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精选(九篇)

第1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关键词】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心理动机；社会动机

前言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人们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的需要，可转化为通过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来实现。因此，网络虚拟物品的消费也就诞生，并随着该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而成为了网络经济的新助推器。

网络虚拟物品的消费变得日益普遍，那么他们的购买动机是什么，营销策略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成为了营销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迄今为止，诸位学者对于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研究大多都局限在理论上的研究，利用相关实证进行研究的几乎很少，这是其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而本文主要在以往购买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相关实证，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1.网络虚拟物品及购买动机概念

1.1 网络虚拟物品的概念

学术界对于网络虚拟物品的概念研究不多，网络平台对此概念的使用也很不规范，没有确定的统一说法。

对于“网络虚拟物品”的定义，我国学者（李琳，2005）给出了现阶段比较全面的阐述：虚拟物品，是指在网络游戏服务商预设的网络游戏环境下，存在于虚拟的网络游戏世界中可能受到法律保护的客体，具体包括虚拟金币（货币）、虚拟装备（武器、装甲、药剂等，即“item”）、虚拟动植物（宠物、盆景等）、虚拟角色（虚拟人，ID账号）等。其中，狭义的虚拟物品仅仅指虚拟装备和虚拟货币（Richard A Battle，2004）。

1.2 购买动机的概念

动机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Woodworth）于1918年率先引入心理学的，并在心理学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他把动机视为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

对于购买动机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种确切的、值得公认的观点。结合上述文献对购买动机的解释，本文研究的倾向，使得把购买动机的定义为：直接驱使消费者实行某种购买活动的一种内部动力，反映了消费者在心理、精神和感情上的需求，实质上是消费者为达到需求采取购买行为的推动者。

2.相关文献回顾与假设

2.1 心理动机及其假设

2.1.1 价格动机

虽然价格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不是唯一决定购物的因素，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高晖（2005）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价格往往成为左右顾客取舍的关键因素。对于一般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经常成反比，价格越低，销售量越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价格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1.2 探索动机

在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研究中，涉及到探索动机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但其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Bartle研究指出，通过两个维度将网络游戏虚拟社区参与者分成了四类，他们分别是成就者（Achievers）、探索者（Explorers）、社交者（Socializers）和杀戮者（Killers），而这里面的探索者就包括了探索动机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探索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1.3 性动机

迄今为止，由于社会习俗的影响，使得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约束往往会造成性压抑，个人形象和个人能力的限制造成对异性缺乏吸引力，使得造成许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原因。Whitty（2003）研究指出，网络游戏提供了一个自然的交往环境和话题，有利于异往。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性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1.4 攀比动机

攀比动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已经引起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的共同关注。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为解释网络虚拟物品攀比性消费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1899年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并对其产生的动机进行了分析，认为上流社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并因此而导致地位竞赛的社会后果。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攀比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2 社会动机及其假设

2.2.1 工作动机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工作动机就成为工业心理学或组织心理学的研究主题，而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新的工作动机理论，而此时的工作动机理论被当作为内容型理论，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证实与动机有关的各种因素。如马斯洛（Maslow，1954）的需要层次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是工作动机理论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最能被人们所熟知的认知理论是期望理论。勒温和托尔曼对期望理论作了早期研究，他们认为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随后弗卢姆（Vroom，1964）发展了期望理论。伯特和劳尔（PoterandLawer，1968）扩大弗卢姆的研究，认为期望理论的核心是报酬越高，其工作动机将越强。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学者对于工作动机在网络虚拟物品中的研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在这个领域中只有少数的几篇文章提到这方面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工作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2.2 成就因素

阿特金森1954年提出成就动机有“追求成功”和“回避失败”两个维度。20世纪80年代初，Dweck等人在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成就目标理论，将成就目标概念引入成就动机理论中，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也推动了动机理论的成熟与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成就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2.3 领导动机

所谓领导动机是指渴望实现影响或控制他人而使他们情愿地、热情地为实现组织或群体的目标而努力的动机。

张春兴（1994）研究表明，领导动机主导的社区参与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对他人形成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及营造自己的荣誉和名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领导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2.2.4 交际动机

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均离不开人际交往。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人们与网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网络交往也逐渐成为大学生不可代替的新型的交往方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交际动机是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3.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测量出消费者购买网络虚拟物品的动机，利用SPSS17.0软件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影响因素的8个变量进行分析和处理。各变量Cronbach's系数都大于研究建议的可接受水平0.80，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删除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变量。其中变量包括两大类：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与心理动机有关的动机包括价格动机、探索动机、性动机和攀比动机；与社会动机有关的动机包括工作动机、成就动机、领导动机和交际动机。

首先考察收集到的原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因子。这里借助巴特利特（Bartlett）球度检验和KMO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049.445，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的显著水平（Sig=0.000）小于0.05。同时，KMO值为0.809，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的数据样本很适合做因子分析。

注：因子提取方法：主成份法

从表3-3可以看出，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在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方面，前六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3.762%，表示这六个主因子解释了原来所有变量83.762%的信息。而第六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较小，对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即提取出六个因子是合适的，且本次因子提取的效果得以肯定。

经过正交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趋于平均，并得到了主因子的复合矩阵（如表3-4），其中第一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51.828%，第二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7.770%，第三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4.164%。

从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主因子在与心理动机的指标上有较大的负荷，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包括价格动机、探索动机、性动机、攀比动机机，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4、0.660、0.984、0.978，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主因子命名为心理动机因子。

第二主因子在社会动机的指标上有较大的负荷，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包括工作动机、成就动机、交际动机，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46、0.810、0.963，为此我们可以把第二主因子命名为社会动机因子。第三主因子也在社会动机的指标上有较大负荷，主要解释变量的指标包括领导动机，内部一致性系数分贝为0.846，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三主因子命名为非社会动机因子。

第二主因子和第三主因子虽然都在社会动机上都有较大负荷，但是两者解释的变量却是不同的，因子分析表明第二主因子解释的变量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有影响，而第四三主因子解释的变量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没有影响。

通过实证可以发现假设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心理动机方面，价格动机、探索动机、性动机和攀比（竞争）动机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产生影响，证实了这四个相关变量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有较好的预测效力。

第二，在社会动机方面，工作动机、成就动机和交际动机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产生影响，与研究假设一致；而在领导动机对网络虚拟物品购买动机不产生影响，与研究假设存在差异性。

第三，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游运营商采取以销售虚拟物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运营模式，网路虚拟物品的购买动机必须作为网络游戏的设计参照因素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1]李先国,许华伟.网络虚拟物品消费动机的测量[J].中国软科学,2010(04):135-145.

[2]杨本芳,胡强.网络虚拟物品价值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09):142-143.

[3]王卓铭.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交易浅析[J].新闻界,2006(03):59-60.

第2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关键词:会计基本假设;会计主体;币值不变;会计计量

关于得到会计界普遍认可的四项会计基本假设,并非是并列的、概念层次相同的,本文将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进行一番探讨。

一、历史考察

复式簿记在理论上的总结固然标志着记账方法的改进,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在复式簿记的有关论述之中,已包含了“会计主体”的胚胎――“在三本账簿(日记账、分类账和备查账簿)中,合营的资本账户必须和自己的资本账户分开登记”。实际上,会计从产生之日起,就与特定的主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外在17世纪的意大利,虽然还不存在稳定而统一的货币,但有的会计学著作中已经明确指出,“在计算价值总数时,只能采用同一货币单位,因为不同的货币单位不适宜于汇总合计”,这可以看作是货币计量思想的发端。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后,会计界才给货币计量假设附上一个子假设――币值稳定不变。167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商业条令》,规定商人必须每两年编制财产目录,标志着会计分期思想的逐步形成。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工厂逐渐采用机器设备等长期资产,经济活动的重心也告别了合伙冒险的商业活动,过渡到持续经营的工业生产活动。此时会计分期和持续经营假设才成为一对经常并称的基本假设,而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对企业的持续经营活动进行的人为分割”,这一点可以从持续经营假设的定义――“除非有明显的反证,否则一般都认为企业将无限期地经营下去”中得到旁证,因为会计分期假设思想出现雏形时,那时企业活动还是一次易和短期的合伙式经营。

二、逻辑分析

此处可用逆向思维进行思考。按照逻辑推理的原则,最先产生的会计基本假设应当是会计所必须的,或者是会计更迫切需要的(尽管人们当时不进行会计研究,也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会计环境的变迁面前受到的冲击也应该最小,依次类推。下文具体分析在目前会计环境下各项会计基本假设受到的冲击的情况。目前会计依存的大环境是市场经济,而且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所谓的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优胜劣汰是客观事实,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作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经营”,即使经营业绩良好,但也有可能被其他企业敌意地并购,这是西方若干次兼并浪潮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事实上,早在1961年,著名会计学家Moonitz就在《会计的基本假设》中提到了暂时性假设,指出企业经济活动的暂时性是绝对的,而持续经营则是相对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持续经营称作是一项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而并非基本假设(Basic Postulate)是有其道理的。

第二,受到冲击的是会计分期假设。知识经济下,“信息是全球经济神经传递的讯号、金融资本是全球经济的血液、通讯是连接经济的动脉”,为了正确、快捷地决策,必然要求及时的有用信息。然而目前以年为时间单位的年度财务报表,甚至以半年、季度为时间单位的财务报表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随着计算机网络等通讯技术的进步,未来的会计信息提供必然是一种实时报告系统,那么会计分期的限制将荡然无存。

