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心理动词 语义特征 句法特征 边缘性 主观性

一、引言

本文在对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研究的共识体现为对心理动词边缘性、主观性的肯定。“边缘性”是指心理动词在动词中并不处于核心位置。与动作动词相比，心理动词在语义、句法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观性”是指心理动词在语义上表达的都是不可见的事物，这种语义特征也影响到其句法表现。

二、心理动词的边缘性

心理动词的边缘性是就心理动词在动词中的位置而言的。动词的主体为动作动词，通常概括动词的特征时以动作动词为主，而心理动词、属性动词、趋向动词等是非主体类别，我们称其为边缘类动词。与动作动词相比，边缘类动词在语义特征与句法功能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们称其为边缘性。心理动词的边缘性主要体现为：在语义上，心理动词的语义经常游移于事物、性状、动作三者之间；在句法功能上，心理动词经常可以兼具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部分句法功能。

（一）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

对心理动词语义特征的描述大多是从命名和义素分析的角度入手的。如“记内情所发”（马建忠，1898），“从语义上说，它是表示人的心理活动的，有语义特征使得它形成了特定的语法范畴、语法类……”（周友斌、邵敬敏，1993）。李临定（1990：112）认为，“心理活动动词是指表示喜爱、怨恨、感觉、认知、遗忘等和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动词。”这是对这一类动词的命名，也是对其语义特征的概括。董秀芳（1991）认为，“心理动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其语义特征表现为[+人][+大脑器官][+思维活动]。”陈昌来（2002：96）提出心理动词具有[+心理] [+述人]的语义特征，[+心理]语义特征可以描述为：“心理动词是表示人类情绪意志活动和认知活动的动词，而且是以这一语义性质为主的动词，这样[+心理]语义特征可以具体化为[+情绪/认知]，如‘喜欢、爱、想念、思念’等是情绪类动词，‘知道、觉得、认为、以为’等是认知类动词；”“另外，心理动词都是表示人类对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是人类对各类刺激物的不同层次的反应，所以心理动词都具有[+述人]的语义特征。”这种描述带有义素分析的方式。总之，对心理动词语义特征的描述都是围绕“表示人类心理活动”这一中心进行的。也就是说，“从意义出发界定心理动词”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心理动词就是表示心理的动词。

方梅（2005）讨论了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往称为心理动词的词语。她认为，认证义动词虚化的起点是“去范畴化”，句法方面表现为谓宾动词句法特征的衰减，语义方面表现为由客观表达变为主观表达。“认证义动词+小句宾语”既可以陈述事件，又可以表现主语的认识内容，这种双重性是虚化的基本条件。如下面的例句中，从a到f是从典型动词到语用标记的轨迹：

a.我/她想/明白/看见/儿子了。（主语指称对象的体验）

b.我/她想/明白/知道/觉得这是回家了。（主语指称对象的认识）

c.我/她明白/知道/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商量的。（主语指称对象的认识）

d.我/？她想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商量的。（说话人的认识）

e.这个问题，我/*她想，没什么好商量的。（说话人对话题的态度）

f.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她想。（说话人对整个命题的态度）

文章还指出，虚化的程度与认证义动词自身的控制度密切相关，控制度较强的动词虚化程度低，控制度较弱的动词虚化程度高。其中表示评价意义的认证义动词控制度最弱，虚化为表达说话人视角和态度的语用标记。如“觉得”。文章同时指出虚化的句法环境，即“陈述事件”与“表现主语的认识内容”。

王红斌（1998、2001、2002）、杨云（1999）、丰竞（2003）、韩琴（2006）等也对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论述。此外的相关论述多散见于研究动词的论著中。

另外，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研究中，对心理动词的定义也离不开其语义基础，如吉永尚（1997）将“感情·知覚感覚·思考など心理作用を表す動詞（表示感情、知觉感觉、思考等心理作用的动词）”统一称为“心理動詞”。又如山岡政紀（2002）定义的“感情動詞”：

感情動詞とは，人の心理的現象に言及することを語彙的意味とし，経験者格を必須項として取る動詞の総称である。（译文：感情动词是表达人的心理现象并在句法上必须使用经验格的动词的总称。）

我们认为，要描写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首先要明确“心理”这一概念。“心理动词”的“心理”不同于心理学上的“心理”。后者的涵盖面要大于前者。心理学中对“心理”的定义如，《简明心理学辞典》（2007：57）：①心理是“脑对客观世界的积极反映形态。是在有机体演化的一定水平上出现的。最初的心理现象是简单的感觉。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感觉逐渐分化和复杂化，并由此出现了知觉、记忆、思维的萌芽等。人的心理是心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在劳动和语言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与动物心理有着质的区别，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并受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过去事件表现为记忆经验，现在事件表现为全部映象、体验、智力活动等，未来事件表现为意图、目的、幻想等，既有意识性，也有无意识性。可以有条件地区分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感觉、知觉、表象、注意、记忆、想象、思维、情绪、意志等属于心理过程，是心理的动态方面；情绪过程中的激情状态和心境状态属于心理状态；能力、气质、性格上的特点则属于心理特征，是心理的比较稳定的方面。”

《普通心理学》（2004：1～2）：②“心理学把统一的人的心理现象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部分：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人的心理过程就其能动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关系，可以分为认识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三个方面。”“个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心理面貌，它是个人心理活动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的总合。个性心理结构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

以往对心理动词的研究中，一般是不将表示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的动词包括进来的，如“看、听、闻”不被作为心理动词。同时，语言中表示心理意义的（心理学的）词汇也有大量的形容词，如表性格的“内向、外向、活泼、调皮”，表情绪情感的“慌、忧伤、高兴、愉快”等。因此不能将心理动词的“心理”与心理学定义的“心理”等同起来。可以这样说，语言中表示心理的词汇是以心理学所讨论的“心理”为概念基础的，但心理动词只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其所表达的概念也只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心理动词所表示的“心理”，只是心理学所研究的“心理”的一部分。

“心理”是如何成为事物、性状与动作的交界点的呢？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心理”是一个大脑内部的过程，有时可以将其看作人体这个容器中的物质，这时心理就具有了一定的事物性；当忽略心理过程的时间进展，而更多地关注其横断面时，心理就具有一定的状态性，可以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环境下讨论其程度的高低；而当加入时间因素，将心理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其动作性就自然会有所凸显。心理动词在语义上的这一特征也会在句法功能上得到印证。

（二）心理动词的句法特征

综观已有的对心理动词的论述，对其句法特征的描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心理动词所带宾语：名词或名词短语、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及主谓短语（小句）。不同的心理动词所带宾语也会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陈昌来（2002b）有比较详尽的分析。

2.部分心理动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

3.大多不能构成把字句、连动句，很少构成被动式。

一部分学者尝试给心理动词作形式上的界定，提出了一些界定的框架：

范晓、杜高印、陈光磊（1987：56）：能进入“（很+__）+宾语”框架的一般是心理动词。

胡裕树、范晓（1995：245）提出功能框架：（很+__）+O[N/V]；__+O[v]。

周友斌、邵敬敏（1993）提出以“主（人）+{很+动词}+宾语”为框架作为检验标准，凡能进入这一格式的是心理动词，反之则不然。并根据能否转换成“主（人）+对+O+很+动词”，将心理动词划分为真心理动词和次心理动词，同时把能进入“主（人）+对+介宾+很+动”这一格式的动词看作准心理动词。

陈昌来（2002：146）：情绪类动词可以进入如下句法框架：NP+{很+VP}+NP；认知类动词可以进入如下句法框架：NP+VP+O（VP/NP+VP）（O指宾语）。

王红斌（2002）提出测试格式：a.从潜意识里/在潜意识里/暗暗地/默不作声地/满心/潜意识地+V；b.N（人）+不/没V+和/跟/同+N+一起+其他；c.让/使/叫+人+V+（小句）宾语。

丰竞（2003）提出心理动词的鉴别式为：主（人）+在心里+（很）+心理动词+宾语，记作S：S（p）+IH+（L）+V（P）+O（N、V）。特别指出，情感动词的鉴别式S可有转换式S1——NS+VM+S（P）+（IH）+L+V（P）和S2——S（P）+（IH）+TN+L+ V（P），又因为情感在程度上有可比性，S还可有转换式S3——S（P）+THN+M+V（P）+（O[N，V]），其中，NS=刺激物（stimulus），VM=使令动词，TN=“对”（to）引导的介宾结构，THN=表比较的介词（then）引导的介宾结构，M=更。

心理动词本身是一个意义类，从意义出发界定出来的类别，很难有整齐划一的形式特征。即便是公认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相互之间也没有完全清晰的界线，各词类内部在形式上也只是有着家族相似性。所以，以上归纳出来的任何一条句法特征或任何一个界定框架都存在反例也实属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心理动词是一个在形式特征上呈现复杂状态的类别。这种复杂性在量性特征上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即心理动词的量性特征，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也是与量有关的句法形式，至于其他的句法特征则暂不涉及。关于量范畴的表达形式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心理动词是以语义为依据划分出来的动词的下位类型。同时借鉴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念，认为心理动词是非典型的动词（相对于动作动词），处于动词系统的边缘位置，与名词、形容词有部分相通的句法功能。因此，心理动词在整个词类系统中的位置可以归纳为下图：

图1：心理动词在词类系统中的位置

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标示为下图：

图2：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

图2表示，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位于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功能交叉地带，具有大部分动词的功能，具有小部分形容词与名词的功能。这是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边缘性”在句法功能方面的表现。

以上内容是针对“动词、形容词、名词”这三大词类来说的，心理动词在句法功能上具有“边缘性”，这可以说是一种“外部边缘性”。在动词内部，心理动词也同样具有“边缘性”，可以称为“内部边缘性”，这主要表现在“状态动词”与“动作动词”“变化动词”等类别之间。吉永尚（1997）讨论日语心理动词的语义时认为心理动词连接着状态动词、动作动词等，但又与这些动词所不同，并就此对日语的心理动词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分析：

本稿では心理動詞は状態動詞や動作動詞と連続していると考えるが、これらの動詞との相違点や境界上にあるものなどについて意味的側面やアスペクト性をもとに考察を加えた。（译文：本文认为心理动词连接着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等，但主要考察了它们意义上的不同与分界以及这些动词的时体特征。）

在现代汉语中，心理动词也一样处于“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变化动词”的边缘地带，这与其“外部边缘性”有很强的一致性。总的来说，无论是外部表现还是内部表现，都充分体现出边缘类动词与典型动作动词的不同之处。因此，“边缘性”是心理动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心理动词的量性特征上有着充分的体现。

三、心理动词的主观性

“主观性”也是心理动词的基本特征之一，同其“边缘性”一样，贯穿心理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句法特征。

首先，在语义上，心理动词是用来描述人的心理的，无论状态也好，动作变化也好，都是不可见的，只是将内部的心理外化为可以表述的文字而已。这对心理动词量性特征的影响表现为：心理动词的量都是非精确计量的。

其次，在句法上，由于心理动词的量是主观性的量，因此与心理动词同现的数量词语往往是非精确的③。同时，心理动词的程度量往往需要程度词来彰显，程度词所表达的量往往都是主观评价性的，这也是一种主观性在句法上的体现。

四、结语

本文从句法、语义两方面考察了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认为“边缘性”与“主观性”是对心理动词基本性质的共识，心理动词的句法语义表现都与之相关。在对心理动词性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心理动词其他方面的特征或表现。

注释：

①杨治良《简明心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②叶奕乾、何存道、梁宁建《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③即使出现具体的数字也不表示精确的计量，如“一天想你三次”

并非精确表示“三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邵敬敏.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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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红斌.谓宾心理动词与其后的非谓动词所表动作的语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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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云.不受程度副词“很”修饰的心理动词[J].云南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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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丰竞.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语义分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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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韩琴.心理动词句法语义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3]吉永尚.心理動詞の意味規定とその特徴について[J].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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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岡政紀.感情描写動詞の語彙と文法的特徴[J].日本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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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治良.简明心理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6]叶奕乾，何存道，梁宁建.普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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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范晓，杜高印，陈光磊.汉语动词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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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19]周有斌，邵敬敏.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型[J].语文研究，

