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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精选(九篇)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

第1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 资源市场配置 产业结构 趋异效应 相似系数

一、市场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趋同文献综述

关于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研究机构主要采用经济自由化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比较各国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拉瑟研究所,每隔一年或两年公布这一指数体系。就研究方式来说,国内研究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进行绝对分值的测度,从宏观上评价我国市场化进程;一种是进行相对位次的排序,对不同省份的市场化进程作横向比较分析。

从宏观上对市场化作绝对分值测度的研究比较多,如顾海兵、卓勇良等。这些研究通常在理论上假定一个100%的市场化标准,选择主要领域和有代表性的方面,与市场化标准进行对比测度;然后按照一定的方法加权汇总,得出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基本判断。学者们普遍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对市场化程度的具体量化结果却有很大差异。有的认为我国市场化程度已接近70%,有的认为尚不足40%。对不同省份市场化作横向比较研究较少,主要有樊纲和王小鲁等。他们从1999年开始研究中国各省市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测度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并进行排名,每隔两年公布一次研究成果,目前已公布至2009年度。但是,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将市场化进程与其产业结构趋异效应结合起来,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出初步探讨。

产业结构趋异即产业结构趋同的反面。关于产业结构趋同,UNIDO(1979)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那些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制造业的产出存在着多样性,工业结构的相似性较高。而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变动当中,彼此之间的结构相似性较低。关于中国省区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同构问题,早在1994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区域专业化程度不高、省区之间贸易流减少,表明中国省区间的一体化程度不强。Young通过比较中国省区产出结构,发现各省区产业结构较相似。关于产业结构趋同原因包括为两类:非体制与体制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是必然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发展水平、技术条件等类似省区产业结构必然趋同。另一些学者强调体制原因,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决策权和财政权下放,各地在博弈和竞争过程中产生了发展类似产业的激励和动机。

按照学术界绝大多数研究结论:随着市场力量的强化,企业自主性逐步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导致比较优势相似的省区间产业结构趋同,而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产业结构趋异。在资源市场配置下,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产业结构趋异是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表现。

二、海南市场化进程纵横比较研究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对海南市场化进程进行纵横比较研究。从纵向来说,以1995年基期,分别计算1995年和2008年的单项得分和综合得分,并计算了它们的差异额,从中可以了解其变动趋势。至于用1995年作为基期的理由,本文主要考虑以下两点:这一年离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不久;这一年海南政府开始着力干预房地产市场,市场化改革处于低潮。从横向来说,计算了海南各单项得分和综合得分在全国的排名情况,可以分析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其市场化改革在全国各省份的地位。

1、指标选取的依据和内容

(1)所有制结构。用非国有经济比重衡量所有制状况,主要是从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而言,较高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必然会导致一个地区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本文选用了以下三项指标:非国有工业销售收入比重、非国有单位就业比重、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

(2)政府职能转变。本文选用政府相对规模、科教文卫占财政支出比重、政府行为规范性和固定资产投资中非财政预算资金比重等四项指标,反映政府职能转变。

(3)市场发育情况。本文选用劳动力市场发育、技术市场发育和教育社会化水平三项指标,反映市场发育情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用职业介绍就业人数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表示;技术市场发育,用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校专职教师人数表示。在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反映地区科研实力的数据,计算过程中使用当地高校专职教师数作近似替代;教育社会化水平,具体指标是教育经费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

(4)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本文选用人均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人均专利数、城乡收入差距、出口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等6项指标反映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前4项主要反映体制活力,后2项反映经济体系的外向程度。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市场对海南资源配置起作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有关指标难以取得,如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中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的比重等,在本文未考虑这些因素,这是本文的一大缺陷。

2、得分计算公式

为了实现市场化评价跨年度可比,我们规定1995年为基期年,设定基期年份各项指标得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和0。也就是说,就某一单项指标而言,1995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得分为10,最低为0。根据每个省份1995年的指标原始数据确定它们在0与10之间的得分,从而形成与该指标对应的单项得分。

1995年单项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式(1)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得分,Xi表示第i项指标1995年的原始数据,Xmax表示29个省份中第i项指标1995年原始数据的最大值,Xmin表示29个省份中第i项指标1995年原始数据的最小值。有人将式中基础数据取对数是不妥的,因为一旦基础数据为负数,如资产利润率,将会导致无法计算得分。

2008年单项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式(2)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得分,xi08表示第i项指标2008年的原始数据,x95max表示29个省份中第i项指标1995年原始数据的最大值,x95min表示29个省份中第i项指标1995年原始数据的最小值。采用这样的公式主要是为了使各省份单项指标得分可以同1995年进行跨年度比较,从而反映市场化进步趋势。基于上述公式的特点,1995年单项指标得分可以超过10或者小于0。

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式(3)中V表示综合得分,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得分。公式的意思是综合得分等于16项单项指标得分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3、数据来源及说明

1995年和2008年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这样可以保持统计口径一致,从而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准确。不过,由于数据缺少的原因,199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教育经费总额”两项指标的数据,故分别用其1996的统计数据作近似替代;1995年缺少“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及相应的企业数、“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及相应的企业数等四项指标数据分别用“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及相应的企业数、“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及相应的企业数作近似代替;1995年财政支出中没有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分别用科技三项经费支出、科教文卫经费支出、作近似替代。

4、海南市场化进程比较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方法取得的数据以及式(1)、式(2)以及式(3),分别计算得出海南1995年和2008年各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得分及其在全国各省份中的排名,最后还将2008年与1995年相比计算了其得分和排名的增减变动,如表1所示。

表1海南市场化进程比较

通过上述计算结果可知,近10多年来,海南市场化改革有了较大进步,综合得分由1995年的4.0分增加到5.1分,增加1.1分,在全国的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14位,上升3位。各单项得分和排名情况分析如下:其一,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总的来说,海南得分较高和位次较靠前,这主要归功于,海南解放以来,一直是我国边境前哨,国家在计划经济时资较少,致使海南在这方面没有历史包袱。再一方面,2008年海南得分9.9分,比1995年增加3.9分,居全国第9位,比1995年上升了2位。但2008年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虽然得分比1995年增加3.9分,但位次下降得较快,下降了5位,由第6位下降到11位,这主要是海南最近几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逐步由舆论变成现实,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增加了对海南的投资,如东边环岛轻轨投资等。其二,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海南得分一直非常低、位次亦几乎垫底,这与海南最先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以及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不相称的。2008年海南得分2.8分,比1995年下降1.8分,居第22位,下降6位。主要表现在科教文卫占财政支出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中非财政预算资金比重的得分和位次均下降得较为严重。所以,作为我国教育和私营经济水平均较薄弱的地区,海南应在财政支出方面加大对教育投入比重,同时应培育好投资环境,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其三,在市场发育方面,虽然2008年得分4.9分,比1995年增加2.8分,排名23位,上升3位,但它和政府职能转变一样仍是海南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主要表现在:技术市场发育指标虽然得分和排名上升较快,但在全国的位次仍靠后,同时教育社会化水平方面海南得分下降,排名也下降了5位。其四,在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方面,海南表现较为复杂,2008年得分4.8分,比1995年增加2.2分,但位列第10,下降1位。主要是由于人均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人均专利数、出口占GDP比重等指标表现不佳,得分下降有所下降或增加不多,位次均有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人均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指标。总体来说,海南在所有制结构和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两方面问题稍微少一些,而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两方面问题较为突出。

