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第2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56-02

[作者简介]李艳华（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 黑龙江东方学院教改课题“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探索”的成果。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体系庞杂，知识点多，内容抽象，理论性强，模型复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会遇到许多问题，如西方经济学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大多数教科书上的相关案例取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而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现阶段我国的许多经济现象与西方有差异，所以导致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脱节，致使许多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缺乏兴趣，甚至怀疑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另外，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中国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版教材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怎样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有机结合，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含义

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是指在教学中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予以正确的解释。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要求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根植于中国经济实际，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经济实践中。虽然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不成熟，另外，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国情不同，这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解释我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只有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特点，针对中国具体的应用情境，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在教学中应强调这些原理与中国经济运行并不矛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理论总结，通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正确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并最终形成的经济学理论。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种类不少，但大多尚停留在对原版教材的翻译和复制阶段，书中案例大多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教科书上的许多案例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严重脱节。基于这样的现实，教师在教学中很容易忽略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的结合，容易使学生产生学非所用的错觉，影响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把握。要想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就要既能解释市场经济一般性问题，又能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问题，真正有效地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措施

1将因材施教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前提。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文理兼容的学科，既可以用严密的数学模型加以推理，抽象地加以论证，也可以用精炼的语言文字进行系统的阐述。对于数理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重视模型的抽象推导，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向较深的层次推进。对于文科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的模型推导，应该强调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多用案例去解说经济理论。总之，不管用何种方式，使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学教学的目的，只有理解了经济理论的内涵，才可能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2注重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对经济理论作全面解释，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的根源和发展，而不是机械地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家结合当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所以每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这些内容应该在教学中给学生作相应介绍。另外，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社会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理论总结，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教师应该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讲清楚，这也是一个思维融合的过程；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对一些经济理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疑问，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辨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如该理论的合理性在哪里？该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该理论哪些地方不符合中国实际？怎样修正该理论才接近中国实际？这些问题对于学生可能会有较大的难度，但学生可以通过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且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3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中国的经济案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案例教学是经济学教学手段的首选，通过案例分析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案例教学可以降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增强直观性。首先，要注意选择中国的实际经济现象作为案例，同时尽可能选择日常能够接触的经济问题做分析，这样学生容易接受。经济学案例的筛选要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这些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使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让学生理解，无论各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有什么差别，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学原理的普遍性。如在讲到经济增长理论时，可以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变来分析，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解析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教师应该注重在平时大量阅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资料，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然后运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研究。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比用国外的案例更易于接受，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其次，案例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性。有了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案例素材，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整理这些案例。应根据教学内容对案例不断进行筛选、提炼，对案例涉及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专业性的解析，对每一个案例做出科学的设计，使案例教学能真正反映时代的脉搏和经济发展现状，这样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案例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重要环节。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毕竟枯燥，为了能够让学生深入系统地理解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应该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西方经济学本身是理论经济学，其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通常情况下，实践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薄弱环节，但实践教学却是更容易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环节。例如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内容划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型实践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结合中国经济现象的实际进行案例课堂讨论、辩论演讲、模拟实验、专题讲座等。课外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还可以深入生产管理一线。综合型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对学生来说难度较大、要求较高，适合大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包括课题研究、商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参考文献]

[1]温晓慧经济学教学本土化问题研究[J]煤炭高等教育，2008（3）

[2]曲振涛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N]中国教育报，2006-12-26

[3]卢明名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

第3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第4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30年。

一、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课程定位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2006)提供的数字，截至2005年底，全国普通高校开设的经济学类专业16个，专业点1503个(占全部专业布点数的18.33％)，在校本专科生85.78万人(占全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5.49％)，专任教师5.10万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5.94％)。2005年底，全国设置经济学专业的院校310个(占经济学类的20.63％)，经济学专业专任教师34234人。其中，教授2859人，副教授9854人(占经济学专任教师的37.14％)。

据西南财经大学对全国30所院校经济学专业、南开大学对4所“基地”院校的调查，各院校普遍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大部分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部分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的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上、下)”。

按照、教育部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原来为本科生作为思想政治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将不再单独开设，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但作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开设。据对全国30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课程最低1.5个学分，最高8个学分；基地院校平均6学分；财经院校平均5.2学分；理工院校平均2.4学分。

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重点大学选用国家推荐的优秀教材、“十五”和“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地”院校大多选用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些院校选用的是国内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如，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魏埙教授、刘波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近年来，各高校教材建设和教材改革的趋势是：教学内容和质量标准趋向国际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网络化、立体化教材；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改革和“双语教学”相互配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经济学类核心课定位。根据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和推荐，经济学类核心课程一共有8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其中，政治经济学列为8门核心课之首。所谓“经济学类”主要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含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含税收学)和统计学及近年来细化或衍生的一些新的专业(如金融工程、信息管理、网络经济学、国际文化贸易、海洋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二)经济学科基础理论课定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分类，“经济学”学科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划分为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分为10个二级学科。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学16个二级学科中的基础理论课。

(三)经济学专业的“入门课”定位。在我国，尽管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仅限于一些基本概念、名词解释。只有到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和把握这门课程的完整知识，而且通常是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就开设的课程，足见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因此，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不是“政治课”，而是专业“入门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一点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为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广阔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课。

