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三不祥精选(九篇)
第1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成为继袁世凯、段祺瑞以后的突出人物。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当时除孙中山、和卢永祥三角同盟之外，也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对吴佩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一场在酝酿之中。
冯玉祥看到北洋军阀的腐败常常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为当权者所嫉恨。到了直系又遭到了吴佩孚的压制。但冯玉祥对吴佩孚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催索饷项等问题上时常与其发生抵触。
当时，冯玉祥只担任陆军检阅使一个闲差。他除在北京南苑练兵外，还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取得联系。
冯玉祥与孙岳的关系，从滦州起义前就开始了。在长期往来中，他们不但私交很深，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鸣。孙岳也受到吴佩孚的压抑，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擅，早已心怀不满，每次见到冯玉祥，总是牢骚满腹，对国家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
1924年9月10日，孙岳亲自到北京南苑为冯玉祥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致祭。当孙岳在官兵义地凭吊时，对冯玉祥感慨地说：“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了这么多战士。”“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冯玉祥问孙岳：“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们应该怎样称道于你呢？”
孙岳答道：“像我目前这样干法，在真正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
说着，他们已走到了义地中间的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
冯玉祥严肃地对孙岳说：“目前闹到这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上不到三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
一席话，说得孙岳振奋起来，他坚决地对冯玉祥说：“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他们都是老革命，和你我有如此的交情，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们有的是好机会。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
当天夜里，冯玉祥和孙岳又商量了很久。
同样处在吴佩孚压抑中的胡景翼，正处于困苦的环境中，恰逢孙岳来与他密谈在京和冯玉祥见面经过。胡景翼听了十分高兴，先后派李钟三、岳维峻去北京见冯玉祥，与冯密商，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
四照堂点将
1924年9月15日，奉军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锟急召吴佩孚到北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
9月17日，吴佩孚抵达北京。9月18日，北京政府了对的讨伐令。同时，曹锟责成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当天晚上，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我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之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
9月19日，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吴佩孚信誓旦旦地向他们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所有外国人在东三省和南满铁路的权力，我们都予以尊重。南方问题不久也可以解决。”
冯玉祥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筹措。显然，吴佩孚是想借这次战争把冯玉祥部调离京畿地区，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以外。
吴佩孚的企图，冯玉祥心知肚明。就这样，冯玉祥对实现倒吴计划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冯玉祥开始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布置。
冯玉祥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
吴佩孚命令后，冯玉祥立即向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
曹锟同意了冯玉祥的建议，调孙岳率部进京，担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一职。
冯玉祥9月18日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但直到21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他将第三军分为数个梯队，24日才开拔完毕。
冯玉祥让步兵第一营留守北京旃坛寺原司令部所在地，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并嘱咐他搜集有关吴佩孚的行动和前方战事的情报，随时报告。冯玉祥还从河南招募新兵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借训练之名留驻城外南苑等地。
一切布置妥当后，冯玉祥开始以每日行军二三十里的速度向北行进。10月1日到达古北口。
冯玉祥到达古北口后，就以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并派人通知胡景翼暂缓按吴佩孚命令出喜峰口向热河前进。这样，冯玉祥和胡景翼的部队大都没有远离北京。
冯玉祥在古北口停留时期，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进行秘密的政治活动。他认为，在推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势必要有资望较深的人物出面维持局面。
恰好在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门来了。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台后，一直寓居在天津。他知道冯与吴一直有过节。直奉战争爆发后，他派他的亲信贾德耀到古北口给冯玉祥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玉祥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
冯玉祥接到信后，与贾德耀数次密谈，最后冯玉祥向贾德耀保证，等到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有威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
几天后，段祺瑞派宋子扬向冯玉祥表示同意合作，只是担心张绍曾因与曹锟和吴佩孚交情较深，并且与自己向来有抵触，不利于工作。
接着，冯玉祥又派刘之龙与段祺瑞商谈合作的办法。没多久，段祺瑞说，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郑士琦已经接洽妥当，到时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在与段祺瑞取得联系的同时，冯玉祥和也取得了联系，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奉军还秘密接济过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双方还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军队在热河战场的停战，加重了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压力，成为吴佩孚失败的关键。
班师回京
由此一来，吴佩孚对冯玉祥的防范，不但没有起丝毫作用，反而越加坚定了冯玉祥倒曹、吴的决心。
直军在山海关战线屡战不利。
10月7日，九门口弃守。
10月11日，冯玉祥由古北口进驻滦平。
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前线督战。
在得到直军放弃九门口和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的消息时，冯玉祥认为回师时机将至，于是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信与胡景翼和孙岳两部联系。告诉他们冯玉祥决定即日班师回京，请他们早做准备。
为了慎重从事，冯玉祥又给吴佩孚发了一个电报，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经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给养的困难情形，一方面也探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
随后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回电：“此间形势急紧，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催促冯玉祥部迅速前进，并且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
紧接着留守北平的蒋鸿遇也来电报告：“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
冯玉祥断定时机已至，于是派刘之龙返京与黄郛密商。黄郛除托刘之龙带去复信外，并于10月18日发电报给冯玉祥，立志救国，在此一举。
10月19日，冯玉祥在滦平召开高级将领紧急秘密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来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冯玉祥从未讲过他的秘密计划，但是跟随他的将领和幕僚从这次行军的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他的心思。
会上，冯玉祥对他的部下说：“你们大家跟我这么多年，历尽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
鹿钟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计。”
冯玉祥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各将领一致拥护。于是冯玉祥对班师回京的步骤进行了讨论和布置。
随后冯玉祥命令：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络线；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方面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防走漏消息。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车庆云，是吴佩孚派驻承德专为监视冯军行动的负责人，冯玉祥命令将其暂时扣留。
10月21日，鹿钟麟派张俊声率先头部队一部，以接运给养为名，押着暗藏武器的大车先行出发。同时，其他部队以每日行程二百多里的速度向北京进发。为保证行军的速度，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数万的兵力，一路行来，流水一般，不但行军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
10月22日凌晨，张俊声所率先头部队到达北京城内的旃坛寺后，白天做好侦察等准备工作，夜间11时开始行动，分别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和通讯机构。
鹿钟麟率部于10月22日抵北苑，与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会商后，于夜8时率部向北京城进发，夜12时许抵达安定门。孙岳历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即命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钟麟由北向南前进，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冯玉祥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10月22日抵达顺义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商定由黄郛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问题进行了筹划。
这时，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堵，总统府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完全割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守卫军官至府中，见到曹锟大哭一场。曹锟见大势已去，只得命令卫队接洽缴械。
10月23日晨，北京市民看到佩戴“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遍布各通衢要道，知道发生了兵变。老百姓赞叹地说：“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起飞将军自天而下。”同时，冯玉祥安民布告表示：“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聚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特下令班师，仍回原防，不特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
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时候，吴佩孚正在山海关督战。当他听到冯玉祥发动的消息时，他还不相信胡景翼也会参加。于是吴佩孚以曹锟之命，命令胡景翼代替冯玉祥，任第三军总司令。但已经是无力回天，吴佩孚悲痛不已。
组建黄郛内阁
10月24日，冯玉祥迫曹锟下达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三、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及陆军第三师师长等职；四、派吴佩孚督办青海垦务事宜。