三、市场化进程与海南产业结构趋异效应

通过本文前述分析可知,自1995年以来,海南市场化改革有了一些进步,与一般转轨区域一致,市场化进程处于上升阶段。按照学术界绝大多数研究结论:随着市场力量的强化,企业自主性逐步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导致比较优势相似的省区间产业结构趋同,而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产业结构趋异。产业结构趋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产业结构所呈现出的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不同发展倾向。产业结构趋异意味着产业结构不合理。海南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自然禀赋与内地省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海南市场化进程的进步是否对海南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所改进,或者说市场化改革对海南产业结构是否具有趋异效应呢?如何测度区域之间产业同构度,进而判断出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是否趋同或趋异呢?本文通过梳理产业同构的各种测度方法及相关研究产业同构问题的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是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979)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进行研究;也有学者根据P.Krugman(1991)行业分工指数来研究;还有学者综合了其他几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法研究海南产业结构趋异化,区域A和区域B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

一般认为,式(4)中,i表示产业部门,k是参与计算的产业部门个数,XAi和XBi分别表示区域A和区域B的第i个产业部门在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通过考察该公式的数学性质可知,SAB∈[0,1],其值越大,表明两区域之间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如其值为0,表示两个相比较地区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如果其值为1,说明两个地区间产业结构完全相同。采用相似系数本身只能对两个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做静态比较,只有通过比较该系数随年份的动态变化趋势,才能捕捉到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的信息。上式中的数据也可直接采用绝对数数据,甚至可以不必采用相同性质的指标,如有些可以采用总产值,有些可以采用增加值。

在数据收集方面,与前述海南市场化进程研究年份一致,本文分别选取了中国和海南1995年和2008年的三次产业各自内部行业数据,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4个行业,海南的数据来自历年《海南统计年鉴》,中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和建筑业总产值,其中工业包括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金属矿采选业等39个行业,海南的数据来自历年《海南统计年鉴》,中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等6个行业,其中海南数据来自历年《海南统计年鉴》,中国1995年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核算资料:1952―2004》,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所述,(4)式中的A和B应是两个地区,但由于海南的各种数据占全国的比重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文全国数据并未将海南的数据从中扣除,这样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和有关数据,计算1995年海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147,2008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6287。可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同时由于海南资源禀赋结构与大陆差异悬殊,海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在大幅缩小,即海南市场化进程或资源市场配置具有产业结构趋异效应,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的结论一致。资源市场配置产业结构趋异效应实际上就是海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表现。

四、资源市场配置与海南优势产业的发展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自然禀赋丰腴,主要包括:其一,热带海岛旅游资源。海南是中国七大旅游区之一,是唯一的热带旅游地。其二,热带土地资源。海南热带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2.5%。其三,海洋资源。海南岛海岸线全长1928公里,省辖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沿海大小港湾68个,大小岛屿280个。其四,矿产资源。海南有工业储量的矿产资源66种,其中钛砂矿、石英砂、锆英砂储量居全国第一位,含量分别约占全国储量的2/3。其五,油气资源。海南岛周边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省辖海域有油气沉积盆地39个,石油地质储量约328亿吨,天然气储量约11.7万亿立方米。这些独特的资源禀赋为海南发展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热带高效农业、海洋渔业、油气工业、建材工业、生物制药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前文分析,资源市场配置可以降低海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由于海南资源禀赋结构与大陆差异悬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海南产业结构趋异效应明显增强,或者说资源市场配置有利于海南发挥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提高区域竞争力。但是,海南市场化进程还存在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和外向程度等方面均还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发展海南优势产业,对海南未来市场化进程,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海南应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逐步增加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因为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比公有经济高。在第一产业方面,推动农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海南农垦系统拥有全省四分之一的土地、八分之一的人口,农垦的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全省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局。在海南农垦曾经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市场化进程中虽然有少部分农场转轨成功,但绝大部分还面临转型的困难,特别是要想方设法,通过市场化改革盘活垦区土地资源。在第二产业方面,海南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第三产业市场化改革方面,海南应主要提高市场管理水平,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二,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海南各级政府应精简机构,真正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最初改革愿景,提高办事效率;加大在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虽然海南最先在全国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但成绩并不理想,单项得分和排名均有大幅度的降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中非财政预算资金的比重。海南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吸收岛外投资,如允许加速折旧、研发设备允许在税前扣除等。

第三,在市场发育方面,海南一方面应鼓励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高技术市场发育水平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应鼓励教育产业化,将海南办成“大学岛”,提高教育社会化水平。

第四,在体制活力和外向程度方面,海南应大力发展私营企业,鼓励科技创新,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出口,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健全金融市场是海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中,资本的流动居于龙头地位,资本流向哪里,其他生产要素就会随之向哪里集聚。因此,市场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掌握资本或资金配置权力的各类行为主体来进行的。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资本市场为主体、包括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为依托的庞大的金融产业,成为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从制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建设,壮大金融产业,形成完善、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海南健全金融市场的对策如下:创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加强“银担”合作,构筑旅游企业贷款融资担保合作平台;成立“海南旅游发展信托基金会”;积极尝试资产证券化融资;鼓励私募旅游投资基金落户海南;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旅游企业的上市。

五、主要结论

本文从时空视角对海南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海南市场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趋异效应,最后对资源市场配置与海南优势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等问题,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根据樊纲、卓勇良等人的研究方法,从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以及体制活力和外向程度等四个方面对海南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的研究结论如下:近10多年来,海南市场化改革有了一定进步,综合得分由1995年的4.0分增加到4.1分,增加1.1分;在全国的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14位,上升3位。与全国各省份比较,海南在以上四个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方面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市场化改革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一般规律为:随着市场力量的强化,企业自主性逐步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导致比较优势相似的省区间产业结构趋同,而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产业结构不同。研究发现,海南市场化改革与产业结构关系符合以上一般规律。通过计算,1995年海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147,2008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6287。可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同时由于海南资源禀赋结构与大陆差异悬殊,海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在逐步缩小,即趋同性在减少,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具有趋异效应,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的结论一致。资源市场配置产业结构趋异效应实际上就是海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表现。

第三,由于海南市场化进程还存在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和外向程度等方面均还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发展海南优势产业,对海南未来市场化进程,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强调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建设,壮大金融产业,形成完善、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注:本文系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要素与市场约束下海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式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批准号:Hjsk2010-86。)

【参考文献】

[1] 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2] 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4.

第2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 农产品营销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借鉴国外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农产品营销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探讨。本文从研究视角的发展和研究内容的发展两个角度,对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营销的有关文献加以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的发展

1.从产品视角到管理视角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的探讨大致基于两个视角:产品视角和管理视角。产品视角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生产止于销售的过程,通过产品标准化、信息收集、运输流通等活动协助产品价值的实现。管理视角以营销管理为学科基础,关注于消费者需求,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市场止于市场,涉及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定价、渠道、促销等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呈阶段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以产品视角研究为主,此后以管理视角研究为主。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们对我国农产品经营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评述,以及研究的焦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以产品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过剩时代的到来。农产品“卖难”问题开始凸现,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从产品视角探寻农产品经营困境的问题所在,将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独立于产品生产、定价、储存、促销等系统活动之外的行为加以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焦点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灵活、流通主体不成熟、政府宏观调不完善等(张治安,1995;左尔钊1994;贾益东1995);农产品过低的比较利益、小农业对大市场的不适应、价格信息传导滞后是农产品大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和障碍(吴振先,1994)。此时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探讨主要限于宏观环境范畴,研究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农产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市场营销研究的微观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农产品营销研究”,但却是此后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础和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3.以管理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效率虽大为改善,但卖难问题仍然存在。研究者们意识到“发展农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市场营销系统的总体开发”(陈良珠、蔡雪雄,1995),开始以管理的视角审查农产品营销活动系统。营销缺陷成为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焦点: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农产品营销有“营销观念陈旧,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价格定位不准,营销手段缺乏,渠道网络建设滞后”等缺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营销管理体制,营销主体结构,市场体系建设,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的障碍(吴兴安2005;李玉珍、张旭2005;王杜春2006)。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绿色消费浪潮和绿色贸易壁垒在使我国农产品营销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李崇光,2002;惠献波,2006;何均琳、陈 瑜,2003)。由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农产品经营开始了宽视角多角度的研究,在秉承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从宏观、微观多个层次上对农产品营销活动展开讨论。