第2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　区域地理　教学要求　高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了区域地理的学习目标：认识所学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主要特征，初步掌握学习区域地理的一般方法；获得基本的地理技能以及地理学习能力；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地理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养成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初步的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初中阶段区域地理学习主要是认识相关区域，了解区域最基本的状况，如位置、地形、气候、河流湖泊、植被、资源、农业、工业、人口城市、交通等。《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也指出：“认出区域差异，了解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初步掌握学习和探究地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在高中阶段区域地理学习不光是认识，还要理解这些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性，在认识的基础上，还要会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

2 区域地理教学中的基本要求

2.1 构建“心理地图”，建立空间概念

我们学习一个区域，不论是大洲、分区，还是一个国家或国家内的一个地区，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区域在什么位置，从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相对位置及交通战略位置等方面去把握，打造心中的“心图”。在《埃及》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自己观察地图，归纳出相应位置，如经纬线中对于埃及30癗、30癊的重要性，非洲的东北方位，埃及东临红海、北临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在世界海运中的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在地理考试中首先要能够进行准确的空间定位，所以在区域地理教学中应该要求学生有意识地注意空间定位的训练，看图时关注重要经纬线及经纬线的交点，加强对形状轮廓和重要地理事物的记忆。

2.2 运用系统原理，理解区域特征

每个区域都表现出整体性，组成每个区域的地理要素都通过地理运动规律和物质循环，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一个联系的整体。因此我们在高中阶段学习区域时，不能像初中阶段对区域地理特征进行简单的罗列，而要运用高中地理系统原理，理解每个区域的特征为什么是这样，弄清楚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时空变化分布规律及原因。

例如在《埃及》教学中尼罗河会定期泛滥，那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学生在学习时可以先自己逆向分析：定期泛滥径流量变化尼罗河补给尼罗河流域气候尼罗河流域位置。然后再正向分析：尼罗河流域的位置尼罗河上游主要是热带草原气候，下游主要是热带沙漠气候尼罗河补给主要靠热带草原气候降水补给热带草原气候分旱雨两季雨季定期泛滥。

高中阶段的区域地理教学应该是以区域地理为平台，更深刻理解这些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用系统地理原理来梳理这些知识，达到高中地理原理的能力灵活运用。如通过位置，我们可以知道气候；地形与气候之间的相互影响；气候对河流水文特征的影响，水文反过来对气候特征的影响；地形与河流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2.3 运用联系方法，建构特征主线

如果全方面去认识每个区域，区域的特征有许多：如位置特征，包括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相对位置、交通战略位置等；地形特征，包括地势高低特征、地形类型、主要地形区及分布、典型地貌和地质等；气候特征，包括气温和降水特征、季节变化，典型天气和气象灾害等；植被特征、土壤特征等；资源特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等时空分布；人文地理特征，包括农业特征、工业特征、经济特征、人口特征、城市特征、交通特征、文化特征等。如果对区域的每个特征都去分析，知识点会显得很零散，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主次之分，而且每个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又是不同的，差异性是绝对的，这样体现不出区域本身的典型特征。

我们在高中地理阶段区域地理教学中要让学生学会认识区域特征时抓住主导因素或者主要知识线，从整体方面来认识一个区域。如《埃及》教学中，对埃及地理特征的归纳和总结中，抓住“尼罗河”这条知识主线，由此结合（下转第137页）（上接第122页）高中地理系统原理，再来进行相关地理特征的联系和综合。埃及位置（尼罗河位置）气候分布及特征（尼罗河流域的气候类型）水文（尼罗河径流量变化）地形(尼罗河谷地和河口三角洲)、肥沃土壤（尼罗河泥沙堆积）农业发达文明古国（尼罗河沿岸大河文明）旅游业发达（名胜古迹多、尼罗河风光等）相关经济支柱（由位置所在的运河、石油、侨汇等）。这样学生学习埃及区域地理就不用死记硬背，而且对高中系统原理又是一次熟练的运用，抓住了埃及的主要特征或知识主线，建构了一个区域的知识结构网络。

2.4 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评价区域人类活动

我们分析一个区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个区域良性发展，让人类和环境的关系能全面协调，使人类活动能让这个区域达到可持续发展。但由于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局限性，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性，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性，某个时期的人类并不能认识到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所以人类活动给环境甚至人类社会既带来了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我们在高中阶段区域地理教学中就要教会学生科学评价人类活动，运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待某个人类活动。

如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给埃及人们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但定期泛滥也带来了洪水灾害，埃及人们为了驯服尼罗河，修建了阿斯旺大坝和纳赛尔水库，的确解决了尼罗河的洪水灾害，让尼罗河在下游的流量变化受到人文控制，并且还发展了发电、养殖、灌溉、旅游等产业；但大坝截留水量，使流到下游的水量和泥沙都减少了，造成了河口三角洲退缩，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盐碱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我们在理解某个区域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措施来发展该区域，都要立足于发挥该区域的优势特征，如埃及人们开通苏伊士运河、旅游业的发展等，并弥补其不足，针对限制性因素和特征，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最好能保证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良好影响，最终使该区域能可持续发展。

3 教学反思

第3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 归类不确定；特征推理；理性模型；单类说

1.引言

类别研究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核心问题，认知心理学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认识类别是如何习得和运用的。类别运用的主要表现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从未见过的物体归类，并对该物体的某些特征进行预测和推理。比如，尽管没有一个人见过世界上所有的狗，但大多数人都能够识别没有见过的狗的新样例。 这个过程就是运用类别进行推理的过程，即对事物的未知属性或特征进行预测推理。

前人的研究大多是在已知类别归属的情况下预测样本的未知特征，比如跑过来的动物是一只狗，即可推知其有四条腿。但我们忽略了两个问题；1.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动物是狗，而只猜想它是狗，会怎样呢；2.“可能”的含义，人们在做出预测时的把握，和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预测结果的自信？在生活中，人们是不能完全确定某个事物该归入哪一类，如何在这种情景中用不确定的类别进行预测推理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该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理论：Anderson的理性模型、Murphy等的单类说、王墨耘的综合条件概率模型。

2.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

2.1国外研究

2.1.1理性模型

Anderson提出理性模型，两个基本假设是：类别的主要功能是特征推理；类别可以构造使对未知特征的推理达到最优化。他提出对于任何目标物来说，人们预测其具有某特征j的可能性时将遵从Bayesian规则P （j/ F） = ∑P （k/ F） ・P （j/ k）

k代表学习者已经知道的类别。目标物F具有特征j的概率为该目标物属于某类别的概率乘该类别的每一客体具有特征j的概率的总和，即人们根据多个类别的信息对事物特征做出预测。在各种类别中，如果存在着可能性最大的靶类别（人们的特征推理会选择目标物最可能归属的类别），人们虽然会考虑靶类别中的信息，但同时也考虑其他非靶类别中的信息，最后决策是综合考虑多个类别的信息得出的最优结果。

理性模型主要涉及类别构成过程，它提高了预测的精确性并确保人们在进行特征预测推理时，考虑到多个类别（也许包括错误的类别），而不仅考虑一种类别。

2.1.2单类说

Murphy等质疑理性模型并提出了单类说，是否考虑非靶类别信息是最大分歧。他们认为在归类不确定时，人们的特征推理会选择靶类别，再根据靶类别的信息进行推理，并不考虑非靶类别的信息。Murphy等分别以人工和自然类别（单一等级类别）为研究材料，通过控制靶类别信息，来验证非靶类别信息对特征推理的影响。实验结果支持了Murphy的单类说。 在Murphy研究基础上，Lagnado考察了多等级类别结构条件下归类不确定时的特征推理，结果支持单类说。

单类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预测未知特征的认知过程，它认为人们只考虑最可能的类别，并以此做出预测推理。单类说可帮助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快速做出判断，但其精确性不如理性模型。

2.2国内研究

2.2.1 Bayesian规则公式的修正

莫雷和赵海燕分析了Murphy等人的实验材料，认为其研究并没有充分的根据Bayesian规则，并假设目标和预测特征维度的结合与分离是影响归类不确定时特征推理的重要因素。实验结果支持上述假设，他们对Bayesian规则进行修正，加入变量 AK，它表示第k个类型的目标特征与预测特征结合的比例，修正后公式

P （j/ F） = ∑P （k/ F） ・P （j/ k） ・AK

刘志雅分析了莫雷的实验数据并设想，增加结合因素不应该以单纯的乘积方式，而应该是和1+ AK的乘积关系，他对Bayesian规则进一步修正

P （j/ F） = ∑P （k/ F） ・P （j/ k） ・（1+AK）

刘志雅认为目标特征和预测特征在类别中除了结合关系，还有一种共存关系（目标特征和预测特征在某个类别中共同存在），并设想认为，目标特征和预测特征共存的程度不同，预测特征的概率也可能会不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在非靶类别和目标特征、预测特征结合的情况下，共存性才对特征推理产生影响；在非靶类别和目标特征、预测特征分离的情况下，共存性不对特征推理产生影响。同时实验结果排除了单类说和综合条件概率模型。

2.2.2综合条件概率模型

王墨耘等提出的预测特征综合条件概率模型，认为预测特征相对于目标特征的跨类别综合条件概率P（U/F）直接影响被试的特征推理，特征推理是基于特征关联综合条件概率的直接推理，归类不影响特征推理。其中P（U/F）是具有特征F的成员中具有特征U的成员所占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P（U/F） = NFU/ NF，其中的分子表示同时具有特征F和特征U的成员的数量，分母表示具有特征F的成员的数量。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单类条件概率策略。

王墨耘分析了莫雷等人的数据，认为被试的特征预测概率值能够简单地用综合条件概率P（U/F）模型来解释。他们以人工类别为实验材料，探讨了在归类不确定时集中呈现类别成员样例的特征推理，实验结果支持其提出的预测特征综合条件概率模型。

2.2.3不同类别学习方式下的特征推理

刘志雅和莫雷分析了前人的研究认为单类说和理性模型的分歧，可能是不同类别学习方式造成的。Stewart等人的研究表明，在逐个和同时呈现刺激这两种类别学习方式下，被试会形成不同的类别表征，逐个呈现类别要素，被试易习得不同类别中样例的个性，而同时呈现类别要素，被试易习得不同类别中样例的共性。

刘志雅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同时学习方式下，被试习得序列式的单类别表征，在归类不确定时的特征推理中按照单类的 Bayesian 规则进行特征推理，在继时学习方式下，被试习得并列式的多类别表征，在归类不确定时的特征推理中按照理性模型进行推理。

刘志雅设想单类说主张的单类表征，可能是一种序列式表征，同时学习方式下的被试就形成了单类说所假定的序列式表征。因此，在学习后的特征推理时，被试依赖工作记忆中的一个类别信息（靶类别）进行推理，就出现了单类说所假定的推理结果。理性模型所主张的多类表征，可能是一种并列式表征，类别知识以点阵或者全类的模式出现在工作记忆中，信息可在多个类别间通达，继时学习方式下的被试就形成了理性模型所假定的并列式表征。

3.总结

归类不确定情境中的特征推理是类别运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上述理论模型都试图准确反映人类的这一认知过程：单类说和理性模型是基于类别的特征推理的理论模型，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在归类不确定的情境中，人们会先将新事物进行归类，再根据靶类别推理。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单类说认为人们推理时只考虑靶类别的信息，理性模型认为人们考虑靶类别信息的同时也会考虑非靶类别信息。综合条件概率模型是基于特征联结的特征推理，该理论是依据呈现的样例的有关特征与预测特征之间联结的频次进行推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莫雷，赵海燕.维度的结合与分离对归类不确定性预测的影响.心理学报， 2002

