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影响

1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概况

泉州湾河口湿地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两条主要河流晋江和洛阳江的出海口，所涉及的行政区划包括泉州市的惠安县、洛江区、丰泽区、晋江市和石狮市，总面积136.42 km2，是亚热带河口湿地的典型代表。该地区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体受北支潮控制，属正规半日潮。泉州湾口从北岸惠安下洋至南岸石狮祥芝角连线，湾口宽8.9 km。从秀涂至石湖连线，以外称外湾，以内称内湾。其中大潮最低潮能干出的滩涂89.80km2（内湾70.6km2，外湾19.2km2）。泉州湾河口湿地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调节物质循环、净化水质、蓄水防涝、缓冲风暴潮对陆地的影响等巨大生态服务功能。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统称为红树林。泉州湾的红树林都分布在内湾。泉州湾天然分布有桐花树、秋茄和白骨壤3种红树植物，近年试引种了少量的老鼠、木榄、红海揽。泉州是桐花树和白骨壤在太平洋西岸自然分布的北界。泉州湾红树植物分布在潮位4m以上至高潮线7m，桐花树主要分布在洛阳屿头，植株高度大致1.5～2.5 m，白骨壤主要分布在前头附近和屿头，植株高度多数在2 m以下，秋茄主要分布在晋江河口外埔和蚶江水闸外，植株高度大致3~4 m，秋茄是北半球最抗寒的红树植物种类，自然分布到福建福鼎。泉州湾洛阳江河口湿地红树林主要恢复区以桐花树和秋茄混交林为主，桐花树占70%。因为气候等原因，泉州湾红树林群落高度普遍较矮。在保护力度日渐加强的情况下，泉州湾红树林总面积达6000亩以上。

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已建有大约1200个红树林保护区，保护面积达红树林总面积的25%，但红树林所处的滨海潮间带位置决定了其对各种自然环境变异和海岸带人类开发活动影响尤其敏感，生态系统尤为脆弱。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0年年会报告，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中国累计红树林面积丧失73%。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最近50年来，我国气温增速为0.22℃/10年，明显高于全球或北半球（0.07℃/10年）。当全球变暖成为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也不例外。

2全球气候变化对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可能影响

2.1 栖息地萎缩

气候变暖会引起海平面上升，加之当前泉州湾高潮带上部堤坝修建得越来越多，泉州湾红树林可栖息的潮间带范围缩减，红树林面临生境萎缩的命运。泉州湾洛阳江闸的修建以及近年泉州湾填海造地的力度加大已使大片宜林潮间带消失。对海岸河口地带的自然水文过程会造成极大干扰的建筑堤坝却是我国沿海地区海岸防御工程的力作。泉州湾洛阳江屿头区段的红树林属于红树林保护核心区，红树林后方全方位有人工建筑的堤坝。红树林在泉州湾河口滩涂分布的潮差范围较小，其前方因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淹水时间的增加使其有后退分布的趋势，其后背受坚固的海岸建筑堤坝约束，再加上当前沿海城市地面沉降明显，泉州湾红树林在潮间带的栖息地日渐萎缩。

2.2 影响水文过程

全球降水格局正随着全球气温升高而变化，高温、强降水、强热带风暴等极端气候的发生频率呈增长趋势。全球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全球水文循环的现状而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布，对气温、辐射、风速以及干旱洪涝极端水文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造成直接影响，从而改变红树林湿地蒸散发、径流、水位、水文周期等关键水文过程，对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2.3 生境酸化

气候变暖会加速泉州湾区域大气沉降，包括加速碳、氮、硫沉降的速度等，其结果势必导致泉州湾红树林生境酸化。红树植物的生长与代谢、贝类及虾、蟹类等底栖生物的代谢过程与生活史、以及鸟类珍禽都会受到红树林生境酸化的负面影响。

