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居住问题，更是对老年人生活方式全方位设计的系统工程。它根据上海地区老年人和城市发展的综合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以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和先进的设计理念，使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科学化、精神生活时代化、人生价值扩大化，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缓解老龄化的社会压力。

一、“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设计目标和理念

实现积极老龄化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它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健康、参与和保障，是老年人能够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照料和保障。“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设计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规划和设计，提供合理的饮食起居、专业的医疗护理、便捷的交通、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科学的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享受终身教育和继续工作所带来的生活乐趣，保障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使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推迟由生产人口转变为受赡养的消费人口，使老年人的生活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

“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设计的核心理念是人文主义关怀，具体的说就是通过为老年人规划设计完善健康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积极老龄化，使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空间得以延续和保留，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使他们的晚年过得丰富、充实和积极，杜绝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维护人生的尊严和对生命的尊重，构建晚年美好和理想的精神乐土。

二、“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是产业化的公益性事业

由于老年公寓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虽然从主观上来说能为投资方带来投资回报，在客观上却是为老年人和整个社会服务，为缓解社会老龄化的压力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了它的公益性特征。而经营模式的产业化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国家倡导的多种经济模式并存的发展方针同样适用于老年公寓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资本有了相当的积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多渠道资本投资老年公寓具有现实可能性；再则，国际通行的老年公寓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属于国家或集体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它的开发是属于商业范畴的，它是老年人社会化养老、社会化投资和企业化经营的混合体，开发模式完全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的（如立项、审批、资金筹措等问题）。因此，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走的是“福利性事业，市场化经营”的道路，属于产业化的公益性事业。

既然它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就要求有国家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其中，一则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政策的倾斜，二则能够保证其经营过程中赢利性和公益性并重，收益的分配和使用更加公平公正，三则对老年公寓的发展方向也能起到调控作用。而产业化经营模式保证了其操作更规范，软硬件设施更到位，运营更灵活方便；同时，有利于运用现代的管理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对老龄产业实行商业化管理，有利于老年公寓运营效率的提高。

三、“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规划设计

做好“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规划设计，要立足于上海，根据上海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市民的经济基础和受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结合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努力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1.处理好老年人的大众群体利益与重点群体利益的关系，做到重点与普及、高档化与大众化相结合。在“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规划中，这种利益关系的平衡表现在能给老年人提供不同的养老环境（如市区的和郊区的）、不同形式的住宅形式（有别墅和公寓、有独居和合居）、不同档次的配套服务设施（有高、中、低档三类，以满足不同的需求群体）等方面。2.处理好老年公寓的国际传统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的关系。如：“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设计的住宅形式多样化，其中之一，是在原有的居民社区，利用普通社区住宅改建老年公寓，维护传统邻里和人际关系，使居家养老与机构集中养老相结合。3.处理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继续学习、工作和社会参与的关系，实现积极老龄化，保证老年人的人生尊严，演绎完美人生。4.处理好老年公寓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标准化与健康稳定地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老龄化问题将长期伴随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作为缓解社会老龄化压力措施之一的老年公寓的建设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可持续的发展观是老年公寓的设计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

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的规划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由以下四大部分组成（图示：⑴市区老年公寓（包括新建和旧建筑改造两部分）； ⑵郊区田园式老年

公寓；⑶老年活动站；⑷老年公寓交通专线。

图示 “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系统规划设计图示

“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是通过对老年人生活方式全面的规划设计来实现积极老龄化这一目标的，四大部分的系统构成是人性化、科学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企业运营模式下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有机组合。例如老年公寓的选址更加科学，传统的观念总是认为老年公寓应该建在环境安静的地方，但我们通过对老年朋友的调查发现，这只是老年人对睡眠环境的要求，在日常活动时间，老年人最怕孤独和寂寞，在选址时如果能与幼儿园、文艺体育团体相邻而建，利用其白天热闹，晚上安静的工作特点，营造的生活环境氛围则更受老年人的欢迎；对旧建筑的改造利用，尤其是在旧居住区的老年公寓改建，使老年人与其家人“分而不离”，这种“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符合大部分老年人的传统养老观，同时降低了成本，满足大众消费水平，更符合生态和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和住宅形式的多样化，为老年人的居住形式提供了多种选择和更改的可能，老年人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生理需要和自身意愿来调换居住环境，管理方式更灵活、更人性化；老年活动站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比较大胆的创意――我们计划在市区的黄金地段（如在外滩、陆家嘴中心绿地、徐家汇、人民广场等地区），结合周边环境，建造一批新颖时尚的老年活动站，这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具象征意义，它既是老年人交往、学习和娱乐的场所，更是“新概念老年公寓”的宣传站，是城市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和政府对老龄化问题重视的体现；而老年公寓交通专线（包括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的设计，不仅为老年人的出行提供了方便，更是连接整个老年公寓系统的纽带。

四、结语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显,各地的老年公寓建设必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养老观念的转变而逐渐增多。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城市老龄化进程尤为迅猛，加强对老年公寓的研究,是确保城市的繁荣和稳定重要举措。“上海地区新概念老年公寓”是建立在现有的养老模式和养老住宅形式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地区人文地理、文化民俗、经济基础、教育水平，以及上海城市发展规划而进行的一次老年公寓建设的新探索，其内容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文中的不足和缺陷难以避免，如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实是笔者成文之初衷。

[本文系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系列成果之一，编号:ssy05010。]

参考文献：

[1]上海市老年学会：《2007年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书》，省略.cn，2008.6。

[2]刘 颂：《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难点及对策》，《人口研究》，2006.10。