[2] 王墨耘，莫雷.归类不确定情景下特征推理的综合条件概率模型.心理学报， 2005，

[3] 陈琳，莫雷，刘志雅，徐明慧.归类不确定时特征推理的单类说理论.心理科学进展， 2007

[4] 王墨耘，归类不确定时样例代表性对特征归纳预测的影响研究.心理科学，2007

第4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知识可视化；视觉隐喻；视觉表征；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06-0016-04

知识可视化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和群体间知识传播的手段，相对于语言等其他表征手段而言具有减轻认知负荷、快捷高效的优势，知识可视化对于知识管理与知识传播的意义是优化层面上的，可见任何有利于优化知识管理和传播的因素都应为知识可视化的研究所关注。视觉隐喻作为知识可视化中个性化的视觉表征手段与其他视觉表征的图形组织手段比较，具有生动形象化、个性化和具体化等特点，正确合理地理解和运用知识可视化中的视觉隐喻将有助于优化个人知识管理和群体间的知识传播。

一　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已有认识

Eppler & Burkhard(2004)首次提出了知识可视化的概念，他们将知识可视化技术概括为6种类型：启发式草图、概念图表、视觉隐喻、知识动画、知识地图、科学图表，其中视觉隐喻被认为是映射抽象数据使其易于理解的手段，并进而将视觉隐喻分为四种映射类型：(1)映射为高山、冰川、河流、瀑布、火山等自然现象；(2)映射为天平、阶梯、道路、庙宇、桥梁等人造实体；(3)映射如登山、散步、驾驶、垂钓、狩猎等某一活动；(4)映射为战争、家庭、法律、和平、可持续性等易于理解的抽象概念。之后，国内的赵国庆和邱婷等沿用了视觉隐喻在知识可视化中具体形式的提法，邱婷试图通过图形性质展开探讨，以厘清可视化形式的分类，但在研究中图形性质的观点受原有可视化形式分类的思维限制，视觉隐喻作为知识可视化的具体形式和手段提出，其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却未见表述。赵慧臣关注知识可视化中视觉表征的内容、形式与意义的研究，以符号学对符号的分类为依据，将知识可视化的视觉表征内容划分为肖似类视觉表征、导引类视觉表征和象征类视觉表征，并认为象征类视觉表征是“通过多种意义的联结，通过联想来达成另一种新的象征意义，甚至进一步以比喻性象征手法产生意义，再由这些意义的联结，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这里比喻性象征的提法实则属隐喻的运作机制。Zhong Da&Zhang Jianping在阐述知识可视化的具体形式时，认为视觉隐喻是通过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的元素移植，为理解新事物提供了有效的途径。Ziemkiewicz&Kosara通过视觉隐喻的相关实验论证：认为一个可视化的理解过程实则是外部视觉隐喻与内在知识结构互相作用的结果。二对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新视角

根据上述对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已有研究的梳理，可认为对视觉隐喻的认识，已从外在的具体可视化形式或手段逐渐转换为内在的隐喻性认知机制的层面。不同的视角为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考和启示，但片段的论述不足以对其涵义形成严密、系统的认识，为了进一步阐释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本质内涵，还需以全新的视角从知识可视化与视觉表征的内在构成关系入手考察，以将视觉隐喻架构于合理的框架上进行具体深入的阐释，而不是笼统粗略的表示。

Eppler&Burkhard将知识传播分为四种不同层次：个体之间，个体到群体间，群体之间，群体和整个组织到团体之间。若以工具的使用者(主体)与受者(客体)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可将上述四种层次整合为两种类型：一为使用者即是受者本人；二为使用者和受者是不同对象，在此基础上可将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手段归为两种类型的工具：第一类工具是作为个体自身知识管理和学习工具的可视化手段(包括个人知识储存与检索、知识抽象演绎等)，使用者和受者均为个体自身，不需要考虑不同对象间转换和传播途径等因素；第二类工具是作为群体间知识传达的可视化手段，这里群体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个体(包含不同个体间，个体到群体间，群体之间，群体和整个组织到团体之间)。第二类知识可视化工具因涉及不同主客体间的转换成为知识可视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视觉表征对于两种类型的可视化工具有着不同的意义：首先，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和学习工具的视觉表征有助于促进个体知识的抽象化内隐化，强调了视觉表征作为个人思维辅助工具的意义，视觉表征既可作为信息向知识转化过程中的思维辅助手段，也可用于个人新旧知识更替的辅助演绎工具，辅助思维由抽象到新抽象进行推演：其次，作为群体间知识传达工具的视觉表征，是增强知识传播生动性的有效手段，主要用于减轻群体间知识传播的认知负荷，以实现高效沟通，突出视觉表征作为信息传播辅助工具的意义，实则是知识可视化中“外显知识生动化”的过程。

1 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类型

视觉隐喻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工具有助于促进个体知识的抽象化和内隐化，视觉隐喻作为群体间知识传播工具支持使用者运用个性化视觉隐喻的手段生动形象的传播知识点，但需要考虑受者的隐喻性思维素养。根据隐喻学将隐喻分为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可认为知识可视化的视觉隐喻也存在被动和主动两种类型。被动视觉隐喻是主客体在认知事物时，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难以用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表达，而不得不借助于同构的代表项来喻指的情况，如图1。在理解或阐述色彩三要素的知识点时，为了阐明“色相”、“明度”和“纯度”三要素概念之间的色立体关系，以解剖的橘子作为同构的代表项，横截面上的橘瓣代表“色相”，橘瓣向轴心的距离代表“纯度”，纵剖面的中轴代表“明度”变化，由此整个橘子代表了构成色立体的内在结构关系。色彩三要素色立体关系的知识点是难以用知识可视化的其他图形组织形式进行表征的，这里不得不借助具有同构意义的代表项——橘子进行喻指，以具体形象的阐述三要素间的关系。

王朝云认为，知识可视化的实质应该由内隐知识外显化和外显知识生动化两方面构成。与被动视觉隐喻相比，主动视觉隐喻则主要在群体间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倾向于传播学意义上的，主动视觉隐喻是以使用者掌握知识为前提，使知识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受者进行表征，从而达到“外显知识的生动化”的传播效果，这是主动视觉隐喻核心价值所在。主动视觉隐喻的使用不仅需考虑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和传播方式，更需考虑代表项的恰当选用，从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出发选择同构的代表项，是主动视觉隐喻的关键。如图2主动视觉隐喻的“树状结构喻指图”具有直观形象的效果，代表项的特质属性被映射到指喻对象并作为知识点的附加意义，其中：代表项(大树)枝繁叶茂和粗枝细叉的特性被映射到喻指对象(认知区域)，使认知区域的知识点呈现严密的逻辑层级关系。又如图3针对小学生阐述自然科学科学营养类知识点时，用宝塔的层级来喻指营养的级别，将代表项(宝塔)的层级递减的面积比例特征映射到喻指对象(营养成分)上，喻指营养的级别以及所占的数量，是符合这一年龄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的。

2　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思维方式

首先，视觉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提出有着一定的认知基础。“隐喻”常见于语言学视角，是一种修辞语言现象，语言隐喻由预示同一性的语法结构产生。隐喻性话语之所以形象、生动富有说服力其主要原因在于：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互相作用，在这一互相作用过程中，其中某一领域(源领域)的结构关系和相关特征被映射到另一领域(目标领域)，这一映射的结果是两个甚至是三个以上心理空间中概念之间的整合。隐喻性语言的运作机制是隐喻性思维的外在表征，由此隐喻的研究从语言学领域跨入认知科学领域合情合理。莱考夫和约翰逊强调“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是隐喻式的”，并将隐喻定义为“跨概念域的对应”，人们通过熟悉的概念体系来认识掌握新的知识。“视觉”作为一种感官感知现象与“隐喻”思维并论，可在阿恩海姆关于知觉与思维不可分割性的视知觉理论恰好为这一现象作了合理的阐释(阿恩海姆通过大量的事实论证，确立了知觉与思维之间的统一性)。尹定邦认为语言成为思维的工具，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视觉意象，语言为思维所做的就是稳定、保持这些意象，语言与图形在这里是紧密结合的。

其次，视觉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提出有着一定先行研究。高燕认为观念层次里的视觉隐喻是一套用于交流和表达的视觉形象，它诉诸图像、符号等一切视觉形象的心理机制和结构基础。吕晓宁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视觉隐喻，认为视觉隐喻就是指两个符号之间的视觉所指的相关性。李湘在视知觉思维的基础上，结合隐喻的认知机制将视觉隐喻分为：物理相似性视觉隐喻和心理相似性视觉隐喻，作为本体的图像和作为喻体的概念之间存在物理相似性或心理相似性，物理相似性可以是形状上、外表上或功能上的一种相似；心理相似性是由于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种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不同学科以不同的视角对视觉隐喻的理解迥异，但视觉隐喻作为视知觉思维的认知心理机制却殊途同归，这为视觉隐喻进入知识可视化的研究视野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

思维方式提出的意义应指向其对具体应用的指导，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提出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1)视觉隐喻作为广义的知识可视化思维方式。这实质上是将知识可视化的各种视觉表征形式纳入到视觉隐喻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将帮助使用者厘清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区别与其他视觉表征手段的特殊性，为合理恰当的选择视觉隐喻手段进行表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Ziernldewicz&Kosara的观点显然是站在视觉隐喻的思维角度对知识可视化进行思考，并从宏观上把握了视觉隐喻的涵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视觉表征的各种图形组织器(如概念图、思维地图、流程图等)虽然形式迥异，但都是由具有一定意义的象征符号构成，隐喻和象征都是彼类事物的暗示下领会此类事物的文化活动，因此，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手段的运用在宏观上都是隐喻性的，但需甄别视觉隐喻代表项的使用与图形组织器象征性符号的运用：图形组织器的象征性符号寻求一般的含义，具有普适性的特点，而视觉隐喻除了需要针对具体知识点和受者因素考虑代表项和喻指对象的设计，追求特殊含义，支持个性化视觉表征之外；视觉隐喻还需要寻求张力(代表项与对象之间必须存在着对立性)，使代表项与对象之间至少具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比喻就愈新奇。知识的传播往往依赖这种张力而显得“生动化”。理解视觉隐喻代表项与图形组织器象征性符号的区别，为合理地选择视觉隐喻手段进行表征提供参考依据。

(2)从狭义的视觉思维层面来看，知识可视化中视觉表征可兼从“具体形式”和“应用机制”两方面来理解。任何一种视觉表征作为具体工具(如概念图、思维地图、流程图等)在实际应用中都贯穿着该具体形式所对应的思维方式。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两种工具类型在实际应用时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首先，作为个人知识管理和学习工具，越抽象的哲学就越需要借助具象的隐喻进行思考，NoelCarrol形象的指出“一个视觉隐喻是一套激发洞察力的策略，是一种用于思考的工具。”对于个人知识管理和学>qI具而言，视觉隐喻对个人知识管理和学习工具的存在是通过辅助思维从抽象到抽象的演绎过程或迁移过程体现的，这种情况下指代物和喻指对象的选择依据个人的经验和喜好而异，以个人知识的增值为宜。其次，作为群体间知识传播工具，面向各种不同群体对象的视觉隐喻，需根据对象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经验考虑指代物和喻指对象的选择，是主体的个人知识按情理进行生动化的改造或加工的过程，以优化知识传播为目的，因此，主动状态的视觉隐喻在这里应受到重点关注。

三　结论与展望

1　对知识可视化中视觉隐喻的涵义理解。

知识可视化中的视觉隐喻是一种通过代表项和喻指对象相似性与关联性的发现或创造来进行视觉表征的图解手段。视觉隐喻的代表项并非是既定的普适性图形符号，要求针对具体知识阐述的需要进行特定代表项的设计，这是视觉隐喻区别于其他视觉表征手段的本质特征。知识可视化中的视觉隐喻有被动视觉隐喻和主动视觉隐喻两种类型，它们对知识可视化的视觉表征有着不同的意义，作为辅助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视觉隐喻，是通过辅助思维从抽象到抽象的演绎来进行；作为群体间知识传播的视觉隐喻，寻求主体能动创造性和个性化视觉表征形式，力求使外显知识生动化。