2.4 富营养化

温度的升高以及降水格局的变化会导致陆源营养盐输入过量，河口区域富营养化。泉州湾沿岸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活动方式的多样化，在沿岸陆地生态系统营养盐增多的情况下，气候变暖和强降水等促进沿岸营养盐随径流等方式加速和过量输入到河口湿地，另外，工农业废物和生活废物直接排放入海的方式依然顽固存在，都增加了陆源营养盐的直接输入。营养盐的增加和温度的升高均给赤潮的爆发提供有利条件，容易引发赤潮灾害，影响泉州湾红树林的分布和生长。

2.5 外来种入侵

泉州湾海岸13.42%的维管束植物是外来种，外来种生活型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2003年)。与泉州湾红树植物生态位重叠性较高的外来入侵生物，势必影响其分布和生长，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当前对泉州湾红树植物影响较大的外来入侵种是护花米草，护花米草在潮间带红树林宜林区的扩散速度极快，对红树植物的分布和生长已造成重大影响。泉州湾的外来种入侵现象将随全球气候变化变得严重。

2.6 病虫害加重

福建省近50年来冬季增温最明显，全省冬季平均气温增幅达0.36℃/10年。如果没有暖冬，在一般情况下，一些有害生物在越冬时，会因为极端低温而导致种群密度急剧下降，翌年不会产生灾害。而由于暖冬，导致越冬基数逐年增加，从而产生危害。全国病虫害发生总面积与冬季平均温度追随作用明显，冬季温度偏高的年份，病虫害发生严重。由于沿海气候因素以及近岸工农业和养殖场的发展等影响，泉州湾红树林虫害逐年严重，加之红树林害虫的天敌数量以及昆虫群落生物多样性减少，造成2007年以来泉州湾洛阳红树林病害虫逐年趋重，近几年每年虫害均有大面积爆发，如桐花树毛颚小卷蛾严重危害红树植物桐花树的嫩梢、嫩枝、花蕾、叶片和果实，极大地影响红树林生长，造成局部红树林成片枯死，严重威胁泉州湾红树林优势种的生存。

3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对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带来种种冲击影响的同时，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以其调蓄水源、调节区域温湿度、降解环境污染物质等生态服务功能，为我们构筑一道防御灾害的天然屏障。结合气候变化对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的可能影响，围绕良性维持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关键因素，提出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

3.1 促进公众参与红树林湿地保护

泉州湾红树林湿地为泉州市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作为泉州建设绿色生态文明城市的金质名片。当前泉州湾红树林的环境保护工作多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能根本解决湿地保护的危机，“公众参与”对于泉州湾红树林的保护是极有必要的。泉州湾红树林湿地紧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一方面由于沿岸群众的海事活动频繁，其对红树林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还没有达到普遍的认识水平，破坏红树林的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红树林湿地的保护工作有时会和沿岸居民的社会生产活动产生某些矛盾，公众全面参与红树林湿地保护可以促进理解和沟通，提前解决一些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

关于公众参与泉州湾红树林湿地保护的建议有以下几条：一是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帮助公众认识和理解红树林湿地价值，并制定制度和政策，完善公众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以及具体程序，开拓公众参与的渠道，保障公众参与的可行性和效果；二是制定政策鼓励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并建立民间组织参与红树林湿地保护的机制和程序，保障民间组织在湿地保护中的权力和义务；三是加强“泉州市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保护委员会”组织建设和专业指导，进一步发挥联合保护委员会的协调与综合管理作用；四是根据泉州湾红树林保护的实际情况，面向全体相关利益个人和群体，建立公平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协商对话机制”；五是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具有先进性、示范性的公众参与红树林湿地保护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3.2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计划地开展退堤还滩造林工作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因地制宜，保持泉州湾滩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开展退堤还滩工作，有计划地将泉州湾红树林群落后方的堤坝拆除，修复自然生态环境，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红树林生境萎缩，给予红树林适宜的后退之路。从滩涂造林至成林，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加强和巩固红树林造林成果，利于有效抵御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可能发生的海啸和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和不良影响。在开展退堤还滩造林时，对于桐花树和白骨壤这两个具有国际特殊分布地位的泉州湾本地红树植物种应当给予更大的培育力度。

