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人口素质人口红利

注：根据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以居住在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别的省份的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率来核算流动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梁济民，陈胜利主编.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分析数据卷（四），1988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3月.

第2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本文拟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1年7月对全国32个省级单位开展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不同地区的差异分析。一般来说，个案研究所得结论难以推论总体，更难进行较大规模地区的比较。然而，此调查采用三阶段（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个人）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随机选取调查对象。样本分配按照各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四种不同规模。最多的广东为10000人，江苏、浙江为6000人，大多数省为4000人，吉林、、青海、宁夏和兵团为2000人。我们认为，可以使用这一能够代表目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状况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差异分析。考虑到某些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我们将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归类，然后再进行不同类别地区差异分析。首先，我们将32个省级单位视作分析对象，分别计算其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比例；其次，依据各个分析对象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比例进行地区聚类，并进行不同类别之间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差异比较分析；最后，对不同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的有关特征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个体层面帮助我们理解引起不同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存在差异的成因。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2011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10个地市、县级单位进行了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6～59周岁流动人口。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个体基本情况、就业状况、居住情况和社会融入等方面。此次调查共收集128000例个案信息。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我们使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聚类和交叉表统计分析。主要变量有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个体基本特征、流动和家庭状况、就业状况和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等。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分析

1.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状况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比例为34%。分险种来看，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达26.4%，其次为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为25.2%和23.1%，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加比例分别为13.6%、9.9%和5.8%。在险种数量方面，参加3种以上保险的对象占参加社会保险对象的39.1%。对于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参与状况，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将各省级单位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进行排序，并按照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归为三类。

第一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为10%以下的14个省级单位，包括、宁夏、云南、河南、黑龙江、吉林、甘肃、陕西、湖南、青海、山西、贵州、湖北和江西。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湖北和贵州，介于8.0%~9.4%，较低的是，不足2%；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吉林、青海、黑龙江和云南，介于12.1%~16.6%，较低的是河南、和陕西，不足9%；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较低的是和河南；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贵州，较低的是、黑龙江、陕西和河南等；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湖南、贵州和湖北，约3%，较低的是黑龙江、、河南和青海，约0.5%；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吉林、山西和江西，约3%，较低的是、宁夏、黑龙江和河南，不足1%。

第二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介于10%~20%之间的10个省级单位，它们是兵团、内蒙古、安徽、河北、海南、广西、新疆、天津、辽宁和浙江。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浙江、辽宁和天津，介于15.0%~16.5%之间，较低的是兵团、内蒙古和安徽，略高于10%；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兵团、辽宁、海南和天津，介于19.4%~22.9%之间，较低的是内蒙古、安徽和河北，在12%左右；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天津、辽宁、浙江和河北，介于21.7%~27.4%之间，较低的是新疆、内蒙古和安徽，低于10%；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浙江和天津，达10%以上，较低的是兵团和内蒙古，不足6%；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天津，较低的是河北；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辽宁，较低的是兵团。

第三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达20%以上的8个省级单位，即福建、四川、山东、重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苏、广东和上海，达31.0%以上，较低的是福建和四川；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广东、上海和江苏，达33.5%以上，较低的是福建和山东；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广东、江苏和福建，达30.5%以上，较低的是重庆、四川和山东，低于20%；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江苏，高达25.7%，其次为北京和福建，约18%，较低的是山东和四川，在14%左右；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江苏，高达23.2%，其次为福建，为15.1%，较低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别仅为4.9%和6.0%；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江苏，达13.4%，其次是北京，为8.3%，较低的是福建、重庆、山东和四川，在5%左右。

2.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的地区聚类结果对各省级单位流动人口参加六种社会保险的比例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32个省级单位可分为三种大的类别：即低参与地区、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此外，中、高参与地区又可分别分为两个细类。如表1所示，低参与地区涵盖13个省级单位，其中7个西部省份、6个中部省份。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2.4%~5.8%之间。此类地区共覆盖13035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10.2%。中参与地区涵盖11个省级单位，其中6个东部省份、3个中部省份，以及1个西部省份和兵团。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7.2%~14.3%之间。此类地区第一个细类包括6个省份，第二个细类包括4个省份和兵团。中参与地区共覆盖36909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28.8%。高参与地区涵盖8个省份，其中6个东部省份和2个西部省份。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16.1%~26.7%之间。此类地区两个细类各包括4个省份。尽管高参与地区包括的省份数量较少，但调查人数最多，达78056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61.0%。

3.三种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差异比较总的来说，三种类别地区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低参与地区参加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比例为14.3%，中参与地区为26.3%，而高参与地区则高达40.9%，且三种类别地区存在显著差异（P<0.001）。此外，各类地区内、不同省级单位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低参与地区，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比例较低的河南、宁夏和，仅分别为8.3%、11.3%和11.5%，而参加比例较高的青海、云南和吉林，在18%左右；在中参与地区，参加比例较低的安徽和内蒙古，仅约16%，而参加比例较高的辽宁、重庆和山东，达29%左右；在高参与地区，参加比例较低的四川，为29.8%，而参加比例较高的广东，高达46.2%。从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种类来看，三种类别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结果显示，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多险种的比例较高，中参与地区次之，低参与地区则较低。分地区来看，低参与地区参加2种以下社会保险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较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而言，高参与地区参加3种及以上社会保险的比例显著上升。特别是参加3~4种的比例，高参与地区较中参与和低参与地区分别高出13.0和19.3个百分点。从平均参加种类来看，在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中，高参与地区平均参加种类为3.24种，中参与地区为2.68种，低参与地区为2.01种。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三种地区社会保险的参加种类存在显著差异（P<0.001）。分险种来看，三种类别地区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既具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相似之处为三种类别地区均为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加比例为最高，不同之处为三种类别地区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差较大。如图1所示，以六种社会保险参与比例为节点连接而成的六边形，高参与地区处于外层，中参与地区处于中层，而低参与地区处于内层。这表明高参与地区的各种社会保险参与比例最高，其次为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从各种社会保险的辐射长度来看，三种地区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参加比例较高。需要指出的是，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的医疗保险参加比例为最高，但中参与地区的工伤保险参加比例为最高。

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差异比较

1.人口社会特征在性别方面，低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男性居多，男性高于女性近9个百分点；高参与地区女性略高于男性。在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低参与地区年龄较大，40岁及以上年龄组较高于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且平均年龄也高于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表2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年龄较大，使得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婚和曾婚（离婚或丧偶）的比例较高，达79.5%；相对而言，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年龄较小，29岁及以下年龄组高于低参与地区，且平均年龄小于低参与地区。年龄较小，则使得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未婚比例较高。对于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均表现为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且非农户口比例也较高，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较低。具体而言，高参与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为35.4%，非农户口比例为15.9%；低参与地区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5.7%和12.5%；而中参与地区分别为21.3%和10.3%。进一步分析可知，对于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高参与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中参与地区次之，低参与地区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别为52.1%、41.9%和34.1%；而对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高参与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别为28.2%、21.0%和16.7%。也就是说，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参与地区，与其低参与地区为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关（见表2）。综上所述，高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女性略多，年龄较小，且未婚比例较高；不管是农业户口性质者，还是非农户口性质者，其受教育程度均较高。中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以男性居多，年龄处于中间水平，但未婚比例为最高；非农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农业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最低。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也以男性居多，年龄较大，在婚和曾婚比例较高；相较而言，农业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但非农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