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改革政治的问题，一致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主张，才能彻底消灭军阀统治，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决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打开更新的局面。但孙中山北来尚需要一些时间，为应付当前混乱的局势，应该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在孙中山和段祺瑞未到北平之前，贿选政府不容许其继续存在，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过渡时期的一切事宜。
在阁员人选问题上，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表示，他们各部的人员均不参加内阁，以示大公无私。
在讨论军队名称问题上，一致认为孙中山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应将参加这次的各部队改组为国民军，以符合为国民效用的宗旨，并当即决议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10月27日，冯玉祥派赴天津见段祺瑞的吴光杰回京报告，段祺瑞决意出山，共同维持大局。同时，冯玉祥收到了孙中山的贺电。与此同时，孙中山也致电段祺瑞告以“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
冯玉祥虽然控制了北平，但面对内外的压力，再加财政上的困难，他变得一筹莫展。
10月30日下午1时，冯玉祥到丰台视察，5时就接到关于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与前步后统领聂宪藩图谋不轨，有反对冯军动作的报告。冯玉祥不得不立即返回镇慑。
10月31日，颜惠庆内阁总辞职，冯玉祥以曹锟名义特任黄郛兼代国务总理并兼交通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杜锡为海军部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斌为农商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
11月1日，黄郛内阁正式成立。
新内阁成立之后，根据冯玉祥的提议，取消了清朝旧制官署的步军统领衙门，任命鹿钟麟为北京警备总司令，又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为了刷新新政治，冯玉祥向新内阁提出了五项施政方案。
冯玉祥雷厉风行的措施，虽然是初露锋芒，但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反感。冯玉祥虽然没有安排自己及胡景翼、孙岳的部下及幕僚入阁，可是各方面都认为这个内阁完全受冯玉祥的操纵。
驱赶溥仪出宫
北京取得胜利后，冯玉祥立即采取措施，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早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玉祥就提出要修改明国初年制立的优待清室条件，只是那时候没有得以实现。
11月4日，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之一切权利；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清室即日移出宫禁。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11月5日清晨，鹿钟麟、张璧会、李煜瀛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即率军警各20名入神武门。每过一门，就布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其走动。
鹿钟麟、张璧会、李煜瀛等人直往溥仪住处。这时清室正在开“御前”会议。内务大臣绍英出来迎接。鹿钟麟出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告知来意，请他转达给溥仪并立即迁出宫外。
绍英往返数次，希望有所转机。鹿钟麟见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故意大声对其随从人员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
绍英慌慌张张跑入宫内，冲着溥仪说：“不好了，不好了，他们要开炮了！”溥仪听后，吓了一跳。无奈，他只得答应迁出宫外。
鹿钟麟向溥仪宣布：从今日起永远废除皇帝称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之一切权利；清室即日迁出故宫，日后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方；清室一切公产应没收归国家所有。
溥仪随后交出了印玺，收拾私物，在鹿钟麟、张璧会、李煜瀛等人的护送下，于下午流着泪水离开了故宫。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以后，北京街头热闹非凡。同时，孙中山来电嘉奖：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参加天津会议
段祺瑞得到冯玉祥敦促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后，为了捷足先登，连忙电请冯玉祥、赴天津会商收拾大局的办法。因为冯玉祥希望这个会议能在北京召开，或者是等到孙中山到天津后再行前往，所以冯玉祥迟迟未到。
11月9日，段祺瑞又派罗开榜到北京催促冯玉祥，并称已经在今日到达天津。冯玉祥不得已，只得赴天津。
到了天津，冯玉祥与段祺瑞、见了面。见面时，冯玉祥提出新政府应该采取委员制，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可以防止个人专断。段祺瑞和听到这个建议，都表示反对。
随后，冯玉祥又说：“应尽快催促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家大计。”段祺瑞和表面上点头表示赞成，但心里却是早有打算。
会议如期举行，皖系的卢永祥、吴光新和奉系的杨宇霆显得异常活跃。在言谈之间，他们对于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总是站在同一边，而且有意无意地对欢迎孙中山北上的国民军，流露出歧视的语气。
冯玉祥看到当时的气氛，已经意识到段祺瑞和是在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他有一种陷入孤立的感觉。
说：“在新政府产生之前，应暂时组建临时执政府，我建议祺瑞兄为临时执政。执政府先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
冯玉祥十分清楚，这等于否定了黄郛内阁。但他总是担心有人说他是为个人利害而争，于是对段、张二人的决定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段祺瑞按自己的计划拟就了一个新阁名单。
在军事方面，早已有过不过关的诺言，而段祺瑞对此也打过“保票”。可是当奉军进入天津时，首先就把王承斌收编的第二十三师解除了武装，王逃往租界，不敢再到督署。王承斌与冯玉祥一同参与，最后落到如此下场，冯玉祥心里颇感寒心。不仅如此，奉军还向津浦、京津两路继续进兵，大有席卷关内的势头。
背信弃义引起冯玉祥的极大不满。在会议上本来已经通过了段祺瑞的四项决议，但在会后，对决议中的第一、第二项不满意，借口要为卢永祥出口气，想取得江苏地盘，并保荐段祺瑞的亲戚吴光新继任安徽督理，而他自己则愿意派兵筹饷以促成其事。段祺瑞一是碍于卢永祥的情面，一是吴光新是自己的亲戚，于是改变原来的决定，继续开会。
段祺瑞宣布：由卢永祥率领张宗昌、吴光新部进攻江苏，但不侵入浙江；由国民军负责扫荡河南，但不侵入湖北。
会议结束后，邀请冯玉祥参加宴会。
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人听说要邀请冯玉祥赴宴，于是准备中途设伏，想把冯玉祥杀害。后幸亏的副官长杨毓告密，冯玉祥才免于此难。
这时的冯玉祥已感到事情不妙。第二天，冯玉祥在李鸣钟等人的保护下由天津匆匆返回北京。
段祺瑞、先后于11月21日和24日到达北京。
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同时摄政内阁宣告结束。
11月25日，冯玉祥向段祺瑞提出辞呈，发出下野通电。同时，冯玉祥还打电报给吴佩孚，并了致全军官兵书。然后，避居在京西天台山。
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冯玉祥立即派熊斌代表前往欢迎。
12月31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冯玉祥又派鹿钟麟、刘骥代表前往车站迎接。
第2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不过这个叫征祥的孩子并没有给自家带来多少吉祥。妻子吴金灵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苦熬数年，终于在陆征祥8岁时撒手人寰。陆征祥从小就跟着信仰虔诚的父亲在冥冥上帝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的人生。
学习洋文，顺利步入外交界
陆诚安从小生活在江苏太仓一个偏僻的农村，青年时期闯荡上海，由于生活困顿在徐家汇一处教堂做杂务，开始信仰基督教。由于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甚至“恨屋及乌”，由憎恨中国的官场恶习，到厌恶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蓄意让儿子与中国文化断层，决定不送孩子上私塾，他自己做儿子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正是这种文化断层，为陆征祥尔后出任国务总理的失败埋下伏笔，也是他最终遁入空门当了洋和尚的文化根源。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本满篇洋文的课本，意想不到地把陆征祥带入外交生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颟顸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大脑似乎清醒了些，他们开始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兴起了洋务运动。为了培养通洋人才，在总理衙门主持下，在北京开办了“同文馆”，又在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开设格致课程。陆诚安决定送儿子入广方言馆，学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但由于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加之学习刻苦，成绩又好，深受校方重视。1892年，陆征祥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成为大清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赴俄前，陆氏父子都以为只是短期出国历练一番，没想到的是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迫切需要从这批年轻人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亲信并培养为外交官。那条件自然是：平民出身，家庭没有任何社会背景；自身简约，没有染上官场恶习；上进心强，熟悉西洋外事业务。许景澄经过暗中探访，尤其经过在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一口咬定“非陆征祥莫属”。
陆征祥遂向许公使陈明心迹：“征祥自幼丧母，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希望能回国和父亲团聚。”
“子兴，自古忠孝难得两全，国事大于家事，大丈夫当以身许国为荣，何故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许景澄正色道。
“许大人待祥如再生父母，学生当谨从大人教诲，为国效力。也需告知家父，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大人安排！”
两个月后，陆征祥在圣彼得堡接到来自上海父亲的信：“人贵能自理耳！今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被泪水模糊了。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做了整整14年。
交谊舞会，圣彼得堡情定终身
陆征祥驻俄期间，沙俄宫廷里的应酬性酒会、舞会十分频繁。陆征祥懂洋文，娴熟外交礼仪，又善于应酬，加之许景澄视陆征祥为知己，所以许公使每次被邀时，都带着陆征祥参加。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独对陆征祥另眼看待。陆当时年轻英俊，熟知基督教文化，尤其那一口地道流畅的法语，仿佛就是与洋人交际的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各国驻俄使馆人士都愿意与他交往，陆征祥逐渐成为沙俄宫廷宴会中的一位活跃人物。这时他也不知不觉地被一位好奇心十足的比利时小姐培德・博斐盯上。
培德的祖父两代都是比利时将军，父亲与比利时驻俄公使罗核是亲戚。培德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跟着罗核到俄国读书。学习之余经常陪同罗核出入国际性的应酬和交际场合。在她的眼里，古老的中国一切都很神秘，中国人仿佛是个猜不透的谜。当她第一次知道陆征祥是一位外交官时，感到大为惊奇。她眼前的陆征祥不但脑袋后没有尾巴一样的辫子，而且笔挺的西装、黑亮的分头让她觉得陆征祥同那些穿着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公使站在一起时简直是个叛逆英雄。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要同这位中国人交朋友。
陆征祥虽善于与洋人打交道，但外交经历使他对洋人没有多少好感。在交际场合，无论遇到多么美貌的贵族小姐、外交官夫人，从不产生非分之想。在一次大型舞会上，早已暗中留意陆征祥许久的培德主动邀请他共舞。他怀着戒备的心态，却不得不以彬彬有礼的外交风度轻挽着培德的腰谨慎起舞。而美貌、大方、性格外向的培德却与之相反，她虽然内心也有些紧张，但是好奇和兴奋促使她不停地向陆征祥提问题，时用英语，时用法语，偶尔还夹着几个俄语单词。陆征祥被这位洋小姐提出的天真幼稚的问题逗得直想发笑，他耐着性子一一作答，逐渐放下了紧张和戒备。倾心交谈后，陆征祥居然喜欢上这个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洋小姐。培德见陆征祥谈吐颇有风度，也渐生爱慕。舞会结束时，两情依依，难舍难分。应培德的要求，他们开始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约会。等到许景澄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作为对陆征祥厚爱有加的上级加老师的许公使，即使清政府没有什么禁令，他也十分反对这惊世骇俗的涉外婚姻，理由是如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主张的那样，外交官不宜娶外国太太。更何况，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与生下来的混血儿是不能进家族祠堂，更不能入祖坟的。因此许景澄再三向陆征祥发出警告，怎奈陆征祥深陷爱河不能自拔，许公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奏明朝廷，从有利于外交出发，准其联姻。1889年春天，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陆征祥与培德举行了欧式婚礼。在婚礼上，许景澄还不忘幽了一默：“子兴！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于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