二、营销策略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视角和焦点的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研究内容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趋势。

1.注重农产品流通的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农产品流通问题。流通市场和流通主体构建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关键环节。贾益东(1995)提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农产品流通的特殊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高效灵活的流通调控体系、新型的经营组织体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建设思路。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构建,可以选择“主体形式多元化,经营目标市场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纪良刚,1995)。崔晓文(1996)进一步认为应当从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工贸农一体化,交易方式规范化等几方面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们基于产品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对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主体培育等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2.多元的系统化策略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照营销学的理论体系可归类如下。

(1)需求研究。需求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需求研究是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需求行为理论和价格行为理论的分析,影响食物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者收入,它们的变化是安排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依据,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建立科学的食品市场价格体系引导人们的食物消费(高飞1999)。各类农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对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周曙东(2003)采用二阶段预算估计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的方法,估计出了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需求量变化数据。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消费习惯、饮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不同地域的类似的实证分析所见甚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受价格、居民收入影响外,还在于消费者对其需求的强度(强度大小主要在于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目的的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唐华仓,2006)。刘晓昀,辛贤(1998)运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理论,建立了由农产品生产的各种投入、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需求、流通厂商对市场投入的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构成的系统的农产品市场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2)目标市场策略研究。“供需结构性矛盾” 是我国农产品销售难的根本问题已成共识,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实质是农产品市场上某一座标点上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新的需求点,因此市场空白是绝对的(李苏、韩科锋2004)。如何发现这些市场空白成为关键。李苏等进一步指出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市场机会,但是在选择目标市场时要避免走入“多数谬误”误区。差异化营销策略是目标市场营销者比较理想的选择(漆雁斌,2005)。黄维梁(2000)进一步指出,差异化策略的实施有两个途径―产品差异化和营销手段及过程的差异化,但差异化营销也伴随着“需求变动、竞争者模仿、经营成本上升、实施不当”等诸多风险,值得关注。

(3)产品策略研究。农产品营销已进入质量营销的时代。产品质量分为性能质量和适用质量。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质量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性能质量(黄祖辉、吕佳、刘东英2004)。分级和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性能质量的基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李燕、琼范高林2002;高丽晶2002;卢向虎2004)。但是无论质量高低,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一个从入市到退市的市场生命周期。薛莉(2005)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延展策略,给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产品延展生命周期的措施,以使产品在有获利性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最大限度地保持获利的势头,并使有衰退迹象的产品重新获利形成新一轮的增长。品牌策略是农产品产品策略分析中的热点问题,形成了研究专题。张劲松,何德文(1998),王策之(1999)陈良珠,蔡雪熊等(2000),邱琪,张旭东(2005),王杜春(2006),阿迎萍(2006),张 萍,项英辉(2006)等等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构建农产品品牌的策略建议。

(4)价格策略研究。营销学的价格策略主要是有关营销活动主体的价格制定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对农产品的农户价格和零售价的合理价差问题,辛贤(1998)在改进价差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农产品价差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长期模型和短期模型。价格策略方面,李东升,高彦彬(2005)认为差异化定价策略适用于鲜活农产品的定价。有关绿色农产品的定价,张秀芳,史建民等(2005)根据消费者剩余原理指出绿色农产品应该采取价格歧视策略,靳明,李爱喜(2005)则认为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有关农产品定价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蒋侃(2005)运用消费者意愿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构成,对超市农产品定价具有参考价值。

(5)渠道策略研究。营销渠道的研究形成了几个主题:一是对流通体系的继续研究。根据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应当通过加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做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李志萌,2005)。二是对渠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垂直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和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系统是可选的农产品渠道模式(孙剑、李崇光,2004)。针对农产品现有渠道体系的弊病,邓若鸿等(2006)基于电子商务理论提出了“协同模式”的渠道结构系统;陈善晓,王卫华(2005)则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三是渠道选择和渠道组织的研究。农产品渠道的选择应当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基础(包玉泽,2005)。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是一种多元的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联合体,成员有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商等(孙剑、李崇光,2003)。农产品超市销售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产品零售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刘东英等(2005),杨金风,史江涛(2005)对超市的经营行为以及农产品流通超市化对农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农民作为重要的渠道成员是近年渠道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农民在市场中的经营能力低、谈判能力弱,建立合作组织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章胜勇、阎竣,2004;严太华、战勇2005)。

三、研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1.研究发展的特点

(1)回归本位的研究。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理论基础营销学具有微观性特征,它着重于微观营销活动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研究。近年来对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内容逐渐回归到围绕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社会组织的营销活动展开。

(2)广视角的交叉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营销学交叉性较强。农产品营销学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以农业经济学和营销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型边缘学科(李崇光,2004);同时农产品营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与工业品相比受到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大,决定了农产品营销活动必须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产品营销研究从宏观、微观层面,以产品的和管理的多个视角进行,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及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弥补了营销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3)多热点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形成了多个热点。对于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我国农业,如何面对市场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如何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及我国农产品如何走出去开展国际营销是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技术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是农产品渠道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绿色观念的兴起,农产品如何应对绿色壁垒进行绿色营销成为了继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研究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1)停留于理论探讨实践性差。当前在农产品营销研究中,缺乏结合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营销规律深入探究;缺少按农产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农产品营销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的具体实施办法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农产品营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不利于本土化农产品营销学的发展。

(2)缺少实证分析研究。目前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偏少。据笔者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文献的统计,与农产品营销相关的文献中实证研究仅占4.2‰;在有关农产品实证分析文献中,仅有2.2%的文献是关于农产品营销的。缺乏通过市场调研对农产品需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农产品营销策略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打了折扣。

(3)部分研究缺失,泛化营销功能。目前农村产品营销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而且多是关于其中的热点问题。有关农产品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道德、农产品定位,农产品推销策略,农产品营销策略效率等营销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及难点问题缺乏广泛的探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泛化农产品营销的功能。将“三农”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问题都与农产品营销联系,认为做好农产品营销是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势必夸大了农产品营销的功能。营销活动作为一种微观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实施组织战略目标的整体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不宜将其功能过分扩大,否则会进入“重流通,轻生产”的误区。农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建立,营销活动可以使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总结

第3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要求第三产业机构应“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有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广电部门从此拥有事业和企业两种性质,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模式。1999年,广电总局批准成立了江苏无锡广电事业集团,自此开始,中国电视产业的集团化拉开了序幕。由于发展电视产业这一政策提出得晚,因此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章有着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1958年到1990年,电视产业研究的文章处于空白;1991年到2000年陆续出现一些研究文章,但数量不多;2001年到2011年研究的文章数量大增,研究的角度更广,涉及的层面更多。下面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文章进行归纳和梳理。

国内电视产业研究

有众多研究者探讨了我国区域性、地方性的电视产业,并以这些个案为切入点加以分析。因为中国的电视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各个地方电视台或广电集团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因此,研究者们通过对一些地方电视台的分析来探讨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这其中有湖南卫视、上海广电、深圳电视产业等等,尤其是透过湖南卫视的改革和发展来解析中国电视产业的走向。由于湖南卫视获得了全国性市场和影响力,被称为“电视湘军”。学者们从多方面来进行论述,认为电视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谈及了制播分离、改革和创新电视栏目、整合频道、集团化发展、从业人员素养的提高等诸多方面。