2.流动与家庭情况就流动范围而言，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跨省流动者居多，其次为省内跨市者；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省内跨市者较多，其次为跨省和市内跨县者。结合户籍地和流入地来看，高参与地区主要是户籍地为中部省份者向东、西部省份进行省际间流动，而户籍地为东部和西部者在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间进行省际或省内流动；对于中参与地区，户籍地为中部、西部和东部者大多数在三种区域省份内进行省际间流动，少部分在省内流动；对于低参与地区，户籍地为东部者向中西部进行跨省流动，而户籍地为中西部省份者在中部和西部省份内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兼有部分在省际间流动。对于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和家庭规模与收入，高参与地区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最长，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短。三者停留10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8%、15.6%和13.3%，平均停留时间分别为4.81年、4.79年和4.38年；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低参与地区最多，高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少。三者4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3.3%、15.2%和15.0%，同住家庭成员平均人数分别为2.6人、2.35人和2.3人；在流入地的家庭每月总收入方面，高参与地区最高，其次为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三者4000元及以上的比例分别占53.0%、45.2%和34.7%，家庭每月平均总收入为5074.6元、4157.1元和3863.8元（见表3）。总之，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最远，停留时间最短，同住家庭成员人数最少，家庭每月总收入介于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之间。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较远，停留时间最长，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少，而家庭每月总收入最高。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较近，停留时间较长，同住家庭成员最多，但家庭每月总收入最低。

3.就业状况对于就业状态，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其中，中参与地区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最高，其次为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此外，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未就业状态为操持家务的比例最高，达12.0%，其次为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分别为8.6%和7.4%。处于就业状态者，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从事制造业者较多，其次为批发零售者。而低参与地区从事批发零售者、住宿餐饮者和社会服务者较多；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主要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低参与地区则主要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此外，高参与地区在外企就业的比例远高于中参与和低参与地区；在就业身份方面，高参与和中参与地区大多数为雇员，也有小部分为自营劳动者。而低参与地区则是自营劳动者和雇员较多。就雇员的合同签订情况而言，高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为最低，仅为23.8%，而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为58.1%。低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为最高，达46.9%，且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低，仅26.1%。而中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为41.8%，但其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远高于低参与地区（见表4）。综合而言，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低，而操持家务者较多。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自营劳动者和雇员身份、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和建筑等行业。此外，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较高，且雇员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低；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等行业。对于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但雇员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也较高；高参与地区处于就业状况的比例略低于中参与地区。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企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等行业。对于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则较低，且雇员签订有固表4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

4.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在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方面，我们将比较三种地区分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指工伤、失业、生育和住房公积金）状况。对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较高。参加新农合的比例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75.5%）、中参与地区次之（57.1%）、高参与地区为最低（44.2%）；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则以高参与地区为最高（13.5%），其次为低参与地区（11.8%）和中参与地区（7.6%）。对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城镇医保、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比例较高。其中，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比例均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34.1%和16.1%）、中参与地区次之（24.8%和14.7%）、高参与地区为最低（21.9%和7.5%）；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则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22.0%），其次为高参与地区（19.2%）和中参与地区（17.9%）。将两种户口性质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相结合来看，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参加新农合、非农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和城镇养老保险处于较高水平、但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处于中间水平；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处于中间水平、但参加养老保险（包括农村和城镇）处于较低水平；而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处于较低水平、但参加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处于较高和中间水平。

讨论与建议

1.从覆盖区域来看，低参与地区涵盖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参与地区涵盖了一半的东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参与地区涵盖了另一半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2个条件较好的西部省份。无论是从整体的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分险种的流动人口参加比例和种类来看，均以高参与地区为最高、中参与地区为其次，低参与地区为最低。这种地区差异分布提示我们，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较好，其次为中部，而西部较差。

2.从个体相关特征来看，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男性偏多、年龄较大、且在婚和曾婚比例较高；主要在省内进行短距离流动，且近1/4的人是市内跨县；这或许使得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时间较长、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多；受到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影响，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较低。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男性较多、年龄较小、且未婚比例较高；以及主要在省际间进行远距离流动；此种情形造就了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来到流入地的时间较短、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少；受到东部和中部区域经济的作用，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处于中等水平。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女性略多、年龄更小、且未婚比例也较高；大多数人在省际间进行远距离流动，且还有近1/4的人以省内跨市进行中距离流动；这种特点形成了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最短、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也较少；由于停留在国内较为发达的几个东部省份，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最高。

3.从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来看，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非农的比例较高，但受教育程度为最低，而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相对较低，而操持家务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自营劳动者和雇员的身份、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和建筑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较高，即使签订了合同，但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低。中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农业的比例较高，且其受教育程度为最低，而非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为最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身份、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且在签订了合同者中，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高。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非农的比例最高，且无论是非农、还是农业，受教育程度均为最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身份、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则较低，且在签订了合同者中，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

4.从户籍地参加各种保险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主要参加医疗保险（包括新农合和城镇医保）和养老保险（包括农村和城镇）两种。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5-9]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未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可以参加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或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于在户籍地参加医疗保险，流动人口参加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的比例呈现出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中参与地区居于中间、高参与地区为最低。而对于在户籍地参加养老保险，流动人口参加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以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为较高，而中参与地区处于较低水平。

第3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4.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4402

1现状

目前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各大城市均实行了自己的办法。北京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以证件管理为基础,对流动人口进行户口、居住、计划生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全方位管理。广州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依靠对城市出租屋的管理,至2006年6月,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均成立了出租屋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市共建立167个街、镇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和1286个社区、村出租屋管理服务站,配备出租屋管理员6226人。杭州市主要对流动人口进行社会分层,然后依据分层理论进行分别管理。当然,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也都采取了相关管理措施。

虽然各大城市均针对自己城市的流动人口实行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但成效均不理想。在此,笔者以北京和广州为例进行分析,提出其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问题所在。

1.1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管理

北京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正是以证件管理为基础,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婚育证明、婚育证以及就业证是与流动人口管理密切相关的证件类型。其中身份证和暂住证是最基本的证件,婚育证明和婚育证是对育龄妇女的特殊要求,健康证和就业证则曾经与流动人口的就业相联系。办理证件的流动人口数量和比例无疑会影响到管理部门对流动人口信息的掌握和管理的实施,然而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证件办理的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见表1)

表1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证件办理情况(%)