第三,接下来受到冲击的是货币计量和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在持续的通货膨胀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但是,除了个别国家的个别时期外,通货膨胀还是可以限制在一个认可的范围之内的。当然,此处并非为币值稳定不变辩解,而是认为在现有会计环境下,该假设要比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受到的冲击要小。

尽管有人设想了各种的会计模式,企图对货币计量假设提出质疑,但是只要复式簿记系统存在,货币计量假设便必不可缺,因为没有任何计量单位能够取代货币这种统一的计量尺度来完成复式簿记那内在的平衡机制,至少目前是如此。那么,有人要问:“目前多数软资产如智力资本、人力资源等为什么不能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目前尚无法完美地用货币对之进行计量的原因,但是恐怕最大的难处还在于无法选取合适的计量属性对之进行计量。后者比前者更严峻、更是会计界多年争论的焦点之所在。

第四,尽管有的会计学家认为不久的将来,会计主体将是以产品为中心的网络即“虚拟企业”,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实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改变的只是会计主体的形式,会计主体的内涵并未因此而不存在,相反会计主体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即受到冲击的只是会计主体的形式而已。

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那就是,按照逆向思维分析的结果是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各项会计基本假设目前受到冲击的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是“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币值稳定和货币计量-会计主体”,那么按照所述的逆向思维逻辑推理思路,反过来会计基本假设的概念层次顺序是“会计主体-货币计量(币值稳定)-会计分期-持续经营”。

三、会计基本假设:继承和发展

如果联系会计环境的变迁进行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产生于或者归纳于几十年以前的、目前得到公认的四项会计基本假设即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巨大的冲击。会计基本假设本来就是在对会计环境进行概括与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为假定,那么在会计环境变迁的冲击面前,有必要也必须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内涵进行重新分析与界定,并尝试根据会计环境的新特点提出新的会计基本假设。

(一)关于会计主体假设

会计主体的空间范围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信息革命面前,会计主体的空间范围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的供应商、雇员和顾客将以“交易为纽带”进行经济活动,这些交易网络将围绕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企业群体或“虚拟企业”的会计信息,这些企业群体的经济活动的规模、迅捷性和复杂性也许是目前的企业、甚至是企业集团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企业的空间范围界定如此具备弹性,那么未来的非传统性企业――“虚拟企业”,将会是一些企业网络,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个人联合在一起形成的网络,当然这些个人都要是一些极具潜力的“人力资源”或“智力资本”,他们构成了虚拟企业的主要的资产。因此,需要抛弃传统的将企业实体或有形的企业当作会计主体的思路,应该对会计主体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进行认识。

(二)关于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

会计理论中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定义采取了“非反例即为真”的思路,即“除非有明显的反证证明一个企业或者会计主体在可以预见的日期将进行清算,否则都认为企业将持续地经营下去”。而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将企业连续的经营活动人为的划分为若干个间隔期,以便定期提供一个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的有关信息,通过向委托者报告受托资源的保值和增值情况来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并向目前的或潜在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的定义决定了它是会计基本假设中主观性和人为性较强的两项假设。

根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经营,企业在会计分期假设下的期末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只具有暂时性和近似性(由于权责发生制允许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真正客观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只有等到企业经营期限终止以后才可能得到。因此建议将暂时性假设作为持续经营假设的一个子假设明确地提出。因为,持续经营假设固然必须,但是持续经营假设就仿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只有假设企业持续经营,权责发生制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实现原则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持续经营假设以及会计分期假设下最终得到的财务报告不可避免地含有人为估计和判断的成分在内,由此得到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情况的会计信息只是对企业整个经营过程某个横截面的综合与分析,因此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暂时性”的特点――持续经营总是相对的。了解到这一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就会认识到,目前会计期间或几个会计期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结果(最终的结果要到企业经营彻底结束以后才能客观得到),因此在进行相关的决策时,就会注意到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和客观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的特点,并适当地做出分析调整是必要的。

至于会计分期假设,目前受到网络化和实时报告系统的冲击,虽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其内容必须相应地得到修订。修订后的会计分期假设的间隔期将大大缩小,将会出现按照季度、月度甚至旬为时间单位编制财务报告。中期财务报告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另外,考虑到年报的滞后性,建议编制简化年度报告,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尽快地了解到企业本会计期间的重要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浏览最终的年度财务报表提供一种导读的作用。

(三)关于货币计量假设和币值稳定不变子假设

由于企业最终生成的财务报表上体现的数字具有概括性的特征,而货币则是唯一的、统一的计量尺度,所以货币计量假设必须存在。但是,货币计量假设的子假设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则成为财务会计和会计计量乃至财务报表改革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币值稳定不变假设是历史成本计量的坚实根基,而与公允价值则是不相称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要想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至少在未来与历史成本并驾齐驱,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必须排除在会计基本假设之外,但可以降格为会计假定,仅仅适用于利用历史成本计量的经济业务的情况。

(四)关于增设会计计量属性会计基本假设的观点

如果将会计看作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那么会计计量贯穿于整个会计信息系统之中,会计计量是会计信息系统的核心职能,会计本身就是一个计量过程。会计确认有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本假定(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那么鉴于会计计量的重要性和会计计量属性对会计计量的重要性,会计基本假设中应当为会计计量属性留有一席之地。在对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做出修正之后,建议引进“交换价格(市场价格)”假设,为解决会计计量属性抉择的难题提供一定的思路。其实,在进行交易的临界点上,历史成本与现行成本取得了一致――都是交换价格,而一旦交易完成,这个交易价格就转化为历史成本,日后的交换价格就演化为其他会计计量属性。那么,在市场价格的会计基本假设下,可以推断出各种会计计量属性的适用范围:历史成本适用于核算初始的交易价格,它具有可验证性与客观性,有助于保持会计信息系统的相对精确性,避免像其他学科计量结果一样的模糊性。公允价值适用于如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需要在未来履约的项目、单独贡献现金流量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等的计量。

参考文献:

1、葛家澍.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兴华.当代会计的基本理论[D].上海财经大学论文集,2008(9).

第3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关键词：研究生；科研能力；影响因素；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G64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2-0114-05

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大量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创新力量，进而带动社会的技术进步与科学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要课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构建新理论、解决新问题等能力方面，这些能力又具体体现在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上。因此，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而言就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综合来看，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现有研究主要以感性分析为主，而模型化的刻画不够深入，研究的严谨性不足。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拟构建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模型，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研究数据，运用一手数据对假设模型予以检验，从中分析影响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概念定义、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概念定义

文章所研究的主要概念定义如下：（1）学校压力，指学校规定的毕业学术条件对研究生造成的压力；（2）导师压力，指导师的学术要求对研究生造成的压力；（3）同学压力，指同学的科研业绩对研究生造成的压力；（4）政策激励，指学校为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而制定的激励政策；（5）政策公平，指研究生感知学校激励政策的公平性；（6）提升紧迫感，指研究生对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7）课堂提升意愿，指研究生通过课堂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向；（8）课外提升意愿，指研究生通过课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向；（9）提升行为，指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10）提升效果，指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后感受到的成就。

（二）研究假设

学校、导师及同学是研究生在校期间所面对的主要存在，他们对研究生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学校是研究生所处的大环境，任何学校都对研究生毕业的学术条件有着具体的规定，这种规定所产生的压力势必会影响到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且这种影响一般来说是正向的，即学校压力越大，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就越强。其次，导师作为研究生的监管人，直接对研究生提出学术要求，导师要求所产生的压力势必会影响到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且这种影响一般来说是正向的，即导师要求越高，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就越强。最后，周边同学的科研业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研究生的思想与行为，从而带给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且这种影响一般来说是正向的，即周边同学带来的压力越大，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就越强。此外，学校为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而制定的激励政策及其公平性也会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带来影响，一般来说，政策的激励力度越大且越公平，则越能够激发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1、H2、H3、H4、H5。

假设1（H1）：学校的毕业条件要求对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H2）：导师的学术要求对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H3）：同学的科研业绩对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H4）：学校为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所制定的激励政策对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H5）：研究生感知学校科研激励政策的公平性对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方式主要包括课堂提升和课外提升两种。学校不仅要通过课堂向研究生传播书本知识，更要注意传播科研方法和科学思想，注重科研意识的培养，通过聘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的方式让研究生了解国内外最前沿的科研学术成果；邀请学校专家、教授进行讲座，举办研究生科研成果或论文报告会，用现实的科研成果激发研究生学习科技和创作发明的热情。研究生在具备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之后，就会选择采用相应方式提升科研能力。一般来说，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越强，其采取课堂提升或者课外提升的意愿就会越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6和H7。

假设6（H6）：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对研究生通过课堂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7（H7）：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对研究生通过课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需求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需求是最基本的，只有个体（或群体、集团）产生了某种需求，才会基于这种需求而产生动机，继而有了动机之后，这种动机就会支配相应的行为。研究生通过课堂内外学习来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就是一种内在动机，这种动机势必会影响到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8和H9。

假设8（H8）：研究生通过课堂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对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9（H9）：研究生通过课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对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任何行为都会产生特定的效果。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越多，其科研能力提升的就越快，取得的收获也就越多，个人成就感也就越大。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10。

