苦的自然环境,磨练了移民顽强坚韧的意志,养成了百折不挠的移民心态与性格。

(三)白手起家的开拓精神

开拓创业是移民精神的共性与核心内涵。黄河三角洲移民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而显现出格外明显的开拓精神。

黄河三角洲因黄河携沙填海而产生,土地资源极为丰富,且与日俱增。因此,对比其他地区的移民,黄河三角洲移民面对的更多的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如此丰富的土地资源,在为移民提供了充足的谋生空间的同时,更构成对移民意志与生存能力的挑战。白手起家是对黄河三角洲移民创业的最恰当的表述。

黄河三角洲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就反映了移民白手起家、艰辛创业的历程。这类地名多见于黄河口地区。由于黄河三角洲的自然生态比较脆弱,新淤土地肥沃易耨,却极易盐碱退化。为了生存,移民摸索出了弃旧就新,由远而近逐耕河滩新淤地的生产方式。在近海处搭建的仅在耕作季节临时栖身的简易窝棚,称为“种地屋子”。起初,“种地屋子”大多是半地穴式的。条件略有改善后,改为地面建筑。起初,“种地屋子”星星点点地散落于茫茫荒滩。日久,随着土地盐碱化的推进,前来垦种河滩的移民越来越多,“种地屋子”也愈益增多。若干“种地屋子”连接起来,便形成了村落。这些独存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极具特色的地名,直观地反映了移民因陋就简求生存的艰辛历程。

(四)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百姓唯以田土为生。但是,黄河三角洲贫瘠的土地,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使移民仅靠农耕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生存,移民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可农则农,可盐则盐,可渔则渔,可商则商。在地势高处垦田种粮,在濒海地区引水晒盐,在海边河汊捕鱼捞虾,农闲时节则从事商贸活动。黄河三角洲濒海地带和黄河入海口地区的居民家庭,存放着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既有从事农耕的锄、镰、锨、镢,又有用于盐业生产的盐耙、木锨,还有用以捕鱼捞虾的渔网、鱼竿等。一些移民甚至跟着黄河走。尤其在黄河口地区,许多移民一户两家,被称为“老家”的房屋在离海较远的内地,而被称为“新家”的房屋便是在黄河口地区或海边搭建的简易住房。适宜劳作的季节在“新家”耕田、晒盐、捕渔,季节过后便返回“老家”居住。这种由内而外,由西而东的游走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俗称“赶黄河”,反映了移民聪明灵活的务实精神。

(五)宽厚友善的协作精神

黄河三角洲移民时间的长久和来源的广泛,造就了黄河三角洲移民社会的兼容性,培养了移民包容友善的处世态度。同时,黄河三角洲各地发展程度和谋生难易程度的差异性,也使历史时期的移民比较善于变更生存空间。黄河的频繁决溢,更使移民生活动荡不安。家园的不稳定性,使移民在迁徙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淡化了守土安乡的传统观念,土地、房屋等在其他地区被视如生命的财富,在黄河三角洲移民心中却相对淡然,鲜见邻里之间因争夺土地或房前屋后空间等而发生斗殴、争讼之事。相反,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移民感到危难之中最需要的是人,是左邻右舍,是亲戚朋友,因而形成了重于家族观念的邻里意识,邻里间宽容和睦,互助友善。遇有婚丧嫁娶之事,亲邻之间便会自动结成慰扶帮团。因此,在这块拥有36个民族的土地上,来自不同地域的拓荒者们患难相助,友爱和善。大家彼此平等,无贵贱,无积怨,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族居之弊,却充溢着协作互助的传统美德。

加快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抓住历史机遇

黄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起,并称我国三大江河三角洲,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河流三角洲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之地,而作为母亲河携众流归沧海之处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却由于历史、地理、气候和人文、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展缓慢,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2年,山东省将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开放列为重大的跨世纪工程。1994年,国务院又把“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黄河三角洲开发被作为第一批优先项目向国际社会推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作为援助中国21世纪议程的第一个优先项目。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党的十四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与开放的方针,将环渤海地区列为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这一切为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构筑了适宜的外部环境。

(二)彰显精神财富

尽管黄河三角洲移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黄河三角洲移民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长期处于自在或隐匿状态,缺乏科学的总结提炼和充分的彰显。