〖BHDFG3,FK3*2,K2*2,K3,K18,K3F〗

证件〖〗人数〖〗持有比例〖〗

〖ZB(〗〖BHDG1*2,K6,K12〗95%置信区间〖〗持有比例

〖BHDG1*2,K3。2,K6。2〗下限〖〗上限〖〗05年前来京〖〗05年后来京

〖〗P值

〖BHDG1*2,FK3*2,K2*2,K3,K3。2,K6。2,K3F〗身份证〖〗4078〖〗97.33〖〗96.83〖〗97.82〖〗98.07〖〗96.29〖〗0.00

暂住证〖〗4078〖〗84.40〖〗83.29〖〗85.52〖〗89.42〖〗74.96〖〗0.00

健康证〖〗4078〖〗22.05〖〗20.77〖〗23.32〖〗24.75〖〗16.89〖〗0.00

婚育证〖〗1515〖〗19.03〖〗17.05〖〗21.00〖〗10.61〖〗10.04〖〗0.00

就业证〖〗4078〖〗4022〖〗3.60〖〗4.83〖〗5.01〖〗2.69〖〗0.00

从表中数据可知,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持有暂住证的比例仅为84140%,反映出暂住证制度的办理情况还不能完全符合管理要求。与身份证97133%的持有比例相比,暂住证的认可程度还存在明显不足。而婚育证、健康证、就业证等其他证件的办理情况更是差的多。虽然这些证件是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但是办理比例和持有比例都比较低。北京市仅有4.22%的流动人口现在持有就业证,22.05%持有健康证。流动人口中有95%的人是处于18至49岁的婚育年龄,其中女性占38%,但持有婚育证的育龄妇女比例仅为19.03%。

流动人口的证件办理情况与管理部门的要求、证件的重要性、以及流动人口对于证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分不开的。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北京市废止了《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就业管理法规,依法取消了《外来人员就业证》和专门针对外来人员的《健康证》。2006年修订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也不再要求婚育证的办理,但来京后办理暂住证,以及在户籍地或现居住地办理婚育证明仍是目前流动人口管理的明确要求。

1.2广州市的流动人口管理

广州市主要是依靠对城市出租屋的管理来管理流动人口。但该项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

工程,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的整合。改革30年来,我国在城市出租屋管理的体制及模式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成效却并不明显。就广州而言,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均成立了出租屋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市共建立167个街、镇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和1286个社区、村出租屋管理服务站,配备出租屋管理员6226人。截至2005年底,先后投入2665万元建立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和IC卡暂住证管理系统,各区共投入325万元建立区级信息管理系统,各街道共投入2960万元筹建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这样庞大的经费投入却与效益并不相称。事实上,目前这种“高投入式包办”管理已经明显出现了“政府投入不足”、“职能部门只收费不服务”、“管理服务中心捆绑收费”、“乱收费、乱罚款”等诸多政府“力不从心”的现象。

2问题

2.1我国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1)《宪法》中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还未恢复。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迁徙自由,在各国宪法、法律及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受到广泛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权。”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文。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特别是农村合作化以及化以后,城乡之间的界限日趋严格,迁徙自由也被国家以立法形式和政策形式加以限制乃至严厉禁止,真正开始从法律上明确限制迁徙自由(主要是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的,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它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可能性。在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历史性地去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文,这标志着我国公民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失去了宪法保障。至1978年、1982年两次修改宪法都没有恢复这条规定。只要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宪法》中没有恢复,流动人口的权利就没有法律保障。这是流动人口权利缺失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2)各个城市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落到实处。以广州为例,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管理条例,仅有2006年才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且该法也只对出租行为作了简单规定,并未触及流动人口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危害社会行为。北京市虽然形成了多项成文的管理条例,诸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外地来惊人原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和《北京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也并不尽如人意。

第4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艾滋病;感染状况;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6245(2016)03－0246－03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5%。有研究显示，国内部分地区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以流动人口为主［1］。流动人口已成为HIV传播的桥梁人群［2］。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流动范围的扩大是HIV/AIDS流行加剧的重要因素［3］。在新疆博湖县，流动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3%。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14年9月～2015年10月博湖县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感染状况调查，了解该县流动人口艾滋病感染状况，为该人群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监测对象为建筑工人、农业工人和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三类人员。所有被调查人员均要求户籍不在博湖县本地，且除外旅游、上学、访友、就医、探亲、从军等情况。

1.2方法

通过摸底调查，获取博湖县内流动人口聚集场所或单位的名单，根据流动人口类别分别抽取1～2个场所。每类流动人口至少调查200人。调查开始前对调查员及相关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按照自愿、保密的原则，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指标及艾滋病相关知识。同时采集5ml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参照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计算方法:问卷8道题中，被调查者回答正确6道及以上的人数占监测人数的比例［。

1.3检测方法

HIV抗体初筛采用HIV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试剂盒为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初筛阳性者再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ELISA试剂盒复检。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的样本送确认实验室使用蛋白免疫印迹试验(WB，上海英旻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进行确证。检测均由实验室专业人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及判定结果。

1.4统计分析

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共监测746名流动人口，来源:建筑工人276人，占37.0%，农业工人260人，占34.9%，宾馆饭店从业人员210人，占28.1%。男性400人，女性346人，男女比例为1.16∶1;最小年龄14岁，最大年龄70岁，平均(37.9+11.6)岁，年龄分布以40～49岁组人数最多;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共697人，占93.4%;民族以维族为主，共452人，占60.6%;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共447人，占59.9%。

2.2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46份，回答正确6道或以上者402人，艾滋病知晓率为53.9%。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和职业艾滋病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50～岁年龄组知晓率最低，20～岁年龄组最高;按婚姻状况，已婚组知晓率最高，未婚组最低;按民族分组，汉族组知晓率最高，维族组最低;按文化程度分组，高中及以上学历组知晓率最高，文盲组知晓率最低;按职业分组，建筑工人组知晓率最高，农业工人组知晓率最低(见表1)。

2.3安全套使用情况

在调查的746名流动人口中，最近一年内每次和配偶/固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均最高，为9.6%和38.5%;农业工人最低，为1.0%和14.6%。最近一年内每次和商业性伴发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宾馆饭店从业人员仍最高，为55.6%和77.8%;农业工人最低，为33.3%和60.0%。不同类别流动人口使用安全套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且同一人群由于发生对象的不同，使用安全套情况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艾滋病防治知识获取方式

被调查的人员中70.9%以前接受过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获得途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网络、宣传材料及其他。信息来源所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电视/广播(50.4%)、宣传材料(31.0%)、报刊/书籍(13.5%)、网络及其他(5.1%)。2.5血清学检测结果746名监测对象中，HIV抗体确证报告阳性7例，阳性率为0.9%。7例阳性监测对象均为已婚人员，均有婚外异性，其中女性4例、男性3例，男女比例1∶1.33;最小年龄28岁，30～岁年龄组最多，共3例，40～岁组1例、50～岁组2例;所有病例均为已婚;维族最多(6例)，汉族1例;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例，高中及以上2例;感染途径均为异性传播。