二、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入政府决策的视野，西方经济学课程也随之进入高校的课堂。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遇到严峻挑战，一些学校甚至主张减少或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代之以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根据南开大学2006年对4所“基地”院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的50份调查问卷，在核心课设置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方经济学，然后是政治经济学，之后是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的关系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也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是并列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能否推动或带动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看能否继承、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能否继续确立和巩固，主要取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释和说明我国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在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上，应注意两种倾向：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追逐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标准，似乎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为该领域的最高权威。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人有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化学奖的，但都是美籍华人；在人文社科和经济学领域，真正的大陆学者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可以获“奥奖”(奥林匹克竞赛奖)，但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由此推论说，只有学习西方经济学才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对诺贝尔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批评也没有停止过。对此，不能迷信“诺贝尔奖”，更不能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和潮流。从当前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三大缺陷：一是论资排辈。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论资排辈的风气较浓。二是性别歧视。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至今还没有一位女性获奖。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男性的运动。事实上，杰出女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夫人。但她们最终未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三是意识形态标准。至今为止，不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最多。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则一个获奖者也没有。转轨国家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转”到西方国家做研究也别想获奖。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家高明，而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学术标准外，还有政治标准。

(二)数学化倾向。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导向。同时还听到一些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重视数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才重视数学。在这样的导向下，年青人拼命玩数学，一些年龄偏大的教师普遍为缺乏数学功底而感到苦恼。本文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重视数学方法，而且马克思本人曾经是数理分析的先驱。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地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和两大部类关系等的分析，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而且从其运用数学方法的深度和广度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还是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学工具，而在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第二，任何数理分析都有假定条件或前提，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前提假定。前提假定大体有三种：一是为逻辑分析或抽象分析的需要，暂时将一些问题作为前提加以假定。二是以确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定是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调节，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三是对不宜进行数理分析或数理分析不了的问题进行假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很多分析是第一种情况，西方经济学的绝大多数分析属于第二种，但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情况下也有为某种需要而采用第三种(如，美国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美国经济评论》要求所有论文既要有数理模型，又要有计量检验)，这就逼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后来慢慢就形成一种学术范式。现在我国国内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学模型的前提假定越来越多，但离现实越来越远，其分析结论的实用性令人怀疑。第三，数学工具不能滥用。之所以有许多人反映西方经济学难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理分析过多、数学工具比较复杂。其实，不仅中国读者无法全部看懂，就连数理经济学家大师里昂剔夫等人也都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因此，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可以采用适当的数学工具，但不能滥用数学工具。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一)明确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基本思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改革领先、开拓创新；提高质量、注重内涵；突出特色、争创一流；服务社会、面向未来。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多出理论经济学人才，但为学生今后长远发展和就业着想，应兼顾增加培养“适用人才”的教学任务。总体说，要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明确“丰富知识、培养能力、注意素质”的培养思路，在教学改革方面下更大气力、花更大功夫。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经济学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应采取“引进”和“培养”两种方式，二者不可偏废。对大部分学校来说，主要应以自己培养为主。可采取鼓励“攻读博士学位”和“到外校进修、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培训”等多种方法。同时努力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开阔学术视野，增加社会交往，更新知识结构。对“引进”的人才重在考察其素质，不能只看“牌子”，争取做到既要好看又要中用。

第5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是看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志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呢？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26年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纵观历史，直面现实，按照实践第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

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统领中国经济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一些人眼里不时兴、不管用了，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只是一个学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语言；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基之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创价值。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系列思想。马克思主义并非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不能搞本本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改变，但它的精髓则是必须坚持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就是坚持它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最高层次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学。当然，还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变，剩余价值理论就仍然是一把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钥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等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原理对其进行研究，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基因，但主要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的误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内容十分丰厚。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昭示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已经形成。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就连外国人都十分重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加以深入研究呢？

有的学者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践证明，照搬任何模式都是不成功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论，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没有阐述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和怎样结合的问题。研究学问首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仅仅借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没有。比如，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有的，但在我们这里却运用得日臻成熟，其中就有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情况迥异，中国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事实证明，靠外国人研究本国的问题，很难抓住要害。因此，西方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有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不感兴趣，更没有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只是盲从地认定只有外国人那套令人费解的东西才算是真正的学问。这使我们联想起当年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有人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个“土生土长”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有人说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是理论，没什么学头吗？然而，正是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引向了富强。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精彩：“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旨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并非用玄奥的东西吓唬人。现在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更应当坚定信心，明确方向。

善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方法

第6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第7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地方高校；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

[中图分类号]H3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147-02

作者简介：李舟（1979-），女，贵州赫章人，广西工学院财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升级与贸易发展。

一、引言

教材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是体现高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教材在高校教学中具有明确教学内容、引导教学方向、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高校教师必须研究新趋势、探寻新思路、凸显新特色，以推动地方高校的教材建设工作，促进高校教学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