第5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7-0035-05

人力资源开发中人才评价起着杠杆的作用，没有它则难以开启人力资源开发的大门，因此说人才评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以胜任特征理论为工具，特别进行了党政人才评价的应用研究。

一、党政人才的概念

党政人才指在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或事务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取得一定工作业绩，得到群众认可的公务员。

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就是指在党政人才职业活动中，用来解释和预测党政人才工作绩效的一系列知识、能力与心理品质的组合。

党政人才开发与管理中，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能力素质才能胜任某类别某职位的领导工作，这是选拔标准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胜任特征模型；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与手段才能识别这些能力素质，这是选拔方式与手段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测评工具；三是具有什么样绩效的领导人才才算称职，这是绩效考核问题；四是如何知道领导人才缺乏什么能力与素质，从而有效地培训领导人才，这是教育培训问题。

在这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即建立人才胜任特征模型是选准、育好、用好党政人才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的前提。因为建立胜任特征模型，有助于确定用什么标准选出能力素质高的党政人才；有助于确定不同类别、级别的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有助于根据不同干部的能力素质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党政人才学习与提高执政能力。

二、胜任特征的内涵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Taylor）是最早研究胜任特征问题的研究者之一。早在1911年，作为工程师的泰勒认识到，绩效优秀的工人与绩效较差的工人在完成他们工作时的工作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能够识别绩效优秀工人的胜任特征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在管理科学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动作”研究。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McClelland发表了《测量胜任特征而不是智力》，首次提出胜任特征的概念，胜任特征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研究的热点。

各种胜任特征内涵中，应用最广泛的是McClel人力资源开发中人才评价起着杠杆的作用，没有它则难以开启人力资源开发的大门，因此说人才评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以胜任特征理论为工具，特别进行了党政人才评价的应用研究。

一、党政人才的概念

党政人才指在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或事务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取得一定工作业绩，得到群众认可的公务员。

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就是指在党政人才职业活动中，用来解释和预测党政人才工作绩效的一系列知识、能力与心理品质的组合。

党政人才开发与管理中，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能力素质才能胜任某类别某职位的领导工作，这是选拔标准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胜任特征模型；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与手段才能识别这些能力素质，这是选拔方式与手段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测评工具；三是具有什么样绩效的领导人才才算称职，这是绩效考核问题；四是如何知道领导人才缺乏什么能力与素质，从而有效地培训领导人才，这是教育培训问题。

在这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即建立人才胜任特征模型是选准、育好、用好党政人才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的前提。因为建立胜任特征模型，有助于确定用什么标准选出能力素质高的党政人才；有助于确定不同类别、级别的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有助于根据不同干部的能力素质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党政人才学习与提高执政能力。

二、胜任特征的内涵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Taylor）是最早研究胜任特征问题的研究者之一。早在1911年，作为工程师的泰勒认识到，绩效优秀的工人与绩效较差的工人在完成他们工作时的工作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能够识别绩效优秀工人的胜任特征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在管理科学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动作”研究。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McClelland发表了《测量胜任特征而不是智力》，首次提出胜任特征的概念，胜任特征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研究的热点。

各种胜任特征内涵中，应用最广泛的是McClel人力资源开发中人才评价起着杠杆的作用，没有它则难以开启人力资源开发的大门，因此说人才评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以胜任特征理论为工具，特别进行了党政人才评价的应用研究。

一、党政人才的概念

党政人才指在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或事务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取得一定工作业绩，得到群众认可的公务员。

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就是指在党政人才职业活动中，用来解释和预测党政人才工作绩效的一系列知识、能力与心理品质的组合。

党政人才开发与管理中，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能力素质才能胜任某类别某职位的领导工作，这是选拔标准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胜任特征模型；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与手段才能识别这些能力素质，这是选拔方式与手段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称作测评工具；三是具有什么样绩效的领导人才才算称职，这是绩效考核问题；四是如何知道领导人才缺乏什么能力与素质，从而有效地培训领导人才，这是教育培训问题。

在这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即建立人才胜任特征模型是选准、育好、用好党政人才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的前提。因为建立胜任特征模型，有助于确定用什么标准选出能力素质高的党政人才；有助于确定不同类别、级别的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有助于根据不同干部的能力素质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党政人才学习与提高执政能力。

二、胜任特征的内涵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Taylor）是最早研究胜任特征问题的研究者之一。早在1911年，作为工程师的泰勒认识到，绩效优秀的工人与绩效较差的工人在完成他们工作时的工作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能够识别绩效优秀工人的胜任特征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在管理科学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动作”研究。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McClelland发表了《测量胜任特征而不是智力》，首次提出胜任特征的概念，胜任特征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研究的热点。

各种胜任特征内涵中，应用最广泛的是McClelland在1994年所提出的：胜任特征是指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知识或技能等能够可靠测量并能把高绩效员工与一般绩效员工区分出来的任何个体特征。这个概念概括了胜任特征的三大要点，第一，胜任特征的功能是记录区分高绩效者与一般绩效者的核心因素；第二，胜任特征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通过可信的方式度量；第三，胜任特征的重要内容是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价值观、知识、可识别的行为技能和个人特质。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知道胜任特征具有三个重要特征？押

第一，与任务情景紧密联系，具有动态性。也就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以及岗位特征的影响。在某一工作岗位上非常重要的知识技能，在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可能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阻碍因素；

第二，与员工的工作绩效有密切的关系，或者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可以预测员工未来的工作绩效；

第三，能够区分组织中的绩效优秀者与绩效一般者。也就是说，优秀员工与一般员工在胜任特征上会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组织可以将胜任特征指标作为员工的招聘、考评以及提升的主要依据之一。只有满足上述三个重要特征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才能够被定义为胜任特征。

三、胜任特征框架下人才评价模型的建立

按照胜任特征的思想，在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通过应用一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组织要实现的目标相结合，建立评价模型。

（一）构建基本框架

目前学术界和实践中构建某类人才胜任特征模型主要采用三种框架。以领导干部胜任特征为例，一是层次归类法，如把领导干部的素质与能力划分为基本素质与能力、综合素质与能力、思想素质与能力、自我素质与能力、思维素质与能力等；二是金字塔分类法，如把领导干部素质与能力划分为基础、主体、辅助等几个级别；三是深化分类法，如把领导干部素质与能力划分为学习与批判、变革与创新、授权与服务、配置资源等。

本研究在建构胜任特征模型过程中，借鉴现有研究成果，从具体操作层面，以实用、能力本位与关注未来的有机统一作为建构模型的基本要求，以基本胜任特征、关键基本胜任特征、专业基本胜任特征三个层次作为纵轴，以知识、能力、心理品质三个主要方面作为横轴，构建起人才胜任特征的立体框架。

（二）确定一般模型

在前面确定了知识、能力、心理品质三个基本维度的基础上，需要做以下工作：

第一，将每一维度的要素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区分为基本特征、关键特征和专业特征。

基本特征是指作为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胜任特征。关键特征是能够区分优秀和一般胜任人才的关键性特征。也就是说基本特征并不能保证人才成为一名优秀人才，而关键特征，则是在具备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对管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专业特征具有较强的专业针对性，对不同的管理岗位还应具备本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特殊的职业品质。

第二，以知识、能力、个人心理品质三个主要方面作为横轴，以基本性、关键性、专业性三个层次作为纵轴，构建用于各类人才评价的一般模型。如表1。

表1胜任特征一般模型

表2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

表1胜任特征模型矩阵中，形成了基本胜任特征、关键胜任特征、专业胜任特征三个模块。在基本胜任特征模块A中，分为基本知识A1、基本能力要素A2、基本心理品质A3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由若干个要素组成。在基本知识维度A1中，各项知识要素分别为A11、A12，A13等等；基本能力要素维度A2中，各能力要素分别为A21、A22、A23等等；在基本心理品质维度中，各心理品质要素分别为A31、A 32、A33等等。

在关键胜任特征模块B中，分为关键知识B1、关键能力要素B2、关键心理品质B3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由若干个要素组成。

在专业胜任特征模块C中，分为专业知识C1、专业能力要素C2、关键心理品质C3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由若干个要素组成。

（三）确定模型中的评价指标

根据评价的对象不同，通过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是人才评价的重要环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是否科学和合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为指标内容或条目式要素，把评价标准物化为评价标志与标度，使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联结起来以便进行比较与评定。

所谓评价要素是指评价内容的细化条目，确定出评价的内容到底有哪些，这是确定评价指标的第一步。所谓评价标志是为每一个评价要素确立的关键性考核标准，要求必须是可辨别、容易操作的，通常一个评价要素要由多个评价标志来说明。所谓评价标度是指描述评价要素或要素标志的程度差异与状态水平的顺序和度量，可以是数量的，也可以是语言的。在实际应用中，评价指标可以没有评价标度，也可以将评价标志与评价标度合二为一。

四、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建构的依据

建立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要体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党政人才胜任相应的工作角色的需要。如表2。

根据上述基本理论框架，建构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要考虑四方面需要，而每项需要都对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提出相应的要求，具体如表3、表4、表5。

表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党政人才素质能力的基本要求

表4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政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

表5政府职能转型对党政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

五、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

综合上述各方面对党政人才胜任特征的要求，根据各类人才评价的胜任特征一般模型，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建构如表6。

表6党政人才胜任特征模型

第6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科技人员；人格；创造力；综述

人格(Personality)是个体行为全部品质的集合，是基本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是个人心理特征的统一，这些特征决定人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并使它们与别人的行为有稳定的差异。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甚至不同民族的人才，其人格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科技人员的人格特征，是指科技人员在工作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及其习惯性的统一，是在个人生理素质基础上，加之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创造力是人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创造力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将对从事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员人格与创造力关系的相关研究做以下综述。

1　科技人员人格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科技人员人格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但是也有运用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californiap sychological inventory，CPI)或其他人格问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优秀科技人员比普通科技人员更好奇、更独立、兴趣更广泛 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表明，某领域中仅掌握领域知识及技能的个体与那些高成就的个体之间，存在许多人格特征方面的差异。例如后者更好奇、更灵活、更独立、更开放、兴趣更广泛、更具冒险精神、不墨守成规等。李云波等对军队医学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发现，优秀科技人员在支配性、独立性、自我控制、社会化、同众性、适应感、独立成就和自我实现水平方面明显高于普通科技人员。

但在进取心、社交能力、社交风度、自我接受、通情、责任心、好印象、智力效率、心理感受性和灵活性等人格特质方面则与普通科技人员无明显的差异。

1.2　高科技成就者比普通科技人员具有高有恒性、高敢为性、高怀疑性和低世故性、低忧虑性的人格特征 张爱莲等研究发现细心周到、心平气和、沉着自信、理智坚强、独立自尊等人格特征是科技人员必备的素质，而有恒负责、做事尽职、敢作敢为、少有顾忌、怀疑刚愎且坦白直率等是高科技成就者共同的人格特征，也是其成为学科带头人的重要内在因素。

1.3　高科技成就者比普通科技人员在稳定性、有恒性和自律性3因素上得分高 并西学通过对高等院校优秀科技人员与普通科技人员人格特征的比较发现在情绪上，前者趋于稳定成熟，能沉着应对现实，并尽职尽责；在追求上前者与后者相比，兴奋度较高，常常不拘于满足现实；在处事上前者力求妥善合理，后者易以自身的动机、当时的兴趣等主观因素为出发点；在接受权威解释上前者强于后者。李宝峰的研究表明优秀科技人员遇事比较冷静情绪相对稳定；做事持之以恒，意志坚强；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自律严谨。这些人格特征对于他们从事科学研究非常有利。

