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精选(九篇)

第1篇：对口支援范文

一、鼓励投资奖励政策。县企业在～年期间到县实施产业转移或投资项目的，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按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包括土地）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商贸及农业企业投资项目，按出资额一次性给予10%的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二、商贸流通优惠政策。对经认定在县开设县名优农副产品专营店且年营业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按专营店当年实缴税收地方留成的100%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专营店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经县有关部门邀请并由县政府或部门组织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来参加展销活动的，免收企业的展位费。

三、融资优惠政策。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为企业赴县实行产业转移或投资建立融资平台，对县本地的传统产业实行转移的，在县金融机构要给予大力支持，为赴县投资企业票据贴现、资产转卖等信贷业务提供方便。

四、双向扶持优惠政策。赴县实行产业转移或投资的企业在享受县政府各项奖励和优惠政策的同时，可享受县招商引资的相关优惠措施和奖励政策。

五、宣传引导政策。我县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县与县有关经贸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对赴县投资的企业和经贸合作项目进行深入宣传报道，扩大影响。对赴县投资的企业和经贸合作项目在我县新闻媒体上刊登广告的，费用给予适当减免。

六、监督考核政策。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把对口支援县产业转移和投资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县政府将对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赴县产业转移和投资工作情况进行汇总，并纳入各镇（街道）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

第2篇：对口支援范文

1.我国对口支援的历史演进

1.1发展阶段

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从救助贫困、输血扶贫的政府行为逐渐成为发展经济、造血解困的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结合的共同行为。我国对口支援阶段因出发点不同，划分也各有不同。本文通过对梳理相关文献和会议资料，结合笔者理解，将对口支援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萌芽阶段（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为缩小各民族间经济差距，解决区域发展和资源分布不平衡，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调配，采取高度集中的帮扶方式，即发达地区援助少数民族地区或借助于国家拨款的措施，宏观调配全国区域间商品的流通和供求关系。此阶段尚未提出对口支援概念，但交流协作已形成一定规模。

实施阶段（1979年至1984年）。1979年，国家召开边防工作会议，明确“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标志着我国对口支援正式启动，结成相互支援小组，专门制定计划，开展物资、技术支援协作。1982年，国家计委、民委召开“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座谈会”，标志着对口支援进入一定规模的实施阶段。1983年，国务院明确，由国家经委、计委、民委共同负责对口支援。1984年，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口支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形式不断丰富，包括经济技术协作、经济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各支受双方也成立了协调组织。

发展阶段（1985年至1997年）。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协作规模，增强帮扶力度。1992年，国务院对《关于进一步开展对口支援的请示》作出专门批复，确定国家计委牵头，归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对口支援提到新的发展高度。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做好扶贫工作。

检验阶段（1998年至2008年）。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能力是衡量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尺。对口支援形成的组织、协调、指挥经验和制度优势逐渐发挥作用，特别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2008年特大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处理和恢复重建中形成了值得借鉴、推广的经验。此阶段，对口支援从资金分配管理机制，项目筛选管理评估机制，动员协调多方参与机制和舆论宣传机制得到全面发展。

完善阶段（2009年至今）。对口支援由政府完全主导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进而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受益群体参与转变，发挥着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积极作用，支受双方的合作范围和形式不断拓展，逐步向制度性安排转变，支援关系以制度形式得到有力巩固。另外，国家以促进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把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兼顾输血和造血功能。

1.2范围的变化

对口支援主要以物资、资金、智力、产业等方式为途径，促进支受双方合作发展。

首先，经济技术协作逐渐多样化。从单纯经济方面支援向人才、文教、民生延伸；由对民族地区向非对口支援地区联同推进。参与对口支援的组织也在扩大，形成了跨地区、跨行业、多层次的工作网络。

其次，领域取得纵深发展。受援方逐渐重视内部自生动力挖掘，除了争取与发达省市建立对口支援外，在内部也开展帮扶工作，形成内外结合的联动效应，发挥对口支援的综合作用。近些年，对口支援覆盖呈现从自然灾害救助拓展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领域的态势。

最后，结对范围进一步扩大。1979年，确定了对口支援5个自治区和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云南贵州青海）。2010年，19个省市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82个县（市）和生产建设兵团12个师，对口支援得到全面开展，尽可能安排一个省市对口支援一个地市或一个地市的几个县市，集中资源做好援助工作。

1.3特点的变化

对口支援的制度、政策、动员和理论基础具体表现为：

第一，注重培育受援方的内生动力。通过社会事业、产业发展、干部人才、和就业保障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工作的体制机制，增强受援方的“自身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发挥动员体制的制度优势。积极调动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发挥动员体制在巩固长期结对、注重环境文化保护、强化管理制度等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确保项目高效运行。2006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健全对口支援的社会动员体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灾害应急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说明动员体制在加强对口支援、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强有力作用。

第三，形成多层次参与的协同机制。对口支援彰显政府的执行力，由单向援助拓展为共同参与，逐步向宽领域参与演进。为避免“割裂”现象，以制度化方式探索沟通协调机制，初步构建了支援项目的跟踪服务机制，初步形成了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泛参与、互促共进的工作格局。对项目实施的评估对象也拓展到各方利益相关者。

第四，着眼国家共同富裕的目标。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布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团结协作精神，促进对口支援协调发展，通过完善对口支援管理机制，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动员宣传，促进对口支援高效、健康、可持续发展。

1.4政策的变化

萌芽阶段，对口支援制定并采取符合当时国情的措施开展工作，旨在推动落后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农村农业技术革新，促进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民族关系融合和维护边疆稳定。

实施阶段，正式确定了对口支援的基本原则和对口单位，通过国家动员的形式，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口支援政策不仅起到了显著的帮扶作用，也打破了旧有体制条块分割束缚，加强了横向经济的联系和协作。

发展阶段，1992年，中央确定牵头部门，明确归口管理，为建立长效机制奠定了政策基石。1990年至1999年，以中西部资源开发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发展战略，采取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方式，逐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21世纪初，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建立定向的对口支援政策，为做好重大工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检验阶段，对重灾区的救急性援助和灾后重建逐步开展，标志分级分类的对口支援已经形成。在重大灾难和重大工程中明确对口支援关系，统筹资金安排，确定支援任务，方全面开展工作，对口支援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资源统筹措施。

1.5模式的变化

对口支援前期的模式主要为单项支援，性质比较单一，基本上由政府主导，方式为拨款（物）、派人和技术协作。这种模式便于操作，短时间内效果明显；不足之处是载体缺少长效性，项目缺乏中长期规划，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带动效应。

随着对口支援推进，政策决策从中央集权逐渐下移，由政府完全主导向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支受双方共同参与转变，体现了帮扶与合作相结合。对口支援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现代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体现了政府引导与市场参与相结合，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发挥支受双方主体作用。

2.对口支援发展趋势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2.1完善健全体制机制。完善体制机制是做好对口支援的关键。进一步将对口支援纳入制度化轨道十分有必要，加快完善资金分配与管理机制，项目筛选、管理和评估机制，多方参与机制和宣传机制不可停步。促进资金在地区、项目的分配制度改革，保证资金合理使用、提高效益。项目筛选要结合支受双方实际情况；监督、评估机制要支受双方、社会公众和社会媒介整体参与；多方参与机制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反馈的多主体模式；宣传动员机制要借助多平台、多渠道、多形式的媒介力量。另外，健全法律制度，增强对口支援相关法律制度的严谨性，减少实施过程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还需建立完善的政府引导和激励机制。

2.2增强支受双方互动协调。建立多层次、立体式的沟通制度，增强支援方在选择项目和援助规模的统筹性，支援项目论证过程应征求受援方的意见建议，结合受援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统一框架内组织援助，既要重视程序性，也要考虑技术性，将单一的项目援助提升为综合协作，避免单纯追求项目数量。加大对支援项目后期追踪的管理力度。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警惕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3深化参与式共建模式。我国西部地区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发展能力不足成为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离不开外界的支持和支援。继续完善参与式支援模式，加强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和人才培训、技术支持的“软件”建设并重，增强受援方的自我发展能力。发挥资金、项目和人才“三位一体”的作用，集中支援资源，实现正向叠加，增强受援方的“自我造血”能力，推动受援方全面发展。