假设10（H10）：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后感受到的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10条研究假设，构建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模型，如图1所示。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图1所示的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模型，对各构成概念分别设计了3-5个量表问题，量表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共计34个量表问题。为了保证问卷设计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分别采用了文献研究、研究生访谈、项目小组讨论、小样本测试等质量控制手段。问卷测试地点选在重庆市，共发放测试问卷200份，收回有效测试问卷180份。根据测试情况，对量表问题进行了修改和优化，最终形成了正式的调查问卷。正式调查的对象为重庆市主要高校的在校研究生，总计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443份，回收率为88.6%。其中，有效问卷365份，有效率为82.39%。

三、数据可靠性检验

（一）鉴别度检验

量表问题鉴别度检验的目的在于，将变异程度不显著的量表问题删除。检验步骤是，首先分别计算每份有效问卷中全部34个量表问题的得分总和，将问卷中得分总和最高的27%划归到高分组，得分总和最低的27%划归到低分组；然后就34个量表问题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做独立样本均值比较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34个量表问题中只有第5题为0.125，未通过鉴别度检验。

（二）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的目的是对变量的测量项目进行净化，具体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变量测量项目进行净化。利用SPSS16.0对通过鉴别度检验的33个量表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在提取因子前，首先对样本充分性进行检验，第一次因子分析的KMO检验测试系数是0.823，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为小于0.001，拒绝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零假设，表明样本的相关矩阵有公因子，适于做因子分析。第一次因子分析共提取出10个公因子，解释率为67%。其中，政策激励量表第12题被归入政策公平因子中，课外提升意愿量表第27题被归入提升行为因子中，与问卷设计不符，宜删除第12题和第27题。另外，提升行为量表第28题在各个因子中的载荷均小于0.5，宜删除。

在删除了量表第12题、27题和28题②后，对剩下的30个量表问题再作因子分析。第二次因子分析前的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说明适于做因子分析。第二次因子分析共提取出10个公因子，解释率为70%。经方差最大化旋转后，30个量表问题均被很好地归入到10个因子中，量表问题的因子归类与问卷预先设定的变量划分完全一致，且在各自所属因子上的载荷均超过0.50，而交叉因子载荷没有超过0.50，因子结构清晰，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量表题项主要是在借鉴前人研究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而设计的，因此需要对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采用态度量表法中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Cronbach a系数检验。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认为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80以上为好，在0.70-0.80之间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分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70以上，在0.60-0.70之间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利用SPSS16.0分别作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Cronbach a信度检验，结果列于表1。总量表的Cronbach a值为0.858；各分量表的信度也满足分析要求，适合于作进一步的结构关系分析。

四、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一）模型拟合

运用经过检验的问卷数据，对概念模型图1进行拟合，由拟合结果可知，模型的单位自由度卡方指标x2/df为2.25，满足小于3的参考标准。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86，接近0.90的理想标准。比较拟合指数CFI和非正态拟合指数NNFI皆为0.93，满足不小于0.90的理想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59，接近0.05的理想标准。据此可以认为，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二）研究假设检验

对模型进行整体拟合度检验后，即可进行路径系数检验，进而验证模型设立的研究假设，见表2。

由表2可知，学校压力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不存在显著影响，即研究假设H1不成立。剩下的9个研究假设均成立，其中，研究假设H3和H5在10%的统计水平显著异于零；研究假设H4和H9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异于零；其余5个研究假设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异于零。

五、结论与启示

（一）已验证假设的政策含义

1.导师压力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0，意味着导师的学术要求对研究生造成的压力提高1个单位，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会提高0.20个单位。同学压力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1，意味着同学的科研业绩对研究生造成的压力提高1个单位，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会提高0.11个单位。政策激励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32，意味着学校为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所制定的激励政策提高1个单位，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会提高0.32个单位。政策公平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4，意味着研究生感知学校科研激励政策的公平性提高1个单位，其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会提高0.14个单位。据此，为加强研究生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导师压力、同学压力、政策激励和政策公平来驱动。

2.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对课堂提升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72，意味着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提高1个单位，其课堂提升意愿会提高0.72个单位。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对课外提升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65，意味着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内在紧迫感提高1个单位，其课外提升意愿会提高0.65个单位。据此，可以通过强化研究生自身科研能力提升的内在紧迫感，来促进研究生通过课堂内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

3.研究生科研能力课堂提升意愿对提升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6，意味着研究生通过课堂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提高1个单位，其提升行为会提高0.46个单位。研究生科研能力课外提升意愿对提升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8，意味着研究生通过课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提高1个单位，其提升行为会提高0.18个单位。据此，可以通过提高研究生课堂内外学习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来促进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行动。

4.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行为对其科研能力提升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31，意味着研究生为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增加1个单位，其提升效果会提高0.31个单位。

（二）未验证假设的原因分析

关于学校压力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的研究假设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验证。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一是调查样本的学校压力不明显，即被调查学校对研究生的毕业条件要求可能偏低，未能带给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紧迫感；二是学校压力可能与政策激励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会带来多重共线性，使本来显著的效应变得不显著。扩大样本调查范围和样本容量，是避免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也是本研究有待改进之处。

（三）政策启示

1.对研究生培养政策的启示。鉴于政策激励和政策公平对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紧迫感的正向作用，提示学校应当制定积极的研究生科研激励政策，并努力让学生感受到激励政策的公平性，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来强化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紧迫感，进而刺激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意愿，诱发研究生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行为，最终使得研究生成长为国家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4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1.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为改善公司资产和员工，以提高生产力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通过教育、职业训练、医疗保健、迁移和干中学等投资可以使人们拥有人力资本的特质：知识、技能和能力。有关人力资本的构成，目前尚未有统一界定。Eric Flamholtz（2005）从人力资本经济价值的角度出发，将人力资本分为个人人力资本、团队人力资本和组织人力资本。 

由于研究选取软件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因此，衡量人力资本的测度题项也必须考虑软件企业人员结构的特征，将软件企业人力资本合理地划分三个维度：企业家、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企业家是指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卓越的战略决策能力，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构建网络创新的领导人才。研发人才是指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技术员工。管理人才是指那些拥有团队协作能力，有效发挥管理职能的管理者。 

2. 组织间学习。组织间学习是组织学习理论在继个体学习、群体学习、组织学习等理论后出现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企业不仅存在内部学习的过程，也存在与外部环境中的其它主体进行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将外部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与企业自身已有的知识基础相融合，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动调整组织架构、组织行为、组织文化和组织惯例等，以便更好地在网络中求生存。 

由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源于知识创新，包括技术知识创新、管理知识创新、营销模式创新等等，因此，参考知识创造系统过程，可将组织间学习划分为三个维度：知识获取、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提升。知识获取是捕获差异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情报和知识的过程。知识整合是企业对获取的异质性知识进行消化、融合于已有知识基础的过程。知识创新提升是将新知识和新思想不断应用于新的领域、实现再创新的过程。 

二、 理论假设推演 

1. 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资源基础观（RBV）系统地解释了为什么卓越的人力资本会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因为有价值的资源是稀缺的、难以替代和模仿的，与企业绑定会产生持续的优越绩效。而嵌入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完全满足有价值资源的标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最终源泉。战略管理领域更是将人力资本视作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价值的来源，因为优秀的管理者和员工在企业间分布不均，而且供不应求。Colombo MG和Grilli L（2005）以意大利制造业和服务业中50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家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企业家的工作经历是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本，有助于企业发展。也有很多学者用实证方法研究企业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结果发现企业绩效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正相关，同时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流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 组织间学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知识是推动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绩效的根本途径。企业能够获取、开发和利用的知识越多，它的竞争优势就越持久越强大，尤其是企业的隐性知识对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深远。企业外部面临的环境越是动荡和不确定，就越需要企业构建一种动态的管理思维和学习能力，通过与外部知识互动而产生动力效应，帮助企业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创造知识，整合外部知识适应环境、技术和竞争规则的迅速改变。日本与韩国工业的快速崛起，就在于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最优化地吸收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通过模仿、改进、创新的三部曲来创造竞争优势。而当今时代，中国企业只有通过持续的从外部获取新的知识并将其与自身现有的知识基础相结合，才能快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及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对高技术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组织间的学习流程、制度，开展组织间的学习互动，促进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在企业间的交流，寻求不断的突破式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组织间学习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3. 人力资本与组织间学习的关系。人力资本在组织间学习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组织间学习会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组织间学习主要依靠交换和整合企业内外部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想法，如果员工素质越高，能获取的知识也越多，学习效果也更好。企业家拥有的社会关系和专业关系越多，跨界合作、组织间学习和合作创新的机会就会越多，有利于企业捕获外部一流的技术、专业知识和相关行业资讯，并将这些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内部可识别的知识代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管理经验和团队协作能力的管理人才是组织间学习顺利开展的基石。通过发挥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职能，有助于构造网络层面的学习机制、解决组织间学习活动中的冲突和把握组织间学习进程与评估学习效果。企业应当积极构建伙伴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从网络伙伴处获得知识的效率。以培训、参观、轮岗和调研等形式推动人力资本在合作伙伴间的流动。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构造组织间学习的制度、流程和惯例，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交流活动提高组织间学习活动的频率，加速知识的流动、吸收、整合和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人力资本对组织间学习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4. 组织间学习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需要落实在行动层面。前期研究对人力资本通过何种行为影响企业绩效这一过程的探讨尚未完善。虽然有学者将知识吸收能力和动态能力等变量导入两者的关系研究之中，但仍缺乏关注组织间学习行为的视角。优秀的企业人力资本通过组织间学习活动，获取、过滤、精炼、定位和理解外部异质性知识，并将其与企业内部自有知识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知识创新提升企业绩效。如果企业无法建立与人力资本才能相匹配的组织间学习管理模式，那么再卓越的人力资本也很难从网络中获得知识创新，网络合作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也毫无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组织间学习是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采用实地调查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寄送问卷搜集数据，主要的调查对象为软件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部门主管和企业老总。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共发放问卷256份，回收205份，回收率为80.1%。有效样本量满足样本量至少为测量题项5倍这一要求。为尽可能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在研究前尽可能使用提高事前预防的措施。利用哈曼单因子检测方法检测同源偏差，检测的结果是：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份，占到的载荷量是18.64%，并没有占到多数，所以同源偏差并不严重。 