1.4　在乐群性、敏感性和幻想性3个因素上男女科技工作者存在差异 张爱莲的研究结果是高创造性男性在乐群性、敏感性和幻想性3个因素上低于女性，在持强性、实验性和独立性3个因素上高于高创造性女性。这表明，优秀男性科技人员对问题比较敏感，易感情用事。而女性科技人员在问题面前理智感较强，更为注重实际；而在幻想性这一因素上，优秀女性科技人员的得分高于优秀男生科技人员，则说明，优秀女性科技人员更富于想像力。李孟峰的研究结果则有所不同，认为男性在敏感性这一因素上的得分高于女性。

这些研究都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智商较高，富有才识；想像力丰富，喜欢幻想，富有创造精神；在问题面前当机立断，自立能力很强。同时，敏感性因素得分较低，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比一般科技人员能更理智地处理问题，不感情用事，不易冲动。张积家认为要做一个科学家，除在认知、能力、知识和经验方面必须优秀外，在动机、情感、意志、性格、事业心和人际关系诸方面也必须具备优良的人格特征。

绝大多数都是用16PF来测量人格，但是16PF的局限性是卡特尔保留了太多的因素，其他人对卡特尔的相关矩阵进行重新分析，并没有证实他所提出的因素数目和性质。20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卡特尔的人格模型由于太多错误不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其16PF的二级因素可能与卡特尔的人格纬度系统相对应”。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Model，FFM)的5个维度量表具有相对独立的因素结构。每个子维度层面量表都在所属的因素上有最高的因素负荷。可以充分作为预测源的个性。尽管许多研究者对大五人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还存在一些质疑，但是目前已被全世界的心理学家广泛认可。虽然在五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正价和负价两个人格纬度即七因素模型，但是现在五因素模型是研究人格最科学的心理测量工具也是最流行的人格结构模型。近几年五因素模型已在我国应用，但是关于研究科技人员的报道很少。

2　科技人员创造力的研究

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创造力是应用得最不严格的术语之一，也是含义最模糊不清的术语之一。

Weliner曾把创造力研究的现状比喻成盲人摸象。Mayer在回顾1950年后50年间的众多研究后总结出，创造力的两个重要的特征是新颖性(newness or originality)和有用性(usefulness or value)。

国内外研究者大多运用传统心理测量的方法对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进行研究。Barron&Harrington总结对高创造者的研究得出：高创造的个体聪明、认知灵活；具有独创性；独立，对无论是来自自身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经验都保持开放心态，对世界充满好奇，接受能力强，乐于学习，能够容忍由于对经验开放、无法即时理解带来的混沌与焦虑；富于直觉，具有强烈的理论和审美兴趣；具有强烈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对自己创造性的努力充满信心。Simonton总结科学领域创造者的共同特征：一般智力、对新经验开放、自我强韧性(egostrength)、独立、内向、性情倾向于不稳定。

我国学者王极盛用自评法调查了28位学部委员和127位一般科学工作者，主要结果为智力因素：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能力、联想能力、判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综合能力、思维灵活性和观察力。非智力因索：事业心、勤奋、兴趣、责任心、求知欲、进取心、意志、自信心、意志顽强性和情绪。张

景焕对34位院士进行访谈发现创造人才心理特征排在前三位的是一般智力强、勤奋努力、内在兴趣和研究技能策略。科学创造人才心理特征可以会聚为5个因素：内部驱动的动机、问题导向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和强基础智力。

近几年开始了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创造力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创造进取心的价值判断上，其次表现在文化对人心理结构的塑造上。另外外来文化对创造力具有催生作用。

3　科技人员人格与创造力关系研究

自高尔顿1974-年对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的研究起，关于创造人才性格特点的研究资料就已经开始积累。这一知识体系组成了关于创造人才人格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汇集了一些创造人格与认知特征的描述。在创造力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将创造力当作一种个性特质，或者当作一种一般能力，往往强调创造力的某一层面。目前研究者认识到，创造力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很难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概念框架获得解释，而试图将创造力看作一种认知、人格和社会层面多因素的整合体。如：Amabile提出一种创造力的三成分模型。认为创造力是领域相关的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创造力相关的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和任务动机(Task―Motiva―tion)等三种成分综合作用的结果。领域相关的技能是创造力的知识基础。创造力相关的技能是认知风格方面的特征，任务动机是人格因素。Feldhusen认为创造力应具备如下3种主要成分：知识基础、元认知技能和人格因素。Steinberg通过对人们的创造力进行内隐认知的研究发现，大多数高创造力者具有“思维灵活、辨别力强、好奇、敢于怀疑社会规范、不墨守陈规、自信、自律，有审美力”等人格特征。后来Stern－berg提出了创造力的三层面模型(A three-facet model of ere-ativity)，即创造力的智能层面、创造力的智能风格和创造力的人格层面，认为创造力是多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创造力理解为一种智力品质、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创造思维能力。如果一定要将创造力理解为一种产生新颖独特而适用产品的能力的话，这种能力也必须是包括认知和人格在内的一种宽泛的能力，或者将创造力理解为能力与其他方面的复合。Feist运用大五人格量表与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对创造性科学家的研究认为其特点是认知。开放，灵活；人格；支配的、傲慢的、敌意的、自信的、内向的、动机强的和有抱负。

Rudowic、蔡华俭用公众观调查法探讨民众对创造型人格的看法.结果发现；公众认为高创造性者的特征主要涉及认知和人格两个方面。Jennifer等采用问卷法研究人格中的开放性(O因素)、责任感(C因素)和创造的关系。测量开放性和责任感采用的是NEO―FFI的分量表，以上级评定来测量创造。结果表明，在环境可以让个性充分展露时，开放性能促进创造的发生，而责任感会阻碍创造的发生。如何让开放性不高而责任感强的人员充分发挥创造性，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7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认知心理学　情报分析过程模型构建认知过程知识表征

[分类号]G350

1　引言

传统的情报循环(intelligence cycle，又译情报过程)的概念描述了民事或军事情报机构或执法机构处理情报的一个基本循环过程。根据FBI情报指挥部的定义情报循环包括以下阶段：识别决策者的情报需求(requirements)、情报规划与指导(planning and direc-tion)、情报收集(collection)、情报处理与开发(process-ing and exploitation)、情报分析与出版产品(analysisand production)以及情报传递(disseminafion)。情报循环揭示了粗糙的数据转变成为决策者提供支持的情报的过程，为情报工作的规范和效率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证。

诚然，国内外有一些关于情报分析过程中人的认知对情报效率和情报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国外方面，欧美情报学界公认的情报认知观代表性人物有英国的布鲁克斯、加拿大的贝尔金、美国的德尔文。布鲁克斯在情报认知观研究领域提出“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K[s]+AI--+K[s+AS])”；贝尔金则提出“知识非常态”(anomalous states of knowledge，ASK)理论；德尔文提出了情报认知观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近期关于情报认知方面的研究还有：晚发抑郁中的认知障碍对信息处理资源减少的限制；信息处理偏见和恐慌障碍：认知和征兆测量的关系研究；自发性环境偏执和躯体形的障碍中认知情绪信息处理的异常情况研究等。国内方面，主要有情报分析人员的元认知；用户情报认知行为研究；认知科学与情报学研究以及认知与情报检索研究等。可见，国内外关于认知与情报的研究表明：情报认知观关注“某个需要使用的情报”、“情报使用中的意义建构”问题，使情报学的范式从系统驱动(system-driven)向用户驱动(user-driven)方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认知情报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点，如：只关注情报分析本身，而缺少对情报分析行为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关注；很少有研究涉及情报分析过程中的认知心理过程、知识的表征等。

情报认知观与传统情报过程相结合，能够起到互补作用，既可消除传统情报过程对人的认知关注不够的影响，又可消除单纯的认知情报观对“社会维度”关注不够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将情报认知观相关理论融入到关注社会环境的情报分析过程中去，不失为弥补情报认知观缺点的一种有效路径。同时，构建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不但能够丰富情报过程研究理论，而且可以为情报分析实践提供指导，提高情报分析过程的效率和情报分析产品的质量。本文首先从认知心理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认知过程与知识表征着手来研究情报分析过程中的认知行为；然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模型，以期达到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效率与情报分析产品质量的目的。

2　情报分析过程中的认知过程

认知过程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之一。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的概念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包括阶段和处理两方面。例如：人在知觉事物时，对输入的感觉信息会进行分析和综合等不同的处理；人在记忆时，存在着对信息的组织、简化、重构等不同的活动；人在思维时，也存在着抽象、概括、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等。认知过程可以划分为：自下而上处理(bottom-up processing)和自上而下处理(top-down processing)、系列加工(serial process-ing)与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以及控制性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与自动化加工(automatic pro-cessing)。情报分析过程具有控制性加工的特征，是一种要求意识努力的认知加工过程，由注意来发动并由注意来维持整个过程。在情报分析的过程中，情报分析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期待来知觉事物，或者从长时间记忆中搜索需要的信息，是一个有控制的认知加工过程。与情报分析过程相对应的认知过程见图1。

由图1可知，情报分析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包括定义问题、形成假设、搜集信息、验证假设、选择最佳假设以及监测新信息6个阶段。与情报分析过程的情报需求、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以及情报传递6个阶段相对应。情报分析过程中的认知过程的基本工作流程为：情报分析人员根据决策者情报需求阶段所提出的情报需求来定义认知过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根据情报规划阶段的要求和计划来形成认知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假设；情报搜集阶段获取的信息经过情报处理和情报分析阶段后为验证假设和选择最佳假设提供支持，同时在验证假设和选择最佳假设的认知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情报分析人员头脑中存储的长期记忆信息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情报分析人员应该根据搜集得到的信息评估所有合理的假设，而不仅仅是似乎最有可能的那个假设；验证假设阶段结束后，根据假设评估的结果来选择最佳假设；最后还需要监测最新的信息，以便修正最佳假设，达到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效率和情报分析产品质量的目的。

3　情报分析过程中的知识表征

与认知过程一样，知识表征(knowledge representa-tion)也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关于表征的概念，格拉斯曾经提出：“信息记载或者表达的方式称为对这种信息的表征……表征代表着相应的信息。表征的概念包括表征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表征的内容是指表征所传递的信息，而表征的形式指表征所使用的方法与工具，并且同一事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征形式。表征的形式主要有：符号(自然语言和数学符号)、列表、图解、意象等。其中意象(image)是指当前不存在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知识表征，代表一定的物体或事件，传递着它们的信息，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是认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知识表征形式。

与情报分析过程对应的认知过程中的知识表征见表1。情报分析人员在定义问题时可以根据需要解决问题的特征和具体情况，使用符号、列表、图解以及意象等知识表征形式来准确地表征问题；形成假设阶段，根据不同假设特征也可以采用这些表征形式恰当地表征各种不同的假设，以便情报分析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地理解各种假设的意思；搜集信息阶段，面对来源各异、形式不同的各种信息资源，情报分析人员可以利用

符号、列表等知识表征形式来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分类等操作，也即对信息进行组织，为情报分析人员验证假设、选择最佳假设提供支持；验证假设和选择最佳假设的阶段也可以采用符号、列表、图解、意象等知识表征形式，来保证假设验证和选择最佳假设过程的效率和准确性；监测新信息阶段也可以根据监测的需要，用符号、列表、图解来准确地表征监测到的新信息，以便情报分析人员快速、准确地理解这些信息，对最佳假设进行调整和修正，提高情报分析过程的效率和情报分析产品的质量。