[3]唐光斌：《老年公寓产业化初探》，《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6.9。

第2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和谐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社会;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11502

1 和谐老龄化概述

1.1 和谐老龄化的基本含义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老年人人数的不断增加,老年维权工作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老龄工作的重点,搞好《老年法》的宣传工作、建立健全老年维权组织,为老年维权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发挥部门职能,搞好老年维权工作,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及和谐的社会氛围(曹馨仪,2005)。和谐老龄化是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群体与社会阶层、群体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稳定发展、匀称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和谐老龄化是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针对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内容可概括为:社会尊重,待遇公平,“五有”实现,共享发展,代际融洽,邻里和睦,家庭幸福,社会环境优雅,健康快乐,这些内容具有丰富的内涵(秦普德,2006)。

和谐老龄化是针对老年人内在的利益和老龄化社会群体内部与外部环境是否和谐,以及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战略部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理念,是构建全面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去构建和谐老龄化。

1.2 和谐老龄化理念的由来

1990年9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发出了“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就意味着要用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来解决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个体、老年群体、老年家庭和老年社会都是健康的,是大多数的老年个体、老年群体和老年家庭同科学文明、健康幸福、经济发展、秩序稳定、有保障的老龄化社会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它重在强调老年内部的全面健康以达到与老龄化社会的和谐。近些年来,“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普遍重视。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在这一年的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号。“积极老龄化”表达了比“健康老龄化”更为广泛的内涵,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是人类老龄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使健康、参与、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舒适、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可以看出“积极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扩展,不只是保证老年人的健康,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价值的提高。

在全国第八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国专家提出了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成功老龄化是对过去消极对待老龄化的反驳。对生物学家来说,身体健康、功能自主及长寿是成功老龄化的指标。心理学家以经验研究成功老龄化时,普遍将生活满足感、高士气或良好感作为主观评价。新的老化观把老年幸福扩展到了主观领域,发现个人生活意义是老年人主要的发展任务。

穆光宗撰文指出,在迄今为止有关老龄化的政策应对中,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被屡屡提及的两大命题(穆光宗,2007)。健康老龄化是指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不是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强调的重点是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在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职能等方面好的状态。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参与意识,包括延长退休时间或退休后继续参与社会,参与发展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和规模扩大的过程,强调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肌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和谐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再到“和谐老龄化”的认识路线,使我们认识到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不单单是健康的、积极的或者是和谐的老龄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的顺利解决正是成功老龄化的体现。

综上所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和贡献,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成功老龄化。而和谐老龄化是为了迎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而提出的概念,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或者群体的角度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但是“和谐老龄化”更多是从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老年人和老龄问题。“和谐老龄化”要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构建和谐老龄化建设是实现和谐社会和成功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2 我国构建和谐老龄化的现实性、重要性、可行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谐老龄化更是从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的需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需要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新概念。和谐老龄化社会重在构建,包括在构建和谐社会之中。我国的老龄化状况与其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有很大不同,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起来有较大难度,具有严重性持久性特殊性的特点。构建全面和谐社会,构建和谐老龄化势在必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社会福利的日益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正日益延长。老年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受益者,也是和谐社会的维护者和建设者。21世纪我国显著的社会状态是人口老龄化严重:预计到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到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将达到20亿人,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这就意味着届时全球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老人,而中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已是世人不争的事实(人民日报,2007)。这样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4,如果和谐老龄化的建设搞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面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一些老年学专家和教授提出了关于”和谐老龄化“的命题,针对老年人自身及与其亲属、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做了一些研究,如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代际冲突及如何应对的探讨;“孝”这种道德资源在和谐老龄化构建中作用的强调;提倡老年大学以及开展老年文体活动在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中应不断努力研究、探讨和实践的建议;通过创建和谐社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老龄服务;提出营造和谐老龄化环境。以上对和谐老龄化的研究是针对如何处理好老年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探讨和研究,这为和谐老龄化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3 构建和谐的老龄化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构建和谐老龄化社会,一是各级领导要把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放在应有的位置,充分认识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性;二是老年人或老年群体自身要为实现和谐老龄化社会而努力;三是调动全社会的参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构建和谐。

3.1 老年人自身的努力

家庭代际关系不和谐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代际之间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敬老、生育、幸福等观念。老年人通过参与老年大学和老年文体活动,可以提高自我认识,进一步促进行动的自觉性。老年大学是老年人的学府,应对当前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老年大学应充分发挥教育老年人的功能,引导老年学员从思想认识到行为实践上增强融入社会、构建和谐的自觉性,这应是当前老年大学在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为适应形势发展,根据老年人独有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积极开展广泛多样的老年文体活动,活动形式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群体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也是建立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内容。开办老年大学、开展老年文体活动都是为了使老年人融入社会、协调关系中,促进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关系的和谐正是和谐老龄化构建的重要内容。老年人自身观念的改变,需老年大学、老年文体活动中心等机构帮助和引导,是解决代际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关键所在,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和谐老龄化“的环境。

3.2 政府的角色定位

(1)服务提供。人到老年,生理能力的衰退,心理观念的改变,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福利服务的出发点,这要求提供给他们更加周到细致、更人性化的服务。然而家庭养老方式的弱化,使社区成为了主要的养老场所,社区养老需要建立满足老年人生活居住和具备精神慰藉的福利服务设施,这需要国家、社会与企事业单位加以扶持和帮助。政府应充分加以重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对老年公寓、养老院等福利服务设施的投入,使尽可能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居;集聚社会力量,比如青年志愿者的加入,给老年人以心理引导和精神上的慰藉;社区也要动员当地各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和建设,创建更高层次的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福利服务设施的建设需多方支持才能达到更好更优的效果。良好的福利服务设施,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安顿和心理健康,处理好老年人群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是“和谐老龄化”构建的有效途径。