3.3 发展低碳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加强湿地污染的修复和治理

我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宣布，到2020年，GDP的CO2强度下降40%～45%，这是我国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为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带来的环境问题，建议建立泉州湾流域低碳企业体系，发展低碳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质的产生。控制泉州湾流域及上游区域洛阳江和晋江流域的工业、交通等行业的氮排放和硫排放，以及二氧化碳和甲烷重要温室气体的排放等；控制泉州湾流域及上游区域的工业、农业、养殖业和生活等污水排放，控制湿地污染及河口海湾富营养化的产生。红树林湿地对环境污染物有较好的净化作用，但如果吸纳累积过多的污染物超过其净化能力和耐受阈值时，红树林湿地会由污染物的汇变成污染物的源，其生态功能会受影响。因此对污染较严重的湿地区域要加强修复治理，以恢复其应有的结构和功能。

3.4 加强泉州湾红树林病虫害及外来入侵生物的研究与监控工作

全球气候变化为泉州湾红树林虫害的发生以及外来物种的入侵都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对于泉州湾河口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来说，虫害桐花树毛颚小卷蛾和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是研究和监控的重点对象。研究与监控工作可以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分布、生活史、种群动态、种间竞争、生理行为、物种表现型和基因型、物种扩散能力等方面。

3.5 加强对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适应机理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要大力依靠科学技术，准确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为泉州湾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和重要的科技支撑。结合全球气候变暖带给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可能影响特点,可以运用数学模型、野外调查以及实验室室内分析测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泉州湾红树林生态系统从生态系统、群落、种群、个体、细胞、分子等水平进行适应机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宗国. 海洋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2] 王文卿，王瑁 . 中国红树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2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外溢效应；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非稳态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影响情况的人口经济学理论，并将人口非稳态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包括“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在内的广泛概念，分别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战总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的现象和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调整个人储蓄消费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个人决策，最终使得经济产出增长的现象。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均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探究人口红利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忽视了随着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财富可能发生转移，人口红利可能发生外溢。

一、基本模型

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由于模型（1）（2）选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带有滞后阶数采用SIC最小准则来确定，根据模型（1）（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模型（1）（2）中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从而可对模型（1）（2）进行回归并且回归是有意义的。

（二）回归结果及解释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可决系数达0.99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7，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F检验通过；陕西省社会抚养比、人口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回归系数显示，陕西省人均固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陕西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和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对陕西省人均GDP的影响是负的。这是因为，陕西省虽然是教育大省但由于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并不及沿海地区，因而同时又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人均GDP的提升并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0.993，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0，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所有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为零的原假设，F检验通过；社会抚养比、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从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广东省人均固定资本、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广东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主要因为广东省属于劳动力资源流入大省，吸收了其他省份的人口红利。

三、结论

陕西省、广东省相继进入人口红利期后，地区的劳动力负担系数大幅减轻，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此外，一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发挥了一定的“溢出效应”且人口红利及其外溢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人口红利外溢效应对劳动力流入大省广东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地正向推动作用，但作为劳动力资源流出大省的陕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因素。

参考文献：

[1]汪小勤.“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01）

[2]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04）

第3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04-02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家庭孩子数量减少，使得家庭负担较低，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美国3.2亿人口，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13.5亿人，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也就是“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才能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转变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但代工没有定价权，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企业有很多，如“三星” 、“格兰仕” 、“安踏”、“特步”、“匹克”等，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他们既要懂理论，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培养模式滞后，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策，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各省（区、市）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这样，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这样，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毓敏.浅析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3，（14）.

[2] 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1）.

[3] 朱晓.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J].人口与经济，2010，（增刊）.