4　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构建

4.1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对情报分析过程中认知心理学视角的两个核心领域――认知过程与知识表征的研究，结合国内外关于认知心理学与情报分析过程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本研究构建的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主要包括4个部分：社会因素、情报分析过程、认知过程以及情报分析认知系统。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环境、政策、文化等因素。根据文献回顾部分的结果可知，传统的情报认知观大多关注人的认知方面对情报分析过程的影响，而对社会环境等因素关注不够，所以本研究构建的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增加了社会因素部分，作为情报分析过程、认知过程以及情报认知系统的输入。情报分析过程由情报需求、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以及情报传递6个阶段组成。认知过程由定义问题、形成假设、搜集信息、验证假设、选择最佳假设以及监测新信息6个阶段组成。情报分析认知系统与一般的认知系统一样，主要包括感觉过程、记忆过程、反应过程以及控制过程。其中，感觉过程主要由视觉、听觉、触觉等组成；记忆过程包括长时记忆(语意一概念、听觉一词典、视觉模式以及技能一语言等)和短时记忆(注意、长时记忆中被激活的部分以及当前目标等)；反应过程主要是作出的实际反应，它控制系统的各种输出，包括简单的动作、行为和复杂的谈话和书写等；控制过程包括计划、经验、目标和价值等，通过注意选择需要的信息，通过计划得知情报认知系统怎样起作用。

4.2工作流程

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的工作流程主要有感觉过程、记忆过程、反应过程以及控制过程。

4.2.1感觉过程感觉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情报分析认知系统的输入部分，情报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各种信息都是通过感觉过程来获取的。在情报分析认知系统中，组织的决策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通过各种感觉系统监测和获取环境、政策、文化等社会因素的相关信息，并采用合适的知识表征形式来表征各种知识；然后结合组织的战略目标来确定情报分析过程中的情报需求，而相应的情报分析人员则根据情报需求和各种知识来定义情报分析认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4.2.2记忆过程　记忆过程可以看作是情报分析认知系统的中间处理环节，情报分析人员通过感觉过程获取到情报分析需要的各种信息并采用合适的知识表征形式表征后，在控制过程的指导和控制下，记忆过程对各种知识进一步地进行分析与加工，为情报分析过程提供支持。情报分析过程中的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和情报分析阶段都包含着记忆的过程，通过短时记忆，情报分析人员注意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短时记忆的积累形成长时记忆，以概念、模式、意象等方式存储在人的认知系统中；这些记忆为情报分析人员在形成假设、搜集信息、验证假设以及选择最佳假设的过程中以符号、列表、图解、意象等知识表征形式为情报认知过程提供支持。

4.2.3反应过程　反应过程可以看作是情报分析认知系统的输出部分，在控制过程的指导和控制下，反应过程将情报分析的结果以不同的知识表征方式传递出去，完成情报认知分析过程的任务。情报分析过程中的情报传递阶段对应着情报认知系统中的反应过程，通常反应过程以行动、谈话以及书写等新式输出方式对问题的解决作出相应的反应。

4.2.4控制过程　控制过程是情报分析认知系统中的控制中心，它通过情报分析计划、情报分析目标、情报分析经验和情报分析价值等控制情报分析认知系统中的感觉过程、记忆过程以及反应过程的工作，协助各部分完成情报认知分析过程。

5　结语

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效率和情报分析产品的质量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传统方法。如：为情报分析员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相关信息；改变对情报分析过程的管理；增加情报分析员的数量；提供语言和领域的学习，从本质上改善情报分析员的专业技能；提高撰写报告的技巧；协调情报分析员和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修改情报分析产品的类型。虽然任何这样的方法可能会为情报分析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情报分析是一种心理过程，一直以来各级情报分析员很少注意他们思维方式的改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分析质量提高的问题，必须更好地理解、改变并指导情报分析员自己的心理过程。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应该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社会维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情报科学认知观的一个重大缺陷”，将社会因素融入到情报分析认知过程中去，是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模型效率的关键之一。

・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可以简化情报分析过程，提高情报分析与预测的效率。情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将6阶段的情报分析过程和认知过程简化为只有4个阶段的情报分析认知系统，揭示了情报分析的认知心理过程，为情报分析过程效率的提高和情报分析产品质量的保证提供支持。

・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报分析过程模型揭示了情报分析的认知心理过程，有利于情报分析人员揭示情报分析的认知过程以及可能存在认知偏差的地方，提示情报分析人员注意各种认知偏差，从而提高情报分析的效率。

・在情报认知过程中评估假设的时候，应该注意评估所有合理的假设，而不仅仅是似乎最有可能的那个假设，也就是需要注意那些能够证明一个或多个假设比其他假设可能性小的证据或设想。因为，最有可能的假设通常是有最少证据反对它的假设，而非有大量证据支持它的那个假设。

・选择准确的知识表征形式是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效率的关键。知识表征的形式决定情报分析人员能否准确、清楚地理解知识表征形式所要表征的内容，而情报分析人员对知识内容的准确理解是提高情报分析过程效率的关键。

第8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科学大战；表征；标准科学意象；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034-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提出，古老隐存的建构主义思想日渐复苏成熟，其影响迅速波及到社会诸研究领域，据伊恩·哈金对西方近三十多年来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统计，存在着许多事物被说成是社会地建构的，如：权威、友谊、儿童看电视问题的观察家、风险、情感、科学事实、性别。同性恋文化、疾病、文学、求得医疗保障的移民、自然界、口头历史、后现代主义、夸克、实在、系列杀人、技术系统、城市教育、重要的统计、妇女难民、青年流浪者、祖鲁民族意识等等。可见，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强大的思潮的统称，它以其对客观性的颠覆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而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充当了这场革命的前沿阵地，于是以此为切人点剖析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因果生成机制便成为一种合乎历史与逻辑要求的明智之举。那么，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何以发生？亦即，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它是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或者只是某种学术权力纷争的游戏？这些理解虽然不乏洞见和启发性，但其归因未免“总体性”色彩过浓，且其论断性远远强于解释性，而对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背景原因的追溯除了要有敏锐的历史嗅觉与社会感受力，更要遵循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欲立先破”逻辑，深入把握其思维进路的内在机理，从其批判的对象着手分析，或从与其核心主张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加以探寻，在其“对手”的比照之下挖掘立论依据。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作为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场论战，便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问题的一个契机。

一、科学大战：“表征”还是“建构”的论争

科学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令人瞩目、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以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为导火索，参战者主要围绕科学的性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论辩。从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来看，可以说它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阵营（常被冠之以“科学卫士”的称号）和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理论家为代表的“科学元勘”阵营（有时被冠之以“学术左派”的称号）之间的一场较量，而其本质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轫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是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场大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这场论战的“肇事者”：科学家坚决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痛斥科学元勘学者有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断言，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反科学”情绪的滋长负责；而科学元勘学者则极力辩解其拥有研究科学的天然学术权利，力陈科学并没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地位，因此也没有免于人文勘探的豁免权。论战双方也分别被冠以各种名号标签：科学卫士与学界左派、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反反科学者与反科学者，等等。后者总是希望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的权威之上，而前者则极力否认后者对权威的要求。尽管有关科学大战的争论一路蔓延，战事有意无意地将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卷入其中，致使其日益陷人多方混战的局面，但从争论的根源来看，科学论战的实质其实主要是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较量，正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所说“科学大战不应该被看成是科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学者之间的对立。它发端于小部分相关的科学卫士和STS（科学和技术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内部一个特殊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它代表着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争论只是存在于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之间。”

为什么科学与建构主义之间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沦？是建构主义者不满于科学带来的风险和灾难、嫉妒科学家取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还是科学家面对建构主义者的放肆言论忍无可忍的奋力反抗？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在不可开交的相互攻击中渐渐忘却双方真正的分歧，而诉诸“意识形态攻略”，不断指责对方发难的“意识形态”动机，使得本应颇有意义和启发性的论争最终演变为有如街头小商小贩的争吵。步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超越科学大战”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超越科学大战呢？重要的一点便是缕析双方的分歧，因为争论总是源于分歧，所以“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便成为我们反思并超越科学大战的起点。从科学大战发生的背景来看，双方的根本分歧源于对“科学凭什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声望”的诘问与解答，亦即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的质疑与捍卫。对这一问题的最通俗自然的应对往往是功能主义式的，也就是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它的这种功效是其他知识体系难以企及的，故而其能够处于知识金字塔中的顶端。但为什么科学能够为人类谋福进而成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功能主义的分析显然过于仓促简单了。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论解读中，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托载起其功用价值的实现与扩展。当然，这里蕴涵着由“是”如何推出“应当”的体谟难题，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事实如何能够逻辑地导出其巨大的福利价值。建构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是”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是价值利益负载的，科学的崇高地位是各方利益博弈、斗争、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准确表征的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概括而言，科学家们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是对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而建构主义者则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利益斗争、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给予了社会学的解释。“科学究竟是什么？是借助于理性的认识论法则发现真理的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还是在利益和权力的缠绕中以认识自然为名义对利益和权力的社会表达？”在此意义上，“表征”还是“建构”便构成了科学大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纳入“表征——建构”这对术语反思科学大战双方观念的差异与对立，一方面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超越科学大战准备了有效的理论铺垫。

二、科学：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科学日渐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美好典范”和“评判准则”。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被视为科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成为“标准科学”的基本特征，而无论是客观性、普遍性还是统一性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便成为标准科学的核心意象。那么，为什么“表征”构成了科学知识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的基础呢？

表征（represeatadon）是在当今心理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术语，其日常用法非常丰富，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所说“以represent为主的一组相关词，长久以来都是复杂难解的”。余纪元与布宁编写的《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词典》从认识论、心灵哲学、逻辑与语言哲学等方面分别阐释了表征术语的使用与表征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一般会根据相应学科惯例及其使用的不同语境，将表征翻译为“表象”、“表现”、“再现”或是“表述”，虽然这些译法之间有一定的细微差异，有的偏重表征的结果，有的偏重表征的过程，有的偏重表征的手段，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围绕“再现”一词的语义圈衍射展开，意为再次呈现、写真描绘、客观展示某事物。也有学者考证指出，“representation”是康德的vorstellung的英文译名，动词vorstellen由vor（在……之前）加上vorstellen（摆，置于）构成，意思是把……带到……之前。从哲学上说，vorstellen意味着一种认识方式，那就是把对象置于思维面前，换句话说就是对事物进行再现。许多学者发现，“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它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真理）可靠性的标尺。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称之为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喻’哲学，而‘再现’概念无疑是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说以再现为核心的表征观念强调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既定的外在世界秩序，以某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与唯一性满足人类此在的安全感，消除多样性可能招致的焦虑与不安。总之，表征这一概念探讨的核心乃是人类的知识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客观再现”世界的本质与真相，或曰“准确呈现”出世界的真实面貌的问题。科学知识作为可靠的真理性知识便缘于其基于观察和实验对外在的自然原型的客观真实的再现，而人类理性的无限性确保了科学知识“再现”自然之书全貌亦即精确把握自然现象规律的可能性，再现的清透性和纯洁性也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适统一性。科学知识的这种表征性赋予其不证自明的合法地位以及在知识范畴中独一无二的尊贵身份，而科学的巨大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则进一步印证并强化了这一观念铁律。这里，表征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指称再现的过程也表示再现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本身既表征着自然原型，又是自然的表征，它以“客观性”为核心，由此编织起科学王国里的“所与童话”以及“科学万能”的信念。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历史来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展现出如下一些基本图景：自然界是真实和客观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科学知识是有效的，它可以对自然界作出精确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源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是一种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知识；科学知识是一种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真理是累积增长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一种学术上开放和普遍主义的规范结构，科学家是价值中立的。这些图景无一不昭示着科学的表征意象，亦即科学是建立在价值中立的人类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对自然界真实客观的镜像反映，它为我们不断准确全面地把握自然实在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具体说来，它强调“科学家是公正无私的。科学方法是惟一合理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知识是与经验事实相符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发展是事实的积累和永恒真理的积累。”“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更进一步来说，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将“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幅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而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角度来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其实是建立在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其坚持自然实在论，否认或是反对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染指，认为科学是一面清晰通透的自然之镜，可以准确地再现自然的真实面貌，而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对自然进行研究，这为科学知识特殊认识论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逻辑基础。以表征为核心，标准科学意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去历史性、去情境性、去主体性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永恒的知识画卷。换言之，“科学是某种表征体系，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而世界与我们如何进行表征无关，它独立于我们的表征，我们的表征要成为真理，就是要符合世界实在，而经验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我们所表征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唯一通道”。在社会建构论兴起以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不遗余力地共同捍卫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各自从内外两种角度为这幅科学表征画卷的成功绘制提供了保障。科学家坚持其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性、中立性，借助仪器实验等科学方法运用图表、数据、模型、公式、档案材料等多种表征形式准确地再现自然，力求科学真理与自然实在相符合，而这种符合在他们看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科学家主体在此只是充当了某种透明的媒介。社会学家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社会体制，来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表征性，其强调科学体制运作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反映自然实在的知识，保证获取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且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的陈述的可能性，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外在的社会规范结构的约束和激励，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如具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的科学家共同体、公正民主的科学奖励与交流系统、合理的科学权威结构等都是确保科学知识客观性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双重保护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的地位得以长久地稳固下来。