(2)政策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是否应该停止实施或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国是人口大国,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有限资源与人口剧增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其说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面对老龄化时代的现实采取积极有效应对措施(如“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或适当地调整政策(适应老龄化趋势,政策稍倾向于老年群体),据《老年人权益法》维护好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处理好老龄化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使老龄化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和谐并存。

(3)经济引导。未来老龄化加剧的社会状态,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愈来愈重视老年人的需求,将加大在老年产业的投入。然而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其间必然存在矛盾,这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还需要的国家政策支持和扶持(如因老年人购买能力的减弱,对老年产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借鉴日本针对老年人行走不变开发的“助走机”等老年产品以适应老年市场需求,鼓励商业者开发老年产品并针对老年购买和消费的特点对产品的提供者给予政策或税收优惠。政府需把老年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和老年产业开发纳入计划,加大改革以适应老龄化时代要求。经济发展与老龄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把当时的主要消费者老年人作为满足对象,必然影响经济的健康向前发展。中国现实经济还不发达的状况下,“边富边老”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也应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不仅有利于经济与老龄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构建和谐老龄化的重要体现。

(4)养老保险迎合。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必要逐步将社会保障模式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自存自用的个人账户制,并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这一转轨进程。现收现付制将雇主和雇员缴费全部进入社会统筹基金,不设个人账户,由社会统筹基金统一支付养老金,不足部分由财政直接拨付。在人口老年化的压力下,令财政不堪重负,让在职者丧失信心。而个人账户强调个人贡献,由“个人账户”这个单一支柱承载个人养老负荷(如美国养老金储蓄计划),结合社会统筹,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又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由现收现付制转变为中国独创的统账结合制度既符合我国的国情――老龄化的现实,也体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老龄化社会的迎合。

3.3 社会的支持

老龄化的到来给我国的传统“孝”文化带来了挑战,当今社会青年人在外忙于工作生活,不再是过去子女在父母膝下养老的状况,农村空巢家庭现象严重。由于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有“创意”的人还花钱去买“孝”,认为也算是尽孝了,但是这种行为只是寻求到了心理安慰,没有考虑会给社会道德和老年人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它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职责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权利,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强调要尊老敬老,子女要把父母长辈视为自己终身尽孝的对象,赡养父母、遵从父母;如果不赡养父母,则是不孝,要受到道德或法律的惩罚。“孝”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表面上的做作或演示,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真实的感情回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崇尚老年至上的文化,这也是老龄化社会与中国传统“孝”文化不可分割的和谐的表现。“孝道”不可丢,要把这一优秀的传统美德永远延续下去,老龄化与孝文化的结合,是构建和谐老龄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穆光宗.论“和谐老龄化”[J].老龄问题研究,2007,(5).

[2]赵淑英.对成功老龄化本质的理解[J].湖北体育科技,2003,22(3):331332.

[3]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26(6).

[4]赵华夏.和谐老龄化力倡孝道[N].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区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大会年报.2008,(1).

第3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青年；城镇居民；老年照顾方式；影响因素

一、引言

截止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亿，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2亿，分别占总人口的14.9%和9.7%，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我国人口正在进入高龄化，并且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从整个老龄化过程看，面临老年照顾问题风险最大的人群，不是现在的老年人，而是在21世纪中后期进入老年行列的人群，即现在的中青年人”，而老年照顾问题是未来中青年人养老风险的一大重要方面，文章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中青年城镇居民老年照顾方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力求做出有价值的探讨。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南京农业大学校级大学生SRT项目，此次调查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调查对象为南京市各个区的市民，调查员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2011级本科生，整个调查过程中总计发放问卷823份，回收740份，回收率90%，文章使用数据涉及其中的429份。

就样本总体来看，在429份样本中，男性占到了49.65%，女性为50.35%，其中已婚（65.56%）比例最大；在年龄分布方面，在31～40岁的受访者最多，占比38.69%，其次为18～30岁（31.93%），41～50岁（23.08%）和51～59岁（6.30%）；在工作单位性质方面，私企最多，占到32.87%，其次是机关事业单位，在24.94%左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的比例达到73.56%，初中（6.22%）和高中（18.44%）相对较少，受教育水平总体较高。在家庭子女数方面，养育子女的受访者最多，所占比例为70.44%；在人均月收入方面，被调查对象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在2500～5000元之间比重最大，占59.67%，而在10000元以上的人则较少。

（二）变量选择与赋值

文章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具体选择性别、年龄、婚姻、工作所在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等作为研究影响中青年城镇居民选择老年照顾方式的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见表1最左侧一栏，赋值均为“是=1，否=0”。

三、模型选择与计量检验

（一）模型选择

文章中中青年城镇居民老年照顾方式分为三类，其中每一类别是一个二分变量，由于文章着眼于分别研究三个类别之间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故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计量检验，模型归结为如下形式

Pi（Yi=1|Xi）■（1）

该模型中Y表示中青年城镇居民是否选择所在类别老年照顾方式（选择=1，未选择=0），为影响变量，为相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i为自变量个数。

（二）计量检验

分别将“自我照顾”、“家庭照顾”和“社会照顾”三个二分变量纳入式（1）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相关指标说明回归的效果良好，由此做出如下分析。