[4]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人口研究，2007，（6）.

[5]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81-90.

第4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人口红利理论是国外学者提出的研究非稳态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人口经济理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老龄化速度不同步，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比较低，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就形成了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究竟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进行，国内学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第一，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

第二，基于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的视角。从经验研究来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基于人口红利促进公共投资的视角。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会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会增加。如果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本文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研究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为充分利用湖北省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对策。

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

1、湖北省老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十年间，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湖北省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22.87%下降到2010年的13.91%，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上升了6.1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略有增加，十年间增加了2.78%。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数值（见表2），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已超过了7%的老年型人口类型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属老年型。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高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达到9.09%，湖北省的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见表1、表2）

2、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较高

“人口红利”水平一般用人口的抚养比来衡量。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抚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人口。0—14岁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老年抚养比，依赖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总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小于50%，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更进一步地，有学者还对人口红利划分了类型，见表3。

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见表4），可以发现，2000年湖北省总抚养比为41.29%，到2010年，总抚养比下降到29.86%，按照表2—3的人口红利类型划分标准，属于人口暴利类型，说明湖北省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2010年湖北省的总抚养比小于同期全国的总抚养比，说明湖北省的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十年间，湖北省的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2.22%下降到2010年的18.06%，超过全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从而使湖北省的总抚养比由2000年低于全国1.57个百分点到2010年低于全国4.32个百分点。

3、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大幅上升

人口红利能否最大化利用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能否最大化受益于人口红利，本文通过计算人口红利利用率（就业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为简便起见，劳动年龄人口中未剔除正在接受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红利利用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2000年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者相差21.39%；但到2010年，人口红利利用效率提高迅速，达到70.27%，但仍然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5.5%。（见表5）

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湖北省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测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Y=AL%ZK%[

将两边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lnY=lnA+%ZlnL+%[LNk+%e0

其中，Y代表国民经济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Z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1）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包括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不变价GDP（Y）、从业人员数（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以代替资本投入K），样本区间为2000—2010年。

（2）估计与检验

利用湖北省相关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采用OLS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如下的模型：

第5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马寅初（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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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慢慢弱化。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接受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中国人口红利渐弱之时,印度将迎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最美好时光。这一对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步入新的阶段?本期《财经大势》,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中印两国的未来。

此外,《财经大势》长期关注“国进民退”现象,本期推出刘军宁、何伟、曹远征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其中,刘军宁特别阐述了一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央进地退――事实上它来得更猛烈,更持久。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并由此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后,必定会出现战争、瘟疫等等灾难,以消灭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师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但饱受争议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离了马尔萨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却滑向了与马尔萨斯反向的陷阱――老龄化。

消失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第二次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他认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国并没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残缺的和割裂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差异极大。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轻带来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蔡说,“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是会审时度势的。老龄化以后,人们自己就会未雨绸缪,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改变现在“我交的社会保险是马上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的状况,真正成为积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养老保障,未来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此外,人的寿命延长可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重要补充。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但目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现在就必须深化教育,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

不能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们把这种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它。上海也已经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换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的确,解决老龄化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都走了这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还是会必然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第7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类活动;泉州湾;湿地;鸟类;影响

中图分类号:S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09-0116-03

1 引言

泉州湾河口湿地气候温和,野生动植物等湿地资源丰富,是鸟类良好的栖息地。目前泉州湾河口湿地已成为中国亚热带河口湿地的典型代表,分别被亚洲湿地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列入“亚洲重要湿地”、“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和“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在世界人口、粮食、能源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湿地成为受人类活动影响和冲击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类型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泉州湾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遭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频繁的人类活动以及由于人类活动影响所造成的湿地环境的改变,必将影响泉州湾鸟类正常的多度和丰富度。