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县级电视产业的发展,认为市县级电视作为一种产业,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它首先是电视自身特点的要求。除了电视自身的特点对电视产业化发展提出的要求之外,社会经济发展也对电视产业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多年来,政府对电视的直接行政管理和电视过分依赖国家拨款的经济管理模式,削弱和制约了市县级电视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动精神与内在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标志的高新科技发展直接影响和推动着电视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电视业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和压力,市县级电视业必须充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进行结构调整和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产业化经营,走产业化发展之路。①

国外电视产业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媒介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对国外电视产业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形势,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调整方向,对我国电视产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研究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电视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完备的电视市场。通过分析得出,在美国,电视产业对于市场研究和市场营销的依赖性较强。随着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为了达到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购与联合成为一个明显趋势,因为市场份额越大的公司就越有能力来重新配置资源。信息技术不仅重新调整了产业结构而且改变了电视播出的途径,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电视产业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和机会。②也有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电视产业,认为美国电视产业就运营形式而言,“制播分离”是一种“架构”,承载着机构性质、管理条块、法律制度、组织体系的信息;就运营动态而言,“节目物流”是一种“链”,贯穿着节目编排、节目供给、盈利方式的流程;就运营理念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则是整个宏观电视产业赖以生存运作的灵魂。“垂直集成战略”作为美国电视产业重要的规划原则和发展策略,已经成为美国电视产业发展的主导理念。③

但是,对国外电视产业研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以美国为主,研究的视野狭窄。相关的研究文章对国外电视产业和国内电视产业之间缺乏比较研究,只是对国外电视产业进行介绍,研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窄的层面。其实,在国内和国外电视产业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对其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当下中国电视产业所必需的。

电视产业链研究

电视产业链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即节目制作、播出平台、传输平台和接收终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细分为更多的衍生产业。如节目制作可细分为节目的策划、生产制作、播出、销售、存储和查询使用等。从整体上看,中国电视产业链的资本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笔者选取研究文章中关注度较高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电视终端产业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的接收终端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每一次变化都引来了大量关注,研究的文章颇多。研究者就新兴接收终端的利弊进行了探讨,展望它们的发展前景。研究者涉足的接收终端产业类型主要有数字电视产业、网络电视产业、手机电视产业、LED电视产业、3D电视产业等。研究者指出我国数字电视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④有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大力发展IPTV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IPTV盈利模式会逐步明朗起来。虽然目前IPTV的用户数量仍然无法与有线数字电视的用户数量相比,但是在政策清晰之后,伴随着全球性的新媒体革命,IPTV定能成为一股新的潮流与趋势。⑤手机电视的出现赋予了电视产业跨时代的生命力。有研究者分析了手机电视的产业链组成,由内容提供商、内容运营商、技术服务商、网络服务商和终端厂商五部分组成,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了优劣势。⑥有研究者关注LED电视,认为目前在国内LED电视行业的竞争处于白热化的初期,LED背光源电视是目前增长最快的电视产品,LED电视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未来电视发展趋势。⑦有研究者对新兴的3D电视产业给予关注,认为在整个电视产业由模拟向数字、由标清向高清迁移的基础上,3D技术开始向电视产业渗透,“3D到家”的序幕正被拉开。⑧

这些新兴技术在给生产厂商带来技术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电视产业面临着一次大的转向。在面对新兴的技术时,研究者能够全面地去衡量和分析,没有盲目地乐观,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电视产业经营研究。中国的电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应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做强做大电视事业和电视产业。在这样一个媒体竞争激烈、注意力不断被分解的时代,如何较好地实现电视的产业化经营,是关乎电视台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思索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性的建议。有研究者认为要凸显内容经营在电视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研究文章涉及三个大的方面:内容生产的格局转换,包括内容结构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产权结构多样化;由小生产模式向大生产格局转变。内容价值维度的全面拓展,从多次销售中获取收益,从多个市场上获取收入,从多项服务中提升价值。面向全球市场的内容经营对策,以国际眼光、开放姿态,通过引进节目、合资合作等手段打造内容资源优势;引入国外的创投理念,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强势出击,增强中华文化在西方主流世界的传播影响力。⑨对电视产业化经营研究的文章还有许多,此处不再一一谈及,这些文章透视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可以发现,对新兴电视产业及电视经营的研究文章颇多,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是笔者认为国内对电视产业衍生品研究的分量不足。作为电视产业的一环,电视产业衍生品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在国内对其开发力度薄弱的情形下,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为从更广义上讲,与电视相关的衍生品都可以算是电视产业,通过电视节目衍生品,可以建立电视节目制作资金的良性循环,反过来促进电视节目制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壮大电视产业。现在的问题是,指出这个问题的研究者较多,而能深入实践提出有建设性意见的研究文章较少。

电视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研究

电视产业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研究者从多个视角展开论述,并明确指出了中国电视产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有研究者从政治环境入手,认为电视产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受政治的影响较大。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传媒产业改革,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推动和产业规范。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强制性文化体制变迁,这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2003年以来,传媒改革已经进入到“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完善投融资体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等传媒体制的核心领域和阶段。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之后,媒介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认,资本作为市场要素就能按市场的要求实现自由的流动,有法律规范的传媒投融资体制将解决传媒对资本的渴求。这必然成为整个中国传媒业最深刻的一场体制变革,并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⑩

有研究者从经济环境入手,认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国各个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与之相伴、不可避免的风险。面对这些新形势、新课题,中国的电视事业应采取怎样的措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氛围,并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应看到我国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运用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措施在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理念和技术制作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传媒系统。{11}

有研究者从文化环境入手,认为文化既是一个人文概念,又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当今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提出,旨在通过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机制,保护各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避免文化霸权影响下的文化同质化现象。然而,文化多样性并不限于国家之间,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产业和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文化多样性一直是中国文化保持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源泉。各地丰富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等,通过沟通和交流,共同构成了统一而蕴涵多样性的中国文化。在地域文化的传播中,省级卫视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往往成为传播地域文化的最佳媒介。电视产业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空间策略,既是以区域文化为基础追求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过程,又是围绕文化多样性对地理空间、产业空间与文化空间进行战略整合的过程。{12}另有研究者指出,电视媒体在众多的新兴媒体当中寻求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文化是其发展立足的根本。当今的中国电视产业不再是依靠娱乐大众来求得生存,而是通过构建丰富的文化内核来获取持久生命力。尽管电视属于大众传播媒体,但其承载的不是低俗与庸俗,而是一种文化,它能潜移默化塑造人的灵魂,培育人的审美情趣。{13}因此,对本国文化的发掘有助于本国电视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

一路走来,随着中国电视产业的不断发展,学术领域对电视产业的研究和探讨也在向前推进。理论研究紧贴时代节拍,涉及的层面更为丰富。能够小到对某个县级电视产业的研究,大到对整个电视产业进行分析,既有纵向的透视,又有横向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呈现出一派良好的景象,对国内电视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产业,已与世界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电视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研究显得缺乏宏大的视角,缺乏国外与国内之间的比较。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以后还得加强,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①谢松波,张彦平:《浅谈市县级电视产业之经营对策》,《中国有线电视》,2007(14)。

②张 亮:《美国电视产业的现状及其特点》,《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6)。

③王艳宁:《美国电视产业及“垂直集成战略”》,《新闻与写作》,2005(4)。

④王忠宏,张 弘:《加快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建议》,《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⑤武超群:《交互式网络电视产业链的整合》,《现代视听》,2009(3)。