2.4优化对口支援结构。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公共权力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三大部门分化日趋明显。在对口支援中应优化三者的组织和结构，发挥三者互助协调、功能互补的作用，跳出个体性贫困或结构性贫困争论，从互构共变角度理解对口支援，科学协调各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以合作为主、单向援助为辅的支援模式，增强支援双方匹配度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钟开斌.对口支援灾区：起源与形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1，6：141-146

[2]赵明刚.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模式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1，2：56-61

第3篇：对口支援范文

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08年6月11日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举全国之力，加快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并使各地的对口支援工作有序开展，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

一、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援；受援地区树立地方为主的思想，充分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互帮互助，苦干实干，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二）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战略，中央统筹协调，组织东部和中部地区省市支援地震受灾地区。

（三）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依据支援方经济能力和受援方灾情程度，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在具体安排时，尽量与安置受灾群众阶段已形成的对口支援关系相衔接。

（四）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在国家的支持下，集各方之力，基本实现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

二、对口支援安排方案

（一）支援方。

东部和中部地区共19个省市，考虑海南省的实际情况不作安排；同时考虑重庆市是直辖市，且与四川的历史联系，西部地区安排重庆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支援省市为19个，即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北京、辽宁、河南、河北、山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天津、黑龙江、重庆、江西、吉林。

（二）受援方。

根据国家地震局提供的汶川地震烈度区划和四川省提供的受灾县（市）灾情程度，将四川省北川县、汶川县、青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都江堰市、平武县、安县、江油市、彭州市、茂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小金县、汉源县、崇州市、剑阁县共18个县（市），以及甘肃省、陕西省受灾严重地区作为受援方。

（三）对口支援安排。

考虑支援方的经济实力和受援方的灾情程度，兼顾安置受灾群众阶段已形成的对口支援格局，对口支援安排如下：

1.山东省――四川省北川县

2.广东省――四川省汶川县

3.浙江省――四川省青川县

4.江苏省――四川省绵竹市

5.北京市――四川省什邡市

6.上海市――四川省都江堰市

7.河北省――四川省平武县

8.辽宁省――四川省安县

9.河南省――四川省江油市

10.福建省――四川省彭州市

11.山西省――四川省茂县

12.湖南省――四川省理县

13.吉林省――四川省黑水县

14.安徽省――四川省松潘县

15.江西省――四川省小金县

16.湖北省――四川省汉源县

17.重庆市――四川省崇州市

18.黑龙江省――四川省剑阁县

19.广东省（主要由深圳市）――甘肃省受灾严重地区

20.天津市――陕西省受灾严重地区

（四）未纳入对口支援的受灾县（市、区）由所在省人民政府组织本省范围内的对口支援。

社会各界及境外提出对口支援的，由受灾省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三、对口支援的内容、方式和任务

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多种力量，优先解决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对口支援的内容和方式有：

（一）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

（二）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

（三）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

（四）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五）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

（六）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

（七）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

（八）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

基层政权建设由中央和地方财政为主安排，各级党政机关办公设施不列入对口支援范围。

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具体内容和方式与受援方充分协商后确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复杂，任务艰巨，支援和受援双方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设立机构，协调配合，抓好各项措施落实。为争取时间，支援方要尽早参与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二）依据规划，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严格按照灾后重建规划布局、选址要求和各类建设标准组织实施。制订科学合理的建设计划，防止盲目建设，防止盲目攀比。

（三）统一政策，统筹安排。为鼓励对口支援的积极性，中央统一研究制定对口支援的优惠政策。同时要对中央财政建设资金、对口支援资金、社会捐助资金以及受灾地区自筹资金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严格管理，精打细算，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4篇：对口支援范文

一、对口支援的基本情况

2003年7月16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对口支援新疆高等师范学院工作会议”上，东北师范大学与伊犁师范学院签订了对口支援协议。2006年6月，两校续签了对口援助学科建设的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的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对伊犁师范学院进行了全方位、有重点的支援，重点支援伊犁师范学院的生物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专业。

2006年6月，南京大学与伊犁师范学院签订了为期5年的南京大学支援伊犁师范学院学科建设协议书，对口重点支援伊犁师范学院的数学、物理学、化学三个学科专业。其实，南京大学对伊犁师范学院的支援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2000年8月江苏省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达成智力支援的合作协议后，南京大学就一直不间断地选派博士生、研究生来伊犁师范学院支教。

通过几年的对口支援，伊犁师范学院学科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干部思想观念得到提升，学院的管理水平上了新台阶。可谓成效显著，硕果累累。

二、对口支援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抓住机遇培养学术骨干，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业务素质。对口支援的中心是培养高层次的教师队伍，四年来，东北师范大学通过单列博士名额和单考硕士名额，录取了我院4名教师攻读博士研究生，47名教师攻读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录取了我院2名教师攻读博士研究生，6名教师攻读硕士研究生。此外，东北师范大学接受了我院25名教师访学，南京大学接受了3名教师访学。为培养后备师资，东北师范大学还接受了我院4批共25名本科生插班学习，有50%以上的学生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

深造与访学期间，两校为我院的教师配备了学术造诣高、科研能力强的教授细心指导。深造与访学的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东北师大攻读硕士的欧阳艳的8篇论文、何晓燕的6篇论文分别被《SCI》收录；在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蒋中英发表的3篇论文被《SCI》收录，施津菊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些同志相继被自治区评为教授和副教授，真正成为学院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学院的内涵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上述高校学习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占整个学院读学位教师的50％。考博士、考硕士对我院的师生已不再是梦想，目前，我院教师和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令人欣慰。通过这项工作，学院高学历教师所占比例也有望达到国家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要求。

（二）缓解教师匮乏的矛盾和压力，传播名校的教风与学风。为了给外出深造、访学的教师创造条件，缓解我院师资紧缺的所带来的压力，6年来，南京大学共派出来12批137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来我院支教，东北师范大学派出25名骨干教师来我院支教，承担了近300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累计授课超过1.5万学时。他们带来了内地著名高校优良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先进的教学方法，刻苦钻研的精神，赢得了边疆各民族师生员工的好评。支教教师和研究生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三）帮助我院凝练学科方向，加强优势学科建设。东北师范大学书记盛连喜教授来学院就生物学学科建设及伊犁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校长史宁中教授先后两次来我院指导基础数学学科建设及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的申报工作。党委副书记柳海民教授应邀来我院，就新形势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问题与我院教科系的教师进行座谈，并举办学术讲座，为我院突出师范性特色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生导师黄以能教授来我院挂职，结合学院的实际，提出把凝聚态物理与材料设计作为今后我院重点发展的学科。经过论证，南京大学物理系同意与我院共建凝聚态物理与材料设计研究所，并捐助了150万元的仪器设备，力争使该学科达到新疆的领先水平，使之成为我院的优势特色学科。2007年1月，我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实现了研究生教育零的突破，这正是对口支援高校的辛勤汗水浇灌出的艳丽花朵。

（四）选派优秀干部前来任职，提高我院的管理水平。加强受援学校的管理队伍建设是支援的一个重要内容。2006年9月，经东北师范大学向教育部推荐，自治区党委任命东北师范大学副校级干部王延教授为我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为加强我院美术专业的建设，东北师范大学派出苗根源副教授任我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派出黄以能教授、孔敏教授分别任物理电子信息学院、数学系副院长、副主任。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中，带来了内地高校的办学理念，影响、感染和带动着我院干部和教职工的思想观念。我们深切感受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管理理念的提升对学院长远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将对我院的各项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找准切入点，帮助我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黄以能教授表示自己援疆任务结束后还将定期来我院指导凝聚态物理与材料设计研究工作，力争将该实验室建成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厚生教授来我院开展了锡伯族语言文化的研究，以我院和伊犁州的查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为科研基地，帮助我院的人文学院获得一项锡伯族语言文化的自治区级的课题。为联合开展沙漠湿地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草地所杨海军课题组捐赠了5万元的科研启动基金。前来支援的专家们在边疆找到了自然、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均表示愿意尽力帮助我院在这些领域取得一批前瞻性的成果，达到双赢的目的。

