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作用精选(九篇)

第1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 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 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 所示。

图2 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 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 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 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第2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性伙伴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性伙伴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第3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昌北抗日根据地 减租减息

昌北抗日根据地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11月，中共昌邑县委根据中共鲁东工委的指示，在围子镇天成店村召开全县党员会议，初步拟定了开辟昌邑北部抗日局面的计划，并陆续派党员干部到昌邑北部沿海村庄开展工作。1938年2月，瓦城抗日武装起义后，逐步打开昌北的抗日局面，奠定了创建昌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40年春，中共昌（邑）潍（县）中心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和山东分局《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以及胶东区党委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部署，设立了区级政权机构――乡、镇联合办事处，同年夏改为区公所。1941年2月，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瓦城正式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昌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1]。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日，中共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既照顾了贫雇农的利益，又兼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既提高了V大农民抗日生产积极性，又达到团结各阶级阶层一致抗日的目的。这一政策在昌邑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抗日战争时期昌邑农村土地关系和高利贷剥削

昌邑县的土地私有制延续了数千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导致了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富者拥有良田千亩，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到1946年前，昌邑（包括昌南）有地主1637户，占总户数的1.4%，占有土地164023亩；富农3039户，占总户数的2.6%，占有土地119162亩；中农60555户，占总户数的51.8%，占有土地841144亩；贫农51671户，占总户数的44.2%，占有土地277577亩[2]。可见占总户数4%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28.3万亩，占到当时全县土地面积的20.2%，他们掌握大量的土地和钱财，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剥削。昌邑县当时的土地粮租一般是亩产粮食的对半分或分（即出租土地者获得粮食产量的一半或百分之六十，租种土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一半或百分之四十）。高利贷利率一般为月息30%，高者达50%，且利滚利。柳疃镇郭家车道地主郭炳焕，在1931年前后，用1万枚银圆作资本放贷，5年时间割进土地288亩（老亩）。宋庄乡西冯村农民冯中德使用了葛庄毕明志放的利滚利“戛钱”，期限5天，日息2分，利上滚利，20天本利平，后来终于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全部家产都滚给了高利贷者，造成家破人亡。围子镇邢家村农民刑桥，1940年春借了高利贷粮5斗，不到2年，将土地、家产全部卖光，被迫外出逃荒。当时有民谣曰：卖尽庄田，别用戛钱，典妻卖女，莫吃期谷[2]。雇工的收入也非常低，有的贫苦农民常年为地主、富农劳动，其收入不仅不能养活家庭，甚至本人也是缺吃少穿。在重租高利的盘剥下，广大农民啼饥号寒，生活难以维持，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二、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为了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中共昌邑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昌北抗日根据地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逐步深入，自1942年7月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之前结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步实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宣传党的“双减”政策，按照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结合昌邑县的实际情况，确立了具体的“双减”办法和措施，并进行面上的思想发动。所谓“二五减租”就是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所谓“分半减息”就是指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在此阶段中，中共昌邑县委、县民主政府先后召开了区、乡、村干部会议，对“双减”工作进行了部署，并以农救会的名义组织了“双减”工作团，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使“双减”政策得到初步贯彻实施。但是，由于当时日伪军“扫荡”频繁，加之宣传发动工作不深透，部分群众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地主通过出租土地和放债进行剥削的实质，担心减租减息之后，租不到地，借不到债。一些顽固地主则阳奉阴违，口头上赞成“双减”，背地里却采取抽地、毁约、转租、卖地等方式来阻挠“双减”运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初步实施阶段的减租减息工作进展不够顺利，收效不大。