3讨论

第5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城市化； 经济因素； 产业结构； 京津冀； 环渤海

中图分类号： 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4-0011-07

Cause Analysi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Beijing

HUANG Kuang-shi1 ， GA Ri-da2

(1.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for Beijing Popul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move into Beijing include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location superior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Beijing is the main pull for the influx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which affect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n statistical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ize of Beijing floating population， whil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 determines the siz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angle of location factor， capital superiority has significant “pull effect”， while mos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come from Beijing， Tianjin and the round of Bohai Sea region， and the relatively strong competitiveness of Beijing in all cities of China is the key factor attracting the inflow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additional， Beijing’s cultural inclusive，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well-developed urban infrastructure also are the very important pulling factor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factor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ijing-Tianjin-Hebei；Bohairim

为什么北京市会有如此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经典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北京而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和商业机会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而北京的区位优势和文化魅力无疑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助推力。此外，北京作为全国的核心交通枢纽地位则为外地人口流入北京提供了交通上的便捷。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8年的流动人口基础调查数据，全市流动人口中90.2%是来京务工人员，3.7%为学习培训人员（含高校大学生），1.8%为经商人员，此外，随迁占1.2%，投靠亲友、婚嫁、务农、治病疗养的比重总计不足1.5%。由此可见，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拉动力是经济因素，也就是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因素中的产业结构是影响流动人口的关键因素。在北京市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由此导致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而本地劳动力一方面在数量上也无法全部满足这些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本地人也不愿意从事这些相对低端的就业岗位，这就为外地劳动人口的就业和生存提供了空间。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8年的流动人口基础调查数据，全市已就业的流动人口中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比重较高，分别为70万人和64万人，占就业流动人口总数的15.9%和14.4%；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为56万人和53万人，占12.8%和11.9%；之后为居民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分别为39.8万人和19.5万人，占9.1%和4.4%。就业于上述各行业的流动人口总计为302.3万人，占就业流动人口总数的69%。由此可见，流动人口来京的核心影响因素应该是经济因素中的产业结构变量。

一、城市化进程带来流动人口扩展

对于北京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北京农村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而且包括全国各地的农民向农民工或流动人口转变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拓展了流动人口的承载力，而且创造了更多的流动人口就业岗位；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城乡结合部，成为流动人口生活和居住的主要场所。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地提高了北京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区位优势，从而增强了人口流入北京的拉力。

（一）城市化增强了对流动人口的承载力

首先，城市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了人口的承载力。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城市公共交通、卫生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等大大改善,也迅速地提高其容纳人口的能力。其次，小城镇建设大大提升了北京市对流动人口的承载力。北京市是1993年底开始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的。近几年，北京对郊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小城镇建设步人了又一个黄金时期。小城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市政府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方针下，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社会事业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对郊区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更重要的是，小城镇建设大大提升了其对外来人口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第三，卫星城建设使流动人口分布向郊区发展，大大优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

一直以来,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突出了发展工业和将城区工业逐步向远郊区扩散的思想。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北京行政辖区也发生变化和调整。随着北京辖区的扩展，工业布局从着眼城区周边地区逐渐向广大郊区扩展转变，从而带动中心城的功能逐渐向郊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缓减了中心城区的压力，带动了郊区城镇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北京市流动人口不可能主要聚集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内，而是重点向周边区（县）扩散。

（二）城市化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就业岗位

城市化过程也是就业岗位的再造过程。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卫星城开发的过程中，大量就业岗位涌现。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就业岗位更是需要流动人口来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动人口是整个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1.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农民工。北京市的道路修建和高速公路修建工人绝大部分是外地农民工。加上，北京市城镇化过程中平均每年需要新建866公里的交通运营线路，包括公路和轨道交通。此外，每年还有大量的城市市政美化和环保等辛苦活需要大量的外地农民工去做。比如绿化、浇水、清理下水沟、清理垃圾等。还有，一些危险作业比如高楼擦玻璃等工作，这也需要外地农民工去做。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在城市发达地区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正规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对雇员教育水平、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并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福利政策。另一种是非正规部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是较低的工资待遇，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并且缺乏良好的发展前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劳动力市场都被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城镇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从落后地区迁入的移民则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结构性空缺。Yap（1977）认为农村移民虽然通过进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Shen(2002)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的就业结构，指出农村移民大多从事工作环境较差、需求量大、比较危险的“3D”行业(Difficult，Demanding，Dangerous)，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总之，城市化会大大增加这些岗位的需求，因此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去做。

2.建筑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工。建筑行业无疑是农民工的主要阵地，也是农民工比例最高的行业。因为本地劳动力基本不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平均每年要新开工2544.8万平方米房地产，平均每年要完工2255万平方米。可见，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建筑行业岗位，这些都需要农民工去从事。

（三）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城乡结合部

城市化过程就是向郊区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流动人口因为承受不起核心区的高生活成本，不得不向郊区发展，去郊区或者拓展区租房住。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大量的城乡结合部。据统计，北京市的“城中村”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建成区内环境脏乱的城市角落。北京城八区约有这类的“城中村”231个，具体分布的区域为东城区4个，西城区3个，崇文区7个，海淀区70个，朝阳区57个，丰台51个，石景山20个，宣武区19个。总占地面积1092公顷，建筑面积273.5万平方米;第二类型:城乡交错型，这类“城中村”主要是指规划城区内的行政村，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约有112个，占地面积1.8万公顷，建筑面积7221万平方米。日前这两类“城中村”均集中分布在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

这些城乡结合部称为吸纳流动人口的集中场所和区域。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8年的流动人口基础调查数据，从功能区情况看，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西城）共有流动人口59万人，占总人数的7％；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共有 486万人，占总人数的60％；城市发展新区（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共有232万人，占总人数的29％；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共有29万人，占总人数的4％；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总量合计为718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9％。可见，城乡结合部称为滞留流动人口的主要场所。

总之，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北京的竞争力，拉大区域经济差距，这使得北京在区域中的人口拉力效应更加明显。

二、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流动人口急剧攀升

（一）流动人口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

毫无疑问，北京快速的经济增长是流动人口流入北京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的报告，近年来各年度全市流动人口总量与GDP呈正向相关关系。1986年至2007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曲线和流动人口总量增长曲线基本同步，GDP的快速增长期和流动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期基本一致。22年来，全市流动人口每增加100万人，GDP总量增加1676.7亿元；GDP总量每增加1000亿元，全市流动人口总量增加59.6万人。

从流动人口增速和GDP以及人均GDP的增速来看，三者基本保持同步。北京市GDP总量从1978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6.5%,而从1995年到2009年则年平均保持17%的增长速度；北京市人均GDP从1978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4%，而从1995年到2009年则年均保持13.6%。流动人口规模从1995年到2009年尽管有升有落，但是保持年均增长7.25%。总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和流动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同步。