没想到一语成谶，陆征祥的晚年，这句玩笑话竟变成了事实。
施展才华，创民国现代外交1911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驻外使节们群情激奋，在陆征祥倡导下，他们联名劝清帝退位。就在这年年底，陆征祥加入了天主教。
革命党人了清王朝，国内来电催促陆征祥回国出任外交总长。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征祥，一来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陆征祥一再推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回国前，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应后，他才起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积累的经验，陆征祥引进了富有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定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陆征祥上任后，立刻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现职，由他考核后重新任命；同时，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一律经过考核后择优录取；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要求外交部所有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开创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
陆征祥用人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150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序列。部里有一姓余的厨师，当年曾得慈禧太后宠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宴请西方外宾，欲用西宴，要这位姓余的厨子主勺，他竟敢与李鸿章较劲不干，李也竟然拿他没辙。这位厨子还向清朝的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认为凭自己的“影响”，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端着架子，后来发现新外长行事果然与前清大老爷不同，就慌了神，精选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人。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方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视作中国外交部改革的新风尚。
拙言内阁，误当短命国务总理
正当陆外长改革外交部大见成效之际，民国元年6月27日，唐绍仪总理在袁世凯威逼下辞职。袁总统偏偏选中了陆征祥这位在国内没有任何背景的中立派为总理人选，组成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的“超然内阁”。袁世凯的用意很清楚：这位陆某人是个超然的、无政治色彩的人物，对国内政情又不熟悉，很好利用。
陆征祥于民国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通过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报告施政方针。当他身着燕尾服以外交家的风度步入参议院之时，全院议员肃然起敬。议员们以为他历经外交事务，谙熟中西，必多经验，且才名卓越，应有特别政见。陆征祥登上演讲坛时，大家凝神侧耳，恭聆宏论。哪知道这位陆总理竟是外交内行，内政外行；擅长外语，而拙于国语。尤其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如果不仔细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他自己不明白要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等到表述阁员时，他突然大声道：“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望，单靠一个总理，是断断不能成事的。鄙人忝任总理自愧无才，全仗国务员选得能干，方可共同办事，不致溺职，现已拟有数人，望诸公秉公解决。譬如人家做生日，也须先开菜单，拣择可口的菜蔬，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听到此处，议员们愕然了，只听有人嬉笑道：“总理迭使外洋，惯吃西餐，自然留意菜单，我等都从乡里中来，连鱼翅、海参都未曾尝过，晓得什么大菜。”这边笑声未落，那边奚落又起：“想是总理的生辰，就在这数日内，我等又要登堂祝寿。想总理府中的菜单，总是预先拣择，格外精美呢。”此时站在讲坛上的陆征祥听到这等讥评，不觉面红耳赤，当下无意演说，竟自垂头丧气走下台，勉强把内阁名单交给议长吴景濂，仓皇离去。议员们一片哗然。
袁世凯对此不以为然：“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当总理，德国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议员认为，陆征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则当日74张同意票岂非盲选？
尽管袁世凯和部分参议员有如此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给予陆征祥以极大的难堪，一口气把陆征祥所提的六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征祥还未过当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抵死也不肯出来。1912年9月，袁世凯只好另委赵秉钧组阁，陆征祥继续当他的外交总长，后又改任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二十一条”谈判，百日抗争终签降表
1914年8月29日，日本对德宣战，第二天出兵攻占中国青岛，侵犯潍县，攻入济南，破坏中国中立。袁世凯一心只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却不管强盗破门而入。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看准袁世凯的软肋，公然指使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强令中国不得泄露。陆征祥拿到“二十一条”条款后，汗如雨下：若签这个条约，等于把中国拱手让给日本；自己代表政府签约，就成了当年的李鸿章。他战战兢兢去见袁世凯。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陆征祥指出：“日本借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意欲控制我国，尤其第五项中日合办警政、军械厂等内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不可与议。”并表示自己不愿意主持和参加这个谈判。袁世凯既不敢拒绝与日本谈判，又因总长孙宝琦初次会见日本公使态度失当，所以令陆征祥必须充任总长与日本交涉。
自谈判开始至最后签约的4个多月里，每周3次会议，一条一款，反复论争，斗争激烈，陆征祥据理力争，双方僵持不下。1915年3月8日，日置益强硬表示：若此无满意之回答，“日本国之军国民势，难再徇情”，“恐生不测之事”！随后即向“南满”增兵，并进行军事演习，实施外交与武力恫吓。日本之野蛮行为使北洋政府为之震动，他们生怕局势破裂，要陆征祥务必维持外交和局，有个“令双方满意的结果”。陆征祥迫于内外压力，虽在部分内容上作了让步，但重大条款仍不松动，并严厉质问日本增兵中国之原因，日置益胡言乱语，使谈判又几度僵持。
日本人终于凶相毕露，开始调集海陆军拉开拼命姿态，并于1915年5月7日向陆征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作出“满意之答复”，不然日本“将执任意手段”。
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召开府院会议研究对策，陆征祥仍认为若答应日方条件，“不啻亡国”，强调“第五款尤不可答允”。但袁世凯及府院要人皆恐与日本决裂，说只能取“委屈一途”。最终由曹汝霖主持连夜拟稿，5月9日陆征祥将复文递交日本。陆征祥沉痛地说：“余百余日努力，竟换来一纸降表！”
拒签巴黎和约，铸就中国外交里程碑
1917年8月，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对德、奥宣战。陆征祥任外交最高委员会委员，积极为段祺瑞奔走。他为什么如此卖力呢？因为他预料德、奥必败，协约国必胜，中国参加协约国，大战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必然提高，这样就可以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举行。陆征祥以战胜国姿态率团赴会的当天，即向27国提出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山东等七大问题。诡计多端的日本早于巴黎和会之前就与英、美、法等国沆瀣一气，根本不把中国放在战胜国之列。陆征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英、美、法、日等“大国强权”威逼之下，严正申明中国立场，毫不退让。他们的折冲、论辩，让从不把中国代表放在眼里的英、美大国代表，也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甚至为中国代表的精彩论辩而鼓掌。然而，口头论争的成功终难战胜强权。4月30日，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上，仍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全部让给日本。
陆征祥愤怒之极，见中国代表的努力又将落空，自己将再辱使命，即致电北洋政府说：“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要求辞去全权之责，甘愿接受惩罚，但未得允准。随即向三国会议提出严正抗议，质问三国首脑“究竟持何理由，可将我山东权利给日本！”“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三国“置我四万万人民于何地也！”然而，列强不顾陆征祥代表中国提出的严正抗议，于5月6日召开全体会议，仍坚持对中国不公正的态度，陆征祥当即发言，声明中国代表对三国首脑会议的决定不予接受，要求大会重新议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
这期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国民强烈要求北京政府电令代表拒绝签字，严惩卖国的曹汝霖等人。风起云涌的群众爱国运动促使国内局势出现“其势汹汹，已成不稳之象”，国务总理钱能训被迫辞职，总统徐世昌对签字与否不敢明确表态，府院首脑也不敢决定。最后，因北京政府害怕列强，又惧怕人民，只电令陆征祥“审度情形，自酌办法”。
中国代表进退两难，态度也难达一致。陆征祥一度表示畏难，称病住进医院。但是局势发展不许他们回避，爱国运动由国内发展到国外，国外的华侨、留学生纷纷集会，抗议列强的强权政治。陆征祥在如火如荼形势的逼迫和鼓舞下，重新抖擞精神，与列强抗争。陆征祥、顾维均等人又向大会提出各种修改、折衷、存留、附片声明等办法，以代替正式签字，都被拒绝。就在签字前一天，数十位在法国的山东华工，听说中国代表团要签字，便找到陆征祥的住处，没有见到陆。他们留下一支手枪和一份警告书，警告书上写着：“狗奴陆征祥，你果然是签字专家，你签了‘二十一条’，如今又要出卖俺山东，明天你要是签字，俺兄弟一定在马赛奉候，保你回不了中国。”在列强的威胁与利诱并存，爱国侨胞声援与压力同在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已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态，他们最终集体议定：拒绝签字。
拒签和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一道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外交首次打破以往“始争终让”惯例，开创同列强抗争的先例。1919年岁未，陆征祥率团由巴黎回国，船到吴淞口，数千群众高举“欢迎不签字代表”旗帜列队迎接。陆征祥感动得直流眼泪，面对群情激昂的群众，他慷慨陈词：“诸位放心，我们决不会和日本人谈判，我们都是中国人，爱国不分先后。”
情笃贤妻，遁入空门洋和尚
陆征祥非常敬重妻子，两人感情和美融洽。他们相守27年，培德不但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而且在陆征祥的外交生涯中，每有行动皆有夫人出谋划策。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惯，不出门，不入社交。在巴黎和会的论争中，培德事前为他分析形势，决定进退，使他甚感这位比利时夫人不同凡响。夫人与他共行共止，感情绝非一般夫妻可比。
1922年，培德病倒。尽管陆征祥精心照料，仍不见好转。医生说：病人生在欧洲，也许转往故土病情会好转。为此陆征祥向政府申请辞职西去为夫人治病。北洋政府考虑再三，作出两相其便的决定：派他出任瑞士公使，使他能带夫人出国治病。期间，培德的病情每况愈下，痛苦万分。1925年，陆征祥实在无计可施，他远涉罗马，请罗马教皇为夫人施法求圣。然而上帝也没辙，1926年4月，培德在瑞士阖然长逝。陆征祥旋即辞去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夫人逝前，他曾立誓：夫人一旦魂归天国，他将终身独居，进隐修院隐修，与妻子魂魄相守共处。
1927年10月4日，陆征祥只身来到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改容更衣，剃却胡须，穿上青袍，戴上风帽。从此，陆征祥在这里化名为天士比德修士。
心系祖国，百年孤魂绕异邦
成为“洋和尚”的陆征祥并未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忆起早年贪恋权位，违心签署“二十一条”，时常悔恨不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海外通讯》，介绍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
1940年5月，希特勒出动大军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也被德军充作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修道院。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并未动摇陆征祥反抗法西斯的信念，他不顾纳粹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心灵慰藉。由于陆征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盯上了他，派人将他抓起来，并警告他：“不许公然集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分子送往波兰。”但获释后的陆征祥不但没有听从警告，反而更加积极进行演说。结果，陆征祥被恼羞成怒的盖世太保写进了“黑名单”。由于占领比利时的总督冯・法肯豪森曾担任过的军事顾问，出面极力阻止，陆征祥才得以避免被押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厄运。