第二阶段为深入发动阶段。为了扭转昌北抗日根据地“双减”工作的被动局面，中共昌邑县委、县民主政府自1942年冬开始，针对前阶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了组织领导和宣传发动工作。在认真贯彻执行“双减”政策，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基础上，号召群众主动要求地主、债主减租减息，动员开明士绅、地主带头把地租和债利减下来，并发动群众与破坏和阻挠“双减”运动的地主恶霸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双减”运动迅速在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翌年春，中共昌邑县委、县民主政府又以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为重点，广泛发动贫雇农向地主、富农借粮。借粮采取政府作保、春借秋还、利益均沾的办法，既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又推进了“双减”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阶段的“双减”工作成绩是较大的，它的显著特点是“双减”与组织发动群众紧密结合到一起，通过减租减息、借粮、反霸，维护了群众利益，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昌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度过抗日艰苦时期，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为全面实行阶段。1943年夏季以后，抗日形势日益好转，为“双减”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阶段，中共昌邑县委、县民主政府在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查减”（查地亩、查利息、查租额）、“清算”（清算顽固地主、汉奸浮财）工作，巩固“双减”成果的基础上，及时把“双减”工作重点转向新解放区，并结合民主反霸、反奸诉苦、整顿党组织、改造村政权、健全群众团体一道进行，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一阶段的“双减”工作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之前。其显著特点是，群众情绪高，斗争声势大，运动发展快，实际效果好。在经济上较多地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初步确立了基本群众队伍的优势，为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三、减租减息运动的作用和意义

1945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在总结减租减息的经验时指出：“在抗战期间，我们解放区认真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的民生政策，因而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忱，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使解放区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胜利地坚持了敌后的抗战。”昌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减租减息，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调整了农民与地主、债主之间的关系，广大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减租减息以前，占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农民的负担减轻多了，并且从减租减息中获得了很多的实际利益，生活普遍有了改善。同改善生活相伴随的，便是广大农民政治上的翻身。特别是通过减租减息，打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树立了农民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例如工、农、青、妇、儿童等抗日团体，改造了旧政权，广大农民的腰杆子硬了，他们在政治上从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其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民用军需，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减租减息斗争保障了佃农的佃权，降低了租率，减轻了农村的高利贷剥削，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大量荒地的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Z棉产量的增加以及晒盐、榨油、纺织、制鞋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为更好地开展抗日战争创造了物质条件。

其三，农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各项抗日活动，有力地保卫、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农民群众生活改善和政治上的翻身，大大促进了其抗日积极性。除参加正规部队之外，很多青年参加了昌邑县抗日自卫团以及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职救会等抗日救亡组织，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支援前线、捉拿汉奸，热火朝天地开展抗日活动。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实际上就是穿上军衣的农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以广大农民为主的人民战争的胜利。

其四，团结了各个阶层，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之后，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利益，这使大部分地主富农深受感动，愿意站在人民一边一道抗日，一些外逃的地主也陆续回来，参加抗战阵营。对于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反对其封建顽固的部分（如大地主），团结其抗日的部分（如开明的中小地主）[3]。对于富农，在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还鼓励其进行资本主义经营。这就使那些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保持了一定的地位，保障了相应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四、减租减息运动的历史经验

昌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从1942年7月开始到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为止，前后约四年时间，其过程迂回曲折，方式多样，成绩显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包办代替，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减租减息实行初期，很多干部主要靠行政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一般是抗拒的，农民一般是观望的，因此未能真正贯彻，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很普遍。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之所以发展迟缓，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斗争的结果。

第二，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必须教育干部群众把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正确结合起来，及时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减租减息的实践证明，抱右的观点不去充分发动群众是不对的，但以“左”的思想去发动群众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特别要注意防止和纠正这种“左”的倾向，比如不能过于压低租额、无原则地退租、违反政策无原则地调剂土地、为解决问题打地主等。减租减息的实践证明，只有既防右又防“左”，才能领导群众运动健康发展。

第三，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灵活执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极其复杂。就地租来讲，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三种形式；就租佃来讲，可分为租耕、伙种两大类。地主中可分为开明地主、一般地主、顽固地主，佃农中也有佃贫、佃中、佃富等不同阶层。由于佃农中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地主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同。借贷关系也是这样，高利贷的名目更加繁多[4]。在不同的地区，因情况不同，采取的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也有所区别，必须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昌北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因此从减租减息的整个过程来看，进行得比较顺利，出现的问题较少。

第四，实行减租减息，必须与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斗争相结合，以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减租减息是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并不是孤立的，因此必须把它和其他工作尤其是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注意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生产上来。当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昌北抗日根据地还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抗日互济会”“义务代耕队”等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同时，还加强了金融管理，明令禁止在根据地使用伪币，确保共产党领导的北海银行的货币流通使用，以低息或免息的方式向农民贷款（或贷种），帮助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实践证明，把减租减息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工作结合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参考文献：

[1]中共昌邑县委史志办公室.中共昌邑县历史简编（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昌邑县志[M].内部发行，1987.