2. 变量测量。 

（1）人力资本。参考李忠民（1999）、Eric Flamholtz（2005）和周其仁（1996）的研究，结合软件企业的实际，设计人力资本测量量表共包括12个题项。企业家包含战略决策能力、创新精神、合作意识以及社会关系和专业关系4个题项。管理人才包含纵向层级间的组织沟通能力、水平部门间的协调能力、领导部门完成组织目标的能力和激励指挥下属的能力4个题项。研发人才包含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和捕捉用户需求变化的能力4个题项。 

（2）组织间学习。参考Liao，Welsch和Stoica（2003）、黄延聪（2002）等人的研究，结合软件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组织间学习测量量表共包含11个题项。知识获取包含获取行业前沿技术、获取先进的流程管理知识、获取顾客需求的能力、获取系统开发知识4个题项。知识整合包含甄选有价值的知识、外部知识内部化、外部知识商业化和设置专业部门处理新知识4个题项。知识创新提升包含专利技术申请、提升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缩短产品研发周期3个题项。 

（3）企业绩效。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结合软件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企业绩效的问卷。主要包括与竞争对手相比生产效率更高、产品创新率更高、利润率更高、市场占有率更高、产品返修率更低和顾客满意度更高6个题项。 

3. 研究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1）结构效度检验。对有效样本进行随机分配成两部分，一部分（102份）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部分（103份）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①探索性因子分析。人力资本变量。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发现人力资本这个构念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中KMO值等于0.78，球形检验的 值等于710.26（自由度为60），Sig为0.000。利用Promax斜交旋转方法、比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出3因子，负荷均大于0.50，累计解释变量为72.85%，且三个特征间的差异性显著。分析结果表明这3个因子集中的反映了人力资本这个构念。研究各个因子的内涵，将这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企业家、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 

组织间学习变量。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发现组织间学习这个构念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中KMO值等于0.79，球形检验的 值等于697.15（自由度为63），Sig为.000。利用Promax斜交旋转的方法、比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出3个因子，负荷均大于0.5，累计解释变量为67.37%，且三个特征值间的差异性显著。分析结果表明这3个因子集中的反映了组织间学习这个构念。研究各个因子的内涵，将这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知识获取、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提升。 

②验证性因子分析。人力资本变量和组织间学习两个变量三维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标准要求，其中GFI、AGFI的值都大于0.90，RMSEA和SRMR的值也都小于0.08的临界值。表明这两个变量的三维模型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2）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人力资本三个维度的Cronbach'a系数均大于0.6，人力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组织间学习三个维度的Cronbach'a系数均大于0.7，组织间学习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四、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结构方程对关系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其中，？字2/df=2.79，小于3；GFI=0.87大于0.8，这个指标也可以接受；AGFI=0.92，NNFI=0.94，CFI=0.96，均大于0.9；RMSEA=0.049，SRMR=0.061，小于0.08的最低标准，拟合效果可以接受。将变量间关系不显著的路径予以删除，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8个假设，7个假设没有得到验证。下面基于数据结果对假设检验进行分析： 

1. 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假设验证结果分析。企业家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β=0.25，p<0.01），部分假设1得到支持。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对企业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通过影响组织间学习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所具备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决策能力、团队信任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企业家能够适时把握网络创新机会，及时地与正确的合作伙伴结网，那么就能够获得网络创新成果，提升企业绩效。 

2. 组织间学习与企业绩效的假设验证结果分析。知识获取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β=0.35，p<0.05）；知识整合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19，p<0.01）；知识创新提升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31，p<0.01），继而假设2得到支持。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而且这种知识；来源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有机整合。闭门造车，不合作不交流是无法在网络时代获取和维护持续竞争优势。 

3. 人力资本与组织间学习的假设验证结果分析。研发人才对知识获取（β=0.28，p<0.01）和知识整合（β=0.17，p<0.01）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管理人才对知识整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47，p<0.05）；企业家对知识创新提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0.20，p<0.05）。这一结果也验证了预先假设，人力资本会对组织间学习行为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4. 组织间学习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结果分析。组织间学习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承担中介变量作用。具体而言，知识创新提升是企业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知识获取和知识整合是研发人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知识整合是管理人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这一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会作用于组织间学习行为而发挥价值。 

五、 结论与讨论 

1. 企业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投入。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的论证，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开发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更是企业角逐的法宝。无论是Facebook、Apple、小米还是阿里巴巴，这些企业都将招揽和激励关键人才纳入战略层面的决策。如何识别优秀人才、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制定合理的薪酬和绩效考评机制、激励员工自我管理、设计符合员工特点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对于留住关键人才是企业要做的重要管理功课。 

2. 企业应注重组织间学习环境与机制的构建。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组织间学习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承担着联结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功能。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均通过组织间学习活动影响企业绩效。因此，良好的组织间学习环境和有效的学习机制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参与网络合作的企业应该有意识地构造融洽的学习氛围，与合作伙伴良性地学习互动，从网络中吸取更多的异质性知识资源以提升企业绩效。 

3. 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应重视不同类型组织间学习行为的开发和维护。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会对不同类型的组织间学习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家应注重知识创新学习行为，从战略层面注重为企业创造网络创新机会，搭建网络创新平台。管理人才应注重知识整合学习行为，将企业家搭建的网络创新机会转化为组织间学习机制和相应的管理模式，为研发人才的具体技术开发活动提供指导和支持。研发人才应注重加强与合作企业研发人员的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扩大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获取深度，并积极将外部知识整合进企业原有知识框架，扩大企业知识基。 

参考文献： 

第5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会计目标；会计模式；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

1电子商务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传统会计模式中，将会计目标作为整个会计理论构建的基准，它的侧重点在于以受托责任论为中心，进行延伸与展开，从委托人方面看，主要是对其财产的有效管理保护进行明确化，对其保值增值进行确定；与传统会计模式进行对比，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网络与信息知识，即数据信息、数据的了解程度、速度等，成为了会计核算中的增加要素；归纳起来，电子商务对会计目标的影响，就是形成了以受托责任论、决策有用论共存的发展理念。

2电子商务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2.1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通过会计主体假设，从空间上对会计工作的核算范围进行界定，而且使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拥有空间归属，让其以有形的实体表现出个体性。相比之下，网络公司营建了一个虚拟模式，以信息作为一种流通工具，构建了一个临时性的结盟体系，形态上多元易变，空间范围也不易界定，广泛性非常强。若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会计主体的可变性明显，所以在认定会计主体时，困难程度更大、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的模糊性也会更大。以此推论，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在归属方面，空间范围也很难界定，因此，在利益相关者对财务报告所反馈的信息、内容方面，就不能获得精准的了解与理解。从电子商务的影响来看，就需要利用“相对概念视角”来解决“虚拟会计主体”（即互联网上各个单独企业法人构成的联盟体）的问题；通过相对会计主体概念代替绝对会计主体概念，不但能够对会计核算空间范围加以界定，还可以对会计要素中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资产、负债等加以确认，并对利益相关者出示准确的财务报告。

2.2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持续经营假设，是以永恒性为特征，针对特定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假设，也就是说破产、转让、清算等，皆不能令其消失，以此构成资金循环，但是互联网的应用后，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及应用使得会计主体产生的多变性，原有的持续经营中的永恒性与现在的易变性相比，持续经营假设的适用性显著减低。然而，从经验可知，在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中，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假设依然有效，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前提，展开对公允价值、权责生制等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通过对其确认、计量基础理论、现实意义的探究，而增加对“虚拟”实体的管理与监督。

2.3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确定时间长度后，对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间断划分，即是会计分期假设的基本内涵。它的目的是利用划分会计期间，简化记录账簿、编制财务报告，为其提供精准的信息、便捷的操作方法。与之相比，电子商务中，会计主体会因交易成功而转变，不确定是其主要特征，因此原有的会计分期假设会更加困难，也失去了现实意义，加上运算、传输方面的功能性，财务管理的动态化趋向更为显著，造成了时间断点的破裂，而且运用一些相关的会计软件后，实时报告系统，也会较早地获得会计信息，因此，划分会计期间的必要性、功能性逐渐减少。

2.4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货币计量假设包括币值不变、记账本位币假设。在电子商务中，虚拟企业、电子银行采用网络支付的方式，增加了资本流通速度，而且在资金的融合与分流方面，速度更快、数量变化频繁、资本决策也较为迅速，因而币值不变的地位受到撼动，虚拟货币完全将记账本位币挤到了罅隙之中，所以会计主体货币风险更高、资本决策转瞬之间即可实现，使得货币计量假设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从当前来看，这种影响还未造成严重的摧毁性打击，仅仅是给予了货币计量假设以冲击，并对其作用进行了弱化，但是，国际通用的电子货币的发生概率在逐渐增加。比较之下，需要对这一假设进行一些现实意义上的修正，并对可能形态的货币计量单位进行全面化观察。