如果对流动人口数量和GDP以及人均GDP做一下线性回归，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从流动人口数量和GDP总量的回归来看，两者呈正相关，而且线性拟合很好，R2达0.9416。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每增加一万人，GDP总量将增加28.511亿元。从流动人年数量和人均GDP总量来看，两者也呈正相关，并且线性拟合也很好，R2达0.9377。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每增加一万人，人均GDP总量将增加158.12元人民币。可见，流动人口和GDP以及人均GDP的紧密关系。

（二）经济快速增长创造的大量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成为吸引流动人口来京务工经商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就业增加。按一般经济理论，经济增长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增长也就越快，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验证了这种关系。北京市快速经济增长当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或工作岗位。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速度来看，两者保持同步。经济增长越快，创造的就业岗位越多。从1978年到2008年，北京市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由444.1万人增加到980.9万人，增加538.6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最快，由1978年的140.3万人猛增到2008年的710.5万人。第三产业成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产业。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的调查显示，33.4%的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动机是发展机会多，14.2%的流动人口认为挣钱多（见表1）。可见，北京快速经济发展势头是来京流动人口的主要推动因素。

（三）流动人口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

相对于北京全市就业人口，流动人口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就相对滞后。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8年的流动人口基础调查数据，3.3%的从业流动人口在第一产业谋生，37.9%的从业流动人口在第二产业谋生，58.8%的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从占全市从业人员的比重看，在全市总从业人员中流动人口占46.7％，其中，在第一产业中占24％，在第二产业中占71.9％，在第三产业中占40.6％；对比1997年情况，11年来流动人口在全市总从业人员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分别增长了20、13.6、42.8、10.4个百分点。

如果深入分析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我们就会发现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主要是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聚集。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类看，流动人口集中就业于建筑制造业、商业和各类服务业。从行业分布看，流动人口中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比重较高，分别为70万人和64万人，占就业流动人口总数的15.9%和14.4%；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为56万人和53万人，占12.8%和11.9%；之后为居民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分别为39.8万人和19.5万人，占9.1%和4.4%。就业于上述各行业的流动人口总计为302.3万人，占就业流动人口总数的69%；在其他行业中的流动人口分布较为分散。

伴随着大量低端流动人口在传统产业就业，由此延伸出一批为其服务的配套服务人员，而这些服务人员几乎都是低端流动人口。据计算，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口与其滋生出的相应人口数量比之达到了0.8以上，意味着只要某区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一个就业岗位，就会有1.8个人滞留在该区域。反之，某区域内减少1个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岗位，却未必能够减少1.8个滞留的低端人口，其原因在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弹性较大，加之低端人口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下依然能保持较强的生存能力。可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仅会占用城市资源，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还会衍生出许多的社会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三、区位优势下的流动人口聚集

人口学家李（E.Lee）的人口迁移规模理论认为，一个城市的迁移规模，首先会因地区间的异质性而变化，城市间异质性越高，迁移规模就越大。也就是说，城市的区位优势越明显，其迁入的人口规模会越大。我国许多人口迁移的实证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选择更高收入的同时,会首先考虑流入地区的选择。他们首先考虑迁移到城市,然后才会考虑迁移到能够提供给自己工作岗位的地区或者具有高潜在收益的城市。北京市作为全国的首都，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中心，全国特大城市，国际化和未来的世界城市，其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一）首都优势对人口流入的磁力效应

人口学家迪琼和法克德（DeJong and Fawcett）的人口迁移决策概念模型（A Conceptual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认为，人口迁移存在迁移偏好，包括个人对城市的和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具有独一无二特色的城市偏好更是明显。首都优势，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特殊功能定位而取得的优势，它是北京吸引流动人口重要而独特的影响因素。首都优势可以说是人口迁移影响因素中的一种软因素，是无形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首先，首都优势是一种资源优势，由于首都优势而引申出来各种资源优势，是吸引人口来京的重要吸引力。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是重要的信息发源地，政府公共资源丰富，企业能够及时、便捷地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政策导向，对投资和总部经济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国家把大量的科研、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医疗等机构设在北京，特别是顶尖、一流的科教文卫机构大多建在北京，事业开拓空间大，发展机遇多，这对人才及相关资源很有吸引力。其次，首都优势是一种心理优势。能在北京工作和学习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是一种自豪的事情，尤其是对农民工而言，他们世世代代在农村生活，如果能在北京工作，不仅是个人的骄傲，而且也是家庭乃至整个村庄的骄傲。在我们对农民工的访谈中发现，来北京工作，不管是收废品还是修鞋，对农民工而言都存在心理优势，尤其是回到老家后，村里人和邻居都会为他/她在北京打工而羡慕不已。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的无业流动人口长期呆在北京而不愿意离开的重要原因。

总之，首都优势在人口迁移中更像是一块磁铁，它能源源不断地把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吸引过来。这种首都优势是导致来京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无形磁力。

（二）周边省份对北京流动人口的输送

人口学家雷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认为，人口迁移与迁移距离成反比。大多数的迁移者是短距离迁移，长距离迁移者倾向于迁往工商业中心。这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迁移决策过程中首先会选择较近的城市。北京作为京津冀的经济文化核心,自然吸引着来自天津和河北的大量流动人口。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天津有17885人流入北京，占天津全部流出人口的21.7%，也就是说，天津的流动人口有1/5流入北京；2002年河北有555015人流入北京，占河北流出人口的45.5%，可见，河北近乎一半的流出人口流入北京。从流入北京的人口来看，2002年22.5%是来自河北，来自天津的仅占0.7%。也就是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有超过1/5的流动人口来自河北和天津。

从整个环渤海区域来看，北京市的人口吸引力更是明显。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度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中，来自北京周边省市地区的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和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共378.2万人，占总数的46.8%。环渤海经济圈流入北京的人口总数达到440.10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54.5%。也就是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超过一半来自环渤海经济区。

（三）对比特大城市竞争力来看北京流动人口的聚集

城市竞争力无疑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引力。许多评估结果表明，相比于国内其他特大城市，北京在许多方面的竞争力都名列前茅。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9年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口总量分别为574万人、479万人、231万人和649万人。2005年与2000年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均有所增加，增长幅度分别为91.9％、13.1％、177.4％；广州则有所减少，下降幅度为32.2％。2008年与2005年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均保持增加，增长幅度分别为61.7％、7.8％、16.1％、1%。目前，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5.4％，在四城市中居第二位，近年来的增幅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四、文化魅力带来的流动人口增长

（一）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力

全国一流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和医疗卫生机构设在北京，一方面使北京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学科门类齐全、高层次的人才队伍，特别是各学科、专业的领军人物大多聚集北京，为企业在北京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的软实力。根据相关统计，2005年在京高校大学生达70万，由此导致常住人口增长46.3万人。由于北京高校林立，加上不断扩招，而且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没有获得北京户籍的学生便成为流动人口大军中一员。这也是北京市流动人口增加的关键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2009年，北京高校毕业的学生总数超过121万，而其中大部分留在北京工作或者学习。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9年北京市全部808万流动人口中，目前身份为学生（非北京户籍的外省市在京中小学生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46.3万人，占5.7%。