[3]朱玉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J].文史哲，1981（3）.

第4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愈加凸显，是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应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使平均税负水平实质性下降。

在全面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定。这样，我国已经连续实施两年的“积极加稳健”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延续至第三个年头。不过，考察以往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轨迹可以发现，继续实施不等于全面复制。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可能包含不同的实际内容，甚至包含显著的调整或变化。深刻认识、正确把握这些调整和变化，对于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13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须满足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

从2008年算起，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演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加稳健货币政策。这两种搭配，总的倾向都是扩张，只是扩张的力度和结构有所不同。

在连续实施5年的扩张性操作之后，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财政扩张性操作至少有三点不同：其一，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其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有所显现。较之危机前，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任务更重，也更加紧迫。其三，随着全球经济持续震荡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更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必须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为此，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满足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同时锁定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

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增赤、减税、扩支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必然要落实于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三个方面。

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实施财政扩张，2013年的财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把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000亿元和2700亿元）合并计算，2012年财政预算赤字的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预期，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额当以数千亿元计。

再看减税和增支。一笔特定数额的财政赤字可以支撑减税，也可以支撑扩支，还可以同时支撑减税和扩支。这取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把握。鉴于税收和支出的乘数差异，一般而言，扩大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扩张性效应。然而，考虑到兼顾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的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则可以判断，201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以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心。

以结构性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是因为减税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将更多的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2012年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进入2013年，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财政扩张的作用将愈加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

扩大政府支出，对于实施财政扩张无疑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扩大政府支出的操作曾作为主要载体而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凭借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载体的操作，我们才得以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轨道。但是，鉴于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鉴于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已经日趋凸显，2013年的扩大政府支出操作将不能不有所节制。各级政府不仅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而且对即便是必须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也要在鼓励并引导好民间投资的同时，更多地投向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意味着，在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中，用于支撑扩大政府支出的部分应少于往年，起码要少于用之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数额。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进一步说，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收入所占份额较大、可称为主要间接税的，分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1年，这3个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份额分别为41.1%、15.25%、8.79%。其中，增值税最适宜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其一，根据“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为改征增值税，营业税终归要被增值税“吃掉”。其二，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和与能源、资源消耗有关的商品。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牵涉到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历来难以达成共识，不能不格外谨慎。其三，增值税块头儿最大，系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都会显著影响税收收入全局，其减税效应可能最大。故而，以减少增值税为主，显然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正确选择。

目前正在上海等地试行的“营改增”方案，本身就是一项涉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结构性减税举措，为削减增值税税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一，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营业税无抵扣而导致的重复征税现象，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减少，从而使其税负水平得以减轻。其二，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增值税转型改革而带来的两税税负失衡矛盾（随着增值税税负下降，营业税税负相对上升），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缓解，从而使相关行业的税负水平减轻。其三，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并新增两档较低税率，增值税的平均税率水平以及整体税负水平将趋于下降。

第5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与投资人之间最重要的信息媒介是财务报告信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然而“财务会计目标不会自动实现，只有通过良好的、必要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传递的具体会计准则、程序和方法，最终通过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会计目标。”(葛家澍，林志军，2001)会计信息是靠会计政策的规范生成的，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往往因选择的会计政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会计结果。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既包括某项经济业务事项初次发生时的初始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选择采用新的会计政策。由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企业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在不同的具体原则、基础和多样的会计处理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在发生经济业务时，会计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作出职业判断。这种职业判断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面对复杂的会计环境和经营状况，企业如何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公允；二是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有关理财环境的变化，企业如何对已采用的会计政策适时作出调整和变更，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见，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变更，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低，进而影响到会计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分析