（六）动真情，办实事，给予了我院经费、设备方面的大力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为我院捐赠了24595册图书价值35万元，捐赠了25万元现金用于我院购买教学设备，捐赠了5万元的科研启动基金；为我院读博士、硕士、访学教师及插班的本科生均减免了一半的学费，四年累计减免学费共68.8万元。为减轻我院教师负担，东北师范大学将单考硕士研究生考点设在我院，4年来，每年派3名工作人员冒着严寒，不辞万里来学院组织考试，并承担全部旅差费。2007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还单独列预算50万元，专门用于援疆人员的旅差费及其他相关支援费用。2007年3月，南京大学决定拨出150万元与我院共建伊犁师范学院凝聚态物理材料设计研究所，第一批100万元的设备即将投入使用，南京大学捐赠的3万元的1000册图书也即将到校。两校这种无私的援助行为令我院各族师生深深感动，成为我院师生员工传颂的佳话。

三、对口支援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一）领导重视，机构健全，是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保证。在对口支援的4年里，东北师范大学的党委给予此项工作高度的重视，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带着真情厚意援疆。党委书记盛连喜、校长史宁中先后来伊犁师范学院指导支援工作；主管此项工作的副校长、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忠两次来伊犁师范学院，协调解决对口支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口支援领导小组副组长、研究生院院长苏忠民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先后8人次来伊犁师范学院访问和考察。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教授对援疆工作充满政治责任感，对学院提出的困难做到了有求必应；对口支援办公室主任毛昌鉴同志尽职尽责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落实协议内容；研究生院的王亚军老师热心负责，从研究生需求计划的、报名、确定人选，包括接送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心。伊犁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洛合达尔汗、院长赵嘉麒等4位领导先后6次赴东北师范大学寻求帮助和支持，三次赴南京大学洽谈对口支援事宜。三校领导层的沟通交往，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和了解。三校都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了对口支援办公室，确保了对口支援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

（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是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基础。我院与两校的领导和教职工都从讲政治的高度，带着深厚的感情认识这项工作。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把对口支援工作当作一项落实党中央西部开发战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任务予以高度重视。伊犁师范学院把受援工作作为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来加以认识。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的教师得到了众多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对在校学习的少数民族教师在生活上给予了细致周到的服务。每逢节假日两校都组织学习的教师和支教的教师召开座谈会和茶话会，两校教师亲如一家。

（三）突出重点，搭建平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是作好对口支援的关键。近几年，东北师范大学紧紧围绕为伊犁师范学院培养高层次的人才队伍，实施支援工作。抓住了关键，找准了切入点。从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和层次，逐步扩大到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使对口支援工作一步步向纵深发展。

（四）动真情、办实事、求实效是对口支援工作的目的。支援工作中涌现出很多令伊犁师院师生感动的事迹：东北师大甄艳老师身患糖尿病坚持来伊犁支教；吴琼和李君老师都是新婚不久就积极报名来伊犁师范学院支教；白华英老师推迟了婚期前来支教，除每周承担12节课的教学任务外，还为伊犁师范学院学生开设考研辅导班……东北师范大学将对口支援经费纳入预算，为学习的教师减免学费，南京大学决定捐赠150万元，与我院共建凝聚态物理与材料设计研究所，这一幕幕一桩桩无不显示出两校对边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片真情。伊犁师院的师生都深情地说，没有这两所高校的真情支援，就没有我院今天令人瞩目的发展与变化。

四、今后的工作设想及建议

（一）高度重视我院与两校签订的援疆学科建设计划书，全面落实协议书的内容。我院制定出每年希望支援的具体计划，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将其列入当年的工作规划中，将计划分门别类的予以落实。每年召开对口支援工作例会，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使对口支援工作不断深入。

（二）继续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以人才培养带动学科建设。聘请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做我院的兼职硕导，支持学院4个硕士学位点的建设，“十一五”期间争取使伊犁师范学院再增加几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增强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全面提高伊犁师范学院的办学层次和水平。希望教育部能为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每年单列5名左右的博士生名额招收我院的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单列1－2名博士、3－4名硕士名额，专门用于培养我院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通过两校的支援，使我院“十一五”期间几个学科专业和实验室能够达到自治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水平。

（三）继续加强与两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科研协作促进支援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在联合申报部级、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上下大力气，作大文章，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并将对口支援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尤其是抓好南京大学与我院共建的凝聚态物理与材料设计研究所的工作。今后我们将和对口支援高校联合申报高层次的科研课题，希望教育部及有关部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四）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心要下移。对口支援工作要从现在的校领导层面下移到院系、教研室以及具体人员的层面。通过网络等先进的教育手段，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能够一对一的指导帮助我院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使其早成长，早出成果。

（五）我院衷心地希望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每年都能派出若干名教授、副教授来我院讲学或承担研究生教学和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内地名校来1－2名专家讲学，我院有几十名教师、几百甚至几千学生受益，可谓事半功倍。

（六）希望教育部再增加1－2所高校支援我院并纳入援疆学科建设的计划中。我院将继续加强与有支援协作关系的河海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联系与沟通，把支援的内容做大做实，为学院的发展谋求更多更强的外部资源。

第5篇：对口支援范文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使对口支援工作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关键工程

教育部对口支援计划的实施对加强新疆大学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学校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新疆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为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组长的“新疆大学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由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管辖，专人负责的对口支援办公室。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做到了对口支援工作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校党委把“加强和改进对口支援工作”作为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经常组织学习教育部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新精神、新安排、新部署，研究解决学校对口支援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学校各单位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学习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开发和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紧紧抓住对口支援这一有利契机，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

二、我校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情况

（一）西安交通大学

2004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对我校的支援工作力度不断加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在一年内四次访问我校，磋商对口支援工作。2005年5月，我校领导多次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西安交通大学讨论对口支援工作，双方在干部挂职交流、研究生培养、师资培训、实验室建设、图书馆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

1. 学科建设

两校的领导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加强我校的学科建设是对口支援工作最好的切入点。在2006年全国第十批博硕士点申报工作中，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校长郑南宁多次来新疆大学指导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派遣挂职干部专门负责博士点申报事宜。

2006年在全国第十批博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中，我校新增7博士点，其中工科博士点4个，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密切相关。通过新增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和西安交大的专家的力量，加强了我校工科的学术团队建设，提高科研和人才培养水平。

2. 干部挂职交流

2006年3月新学期伊始，西安交通大学陆续派出4名干部来我校挂职，分别任我校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副院长、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助理。这些挂职干部不畏艰苦、勤勉敬业，特别是在我校机械工程学院挂职任副院长的尚春阳教授，主动向组织申请继续在新疆大学工作半年，以帮助机械工程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度与力度，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亲自将王小力同志送到新疆大学，担任新疆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帮助新疆大学加强工科建设。与此同时，我校也派出2名干部赴西安交通大学分别挂职图书馆副馆长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助理。

3.师资培养工作

200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聘任我校15名教授为其博士生导师，并从2006年春季开始在西安交通大学招收博士生。

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接收了我校经管、信息和电气专业4名推免研究生，毕业后作为我校的师资。同年11月，为加强新疆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向国家学位办积极申请了30个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专门为我校相关专业教师单独组织考试。与此同时，我校15名被西安交通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的教师也开始进行2006年的博士生招生工作。2006年春季，我校兼职导师共招收博士生13人（13人均为我校在职教师，其中物理学专业2人，机械工程专业2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7人，电气工程专业2人）；2006年秋季，西安交通大学招收我校8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以单独考试方式招收我校12名青年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4.成立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新疆大学研究生分院

2005年11月5日，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新疆大学研究生分院揭牌仪式在新疆大学隆重举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赵德忠、新疆大学党委书记王桐等领导同志和新疆大学师生代表共35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在揭牌仪式上，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与新疆大学党委书记王桐签订了《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新疆大学研究生分院建设方案》。研究生分院的建立，对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大学研究生教育，争取正式成立新疆大学研究生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5.教师讲学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谢友柏院士、卢秉恒教授、王兆安教授等学科带头人来我校开展学科建设研讨和学科前沿讲座。2004年7月～2005年7月，选派李旭祥教授到我校相关院系讲授环境工程设计及过程控制、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学院刘仁江教授系统的给本科生讲授了自动化仪表与过程控制课程，并为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电气工程学院院长王兆安教授、电气工程学院索南教授等曾先后来院讲学和指导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学院于2006年3月至7月委派博士生导师彭济根教授来学院担任挂职副院长，为师生举办学术报告，并讲授本科生课程和负责研究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使学院的管理和学科建设工作收益颇多。同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徐宗本教授也前来讲学，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6.图书馆信息建设和网络教育建设