1. 自我照顾。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婚姻和月收入水平对受访者选择老年照顾方式具有显著性影响。与参照组相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女性比男性选择自我照顾的概率高88.2%，原因可能是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和在文化传统上男性在心理上更不愿意选择自我照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结婚的受访者比未结婚的选择自我照顾的概率低65.7%，原因可能是在情感上受访者更倾向于配偶的照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月收入在5001～10000元的受访者比低于2500元的选择自我照顾的概率高2.456倍，原因可能是拥有一定收入的受访者在经济上已为自我照顾做好准备。

2. 家庭照顾。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受访者选择老年照顾方式具有显著性影响。与参照组相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女性比男性选择家庭照顾的概率低37.1%，原因可能是在生理和心理差异以及文化传统上，男性在年老后更依赖于家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年龄在18～30岁的受访者比51～59岁的选择家庭照顾的概率高1.048倍，原因可能是这一代受访者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与父辈们相比在成长过程中更依赖与家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工作单位在国企的受访者比其他的选择家庭照顾的概率低53.9%，原因可能是此类受访者一般收入水平较高，拥有经济能力选择高质量的社会养老照顾方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比其他的选择家庭照顾的概率高8.028倍，原因可能是此类受访者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观念比较保守。

3. 社会照顾。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工作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对受访者选择老年照顾方式具有显著性影响。与参照组相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工作单位在国企的受访者比其他的选择社会照顾的概率高1.413倍，原因可能是此类受访者经济收入高、选择高质量社会养老照顾的愿望强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比其他的选择社会照顾的概率低89.8%，原因可能是此类受访者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观念比较保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受访者比参照组选择社会照顾的概率低37.7%，原因可能是此类受访者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受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自我照顾和家庭照顾。

此外，其他变量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

文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工作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六因素对中青年城镇居民老年照顾方式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性别、婚姻和工作单位性质三因素起着较强的影响作用。具体来看，具有女性、18～30岁、未婚、月收入在5001～10000元特征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自我照顾”，具有男性、初中学历、非国企工作特征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家庭照顾”，而具有工作单位为国企、月收入水平较高特征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社会照顾”。

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家庭男孩和女孩数量对受访者老年照顾方式选择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似乎与我国“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不符，其可能的解释是：首先，此次调查的受访对象为城镇中青年居民，其中“80后”占很大的比重，而“80后”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较弱；其次，由于城市“一胎化”的比例很大，在家庭中男孩和女孩的地位处于平等，传统“男尊女卑”观念逐渐瓦解；最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我国越来越多“421”家庭的老年照顾责任逐步从子女身上转移出来。

参考文献：

[1]沈苏燕，李放，谢勇.中青年农民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五县区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09（11）.

[2]风笑天，龙书芹.社会调查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第4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9-0079-04　收稿日期：2007-05-17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 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 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抽样设计及实施尽管对老年消费者尚没有标准的年龄界定，但55岁通常被作为“门槛年龄”使用。为实现与西方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研究流行范式的有效衔接，以便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次调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5岁以上(包括55岁)的老年人。调查采用自填式留置问卷，通过广州市东山区综合执法局发文的形式，我们委托该区所辖白云街、东湖街和珠光街三个街道社区的居委会，将正式调查问卷分发至有老年人的居民家庭，由满足研究对象界定的老年家庭成员自主填答后交回给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核心概念所采用的测量题项改编自西方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其中，感知年龄的测量题项直接引自Barak&Schiffman“年龄段量表(AgeDecade Scale)”的4个维度，即：(1)感觉年龄(feel-age)，指个体自我感觉的年龄；(2)视觉年龄(look-age)，指个体认为自己外表所展现的年龄；(3)行为年龄(do-age)，指个体基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4)兴趣年龄(interest-age)，指个体基于自己的兴趣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具体操作时，要求被试针对每一个感知年龄维度，选择出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等等)。具体计算时，以年龄段的中点作为该年龄维度的数值，即如果被试作出的“行为年龄”维度选择为“40多岁”年龄段，则在该“行为年龄”维度上的赋值为45岁；以4个感知年龄维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感知年龄，该算术平均值越大意味着感知年龄越大。

为了系统研究感知年龄对老年人消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本调查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入了12种创新产品或服务，以验证感知年龄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兴趣之间的关系。问卷中设计了12个有关创新产品或服务采用兴趣的李克特5点制题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感兴趣”，5代表“非常感兴趣”。

(三样本特征。本研究共采集到有效样本232个。其中，男性129人(56.3％)，女性100人(43.7％)；城镇户口181人(79.4％)，非城镇户口47人(20.6％)；实足年龄分布为：55～64岁(509％)，65～74岁(345％)，75岁以上(14.7％)；已婚者占83％，丧偶／离异／未婚者占1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49.1％，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者占28.4％；退休，离休／从未工作的占74.8％，其次为在职(10.4％)，退休后无偿兼职(8.2％)，退休后有偿兼职(6.5％)；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近似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即月收入3000～4999元(26.0％)，2000～2999元(25.5％)，1000～1999元(20.8％)的老年人家庭居多。家庭结构上，生活在“扩大式家庭结构”中的被试占74.8％，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致吻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子女已生育”的占37.8％，同时不乏“四代同堂(13.0％)”现象；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式家庭结构”仅占7.8％；此外，“夫妻共同生活，身边无子女”和“单身独居”的分别占12.6％、4.8％。

三、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11.O和LISREL8.70对感知年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8559，同时，题项一总相关度(Item-Total Correlation)均超过0.5的门槛值，且删除后Cronbach值不会增加，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年龄概念的复合信度c系数为0.852，4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0.77～0.82之间，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649>0.5。检验显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概念测量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将其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测量是可靠而有效的。即我们可以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进行测量与评价。