由于黄河三角洲的居民大多由不同时期的各地移民融合而成,土著居民所占比例相对偏少,在一般移民区域中区分清晰的土客概念,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却比较模糊。久而久之,在长期相濡以沫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各地移民,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移民身份,以黄河三角洲为家乡。与之相适应,移民在黄河三角洲开发中的主力军角色也处于不自觉状态。移民对其自身创造的精神财富,既无意于总结提炼,更疏于凸显与张扬,甚至对移民精神的概念都感到陌生。因此,出现了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客观存在,却鲜为人知,更没有唱响的资源闲置局面。

因此,弘扬移民精神,首先要在充分挖掘、提炼移民精神的基础上,作好舆论宣传工作。展示、凸显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的丰富内涵,像“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深圳精神”一样,唱响“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使移民精神成为激励黄河三角洲人开拓奋进,拼搏进取,进行二次创业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精心设计方式方法

从较高的层面理解,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人性化的、源自于内心的优秀品质,是一种体现移民的精神需求、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等多方面的人文精神。弘扬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要综合运用教育的、宣传的、文化的综合手段。

1.催生市民精神。要把移民精神与黄河三角洲城市精神相结合,强化黄河三角洲人的奋斗超越意识和区域振兴的责任感,把对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的理解与弘扬转化为人文素养的规范和提升,表现在言行举止中,体现在建设黄河三角洲的创业实践中。例如:可以通过行政、制度等手段,采用先进、科学和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引导规范黄河三角洲居民把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与塑造人文、培育文明统一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导向,推动社会对先进人文要素的认同和实践。引导黄河三角洲人承认个人价值,支持个人发展,崇尚个人奋斗,变“等、靠、要”为“拼、创、超”,让追求财富的观念和自主创业的精神成为黄河三角洲人崇尚的主流文化,使移民精神内化为黄河三角洲人的自觉行动,真正使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生生不息、代代延传。

第8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草原生活；地域特色；寻“根”；哲合忍耶

张承志，回族，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作家、学者，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流派作家的重要成员。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极富有吸引力。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是他这段时期的代表作。

《黑骏马》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张承志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和他的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年轻时曾在内蒙古插队，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对草原生活很熟悉，熟知草原上的风俗习惯、礼仪制度、价值观念和草原人的性情秉赋。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 ，他的作品充满了非凡的感染力，我们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北方的河》是一首滚烫的青春热歌。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沉烈的抒情风格、强烈的思辩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引起文坛强烈反响。也有人把它叫作“心态小说”。《北方的河》几乎没有故事，是以主人公“我”的意识流向构成情节的。作品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浩大的黄土高原，黄河和永定河的汇合处。黄河是“北方的河”的伟大象征和代表，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北方的河”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象征物。

在北方长大的张承志具有大河般雄浑的气质和豪放的风姿，养成了典型的北方性格，他的价值观念、处世准则深深印在了他的作品中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在作品中明显能看出张承志的生活环境，感受到北方文化打在他身上的印记。张承志毕业于考古系，对于各个地域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熟悉度。在内蒙古插队，放牧过黑山羊，领略了“风吹草地见牛羊”草原风光，丰富了人生经历，他还走过许多地方，曾在天山南麓寻求过生命的真谛，与大自然心灵相通，领会了自然万物的无穷魅力，曾在干旱贫瘠的回民区访师寻友追求真知，同为回民的特殊身份的优势，使得他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准确的知识，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黄河，黄河给了“我”父亲般的尊严和慈爱，得到过它伟大力量的赐予。“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站在山顶，面对着那伟大的、劈开了大陆、分开了黄土世界和岩石世界的浩莽大河的时刻。”当“我”再次扑入那被“晚霞烧红了的赤铜水般的黄河”，“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融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也暗示着“我”在辽阔的、川流不息的黄河寻到了“我”的根。