二、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本土化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演绎。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重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用以解释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各类经济现象。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者对本土经济问题的不断思考、研究和总结，并最终形成的理论流派。因此，任课教师希望通过讲授“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从而体现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理念，就会导致其在教学中忽略与我国经济实践结合，出现理论教学脱离实践分析的情况，使得学生容易产生“学非所用”的错觉，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核心原理和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把握。由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要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经济学教学必须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体、洋为用”为原则，既能解释市场经济的通性问题，又要探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性问题，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语言来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将之融入教科书和教学过程中，才能达到经济学“为我所用”的教学目的，即经济学的教学本土化。

作为高校教学水平和教改成果的重要载体，西方经济学教材必须从内容编排、文字撰写、案例筛选和教学资源充实上力争突出本土化教学原则，坚持教材建设与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一致，编写出适合地方院校本科教学需要的本土化教材，以提高学生理解及运用经济学原理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素养，使教材建设成为体现地方院校教学风格、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的特色之选。

三、地方高校推进西方经济学教材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一）组织资深教师，编写适合地方本科院校的本土化教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出版的冠以“西方经济学”名称的教材已多达数百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版引进教材或翻译教材，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这类教材知识量大、内容系统、更新较快，但由于教材内容过于庞杂，理论和案例与中国实际存在差距、价格较高等原因，并不适应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学需要；另一类是国内高校的自编教材，如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等，这类教材往往存在学术观点突出、倚重理论分析、应用性较弱等问题，极易使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背离。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应当结合自身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自行编写适用的本土化教材。教材既可以组织本校教学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富于实践精神足的教师联合编写，也可以组织同类院校的资深教师合作编写。对于编写内容的选择，应遵循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典型案例相结合的原则，尤其应当增加实践应用型内容的设计，以着重培养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学生掌握“必需、够用”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动态发展的学科，还应当将经济学的前沿信息适时融入教材中，使所编教材能够及时跟进学科的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关注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

（二）整理中国案例，增强本土化教材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点是内容多而略显松散、侧重数理分析、体系庞杂和概念抽象，有着复杂的理论体系。因此，受其影响在国内教材编写中常常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情况，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常常感到枯燥、无趣，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如何采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案例，提高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将成为地方院校本土化教材建设的关键。为此，教材撰写者必须长时间、多渠道地收集和整理本土案例资源，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途径筛选有用信息，应尽量选择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然，案例的搜集和整理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注重日常累积，应不断参考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丰富资料，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日积月累，才能形成丰富、充实、多样的案例库，使本土化教材真正做到案例辅助理论、理论贯穿案例的互相辉映。换句话说，通过教材中的案例分析，让学生站在客观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从中寻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效训练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以致用能力。因此，地方院校的本土化教材可以尝试以中国案例为导向的编写风格，以案例说明问题、由案例演绎理论，形成区别于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国外引进教材的中国特色。

（三）整合教学资源，推进本土化教材的立体化

立体化教材，又被称为“多元化教材”，是指除了具有传统纸介教材之外，还包括与教学内容配套的音像制品、电子资料和网络出版物等的一个整体教学、学习解决方案。立体化教材之所以得以广泛推广，主要在于立体化教材体系的构建，改变了纸介教材的单一文字表现方式，通过多媒介、多形态、多用途的教学资源整合，形成声、光、影、图、文的立体展现，实现对学生感官的全方位刺激，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满足学生灵活、多元的学习需求。可以说，将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教材推向立体化，通过教师精讲课程内容，学生研读辅助资料的方式，使教师有时间、有精力提升自我的教学能力，也使学生有空间、有渠道拓展自身的知识视野，由“教师要教”变为“学生要学”，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当然，实现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立体化，必须善于挖掘和集聚地方高校的各种教学资源，树立“促教和促学”互融互补的现代教育理念，协调立体化教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指导立体化教材的建设；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发立体化教材，可以立项方式敦促教师勇于探究、勤于钻研，带动立体化教材的开发；强化教师的团队建设，培养一批具备网络教学能力和扎实计算机功底的教师，以优秀师资力量的聚集作为立体化教材建设的重要保证。

（四）转变语言风格，探寻本土化教材的自学导向

教材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难易性。以往，国内西方经济学的任课教师习惯于“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形式，偏重对概念与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脱离实际应用，使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成为纯粹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这一教学习惯也导致国内不少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现“以教师为主体”的编写风格，文字生硬、理论抽象、描述冗长，常被学生戏称为“严谨过度，趣味不足”的学究型教材。因此，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可在原有叙述与说明为主的单一阐述方式的基础上，补充多种陈述方式，并进行科学设计以达到多种阐述方式的合理搭配。比如，可以通过类比培养创新性思维，通过比较与分类培养组织思维，通过引入正例与反例的方式培养辩证思维。而且教材的文字应简要易懂，语言可诙谐生动，图形须清晰易辨，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便于学生阅读、理解与记忆，真正体现学生主体观教育理念的写作风格，将教材建设成为引导学生探索求知的桥梁。

[参考文献]

[1]郭彤，陈金明.地方高校特色教材建设的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9（11）.

第8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

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

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

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2]等这类问题的困扰。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分析

(一)教师主动引导带动学生自觉学习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①，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

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

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

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

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2014)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

第9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