总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以“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强调经验观察与实验的作用，为兑现“促进人类的幸福与进步”承诺铺设了一条有效的康庄大道。随着科学失败的频繁到来，公众和学者对科学事业的诘难也屡屡出现，以“表征”为基础的标准科学意象开始走下神坛，不得不接受审判命运的洗礼。

三、表征的危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

20世纪以来，科学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在战争手段全面升级、化学武器滥用，以及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生产结构调整和工人失业中，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们留下了灰色印象，科学并未如其最初所承诺的那样稳妥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幸福。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由尊崇开始转向批判甚至是敌视科学，抱怨、批评甚至反对科学的声浪四起，学术界反理智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也愈演愈烈。比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割解，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增长，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它不仅为现代的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崩溃提供了基础。知识不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是毁灭人类的力量。整个社会日益陷入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危机”中，这促使学者们开始深入反思科学的性质及其合法性根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科学的灾难性后果？根据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标准科学意象提供的论证来看，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应该结出“甜蜜的而非罪恶的果实”。灾难是否是承载着崇高价值承诺的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所引起的？科学家们显然反对把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原因归之于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而对科学采取了“无罪推定”的预设以捍卫科学表征的客观性。他们认为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本身并无问题，而是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因利益、伦理、意识形态、权力的渗透导致科学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后果。这种对标准科学意象的辩护方案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市场，将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确保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纯洁性与中立性。但加以深入的学理逻辑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方案具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归因偏见”的倾向。当科学取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之时，我们便将人类福祉的源泉归因于科学本身，将其看作是标准科学表征意象的功劳；而当科学为人类带来灾难之时，我们则将灾难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因素，将其看作是与科学自身无关的外部性因素的结果。为什么贡献归之于科学本身而灾难却归之于社会？难道贡献与灾难不应该得到同等和对称的解释吗？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科学意象开始出现裂痕。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对科学的“无罪推定”假说，开始结合科学史的事实和案例深入细致地探究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念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曾经为人类提供了无数迥异甚或矛盾的自然实在面相，如日心说与地心说提供了关于宇宙中心的不同断定，燃素说与氧化说对自然界的燃烧现象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哪一种科学理论是对自然实在的真实反映呢？既然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这些曾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当然都是自然实在的再现，但根据逻辑矛盾律，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表征并不总是准确客观的，其对自然实在的再现存在失败与错误的可能，这其实已经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打开了一道缺口。虽然很多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试图运用“逼真性”来弥补表征的失误，努力维护客观性、统一性、普遍性的标准科学意象，但如何能够确定科学是在一步步逼近客观的实在与真理呢？除非有一个终极的真理实在供我们参考。科学只有与这一终极的真理实在相吻合，才能称之为真正彻底的表征，如果用表征的渐进性、逼真性代替表征，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讲其实已经否定了表征。

无论是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无罪推定”的辩护方案还是“逼真性”的修补方案，都无法真正化解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危机。而对表征的哲学反思则为进一步瓦解标准科学意象的客观性提供了基础。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表征“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征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征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所以，表征并非是再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它是包含表象R、目标T和用R表征T的人P之间的三元关系，没有表征者便没有表征，除非在使用和实践中发挥了某种特定的作用，否则表征便不存在，而且表征需要特别考虑情境参数，比如表征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因此，所谓的A表征B仅仅是在某一合适的情境C下针对使用者X而言的，表征为了获得成功，经常有目的地选择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被认为与一定情境下的使用者相关。Muller将表征的基本概念用一个函数Repr（S，V，A，α，F，P）来表示，意为：主体或科学家S为了目的P，动用某种方式V，用人工产物A将α表征为F。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表征过程具有主体性、目的性、实用性、情境性特点，表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揭示了真理，也不意味着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表征本身是一种实践和生产。传统的观念认为表征包含三个要件：主体、中介和对象，它至少包含如下三条相互关联的基本预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识论态度的优先性；中介的透明性。标准科学意象正是建立在这三条预设的基础之上，将主体置于世界之外，将自然规定为被表征的对象，人成为“出世的存在”而非“在世的存在”，从而极易导致“存在的迷失”，为科学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笔。标准科学的表征观强调科学首先是一项认识活动，而这种认识与其所指称的自然实在之间是一种符合关系，其根本任务就是以语言为中介表征自然，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实在性保证了表征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但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所指出的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等特点一样，科学知识的语言表征掺杂了诸多“人为”的并不透明的因素，科学因此并不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么纯粹客观。因此，从更为合理的角度来说，表征其实包含三个中心要素：（1）表征是关涉两个对象——资源（被用来表征某物的一个特定的物体或事件）与目标（需要被表征的一个给定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意向；（2）表征也包含着一套编码惯例，即一组特定的规则，其对何为资源和目标之间的恰当的相似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3）最后是表征机制，这一机制确定了目标如何利用资源的相关特性被表征。E19]lTS所以，表征包含着主体主观的选择性与能动性，从而必定负载着相应的个体或公共价值。表征本身的非透明性与非纯洁性，直接击碎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标准科学意象在表征理念的观照下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从而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只是一种误导。所谓经验的东西其实是人的自由构造，受社会利益权力的驱使约束，经验的客观性由此被驱除，即使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科学不再是自然的表征，而是社会审美的结果。比如福柯认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绝不是敌对的，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利奥塔则犀利地指出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强调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地方性叙事知识而已。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一致同意，必须放弃作为准确再现结果的知识观，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秉承这一路线。指出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谓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只有“解构自然之镜的想象”，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取代各种准确表象观念集合的知识论，将知识看作是有关谈话和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去映现自然的企图，才能真正有利于科学与人类的发展。

当然，标准科学的表征镜像的破裂也受到相关学科自身演化发展逻辑的影响。20世纪初兴起的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虽然它的这些主张将科学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没有对标准科学观构成显在的威胁，但由于它关注“一种知识逐渐被社会地接受为现实的过程”、“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现实性的”问题，强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就在那里，它也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现象，而是由一系列的不同社会安排和实践建构而成的”，因此在知识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后来科学知识黑箱的打开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20世纪30年代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继承并发扬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开始系统地探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科学家的社会职业和研究兴趣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圈子，并且注意科学和宗教文化、经济、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关系，虽然这一传统仍秉持标准的科学表征观，仅仅探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确保科学家成功地、规则地生产出客观事实的，但其还是无意之中开启了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攻击，为削弱乃至消解标准科学意象意外做好了理论铺垫。至此，社会因素的影响限制了科学对自然的准确表征的观念也便呼之欲出了。而在科学哲学内部，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批判学派作为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索，其对于科学客观性以及经验作用的认识或多或少冲淡着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如彭加勒的约定论、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迪昂的秩序实在论、马赫对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强调等等都坚持了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而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渡普、拉卡托斯、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则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波普的“否证论”认为经验观察的数据只能证伪但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因此科学从未发现过绝对的真理；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则鲜明地指出科学理论通常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科学无法宣称理论究竟是真还是假；汉森等坚持观察是理论负荷的，数据非充分决定理论选择；库恩提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念，认为科学家的信念是科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科学是无理性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费耶阿本德则坚定地断言科学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就方法论而言“怎么都行”——从而进一步瓦解了科学知识表征自然实在的有效性。

总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在诸多理论思想的冲击下日渐失去立命的根基，表征的危机使得标准科学意象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科学意象才是最契合真实科学的状况的呢？

四、从表征到建构：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随着科学本身及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已经千疮百孔，如果科学不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论作为一股激进的力量登上学术舞台，响亮地喊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口号，以代替伤痕累累的“标准科学表征观”。社会建构论认为标准科学表征观展示的是“理想的科学”的意象，所谓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统一性只是科学家构想出来的美好目标而已，而“真实的科学”要远远复杂得多，充斥着偶然性、多变性、异质性、对抗性的意象。社会建构论打破了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禁忌，打开了科学知识的黑箱，将科学知识作为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强调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在科学对自然的客观表征过程中嵌人“社会性”的考量，用“建构”取代了“表征”，从根本上颠覆了标准科学的理想表征意象，标志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建构论反对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拒斥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赋予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等理念，坚持主张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而且指出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与标准科学意象相对应，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界是否真实存在似乎并不重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应被同等看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集体信念与磋商；科学是价值负载的科学家主观建构的产物；利益、权威与地位等社会因素在科学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用Potter饶有兴味的比喻来说，科学知识与真理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加工制造出来的货物，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它们也会上下波动，因不同的表征程序而或强或弱地显现”。因此，所谓的建构其实是强调表征的社会性与多变性、选择性，强调科学知识并非客观事实世界的缩影或“自由认知市场”的产物，而真理也只不过是一种集体成就而已，是“由隐喻、转喻、拟人等构成的流动部队，是幻觉，使人们已经忘却了它是幻觉的幻觉”。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使得科学既有可能成为人类福祉的源泉，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灾难的渊薮，这种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理解能够对称性地平等对待科学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而可以避免自我服务的归因偏见。此外，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也使得科学无须再为科学的客观表征性进行“逼真性”的辩护，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人类的责任打开了宽阔的视野，恰如劳斯所言“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各种认知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特点，我们也就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负责”。