(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分析。进一步对感知年龄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自我感知的年龄与他们实足年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西方研究所报告的那样显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西方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上得到了集中反映。西方学者的研究报告显示，60～75％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轻16～17岁。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均值之间4岁的差异，与西方普遍报道的10～15岁差异的论断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西方研究早已证实，视觉年龄较其它3个感知年龄维度更趋近于实足年龄。本研究则发现，从各个维度上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感觉年龄、视觉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的均值几无二致，而兴趣年龄、行为年龄与实足年龄较大的反差则具有令人振奋的意涵，因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为进行基于感知年龄的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依据。

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在

年龄段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总体而言，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的年龄段分布趋势较接近于实足年龄，它们在核心区段(50～70岁年龄段)上的分布比例大致接近，而其平均值更是近乎相当(AFA=63.6岁，ALA=63.2岁，ACA＝64.6岁)。Barak et al.对中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4个亚非国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尽管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但感知年轻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天性和普遍趋势，因此，我们排除了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感知年老的现象，并据以推测，大多数被试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感知较接近于他们的实足年龄。

与之相比，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低龄化感知趋势最为显著，其在60岁以下各年龄段上的人数百分比都最大，并且兴趣年龄和行为年龄在60岁以下的人数百分比合计分别占到了66.5％和67.8％，同时却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值(AIA=56.5岁，AUA=57.1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我感知兴趣年轻与行为年轻在老年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感知年龄维度与实足年龄的显著反差显然具有极大的营销应用价值。

(三)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性。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婚姻状况正相关，与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负相关，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不显著。本研究针对中国老年人的调查基本支持了上述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仅限于视觉年龄维度，老年女性更看重自己外表所展现的自我投射，这从她们更注重穿着打扮上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证；就行为年龄而言，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此感知年龄维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应该引起老年市场营销者的警觉。本研究同时发现，城乡户籍、家庭结构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统计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四)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感知年龄比实足年龄更适合用于预测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在预测老年消费者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态度上，感知年龄及其维度比实足年龄变量更加有效、可靠。研究同时揭示，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与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属性特征包括老年人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度(如家政服务、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品或服务的普及率(如有线电视、无绳电话、银行信用卡)，接受度(如上网购物、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以及诸如“怀旧”等特定的消费者价值观(如“革命圣地”旅游项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感知年龄概念在描述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特征上，比单维的实足年龄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同时，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上述内涵特征，为我们洞察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示器。

第5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 发展 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 of the 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 of 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 oldest 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 发展 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0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 工业 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 经济 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 教育 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第6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 房地产 城镇人口数量 人口结构 刚性需求

现阶段,受房地产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房地产经济呈现出持续走热的态势。这一现象同时也影响到了“房地产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将人口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已经扩展到了房地产经济学领域,例如吴老二、刘婧(2007)的《人口迁移与房地产价格――以广东省为例》和王嘉慧(2007)的《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

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合流已是国内外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已不言而喻。同时，市场营销学也强调“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把人口因素作为市场细分的一个变量。因此，笔者试图探究人口因素（包括城镇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等)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

一、城镇人口数量

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即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净值;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人口迁移）,即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的净值。这两方面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人口的自然增长并非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而是二三十年后的潜在需求,因为新生婴儿既无购买住房的能力,也没购买住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生婴儿的增多会导致家庭的抚育成本增高,家庭的可随意支配收入减少,对住房的消费也随之减少。人口的机械增长则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这些迁入人口绝大多数是靠购买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

数据来源: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局2004年、2005年、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笔者为了验证上述想法,收集了北京市1987年到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需求之间的关系近似地表示为方程(1)所示：

Q=a0+b0p(1）

其中Q表示房地产需求,用商品房销售面积来衡量，p表示城镇人口数量,a0表示其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资料用EXCLE进行回归分析,R2=0.87930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高度相关,当α=0.05时，F=131.1361291>Fα=4.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为Q=3.6376p-2481.8。

另外，将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R2=0.242364245，说明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可见，城镇人口数量与房地产需求之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而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房地产需求的相关性却如此之低。由此推断，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另一个因素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也即城市化的速度在显著影响着房地产的需求。

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全国城乡人口比重的数据，以此来近似计算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进而预测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对房市的影响。如果假设在所有年份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相等，那么可以近似地把某年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看作前一年到这一年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资料计算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1年到1995年，一直保持在略高于0.5%的水平；1996年到2003年，一直维持在接近于1.5%的水平。笔者由此推断，乡村人口城镇化率在一段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惯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在1.23%左右的水平，城市化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内还将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二、人口结构

从年龄亚文化群来看，由于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行为方式和消费需求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总体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主体缩小。然而，其中还有一种现象在改变这种需求的结构，那就是家庭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的转变。在“金字塔”型的家庭人口结构下，家庭人口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不断分解为一个个“核心家庭”，所需房屋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增长，这就是传统的“分家”模式。在“倒金字塔”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人口数量自上而下逐层减少。例如现在城市中的部分“三口之家”住进了上百平米的商品房中，若干年后随着儿子的娶媳或者女儿的出嫁，如此大面积的房屋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必然会产生部分“闲置”，而房屋的结构和设施却未必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在老年型社会就会产生大量的对诸如老年公寓之类的房屋的需求。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对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预测人们在他们的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高时进行储蓄，而在其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低时进行负储蓄。一个人的储蓄随着青年、成年、壮年、老年经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一个家庭的形成也随着家庭的形成、扩展和解体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因此随着人口的老化，老年家庭的增多，全社会储蓄总额有减少之势。预计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将到达全部人口的22%，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速减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的高位增长，为现阶段以住房、汽车为主的耐用品消费积蓄了充足的消费势能；而后者的不断提高，为建筑业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能。然而人口结构达到“拐点”，即抚养比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后，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中国的年龄结构存在着两个高峰，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一个是8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特别是前者，再经过二三十年，他们即将步入老龄阶段，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一个大的转变。况且，中国在50年前大力提倡生育，而在30年前又采取了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使得人口结构的转变从一个自发的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这一转变一旦到来就不是循序渐进，而是极其迅猛的。高储蓄将逐步用于社会抚育成本，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会因为宏观劳动力的减少而减速增长，房地产的需求也将显著减少。