⑥杨振荣:《手机电视产业链定位及商业模式分析》,《中国传媒科技》,2010(8)。

⑦ 澍:《清华同方 技术前瞻提升品牌价值》,《家用电器》,2010(1)。

⑧梁振鹏:《3D电视滞销调查》,《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0(9)。

⑨李晓明:《电视产业经营的核心问题》,《电视研究》,2005(3)。

⑩李秋红:《新时期广电产业战略环境及发展战略(上) 》,《青年记者》,2010(15)。

{11}田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电视产业》,《现代电视技术》,2009(1)。

第4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后续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87―07

中国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长期与市场分隔的农民逐渐与市场联系起来,而农户经营的个体化、私营化和分散化与大市场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也随之凸现。为了改变市场力量的对比,顺利实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将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具有服务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十几年来,一大批学者在这一领域从各个角度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给予评价,提出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角度及其目的

(一)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类型研究

对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学术界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统一结论。国外并无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直接提法,所以对其内涵的界定缺乏可资借鉴的国际成熟理论,只能是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为研究的基础。

1993年3月,北京举办了市场中介组织高层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种看法认为,市场中介组织就是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组织。在这一定义之下,市场中介组织的外延十分宽泛。与此相对的一种狭义理解认为,市场中介组织的真正含义只是媒介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各类中介组织。还有学者强调要把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区别开来。

此次研讨会在对市场中介组织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空间,因此后来的研究者都试图揭示其存在空间及性质。比如阎克庆、杨咏中和王勋铭强调了市场中介组织的非官办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王冰、陈纲则指出市场中介组织不以单纯的赢利为组织目标,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同时与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广泛联系。

关于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不一致意见直接导致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模糊,再加上农村市场及其存在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其类型的研究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献中有了明确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提法。早期的一些学者并没有从内涵研究出发,而是直接从类型上对那些事实上起中介作用的组织进行了归纳,将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一体化组织、专业生产合作社、协会、流通实体、农民个体运销和加工大户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的组织等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从文献上看,最早给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定义的是雷海章,他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联结农业与其产前、产后部门、联结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联结政府与农民、充当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并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廖卫东、袁克忠也强调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指出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池泽新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农村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取得最好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劳动联合、资产联合、技术服务、权益保护为合作方式,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安建明、霍学喜、刘瑜则把在农村市场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随着市场实践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的组织进行界定并分类,通过明确概念、划定范围将实践内容引入理论视野。

(二)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研究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国际经验来看,市场体系的完善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所以从根本上说,市场系统的运转是产生市场中介组织的源动力。从文献上看,学者们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动力的认识比较一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土地及生产制度变革之后,农户对利润的渴求及对市场的不适应产生了组织创新的强大动力。毕玉奎认为家庭经营使生产能力成倍增长,而当农户需要市场来实现这些成倍增长的农产品价值时,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就凸现出来。廖卫东、袁克忠也分析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在市场面前表现出的不足。何坪华、杨名远看到,分散的农户搜寻和利用信息困难,购销批量小,因而谈判地位低,签订购销合同难,解决交易纠纷更难。周立群、曹利群指出农户与市场间的连接机制相当薄弱,由于农户社会化组织程度低,其生产经营缺乏协调的规划指导,从而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很难顺利进入市场。学者们一致认为降低交易成本,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改善农户进人市场的交易条件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根本动力。

第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又一动力。雷海章指出技术梗阻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程耀明认为技术进步会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诱发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变迁。傅夏仙详细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在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是以农业中介组织为主导的,农业产出的技术贡献率已经达到80%以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民间性,其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常常是“示范式”的,可以降低农民试用新技术的风险,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可。

第三,融入国内大市场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是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看待农村组织创新的动力还应该跳出农村范围,看到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国内与国际的交流,因为这些交流过程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交易环境,从而改变了其对组织创新的认识。比如徐中年、郑春风指出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符合国际惯例,可以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创造较好的内部条件。李慧认为,农村改革之后出现了生产与加工脱节、城乡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才能得以解决。程耀明提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留守农村的劳动群体更加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因而他们对中介组织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需求冲动。傅夏仙认为,在WTO的背景下,农业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快,我国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生产经营状态必须迅速打破,而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善和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生成与存在及发展状态。

(三)关于政府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但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的大背景下,政府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成为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郝燕和张展指出,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中介组织可以直接承载原政府的一些行政职能,帮助其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率。由此,张展认为,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要,使得政府成为早期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根据敖毅、许鸣的研究,从1978年到1991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倡导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迅速扩张。

第二,各类政府职能部门给予了专项支持。2005年,为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国家财政部和农业部分别拨款8000万元和2000万元,省一级的财政部门总共拨款1.4亿元用于支持成立600个示范性农民组织,此外许多政府为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江苏、山东和吉林省降低或免除了农民组织的收入税、经营税和土地税,有的省免除了农民专业组织的高速过路费。除了一些经济手段之外,针对农村市场组织所进行的培训和技术咨询活动也体现了政府的支持。

第三,颁布法律法规,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民政部2003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江、山东、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先后制定了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文件;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认定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单位或示范组织。2006年10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开始执行。

还有一些学者对政府作用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李慧认为外部行政机构的介入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受到影响,限制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发展。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认为,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作用巨大,但有利有弊,总的来说,那些由政府直接干预而兴办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力较低。

这一角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政府参与的原因、程度,并试图通过评价其效果找到政府参与的合适界限,以期从政府与中介组织两个方面提高效率。

(四)关于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对策研究

一些学者基于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类型的研究,在选择发展类型上给出了对策建议。邓大才认为,农村大户经济的兴起,解决了农村主导产业缺位和既存产业缺乏连接中介的问题,是农村产业组织创新的首选。张晓山指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的发展重点应是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培育新的中介组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造原有的组织资源,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周晓兰、朱述斌、池泽新则认为应该优先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中介组织,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农协。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针对当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雷海章提出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必须从改变观念、政策扶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针对现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纪良纲、董进才提出要分类别、全方位地发展各种类型的市场中介组织,并引导其联合与合作,以改变现存的小、散、弱现状。程耀明提出政府主导方式可以仿效美国政府协助建立农业信用合作社的方法,只给予人才资金的支持,不干预经营管理,或者先协管后退出,让农民中介组织成为一个和政府毫无产权关系的独立经营主体。针对中介组织人才缺乏的现状,张展提出,应该通过在职培训、参观考察、聘请外援、严格纳新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建立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留住人才。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指明方向、解决问题。

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及主要结论

目前,对现有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剖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另一种是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分析。

(一)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何坪华、杨名远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替代农户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假定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为TC0,而由中介组织替代农户交易后,交易成本变为TC1,则交易方式变化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额应为:TC=TC0―TC1,若中介组织的管理费用为OC1,那么组织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为R=TC0-TC1-OC1,只要是R>0,就表明中介组织替代农户入市在经济上是合理的,R越大,替代效果就越好。在R>0且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能否发展还要看交易成本节约的经济利益在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如何分配。用R0表示农户获得的分配额,R1表示中介组织获得的分配额,则R0>0、R1>0是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R一定的条件下,农户与中介组织在利益分配上是互竞关系,所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成为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邱晓平、池泽新、翁贞林’利用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SCP理论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具有经营规模超小化和凝固化的特征,其信息不灵无法适应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同时由于农户之间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农村市场上有效主体,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使农产品价格接近市场均衡价格,保护了农民利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主要是获取规模经济,增强市场势力,指导农民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决策,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适用技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绩效看,明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进步程度。