（二）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和包容性以及多元特色

北京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文化包容性特征是很多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人口迁移的移民文化理论认为，任何人口迁移必然与文化有各种联系。移民来到新的城市或社区首先需要的是融入到当地社区中去。其中文化适应和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北京对各种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导致很多外地人口来到北京后都能较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文化多元特色的重要体现就是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大量存在。比如北京大红门的“浙江村”、北京魏公村的“新疆村”、位于京昌高速与四环东北向的“河南村”、位于西五道口的“安徽村”、位于北京规划区北五环的“福建村”、位于亚运村洼里乡的“杂居村”等。这些流动人口亚社区成为吸引更多流动人口的重要场所。根据迁移者网络理论，迁移者和迁入地已有移民的联系构成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起到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入和减少风险的作用。迁移网络理论认为，迁移是不断生成社会网络的过程。在迁移过程中，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五、交通便捷背景下的外地人口流入

交通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因素。几乎所有的人口迁移理论都强调交通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性。T.W.舒尔茨的迁移成本和收益理论认为，迁移成本越低，潜在收益越高，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交通是迁移的重要成本，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学家李（E.Lee）发展了经典的推拉理论，认为许多中间障碍（intervening obstacles）是影响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推力和拉力的发挥，尤其是交通变量。迁移规模与克服中间障碍的困难呈负相关，中间障碍越是容易克服，迁移规模就越大。人口学家雷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也认为，交通对迁移具有影响力，迁移流随着交通工具的增加而发展和扩大。

北京作为全国交通网络的重要中心，人口流入的便捷性可想而知。这种便捷为人口流入提供了方便，而且影响了流动人口在北京市的空间分布。北京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市中心四区为核心，向外呈网状铺散开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在中心区域的聚集，而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了人口在中心区的进一步密集。中心区的人口、资源高密度造成了交通拥堵难题。工作族交通的时间成本过高，严重影响了人口向远距离范围的疏散，因此，最初的流动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单位宿舍或者离单位较近的城中村的出租屋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地铁、城铁的兴建与拓展以及南城中轴线上快速公交线的投入使用，流动人口借助便利的交通工具开始向昌平、通州、大兴等郊区扩散，城乡结合部成为流动人口新兴的聚集地。根据北京市交委规划，2008年前北京将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网络，并在南中轴路、安立路、广渠路、朝阳路、阜石路和林翠路（回龙观地区）等六条路上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BRT），使其覆盖地铁轨道交通不能覆盖的人流集中区域。我们不难预测，随着城市交通脉络的进一步打通，未来的若干年中将可能有更多的流动人口向城市郊区扩散。

参考文献：

[1]张文茂，苏慧.北京城市化发展进程与特点[C].北京：中国特色 北京特点城市发展研讨会专辑，2007.

[2]马寿海.北京人口城市化发展[J].人口与经济，2008，（1）.

[3]黄荣清.198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分布的变化 [J].人口研究，2005，（5）.

第6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三道箐，人口流动，动机，效应

 

1.引言

该村共有48户人家，总人口只有185人。其中男性人口数为104人，女性人口数为81人，性别比高达128.4，性别比偏高。大于65岁为10人，0—14岁49人，老少比为20%。2010年迁移人口数达到72人，其中男性为47人，女性人数为25人。如表1--1

表1--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年龄结构 （2010年3月）

年龄段（岁）人口数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0-144926.48

15-6412668.10

65及以上1015.42

2. 农村人口流动的动机分析

2.1自身的原因

该村劳动力输出的原因大致分为两大类：经济性、家庭性原因（其中1、2、3属于经济性原因，4属于家庭性原因）。表2--1

表2--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的原因结构（2010.2.20来自村长）

原因分类迁移人口数（单位：人） 占总迁移人口的百分比（%）

1、工作原因34.17

2、务工经商 1723.61

3、学习培训 5170.83

4、婚姻迁入11.38

2．2社会环境的影响

2.2.1 土地制度的改革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剩余劳动力，为迁移提供了“人才”。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人们可以自由劳动，受到很少的限制,为迁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到改善，农民可以转让和出租。

2.1.2 户籍管理因素

旧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决定了国家财政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化服务与制度化保障等方面划定的范围。但最近十几年户籍制度有了改善实行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就是在制度上消除种种先赋性的差别，在具体制度上落实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会进一步扩展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空间，从制度上肯定和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1.3教育的发展与改善

2010年该村人口迁移类型多样，具体如表2—2所示：

表2--2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类型调查（2010.4）

迁移类型 迁移人数 （单位：人） 迁移目的

1村外乡内46就读小学、初中

2乡外县内7就读高中、工作

3县外省内4读大学本专科、打工

4省外迁移15务工经商

从上表可以清楚可以看到教育因素导致的迁移占了总迁移人口的79.1%，而务工经商只占20.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教育的发展大大的促进了三道箐村的人口的迁移流动。

3.三道箐村人口转移导致的效应分析

3.1 对迁出地的影响

3.1.1 积极影响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降低人口密度、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性别比例的调节均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可以相对地降低输出地人口性别比。

人口的流动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文化。同样，本村劳动力外出后回乡往往带回异地的文化与思想。吸收先进的思想和观念，起到了融合文化的作用。

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迁移主要是为了经济目的。，三道箐。据调查本村在外打工1个人的年收入是在家乡2-3人的年收入，外出最高家庭收入可达4--6万元，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和自己在家乡的微薄收入相比确实是一个可观的收入。

农民工回流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三道箐。从我国实际来看，当前我国小城镇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相对滞后。如果将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到附近的小城镇，扩大小城镇规模，发展小城镇经济，这样便为农民转化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1.2 消极影响

劳动力的外出迁移虽然促进了就业及城市化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除了对流动人口自身的不利影响还会对家人的影响。 首先对父母的影响，留在家里的老人往往没有人照顾，导致了农村近几年出现的“空巢”现象严重，生病没有人送医院。其次是对子女的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孩子个性（人格）的影响。据调查有些夫妇往往把生下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就出去打工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来，这种“断代教育”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都是不利的。第二，对孩子教育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最早的也是自始至终的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作用非常大。

3．2 对迁入地的影响

3.2.1 对迁入地的积极影响

第一、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段和性别偏好很明显，多以年轻的男性为主。城市里的累、险、累的活转给农村劳动者来干。农村女性人口的迁入多从事服务行的行业，如现在新兴的家政行业、餐饮行业等等。

第二、人口迁移改变了区域人口分布和人口构成。，三道箐。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总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和人口再生产三个方面。人口迁移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特别是那些人口总数不多的地区，易造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的不平衡。因移民以男性青壮年为多，他们的移入则使迁入区的平均年龄下降，人口趋于年轻化，性别比升高。，三道箐。相反，迁出区的老弱病残人数所占比重升高，平均年龄升高，人口趋向老化。人口迁移不仅会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现状，而且还会对未来人口再生产产生影响。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移民对于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在于：移民既弥补了迁入区劳动力的不足，同时，还带来了外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能力。，三道箐。