2 泉州湾河口湿地概况

2.1 地理位置及自然概貌

泉州市泉州湾河口湿地位于福建省泉州市2条主要河流晋江和洛阳江入海口。泉州湾口向东敞开,北起惠安县下洋村岸边,南至石狮市祥芝角,包括丰泽区、洛江区、惠安县、晋江市、石狮市在泉州湾内湾的滩涂水域,以及丰泽区桃花山部分林地[1],湾口宽8.9km,总面积达136.42km2。泉州湾地处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全年温暖湿润,光、热、水等条件非常优越。漫长的海岸线上具有海岸滩涂、河口红树林、人工湖等多种生态环境。温和的气候及丰富多样的湿地生态环境,使泉州湾河口湿地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

2.2 鸟类资源现状

泉州湾滩涂湿地具有丰富的鸟类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省、泉州市林业部门前后共组织过4次鸟类调查,基本了解泉州湾河口湿地的鸟类资源分布情况。该地共有鸟类13目30科108种,其中水鸟8目14科86种,大多数种类为冬候鸟,包括鸭科11种、翠鸟科1种、翡翠科2种、鱼狗科2种、秧鸡科6种、丘鹬科21种、科11种、鸥科13种、科3种、鲣鸟科1种、鸬鹚科2种、鹭科15种、鹱科1种和潜鸟科1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种类有9种,福建省重点保护的种类有17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公约》的种类有6种[2]。泉州湾河口湿地鸟类有3个相对稳定的鸟类生态群[3]。

(1)海岸水面鸟类群,这些鸟类主要分布在红树林带及广阔的泥沼滩涂和海边水面,即洛阳江口区域,以白鹭、池鹭、红嘴鸥、绿翅鸭为代表种和优势种。

(2)基围水洼灌木草丛鸟类群,分布于基围鱼塘、芦苇丛沟洼、基围干燥地的灌木草丛。此鸟类生态群种类较多,有以红嘴鸥为代表的游禽,池鹭为代表的涉禽,翠鸟为代表的攀禽,珠颈斑鸠为代表的陆禽等。

(3)灌木丛树林田地鸟类群,分布在湿地外沿的高坡林地、湿地与居民之间的树林、灌丛、田地等,鸟类的种类多,且多为繁殖鸟,如棕背伯劳、八哥及画眉科和鹎科的许多种类。

3 泉州湾河口湿地主要的人为活动对鸟类的影响

3.1 道路建设对鸟类的影响

穿过泉州湾河口湿地的道路主要有后渚跨海大桥,沿海大通道,以及即将建设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后渚跨海大桥是从后渚港石油码头与海军码头间跨过洛阳江,终点位于惠安百崎乡,将后渚与秀涂两港联为一体。正在建设的与国道324线平行的沿海大通道,起点在湄洲湾南岸泉州新港,经泉港区、惠安县、丰泽区、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沿水头至浏五店公路至莲河进入厦门市同安区。即将建设的泉州湾跨海大桥起至晋江市南塘村,于石狮蚶江跨越泉州湾、经秀涂、止于惠安塔埔,路线全长27.4km。其中,跨海大桥长约12.7km。

道路建设虽然是造福子孙后代、促进经济发展的“德政”工程,但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一定的破坏。特别是道路经过湿地,将改变鸟类的栖息、繁殖、迁徙场所,并不同程度地威胁到鸟类的生存和繁殖。有资料表明,公路两侧200~300m范围内的汽车尾气形成的大气污染,可造成在公路两侧生活的鸟类的习性发生改变。如鸣鸟的性别比、年龄比将发生变化,同时造成繁殖率下降等[4]。另外,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与路面摩擦所产生的噪声、车辆鸣笛声等,打破了原来湿地自然、宁静的环境,扰乱了鸟类正常的生活,特别是生性机警、胆小的留鸟因此长时间不敢返回原栖息地,严重的甚至将弃巢、弃卵、弃雏,导致该鸟类种群数量下降。