三、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

笔者斗胆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分为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套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弹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这类需求通常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会存在着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刚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包括人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而产生的需求，通常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时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并且随着结婚时代的到来,由父母眼中的“孩子”变为妻子(丈夫)眼中的丈夫(妻子）。中国传统的“分家”观念和过去一个时代家庭人口的“金字塔”结构，使得这种需求格外强烈。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结构朝“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发展,这种需求可能会有所减弱。

空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一地迁出而迁往另一地。在当前中国，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城市中购房生存。

刚性需求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带有中国文化根源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房地产”的概念与“家”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把“家”的概念分为三种，分别用英文表示成“family”、“home”、“house”。“family”，家庭，指家的组织概念；“home”，广义上的“家”，指家的精神概念；“house”指家的实体概念，与我们所说的“房地产”较为相近。在农耕文明中，由于人类的集体劳作和对土地、房屋的依附性，重视“家”的组织概念和实体概念，即“family”和“house”，这使得中国人有着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务实”的观念，经常忽略家的精神概念“home”，即“家”对人的精神抚慰功能。而在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中，由于人们的住所较为频繁地变动，情况则反之。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部分人士已经表现出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希望“family”的温馨和“house”的舒适能够抹去工作的疲劳和烦恼。

四、结论与建议

1.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两台“马力发动机”，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的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两个方面：时间上的身份转换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虽然从短期来看，人口的这两方面变化还将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但从中长期来看，乡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已较前一时期有所减缓，并且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随着若干年后“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全社会储蓄率的降低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降低。因此，国民应该理性看待房市，警惕长期盲目投资房地产的行为。

2.经济适用房

房地产市场顽固的刚性需求似乎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国家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只能影响它的弹性需求。这也许就是现阶段利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来调控房价未取到实质性效果的原因。“经济”的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为了满足普通市民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政府也许应该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把房地产需求的“基”给稳住。

3.舒适型用房

随着人们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住宅将从满足生存需要,实现向舒适型的转变。这就对房地产项目的建材、结构和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房地产开发商还应该在物业服务和社区文化等方面多下功夫,提供房屋核心产品以外的精神文化附加值。

参考文献:

[1]王永德 王杜春: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

[2]王嘉慧: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7(7):236～237

[3]申 斯:房产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50～51

[4]伊志宏:消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7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健康老龄化是世界共识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非常迅速，而且严重缺乏应对的准备，具有“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双重特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2300万。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7%，预计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34%。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不同的挑战。例如，从经济保障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养老负担和财政压力；从医疗护理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疾病负担和医疗压力；从空巢独居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心理问题和人道拷问。综合来说，人口老龄化的诸多负面影响归根结底是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不开的。2013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公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49个高收入国家人均健康寿命为70岁，而中国只有66岁；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超过60%，而中国只有43%左右。

在国际上，健康老龄化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提法，其重要性在各界已经达成共识。世界卫生组织于1990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1997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大会提出“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健康老龄化其实是长寿时代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是机构还是社区，是家庭还是老人，都要为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共同的目标努力。

全面把握“健康老龄化”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身体健康但生活得不快乐，了无生趣，这样的“健康老龄化”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身体健康无疑十分重要，但无法涵盖健康老龄化的所有方面。心理健康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维度。例如，相比于中国10万分之23的年平均自杀率，老人的年自杀率达到10万分之86，老人自杀多与“抑郁”紧密相关。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患抑郁症老年人的比例达到40%。根据北京市民政局2013年9月5日《北京市老年人口心理健康及需求状况调查研究报告》，这项针对全市近3000位老人的抽样调查显示：13.5%老人存在心理问题，0.87%的老人存在中度或重度心理问题，90%老人渴盼精神关怀。随着空巢时代的到来，老龄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突出。对健康老龄化认识的缺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健康是指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上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也就是说，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三方面构成健康的整体概念。其中，心理健康是指人的精神、情绪和意识方面的良好状态，包括智力发育正常，情绪稳定乐观，行为规范协调，应变能力较强，能适应环境，能从容应付日常生活的压力。道德健康主要指能够按照社会道德和伦理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有正确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的是非观念和能力。因此，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和推进要建立在“身-心-灵三维健康”的基础上，是身体健康老龄化、心理健康老龄化和道德健康老龄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过程，“生命健康”的概念要高于宽于“身体健康”。换言之，老龄化中国要追求的是“健康老龄化”应该是“全面健康老龄化”。老年人不仅要做“康龄人士”，而且要做“乐龄人士”、“德龄人士”和“美龄人士”，做一个全面健康、全面发展的老年人。第二种对“全面健康老龄化”的理解是从影响健康的三大因素出发，即环境健康、遗传健康和生活健康，实际上是生态、生命、生活三大系统影响因素的健康，可以简称为“生态健康”。由此，我们获得了对“健康老龄化”新的认识：