第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二者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例如，城中村的建设就可以说明城市与农村逐渐融合为一个聚落体系。加强城乡联系、优劣互补，资源在体系内流畅自如，不受任何障碍的限制。三道箐村自2001年以来在水电路气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产就，缩小了同城镇的差距。

3.2.2 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第一，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人口的影响，但大量的人口迁入会导致迁入地的人口数量增加，改变了当地的各种人口构成，人口构成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而且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口数占该地人口总数的比例，人口迁移则导致了人口构成的发生变化。

第二，对迁入地的环境的破环。发展当然需要劳动力，没有人要发展是万万不能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当然是人的劳动。但环境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吸纳人口，某个地区所能容纳的最多人口数有限。当实际人口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时候，环境就会遭到破环，随着超过饱和人口的程度的不同，环境的破环程度也会不同。当然环境也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在破环程度不大的时候可以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第三、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人口迁移会涉及一系列交通、治安、社会保障、移民的就业指导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市场经济必须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市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必须坚持两手抓。

第四、对迁入地的文化冲击，长期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城市与农村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二者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文化的差异，乡村的传统文化会对城市的现代文化产生冲突与矛盾。，三道箐。比如乡村的封建迷信思想对城市文化的腐蚀。

4 .建议性的治理对策

我认为三道箐村的人口迁移对策主要针对出现的问题来考虑：

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与县乡市区的网络、交通、信息技术的联系。应该在农村地区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农村信息的通达度，以使农村迁移人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第二，到人口登记中心进行详细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以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帮助。如对流动人口的客居地、年龄、求职意向等减少外出障碍。

第三，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的流转、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应旨在消除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和不平等，其核心是要剔除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福利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当发展第三产业,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与其基础设施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大规模的城镇基础建设和交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5．结论

分析可得，该村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或稳定型，所以该村人口总量将趋于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不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迁移人口规模有所扩大；该村人口在省内的迁移主要以学习培训为主，而省外迁移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人口的迁移流动文化结构层次不一有高有低，低到文盲高到硕士；治理对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问题，需要移动人口本身、县乡政府、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6.

参考文献

【1】张善余.人口地理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姚裕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彭华民、杨心恒.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吴忠观.人口学修订本.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6】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赵荣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5

【8】http://www.zgjtjj.com/list.asp?ID=1806

第7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 孕产妇；死亡率；死亡监测；流动人口

孕产妇死亡率（MMR）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母婴安全的核心指标。柳州市作为部级的孕产妇死亡监测点之一，从1996年开始承担监测工作，经过十五年的不断实践和监测研究，我们已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地实际的运作模式，保证了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数据的准确性。在我市妇幼卫生等各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一系列防控策略和措施，市区户籍人口MMR已日趋稳定。然而，流动人口MMR却高达50/10万以上。我们旨在通过对2001～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的分析，为今后制定降低MMR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2009年柳州市孕产妇死亡报告卡、监测报表、病历记录、死亡调查报告、孕产妇死亡市级评审资料、妇幼卫生报表。

1.2 研究对象 在柳州市区分娩的所有孕产妇，从妊娠开始到产后42 d内各种原因死亡的（除外意外死亡）均为监测对象，包括计划外妊娠的孕产妇。

1.3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孕妇死亡个例及评审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

2 结果

2.1 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 2001～2009年，发生在柳州市区的孕产妇死亡病例共有45例，其中柳州市区户籍人口12例、流动人口33例，柳州市户籍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为38.89/10万，而流动人口平均为65.32/10万，详见表1。

表1 2001～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MMR（1/10万）

2.2 孕产妇死亡原因与顺位 2001年～2009年，柳州市区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产科出血（33.33%），第二位是妊娠合并心脏病（25%），第三位是妊娠合并其他内科疾病（16.66%）、第四位羊水栓塞（8.33）；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妊娠合并心脏病（28%），第二位是产科出血（24%），第三位是羊水栓塞/妊高征（16%），第四位是妊娠合并肝脏疾病（12%）,第五位是异位妊娠（8%）。

2.3 妊娠的计划性 柳州市区户籍的孕产妇死亡病例中，75%为计划内妊娠；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则多为计划外妊娠，占55%。

2.4 围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 柳州市区的12例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产前检查5次以上者占50%；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产前检查5次以上者6例占18.18%，50%未接受过任何围产期保健服务。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多数未能很好地利用已有围产保健服务。

2.5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 经柳州市围产协作组讨论，2001～2009年属柳州市户籍人口的12例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不可避免者5例占41.7%，可避免7例占58.3%；33例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病例中，不可避免死亡7例占21.21%，可避免死亡26例占78.79%。

3 讨论

3.1 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是城市孕产妇死亡的重点人群 2001～2009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率是柳州市区户籍人口MMR的3.6倍。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是一群生活在城区的特殊人群，她们多数来自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差，文化层次低，流动性大，居住地不固定，缺乏正确的生育保健知识和到正规医院就诊的意识，享受有偿医疗保健服务的承受力低，潜在的巨大卫生保健服务需求常常被服务网络所遗漏［1］。对于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单靠卫生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亟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2］。建议通过实行减免住院分娩费用、部分基本孕产期保健项目免费等措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距。

3.2 积极开展保健服务提供人员的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柳州市区户籍孕产妇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产科出血，由产科出血引起死亡的占33.33%（多数为产后出血），直接产科因素占41.67%，流动人口MMR中直接产科因素占48.48%，这就提示我们存在产科知识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一级医疗机构缺乏基本的抢救知识和技能，如不能正确估计出血量、在患者发生失血性休克时未及时补液，对疾病的危重程度认识不清等。有些医院在引产、催产、剖宫产时对指征掌握不严、引产方法选择不当，不按诊疗常规办事，抢救操作技术差，截留高危孕产妇等。建议对相关专项技术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加强助产机构的能力建设，规范相关的诊疗技术和行为准则，从而提高孕产期保健服务质量，提供规范、优质的保健服务［3］。

3.3 加强广大人群的健康教育。很多研究显示，增强孕产妇及其家人的健康知识和意识，提高孕产妇对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对减少孕产妇死亡也显示出促进作用。建议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宣传、街头咨询等手段广泛开展宣传，倡导社会广泛参与、有针对性面对普通人群、孕产妇、青少年等目标人群开展相关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并有机地与其他公共卫生领域防治宣传相结合，提高广大群众保障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与知识水平。

3.4 发挥“三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妊娠高危因素的筛查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城市妇幼保健网络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按要求配备妇保人员，保证“三级网络”正常有效运行；明确各级职责，充分发挥“三级网络”的作用，加强和完善妊娠高危因素筛查和管理工作，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的覆盖面和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妊娠不良结局及孕产妇死亡率［4，5］。

3.5 进一步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指标的动态收集和监测。建立健全本市的妇幼卫生信息系统，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实现妇幼信息的跨机构、跨区域共享，进而实现妇幼保健服务指标的动态收集与实时监管，以更科学、更准确地反映辖区妇幼卫生状况，同时争取将妇幼卫生的信息收集和监测扩展到流动人口等社会边缘群体。

参 考 文 献

［1］ 张晨霞,王桂珍.定西市2000～2008年孕产妇死亡原因分析与干预措施.中国妇幼保健,2010,25（34）: 4978-4980.