第3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日前，笔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刘瑞旗。
居危思变谋发展
1987年 ，刘瑞旗接任上海恒源祥绒线商店经理。当时，恒源祥还是上海南京路上一家百十平米的小绒线商店，所经营的绒线行业处于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范围内。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五十万元。29岁的刘总面对的是一个100多平米的小店和越来越萎宿的市场，如何才能走出“日落西山”的困境？刘总苦思冥想。他意识到老一辈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累打造的“恒源祥”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笔最大的资产。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有着独特的品牌文化；衰落的根由也在于“老”，因为“老”，企业缺泛活力无法适应现在的市场竟争。老字号越用越增值，不用则分文不值，他毅然决定把“恒源祥”三个字由店名注册成商标名，并加以开展一系列的品牌重塑活动，此举为恒源祥这个老字号注入了全新的时尚元素。
刘瑞旗非常重视广告对品牌的催化作用，他独俱一格的五秒创意广告：“恒源祥，羊羊羊”三遍重播，抓住了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基本要素：品牌、产品类别和想象的空间。正是由于这个“羊”名战略加上自身的实力，恒源祥又迅速站了起来。其“恒源祥”牌、“小囡”牌绒线销售量从1991年的75吨，发展到1996年的1万吨，短短几年里增加130多倍，占全国手编纯羊毛绒线的23％，据专家评估，“恒源祥”品牌价值六个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绒线生产企业。
1999年，“恒源祥”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1年，又当选为“中国十大公众喜爱商标”。
品牌创造新价值
“恒源祥”名声响了，市场销量骤增，为了抓住机遇，形成规模生产，恒源祥相继组建了生产战略联盟、销售战略联盟、科技开发战略联盟、广告策划战略联盟等。刘瑞旗认为，搞战略联盟本身就是在组织结构与经营模式上进行一种伟大的创新，一定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联盟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联盟的旺盛生命力。恒源祥战略联盟的基本架构是：允许厂方以恒源祥品牌销售产品，共享双方的销售渠道，厂商双方各销售50％的产品。虽然让厂方赚足了应得的利润，但恒源祥在没有一分钱货币性投资的情况下，获得了50％的利润。于是，在其品牌形象不断提升的同时，恒源祥的联营工厂也在不断扩大。自从战略联盟组建以来，恒源祥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的增值速度，始终大大超过有形资产的增值速度。正是基于双赢的指导思想，恒源祥不仅使战略联盟内的各个成员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一根藤上的瓜”，而且通过企业价值链的联系，使品牌的独特性得以维持和巩固。
一个产品是有限的，但品牌是无限的；恒源祥是有界的，但以“恒源祥”品牌为核心的虚拟企业集团却有着没有边界的成长空间。刘总谈品牌的终身大事时这样说道：一个品牌进入市场之后，有三个成本需要企业终身考虑，这样的品牌才有资格谈“终身大事”。第一个成本是品牌进入市场的导入成本；第二个是品牌导入市场以后的维护成本；第三是导入成本后，当品牌在市场中的地位下降时，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成本，或者想把品牌地位进一步提升的成本。当恒源祥集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要“恒源祥”品牌在就不怕；如果恒源祥集团什么都有而少了“恒源祥”品牌时，恒源祥集团也就不存在了。
成功核心是创新
第4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这本《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东汉末年，汉室衰弱，黄巾起义，各路英雄乘剿黄之机发展势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力最强。连年混战，弱肉强食。官渡之战，曹操灭袁绍，统一北方。赤壁之战，吴国大将周瑜大败曹操，使曹操暂无力侵犯长江以南，形成三足鼎立，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三国便是曹操的魏国，孙权的吴国，和刘备的蜀国。曹后，曹匹称帝。大将司马昭统一全国，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夺魏为晋，建立晋朝
在这本书中我结识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他的聪慧让我十分敬仰。我比起他来，可就差远了。我不仅没有他那过人的智慧，而且有时还特别粗心，就拿四年级下学期的期中考试来说吧，那张写有鲜红大字“87”的试卷，是我在荔江小学的五年学习中，唯一一次考到八十多分的试卷，而且更难以置信的是，就因为我那时的粗心，看错了作文要求的范围导致我作文离题，直接被扣十二分，当时的我情绪非常失落，要是我当时能细心一点，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在《三国演义》中我不禁解释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还认识了勇气过人的关羽，他宁愿被杀被剐，也不愿背叛主公刘备，从而来投降曹操。关羽不背板主公就和誓死忠诚于宋朝的文天祥一样拥有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文天祥生于1236年6月6日，在1278年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在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押送的人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便因此绝食反抗八天。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下，始终没有屈服。孛罗见状，便把他关押起来，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有一天，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忽必烈非常生气。第二天，文天祥便被拉上刑场杀害。当天是1983年1月9日，文天祥年仅47岁。
读完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认识了很多人物，比如说：能武善战的赵云、机智聪慧的周瑜、医术高明的华佗……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机智勇敢，刻苦学习的好学生。
第5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为卖毛线的商店起个“恒源祥”的名字，可能是一瞬间的事，然而让一个名字成为毛线知名品牌却花了十年时间。品牌是一个综合体，包括产品质量、服务承诺、知名度、美誉度、市场份额、品牌联想甚至企业文化等等，并且只有这些因素同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成为品牌，而这一过程又将是长期的、需要付出大量代价的。当年日本松下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时被迫将National改为Panasonic，整整花了16亿美元。起个名字不等同于创造品牌。恒源祥作为全球最大的手编毛线基地，其背后是年产1吨的企业实力，这样的优势正是恒源祥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大资本。试想，任何一个其他品牌，包括要重新设计的全新的品牌能够包容这么多信息吗？又靠什么证明外国人相信这个牌子就是中国的恒源祥呢？进军国际市场而放弃“恒源祥”三字无疑是巨大无形资产的浪费。
再看看采用多品牌战略，因为两个牌子的产品实体是没有差别的，而这一点正是区别多品牌战略的基本要素。如果为新品牌开发一种区别于恒源祥的新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实质上已和恒源祥无关了。多品牌战略往往是建立在企业品牌基础上的，比如宝洁公司旗下的众多产品品牌是在“宝洁”涵盖之下而得以低成本推广的。但万象公司这十年来并没有在企业品牌上下太多功夫，人们只知道恒源祥，而不知万象，所以马千里认为多品牌战略并不适合它。 音译意译两相宜
万象之所以要消灭恒源祥据说是因为这三个字在外国人眼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图案，马千里认为这一认识其实有失全面。中国人接触到的外国知名品牌名没有实际意义的也很多，比如“菲利浦”、“麦当劳”、“摩托罗拉”等，仅是音译，字面意思是什么呢？品牌入乡随俗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失去自我。国际品牌进入中国，首先起个中国名儿，但在宣传中却始终不肯错过宣传本来面目的机会，尤其在产品包装或外壳上，基本上是以原名为主的，比如东芝电视机，我们看到的是“Toshiba”而非“东芝”。作为一个老字号，恒源祥当年没有考虑那么多，现在只需补上这一课就行，而不必要自焚。无论国外品牌进入中国，还是中国品牌挺进海外，品牌战略绝大多数是以原有品牌为核心进行“微调”，即仅改动拼写方式，换而言之就翻译。翻译分音译和意译，均有成功之作。音译比如：海尔在国外拼为Haier，Sony到中国来叫索尼；意译比如：索尼公司的Walk-man到中国叫随身听等等。更为高明的是为音译名称赋有明显意味的，如Sanyo译为“三洋”，Goldlion译为“金利来”等。其共同特征是“此即彼，彼即此”。
第6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关键词】传统工艺美术；吉祥图案；文化意蕴
一、中国吉祥图案的表现形式
（1）运用谐音。中国人逢遇喜庆吉祥，偏好谐音寓意。这其中就应用了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汉字有许多读音相同、字义相异的现象。利用汉语言的谐音可以作为某种吉祥寓意的表达，这在吉祥图案中的运用十分普遍。例如，一只鹌鹑与九片落叶组成“安居乐业”（鹤居落叶）；鱼谐音“徐”，罄谐音“庆”，梅谐音“眉”，喜鹊代“喜”，花生代“生”，等等。以上各例，就可分别组成“吉庆有余”“喜上眉梢”“早生贵子”（枣，花生，桂园，莲子）等吉祥图案了。（2）寄物抒情，附会象征。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此喻志，附会象征。例如，狗的不侍二主喻为忠、羊羔跪而吃奶喻为孝，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等抽象的概念就有了具体的象征物。又如鸳鸯雌雄成对，形影不离，用雌雄鸳鸯并浮水面，即“鸳鸯戏水”，寓意夫妻恩爱。在植物方面，最常见是松、竹、梅、荷花等，是在中国吉祥图案中出现最多的。中国古代文人喜爱寄物抒情，借以自然物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品格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坚毅不拔的青松，挺拔多姿的碧竹，傲雪报春的冬梅，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们在岁寒中同生，历来被中国古今文人们所敬慕，而誉为“岁寒三友”，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松、竹、榭皮世人合称为“岁寒三友”，一方面取其玉洁冰清、傲立霜雪的高尚品格，一方面也将其视作常青不老、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而岁寒三友也逐渐演变成为雅俗共赏的吉祥图案，流传至今。（3）用吉祥文字组成图案。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张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客体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中国文字结构合乎图案造型法则，笔画长短、疏密，既有变化又有韵律，加之文字本身又有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特点，故吉祥语言文字在周代以来就作为吉祥图案存在了。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它们组成的吉祥图案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用各种书法或变体形式可以组成“百福”、“百禄”“百寿”、“百喜”图，常与室内艺术品或屏风雕刻结合起来，体现出书法艺术、民族艺术和传统又化相应相生，颇具意味。
二、传统工艺美术中吉祥图案的文化意蕴
（1）信仰的意蕴。意蕴，是艺术形态所表现的深刻的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是思维内化的延伸。传统装饰吉祥图案的产生与古代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在困难、挫折中逐渐认为控制人类的力量是外在的世界，只有顺从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为了获得平安、丰收，便产生了一种祈求的思维观念。于是，趋吉避凶成了原始人类寻求生存环境的本能。人们在创造了器皿时就装饰以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纹样，以表达敬意，寄托祈福的愿望。如果说，早在六千多年前，半坡彩陶上出现的鱼纹、鹿纹、蛙纹，还是人们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的话，那么1800多年前东汉时期，瓷器出现的蝶形纹样，和普遍盛行的用鱼纹装饰的器物，就是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2）思想的意蕴。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吉祥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儒家学派中，孔子创立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它从人际关系而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护人际关系。传统装饰吉祥图案中，“五翎”（指“五伦”）的凤凰、白鹤、白头、鸳鸯、燕子组合的图案，就象征儒家严格而有等级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马因一生追随主人、任劳任怨而被赋予“忠”、“义”的含义，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而被广泛运用。伦理的意蕴，具有一种控制力，一种规范力，力求保持社会和人际的次序。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点的花、鸟、虫、兽的吉祥纹样，体现着人与人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认为广大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要以“厚人伦，美教化”为职责，提倡人们在创造关好生活的同时，又要善于从生活中提高道德修养，发掘审美情趣。