目前，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已向我校图书馆免费提供自建数据库：《钱学森特色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题录）》、《重点学科导航数据库》、《联合书目信息数据库》、《西文生物医学期刊联合目录》。2004年8月，西安交通大学向我校赠送了1200个品种、6000余册、价值11万元的图书资料；同时，还为我校专门培训了两名图书馆工作人员。上述工作，对进一步推动我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网络教育建设。西安交通大学赠送给我校价值八万元的远程教育卫星接收设备，帮助我校建立了一个校内地面卫星接收站。

7.实验室建设

2004年10月，西安交通大学王建华书记亲自带队，赠送给我校价值25万元的实验设备，用于我校工程训练中心的工业系统测量和驱动与控制实验室建设。

（二）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支援学科为法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和数学。

1．干部挂职交流

武汉大学法学院皮勇博士到我校法学院担任副院长，为我校对口支援工作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2．交流与合作

2006年6至7月，武汉大学法学院书记莫洪宪、院长曾令良来学院就对口支援建设以及学科发展进行指导，同时就援疆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教师们进行了交流，并赠送给学院5000余元的专业书刊。

在“数学学科战略发展规划“和“师资队伍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武汉大学数学学科有关专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这两个协议更加完善。此外，武汉大学还为数学学院复制了近1000册最新外文期刊和图书。

3．师资培养

我校建工学院测绘系系主任阿里甫、易学锋于2006年年底前往武汉大学签定了对口支援协议。该校于2007起，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我校特殊政策。

武汉大学法学院2007年接受我校法学院两名青年教师进修，1名博士进入其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2007年9月将接受法学院2名本科生和2名硕士生前往武汉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在数学学科人才培养上，武汉大学将于9月接受我校一名教师去武汉大学进修。

4．教学指导

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陈允平教授、副院长谈顺涛教授一年来为电气工程学院学科建设和博士点申报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帮助。学院两次派人去武汉大学进行短期调研、学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法学方面，2006年12月，武汉大学法学院选派了法律史学柳正权教授来学院讲学、指导，并对法律史硕士点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三）大连理工大学

2006年8月，大连理工大学派出赵宗昌教授（博士生导师）到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担任副院长，具体落实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并协助学院开展学科建设等工作。

1．师资培养

基于我校实际情况，赵宗昌副院长主动和大连理工大学联系，争取适当减免培养费，并为考生联系博士生导师，去年10月已经有4名考生参加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其中三名教师被该校录取。

2．学科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利用自身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协助新疆大学申请“应用化学”、“物理化学”博士点。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指导和帮助下，在2006年全国博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中，我校这两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均获得了批准。

3．教学与学术交流

2006年下半年，赵宗昌副院长为学院30多名研究生讲授了“计算流体力学和传热学”课程。同时，为学院全体师生举办了专题报告，学生对讲座普遍反映良好。

4．实验室工作

2007年，教育部已经正式批准在新疆大学建立“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赵宗昌副院长作为技术专家之一参加了重点实验室”立项论证工作，并为该重点实验室提出了许多可行性意见。

5．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充分利用大连理工大学技术优势，结合新疆太阳能特点，赵宗昌副院长整合两校的学科力量，主持开展了“太阳能空调关健技术研究和示范化装置”项目，并同新疆一家企业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开发经费20万元），目前经费已经到位，设计研发工作开展顺利。

（四）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工作情况

根据教育部关于对西部地区高校实行政策倾斜的有关规定，我校还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以及东华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对口支援联系。2006年3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接受我校孙素荣副教授作为访问学者，时间一年。今年3月，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已有1位教师考取北京大学的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北京大学积极协助学院申报“应用化学”、“物理化学”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加强了两校在该学科建设方面的合作。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与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建立了两校学生实习基地，并无偿提供本科培养计划、教学大纲、国内外专家的讲座光盘以及各类教材等。我校选派三位教师先后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进修。2007年，我校二级学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点获得批准，同济大学将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给予支持。2006年10月，同济大学派遣2名博士到我校建筑工程学院从事教学工作。2007年3月，同济大学城规学院规划系主任赵民教授及3名博士研究生来我校建筑工程学院授课。

北京外国语学院著名学者王福祥被我校外国语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他对我校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申报给予了大力帮助；并提供了该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帮助我校对现有的英、俄语本科专业进行学科调整。每学期派2-3具名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研究生来我校任教。2007年招收我校俄语专业博士委培研究生1名。同时，委派教师与我校教师联合申报了校级课题，并派教师为我校师生作学术讲座。清华大学先后接受我校3位教师和2名研究生调研和短期学习。2006年暑期，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教授、电机系的梅生伟教授先后来我校电气工程学院进行讲学和业务指导。

东华大学帮助和促进我校艺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工作，合作领域涉及纺织工程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以及艺术设计专业等。

2007年4月，我校塔西甫拉提副校长一行赴中国矿业大学就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进行接洽。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招收我校1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

（五）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口支援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等有关内地高校不论是在具体工作方面，还是在办学思路、教学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对我校的进一步发展都予以了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1. 对口支援中，我校一些院系由于承担的费用过大，成本过高，对口支援工作难以顺利展开。

2. 现有支援高校在学科上还不能充分满足我校多学科发展的需要，希望增设援疆学科数量，以促进这些学院在重点学科上的突破和发展。

3. 对口支援双方高校要进一步加强联系，更深入地推进支援和合作。

三、今后的工作计划

通过一年的援疆学科建设工作，我校已与上述11所高校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支援合作关系。援疆学科建设计划大大促进了我校相关学科建设的发展，提升了教学与科研水平，为我校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管理人才。今年4月，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副校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贾殿赠、人事处处长李永晟等一行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矿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就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及合作研究等方面与对口支援学校达成共识。

（一）继续狠抓落实援建工作，把援建工作纳入到我校“十一五”规划中，作为本校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开展人事制度改革等相应配套措施，调动各学院教师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并将援建工作实施效果作为校各学院领导业绩考评的重要指标。

（二）计划今年8月与各支援高校举办一次“对口支援工作年度例会”，检查、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并就下一阶段主要工作进行协商部署。

（三）积极保持与各支援高校的密切联系，就援建事宜进行沟通接洽，根据我校和支援学校的实际情况，形成有目标、有重点的对口支援协议。双方进行深入具体的合作，落实协议中的各项意向，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四）一年来，优秀干部来我校挂职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工作水平，使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管理得到一定改进。我校将在管理工作水平和推动管理队伍建设方面不断加强与各支援高校的合作，计划下一年度相应增加到支援高校的干部挂职人数。

（五）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对口支援院校的优势，积极把握有利条件，实现我校我在重点学科上的突破和发展。

第6篇：对口支援范文

关键词 对口支援 创新思路 帮扶

挂职锻炼与“鲇鱼效应”

一个单位或部门，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彼此太熟悉就容易产生惰性，削弱组织的活力。如果有意识地引入一些“好动”的“鲇鱼”，以此打破昔日的平衡，使原来的管理团队产生危机感，不仅可以激活整个团队，还能有效地解决卫生院原有职工能力不足的缺陷，这就是“鲇鱼效应”[1]。借用这一现代管理理念，我们尝试以挂职锻炼为主要形式的对口支援工作，从我院选派优秀的业务骨干到对口支援的乡镇卫生院挂职院长助理或业务副院长，直接参与卫生院的管理。

具体做法：①建立激励机制，把“挂职锻炼”与培养后备干部联系起来。②采取自荐和考核相结合的办法，从人员素质上给予保证。③通过县（区）卫生局下文任命的方式，从组织上给予保证。挂职锻炼人员每批2～3人，每半年轮换1次，中间不撤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验是对挂职锻炼人员除了要有精神、物质奖励外，还要采取行政推动的办法，也就是运用行政手段，加强挂职锻炼的力度和刚性，这是挂职锻炼成败的关键所在。

通过改变做法，使受援单位管理逐步规范化，运行效率有所提高，职工的个人素质和整体形象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卫生院面貌焕然一新。