3电子商务对传统会计基本原则的影响

3.1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影响历史成本原则在传统财务会计中非常重要，可以为其提供安全可靠的客观因素服务与足够的可验性。其缺陷在于信息提供方面存在短板，以通货膨胀为例，在其环境下，难以为信息需求者提供足够精准的相关信息，所以时常因此而受诟病。但是随着互联网络交易的出现与普遍化，可以看到，虚拟企业的买卖对象以金融工具为主，所以股票、证券的价格易变，造成了历史成本计量的公允性缺失，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反馈更为滞后。另外，网络企业“来如风去无影”，聚集快、解散快是其主要特点，时间上的缩短更造成了现金流量信息的反馈问题，所以历史成本在此无法适应。静态性的计量属性也限制了历史成本在可变性的市场中发挥出动态优势，因而财务部门对其决策支持也会逐渐减少。

3.2对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影响权责发生制的实质在于企业收入、费用的确认等，均需以权责发生关系为根本，并以实际发生、影响期限为依据。在此原则下，款项的收付无关紧要，主要是对于当期所属的收入、费用进行当期收入与费用处理，但对不属于当期性质的，则不作为当期收入、费用进行处理。注意即使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跨期摊配这类调配问题的发生概率也非常低，所以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成本、费用的分配清晰度、合理性也会增加，有效地避免了交易与支付发生时间不匹配的问题，因此，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的差异性将会逐渐淡化。

4电子商务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4.1对会计报表的影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权益变动表、附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共同构成了会计报表，并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组成了财务报告，通过它可以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准确反映，一方面是向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披露；另一方面它也是服务模型的一种。从效果上看，此类报表通用性非常强，但是针对不同的决策模型，其作用与价值的局限性也较大。然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中，信息、知识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企业的未来发展中，对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需要越来越大，标准设置也越来越高，动态性也越来越明显，所以通用型的财务报告在计量方面还是无法跟进，需要通过运用“会计软件”等“动态实时报告系统”进行整体财务信息的反馈，而且它所携带的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查询等功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对于关键性的资源信息披露性也较高。

4.2电子商务对会计工作重点的影响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存在会计信息安全问题，比如原始凭证造假、财务信息失真、财务信息保密性遭到破坏、网络系统被破坏等。所以会计工作的重点不仅是停留于原有的会计工作之中，还需要增加对信息安全问题的关注，并将侧重点进行一些转移。

4.3电子商务对会计组织的影响由于电子商务的基础建立在互联网络之中，所以要求具备相关的专业技术，在其影响之下，会计组织中需要设置相关的会计专业技术部门，并将会计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组织。另外，还要求网络维护与安全人员通过网络技术工程部门的设置，在解决网络技术问题的同时，开发新的会计软件，提高自身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

5对策建议

5.1培养符合电子商务环境要求的会计人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知识与信息是会计企业在未来获得更好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所以专业人才的需求必然会增加，而且在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也会加强。这时需要做的即是搭建起一个好的电子商务平台，营造一个稳健、公平公正的环境，比如对电子单据方面的法律确认以及制定相关的约束性法律条文等，再如构建网络信息平台，推动企业财务、业务与财务报告的同时管理，并尽力支持电子货币，更改财务信息的获取方式、利用方式，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增加其功能，使其更为安全可靠等。

5.2发展、创新会计理论由于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普遍化，国际性的交流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资金的流动范围会越来越大，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竞争性也会增强，因此，我国企业应该增加对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开发一些新型产品、扩大研究范围、创新新型技术，增加国际化融资、网络融资的水平。另外，需要吸收国外的一些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努力站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企业发展的现实之中，发展创新会计理论。5.3改进传统会计软件从目前来看，会计软件的主流依然以对手工记账程序的模仿为主，所以会计软件还较为初级，应该从会计决策方面入手，增加核算型会计软件的开发，并且尽可能地增加设计方法上的新颖性与全面性，以安全设计、弹性化设计为主，为财务信息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5.4构建安全保障体系首先，需要增加对会计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管理，企业内部，可以设置防火墙、虚拟专网，也可以利用安全性分析工具、信息网关、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措施，增加安全技术方面的保障；其次，可以实施动态管理、全面管理，构成一个企业的动态安全模型，随时随地地进行安全体系的监控与检查。

6结语

加强对互联网络时代下的“虚拟运营”的研究，增加对电子商务影响力的了解，并参与到电子商务应用之中，利用实践积累经验；另外，需要在原有的会计基础上，对电子商务进行比较分析，发展、创新会计理论，最好是尽早地培养新型会计人才，增加其对会计软件的应用操作的熟练程度，学习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型知识，以此构建起安全的会计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王菁华．未来会计并未动摇传统会计的根基[J]．财会通讯，2014，（3）．

[2]朱卫东，赵惠芳．网络环境下企业的会计信息与制约系统研究初探[J]．财会通讯，2015，（1）．

[3]沈珠珠，寇耀丹．基于电子商务商务环境下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商，2014，（14）．

第6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关键词：纯电子商务；会计假设；会计环境

一、纯电子商务理论

对电子商务的研究最具权威的机构要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其常务主任乔伊（Chol）、经济教授斯塔赫（Stahl）以及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温斯顿（AndrewB.Whinston）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联合提出了电子商务的三维理解模型。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商务企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果电子商务企业的产品营销、支付、交割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那么我们这里把这样的企业称为纯电子商务企业，即虚拟企业。

二、会计假设理论

会计假设，亦称会计的前提，指一般在会计实践中长期奉行，毋需证明便为人们所接受，是从事会计工作、研究会计问题的前提条件。 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设想，而是在长期的会计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和总结而形成的，是对客观情况合乎事理的推断。 一般认为，会计假设包括四大假设：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

会计主体假设是指会计工作首先要明确其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它界定了会计核算范围；持续经营假设是指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会计分期假设是为了企业能及时结算账目，编制会计报表，人为地将企业持续经营期间分割成一系列的连续的会计期间；货币计量假设是指会计核算以货币单位为主要的计量标准。

三、电子商务与会计假设的关系

1.电子商务改变会计环境。随着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展，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应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环境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计假设所依赖的客观会计环境也随之改变。

2. 会计环境与会计假设的关系。辩证地看，两者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会计假设是人们在研究会计理论时，对会计环境进行的认识、分析、总结和概括，是主观的，属于意识范畴；会计假设要以会计环境为基础，会计环境是会计假设所反映的客观内容。即会计环境决定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反映会计环境。并且，会计假设要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会计环境有所改变时，会计假设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

四、纯电子商务对会计假设的冲击

1.纯电子商务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冲击。由于网络的无形性，企业竞争优势不再完全依靠企业雄厚的有形资产，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信誉、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物流派送能力等。从这些方面来说，虚拟企业已经突破了传统会计主体的范围。

但虚拟企业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和传统企业一样在经营着业务，只是经营的方式不同罢了。它也需要会计对其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在会计上是否承认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冲击。

2.纯电子商务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冲击。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企业间的联系因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紧密，当某项业务活动结束后即告解散，或者需要调整该项业务时随时终止。这种即合即分的即时性特征，使得持续经营假设受到挑战。

另外，网上兼并、收购和破产，缩短了兼并的时间，减少了兼并的成本，提高了兼并的效率，加剧了企业间兼并的浪潮，使得会计主体的消失、变更和扩张变得越来越频繁、容易，这也直接威胁着持续经营假设。

3.纯电子商务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冲击。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电子联机实时报告在任何时点都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财务报告，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从而，弥补了传统会计系统信息滞后的不足。因此，会计分期假设是否还应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基本假设值得进一步探讨。

4.纯电子商务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冲击

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纯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这就产生了电子货币。它们比传统的支付方式更加快捷，成本更加低廉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 对与网上购物者来说更加乐于网上支付。另外，网上各种提供可以核查身份的服务器大量涌现，担保式的身份验证网站在网络上蓬勃发展克服了纸币的安全性问题，使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

五、纯电子商务企业会计假设的重构

1. 扩大会计主体的外延。面对虚拟企业的出现，为了解决对其进行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的问题。我们可以扩大传统会计的主体的外延，把虚拟企业等电子商务时代特有的企业组织形式纳入会计主体的范畴，把相互之间有共同经济利益而相互合作的结盟体都可以视为会计主体。

2.暂时性假设、即时经营假设为补充。根据虚拟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即根据虚拟公司的计划存续时间(或条约规定的合作期限)组织相关的会计活动。虚拟企业的收支在同一交易期间完成，收付实现制相对权责发生制更为合理。此外，对所有会计要素均来自各成员方的虚拟企业而言，采用现行市价法作为计价基础会更好地反映该网络联盟会计要素的现实质量状况，因而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7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一、理论物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1]，pp．109～110)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参见[3]，p．196)。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p．309)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发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1]，p.115），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p.262)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论原则从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中大胆运用这一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其二是当时的物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2]，p．127)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p．6)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1]，p．23)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pp．6，315)。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1]，p．372)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1]，pp．407，471)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1]，pp.262~263)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p．298)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1]，pp．10～11)。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1]，pp.12、501)。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探索性的演绎法的这三个特色。前面我们已简单地涉及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谈谈爱因斯坦从“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的角度是如何对自己理论进行评价的。1906年，当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宣称，他在1905年完成的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质量和速度关系的数据支持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爱因斯坦的理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彭加勒立即发生了动摇，认为相对性原理不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价值。洛伦兹表现得更是十分悲观，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的电子扁缩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须放弃它，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2]，p．334)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实验结果同狭义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认为“刚性球”电子论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它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了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正由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前提的简单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多，它的应用范围广，它给人的印象深，所以爱因斯坦才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确凿的实验事实证实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当1919年的日蚀观测证明了他关于光线弯曲的推论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倒会是非常惊讶的。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排斥或漠视经验归纳法在科学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来也没有一种理论是靠纯粹思辨发现的，他对构造性的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爱因斯坦敢于正视矛盾的两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只是强调“要大胆思辨，不要经验堆积”罢了，这是理论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爱因斯坦则是率先表达了这一时代要求。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版，第75~76页。