参 考 文 献
第7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苦涩的包办婚姻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厚岸村。泾县境内重峦叠嶂，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三起三伏，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是一个小商人，在南陵县(泾县的邻县)戈江镇经营当铺和油坊。他的母亲查端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厚岸老家守候着10几间房子和30亩田地。王稼祥上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1913年，王稼祥7岁，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匆匆从南陵县戈江镇赶回老家，安排、落实儿子上学的事情。1913―1919年，王稼祥就读于厚岸村由其堂叔王惠州开办的柳溪小学。1919年王稼祥小学毕业，由于泾县境内没有一所初级中学，要升学必须到外县就读。王承祖觉得儿子太小，生活上还缺乏自理能力，便没有让他上中学，而是将他送到村里私塾又学了两年，两年后进入南陵乐育中学。1924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的高中部。也就是这一年，王稼祥的父亲为了拴着儿子，采取当地的传统方式，张罗着为王稼祥订亲成家。王稼祥这年18岁。
促使王承祖过早地让儿子结婚的原因，除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原本认为，儿子既然已经到芜湖读高中了，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社会政治，而王稼祥却偏偏热衷于社会政治，并参加和领导了芜湖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愚化教育的，而且是领导人物之一。王承祖不得不下决心给儿子娶个媳妇，拴住日益难以管教的儿子。正在这时，另一个人――王稼祥在柳溪小学的英语老师查文梅正托人给王承祖捎信：想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王稼祥。
查瑞香比王稼祥大两岁。查文梅虽然是英语老师，有些开明思想，但在家庭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是传统、落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虽然他是老师，但从不提倡女子上学，其中也包括自己女儿。查瑞香从小没有上学读书，自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了。即使如此，查文梅却把女儿看作是自己培养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很想把她许配给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家。对学生王稼祥的喜爱，使他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到一起，极力凑合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女儿的婚姻。
王承祖和查文梅，一个经商，一个教书，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大相径庭，但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两人的想法竟没有丝毫的区别。当查文梅把想把女儿许配给王稼祥的想法告诉王承祖时，王承祖正求之不得，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定下了这门婚事，而王稼祥竟一无所知。1924年寒假，在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的王稼祥回到了家乡，父亲把为他订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感到非常惊奇，也感到非常突然。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他一直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王稼祥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正处在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婚姻之事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再说，自己的婚姻应当自己去寻找，没有必要由你们来包办。你们在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未免也太不了解我的心情了。既然你们要求我受更多的教育，为什么又要早早地决定我的婚姻大事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18岁的青年敢于对父亲说这样的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已是实在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一向礼貌又有孝心的王稼祥要不是被逼急了，是不会这样跟父亲说话的。父亲专断地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退亲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态度坚决，做事果断，定下来的事情决不会改变，几十年的经历形成了他这种封建家长制式的做事风格。而且在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上，他认为自己有发言权，更容不得儿子有任何违背父亲言行的地方。
1925年寒假，从芜湖回家的王稼祥发现自己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一切俱备，只等他的归来了。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也只好和没有一点爱情可言的比自己大两岁的查老师之女结婚了。新郎、新娘之间的兴趣、爱好、志向差异太大，无共同语言，因而也根本无法沟通。新郎思想上苦恼，新娘也感到委屈，两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面对既成事实的婚姻，新郎不安于现状，还在竭力反抗，而新娘却甘愿如此，默默忍受。寒假没有过完，王稼祥就离开家回到了学校。王稼祥对这次婚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状，他在给同村的小学同学王柳华的信中写到：“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我们的结婚，那必定要以爱情为基础。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人有恋爱的本能，谁不希望去满足呢?我又何尝不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享一享男女的快乐呢？可是，环境不许，怎么奈何呢？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身于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生的寄托。”
1925年5月，王稼祥因参加安徽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8月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同年10月底，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道路，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妻子查瑞香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儿子王命先。产后的查瑞香因精神抑郁，不久得病而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1岁。
异国的短暂结合
1925年11月22日，王稼祥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留学和工作生涯。他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它主要为各国共产党培养革命理论和政治干部。它采取小班上课，由于英语好，王稼祥被分到了英语班上课，和他同班的有、沈泽民、吴亮华等11人。由于自己的勤奋，王稼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加上中山大学的推荐，1928年，王稼祥考入了红色教授学院，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教学生涯。在这里王稼祥也迎来了他的异国爱情。
王稼祥治学严谨、理论深厚，聪明而不自傲，待人处事礼貌又有学者风度，加上他年轻、英俊、潇洒，很自然地受到了周围同学、同事的关注。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时，一位苏联姑娘在学校团的支部局做技术秘书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与王稼祥接触，感觉到这位中国革命青年既温和文雅，又才华横溢，便萌生爱慕之情，有事没事总是主动找王稼祥闲聊，还经常约王稼祥到附近公园散步、聊天，频频向王稼祥发起爱情攻势。这时候王稼祥早已从王柳华的来信中知道自己的妻子查瑞香已经去世，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逐步从第一次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位苏联姑娘的爱情攻势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只想借此机会，尝试着自由恋爱，在恋爱中认识和了解对方。
这位苏联姑娘出生在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一名从事作坊式生产的小工业主。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这种身份不属于革命阶级。革命以后，这位苏联姑娘随着革命大潮来到莫斯科，随后参加了共青团。中山大学成立后，她经推荐到校团支部做技术工作。她除了乌克兰小城和莫斯科外，从未去过更多的地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初衷也只是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动。周围的环境红旗飘飘，她自然地卷入这红色海洋中。她对俄国革命的意义了解不多，只朦胧地认为革命就是“一切共有”，就是过上与革命前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当她看到一批又一批外国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到苏联，聚集于莫斯科，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时，她很自豪，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骄傲。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异国革命者来莫斯科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必然是本国革命的栋梁之材，是一批“领袖群”，找个这样的丈夫，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在她的猛烈进攻之下，性格随和又憧憬自由恋爱的王稼祥无法拒绝对方的热恋。1928年秋，他们在周围同志和朋友的热心撮合下，终于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宿舍里结合了。
王稼祥和这个苏联姑娘结婚不久，就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大相径庭。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行为稳健、思维敏捷，而女方生性好动，做事毛糙，又任性不羁，真是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王稼祥既要上课又要教课，又要研究课题，而妻子除了上班之外，回到宿舍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论什么事情都要议论一番，还经常要王稼祥放下手中活，听她说东道西，论这论那，要王稼祥陪她出去游玩，或是在家陪同来客。王稼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两人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开始产生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和在1927年在国内相继叛变革命，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所有这些在苏联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一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情绪在苏共内部弥漫，并在苏联社会广泛传播，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持和舆论宣传遽然减弱。“中国革命的失败破坏了世界革命的高潮”的鼓噪声开始不绝于耳。中国不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些苏联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已不可挽回”。这位苏联姑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变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她的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一举两得的理想就要落空了；中国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嫁给一个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国家的革命者，在她的眼里绝对是个失误，于是她在思想认识上和王稼祥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1929年上半年，女方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小工业主，被剥夺了选举权。王稼祥听说后，督促女方把这件事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以使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可是女方大为恼火，认为一个外国人管到了苏联人的内部事务，是干涉太多了，是多管闲事。王稼祥仍然对她晓之以理，劝她对组织要忠诚、坦率，要甩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并驳斥了她的民族沙文主义言论。但这些更加引起了女方的强烈不满。1929年秋，王稼祥终于和女方分手了。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另要了一间房子寄宿，原来的房子让给难以分到房子的女方，并把房间里的东西留给了女方。