取长补短与“木桶原理”

在第二周期的对口支援中，我们曾有过失败的教训，即帮扶过程中卫生院运转正常，但当人员撤离后，由于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没有实质上的提升而导致卫生院服务水平下滑。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作了认真的反思，在思维方式上再次创新。

“木桶理论”[3]提示我们，支援单位应当努力找出构成乡镇卫生院这一“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因为这块最短的“木板”决定了卫生院的发展前途和未来农村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因此，怎么确定那一块是最短的“木板”，怎样才能使那块最短的“木板”变高，己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医疗卫生技术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是严重制约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如果不补齐这块“短板”，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观。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除开展医护人员“三基”培训和考核，举办学术讲座和业务培训班，推广适宜技术和下乡义诊外，还重点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①挂职锻炼人员作为具有标杆作用的“长板”人才，与卫生院“短板”职工组成“一帮一”或“一帮二”学习对子，带动卫生院的“短板”职工进行提升。②帮助卫生院院长转变观念，学会放弃眼前的一些利益，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仍有计划地安排人员到我院进修学习。③根据“木桶原理”，职工培训的对象应全员化。我们着重抓了卫生院院长管理知识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学到了处理和解决管理问题的方法。

在第三周期的对口支援中，由于我们抓住了关键环节，使帮扶的乔贤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疗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服务和技术水平也有了较快的提高。

只有建设一支“不走的医疗队”[2]，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问题，这也是衡量对口支援有效与否的最重要标志。

项目管理与系统思考

要使对口支援项目获得成功，其关键的因素和做法是：①计划对于成功的项目管理是必要的：在对口支援开始以前，支援单位的领导要带领团队到对口帮扶的乡镇卫生院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在双方充分讨论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书，实事求是地规定任务和要求，并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②一个项目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目标――一个期望的结果，此目标必须在支援单位与受援单位之间达成一致，并且目标的实现受工作范围、成本、进度计划以及受援单位满意等因素的制约。如在第三周期的对口支援中，我们与帮扶的乡镇卫生院就达成了在2年内争创一级医院标准的目标。③把受援单位作为一个合作伙伴，通过受援单位在项目整个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来获得成功。④要使受援单位满意，就要同受援单位随时沟通，使受援单位知晓项目进度情况，以便决定是否需要改变期望。⑤项目一旦开始，就要监控项目进程，以确保一切活动都按计划进行。⑥在实际项目进程中需要一直关注的其实都是细节。所谓项目管理，就是如何管理好项目进程中大量琐碎细节问题。⑦项目结束以后，应该从受援单位那儿获取反馈，以查明受援单位的满意度；同样，也应从支援单位那儿获取反馈，以便得到未来项目绩效改善方面的建议。

结 语

对口支援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项目工程，必须建立创新机制，树立创新意识，拓宽创新思路，提高创新效果。采取挂职锻炼的模式，引入好动的“鲇鱼”，一方面可以调动原有机构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利用支援单位的卫生资源优势，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找出并补齐制约卫生院发展的“短板”，这是对口支援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借助于项目管理技术，就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帮扶目标，从而真正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带起一所医院，培训一批人才，造福一方百姓”。

参考文献

1 （美）劳伦斯・彼得，等，著.金科玉律.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207-216.

第7篇：对口支援范文

尊敬的__市各位领导：

今天，我们带着3.2万 人民的问候，带着老区人民的祝福，再次踏上__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向各位领导汇报我镇接受贵市对口支援的情况。首先，我谨代表 党委、政府，向深切关怀新妙、倾心帮助 的各位领导和__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借此机会，现将我镇接受贵市对口支援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

镇位于 区西部，长江南岸， 市主城区50公里， 区45公里，是 与 主城区紧邻相连的纽带之一，103省道、渝巴路横穿全境，交通便利。作为 区三个革命老区之一的 镇，这里不仅是辛亥革命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四镇乡“川东农民武装斗争”、“解放前夕民革川东纵队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活动中心，也有威震川东的民革川东纵队司令张镇宇咤叱风云纵横疆场、更流传着共和国元帅血战丰都负伤辗转到此， 儿女奋不顾身、舍身掩护的动人佳话。全镇幅员面积84.8平方公里，辖14个村、1个居委会，77个农业社4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2万人。20__年全镇实现地方生产总值3.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060元，地方财政收入143万元，城镇化率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亿元。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创建先进单位”、重庆市“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重庆市文明单位，涪陵区“先进文化乡镇”、“涪陵区文明场镇”等荣誉称号，是重庆市103个中心镇、100个商贸镇和规划建设的4个小城市之一。

不忘深情　 十年帮扶结硕果

自1995年以来，贵市的各级领导和部门对我镇的对口支援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我镇的发展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截至目前为止，已累计注入对口支援资金150余万元，主要用于我镇希望小学、农村卫生事业、基础设施、敬老院、村级办公设施等项目建设。

――心系老区发展，领导高度重视。贵市领导不辞辛劳，多次亲临我镇考察，访贫济困、把脉施方；有关部门和市、县同志先后率团，深入我镇，探求帮扶新路，绘制发展蓝图。

――着眼脱贫致富，夯实发展基础。援助对口支援资金60 万元，用于改善我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援助资金 20万元，修建完成了高7米，长60米，宽5米的开平村五一桥，解决了平政、开平两村2700名群众的出行难问题，;二是援助资金15万元，修建完成了长6公里，宽5米的普陀移民公路，方便了当地1400余名群众，打通了致富的瓶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是援助资金 25万元，解决了长13公里，宽 6米林主、北门村道路建设及拓宽的大部分下差资金，3200余群众直接受益。

――情牵困难群体，实施爱心援助。援助资金90余万元，先后完成了__希望小学、农村卫生事业、敬老院、村级办公设施等一系列公益项目建设：一是援助资金30余万，修建互助村__希望小学，解决了互助、庆林等村350名儿童就近入学；二是援助资金10万，改善新妙镇中心卫生院医疗设施，使当地群众开病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三是援助资金 30 万，修建了新妙敬老院，能解决50位老人的入住问题。孤寡老人们拥有了环境舒适的乐园，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使他们能幸福地安度晚年；四是援助资金20万，购置了办公设施，改建了办公住所，使白鹤、开平、互助、庆林、平政等村的村级办公设施得到明显的改善，村级阵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创新帮扶思路，输血造血并举。20__年，投资400余万元的__市对口支援企业桐新蔬菜有限公司落户我镇，不仅解决了我镇 30余人就业，而且也带动了当地榨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口支援企业的入驻，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财政税收，也谱写了我镇招商引资的崭新篇章。

不负重托　励精图治谋跨越

20__年，我镇顺利完成了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换届工作，也确定了今后五年全镇工作的发展目标：打造涪陵西部“一基地、两中心”。 我们决心按照突出“一大行动”、建设“两大平台”、实施“三大战略”、推进“四化进程”、抓好“五大民心工程”的工作思路，通过5—10年的努力，把新妙镇建设成为开放度较高、充满创新活力的涪陵西部新兴工业基地、商贸集镇中心、教育文化中心，成为特色产业优势突出、生态生活环境优良、人才名品资源汇集、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的现代化中心镇，成为重庆市主城区和涪陵区城市拓展和城市文明向广大农村辐射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为不辜负各级领导对我镇的亲切关怀，不辜负__市人民对我们的真情帮扶。在今年里，我镇将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狠抓干部培训工作。通过组织镇村干部在友好乡镇学习参观，到浙江集中学习培训等方式达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年初已与__市签订了培训协议，

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将我镇的镇村干部轮训一次。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万元，新修行政、适园、白鹤等村18公里的村社道路，拓宽改造互助、同协、弋阳等村35公里村道路。投资385万元启动开平、郑家等村10公里的村道路硬化建设。投资81万元启动北门、互助两村人饮解困工程，解决2500余名群众的饮水困难。

三是加速场镇建设进程。投资450万元新修长7公里宽14米的场镇环形公路，启动5000平方米的人民广场建设和长2公里宽14米的力帆街道硬化工程，规划建设新妙镇6公里迎宾大道。