(一)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会计信息，是指运用会计的专门技术和方法加工生成，反映会计主体经济业务活动的实际运行状况、运行特征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经济信息。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的衡量。人们往往用“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是否相关，是否及时”等评价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这种据以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称之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规定了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等八个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信息的质量特性越高，对决策就越有用。会计政策贯穿于日常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会计处理全过程，经济业务事项的初始确认和计量，以及在此之后的再确认和计量，其本身就是对具体会计原则、具体方法和程序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和记录过程中，由于对同一项经济业务存在不同的会计政策，往往因选择的会计政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会计信息，导致各利益集团作出不同的决策，从而影响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既然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信息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应根据会计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首先，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考虑行业特点、生产经营规模、内部管理、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偿债能力等多种因素。经营特点具体包括企业的经营范围、规模、方式、服务对象、产品结构等。这些情况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会产生直接影响。一个企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其会计政策选择是不同的，往来结算业务频繁且数额较大的企业在坏账会计政策上可能要比其他企业稳妥些。其次，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考虑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企业经营范围、业务种类趋向多样化使其与各方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必须选择既有利于具体反映企业会计实践又能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经济关系的会计政策。会计政策运用得好，有助于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对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是有益的。

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结果会影响与企业相关各方的利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结果的多样化，决定了其对外所提供的财务报告直接影响到企业不同利益关系人可能得到的经济利益。具体来说，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和记录过程中，由于对同一项经济业务存在不同的会计政策，最终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将会因处理方法选择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利益分配和协调的公平性。其次，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例如，公司的存货计价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在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对出售、领用存货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在物价持续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用先进先出法将导致销货成本低估，利润虚增，所得税多缴，使公司每股收益额上升，诱使市场参与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例1：某企业3月份存货收况如下：1日期初结存20000公斤，单价20元，金额合计400000元；2日发出15000公斤；5日购入20000公斤，单价22元，金额合计440000元；7日发出11000公斤；10日购进20000公斤，单价25元，金额合计500000元；15日发出12000公斤；20日发出13000公斤；22日购进100000公斤，单价28元，金额合计2800000元；27日发出15000公斤。假定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25％。

分别采用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计算本期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得出本月发出存货的成本为1508000元，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的本期发出存货成本为1524600元，二者相差16600元。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将导致销货成本低估16600元，利润虚增16600元，所得税多缴4150元，使公司每股收益额上升，诱使市场参与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存货及损益情况。不仅如此，这种影响还会递延到以后各期。这一点通过对期末结存存货的成本计算可以看出，用先进先出法计算月末结存成本为2632000元，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期末结存存货成本2175160元。二者相差456840元，这将造成以后各期销货成本增加456840元，相应会减少以后各期的利润。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理财环境的变化，如果已经选用的会计政策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再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企业应从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经营情况出发，对原已采用的会计政策作出适时和有效的调整，以便恰当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当然，企业对于会计政策的重新选择，应当按照

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以便会计信息使用者把握企业管理当局会计政策变更的出发点和具体影响，正确理解会计信息的内涵。不可否认企业有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利益驱动往往是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直接目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为利润操纵工具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只要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发展状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有充分理由证明原有会计政策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误导时，企业就应当对过去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其结果必然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只要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范围内对会计处理方法有选择的权力，这种不确定性就始终存在。会计政策的恰当选择与运用有助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相反，如果企业编制会计报表所选用的会计政策不当，将使会计信息失真，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扰乱国民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会计政策的选择看上去是一个原则、基础、程序和方法方面的选择，实际上由于选择不同的原则、基础、程序和方法，取得的会计信息是不同的。报表使用者凭借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对企业财务成果、经营业绩作出判断，从而作出自己的决策，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会影响会计信息，进而影响会计目标的实现。

三、会计政策选择影响会计信息的实例分析

(一)不同折旧方法的选择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固定资产折旧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随着损耗程度以折旧费项目分期计入产品成本或费用，并通过取得相应的收入而得到补偿。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同一项固定资产，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折旧方法，其折旧数额会产生很大差异，而折旧数额会直接影响到当期利润，也会间接影响下期损益，进而也会影响到所得税的数额。

例2：某企业某项固定资产原值为700000元，预计净残值率为4％，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年限平均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各年折旧额及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计算如(表1)所示。