幸福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湘妹子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这是王稼祥的第三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次婚姻。两人互勉互励，相敬如宾。在延安，在苏联，在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中以及在解放后的蹉跎岁月里，他们都成为人们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1938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迎面飘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和她热情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后，转身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他指着朱仲丽对王稼祥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幽默、诙谐的介绍，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这是王稼祥和朱仲丽认识的开始。
朱仲丽是湖南长沙人，1915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和革命家。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朱剑凡，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就曾和、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共同从事革命运动，以后又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等革命家。朱剑凡在清朝还没有灭亡之前曾举家创办周南女校，许多女革命家都曾经在那里学习过，如向警予、、蔡畅和丁玲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朱剑凡一如既往地从事党的革命事业，直到1932年病逝，可以说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剑凡不仅自己从事革命事业，而且他的八个子女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仲丽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跟随从事革命的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已经开始为党工作了。由于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11月13日，她、姐姐朱仲芷(肖劲光的妻子)和李英(邓中夏的妻子)在上海被特务逮捕，由于自己的机智勇敢才没有暴露身份，最后交保释放。193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37年底，历尽艰险来到延安，被分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外科医生，这时候她已经有十几年革命经历了。
王稼祥在1930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先在上海工作，1931年来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在庆祝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由于飞机的轰炸，而腹部受了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带着重伤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1937年病情恶化，才在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腹伤；他在苏联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8年3月回到延安，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协助处理党和红军的各种事务。
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以后，中央的一些同志很关心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就非常关心王稼祥的个人生活。根据朱仲丽在《艳阳照我》中记述：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那里开会，会后留下王稼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商量完后，看看王稼祥，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没有正面回答的问话，只是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有一次，王稼祥在那里谈完工作，又对他说：“你今年才30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王稼祥心里明白，是在关心他，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称心的妻子呀!
可是，王稼祥两次不幸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创伤太深，久久不能抹去。年轻时候他吃够包办婚姻的痛苦，心灵上的烙印太深了；到苏联留学以后，本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又因感情不合而分手。这一“土”一“洋”的两次婚姻悲剧，令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使自己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加上延安工作繁忙，环境和生活比较安定，但工作上需要思考、处理的问题太多，所以有人为他个人的婚姻操心时，他一般都婉言拒绝了。
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有个规定，党员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个人问题，包括婚姻大事，必须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方可结婚。对于党内干部就更是如此了。王稼祥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也在考虑、思量：包括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果再一味地拒绝，是不是合适呢?家乡的妻子早就去世，和苏联的妻子分手已近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也总不是办法。再说，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共同生活，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生活更加愉快。他经过长久的思考，心里暗暗地接受了的建议和关心，虽然他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但他已下定决心找一个合心的、有共同理想和情操的“意中人”。
那次看似无意实是有意将朱仲丽介绍给他之后，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朱仲丽经常为边区的领导人看病，做保健工作，和王稼祥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王稼祥从间接的渠道了解到朱仲丽的家世、学识修养、道德操守后，对朱仲丽的好感和感情已经潜滋暗长了。
事也凑巧，朱仲丽的姐夫肖劲光是当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她的姐姐朱仲芷也在延安，而且王稼祥还是肖劲光的救命恩人。1934年1月，由于肖劲光没有执行“左”倾军事路线而被执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判处死刑”，是和王稼祥冒险犯难，坚决不同意对肖劲光处以极刑，从而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对救命之恩终生难忘。他从幽默地将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的事情中领悟到：这不正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吗?他对王稼祥太熟悉了，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王稼祥的人品、学识、道德操守等一切都无可挑剔。这时的姐夫和姐姐开始做媒人了，肖劲光开始在朱仲丽的面前经常说起王稼祥，说他的家世、为人，渊博的学识、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等；另外作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朱仲丽在和王稼祥的接触中也逐步对他有了详细的了解，她认为王稼祥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他不但学识渊博、有风度和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家。
第8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宋史
【原文】：
文天祥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帝亲拔为第一。德v初，诏天下勤王。天祥发郡中豪杰，有众万人。其友止之，天祥曰：“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尽以家赀为军费。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镇江,天祥夜亡入真州，展转至高邮，泛海至温州。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趋南岭。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崖山破，弘范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天祥临刑殊从容。南乡拜而死，年四十七。（节选自《宋史文天祥传》，有改动。）
【译文】：
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在集英殿对答皇上的策问，被皇上亲自选拔为第一。德v元年，皇上下诏号召天下帮助朝廷抗敌，文天祥召集郡中豪杰，有万余人。他的好友劝阻他，文天祥说：“既然国家抚养臣民三百多年，一旦国家遇到紧急情况，向天下征集兵员，竟然没有一人一马响应入关，我对此非常遗憾，所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行动来对众宣示，期望天下有一听到消息就立刻行动的忠臣义士。”于是倾尽家财为军费。第二年正月授任临安知府，不久又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派他到元营请求和好，跟元丞相伯颜在皋亭山谈判时据理力争。元丞相伯颜气愤地扣押了他，文天祥随元军向北到了镇江。后来趁夜色逃到真州，辗转到了高邮，渡海到了温州。至元十五年十二月，逃到南岭。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抵达，文天祥仓皇出逃，千户王惟义上前抓住了他。文天祥被押解到潮阳，带去见张弘范，张弘范的近侍命令文天祥下拜，文天祥不拜，张弘范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带他一起到崖山，让他写信去招降张世杰。
第9篇：国有三不祥范文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美如玉，眉清目秀，观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时，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画像，谥号都为“忠”，即为此高兴，羡慕不已。说：“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二十岁即考取进士，在集英殿答对论策。当时宋理宗在位已很久，治理政事渐渐怠惰，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其文章有一万多字，没有写草稿，一气写完。宋理宗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一名。考官王应麟上奏说：“这个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忠心肝胆好似铁石，我以为能得到这样的人才可喜可贺。”宝佑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不久，他父亲逝世，回家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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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庆初年（公元1259年），元朝的军队侵伐宋朝，宦官董宋臣对皇上说要迁都，没有人敢议论说这是错的。文天祥当时入朝任命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因不被采纳，就自己请免职回乡。后来逐渐升官至刑部侍郎。董宋臣又升为都知，文天祥再次上书一一列举他的罪行，也没有回音。因此出外任瑞州知州，改迁江南西路提刑，升任尚书左司郎官，多次遭台官议论罢职。担任军器监并兼任直学士院。贾似道称说有病，请求退休，用以要挟皇上，诏令没应允。文天祥起草制诰，所写文字都是讽刺贾似道的。当时起草圣旨诰命的内制沿袭要呈文稿审查，文天祥没有写，贾似道不高兴，命令台臣张志立奏劾罢免他。文天祥已经几次被斥责，援引钱若水的例子退休，当时他三十七岁。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起用为荆湖南路提刑。因此见到了原来的宰相江万里。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同他谈到国事，神色忧伤地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担任治理国家的责任，不就是在你吗？望你努力。”