3.2 围海工程对鸟类的影响

围海、填海造地在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生态负效应,如围海工程使海洋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改变或丧失、改变海域水动力条件、降低环境容量等[5]。解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大兴围海造地和筑堤建闸,如西滨军垦农场、惠安百崎五一围垦和城东乌屿岛围垦,以及两江口建河闸,围垦了大量虾池,也使许多红树林消失,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生境。

泉州湾河口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为迁徙的候鸟提供经停中转地和繁殖地。但由于盲目大规模开发围垦,造成滩涂面积减小,海域的纳潮与纳污能力下降,水体交换能力减弱,进而影响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作为初级生产者的植物被严重破坏,沙蚕等底栖动物的生存环境恶化,致使高营养级的许多鸟类(包括一些珍稀禽种)失去饵食,鸟类的栖息、捕食地和繁殖场所的改变或丧失,直接造成鸟类的种群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

3.3 外来物种入侵对鸟类的影响

目前泉州湾河口湿地滩涂和海岸外来植物40种,其中以米草最为显著。存在的米草植物主要有两种,其中大米草(Spartina anglica CE Hubbard)是在1970年引进的,目前分布面积约0.3 km2,并不繁茂,对湿地资源的破坏较小。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b)是1982年推广到泉州湾的,其根茎发达,在软泥滩中盘根错节,生长极为繁茂。互花米草的迅速蔓延,占据了本地物种生态位,排挤本地种的生长,已严重威胁到泉州湾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6]。

泉州湾河口湿地的潮间带是一些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觅食地,有些潮间带还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继站,盐沼中的土著植物不仅为鸟类提供栖息地,而且其果实和地下茎等也是鸟类的食物来源。特别是开阔的光滩,更是具有丰富的底栖动物,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而互花米草的入侵,取代了土著植物,占领了光滩,形成密集的单一群落,从而使鸟类栖息和觅食的生境丧失,导致鸟类种群数量减少,尤其是对涉禽的影响更加明显。

3.4 湿地水体污染对鸟类的影响

近年来,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业径流、船舶油污通过晋江、洛阳江等河流及沿海入海排污口排入海湾。同时,由于大面积围垦筑堤改变水流,使污染物无法顺利排出海湾,湾内水质逐渐变差。国家海洋三所自洛阳桥附近至秀涂西北布站采样的结果表明,该海域无机氮超标严重,特别是万安开发区周边洛阳桥南和凤屿一带,海域超标最为严重,超标倍数接近于4倍,洛阳桥附近海域的溶解氧含量也较低。泉州湾海域的粪大肠杆菌低平潮时严重超标,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增加较明显,硫化物含量也较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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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未经达标处理直接排入湿地水体中,严重污染了湿地水体的水质。使水中的虾、蟹、鱼等动物数量锐减,影响鸟类的食物来源和质量。鸟类取食已被污染的食物不仅有损健康,其中某些有毒物质,如重金属,还会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富集在生物体内,甚至会产生导致鸟类大量死亡的可怕后果。生长于污染水体的芦苇,苇叶容易枯萎或死亡,某些栖息在芦苇中的鸟类也因缺乏必需的隐蔽物,导致这些鸟类数量的减少。

4 改善鸟类生态环境的对策和建议

2003年9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这一举措,使泉州湾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了基本保证,湿地环境和资源得以持续利用。但长期以来,湿地受到破坏的程度极其严重,鸟类栖息的环境受到严重侵扰。在鸟类迁飞时期,仍有不法分子在滩涂湿地中设置渔网,张网捕鸟。除此以外,泉州湾河口湿地周边地区人为破坏仍然存在,如毁草建塘、建度假村等人为活动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湿地鸟类的栖息环境。基于以上因素,提出如下保护性建议。

4.1 鸟类生境的保护

生境破坏是一些珍稀动物濒危的重要原因,通过保护鸟类的栖息环境,为水禽及湿地动物创建和谐的活动空间。对于濒危鸟类和水禽迁徙停歇地、栖息和繁殖地,要予以保护。严格控制泉州湾河口湿地的开发利用,凡涉及湿地的各类开发活动和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充分论证,在项目实施前,必须做好环境影响评价,避免大规模人为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对于已经被破坏的生境,要建立生境调整等积极的补救措施加以解决。