通过实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平均年限法既不考虑固定资产在不同使用年限提供的经济效益具有递减性的特点，也不考虑固定资产维修费用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大的特点，虽然计算的各个会计期间折旧额不变，各期对损益的影响相同，但如果计算固定资产使用成本(折旧费和维修费之和)的话，各个会计期间负担的固定资产使用成本就不均衡了。双倍余额递减法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这种方法前期计提的折旧费用较多而维修费用较少，后期计提的折旧费用较少而维修费用较多，从而保持了各个会计期间负担的固定资产使用成本的均衡性。其次，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对当期损益及所得税的影响不同。采用平均年限法计算的各个会计期间折旧额是相等的，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在各年也是不变。双倍余额递减法则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折旧费用大，后期折旧费用小。以第一年为例，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比平均年限法多计提折旧72800元，意味着会减少当期利润72800元，从而使企业的财务状况较为可靠，利润指标质量较高。企业如果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了双倍余额递减法，由于折旧的多提可使企业第一年少交纳所得税18200元，享受到延缓纳税的利益。可将延缓纳税暂时节省下来的现金流量用于其他亟需发展的方面，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使企业受益；但这只是延缓纳税效益，这种效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转回。比如，到第十年，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将比平均年限法少计提折旧22479.7元，会增加当期利润22479.7元，从而会增大当期所得税5619.9元。

第6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纵观美国在滞胀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本次次贷危机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得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危机的挽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应为两大政策建立便捷高效的磋商机制，创建周期频率能够相互吻合的政策工具。

关键词：

美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启示

一、滞胀时期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

（一）滞胀时期美国的财政政策

1.“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从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内为冻结期，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还专门成立了生产费用、工资、物价三个委员会专司其职。“新政”暂时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长期来看物价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而不是削弱了通货膨胀率，因为各企业按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

2.“微观税收政策”。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了应对严重的“滞胀”局面，他采取了微观税收政策，即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改变税收结构，而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影响各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该调整方法主要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储蓄与投资，一方面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可缓解危机与失业。福特政府的微观税收政策未能削减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47亿美元增至1974年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

3.“减税—拨款”政策。1976年卡特就任总统。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针把减少失业放在首要地位。其具体措施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一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从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

4.“美国经济复兴计划”。“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核心内容为“减税—减支”，即大规模削减联邦税收与支出，并由过分强调财政政策作用转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里根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减税法案，规定从1981—1985年间共减税3500亿美元，其中企业减税500亿美元，个人减税3000亿美元。个人减税中主要是减少了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被称之为里根的“富人哲学”。法案中还规定了加速企业折旧和投资的优惠条款，这些规定使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得以大幅度增加。

（二）滞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

1.1970—1972年末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相对应该时期的货币政策，尽管扩张程度时有不同，但整体体现为扩张状态。联邦银行的贴现率逐步下降，从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货币供应量也逐步增加，从1969年年均增长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

2.1974—1976年稳定的货币政策。与“微观税收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即为稳定的货币政策。1975年国会决议，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同年5月起美联储定期公布每年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幅度来安定人心。

3.1976—1979年高利率政策。与1976年卡特政府的“减税—拨款”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为高利率政策。1978年5－10月，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9.5%，继而提高到10%的破记录水平。1979年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在沃尔克主持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信用紧缩时期。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两位数的12%，同时对银行的某些可控制负债规定了8%的法定准备率。

4.1980—1985年的紧缩信用政策。与“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仍然为紧缩信用政策。但是到了1985年后期，为了缓解与日俱增的贸易赤字压力，里根政府开始推行低利率政策。为此，降低利率，减少外资内流，使美国汇率随贸易逆差而下降。

二、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90年代美国紧缩的财政政策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始终受到巨额财政赤字的纠缠，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克林顿于1993年2月提出了振兴经济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部分是以增收、节支方式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

（1）增收。克林顿签署的削减赤字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增税达2410亿美元。增税的范围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2）节支。削减赤字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必须压缩255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是精简政府机构，压缩行政费用。二是大力削减军费开支。克林顿决定在他任职期间，把布什执政时期的军费总额(约3000亿美元)砍掉500亿美元。此外，减少社会保险、医疗照顾和退伍军人的福利津贴也是节支的重要方面。