四是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紧紧抓住“渝巴路”建成通车后，新妙成为都市发达经济圈近郊的优势，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新发展商品菜基地1万亩；争取引进2-4个榨菜精深加工企业落户新妙，培育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半成品加工大户，建立健全“公司+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榨菜产业化模式，打造10000亩榨菜基地；依托正众蚕业公司，培植发展蚕桑专业大户，建立蚕桑基地村新建3000亩的密植桑园。

五是打造招商引资平台。突出抓好占地2平方公里的白鹤工业园区建设，打造招商引资平台，依托浙江对口支援和力帆集团，重点引进制造加工型企业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型企业，为新妙镇的迅猛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就今后的对口支援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恳请嘉兴市各级领导、企业负责人每年到我镇实地考察，检查指导工作，并为新妙的发展出谋划策。

2、每年援建2-3个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项目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道路建设项目。蚕桑、榨菜是新妙镇的传统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计划用5年的时间实现产茧10000担、鲜菜头50000吨，切实解决农民的增收致富问题。

3、建议加大对我镇新农村建设的扶持力度，集中扶持特色农业项目。

4、每年为我镇培训镇村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

5、每年推荐3-5个企业到我镇投资兴业。

不辱使命　乘借东风谱新篇

回首过去，我们借贵市帮扶之力，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审视未来，我镇发展征程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虽然当前我镇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总量偏小；但我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清晰的工作思路和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更有__人民的无私援助和真情帮扶，这将是我镇发展的不竭源泉。

__—— 虽远隔万水千山，却被对口支援红线紧紧相连。你们的无私奉献和亲切关怀，无时无刻不在滋润新妙人民的心田。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我们一定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回报各位领导的支持和厚爱，严格按照“优化环境，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快发展”工作方针，努力实现“加快工业化，打造中心镇，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以快速发展的新妙新形象回报__人民的无私援助和倾情帮扶。

第8篇：对口支援范文

完整的政策施行过程不仅包含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而且还包括政策评估。但政策评估往往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当政策执行一帆风顺时，评估更是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当政策出现问题或障碍时，人们才感悟应该重视评估因素。政策评估回答的是“政策执行得如何”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自2001年6月正式，已执行十多年，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而系统的政策评估尚没有开展，只是进行过一些类似于“评估”或者称为“非正式评估”的工作，目的是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的总体情况进行宏观了解和掌控。

一、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未出现在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和评估结果处理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定的制度性文件，也没有建立规范的评估标准。每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总结和数据统计报送工作，也不能算是正式的政策评估；现有的由教育部设计，供对口支援高校向教育部报送材料、统计数据用的统计表，其内容比较简单，还算不上是规范的评估指标，起不到评估分类指导的目的。此外，实际操作中存在数据填报的浮夸功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口支援的积极性和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公平性。总体而言，已开展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类”评估工作多属于非正式评估，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尚未开展过系统的评估。

1.对评估的认识不足

一是思想不够重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或是评估的目标群体和利益相关者或多或少对政策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些人抱着评估工作可有可无的想法，消极对待，不予主动配合；有些人对评估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认为评估工作消耗时间，得不偿失，因而勉强应付。二是动机有所偏差。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检查政策实施的效果，查找存在的问题。但在具体过程中，评估有时由手段转变成了目的，偏离了评估的本质。甚至为了达到所谓“理想”的效果，对统计数据进行加工、“美化”。二三是理念缺乏沟通。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决策者和执行者缺乏与基层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意识，评估对象很多时候只是被动地等待评估者的检查和考评，被动地找材料，填数据，以至于评估工作往往得不到评估对象的理解和认同，基层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明显抑制，政策评估体系上下层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导致政策评估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效。

2.评估主体单一

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现有“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单一，整个评估过程都在体系内部进行。评估主体上层是教育部，中层是高校对口支援所涉及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主要是受援高校所在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基层则是对口高校管理部门。政策评估权力集中在上层，评估决策和执行是单线运作，自上而下，中层和基层基本上只负责操作层面，缺乏足够自主权，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不够。单一评估主体有很多弊端：一是容易产生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封闭性，整个评估过程在相对不透明的环境里进行，缺乏不同评估主体之间的交流：二是客观性和公正性容易受到外界质疑，由于缺乏与其他主体的竞争，导致缺少相应的监督：三是对评估对象而言，单一评估主体得出的评估结论认同度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进行客观的比较；四是由于缺少监管，导致纠错机制缺损，面对客观不足，缺少有效的机制进行修正。

3.缺乏评估标准

目前，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还没有建立，有的只是教育部设计的《对口支援工作统计表》。而这张统计表尚不足以作为标准的政策评估工具。第一，数据内容设计简单粗糙。统计表内容较简单，前五项一级内容只包含“对口支援组织情况”、“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科研研究”、“捐赠情况”，一级内容之下涵盖的相关二级内容，都是统计当年的对口工作数据；第六项一级内容“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有关变化数据”（包含学位点数、教师硕博学历比例、部级重点学科数、科研经费、受援高校第一志愿录取学生情况及一次性就业率情况等二级内容）则只要求反映自对口支援实施以来的数据变化。同时。一些指标设计比较粗糙，比如“捐赠情况”只要求填数量，而没有涉及质量，实际上捐赠物资的质量和使用效果本身也有一个评估的需要。第二，指标内容有缺失。现有内容设计虽然试图与政策内容和目标对应，但并不完全。如目前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受援高校办学水平，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表中尚缺乏与之直接对应的评估指标内容。第三，没有设计各指标内容的权重和分值。如果统计表只是作为数据统计之用尚无大碍，但其内容若要转化为评估指标，一般应设计各指标的权重和分值。第四，指标内容没有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高校对口支援目标是帮助受援高校提升办学水平，评估指标应能体现该目标的实现程度。而高校对口支援“支援哪些方面，怎样去支援”应该根据受援学校不同的定位和类型而有不同的工作重点，才能达到帮助受援高校自身“造血”的目的。因此，对应不同的支援重点，就应有不同的评估指标。否则就会像本世纪初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那样，因指标体系未能体现分类指导而遭到普遍诟病。第五，没有考虑多主体因素。一方面，统计表的填报对象只是双方对口高校，没有体现对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要求。事实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执行力度本就需要外部的推动，应该借评估来促进，不能遗漏；另一方面，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结对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以及“团队式”组团对口支援等多种模式，统计表尚没有能结合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来设计评估指标。

4.评估结果缺乏公信力

公布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结果，不仅具有程序上的象征意义，还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它影响着人们对评估的认识及态度。由于过程和结果有着紧密的关联，人们对结果的质疑可能会引发对评估过程的不信任。面对公开的统计数字和一连串的成绩报告，从事高校对口支援工作或关注这项政策的人们时常会有一连串的疑问：到底这项政策的实际成效是什么，目前的评估结果究竟能有多大的公信力，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如何，政策运行有否存在重大障碍，社会公众希望看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政策实施结果。这需要通过严格的政策评估才能获得。

二、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存在问题的缘由

1.政府态度

教育部既是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者，也在政策执行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政策运行十年来，教育部作为该政策的主管部门，既没有组织正规的内部评估，也没有委托开展正式的外部评估。虽然教育部曾组织过“高校对口支援”相关课题研究，目前教育部对口支援工作研究指导中心也开始《对口支援工作研究项目选题指南》，但这种形式对于评估政策效果仍存在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政策研究需要安排专门的资金、办公设施和人力资源，而所有这些都是行政机构所不愿意支出的成本；同政策的研究和评估相比，行政机构必须优先考虑的是日常的事务。所实施的政策和进行的工程项目通常更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和实质效益则在其次。”

2.客观条件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没有正式开展，一定程度上是受政策客观条件的制约。包括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缺乏稳定的资源保障，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门经费的支持，而且政策的激励制度不完善，激励手段偏单一，既缺乏物质激励。同时非物质性激励也需扩充内容。对支援高校来说，如果开展评估，结果没有优劣之分，或对评估的结果没法处理，那么实施评估似乎也失去了其主要的意义。

3.政策目标

政策评估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考察、检验政策执行是否完成了预定的政策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程度。这就要求政策本身要有明确的、可测定的具体目标。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目标宏大且不够，很难量化，给制订评估标准带来了困难。政策制定者出于增加某种应变能力的需要，还可能人为地用含糊的、不太确定的形式来表达和说明政策目标。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目标显示出其仅为一般性的政策方向，体现了政府态度，但不易检查落实。它与具有激励因素的专项“工程”不同，后者的目标具体可量化，便于评估检查。