其一，只有全面促进健康老龄化才能全面理解、预防和解决老龄问题。健康老龄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健康老龄化主要是指身体健康老龄化，而广义健康老龄化包括两种全面健康老龄化，对于我们把握健康老龄化的方向和潜力很有帮助。第一种全面健康老龄化表明了在“生命健康”视角下，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三方面是有机的组合，是不能也不应割裂的。老年人身体健康虽然重要但不能全面反映健康老龄化的内涵。第二种全面健康老龄化表明了在“生态健康”视角下，生存环境、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三因素也是有机的组合，是不可或缺的。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理解基因健康老龄化，很多老年病其实就是基因病、遗传病，需要从源头抓起；从天人相应、人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生存环境通过空气、水和食物的健康来影响人类的健康，最终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的结果，青山绿水实现的是我们期待的绿色长寿；从生活方式角度来理解，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对老年期的健康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二，在人口学意义上，全面健康老龄化不是仅仅理解为老年人或者老年期的全面健康，而是针对全人口而言的，可以理解为“全民健康”。从生命历程观点看，只有中青年时期的全面健康才能为老年期的全面健康奠定基础。健康老龄化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但群体的健康老龄化是建筑在个体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之上的。人人健康，则社会健康。

其三，全面健康老龄化有层面之分，身体健康老龄化是低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心理健康老龄化是中层面的健康老龄化，道德健康老龄化是高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全面健康老龄化包含着老有所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积极的价值追求。

其四，健康老龄化有正向发展和逆向发展的分别。所谓健康老龄化的正向发展，就是以身体健康老龄化为源头和起点，进一步提升到心理健康老龄化和道德健康老龄化，并且使三个维度的健康老龄化保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健康老龄化的正向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和追求。所谓健康老龄化的逆向发展，就是老年人的健康储量不断漏损的过程，就是“健康老龄化”越出边界，退化到“亚健康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状态的逆向演变过程。健康老龄化的逆向发展需要预防和阻止。

很多老年人实际上是处在“亚健康老龄化”甚至“病苦老龄化”的过程中备受煎熬。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称，目前中国非健康老年人口人数1.15亿，占比57%；失能老人达到3750万，占比18.56%。中国老年失忆失智（痴呆）的发病率逐年增高，目前已有500万人，而且以每年30万的速度在增加。失能失忆失智一般很难康复，这些老人不幸远离了“健康老龄化”的轨道，被“病苦老龄化”所折磨。

结论和建议

综上，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来自“非健康人群”的增长。“全面健康老龄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面健康老龄化”的提法深化和提升了我们对“健康老龄化”一般性概念的认识，包括了三个方向的解读：一是身体健康老龄化，二是生命健康老龄化，三是生态健康老龄化。比诸“健康老龄化”的提法，“全面健康老龄化”含义和指向更明确，可以作为人口健康促进新的理论指引。如果说“健康老龄化”是相对于“非健康老龄化”而言的，那么“全面健康老龄化”则是相对于“片面健康老龄化”来说的。“非健康老龄化”则包括了亚健康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

第8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老龄产业；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12-02

1　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到2000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0.3％，可以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我国人口已经面临老龄化形势。200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4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1％。据我国学者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3.1亿，占总人口比重20.42％；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高达4.37亿，达到人口总比重的31.2％。“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日益膨大的老年消费群体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刺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而研究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老龄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严重滞后于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老年消费群体的巨大需求。

(1)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指导。

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基本制度作支撑。尽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认同老龄产业必须走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但到目前为止，针对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进老龄事业的产业化发展，还缺乏一套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路和行业规划。老龄产业涉及到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包括生产、流通经营、消费等各个环节，涉及工商、民政、老龄委员会、财政、劳动、社会保障、计委、国税、地税、物价、银行等许多部门，这样就导致在老年保障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政出多门，难以协调统一，缺乏互补与合力的问题。费用征收、银行贷款、财政资金支持等具体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落实，社会企业、个人兴办老龄产业投资审批手续繁杂，优惠政策不落实，投资者在财税、金融、地税、信贷等方面很难得到相应的支持。政策与资金的双重缺位，造成目前老龄产业发展后续乏力，使当前老龄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规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2)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程度低，覆盖率低，社会养老概念差，家庭养老概念重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老龄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由政府和企业“包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它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进展相对缓慢和滞后。因此，尽管改革以来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均有显著提高，城镇职工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随之增长，但由于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制度和举措尚未落实并实施，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又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如退休金、养老金的拖欠，医疗费用报销难等)，都无形之中增大了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严重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使相当一部分现实购买力转化为储蓄，老年人口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且增长乏力，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3)老龄人口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需求不足。

首先，我国老龄市场具有其特殊性，老龄人口的消费行为具有平稳化和退行性特征。老龄人口消费模式多为理智型的消费类型，大部分支出是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少，因此拓宽老人消费结构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关键。其次，传统观念影响老龄消费需求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消费观念陈旧、落后，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社会化程度低。老龄消费重积累、轻消费。高层次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精神文化消费较少；重子孙，轻自身，很多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大部分都用在子孙身上。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于生存资料消费、物质资料消费，而享受性、发展性资料的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生态消费、服务消费比重太小。

(4)老年用品、服务及休闲文化领域发展滞后。

首先，老年用品供给短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生活用品，如老人床垫、手杖、轮椅等以及辅助商品如老花镜、助听器、假牙、假发等，即使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也很难找到老年消费品专卖店，即使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保健型、方便型、舒适型商品也少之又少。其次，在老年服务业领域，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滞后中的滞后。再者，在老年休闲文化领域，日前我国老年人的娱乐场所主要是在家里、马路上和公园里，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闲暇时间充裕，可自由支配收入高，老年人的精神追求和个人文化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专门针对老年人休闲娱乐市场的潜力巨大。