率军勤王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今江西境内）知州。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长江上游告急，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涕哭泣，派陈继周率领郡里的英雄好汉，同时联络溪峒蛮，派方兴召集吉州的士兵，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聚集兵众万人。此事报到朝廷，命令他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名义率军入卫京师。他的朋友制止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城市郊，进迫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国家抚养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京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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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性格豁达豪爽，平生衣食丰厚，声伎满堂。到这时，痛心地自己贬损责罚自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作为军费。每当与宾客、僚属谈到国家时事，就痛哭流涕，抚案说道：“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临安，担任平江府知府。当时因为丞相陈宜中没有返回朝廷，所以没有受到派遣。十月，陈宜中至，于是派遣去任职。朝议中刚刚擢升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想以此寻求和好。吕师孟更加傲慢骄横、放肆。
苦战东南
文天祥辞别天子，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意向很多，奋发、果断处事的例子很少，请求处斩师孟作为战事祭祀，用以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又说：“宋代接受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削除藩镇，建立郡县城邑，虽然一时完全革除了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国家因此渐趋削弱。所以到一州就攻破一州，到一县就攻破一县，中原沦陷，悔恨、痛心哪里还来得及。现在应当划分天下为四镇，设置都督来作为它的统帅。把广南西路合并于荆湖南路，在长沙建立治所；把广南东路合并于江南西路，在隆兴建立治所；把福建路合并于江南东路，在番阳建立治所；把淮南西路合并于淮南东路，在扬州建立治所。责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攻取蕲州、黄州，番阳攻取江东，扬州攻取两淮，使他们所辖的地区范围广、力量强，足以抵抗敌兵。约定日期，一齐奋起，只前进，不后退，夜以继日，图谋复地，敌兵兵力众多，但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宋朝民众中的英雄豪杰，于其中等待机会攻敌，这样的话，敌兵就容易被打退了。”当时朝议以文天祥的议论是疏阔，难以实行，因此，他的上书没有结果。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十月，文天祥到平江，元兵已从金陵出发进入常州。文天祥派遣他的将帅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助常州，行到虞桥，麻士龙战死，朱华率领广南军队，战于五牧，被打败，尹玉也打败了，争相渡水，扒张全军中的渡船，张全的士兵斩断他们的手指，都淹死了，尹玉率领残兵五百人夜间发起战斗，到第二天早晨都战死了。张全不发一箭，逃跑退却了。元兵攻入常州，占领了独松关。陈宜中、留梦炎召令文天祥，弃守平江，退守余杭。
出使元营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担任临安知府。不多久，宋朝投降，陈宜中、张世杰都走了。朝廷继续任命文天祥为枢密使。不久，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讲和谈判，与元朝丞相伯颜在皋亭山针锋相对争论。伯颜发怒拘捕了他，同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枢密院事刘祒，向北至镇江。文天祥与他的侍客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入真州。苗再成出来迎接他，高兴得流着眼泪说：“两淮的士兵足可以兴复宋朝，只是二制置使有些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文天祥问道：“这个计谋是从哪里来的呢？”苗再成回答说：“现在先约淮西兵赶赴建康，他们必然全力以防御我们淮西的士兵。指挥东面各将帅，以通州、泰州兵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杨子桥，以扬州兵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同一天大举出兵。湾头、杨子桥都是沿长江的脆弱之军，又日夜希望我们军队攻来，攻打他们，定会很快取胜。一齐从三个方向进攻瓜步，我自己率兵从长江水面中以较少的士兵佯攻，虽然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预料到这一点。瓜步攻下后，以东面的军队入攻京口，西面的士兵入攻金陵，威胁浙江的后退之路，那么元军的大帅就可以生擒了。”文天祥对此大加赞扬，随即写信送两个制置使，派遣使者四面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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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没有到的时候，扬州有逃跑归来的士兵说：“朝廷秘密派遣一丞相进入真州劝说投降来了。”李庭芝信以为真，认为文天祥劝降来了。派苗再成迅速杀掉文天祥。苗再成不忍心杀他，欺哄文天祥到相城垒外，把制司的文书给他看，把他关在门外。好久以后，又派两批人分别去窥测证实天祥是否是来劝降的，如果是劝降的就杀了他。两批人分别与天祥谈话后，证实其忠义，都不忍心杀他，派士兵二十人沿路护送至扬州，四更鼓响时抵达城下，听等候开城门的人谈，制置司下令防备文天祥很严密，文天祥与随从听说后相互吐舌，于是向东入海道，遇元兵，躲入四围土墙中得以免祸。然而，因为饥饿而走不动路，于是向樵夫们讨得了一些剩饭残羹。走至板桥，元兵又来了，众人跑入竹林中隐伏，元兵进入竹林搜索，抓住杜浒、金应带走了。虞候张庆眼睛被射中了一箭，身上两度挨箭，文天祥两次都未被发现，得以脱身。杜浒、金应拿出身上的金银送给元军，才被放回，雇募二个樵夫抬着坐在箩筐里的文天祥到高邮，泛海坐船至温州。
领兵抗元
文天祥听说益王未立，于是上表劝请即帝位，以观文殿学士、侍读的官职召至福州，拜右丞相。不久与陈宜中等人议论意见不统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七月，于是以同都督职出任江南西路，准备上任，召集士兵进入汀州。十月，派遣参谋赵时赏，咨议赵孟溁率领一支军队攻取宁都，参赞吴浚率一支军队攻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来与他会合。邹洬以招谕副使在宁都召聚兵众，元兵攻打他们，邹洬兵败，同起事率兵的人刘钦、鞠华叔、颜师立、颜起岩都死了。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了永丰县，不久兵败被俘，死于狱中。文天祥听说罗开礼死了，穿起丧服，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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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正月，元兵攻入汀州，文天祥于是迁移漳州，请求入卫朝廷。赵时赏、赵孟溁也率兵归来，唯独吴浚的士兵没有到。不久，吴浚降元，来游说文天祥。文天祥派人缚起吴浚，把他吊死了。四月，进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专横跋扈，被处斩了。五月，迁出江南西路，进入会昌。六月，进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溁荣等率大军进逼赣城，邹洬率领赣州各县的军队攻取永丰，他的副官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的士兵攻取泰和。吉州八县克复了一半，仅剩赣州没有攻下。临洪各郡，都送钱劳军。潭州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在邵州、永州等地起兵，克复数县，抚州何时等人起兵响应文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都派人到军中接受调遣参战。
元军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派遣士兵入援赣州，而自己率兵在兴国进攻文天祥的据点。文天祥没有预料到李恒的兵突然攻至兴国，于是率兵撤退，靠近永丰的邹洬。邹洬的军队已在他的前面溃败，李恒于是穷追文天祥至方石岭。巩信坚守拒战，身中数箭，死了。到达空坑，士兵都被打败溃散，文天祥的妻妾子女都被抓住。赵时赏坐在轿子中，后面的元兵讯问他是谁，赵时赏说“我姓文”，众兵以为是文天祥，活捉了他返回军营，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脱。
彭震龙、张汴等死于军中，缪朝宗自己上吊死了。吴文炳、林栋、刘洙都被抓住带回隆兴。赵时赏怒骂不屈服，有的多次被抓来的，往往很快放掉，说：“小小的签厅官，抓来有什么用呢？”因此得以逃脱的人很多。到行刑的时候，刘洙多次辩解，赵时赏呵斥他说：“死了算了，何必这样呢？”于是林栋、吴文炳、萧敬夫、萧焘夫都不能免难。
战败被俘
文天祥召集残兵奔赴循州，驻扎于南岭。黎贵达暗中阴谋投降，被抓住杀了。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三月，文天祥进驻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死了，卫王继承王位。文天祥上表自责，请求入朝，没有获准。八月，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瘟疫又流行，士兵死了几百人。文天祥唯一的一个儿子和他的母亲都死了。十一月，进驻潮阳县。潮州盗贼陈懿、刘兴多次叛附无常，为潮阳人一大祸害。文天祥赶走了陈懿，抓住刘兴，杀了他。十二月，赶赴南岭，邹洬、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而来，再次攻伐陈懿的党羽，陈懿于是暗中勾结张弘范，帮助、引导元军逼攻潮阳。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出现，众士兵随从措手不及，都埋头躲在荒草中。文天祥匆忙逃走，被元军千户王惟义抓住。文天祥吞食脑子（即龙脑），没有死。邹洬自刎颈项，众士兵扶着他至南岭才死。僚属士卒得以从空坑逃脱的人，至此时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都死了，杜浒被抓住，忧愤而死。仅有赵孟溁逃脱，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活捉，都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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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被押至潮阳，见张弘范时，左右官员都命他行跪拜之礼，没有拜，张弘范于是以宾客的礼节接见他，同他一起入厓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叛离父母，可以吗？”因多次强迫索要书信，于是，写了《过零丁洋》诗给他们。这首诗的尾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笑着收藏它。厓山战败后，元军中置酒宴犒军，张弘范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态度像侍奉宋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将不会失去宰相的位置。”文天祥眼泪扑簌簌地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张弘范感其仁义，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
从容殉国
文天祥在路上，八天没有吃饭，没有死，才又吃饭。到达燕京，馆舍侍员殷勤、陈设奢豪，文天祥没有入睡，坐待天亮。于是移送兵马司，令士卒监守他。当时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派遣王积翁去传达圣旨，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一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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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元朝廷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元廷召见文天祥告谕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然而忽必烈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有的说应该答应文天祥的要求，诏令可以。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面部如活的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服中有赞文说：“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
文学成就