4.评估标准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没有正式开展，与制订评估标准的难度有很大关系。除政策目标难以量化导致评估标准制订困难之外，政策执行的多主体性也使得制订评估标准困难重重。高校对口支援的执行主体有支援高校、受援高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等，而支援高校、受援高校之间又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以及“团队式”组团对口等多种对口支援模式。即便已经拥有科学的评估指标，那么多个主体是分别评估还是作为一个“知识联盟”共同评估。若是分别评估，就要从评估指标出发，结合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分别制订评估标准，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若是作为“知识联盟”“打包”评估，那只能考察该“联盟”集体完成目标的情况，各主体之间没有区分度，似乎又失去了对于部分的评估意义。

三、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对策思路

1.形成多元的评估主体

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诸多事项的价值判断，评估工作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单一评估主体容易发生偏差，所以应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

现行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由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评估结果由政府向特定人群公布，公布的具体内容也由政府确定，政府是唯一的真正评估主体。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专业性较强，单纯的内部或外部评估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结合起来，克服它们各自的不足。“通常，最好的选择是聘请两个而非一个评价者：一位是内部评价者，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评价；一位外部评价者，承担总结性评价的任务。这种选择能够平衡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优点与缺点，并能通过两种相对独立的渠道获悉政策实施的情况”。可吸收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研究指导中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专家工作组、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团等专家学者、社会力量以及相关利益群体参加评估，努力形成沟通与协商的机制，构建多元的评估主体。并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逐步下放评估权限，实行分级评估，强化各对口高校的自主评估，注重发展性评估。同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政策评估的经验，培育社会评估机构，将评估工作社会化。

2.设计科学的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是一种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技术或分析的过程。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是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政策评估虽然带有政治取向，但科学性应占有主要的位置。

首先，正确评判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设计的难易程度。本世纪初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指标设计虽很费周折但仍缺陷不少，而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是要反映政策目标，即受援高校办学水平提高的达成程度，因此难度一定不小；同时，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是针对每一所“单体”高校，而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是要评估结对的多所“高校联盟”，则更是增添了困难；此外，鉴于对口支援高校之间支援模式不同、方式不同，对口支援绩效显现的重点也不同，也不可能借用已有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或高等学校教育绩效统计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精细评价。

其次，应吸取本世纪初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经验和教训，借鉴新一轮评估好的做法。前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虽遭到不少批评，但也收获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设计时吸取；同时，新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有不少好的理念和做法，应该借鉴。例如可以参照“学校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的方法，要求对口高校在学校主页公布对口支援相关的基本状态数据，将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和学校日常管理相结合。

最后，借鉴国外经验，弥补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指标内容的缺失。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因此应该设计能够体现对口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指标。英国自2000年以来在促进大学一区域互动方面，已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大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政策行动，纽卡斯尔大学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CURD）是上述领域的全球领跑者。2000-2002年，查尔斯和班纳沃斯设计了《高校区域贡献评价指标》，提出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评估高校对其所在区域发展贡献状况的框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发展、商业发展、互动学习与社会资本发展、公平与医疗福利、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七个板块的33项指标。该研究使用的高校区域贡献模型，值得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指标设计时加以借鉴，以弥补目前该指标内容的缺失。

3.创设民主的评估过程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过程民主化，一定程度上是其生命力的体现。有了民主的保障，不仅可以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还可以提高政策评估的执行力，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执行自己亲自参与过的政策。美国学者约翰?耐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一书中认为：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社会正在使代议民主制转向参与民主制。“政策评估民主化的理想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十分独特。尽管政策分析最初是作为科技专家治国论的方法而出现的，但对民主的考虑一直都是存在的。政策分析一开始就是服务于自由民主价值基础上的体制的”。

4.建立规范的评估制度

与制度化对应的概念是随意化，与制度化相比，它有许多危害。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正式评估开展之前，加强制度化建设尤为主要，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太随意，想评估就评估，想何时评就何时评，没有规律可遵循，没有制度来约束，那么将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产生消极影响，因为随意化将侵蚀政策权威性的基础。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启动之前，该政策是否需要评估以及怎样评估都要有制度上的设计。要制订高校对口支援评估工作的制度性文件，保障高校对口支援评估工作从开始就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文件要对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和评估结果处理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定，并且应该对分类评估、评估的周期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第9篇：对口支援范文

一、问题

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与国内外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与灾区人民群众的愿望相比，灾后城乡重建规划工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灾区的少数基层干部和规划工作人员，由于知识缺乏、经验不足，理性不足，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差：

1、过分强调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实现一步到位的“高标准”或希望借重建之机“一步脱贫”，忽视了当地资源、产业、环境、生态的承载力、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重建目标落实的阶段性与渐进性。在一些城镇重建规划的第一稿中，几乎都提出灾后重建要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我认为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不能本末倒置。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能期望靠灾后重建规划作为主导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近远期规划和发展目标不能混淆，灾区三年重建总体规划就是为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而不是其本身。

2、过分依赖上级政府财政支持和对口援助，忽视农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更要防止某些片面的舆论宣传过分“吊高”灾区基层干部群众对灾后援助建设的心理预期和依赖思想。通过城乡重建规划的编制与公示也将起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的激励作用。此外，通过创新创业、重建家园先进事迹的宣传来激发士气，切实防止将灾后重建变成规模巨大的“输血工程”。

3、过分注重短期内出重建形象和易于管理，过分强调农民住宅和村庄的异地集中安置，忽视了农业、农村的产业特点。有些基层干部，平时就喜欢把村庄合并在一起，按照城市的模式来进行新农村建设，这是非常忌讳的。特别是在山区，合并村庄和乡镇会带来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不便利。事实证明，在农村，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是难以分离的，农民居住点附近就是耕作的土地，而其周边是生态用地，三者相互是不能分离的。历史上形成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往往对农业生产而言也是最有效率的。此外，村庄、乡、镇、县城这四个层次是相互依托、相互服务、相互支撑的。乡村的大合并、大搬迁、大疏散，都不利于灾后的乡村重建和持续发展。县城和建制镇的主要功能是为周边村庄和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盲目移址重建会因农民办事不方便而损害这种服务功能。山区乡政府所在地的分布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应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地形环境，方便服务三农。除了少数山区村庄因为存在严重次生灾害威胁需要搬迁安置之外，对山区群众普遍实施下山集中安置是不现实的。

4、过分强调由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和规格，统一建设农村“抗震房”、“抗震村”，忽视地方文化传统和特色。事实上，经过少数民族世世代代持续地努力，有着“神禹故里”、“千年美城”美誉的北川县城，以及被誉为“川西钥匙”、“西羌门户”和“成都后花园”的汶川，旅游业在灾前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绿色产业，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内，当地数千农户依靠“农家乐”而迅速致富，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相互协调的建筑风格，走出了一条快速致富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如果灾后重建盲目求新、求现代化、求一律化的农房设计，村庄集中，风格更新，不仅会毁坏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也会浪费山区宝贵的耕地，消耗大量的建筑材料，也扼杀了人民群众用双手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错误的灾后重建规划使得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遭到破坏，那对当地民族文化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5、过分强调等待地质和地震部门拿出精准的地质基础资料和地震设防区划图纸后再编制规划。既然精确的地震预报目前尚不可能，精确的地震区划几乎也是难以企及的。城乡规划编制人员应主动会同工程地质勘察和建筑抗震专家进行现场分析评估和钻探，划分出建筑的地质环境适宜区、基本适宜区、适宜性较差区及不适宜区，并积极利用前三类区，主动避让第四类区，从而科学确定规划区内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公用事业、教育卫生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平面布置。

环境承载力的判断，要基于历史的现实，要让理论来逼近实践，而不能让原有的实践来服从于人为的推论。川西地区有些村镇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当地民众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与这块土地相处了上千年，如果有人现在突然说生态承载力有问题了。人们不禁会问：到底是引用的理论模型有问题，还是当地民众千百年的实践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有理性的思考和清醒的态度。对于村镇是原址还是移址重建，应当依据两个标准，即2001年编制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和2007年编制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从对灾区建筑现状的调查可以得出，尽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尽管原来当地的地震设防标准较低，但凡是严格按照2001年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建设的建筑基本完好，至少是没有倒塌。