主人公“我”有过苦闷的迷茫，痛苦的反思和真切的顿悟。作品中，他已经以奋斗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奋不顾身地向生活挑战，冲向新的人生理想。他不甘平静，决心报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一个在考察中与她相遇，互相倾慕，“他”回北京为获得准考证而四处碰壁，在永定河边，“他”懂得了坚忍顽强。“开冻吧，黑龙江！他喊道，你从去年十一月就封河静止，你已经沉睡了半年时光……我在额尔齐斯河就爱上了你的性格，我在永定河已经懂得了坚忍沉着。我东出山海关，穿越了整个松嫩平原和三江低地，我翻越了兴安岭，跋涉了万里雪原，我怀着对你的爱情，我点燃了自己的生命，我高举着自己年轻的诗篇来找你，请你为我开冻吧！”准考证终于获得了。临考前夜。“他”梦见了黑龙江，“他”与滚滚而下的满江缤纷冰流一起前进，作品把北方大河和人公的经历贯穿起来，象征的表现了年轻一代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徘徊、犹豫和坚定。

我和文中主人公有相似之处，生长在黄土高原，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初次阅读此书时，我也萌发了与他相同选择的冲动，文中描写的景象很吸引人，诗意的语言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看到这样的书仿佛也置身于气势磅礴的大河前，心境与灵魂得到了升华，感受到那独有的气势。

张承志后期作品转向宗教方面，《心灵史》是其代表作，但此作也迎来了较多争议。“哲合忍耶”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眼前，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仿佛被层层剥开。书中写哲合忍耶的受难史，甚至这样说，哲合忍耶就是受苦受难的人，当脱离了苦难的境地，就不再是哲合忍耶。书中写清朝中后期甘肃的回民经历的苦难历程，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哲合忍耶”的传教，“血是宗教的种子，清朝作为哲合忍耶观念中的第一代‘行亏的’公家，替哲合忍耶实施了第一次远方传教。‘女充西，男冲东’，于是新疆和云南成了哲合忍耶的两大支柱。中国三大伊斯兰教中心地带即甘肃、新疆、云南，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都有了哲合忍耶。这些浑身血迹的穷人坚信，在如此广大的天地里有一种准备正在进行；会有一天，有一个神应允的环境将为哲合忍耶出现。”哲合忍耶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后来，到民国时期，“哲合忍耶”已经获得了世人的尊重，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了希望。

第9篇：黄河的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 历史地理学 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赋予的契机，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中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应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①，我们不揣浅陋，以与上述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为重点，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的若干进展进行简要回顾。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祈望方家指正。

一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沿革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收获颇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鸿篇巨著②，以地图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区性历史地图集的相继出版，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④、司徒尚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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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细述，内容参见《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的《广东历史地图集》①、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③等，也是地区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综合体现。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区性政区隶属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④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⑤以及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⑥等，这些论著基本上理清了相关时期疆域内县及以上政区的析置、易名和改隶的时间，以及政区的统属关系。王仲荦《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⑨、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⑾等专著均属断代政区建置和地区性政区沿革通论的研究成果，它们除了讨论政区沿革这一基本现象外，还涉及到有关政区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因素。而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力量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于不久后面世；该图集由30余个图组组成，集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区变迁与历史地图编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历史气候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1920年蒙文通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⑿是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研究的最早文献。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⒀两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近代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如徐近之、文焕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们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的历史时期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竺可桢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出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该序列重建过程中的原始证据使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怀疑⒂，但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证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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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山西历史地图集》，太原：山西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⑥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页。

⒁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页．

⒂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一纪念竺可桢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也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冰芯等)并举分析与集成。如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深入探讨①，张兰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探讨②，满志敏、张修桂等对中国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唐代气候及中世纪时期前后的气候特征分析③，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④，王绍武等利用综合对比和按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的中国及东、西部过去1200年每50年温度变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区域干湿与降水变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⑦更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其中全国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张丕远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讨，重建的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胜等对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定量重建与气候变化规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趋势，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地震和降尘等，又以旱涝的发生频率最高。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各省(市、区)的气候灾害部门，不但系统整编了各省(市、区)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记载，而且还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个例、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及早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而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⑾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张德二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来中国降尘频率曲线及其对降尘变化规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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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张兰生：《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满志敏：《中世纪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页。

⑤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页。

⑥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67—75页；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早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页；张德二、刘传志：《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页。

⑦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⑧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祥定：《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页．

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⑿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页。

三 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是历史地貌过程和历史生物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①是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为此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历史地貌学浅论》②一书，为历史地貌学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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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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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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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 五 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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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七 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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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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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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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Progress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