（二）90年代美国“宽紧宽”的货币政策90年代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上任以来一直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求平衡。他在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随时提防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非常警惕经济衰退的突发。美联储在他的领导下推行着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与现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货币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增收节支的财政政策时，美联储为了减轻这一紧缩政策短期内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时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是，当时美联储认为，对新技术年复一年的大量投资刚刚取得回报，不能马上刹车，所以决定暂不提高利率。事实证明，美联储这一决定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起了积极作用。199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4.7%，1997年第一季度高达5.8%，时为近10年来的最高速度。为防止经济过热，1997年3月25日美联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从5.25%提高到5.5%，同年又将91天国债利率和10年期的国债利率分别由1996年的5%和6.4%提高为5.2%和6.6%。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91天国债利率和10年期的国债利率又分别下调为5.1%和6.1%。由此可见，为了拉长周期，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条件下的温和经济增长，美联储6年来推出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较为宽松到略微从紧，之后又稍许放松的过程。

三、次贷危机中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财政政策2008年初，美国经济进一步降温迹象明显。住房市场严重低迷和信贷紧缩持续可能导致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大幅缩减，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2月出台了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获得国会批准付诸实施，这项计划通过退税来刺激消费。然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金融系统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五大投资银行和十几家商业银行发生倒闭。在全球则引发了蝴蝶效应。多国银行倒闭，股市下跌，有可能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防止华尔街的危机演化为波及国家各个阶层的危机，美国总统布什于10月3日在白宫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根据这一方案，财政部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充实资本，并由此促进停滞的信贷市场恢复运转。在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当中，美国国债的最高限额从10.6万亿美元提高至11.3万亿美元，为美国政府进一步发行国债打下基础。财政部承诺为金融市场融资7000亿美元，依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收购银行资产及资助银行的资本化。而7000亿救市方案中附加的减税计划更是减少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税收的减少更为明显。举债额度的限制加上税收的减少，使得美国政府在后续的财政政策实施上需要步步算计，举步维艰。2008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惊人的4548.1亿美元。从以上分析看，为防止经济进入衰退状态，美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有助于缓解次贷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同时减轻次贷危机给消费者带来的财富损失，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这对美国经济的中短期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低利率和高通胀的顾虑，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庞大救市计划的实施使得美国政府外债大幅增加，加上经济不景气和减税计划导致的税收减少，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腾挪余地变小。

（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力挺美国经济，首当其冲实施的政策就是美联储惯用的工具———降息。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5.25%一次降低了50个基点至4.75%，宣告了降息周期的开始。到2008年10月30已经连续9降息，利率已经降低到了1%的低水平上（见表1）。调整基准利率是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美联储希望通过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衰退。此外，为更好地促进市场流动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先是创立了短期贷款拍卖机制，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一个从中央银行 获得短期贷款的新途径；不久又创立国债招标拍卖机制，使投资公司可以从美联储获得以往只有商业银行才能获得的紧急融资；后来还设立新机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商业票据，以改善短期债券市场流动性状况。

四、对我国的启示

第7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

第8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实施三大工程，努力提高节能减排工作成效

重点工程是节能减排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三年来，我市累计投资18.2亿元建设了63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投入运行，年可节能39.8万吨标煤，削减化学需氧量2821.86吨、二氧化硫6251.12吨，为全面实现“双三十”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实施“技改”工程，提升治理水平。企业是开展节能减排的主体，我们通过积极引导、典型示范，使全市企业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其良性发展的“助推器”，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2.建设“基础”工程，提升承载能力。我们努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全市承载水平。目前，“两厂（场）两网”均已竣工投入运行。

3.推进“生态”工程，提升环境质量。深入开展燃煤设施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广太阳能、地热、沼气清洁能源，减少主要污染物污染。加强衡水湖保护，大力度实施了衡水湖网箱、围埝、拦网养殖取缔活动，共取缔网箱1058个、围埝5800亩、拦网4350亩，发放补偿款1117万元，有效减少了渔业养殖对衡水湖的污染。目前，衡水湖水质已由劣五类提高到三类，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二、推进结构转型，努力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1.淘汰落后做减法。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双三十”活动以来，关停取缔了兴达铸造、圣春新铸业等13家企业，削减化学需氧量694.48吨、二氧化硫894.6吨。同时，淘汰落后设备39台套。严格准入门槛，认真落实环评和项目建设“三同时”等制度，坚决杜绝“两高一资”项目，2008年以来，先后否决了总投资10.3亿元的17个不达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达到了100%。