ArthurI．Miller，AlbertEinstein''''sSpecisloryofRelativity：Emergence(1905)andEarlyInterpretation,(1905~1911)，Adison-WesleyPubiishingCompany，Inc.,1981,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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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1 研究评述

1.1 竞争优先权战略

竞争优先权是企业的生产系统所必须具有的,用来支持企业在竞争中的市场需求。竞争优先权最初被用来描述制造类企业的生产制造战略,后来扩展到整个企业层面。DILWORTH[6]给出了自己的分类:成本效率、质量、可靠性与柔性。柔性包括了对产品设计、产品组合以及生产数量变化的快速反应。KRAJEWSKI等[7]列出了竞争优先权的8个维度,并把这8个维度划分为4类:成本、质量、时间和柔性,具体见表1。其中,“质量”代表了低不良率,可信赖且稳定的品质;“成本”即产品的价格或制造成本;“时间”包含准时、快速交货的能力以及新产品开发上市的速度等;“柔性”则包含对产品进行客户化的能力、快速应对订单数量变化的能力以及快速修改产品设计的能力。CHASE等[8]则把竞争优先权分为:成本、提前期、质量和柔性。HAYES等[9]把柔性进一步划分为2类:产品种类柔性和产品数量柔性。产品种类柔性包括处理非标准化订单的能力以及率先推出新产品的能力;产品数量柔性不但意味着有能力处理数量的波动,还意味着快速交付反应能力。

本文以KRAJEWSKI等[7]的分类方法作为研究基础,把竞争优先权分为成本优先权、质量优先权、时间优先权以及柔性优先权,并用来衡量企业竞争战略。

1.2 供应链战略

供应链战略可以分为精益供应链战略和敏捷供应链战略[10~13]。精益制造可以最早追溯到丰田公司的生产系统,其宗旨在于减少及消除浪费。敏捷能力是公司范围内的一项能力,包括组织结构、信息系统、物流流程,尤其是思维模式,是对需求变化(包括需求数量和需求种类)做出快速反应的组织能力[11]。敏捷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柔性,“敏捷”一词在商业上本来就是在柔性制造系统中首先使用的。最初,实现制造柔性的途径是通过自动促进快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产品组合及产品数量快速反应。这样,敏捷策略主要适用于难于预测、产品种类变化大但每款产品数量较少的产品领域;精益战略主要适用于易于预测、种类变化较小而每款产品需求数量较大的产品领域[11]。

精益供应链是在供应链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出的一个重要管理理念。这种管理方式适用于商品种类不多、需求变动不大且可以预测的市场环境[12]。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变,需要有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出现。CHRISTOPHER等[12,13]指出,当消费者需求多变且有较大预测难度时,宜采用敏捷供应链。“敏捷”是指一个组织迅速应对需求变化的能力,包括产品需求量的变化,也包括产品需求种类的变化[12]。在敏捷供应链中,市场制胜因素不再是成本控制能力,而是服务水平,尤其是产品的可获得性,即客户需要某种产品时,即能够以最短的时间获得该产品[13]。

1.3 企业竞争战略与供应链战略匹配关系

根据CHOPRA等[5]的观点,企业的竞争战略与供应链战略之间保持匹配关系,会有利于公司的成功。具体来讲,竞争战略设计用来满足的顾客优先目标与供应链战略旨在建立的供应链能力目标之间要互相协调一致。由于竞争优先权战略是业务竞争战略的一种表达形式,因此,在竞争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匹配性。本文旨在研究成本、质量、时间、柔性4类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敏捷供应链战略2类供应链战略之间的匹配关系,并在提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理论假设

成本优先权战略的立足点是尽可能降低公司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6],而精益供应链战略的要旨是通过供应链管理降低供应链上的浪费,包括成本浪费和时间浪费[12,13],两者的目的是统一的,都是要降低成本,当公司实施精益供应链战略时,就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成本优先权战略,反之亦然。但是,采取成本优先权战略的企业往往为了降低成本而牺牲其他方面,例如尽可能不提供差异化产品,采取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线从而降低生产线的灵活性,抑或减少一些服务内容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非常看重成本,会忽略对小众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机会的反应能力,从而会使敏捷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降低。由此,成本优先权战略的接受程度越高,则精益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越高;成本优先权战略的接受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越低。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 成本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与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正相关。

假设1b 成本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与敏捷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负相关。

质量优先权的核心是向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6],而高质量的产品主要依靠公司内部的生产控制,以及企业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因而对上下游协调能力的依赖度不大,因此,公司对质量问题关注程度增加之后,会减弱对上下游关系协调中的关注程度以及资源投入水平。由此,质量优先权战略的采纳,对供应链整合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即质量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敏捷供应链战略以及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的降低。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质量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越高,则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越低。

假设2b 质量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越低。

所谓的时间优先权战略,即企业非常重视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以尽可能快的时间满足客户需求[6],其中包括尽可能通过流程改善或优化流程,缩短反应时间;而精益供应链的核心即在于减少浪费,其中包括时间浪费和成本浪费[12,13]。在时间优先权战略中,企业为了快速推出新产品或者快速交付产品,常常不得不牺牲成本方面的效率,例如通过增加库存来减少缺货,增加产品的可获得性,或者使用快速的运输配送方式(如航空)把产品交付给客户,从而增加了物流成本;在这方面,精益供应链战略由于旨在降低成本,因此,两者是相悖的,精益供应链无法支持时间优先权战略的实现。从这个角度分析,采取时间优先权战略的企业,由于强调快速反应,会减少对精益供应链战略的选择。从另一方面,精益供应链的根本宗旨是减少浪费,其中包括时间的浪费,在这一点上,时间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是一致的。这样,一方面,从成本方面考虑,选择时间优先权战略会减弱企业对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的程度;另一方面,从精益供应链也注重减少时间浪费的角度看,精益供应链又会有助于时间优先权战略的实现,从而选择时间优先权战略的企业会增加对精益供应链采纳的程度。即时间优先权战略的选择对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同时产生了相反的影响,有相互抵消的趋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时间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与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无关。

采取敏捷供应链战略的企业,在进行供应链管理时,不但关注所在供应链的灵活性,还关注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12,13], 有助时间优先权战略的实现,考虑到企业的职能战略应该服务于企业的业务战略这一原则[14],选择了时间优先权战略的企业,就会更倾向于采纳敏捷供应链战略。即时间优先权战略的接受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越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b 时间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越高。

柔性优先权战略强调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动的灵活反应,要求企业能够灵活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生产线能够生产多种产品,能够迅速建设新的生产线及调整生产线,或者采取外包策略等[6],这和敏捷供应链中的灵活性要求是一致的。相反,为了实现柔性优先权战略,企业甚至需要牺牲企业的成本,从而在供应链上的成本控制能力遭到削弱。即精益供应链战略无助于柔性优先权战略的实现,而敏捷供应链则对柔性优先权战略的实现提供帮助。考虑到企业的职能战略与供应链之间的匹配原则[5],选择了柔性优先权战略的企业,会更倾向于采纳敏捷供应链战略,而降低对精益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柔性优先权战略的采纳程度越高,则精益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越低;柔性优先权战略的采纳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的采纳程度越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 柔性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越高,则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越低。

假设4b 柔性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越高,则敏捷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越高。

对以上假设进行总结,即可得到图1描述的竞争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关系模型。

图1 竞争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关系模型

3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了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根据研究假设针对相关的研究变量设计问卷;问卷题项参考了已有文献中的量表体系,并通过预调研、与实践界人士互动、听取学界意见等方式对问卷进行了多轮优化,得到最终问卷;然后,通过邮递等多种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本文选定的数据分析方法为回归分析。

3.1 问卷设计

问卷中的关键题项(如精益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以及敏捷供应链战略采纳程度)的设计主要借用了国际上文献中使用的相关变量的题项[15],并参考了该领域相关学者的意见,获得企业相关人员对问卷的评价,在表述上对题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竞争优先权战略采纳程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采取单题项设计;一些控制变量如行业、企业资产、员工数量、产品种类数目等也采取了单题项设计。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了预调研,收回15份预调研问卷,根据预调研反馈情况又对问卷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得到最终问卷(核心题项见表2)。

3.2 问卷发放和回收

正式调查对象涵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共收回问卷113份,有效问卷112份。有效问卷的企业资产规模分布以及行业分布情况见表3和表4。