正是由于探究科学思路的新奇性与创造性，社会建构论一经提出，便吸引了无数的支持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圈”，与标准的表征科学观构成颉颃对抗之势。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最先吹响了社会建构论的号角。巴恩斯在其1974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知识观，竭力主张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各种形态，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被接受的信念，科学家的社会信奉、社会地位或社会团体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科学是体现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是一种亚文化集合，科学事实中的事实的中性陈述，是科学的一种假面具。而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从具体的、由环境决定的利益的角度，分析了知识怎样利用现成文化资源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因此，科学知识的内容强烈地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摆弄，不可能再是标准科学意象所谓的“自然的再现”了。布鲁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了被视为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的“强纲领”，其包含四项基本信条：因果性，即科学的社会研究能够解释知识的信念和状态；无偏见性或日公正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偏见地对待知识中的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对称性，即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即不能够以自然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正确知识，而以社会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错误知识；反身性，即用于科学的解释方式也应当能够应用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这四个信条完全抛弃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赋予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的地位，否认了科学知识认识论的优先性，粉碎了科学的完美神话，指出科学知识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从而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特殊权利。从广义上来说，约克派的马尔凯早期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研究、巴斯学派的柯林斯的科学争论研究、拉图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实验室研究等等也可以划归到“社会建构论”的行列。（1）马尔凯在1979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对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了修正，说明并不存在客观自然界的统一性，自然界的统一性不过是自然科学家为了构造他们对自然界的说明的一种方法，事实和理论之间、观察与陈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确定关系，因此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是必要的，他通过对科学的文化说明和解释的研究，颇有创见地指出在科学的交流过程中，科学家选择哪些表达词汇与方式主要受他们的利益或目标的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科学家解释和磋商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尔凯通过取消自然的实在性，代人科学的“社会修辞学”，摧毁了作为自然之镜的科学知识表征观，这样语言作为表征中介的透明性便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表征中介的社会负载性。（2）柯林斯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争论、协商和共识的形成作为研究的重心，提出了相对主义经验研究纲领，认为在科学争论的解决过程中证据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决定性的，非证据因素（如打动人的修辞，诉诸权威等）即社会因素对形成一致意见是必需的。由此，科学知识表征的普适性和真理性便被表征的情境性、相对性与主体间性取代了。（3）拉图尔、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一种新的风格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各种活动进行描述，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实验室，命题和论文的写作、科学事实的构成以及科学家的实践推理模式都成为实验室研究的对象，认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是实验室全体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知识因此也成为机会主义的产物，知识的表征结果是偶然的，充斥着种种金钱、权力、信用的博弈。概括说来，社会建构论大体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宏观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知识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如爱丁堡学派；一种是微观的发生学的方法，着重研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怎样形成科学信念，借此得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的三种成果，即：基于科学争论研究得出的“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基于科学家专业知识陈述的分析得出的“科学表述的社会建构”。而无论运用哪种方法，社会建构论都以颇为震撼的方式打击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与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为后来“科学大战”的爆发埋下了根源隐患。社会建构论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为根本标志，以社会实在论和生成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坚决贯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的原则，直接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标准科学意象关于科学知识表征的客观性预设不同，它打破了表征的客观性神话，主张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亦即表征并非是对自然界的单纯“再现”，而是荷载着诸如利益、权力、信仰等的社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表征的情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价值关联性（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总会受到个人的、集体的相关价值信念的影响）、修辞性（科学家在表征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会因价值利益的关联而有意无意地使用诸多权宜性的修辞策略）、多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结果并非是唯一的，由于偏好信念的不同，相同的知识经常会有不同的表征形式）等方面。借用社会学家加芬克尔的“索引性表达”的概念，可以说，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其实暗含着返回生活世界解读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就是科学知识并非像标准的科学意象所展现的那样客观冷漠、不近人情，科学知识实际蕴涵的信息资源比它最终以文字显现出来的要多得多，科学知识充满着“言外之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索引性表达”，亦即其“表征社会性”或者说是“建构”的全部精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从表征到建构的转变，或者说是从表征的客观性到表征的社会性的转变，促成了标准科学意象向科学的社会建构意象的“华丽转身”，从而直接导致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

五、从建构到实践：建构主义思潮究竟能够走多远？

社会建构论以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的“革命性”理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社会建构的对象日益超出“科学知识”的范畴，习俗、规范、身份、特殊群体、心理、认知、国际关系、统计数字、友谊等诸多现象都被纳入“社会建构”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社会建构论突破了其固有的研究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开疆辟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势如破竹的学术扩张，迅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建构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派别诸如历史建构主义、反讽建构主义、揭露建构主义、改革建构主义、反叛建构主义、革命建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一度使得“社会建构”成为学术交流中最有价值的交换媒介。

但随着“社会建构”的过度使用与扩张，其蕴含的想象力资源日益亏空，社会建构论因此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的“反科学”倾向直接激怒了科学家，科学大战便是其中的一个写照。除了科学家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渐渐从“发现的狂热”中抽将出来开始冷静反思“社会建构论”导引的建构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社会建构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首先成为被反思的对象。“对概念和语言发明的热切回应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鲜明特点，新术语及其潜在的理论预设总是会穿越时间和学科的藩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最成功的概念发明往往被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交换媒介，从而得以超越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专业学术共同体的界限。”从学术影响来看，“建构”无疑是当代知识界一个成功的概念发明，它成为“一个起枢轴作用的关键术语，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初始钓钩，由此诱导其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方法、政治热情寄望于学术研究与运动中。这一术语表面的兼容并蓄带来了建构理论的巨大成功，但当追随者们尝试着用深入清晰的语言去概括建构的确切含义时，却发现这一术语的意义原来如此令人费解。”哈金以勇敢谨严的态度对“社会建构”的意涵与前提预设进行了哲学式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所隐含的三个基本前提预设：

（1）X本没有必要存在，或无需如其当下这般存在，X，或者说在当下正如其所是存在的X，并非是由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它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2）就其本身而言，X是相当坏的东西。

（3）如果我们能够舍弃X，或至少对X进行了彻底的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过得更好。

当然，在这三条基本预设之前，还有一条元预设，即在当前状态下，X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建构论者鲜明地指出，X的存在或性质并不是由其所谓“自然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而是被“社会的”因素诸如权威结构、集团利益、历史事件、社会力量等所决定的。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的以表征再现为中心的认知理念，实现了某种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逻辑逆转，从而在学术甚或政治层面引发了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论争与革命。社会建构论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形象——反抗压迫，追求解放。正如哈金所说，“‘建构’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同激进的政治态度的关联，这些激进的政治态度从茫然的反讽和愤怒的揭露一直延伸到改革、反叛和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昭示着一个人的立场所在”。格根也曾撰文指出，“建构”的流行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修辞批判、社会批判运动密切相关。哈金进一步分析指出，“有关建构话题的讨论往往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分类范畴的既定权威性。对我们通过探究得出的结论以及目前探究问题的方法的必然性，建构论者会通过‘揭露’而非单纯的驳斥或更好地提议的方式对其提出挑战，……他们极为关注权力与控制问题，揭露的要义在于解放被压迫者，从而展示知识的分类范畴是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运用的”。所以社会建构这个极具号召力的术语“在许多语境中，是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味的理念，但这种乍昕上去解放了某些东西的理念也通过成为主流正统话语的方式令许多人自满自足、沾沾自喜于这一时髦的概念。这个术语已然成为一种符码。如果你乐意使用它，那你就是标榜自身是激进的；如果你对它视如敝履，你会宣称你是理性的、理智的、正派的。”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曾经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价值，但现在这个术语由于被滥用而变得意义含混，其解释力已经疲软了，曾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建构主义探究方法已经变得僵化起来，成为令人厌烦的、毫无生机的词语。

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论”会显出“疲软”的态势？从理论自身内蕴的逻辑自反性来看，作为社会建构论重要标志的“强纲领”研究进路所包含的四个信条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无疑要负重要责任。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使社会建构论在方法论上遭遇“反身性”困境，亦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才能保证强纲领本身对科学所作说明的合法性？社会建构论有些“矫枉过正”地用“社会利益”因素全方位地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对科学实践活动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无法履行自身声称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因此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建构论对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进行了有力的反叛，但它始终未能走出建立在客观与主观、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表征观念，它反对科学知识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却又不由自主地认同科学知识是社会实在的表征。退一步而言，即使社会建构论并未否认自然实在的存在，但其断定：与表征的社会性相比，自然实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建构论只是用“表征的社会性”代替了“表征的客观性”而已，或者说是从强调表征对象转向强调表征过程或表征工具，虽然这其中不乏革命性的洞见，但由于总是不假思索地将科学当作“知识”亦即某种关于“自然或社会的系统表征”来看待，使其终究难以摆脱认识论的两难，摇摆于“客观-自然”与“主观-社会”两极之间无法自拔。社会建构论向“主观社会”一极的靠拢在消弭了“客观-自然”一极的漏洞后，终究也难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社会建构论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但也容易陷入新康德主义的极端激进思想；它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但也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论；它强调对知识进行社会建构的辩证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绝对主义和各种决定论，但也容易陷入对知识进行过度文化诠释的‘修辞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SSK揭露了SSK的内部矛盾，引导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研究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如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后期马尔凯的“新文体写作形式”、伍尔加等人的反身性研究等等。后SSK的实践取向、关注科学情境性与索引性的描述主义进路、操作主义的分析策略，彻底抛弃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科学知识表征观，将建构主义思潮引向了话语、实践、行动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建构主义的解释域。当然，对此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柯林斯和耶尔莱认为，反身性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是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SSK研究的倒退。通过把科学知识表征为纯粹的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为真实的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SSK的研究保持着它的政治效力。这样的立场与认为科学知识在整体意义上来自于世界本身、并且独立于作为自然界喉舌的科学家的观点，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SSK的批判性的、去神秘化的锋芒却丢失了。

第9篇：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高富帅；转喻；范畴

【中图分类号】Q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15-01

1 引言（简单调查）

在网络大行其道的当下，越来越多的网络词汇如潮涌般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无论是2010年开始热起来的“微”族词，还是去年深受网民喜爱的“宅”族词，都成为了现如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了。今年，“高富帅”系列词汇成为了新一度的热词。

“高富帅”系列三言式词汇最早出现在李毅的贴吧当中，包括“白富美”等。“高富帅”用来形容男人在身材，财富，相貌上的完美无缺，而“白富美”则用来形容皮肤白皙、家境良好、相貌出众出女性，一般指年轻女性。“矮矬穷”则是另外一个极端。（百度百科、人人、豆瓣等）。

当这类带有主观性的词汇越来越多的被用来自称或者称代他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诙谐的背后看到这类词语的在人们心中的认知结构。本文以“高富帅”为例，试从范畴论、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等角度来分析其复杂的认知结构，从认知语言学层面解释这类词语广受欢迎的原因。

2 “高富帅”的范畴分析

2.1 范畴化：要想对人进行分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社会中人的阶级还是无形的存在着，并且界限十分模糊。人类就是一个大的范畴，而不同区分标准，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小范畴。“高富帅”、“矮矬穷”这类词，就是一种民间的分类方式。

这些词语的产生也包含了范畴化的过程。以“高富帅”为例，网民们将各种“有钱人”（暴发户、贵族、富二代、官二代、企业家等）所具有的特征范畴化，比如挥金如土、外形帅气、美女如云、才华横溢等等。“矮矬穷”也同样具有这样一个范畴化的过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特征范畴，几乎囊括了人类所有的特征。

2.2 原型理论应用：从纵向上来看，这些特征范畴也是一个个原型范畴。原型范畴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观相对，最早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学说，认知心理学家Rosch经由一系列心理实验证实和发展了原型范畴理论。 “有钱人”的特征范畴中包含很多具体的特征，但最能将其与普通大众区分开来，且最易辨别的特征就是：多金、帅气、高大，这三个特征也就成为了“有钱人”特征范畴的最佳成员。人类对于另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往往都是来源于外表，这比爱好、才华等更显而易见，也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的形象。

（结构如下图：男性为例）

3 “高富帅”的转喻分析

“高富帅”这类网络词语不完全等同于“外号”。“外号”是用来指称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代号，而“高富帅”的使用则更为广泛，它不仅能指一个人、几个人，而且还能指称社会上的一类人（边界模糊）。“高富帅”之所以能够用来指称，与转喻的作用分不开。

转喻被以Lakoff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们认为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础的认知机制。人们通过凸显部分来认识整体的特殊心理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高富帅”这个具有指称作用的词语存在着多重转喻。

（1）特征范畴与其原型成员之间的转喻。“高、富、帅”这三个特征被用来指称“有钱人”特征范畴的整体，“高富帅”即代表了特征范畴中的所有特征。这构成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

（2）范畴极其特征之间的转喻。一类人（界限模糊）可视为一个范畴，即具有“有钱人”特征的人群，与其具有特征之间的转喻。“高富帅”用来指称一类人，即用人所具有的特征来指称人本身。在1的前提下，“高富帅”代表了其特征范畴中的所有特征，是主要特征，所以具有这些特征的人都可以用“高富帅”来指称。

（3）符号与指称的转喻。“高帅富”经过转喻变成了一个语言符号，这个字形可以指称“高帅富”这一概念。同时，“高帅富”这样的字形及其指称的概念可分别指称“高帅富”这类人。这是语言形式、概念和指称的事物之间的指称转喻。

（结构如下图：男性为例）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高富帅”、“矮矬穷”这类的网络新词存在范畴化、原型提取、多重转喻的认知过程，符合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网民们的认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新的词语还将产生，我们姑且不讨论其是否有碍学术的发展，这些新奇的词汇的确构成了网络的另一道风景线，丰富了我们表达情绪的词汇。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一尤格`施密特著.彭利贞,许国萍,微译.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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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植.认知与语言[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 陈建生.认知词汇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