2.优化增量做加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商贸旅游等环保型产业。发挥“滨湖、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在衡水湖南岸拆迁旧址，建设了湖滨公园、九州文化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其中，湖滨公园总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是北方地区县一级最大的亲水公园。同时，借助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加快物流业发展，建设了恒通棉花仓储物流中心、医药物流园、华林家居装饰仓储物流中心和永生小麦仓储物流等项目，三产比重不断提高。

3.搭建平台做乘法。我们依托冀州省级经济开发区，搭建了“一区三园六基地”架构，加快推进产业聚集。围绕采暖铸造、化工、玻璃钢等重点产业，建设了现代铸造园、循环经济园、玻璃钢产业园和6个乡镇创业辅导基地，引导全市企业向园区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要素配置，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目前，冀州市各级园区共入驻企业179家，总投资达到了138亿元。

三、几点体会

三年来的节能减排工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

1.解放思想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双三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没有简单地将节能减排看做上级的要求、外在的压力，而是将其作为推进经济、环境、资源和谐发展的难得机遇，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必然选择，由外在变内在，由外生变内生，由要求变自觉。通过召开四套班子联席会、全市节能减排工作动员会等多层次会议，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广泛开展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大讨论，引导全市干部群众对节能减排工作形成了共识，为全面推进“双三十”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坚持高标定位。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我加压，坚持“速度快一点、要求严一点、标准高一点”，在2008年初提出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工作目标，力争“2009年完成主要指标，2010年进行巩固提高”，全力打造生态冀州、绿色冀州、和谐冀州。并邀请国家、省、市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明确了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标的高标准，带来了工作的高效率，2008年以来，我们始终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壮士断腕的勇气、背水一战的决心，不留退路，不留余地，重拳出击，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于2009年顺利实现了既定目标。

2.科学技术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关键环节。积极借助“外脑”排忧解难，“双三十”活动以来，我们先后邀请省内外节能环保专家200余人次来我市指导工作，共同开展专题技术攻关，在污水处理厂、热电厂脱硫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采纳专家意见和建议21条，有效解决了污水管网铺设过程中的大面积坍塌、热电厂脱硫工程烟道角度等问题。积极开展业务培训，举办节能减排专题讲座20余期，培训业务骨干500余人次，大大提高了我市节能减排的技术水平。同时，加强与中国氮肥协会、中国铸造协会和河北工大等行业协会、科研院校的联系，加大节能环保先进技术的引进力度。目前，已在全市推广使用了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变压变频等200多项节能环保技术。

3.资金投入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重要保障。我们采取超常举措，多管齐下破解资金难题。一是市场融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节能减排。二是财政挤资金。加大节能减排财政投入力度，2008年以来，我市财政对节能减排的投入达到了2.07亿元。三是向上争取资金。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向上申报节能减排重点项目30个。目前，争取上级专项资金1.01亿元。四是企业筹资金。全市企业自筹资金10余亿元，有力推进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4.强化领导是超额完成“双三十”任务的主导因素。在“双三十”活动当中，我市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把加强组织领导作为推进节能减排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强工作调度。我们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总结、一年考核”工作制度，定期召开节能减排会议，研究分析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重点工作。3年来，全市召开有关节能减排的市委常委会21次、政府常务会25次，切实将节能减排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加强督查问效。根据工作落实情况，安排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加强督查，跟踪问效，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及时通报批评，督促全市各级各部门始终保持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双三十”活动以来，先后针对热网改造、污水处理厂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多次跟踪督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21次，有力地推动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在注重管理的同时，我们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如我市将原来按照企业纳税贡献大小进行奖励，调整为按照企业节能减排贡献大小进行奖励，每年市财政都要拿出100万元专项资金，对在循环经济、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环保治理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企业进行重奖，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