3.3 信度效度检验

首先,对精益供应链战略以及敏捷供应链战略对应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5)。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第1个因子表示敏捷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第2个因子表示精益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第3个因子意义不明晰,因此,删除第3个因子对应的题项L1、L6、A2。另外,题项A1、A3在3个因子中的载荷都较低,而且存在载荷比较接近的情况,也予以删除。

删除不符合条件的题项后,再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L2、L3、L4、L5对应一个因子,A4、A5、A6、A7对应另外一个因子,根据我们原来的设计意图及题项实际意义,前4个题项测量的是精益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后4个题项测量的是敏捷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此时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2类变量对应题项的载荷系数都大于0.6(见表6)。

分别对2个因子进行信度分析,发现所有被测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6,而且删除任何一个题项,信度指数都会降低;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所有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最低要求为0.5)。由此,调整后的题项符合信度要求(见表6)。

效度检验主要是结构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检验和区分效度检验。聚合效度指的是使用多种方法测量同一变量时能够提供同一测量结果的程度。本研究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测量量表的聚合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剔除题项L4、L5、A5之后,所有题项都对应在合适的因子上。每个变量的所有载荷都大于0.5,而且不存在同时落在2个因子上的题项,测量量表符合效度要求(表6)。

区分效度检验主要用来保证测量不同变量的题项间应有较低的相关。本研究用Lisrel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区分效度。检验方法是:对2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设定2个变量关系为无约束,得出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卡方和自由度df,然后再强制设定2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1(施加约束),得到和df,并计算2种情况的卡方差Δ与自由度差Δdf的比值。若比值大于3.83(0.05显着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认为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显着不同,无约束模型显着优于有约束模型,从而得出2个变量具有区分效度。对2个变量进行区分效度分析,得到表7中的结果。卡方差/自由度差为62,远远大于3.83,变量的测量符合区分效度要求。

4 研究结果

4.1 数据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8)。通过相关系数矩阵,可以观察变量之间的基本关系。

相关系数矩阵表明,4个自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系数,如时间优先权选择程度与成本优先权选择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530,而且通过因变量对4个自变量同时进行回归,回归模型中4个自变量对应的膨胀因子(VIF)分别为:6.972、5.354、4.962、4.439,VIF>5意味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数据不适合同时对4个自变量进行回归,而应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对应提出的8条假设,以企业规模、行业、产品种类数目为控制变量,分别以成本优先权、质量优先权、时间优先权、柔性优先权选择程度为自变量,精益供应链战略与敏捷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9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其中,回归系数不显着的控制变量已从回归方程中剔除。

由表9可知,假设1a、1b、2a、2b、3b、4b对应的回归模型通过了检验,其系数显着性也通过了检验,因此假设1a、1b、2a、2b、3b、4b得到了数据支持;假设3a的模型以及系数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表明时间优先权选择程度与精益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没有显着关系,与假设相符,假设3a也得到了支持;假设4a的模型以及系数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表明柔性优先权选择程度与精益供应链战略选择程度没有显着关系,与假设不相符,假设4a未得到支持。

4.2 讨论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提出的大多数假设得到支持(假设1a、1b、2a、2b、3a、3b、4b),只有一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假设4a)。企业竞争优先权与供应链战略存在匹配关系的思路以及具体的假设多数得到经验上的支持。即公司在制定优先权战略和供应链战略时,倾向于把两者采取一定的规则匹配起来。一种类型的竞争优先权战略往往伴随着某种特定类型的供应链战略。如果竞争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显着正相关,则可以认为2项战略是匹配的;如果是显着负相关,则认为2项战略是不匹配的;如果不显着,则没有得到明确结论。

综上,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①成本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是匹配的,与敏捷供应链战略是不匹配的;②质量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和敏捷供应链战略都不匹配;③时间优先权战略与敏捷供应链战略是匹配的,但与精益供应链无关;④柔性优先权战略与敏捷供应链战略是匹配的(见表10)。

值得讨论的一点是:假设4a为何未得到数据支持。在 本文提出的假设中,柔性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是相逆的选择,但回归结果表明,两者不存在显着的负向关系,而是不相关。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二:①最初提出的理论存在不合理之处;②数据不具有代表性或不真实。通过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需要对最初提出的理论假设做出调整。精益供应链策略旨在供应链范围内消除或减少浪费,其中包括物质浪费和时间浪费[12,13]。从消除物质浪费的角度,柔性优先权战略宁愿增加运营成本也要提高对客户需求和环境变化的灵敏性,而精益供应链战略则要求尽力减少各种成本,并愿意付出推迟产品上市时间的代价,因而两者是逆向的关系,是存在矛盾的;但如果从时间的角度看,两者又存在相互一致之处,柔性优先权战略要求各个环节减少时间跨度,并借此保证敏捷反应,而精益供应链战略则要求减少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时间浪费。在正向、负向2种相反的作用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抵消效应,因而导致柔性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之间可能出现不相关性(如本文研究结果一样)或其他结果,柔性优先权战略与精益供应链战略并非确定的正向关系或负向关系。

5 结论

5.1 理论贡献

除了进一步验证战略理论中的竞争战略影响职能战略这一经典理论之外,本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探索了这一问题。尤其研究的是供应链战略与业务竞争战略之间的匹配性,提出了具体的匹配理论模型,无论是战略研究领域还是供应链研究领域,本研究的结果都具有创新性。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可以为企业确定供应链战略提供理论依据。重视成本优先权战略的企业,需要在敏捷能力方面有所舍弃;而重视柔性优先权战略的企业,则更适合采取敏捷供应链战略。另外,质量优先权战略的选择与供应链战略的选择程度负相关,如果质量优先权程度较高,则企业会重视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从而降低了上下游之间关系的协调,供应链整合水平会降低。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1)企业应该基于优先权战略制定供应链管理战略,实现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的协调发展 本文给出了协调2类战略的分析框架,供企业参考。采取成本优先权战略的企业,应该强化精益供应链战略;采取时间优先权战略或柔性优先权战略的企业,则应该强化敏捷供应链战略。

(2)重视质量不能牺牲供应链整合活动 根据本研究结果,采取质量优先权战略的企业,无论是精益供应链还是敏捷供应链的重视及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这和笔者的预期一致。但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企业把产品质量放在发展的优先地位时,没有意识到或由于资源有限无暇顾及上下游企业的整合工作,很多企业认为产品质量主要依赖公司内部的质量管理。笔者认为,应该从供应链整体来考虑产品质量问题。最近几年发生的笔记本电池召回事件、汽车召回事件,都是因为缺乏与供应商的有效协调、整合以及管控造成零部件缺陷而引起。两者不应该是冲突的关系,企业可以借助供应链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3)企业高层与部门管理人员应基于公司总体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管理战略,共同制定各个部门的经营策略 在销售、市场、研发、生产、采购、人力资源等各个环节,要制定详细的可实施的策略,贯彻公司的优先权战略与供应链战略。

5.3 未来研究

第9篇：量子力学中的基本假设范文

一、引 言

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为企业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新挑战。企业如果不能从日益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获取和识别有效的市场机会及技术知识，就难以满足当前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以创新驱动战略指导企业构建核心竞争能力，特别是在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1]。企业创新绩效涉及诸多因素，包括研发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创新活动氛围以及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和政策激励与导向等。尽管相关研究成果为促进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提升提供了宝贵的决策依据，但企业创新活动需要更加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视野，创新成果与企业研发活动及组织学习方式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因此，从开放式创新和组织学习的整合视角分析企业研发活动及创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了揭示研发开放度和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在整合开放式创新和组织学习两方面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研发活动开放度和组织学习对企业管理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以及两种组织学习模式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研发开放度

研发活动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其开放程度反应的是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跨越组织边界的各种创新相关活动的定量化描述[2]。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着力研究企业研发活动的开放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组织学习

March（1993）将组织学习的模式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探索式学习（exploring learning）；一类是利用式学习（exploiting learning）[3]。其中前者突出组织对将要被认识的知识和事物进行搜索和追求、开展前瞻性的研发项目、探索新技术或者是与企业最初技术基础具有很大差异的技术发展路径；而后者则强调对组织已经具有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进行使用和开发、实施产品开放项目或者为现有技术搜索新的应用空间或市场。企业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思考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这两种学习模式的特点，同时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企业绩效

尽管已有文献从各个不同方面对企业或组织的创新绩效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于创新绩效的定义仍未形成统一意见。Coombs认为创新绩效反映的是企业研发活动的早期投入与在研发过程中组织学习的结果，它是研发人员对有效参与创新活动的刻画[4]。Hagedoorn and Cloodt从创新绩效内涵大小的角度将创新绩效划分为广义创新产出和狭义创新产出[5]。考虑到已有文献从各自研究特色出发对创新绩效进行定义，但基本的内涵是相似或相近的。本研究意在从研发活动和组织学习的角度考察影响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的因素，因此借鉴Chen and Huang的研究成果从企业的管理流程和知识技术再造这两个方面来定义和理解企业的创新绩效[6]。

（四）研究假设

相对于封闭式创新模式主张企业内部研发成果是企业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产且这种资产能够完全为企业所控制和拥有，开放式创新主张企业的研发活动必须跨越当前的组织边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思想可能来源于组织边界之外而非从企业内部产生。不同思想和观念在组织边界内部和外部进行交换与融合能够帮助企业尽快获取有价值的研发项目，从而保证企业的研发活动的成果能够有效支撑企业的发展战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7]。只有充分搜寻、获取、吸收组织外部的异质性知识来填补企业自身研发活动的不足，才能真正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研发活动的开放程度意味着企业从外界获取有价值技术和知识的程度。当前我国企业知识基础普遍较为薄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研发活动不确定性日益提升的现实情况，企业只有充分理解知识扩散和技术外溢机制，与组织外部环境中的不同知识来源紧密合作，积极从外部环境中搜索、获取和吸收有价值的知识才能够真正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提升研发活动的开放水平有助于将内部研发优势与外部资源优势进行结合，从而帮助企业科学制定研发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方法实现创新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企业研发活动开放程度与管理创新绩效正相关。