(5)养老机构缺少行业规范问题颇多。

①报批程序不到位，便急于仓促上马，留下隐患。②入住率低，经济效益低，亏损面广。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急需老龄机构的扩展，但现在市场供给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另一方面，老年公寓建好后都大量闲置，造成浪费。更重要的是，低入住率及其他原因造成政府投入的有效回报率降低，投入效益得不到实现。进而迫使许多社会力量撤出或不进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严重影响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③将老年公寓集中在远离人群的偏僻郊区，不利于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及参与社会的发展。许多老年人产生“已被隔离”、“打入另册”的感觉。加上这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一般都比较昂贵，一般老人住不起，致使一些已建成多年的老年公寓至今无人问津。④缺少统一行业标准，服务人员素质尚须培养和提高。许多省市的养老机构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对其服务质量无法测评和监督。大多数老年机构的管理和服务人员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或专业技术培训。这在护理老年人，特别是护理生命脆弱的高龄老人时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3　推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3.1　建立并不断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

从国际经验看，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都起着扶持、指导、催化作用，建立

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老龄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善的立法规章制度，必将为老龄产业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制订相关的法律文件，为集体、个人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国内兴办为老服务机构提供政策依据，也使负责这项工作的老龄或民政部门有章可循，便于操作。

同时，应在调研、试点基础上，尽快制订统一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办法，为各地方制订和实施老龄产业政策提供参照依据。政府有必要在老龄产业发展初期，根据老年人需求的成熟状况和老龄产业领域的发展特点，将老龄产业的发展加以正确定位，分阶段适时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制定出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使得老年人的大部分需求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

3.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口的购买力

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障碍之一，就是老年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购买力有限，“未富先老”。老龄人口收入的增长有赖于老年人口保障水平的提高和老年人口保障机制的健全，提高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一个根本举措就是要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保证并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水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加大对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把商业医疗保险定位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多元化运作医疗保险基金，发展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加快经济发展，协调好代际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尊老敬老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得到合理的经济赡养，解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3.3　加强消费教育，引导老年人转变消费观念

老年人消费观念更新与否，也关系到老龄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要促进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必须让老年人意识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适度消费是必要的。今后不仅要加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还要扩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范围，积极引导老年人更新消费观念；同时应加强消费教育，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其中包括：第一，加强基础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和终身教育，提高老年人自身文化水平，如开办老年大学等。第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帮助老年人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增强维权意识，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第三，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普及消费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消费。

3.4　积极培育老龄用品、服务和休闲文化市场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消费群体，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在衣、食、住、行、用、医、娱、学、乐、为等方面，对消费产品和社会服务有不同要求，而这些要求又随地域、性别、文化、习俗、家庭、收入等背景的差异又有不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多元、丰富多彩的老年人需求市场。老龄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老龄人口的特点。同时还需加强老年人活动设施建设，改善银色消费的人文环境：在城市，重点建设适量的老年公园，这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老年综合活动设施，它包括室内和露天场所。室内场所主要供老人们聊天、下棋、打牌等，而露天场所往往是用来安排健身，如跳舞、打门球、练气功等，在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充分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之间需求差异；在农村应以村为单位，设立老年公共文化活动室，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内容。此外还可以社区、单位为基础，组建各种老年人业余爱好组织，如老年书画协会、老年京剧协会、老年象棋协会等。

第9篇：人口老龄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会保障 老年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8-0018-01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从2001年到21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全国老龄办，2006）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

养老保险问题是进入老年型社会不可回避的焦点。主要表现为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的不断增大。劳动人口除了供养老年人口外，还要抚养未成年孩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依然落后，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抚养比例的快速提高，使国家和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对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相应的影响。因此，关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年人口总量大、增长速度快。

2.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处于低水平。我国60～64岁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四年多一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二年多一点。

3.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低，农村尤为明显。农村养老保险不到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民增收来源有限，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

4.老年人生理、心理负担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弱化，劳动能力的逐渐丧失，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容易使老年人陷入心理困境。悲观的心理反过来又对生理产生不利影响。有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三、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老年社会工作角度出发，社会不仅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而且更要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条件。我国老龄工作目标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以下措施：

完善政策法规，提升服务理念。从制度层面，在老年社会工作中引入“增权”理念，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尊严和意义。同时，各类新闻媒体要努力塑造老年人的健康形象，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健全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参与。当前，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在人力资源、资金和相关制度方面资源稀缺有待完善。所以，建立相应的市场机制，政府出台各种鼓励政策，以调动企业参与老年社会工作的积极性。

培养专才，提供专项优质服务。培养和建设专业化的老年社会工作队伍，要积极扶持各类非政府专业化服务组织，并与现有养老机构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同时，在高等院校开设老年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为老年社会工作培养专门人才，不断提高老年社会工作的管理服务水平。

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老有所养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又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养老模式。于情于理，未来全部依靠家庭养老显然不足以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实际出发，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养老模式，为建设和谐老龄化社会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建设和谐老龄化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目前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培养具备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社工人才；为老年社会工作的介入创建更好的平台；提高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加强部门负责人、老年人及其家属对社会工作服务的了解和认可；整合社会资源，加大社会参与度。人人都会变老，人人都需要敬老爱老，爱戴老人就是爱戴我们自己。我们要以保持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努力把老龄化社会建设好，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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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凌小平.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困境与选择[J].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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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穆光宗等.中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J].人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