张展利用委托一理论分析了当前一般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市场均衡。市场中介组织与其需求者之间是委托一关系,其需求者是委托人,市场中介组织是人。根据委托一理论,当人的行为不可观察和人风险规避同时存在时,道德风险产生,此时存在激励问题,有效的激励规则是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时所受到的激励与约束。当前,在部分市场中介组织需求者的低质需求诱惑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法律监督这些约束机制并未对市场中介组织的违规动机起到强抑制作用,市场中介组织将动机转化为行动,市场处于低质均衡之中。

(二)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研究

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山东省265个乡镇涉及17个地市、73个县市区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参加农户的收益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这些组织总体发展较快,但覆盖面仍较低,类型多种多样,但在发展数量、参加农户、吸纳股金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异。从运行机制上看,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组织的组织管理机制较为健全,但运转或执行还不够好,农民协会的规范程度不太高,普遍存在着不够民主的问题。从运作绩效上看,调查对象的平均股本收益率为16.3%,有2.8%的组织亏损。针对参加组织和未参加组织的各1325个农户进行1999年收益比较得到数据:参加农户比未参加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22.6%。

孙亚范利用人户调查的方式在江苏省对412户农户的合作需求与意愿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缺少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农产品经济效益太低是制约多数农户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被调查农户有83.9%认为需要和非常需要有专门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现有的服务组织除了在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力量较强外,对于农户急需的市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及产后的农产品销售、加工、储藏服务和资金融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都相当薄弱。412户被调查者中有71.4%的农户具有明确的合作需求,但是真正有合作行为的农户只有7.3%,说明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能满足制度创新的需求。

三、简单评价及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综观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重视已经在研究领域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研究深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也正是后续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在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没有达成共识,后续研究必须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本质内核,明确界定其内涵与外延。

从现有文献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看,很显然,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是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出发,有的以其作用为定义,有的以其类型为定义,有的则在定义中强调其性质,这样就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研究既互不矛盾也互不包涵,看起来十分散乱。而且现有研究大都是在对实践中的组织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就事论事,没能从实践中上提升出来,从包含其产生、存在和发展趋势的整体角度就其本质给出定义。笔者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必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其存在的特点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是其本质内核是一定的,研究者们必须将这个特定的本质内核明确地界定出来,使各个角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统一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之下。

(二)现有研究缺乏对中国农村市场特殊性的分析,从而没能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状态的根源。后续研究必须关注中国农村市场的特点,及其表现出来的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求指向,合理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必然是属于市场中介组织研究范畴的,但是从现有的文献中却可以明显看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有着非常不同的研究内容。张展将市场中介组织概括为中介场所类、经济鉴证类和协会类三大类,很显然,目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前面提到的第一、二类。因此,如果仅将两个概念在研究内容上的差别归因于“农村”这个与城市相对的地域概念,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众多学者进行自己视野下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中,也难找到其他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市场有其特殊性。研究者们应该注意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包括农村市场的构成、发育程度以及变化趋势,找出农村市场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对中介组织的需求,这个需求又会怎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需求分析清楚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状态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现有研究没有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时序演变进行跟踪分析,从而没能揭示其发展与制度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后续研究应该注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演化过程,并将其放在农村制度变迁的大框架之下,科学地预测和引导其变化趋势。

第5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度;成因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6-0112-02

1 引言

1998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繁荣,房价一路攀升。在2003左右,针对飞涨的房价,国内“房地产泡沫”的呼声日高,“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成为一时焦点。最后,多数人认为,中国存在房地产泡沫,政府应采取调控措施,避免房价过于虚高,走上日本经济衰退的老路。而2004年之后,尽管政府不断出台各项政策控制房价,中国的房价依然飞速上涨。这更加引起大家对房地产泡沫的关注。2008年下半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房价也有所回落,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仅持续到2009年7月左右,0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又急速上涨到普通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

2011年7月,在国家严厉的调控措施下,全国房价终于停止了快速增长,公众对房价上涨的预期终于结束了。但这一轮调控会不会引起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房价回调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有必要回顾国内外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成果。

2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泡沫(bubble)”这个词条作了如下解释:泡沫可以不太严格地定义为: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他们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泡沫通常出现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国内外关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研究非常多。

国外学者对房地产泡沫问题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个是以对历史上发生的房地产泡沫事件以及泡沫现象进行定性分析,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另一个方向是更多地借助比较现代的数学工具,通过数理模型来研究房地产泡沫问题,既有对泡沫形成微观机制的研究,也有对泡沫衡量与测度方法的研究。

在房地产泡沫成因分析方面,K. Nakamura etal.(2007)和T. Nakajima(2008)认为市场基本面变化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长期因素;M.J.Roche etal.(2000)和K. Oshiro(2003)认为市场基本面的急剧变化明显推动房地产价格短期迅速上涨;R. J. Herring etal.(1999)和K. G. Nishimura etal.(1999)分别分析了信贷政策、财税政策和房地产泡沫的关系;K.G.Nishimura etal.(1999)和M.Baddeley etal.(2008)研究表明,市场预期是房地产泡沫产生、膨胀、破灭的重要原因。

对“泡沫”的量化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对所谓“理性泡沫”的研究,它将“理性泡沫”定义为满足理性预期方程的鞅过程bt,bt=Pt-P*表示商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基本价值的部分。早期的理性泡沫研究对象主要是证券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不多。直到90年代后,对房地产泡沫的研究才丰富起来。Wong(1998)以泰国地产泡沫为背景发展了一个动态模型,展示了在经济过热、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地产商对市场过度乐观的预期以及人们预期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在地产泡沫产生和膨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Krugman(1999)认为,在地产市场中“所有泡沫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由银行融资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协会”。Allen等人(1998)发展了一些模型,说明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问题如何导致资产泡沫的存在。

3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房地产泡沫的研究也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房地产泡沫产生原因和机理的研究;二是房地产泡沫程度的定量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全国范围的分析,针对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具体分析较少。

已有文献对中国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及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赵文(2003)认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交叉化,是当时形成房地产泡沫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刘金娥(2010)实证得出,内在理性泡沫和投机泡沫都会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造成影响,但投机泡沫的影响是主要的。鞠方等(2008)循着货币虚拟化轨迹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成因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

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度的定量研究主要有:周京奎等(2004)在投机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房地产投机泡沫检验模型,并对我国的房地产业泡沫性进行了实证研究,计算出了我国房地产业的投机度。王雪峰(2005)利用 Ramsey Model,采取资本边际收益率法对 2000~2004 年我国房地产的泡沫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模型假设与现实脱节,因此在现实中的利用价值不高。蒲勇健等(2006)建立了检验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1999年2月到2005年5月的月度数据对全国、上海和重庆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得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价格泡沫,部分地区泡沫化严重并已产生明显的泡沫破裂趋势等结论。曾五一等(2011)利用CIPS面板单位根检验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实证检验出,我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租赁价格指数序列的单整阶数不相等,并且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样本期间内我国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

4 结语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始终是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现有文献得出的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原因及机理,分析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可进一步研究当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否会因为此次宏观调控而破裂。而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该在何时放松,也可根据房地产泡沫度的定量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Nakamura,K.“Land prices and fundamentals”,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07-E-8,2007,(8).

[2]Baddeley,M. et al.“Structural shifts in UK unemployment 1979-2005” [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08,(2).

[3]鞠方,周建军.房地产泡沫成因新解: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J].求索,2008,(4).