假设1b：企业研发活动开放程度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

当前企业的生存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新能力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组织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吸收和消化知识以服务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从知识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将隐性知识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与解构为显性知识，同时将显性知识通过各种“干中学”或“传帮带”的方式转化为隐性知识是组织学习的本质[8]。组织对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包含着组织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尽管组织的两种学习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在选择组织学习方式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对这两种学习方式的态度往往是追求一种平衡的学习过程，这种平衡的学习过程表明企业会同时运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来解决其面对的各种问题[8]。尽管两种学习方式对企业已有的资源存量会有相互竞争的可能性，但充分发挥两种不同学习方式的优点和特点被认为是企业合理学习内外部知识的有效思路。例如Raisch and Birkinshaw [9]指出，组织的两种学习方式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补关系，探索式学习获得的新知识可以为利用式学习提供新的精炼方向，利用式学习总结和积累的知识可以为更好地获取和吸收探索式学习中发现的知识。不仅如此，企业灵活运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能够增强组织行为的因果模糊性和复杂性，进而提升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模仿难度、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正因为如此，组织的二元学习过程是企业竞争优势非常重要的来源。例如，Katila and Ahuja 对美国机器人生产行业中学习方式与创新活动成果之间关系的探讨和实证研究，他们基于专利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同时采用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的方式时可以显著地促进组织对知识的整合，进而促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效率[10]。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企业的利用式学习与管理创新绩效之间是正相关。

假设2b：企业的利用式学习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是正相关。

假设3a：企业的探索式学习与管理创新绩效之间是正相关。

假设3b：企业的探索式学习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是正相关。

通过上述对研发活动开放度和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分析过程来看，组织的两种学习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起到中介的作用。具体而言，随着企业研发活动开放度的提升，企业对组织学习活动的投入必然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研发活动开放水平的提升将为企业带来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外部信息与知识，只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筛选和过滤才能够为企业有效利用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提高企业的研发活动开放度能够对组织学习产生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从组织外部获取的技术与知识能够为企业进行探索式学习提供参考依据和方向。组织的探索式学习并不意味着漫无目的的探究和求索。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活动开放度能够有效激发组织进行探索式学习的意愿并帮助企业明确探索式学习的目标。另一方面，由开放式研发活动获取的异质性知识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开展利用式学习。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企业利用式学习在研发开放度与管理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4b：企业利用式学习在研发开放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4c：企业开放式学习在研发开放度与管理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4d：企业开放式学习在研发开放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

（一）量表选择

本研究在对企业研发开放程度进行测量时主要借鉴已有文献并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列出12种企业外部研发合作的主要渠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的合作渠道总量代表着研发开放程度[8]。具体而言，这12种企业外部研发合作渠道包括：技术许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或合资、解剖目标产品（反求工程）、成为跨国公司的分包商、吸收华裔专家或归国专家、按照跨国买家的设计进行制造、向跨国采购的客户学习技术、基于跨国买家的设计、海外并购或投资、自主设计和制造、产学研合作、组织本公司员工海外培训、建立权力平等的跨国技术联盟。

组织学习量表和企业创新绩效量表的编制主要从已有文献中辨别出比较常用或受到广泛认可的量表。通过与国内外同行学者的联系与探讨，最终选择了Hernández-Espallardo及其同事使用的组织二元学习量表（10题项）和Chen and Huang [6]所使用的管理创新绩效量表（4题项）和技术创新绩效量表（3题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严格按照问卷翻译与回译的操作程序对量表各个题项进行翻译，同时根据本研究开展的具体情境进行了一些语义上的修改，以使得量表具有较高的辨识力。

（二）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对湖南、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的1000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主要采用的问卷数据收集方法包括纸质问卷投递和邮寄、发送电子邮件以及到企业中现场发放与回收。共发放问卷1000份，其中电子问卷800份，纸质问卷200份，总计共回收481份，回收率为48.1%，有效问卷共31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1.2%。企业样本中大部分为内资企业（84%）并且半数以上的为集团企业，将近有50%的受访企业规模在1000人以上，67.6%的被试企业来自制造业。

四、实证结果

（一）量表信效度分析

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组织学习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09，利用式学习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02、探索式学习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53，企业管理创新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12，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23。对组织学习和创新绩效的效度检验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首先从312家样本企业中随机抽取156家企业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在此基础上运用剩余的156家企业的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从而评估变量的效度水平。对组织学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KMO值达到0.80，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462.09，自由度36，显著性为0，均通过检验，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度为65.85%，反映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证明了问卷有效。

为了进一步检验组织学习的区分效度，本研究对之前分割的另一部分样本（n=156）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这些项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假设提出的组织学习两维度测量模型（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为了使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构建一因子模型、两因子模型（假设模型）、和三因子模型（按照EFA分析结果构建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各自编写Mplus程序进行运算并输出各种拟合指数和修正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1中不难看出，从单一维度到三维度的模型过程中，模型的卡方（Chisquare）值的水平并没有随着模型所包括维度的增加而呈现显著地递减趋势。对比各个维度模型的卡方值不难看出，符合理论假设的两因子模型的卡方值最小，仅为32.70。另一方面，各个模型拟合参数的水平的对比表明两因子模型的结构维度最为贴近数据的真实情况，各个指标都反映出较好的拟合水平，因此本研究选择两因子模型作为组织学习的测量模型。

此外，对企业管理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绩效的EFA结果表明，两个构念所对应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CFA结果表明创新绩效的两因子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水平较好（如表2所示）。

（二）共同方法偏差

共同方法偏差是由于对同一调查对象使用同一调查工具所可能导致的人为共变。因此在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与回收过程中，研发活动开放度、组织学习的测量问卷与企业创新绩效问卷（包括企业特征问项）分别由同一家企业的两位不同中高级管理人员填写，力求在数据收集方法上尽量减小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仅如此，本研究还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同源数据是否存在严重共变性。如果数据中的同源误差情况较为严重，则很有可能出现问卷中的大部分题项的变异量都被同一个因子所解释，若模型的所有变量接受单因子模型，则说明同源数据存在严重的共同变异。本研究中，对问卷中自变量和因变量测量项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并不接受单因子模型（χ2/df=4.33、CFI=0.55、 TLI=0.46、RMSEA=0.138、SRMR=0.122），表明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三）相关分析

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研发开放度、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说明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由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水平低于0.7，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水平较低。

（四）研发开放度和组织学习的直接作用

对变量的正态性假设及随机误差项方差检验的结果表明其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小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如表4所示，模型1到模型4以管理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模型5到模型8以技术创新绩效为因变量。首先在模型1中加入企业特征变量，模型1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解释水平R2为4%。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Sig值小于0.01，表明其对企业管理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在模型2中加入研发开发开放度后解释水平达到6%，其中研发开放度对企业管理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β=0.16，p

类似的，在以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情况下首先在模型5中加入企业特征变量，模型5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解释水平R2为12%。其中，企业规模、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Sig值小于0.01，表明它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在模型6中加入研发开发开放度后解释水平达到17%，其中研发开放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β=0.24、p

（五）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检验

如表5所示，通过参数自助法对组织利用式学习与开放式学习的中介效应同时检验的结果表明，利用式学习对研发活动开放度作用的中介效果并不显著，其对管理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绩效的估计值分别为0.02和0.04，并且其偏差校正的95%置信区间中都包含了0。这些结果说明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果无法得到支持，即假设4a和假设4b都不能得到支持。然而，组织的探索式学习对研发活动开放度的积极作用具有显著的中介效果，其对管理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绩效的估计值分别为0.08（p=0.002）和0.12（p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为开放式创新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运用效果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成果，同时我国企业正确理解研发活动开放水平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与此同时，组织的两种学习模式对企业管理创新绩效与技术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不仅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保持一致，同时也印证了组织学习理论关于组织学习模式与创新之间紧密关系的论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的利用式学习并没有在研发开放度与两种创新绩效中间起中介作用，而探索式学习的中介效应假设则得到了支持。这是本研究得到的重要发现之一。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企业研发活动开放度的提升，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异质性知识，并且这些异质性知识获取的目的往往在于帮助企业发现新的研发方向或支撑探索式的研发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利用式学习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相反探索式学习在吸收和消化开放式研发活动所获取的知识并运用于创新活动最终产生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二）启示

1.本文建议企业管理者通过提升研发活动开放程度来更好地获取组织外部环境中的异质性知识，从而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和产品技术快速更新的挑战。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与外部资源拥有者建立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与外部创新者就企业当前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沟通和讨论。这样不仅有助于企业接触和收集各种技术资源同时能够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绩效。

2.在有限的资源配置水平情况下，企业应该持续地开展组织学习活动，这样不仅有助于吸收和消化已有的知识基础，同时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的运用从外部环境中所获取的异质性知识。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企业的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都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这就意味着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注重对全新知识的探索，同时也要注意对已有知识基础的深入发掘和对现有知识要素的整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