文天祥给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虽然他在文学研究上除了《御试策—道》这篇哲学专着外，再无其它专题研究或专着，这是由于当是的环境不允许他坐下来进行专题研究所致，除对策、封事等外，他在百忙中不却友人之所托，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志铭，寿序、赞、颂、祝辞、书、启、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此外，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这是最有价值的着作，称之为史诗。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文天祥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对诗词的创作上，有两个显着特色，这两个特色即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所谓前期指的是赣州奉诏勤王开始至夜走真州这个阶段。当时虽然南宋小朝廷处于多难之秋，朝内执政者又是昏庸利禄之辈，但文天祥自己积聚了兵丁，他们是自己“乃裹饿粮”来到军营中的，是一支爱憎分明，具有战斗力的队伍。因此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复兴南宋和收复失地有望，这一时期写的诗歌的特点是清新、明快、豪放，感情特别丰富，浓郁，常以饱满的战斗精神勉励自己，使人读之如饮郁香的葡萄美酒，沁人肺腑。如《赴阙》一诗。从这些诗章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的眼里似乎已经看到前途已呈现光明，复兴有望。后来李庭芝暗示苗再成要将文天祥杀掉，以绝后顾之忧。苗再成通过与文天祥共议复兴大志，觉得李的说法不妥，但又不敢明目张胆违抗，便设“看城子”之计，将文天祥引出城外，然后拒而不纳。文天祥再一次受挫。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斗志昂扬接新的战斗。他写了《高沙道中》这首长诗，运用了平易流畅的散文化的语言，按照时间顺序，周详而不零碎地将他出真州城后身历险境的经过和盘托出，使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全诗每句五言，隔句押韵，长达80多韵，一韵到底。读后大有浑灏流转的感觉，难怪后人读此诗后，觉得可与杜甫写的《北征》相媲美。这段时间，文天祥写的诗篇较多，内容大都振奋人心，可以说是两个特色时期的中间时期，亦即过渡时期。
到了福安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帝仍被陈宜中等人把持。虽然文天祥由行朝给了官职，但是不允许在行朝工作，连要求开府于永嘉（温州）也不允许，最后决定让其开府于南剑（福建南平县），不久已移开府于汀州再至漳州，于此可知文天祥这个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这个职衔，不过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官衔名称而已。这一时期，文天祥在诗词写作上，开始显露出后期阶段的特色，大都有对人生旅途多“险阻艰难”未尽人意的感叹。
特别是在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张弘范集中军力破崖山，强制文天祥与之随船前去。文天祥坐在另一舟中看到宋军被元军打败的惨景，心中犹如刀割，深恨竖子大不争气，致有此败，造成行朝覆灭。乃作长诗以哀之。诗题为《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在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一首，表达了当时文天祥的心情是何等的沉痛，对贾似道、陈宜中之流所造成的恶果无比痛恨。文天祥这一阶段写的诗词，既悲壮、沉痛，又秀腴，典雅。
轶事典故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市口刑场的那天。监斩官问他：“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又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
历史评价
《宋史》：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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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王积翁：南人无如天祥者。
王炎午：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谬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死为烈星，不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茫光，非公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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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葵：当时有先兆曰：“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
于谦：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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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循：天祥孤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请谥曰“忠烈”。枋得仗节死义为天祥亚。
韩雍：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皆知是君之大义，守身之大节，不宜以成败利钝而少变。以扶天常，以植人纪，以沮乱臣贼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只之气。其于世教，重有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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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昆陵忠义之名益着，忠义着而诸公之英声伟烈，震耀两间，人人知所景仰，吾辈又当以君之录达于朝行，将立庙奉祀，勒石颂功，隆一代崇褒之典，而大显扬于时，于以励髙风，激颓俗，匪直有劝于常抑有劝于天后世是録有关于忠义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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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文丞相甫冠奉廷对，即极口论国家大计。未几元兵渡江，又上书乞斩嬖近之主迁幸议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气盖天下矣。自是而断断焉，殚力竭谋，扶颠持危，以兴复为已任。虽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不幸国亡身执，而大义愈明。盖公志正而才广，识远而器闲，浩然之气以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盖以天命去宋也。虽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杀身成仁者不少。论者必以公为称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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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英：人莫不有死也，恶之欲其死者，众人之情也。爱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爱之矣，又欲其死何哉！盖所爱有重于死者，先民有言，纲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霁云被执而未死，张睢阳大呼男儿以速其死，文丞相被执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宋仪望：公之忠大矣，海隅荒服闻其名犹知敬慕，况过化之区乎！孺子懦夫一及当时事怒发竖指，涕洟沾襟，况冠裳之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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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王世贞：谈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称也，余以为不然夫信公非无才者也。当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巳去而信公以一远郡守，募万余乌合之众，率以勤王而众不溃，此非有驾驭之术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窜免，间关万死，而后至闽复能合其众，以收巳失之郡邑；而所遣张汴、邹凤遇李恒悉败，既再散而再合矣。而举军皆大疫，死者过半。五坡之役，复遇张弘范以败，凡天祥之所用将，皆非恒范敌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灭国四十歼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仙之后未有能抽一矢、发一骑，而北驰者元举太山之势以压宋卵。而信公欲以单辞羁身，鼓舞其病媍弱息，以与贲育中黄之徒抗，葢未接刃而魄先夺矣。虽有韩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数败，而能数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数起而数败，吾不谓其才之不称也。
乾隆帝：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贵，而不论其才焉……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降元，而死君事、分国难者，皆忠诚有德之士人也。然此或出于一时之愤激，奋不顾身以死殉之，后世犹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陆以：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蔡东藩：及文、张、陆三人之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读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结末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千古忠臣义士，大都如此，于文、张、陆何尤乎？宋亡而纲常不亡，故胡运不及百年而又归于明，是为一代计，固足悲，而为百世计，则犹足幸也。
毛泽东：评语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熊逸：那些理学名儒，如许衡、吴澄辈，皆俯首称臣。只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叠山不肯臣元，都死了节。
家族成员
妻子：欧阳夫人
两个儿子：文道生、文佛生。
六个女儿：柳娘、环娘、定娘、寿娘、监娘、奉娘。
后世纪念
高邮文天祥广场
文天祥广场：德祐二年，出使议和被扣，于京口（镇江）逃脱，至高邮，一路惊心，与高邮结下终身难舍之缘，作《高邮怀旧》《发高沙》等名诗，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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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马饮塘河畔的南宋忠烈文天祥的雕塑栩栩如生，《高邮怀旧》《发高邮》《发高沙》《至高沙》等4块古诗词石刻记录了文天祥与高邮的难舍之缘。
文山城墙
文天祥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聚兵期间留下不少事迹，影响最深的是“文山城墙”。 “文山城墙”位于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城北茫荡山的莲花山，城垣旧址长5000余米、宽4.5米，高3米许，外侧利用天然山脊为陡峭工事，部分地段用石头垒砌而成，更多为夯土所筑，十分壮观。遗址后经造林、开路，严重受毁，地面大部分已不存在，地下墙基尚存。文天祥于1276年七月上旬到达南剑州后即着手筹建这一带城墙。因为元军南侵陆路必经城北的官道，因此筑城墙成为当务之急。按理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文天祥仅用了几天几夜就把这10里长墙筑成了。修筑工事，夜以继日，远近百姓闻风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当时民众抗元热情之高涨。后来人们传说文天祥抗元气节惊天地泣鬼神，筑墙如有神鬼相助，遂把这段城墙称为“鬼城墙”。
江西遗墓
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大坑之原。进入墓园，首先是一座高大的石坊，石坊上镌刻着“仁至义尽”四个大字，内有石拱桥，石级神道。神道为47米长，寓意为文天祥走过的不平凡的47年人生路程。神道两旁，翁仲、石兽肃立，青松翠柏成行。文墓的所在，是一座虎形山，从山下仰望墓茔，巍巍然，森森然。文墓的建筑可谓独具匠心：不左不右，方位正北；最上端是墓茔，呈圆形，往下是菱形石梯，再往下是狭长直立的石台阶。
祠堂
江西吉安
文天祥纪念馆位于新县城当缅山，取名“缅怀”。1984年动工，1991年底竣工开馆。总建筑面积1398平方米。正气堂坐北朝南，临门九十九级台阶，周围松柏四季常青。正气堂为序厅，有文天祥塑像，高6.4米，庄严威武。四壁嵌八幅大型壁画，描绘文天祥生平佳绩。序厅设有一全馆整体模型盘，指导游人参观瞻仰。四个展厅，分东西厅，西厢房为书画珍藏厅及文天祥生平事迹展览厅，四周亭廓环抱，馆内有中心花园。
广东海丰
方饭亭及表忠祠，位于广东省海丰县城北面的五坡岭上，乃文天祥被执之地，亭坐西北向东南，占地960平方米。前面分五层34级台 阶，台阶上面是一幅长20米、宽13米的月台，中心建一重檐攒尖顶，通高9米。亭内后侧再置一庑殿顶小石亭，高3.9米，内竖一碑，高2.7米，宽0.9米，刻文天祥画像。该亭为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方饭五坡岭不幸被捕而建，故取名“方饭亭”。
其它祠堂
北京文天祥祠：又名文丞相祠，坐落在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遭囚禁和就义的地方。1376年明洪武九年建祠，现存大门、前殿、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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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寺文天祥祠：位于浙江温州江心屿。祠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文天祥就义200周年，占地面积821平方米。
信国公文天祥祠：位于深圳南山区南头城现中山东路15号，是清嘉庆年间为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古迹，是南头城中保存最为完整并规模最大的古建筑。
南通文天祥祠：位于南通市东华塔陵园东侧。2008年，崇川区政府恢复重建了文天祥祠。
公园
井冈山天祥公园
天祥公园以文天祥纪念馆为主体，坐落于吉安县城东北角，紧靠吉泰走廊快速通道——井冈山大道吉安县段，占地面积550亩，其中将军湖水面面积200亩，绿化面积300亩。
汕尾海丰
海丰文天祥公园汕尾海丰县五坡岭方饭亭，是南宋文天祥落难之地。在原有方饭亭的基础上，海丰县投资1700万元，将其建成了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健身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公园，并征名确定为文天祥公园。2011年8月21日，文天祥公园正式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