4.1.1 种植红树林,恢复湿地植被

红树林及沿海滩涂植被是湿地鸟类重要的食物来源地。因此,红树林群落的恢复、重建、营造是保护泉州湾河口湿地鸟类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20世纪80年代洛阳江和晋江的过度开发,毁掉了大面积的红树林,使滩涂湿地大量,加上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的过度繁殖,使泉州湾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大大削弱,整个湿地生态功能变得相当脆弱。所以,保护好红树林资源是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要加强野外巡护,做好宣传,防止乱砍滥伐、盗伐和破坏红树林资源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对保护区的红树宜林滩涂,进行人工营造红树林,努力恢复红树林植被。

4.1.2 清除互花米草和大米草

互花米草、大米草等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泉州湾现有0.3hm2的大米草和273.3 hm2的互花米草,分布地也是红树林群落适宜的生长地,是湿地鸟类的栖息之所。对互花米草入侵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国内外采取了一些手段来控制,包括物理刈割、碾埋、挖掘、火烧等,或采用合适的除草剂进行化学控制,但效果都不尽人意。故要在调查、监测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整个泉州湾湿地的互花米草和大米草的实际情况,制定泉州湾区域米草入侵植物防控措施和方案,加大资金投入,彻底清除米草,恢复泉州湾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

4.2 合理规划,控制围垦和养殖作业

沿海滩涂未经科学规划的开发利用,频繁的人为活动对鸟类有直接的影响。湿地保护区应与海洋、国土等部门加强合作,对沿海养殖业、滩涂的开发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个别区域要适当缩小养殖面积,严禁盲目开发和大面积的征占用滩涂湿地。

4.3 加强对污水的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城市工业用水、生活污水、养殖水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盐、异养细菌、大肠菌群、重金属等,它们直接或间接排入湿地内,造成湿地环境的污染,破坏湿地生物资源,影响泉州湾鸟类的生存繁衍。因此应加强对污水的治理。有计划地治理已受污染的水域,并限期达到国家规定的治理标准。

对晋江、洛阳江及沿海的排污超标的企业,要求环保部门予以约束和处罚,并限期整改,杜绝未经处理的污水等污染物直接排入泉州湾内。对部分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坚决实行关、停、并、转、迁。对临海工农业污水,陆上径流的排放要实行监控水质指标,做到达标排放,以逐步改善泉州湾内的水质,建立湿地保护监测机制,利用遥感信息服务系统,加强对湿地资源和水质的动态监测。此外污水排污口应尽量靠近水交换活跃区以加快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充分发挥海洋的物理自净能力,净化保护区的环境。

4.4 加快法制建设

2009年11月1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出台了《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这标志着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进一步迈向法制化轨道,也将使湿地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同时,还应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依法惩处乱捕滥猎等违法犯罪分子。

4.5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对鸟类监测和救护能力

加强科学研究,是保证我们的一切行动建立在有充分科学依据基础上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加强保护管理工作的同时,要结合泉州湾河口湿地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目标,建立鸟类定点观测站,观察重要水禽的生活习性及其与沿海养殖业的关系,开展一些有实效的基础研究,为鸟类的保护与科学研究提供依据。同时要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并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配备相应的设施,以救护受伤、病残的野生动物。

4.6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湿地鸟类的保护需要公众广泛参与,目前还有很多沿海群众对湿地、鸟类的认识不足,应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更多公众了解泉州湾河口湿地鸟类资源及保护现状。可以利用湿地的主题节庆日,如“爱鸟周”、“世界湿地日”、“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宣传保护鸟禽和湿地的重要性;建立湿地网站并与环保组织机构相链接,有关湿地鸟禽的知识,通过网络来宣传湿地鸟类保护;还可通过社会来宣传环境教育,比如通过街道公告栏、街区宣传画报等宣传湿地鸟禽保护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中国海湾志编篡委员会.中国海湾志(第八分册 福建省南部海湾)[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4.