6、过分强调对震损建筑推倒重来，希望全部以新建筑来取而代之，忽视受灾城镇既有可用建筑和可修复建筑的巨大潜力。有少数基层领导认为，反正有发达省份对口支援，干脆把震毁建筑全部拆除，建设全新的、现代化的城镇和农村。但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专家对灾区城镇检测评估的800万平方米建筑中，轻微损坏的约占50%，中等损坏可修复的占40%，严重损失的仅占10%。由此可见，如推行“一推重建”的办法，其结果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7、过分强调政府包揽灾后重建工作，忽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企业法人单位参与重建的巨大潜力。本次重建工作与三十年前唐山地震重建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绝大多数灾区人民都已拥有私人房产，绝大多数农民都有了自己30年不变的宅基地和责任田。而且市民群众一旦购买了具有70年土地使用权的房产，等于与政府签署了为期70年的公共服务合同（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用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尊重这些财产权利，保护产权人的利益，不仅能充分调动财产拥有者积极投身重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能迅速恢复灾区社会诚信和政府的公信力，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尊重与保护个人财产，不以“不可抗力”来随意剥夺民众的财产权，不仅是一种社会良知，更是号召全体民众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当尊重灾区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促使他们成为成熟的灾后重建主人时，重建工作才能高效率地开展，重建规划才能有效落实，才能在重建过程中避免巨大浪费。从这一意义上看，那种无视公民财产权，希望借助政府的大投入，以“公有制、大锅饭”的形式来重建家园的动机，有可能会酿成“人为的灾害”和巨大的腐败浪费。

二、方针

1、尊重自然。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要求灾区城乡重建规划和建筑设计对自然生态环境做到“低冲击、低索取、强适应”。所谓低冲击，就是要求重建规划要依据城镇和村庄原来的历史文脉，依山就势、分散安置、小型组团、就地重建。正如美国生态建筑学的创始人赖特教授所说的那样：让建筑和城镇从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那样，与自然相融合，强调城镇、村庄与河流、森林、山脉的和谐相处；低索取，就是要尊重山区农民生产、生活、生态地理空间的同一性，尊重农业生产循环利用资源的模式，尽可能修复可修复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多采用本地建筑材料和技艺，结合现代的抗震技术来建造富有本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和住宅，尽可能地采用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强适应，就是要求城镇和乡村生命线工程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如柔性化管网、双线制的对外交通通道、高抗震的建筑、多样化的避灾场所和高保障度的消防、通讯广播系统等等。

2、尊重当地文化。要尊重城镇的历史性风貌、建筑风格、社会资本、地方习俗。从国内外灾后重建的历史教训来看，对地方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城镇空间布局、建筑风貌。历史上受援建的城镇通常会出现四种风格：一是外地风格加一律化，这是最糟糕的；二是外地风格加多样化，这是我国大江南北“千城一面”的缩影；三是本地风格加一律化，城镇有特色，但街道和居民区的景观也很呆板；四是本地风格加多样化，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对口援建城市的规划设计人员一定要尊重灾区当地的文化，努力给当地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规划师和建筑师要有高度责任心和创新能力。1996年云南丽江发生大地震，该市90%的房屋被震毁。当时的灾后重建规划就要求所有历史性建筑一律保留，新建建筑都应该是纳西族风格，所有不是当地风格的建筑都进行了改造。结果，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一个能与风光秀丽的玉龙雪山相协调的历史文化名城就留给了世人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灾后重建的经验说明：只要充分尊重当地建筑的历史风格和原有的城镇文脉格局，灾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农村、城市都有社会资本，这是历史积淀而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人与企业之间的多渠道的对话沟通机制和人们熟知的种种社会场景与文化习俗，利用和保护这一资源有助于灾后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应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

3、尊重普通百姓的利益。一要尊重普通百姓的愿望，不能简便地以基层干部的愿望来取而代之，更不能强制要求灾区民众服从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二要尊重基本产权。尊重房产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农田承包权，才能充分调动产权人重建家园的积极性。三要尊重群众重建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如羌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和风格是当地该民族群众长期在这一地震多发地带与自然抗争并实践和谐相处的智慧的结晶。四要尊重已经形成良性的就业和产业发展的模式。较普遍的农家乐就是一种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都要有助于这种模式持久稳定的发展。重建的城镇要杜绝城市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大房子，杜绝少数官员偏爱的形象工程、标志性建筑，杜绝奢侈浪费。

三、策略

1、明确城镇和农村灾后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的程序和方针。城乡灾后重建规划的编制应积极倡导以就地重建为主的策略。1949年至2007年我国一共发生15次破坏性地震，其中13次是就地重建，只有唐山和新疆乌恰是异地重建。事实证明，唐山异地重建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老百姓还是愿意搬回来。就地重建的优势是场景熟悉、文化的联系、自然资源的利用、基础设施的低成本恢复，还有老百姓的心理情结等等。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但是近一千年来，日本对受灾城镇都没有实施异地重建。因为异地重建造成大量人口流出，地区经济活力下降，而且也很难得到当地全体百姓的同意。依据我国的相关标准规范和震后重建的实践，就地重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抗震技术克服地震次生灾害造成的困难。我国地震烈度6-9度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0%，23个省会城市和三分之二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城市分布在地震烈度在7度以上的高危险区域。同时，要明确什么是断裂带，什么样的断裂带需要避让一定的距离才能规划建筑物。8级以上地震灾区的地表通常会形成纵横交叉的裂缝，但这些裂缝并不属于发震断裂带，只要利用建筑抗震技术处理后就可建造建筑。相对于地震学、地质学，建筑抗震是成熟的科学。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少数村镇才可异地重建：一是地震所造成的次生灾害直接威胁某一块建设用地，依照标准，将这一块建设用地列为不适宜建设用地，可改为公园绿化用地；二是在震中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位于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本来就应该搬迁的村庄；三是原来并未规划、沿着主干公路和城郊主干道两侧违章建设的“夹路村”，既存在严重交通隐患，本应搬迁的村庄；四是在地震中确实所有的农田和林地被泥石流冲毁，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利用，以后也不可能恢复农业生产的村庄才考虑移民搬迁。

2、尽快编制三类规划。一是要组织规划、工程地质、建筑抗震专家，在一周之内解决影响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7个镇15个乡是原址重建还是移址重建以及合并的问题；二是要在两个星期内完成县市域村镇规划，要确定交通、能源、水利、通讯、教科文卫等公用设施的空间布局等内容。规划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有可持续发展的判断，对搬迁存在的巨大障碍和资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三是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回顾和修编，对口扶持城市规划部门要尽快评估灾区城镇原有规划，找出抗震、节能减排、污水、垃圾，防灾设施、地方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和缺陷，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项目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城镇重建规划还没有着手编制，就有了投资总额达一百多亿的项目群。这不仅不符合《城乡规划法》和《灾后重建规划条例》（条例明确要求重建规划要与城乡规划相衔接），而且还将会造成重建资金的浪费。

3、三年重建规划与二十年城镇总体规划要在时间和内容上有机衔接，明确重建次序上的优先。先农村重建，后城镇重建；就地重建先行；交通便利的城镇先行；先生命线工程，一般建筑后行；容易修复的建筑先修复，重建建筑后行。重建的时序是否准确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三年规划的目标。只有少数符合前述四种类型情况的村庄应有所避让，其他都应当原地重建。

4、明确组织协调方式，防止无序混乱。一是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建设厅要按照三个规划和项目库落实实施力量，主动开展协调工作。二要防止政府大包大揽重建工作，扼杀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的建设项目。理想的状态是产权拥有者联合起来，采用招投标的形式寻找施工和监理企业，政府负责规划和指导，并编制一个合同样本，便于供需双方明确各自的法律职责。三要注意重建资金安排的优先次序，防止财政资金排挤民间资金。上级财政要让下级财政，上级财政应当用于最基本的生命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地质灾害治理的“抄底”；对口支援资金要让社会认捐资金，对口支援不能抢建那些社会认捐资金愿意捐献的项目，如学校、医院等；认捐资金让认建资金，因为后者不仅能携带重建资金包建、包质量，更能彰现重建资金和人力资源援助渠道的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