第9篇：双减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 出口退税 外商独资 企业 影响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深，全面开放的进程逐年加大，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对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外商投资企业遍布国内各个城市，国际经济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态。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出口退税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变动中。因此，外商独资企业受到的影响很大，出口退税率调高或者调低都会产生一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外商独资企业一般都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比如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电脑配件等，而软件开发企业占外商独资企业中很大比重。外商软件开发企业从事软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产品大部分要销往国外，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出口退税调整会影响产品的成本，销售的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根据我国外资企业法律规定，在国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是注册国法人，要遵守注册国法律，包括其成立、经营和解散，要遵循国内的税收政策，在这些税收政策中，出口退税是重要内容。

1. 当前外商独资软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9年以来，软件开发行业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软件开发企业内忧外患，面临竞争激烈，销售停滞等情况，个别企业处境每况愈下，形势严峻。有些企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1国外需求下降，产品订单少。由于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国外市场疲软，对软件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下降，这个形势影响了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情况，导致软件产品出口量减少。经济整体形势是难以预测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也时而存在，而且影响时间和周期都不明确，软件开发行业低迷局面会持续存在。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这种种问题给软件开发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层层阻滞。

1.2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过快。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过快，人民币汇率攀升直接造成了软件成本利润下降。出口利润因为升值因素受到很大影响，利润降幅达到近20%。因为汇率变动是无法预测的，所以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成本提高，所以要向客户提出涨价要求，但是一贯形成的价格和合作机制，客户不会轻易同意这些涨价请求。

1.3软件质量标准提高。国际市场对软件产品的质量一直提出很高要求。如今的科技形势是先进必然淘汰落后，软件产品是高科技产品，科技水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软件市场对软件产品的淘汰速度更是快速的。欧美市场对软件产品的质量标准不是统一的，各国进口商对软件产品检测具有不同标准，国内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与国际市场上检测结果得不到相互认可，企业在无形中加重了负担。

2. 出口退税机制的积极作用

2.1退税进度加快，减轻资金压力。在过去的退税过程中，由于退税指标等原因，退税速度缓慢，退税时间能达到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以来，占有了企业了大量资金，企业再想运行需要大量贷款，而且贷款产生高额利息，企业负担加重。经过对退税政策的调整，解决了一些陈旧的退税的问题，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有了充足的资金，企业资金周转顺畅，企业有能力加大高科技产品投入，有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从而使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软件开发企业产品周期短，更新快，势必要求出口退税时间要缩短，这样才能让生产与销售之间有一定资金空间。

2.2规避金融与财政风险。出口退税机制是根据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的，出口退税资金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软件开发企业来讲，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很重要。软件开发属于一项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要求细致、科学、创新。创新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突破的瓶颈。出口退税政策可以有效规避金融风险，把资金合理利用好。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由中央和财政共同负担。这样的机制有效缓解了因中央财政支出不足造成的退税困难。

3. 国家关于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制定的即征即退及双软认证企业的免税政策简介

3.1即征即退的税务政策简介

国家关于即征即退的税务政策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条：

3.1.1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3.1.2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3.2双软认证企业的免税政策简介

“双软认证”是指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企业申请双软认证除了获得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认证资质，同时也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方式，更可以让企业享受国家提供给软件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双软认证企业可以享受以下免税政策：（1）所得税从获利年开始 “二免三减半 ”，（2）增值税按17个点进行征收 ，对超出3个点的部分进行即征即退.

4. 出口退税机制对外商独资软件开发企业的积极影响和对策

4.1出口退税率的变化，严重影响产品出口。电子类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在13%到17%，出口退税率涉及大部分企业的利益。出口退税率降低，会加大企业成本，减少利润；出口退税率提高，降低成本，会增加企业利润。

4.2对企业增值税有重要影响。出口退税会增加或者减少企业纳税额度，或者相应减少或者增加应退税额。软件开发企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软件产品市场变化莫测，产品如果不符合时代要求，会形成严重积压。

4.3提供政策咨询，加强审核管理。为适应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强化信息服务，确保用户都能及时了解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方法。了解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原因，分析产生的原因并制定出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 王迪，刘小美，《浅谈出口退税操作流程》，文化与科技，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