[2] 黄国勇,许文宝,刘杰斌.泉州湾河口湿地鸟类的种类组成与分布[J].台湾海峡,2002,21(2):228~233.

[3] 陈金华,张立敏.湿地鸟类旅游开发研究――以泉州湾为例[J].亚热带水土保持,2005,17(4):41~44.

[4] 韩绪博.公路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J].黑龙江交通科技,2006(7):48~49.

[5] 陈 彬,王金坑,张玉生,等.泉州湾围海工程对海洋环境的影响[J].台湾海峡,2004, 23(2):192~198.

[6] 柯春婷,曾启鸿.泉州湾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对策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9(1):57~58.

第8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

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第9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祝全明上半年整体行情会有所低迷

张家港一直以来都是南美材和非洲材的最大输入港口，近期到港的材料相对充足。而受此影响，非洲亚花梨、鸡翅木等材料最近每吨大概降了几百元，除货源充足之外估计还与国内外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很多料都降价的时候，红檀的表现却比较稳定，整体上说它是比较稳定的材料。

基于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式预计，2012年第一二季度的木材行情可能不会太好，这主要是出口受到影响，给消费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最终这个冲击波将影响到家具市场，这是其一。其二，年底多数企业面临给工人发工资、储备新料的情况，资金压力比较大，所以2012年前两个季度会比较低迷，这也给一些价格相对低廉的南美新材料开发提供了空间。

詹增发2012年南美材市场迎来春天

2011年末的两个月，微凹黄檀等一类的木材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好一点的微凹黄檀精木仿料价达到了每吨3.8万元，从整体上来说还没有达到比较好的市场氛围，如果今年的红木市场能够比较稳定，那么这个价格今年有可能会涨到每吨4-4.5万元。不过今年的好料数量相比2011年可能会略有下降，而差料会较大幅度地涌入木材市场。

“CITES公约”之前已经把微凹黄檀等共5类古典家具常用材列入一级保护目录，受此影响，有些国家可能会减少红木原材料的出口，但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如尼加拉瓜可能还会照常出口。非洲材目前在市场上占领的比例相对成熟，虽南美国家具备较完善的森林管理体系，需要砍伐者在伐树时种上相应数量的小树苗，但由于南美材在以前开发较少，可以预测今后南美材在市场的占有率将会有所上升。

宋卫东新材料大规模被开发可能性较小

年底的一段时间，经济环境相对低迷，红木家具市场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产生了一些波动，受影响最严重的应该是北京、上海等之类一线城市。尤其是近来檀香紫檀木材的价格出现了小幅回落，这似乎预示着高端家具会被市场的消极情绪影响。由此不难看出，2012年的红木家具市场可能不会太景气，同样因为消费终端的滞销最直接的影响是厂家的生产、制造投入会相应做出调整，有企业会减产甚至停产，势必造成木材需求量的减少，这一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而所谓的新材料大规模被开发使用的可能性比较小。

于志刚“退而求其次”让新材料发挥大作用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现在很多做高端材料的厂家都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厂家为了维系生产状态，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一些低端材料，以求资金链压力能够有所缓解，进而保证工厂的运转。需要注意的是，定位高端的红木家具向来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逆市中一些高端家具销售情况仍然良好。材料涨价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产品定位被价格这只无形的“手”给区别开了，这有利于错分开家具档次。低端材料制成的仿古家具，由于其价格占据优势，因此市场有更大空间，这也更加大企业对新材料的需求量，促进新材料的不断开发利用，有利于推动红木家具及文化的普及，让更多老百姓了解和使用这类带有古典身影的仿古家具，这是对传承传统文化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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