第6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格波动非均衡效应研究—基于动态经济学视角”(编号:10XJA790010)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主要是指同一货币政策作用于不同经济区域会产生的不同政策效果,侧重于探讨货币政策统一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区域差异性间的协调。文章对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区域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上表现显著,在我国表现为货币政策在东中西部的房地产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调控效果和区域差异。因此,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时,应该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关键词:货币政策 区域效应 房地产市场

随着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然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不同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房地产市场的异质性和区域性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因此,在各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及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本文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对这一领域相关的结果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使货币政策成为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常用手段。研究表明,住房实际价格上涨对积极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消极反应,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下,住房价格会迅速下降,导致房地产开发受阻,从而产生抑制作用。Xiaoqing Eleanor Xu(2012)发现,扩张的货币政策趋向于促进房地产价格的后续上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可能促使房地产泡沫产生。Bernanke(2010)研究表明,较高的货币政策扩张是导致美国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房价泡沫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时,中央银行应该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在被过度放大前破灭。

(一)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银行信贷是房地产企业普通购房者的重要资金来源。贷款的可获得性能够改变房地产供给需求,进而导致房地产价格变化。房地产价格和按揭贷款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房地产按揭贷款增加,刺激房地产需求增加,房地产价格上升。而如果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则刺激房地产供给增加,房地产价格下降。已有研究证实,银行信贷的增长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显著的同步效应,信贷市场的放松会使住房价格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积极。房地产信贷给银行带来的收益的增加以及银行间竞争的加剧,是促使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信贷支持的重要原因(C. Hott,2011)。

(二)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利率是影响住房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机制,中央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整将会改变抵押贷款利率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利率,从而改变房地产因素对贷款的需求,最终减缓或者促进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价的波动与利率变化呈负向相关,若利率上调,各国房地产价格将出现不同程度下跌,Hilde C. Bjrnland(2010)精确计算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住房价格大约下降3%-5%。另一方面,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会使次级抵押贷款的现有业主无法以更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由此导致抵押品赎取权下降,促使房价进一步下降。

(三)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用

一般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会导致利率上升,防止信贷过快增长,有效降低流动性,这也是中央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信号。然而,徐侃(2011)通过回归模型分析认为,银行准备金率调整与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间的相关性只有0.582422,银行准备金率的调整与房屋销售价格涨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以单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来引导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有限。(2007)认为我国银行具有超额准备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收缩银行信贷作用不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快的增长,所以房价不会因此有太大的波动。

综上,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作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各个货币政策工具来说,银行信贷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呈现正相关;利率的变化则与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呈反比;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则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不显著。从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侧重于研究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及货币政策整体,取得了较一致的结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模型和理论较为成熟。然而国外学者对准备金率的研究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国外认为准备金率的变动效果比较剧烈,所以一般不会轻易进行调整。这也是与我国央行选择调控工具的区别所在。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

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区域金融结构的不同,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调控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效应。Carlion(1999)发现新英格兰等五个核心区域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响应非常接近美国的平均响应,五大湖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为明显,而洛基山地区最不明显。Georgopulos(2001)和Arnold(2002)分别对荷兰和加拿大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此后,Fielding(2006)也实证检验了南非九个省份对货币政策扩张和收缩的区域效应。而Huchet(2003)研究发现,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对未预期到的利率上升反应更加敏感,而比利时和意大利则对未预期到的利率下降反应更加敏感,荷兰与芬兰的反应则是不确定的。宋旺等(2006)认为我国目前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丘斌(2009)等人也证实货币政策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效果相对比较明显,而且东部沿海省份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较强烈,敏感性最强,而西部地区则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持续时间较短。

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具有异质性和区域非均衡性的房地产市场也不能例外,而且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表现更加显著。Zan Yang(2010)衡量了瑞典1991-2002年间货币政策对区域住房价格的异质性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区域效应显著,并对瑞典本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扩散,利率在影响本地住房价格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显著促进了瑞典三个最大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的价格上涨,因此,低水平的利率增加了房地产市场中的区域差异。Baffoe-Bonnie(1998)将住房价格及房屋销售量同抵押贷款利率联系了起来,确定了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对不同区域住房价格的动态效应。Fratantoni(2003)研究了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房地产投资的区域差异很明显。Negro(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长期趋势主要由地区因素决定,不同地区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从而使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产生区域效应。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货币政策调控表现出不同的效果。袁科(2007)从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取三个代表性省份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东中西部区域的金融机构贷款额是房地产价格的Granger原因,而房地产价格不是金融机构贷款额的Granger原因,金融机构贷款的投放对本区域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所产生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与房地产价格的系数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较大,表明货币供给对房地产价格的效力是从东到西依次递增的。刘明彦(2007)认为,对资金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存款准备金比率上调根本无法对冲掉过剩的资金,而资金短缺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这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而王先柱(2011)分析表明,利率、信贷规模对房地产市场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抑制效应要普遍小于东部地区,对房地产先行性指标的影响要大于当期指标;利率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最强,东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当期利率对土地开发面积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中西部地区当期利率存在抑制土地开发面积的作用,说明西部地区土地开发面积对利率最敏感,东部最低;另外,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存在正向的影响,东部地区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较西部地区更明显。这个结论同梁云芳、高铁梅(2007)的研究结论相似。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大部分地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位理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区域效应显著。国外学者主要针对美国、加拿大、南非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探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发现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区域效应显著,确定了利率的变化对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动态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区域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货币供给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力是从东向西依次递增的,东部地区对利率的敏感性最低而对房地产信贷的敏感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然而,学术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时间比较短,尚未形成真正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对于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国外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欧美地区,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深入,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结论

本文对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区域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方面进行了梳理,主要结论如下:受货币政策受内在传导机制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统一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效应;房地产市场的异质性和区域非均衡性强化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区域效应,在我国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呈现出不同的调控效果和区域差异,货币政策调控效力从东向西依次递增。

随着各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然而在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区域效应上,研究中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针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项具体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没有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结合起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结合后的效果的研究非常缺乏;三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与其统一性要求之间是存在偏差的,而将两者有效结合,发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最优调控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四是现有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研究还停留在静态研究上,忽略了动态分析。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各个地区之间区域效应的比较等将成为研究的趋势。中央银行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时,应充分考虑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差异,实行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有所侧重的货币政策,建立全面的具有区域特征的房地产市场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多层次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Hluchet,M.,“Does single monetary policy have asymmetric real effects in EMU?”[J].Journal of Modeling,2003(25)

2.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3)

3.丘斌,邓佑甜.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性效应研究[J].南方金融,2009(2)

4.Zan Yang,Songtao Wang,Robert Campbell.Monetary policy and regional price boom in Sweden[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10(32)

5.Baffoe-Bonnie,J..The dynamic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aggregates on housing prices and stock of houses:A national and regional analysis[J].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1998(2)

6.Fratantoni,M.,Schuh,S..Monetary policy,housing,and heterogeneous regional markets[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2003(35)

7.袁科,冯邦彦.货币政策传导对区域房地产市场非对称性效力研究[J].南方金融,2007(9)

第7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 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文化折扣;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scount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ther factors it analysis how to select target market for the film trad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ltural distanc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GDP is with a positive correla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with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video enterprises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inese video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enterprises'' point of view.

【Keywords】Video enterprises;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Cultural discount;

一、引言

近年来,电影的跨国流动频频带来票房热点,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同时在影视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目标市场的选择尤为重要。由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程度较低,中国影视贸易的国际化进程不仅受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时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于影视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甚少,本文在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分析基础上,探索目标国文化距离、地理距离、GDP、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的相关理论

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市场选择的研究,首先需要明晰国际化目标市场的概念,而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

(一) 国际化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贸易的产品、服务和其他资源跨国转移所必需的一个交易场所,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重要决策之一就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国市场。 本文以国别作为国际市场为一个细分市场进行论述。

(二) 文化差异理论

文化差异理论,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国家文化模型是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德,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000个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文化差异具体由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这两个因素组成。心理距离概念由Beckerman 于1956 年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中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 Johansson 和Paul 对于心理距离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其定义为"阻碍公司与市场之间信息流通的因素",并且认为心理距离受一些差异性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语言、教育、业务、文化、、政治体系、工业发展水平等。[4]

(三) 文化折扣理论

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中首次提出此概念。 霍斯金斯等人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5]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指出: 在国际文化贸易( 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 中,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它民族观众认同和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减低。文化折扣高的产品,难以提起视听人的兴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6]

第8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商品市场一体化;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经济增长;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127;F12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01-04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2000-2009

LONG Zhi-he1, LIN Zhi-peng1, WU Mei1,WU Xiao-jie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 2. School of Management,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patial panel dat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odel with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t analyzs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time lag, but there are two asymmetries: one is betwee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the other is in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more favorable, in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of uncertainty affecting.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commodity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will occur change in direction.

Key words: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spatial panel dat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odel; economic growth; Pearl Riverdelta

一、引言

自Young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中国区域市场分割[1],国内外学者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及其部分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测度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测度方法,比如技术效率、经济周期和贸易流量等;第二,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皮建才和陈敏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造成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2,3];第三,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4],陆铭和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非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5]。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6]。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7];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8]。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9]。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4];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5];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10,11]。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12],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13]。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 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13,14]。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12(dij/h)2],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 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7]。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1-C,1(1-C)]。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15]。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16]。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17]。

(三) 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 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18],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19]。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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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化地产市场研究范文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 R&D强度; 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其世界排名也在逐步上升。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企业在研发投入上仍有明显的不足,绝对值上差距十分明显。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少,是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地域性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十分明显。

我们可以从中国科技统计数据上发现,我国各地区研发支出有显著的区别,东南部沿海地区、直辖市其研发投入与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相比有巨大的差别,从数值上看比较悬殊。这反映了我国研发投入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研究地域性是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以及影响程度大小如何,可以更好地为研发资金投入的管理实践提供侧重方向,提高研发资金投入管理效率,使研发活动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对我国企业的成长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R&D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Heitor and Murillo(2007)的研究指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竞争机制作为市场向企业传递的置信承诺,可以有效规避企业简单或重复的技术投资模仿,激励企业更加关注R&D投资的质量与效率。金玲娣和陈国宏(2001)采用Worley回归模型,研究企业规模与R&D产出之间的关系,发现研究开发的资金随企业规模先递减后递增。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变革,Hu,Jefferson和Jefferson(2001)运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大中型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测算后发现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对研发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胡永平认为我国企业的R&D投资水平除了受内在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企业所有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皮永华和宝贡敏(2005)研究发现,行业类型对企业研发强度产生显著的影响。Frendel(2001)等认为,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别,高科技行业一般高于传统行业,故属于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其R&D投入水平一般高于传统行业的企业。Levin(1987)等认为,企业股权结构、激励机制、领导权结构及学习能力等因素将对企业R&D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市场化程度有明显区别的区域块,其研发投入也有明显的差别。比如,东南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很明显其研发投入也比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相对应其研发投入也较为欠缺。在本文中假设为:

H1:市场化进程与R&D投入正相关。

(二)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企业R&D投入受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自身盈利能力、企业规模等的影响很大,而我国制造业企业较其他行业的企业来说,整体企业规模比较大,年报披露的内容也比较完整。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对于R&D的披露没有固定的格式,按照惯例,本文R&D数据的取用,是通过手工查找企业年报中“董事会报告”、“其他与经营有关的现金”和“管理费用”等科目所披露的研究开发支出。

另由于现已经出版的市场化指数仅更新到2007年,受其限制,故本文选取2005—2007年度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三)研究变量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R&D支出/营业收入衡量企业的研发强度。在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对R&D支出的衡量指标主要有3种:R&D支出/总资产、R&D支出/收入、R&D支出/企业市场价值。由于我国企业的市场值难以准确计量,因此本文没有选用R&D支出/企业市场价值作为变量。此外,跟以前的实证文献,总资产与R&D总是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选择R&D支出/总资产有一些偏颇,故选择了R&D支出/收入。

在解释变量方面,由于市场化进程有很多衡量的方法。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客观性,本文选用樊纲、王小鲁(2009)所著MINDEX市场化相对指数来进行研究。然而指数的更新速度有限,可获得的最新MINDEX市场化相对指数为2007年。故在本文中,选取2005—2007年的MINDEX来进行研究。

另外本文还加入了五个控制变量:资产、自由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行业竞争指数和董事会学历水平(如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为了更好的说明市场化进程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考虑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如下线性模型:

RDS=?琢+?茁1×MINDEX+?茁2×HHI+?茁3×FCF+?茁4×ASSET+?茁5×LEV+?茁6×STUDY+?着

(二)描述性统计

按前文所述,本文的数据取自于2005—2007年三个年度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共涉及1 089家企业,计3 267个样本。其中,披露研发费用且样本有效的共有338家,有效样本率为10.35%(见表2)。

(三)回归分析

在表1中,汇总了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的名称、符号以及定义。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获得回归分析表(见表5)。

从模型综述情况(表3)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好,其拟合优度为0.310,而且表4的方差分析情况表明,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为5.855,表中Sig列给出的P值 为0.000,说明方程整体上是高度显著的。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企业R&D强度与其所处市场化进程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假设的正确性。在我国,企业所处市场化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R&D投入的积极性。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企业充分了解R&D对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自身研发能力。

企业R&D强度与企业所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在大多数文献中,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R&D强度都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本文中,却呈显著负相关。笔者认为有两种解释:首先,规模较大的企业与规模较小的企业相比,其自由现金流量从普遍意义上来讲也较大,而目前很多大企业因为一些垄断优势等原因,其研发动力不如小企业,甚至于一些小企业为了获得核心竞争力,不惜负债研发;其次,在本文中,由于整个制造业披露研发费用的不规范性,使得样本的取得不够全面。

企业R&D强度与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时,企业因高负债所带来的债务利息要求越高、限制性条款越多,这会增加企业R&D的融资成本和破产风险,因此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企业R&D活动的开展。

企业R&D与行业竞争不显著相关。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报表对研发投入的披露是不完整且不规范的,致使笔者在获得数据时,相同某些行业的企业只有很少的几家,从而计算出的行业竞争指数或许有所偏差。

企业R&D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当企业规模过于庞大时,由于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企业参与R&D活动的动力将会减弱,导致R&D投入强度变小。而且,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公司规模与其R&D支出的关系近来出现了新变化,许多小型公司也开始致力于R&D活动,加之小企业的战略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比大企业实行的金融和正式控制更有优势,其R&D支出规模正日益增大。

企业R&D与董事会学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企业最高管理层的学历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董事会对R&D的支持也会较为强烈,自然研发投入会较多。

五、研究结论

第一,从样本来看,我国上市公司R&D投入占总资产比例的平均水平不高,而且企业间R&D投入水平差异显著。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活动方面资金缺乏或投入不足,对R&D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R&D投入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企业应加大R&D投入,加强市场竞争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二,我国各地区间R&D投入水平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研发投入大大强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直辖市等省份,这说明整个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发展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带来了积极的作用。所处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能了解到研发投入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意义。

第三,从我国制造业企业得到的数据中发现,市场化进程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市场化进程越是发达的地区,其R&D投入越是大。作为控制变量,笔者也同时发现企业董事会学历水平与R&D也显著正相关;企业所持自由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与R&D显著负相关;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对R&D强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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