［2］ 沈汝冈，杨惠娟，李禾，等.北京市孕产妇与流动人口孕产妇1995～2004年死亡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3（27）：223-225.

［3］ 刘英涛，陈刚，吕军，等.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状况分析.中国全科医学，2006，9（7）:544-545.

第8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 耐多药肺结核；未治愈；流动人口

DOI：10.14163/ki.11-5547/r.2017.07.062

Cause analysis of cureless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Shenzhen 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JI Le-cai， BAI Liu-jing， LI Rong-an， et al. Shenzhen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Shenzhen， 5180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ason of uncured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TB） patients in Shenzhen city floating population， to increase the cure rate of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Methods Uncured reasons of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75 cas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main cureless reasons were discontinue treatment voluntarily， loss， irregular drug meditation， lung lesions associated with hole formation， poor drug tolerance of patients， seri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nd take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and timely treatment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cure rate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tuberculosis.

【Key words】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Cureless； Floating population

耐多药肺结核（multi-drug resistance tuberculosis， MDR-TB）具有病情重、疗程长、疗效欠佳、药物选择局限、治疗费用高等特点， 是目前结核病控制工作中面临的严重威胁和挑战。我国是耐药结核病发生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目前全球每年新发结核患者800万～1000万， 新产生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约50万， 其中我国肺结核患者中MDR-TB患者约11万， 居世界MDR-TB患者总人数的第2位[1-2]。人员流动及移民已成为影响结核病控制的主要因素之一[3]。深圳市流动人口众多， 由于流动人口总体相对常住人口工作和居住条件较差、经济收入偏低、健康观念差等原因， 其耐多药肺结核患病率较常住人口高， 本科统计资料显示近5年深圳市MDR-TB患者中流动人口占90.29%。因此探讨流动人口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未治愈原因， 对总结经验、提高MDR-TB治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将本中心在2007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门诊未治愈的75例流动人口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未治愈原因进行回顾性临床分析， 为提高MDR-TB治愈率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07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门诊诊治的206例流动人口MDR-TB患者， 年龄17～74岁， 平均年龄（43.28±14.38）岁， 所有患者痰结核菌培养均阳性， 并有药敏试验结果， 至少耐异烟肼（H）和利福平（R）两种药物。

1. 2 方法 根据药敏结果给予标准方案化疗， 疗程拟定24个月， 治疗结束后统计所有患者转归， 转归判定以实验室痰涂片和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检查作为主要标准[4]：①治愈：患者完成治疗， 在疗程的后12个月， 至少最后5次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每次间隔至少30 d）连续阴性；如出现1次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 其后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其间隔至少30 d）最少连续3次阴性。②完成治疗：患者完成了治疗， 但缺乏细菌学检查结果（即在最后12个月痰培养的次数

2 结果

206例流动人口MDR-TB患者中未治愈患者75例（36.4%）， 其中男49例（65.3%）， 女26例（34.7%）。未治愈原因如下：自行中断治疗18例（24.0%）、丢失16例（21.3%）、多肺叶病灶伴空洞形成12例（16.0%）、用药不规律11例（14.7%）、患者对药物耐受性差无法完成疗程8例（10.7%）、因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中止治疗5例（6.7%）、其他5例（6.7%）。

3 讨论

我国是MDR-TB流行非常严重的国家， MDR-TB已成为我国结核病控制面临的主要挑战。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承担全市MDR-TB的防治工作， 目前对MDR-TB患者主要结合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和既往用药史制定抗结核方案， 疗程为24个月。近几年国内外采用二线抗结核药物组成的治疗方案， 治疗MDR-TB患者的治愈率差异很大， Senaratne[5]报道治愈率为29%， 高微微等[6]报道为42.3%， 李月龙等[7]报道为86.5%。本研究中206例MDR-TB患者的治愈率为63.6%， 可见MDR-TB治愈率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人员流动目前已成为影响结核病控制的主要因素之一， 深圳市大部分人口为流动人口， 因此做好流动人口MDR-TB的治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 自行中断治疗、服药不规律、病例丢失是我市流动人口MDR-TB未治愈的主要因素， 考虑与以下因素有关：医务人员健康宣教不到位；患者对该病严重性认识不足；MDR-TB治疗周期长且每天需到督导点取药， 耗费时间较多；流动人口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有时因工作忙无法按时复诊， 特别是经过初期治疗症状明显好转后；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确诊MDR-TB后， 由于生活、经济压力自行返乡， 且未办理正规迁出手续， 造成当地结核病防控机构误诊， 按普通肺结核处理；有的流动人口为防止丢掉工作故意隐瞒病情， 自行更换工作地点而不告知医务人员， 更有甚者， 在新单位入职体检中由他人替代胸透检查。另外， 多肺叶病灶伴空洞形成、患者对药物耐受性差、因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中止治疗等客观因素也是MDR-TB未治愈的重要原因。针对以上常见原因， 需耐心细致的进行健康教育及疾病咨询， 宣教结束后可采取耐多药肺结核核心知识问卷的形式提问患者及家属， 确保其对MDR-TB关键问题有准确无误的认识；加强流动人口MDR-TB个体化治疗， 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8-11]；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加强督导管理的实效性， 如允许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时间安排， 保证治疗药物服用的持续性；建立及时准确的监控机制， 对不按时复查的MDR-TB患者及时进行追踪， 并做好记录；患者不耐受， 或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药物及时组织专家会诊并更换合理药物， 药物严重不良反应迅速有效处理， 确保患者的安全[12-15]。

综上所述， 鉴于流动人动范围大， 居住、工作场所人数较多， MDR-TB疫情更容易扩散等特点， 广大结核防控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流动人口MDR-TB治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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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control， epidemiology， strategy， financing.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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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naratne WV. Outcome of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Ceylon Med J， 2004， 49（3）：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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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丁密， 李福利， 阮祥林.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依从性状况及原因分析. 医药论坛杂志， 2016（10）：76-78.

[10] 郭晓军. 31例耐多药肺结核患者产生原因分析. 医学信息， 2015（3）：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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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流动人口分析范文

关键词：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变化趋势

引言

伴随北京市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北京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点致使北京市一些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显著高于户籍人口数量，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两级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热点关注[1]。由此可见，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布与变化趋势展开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

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起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流动人口变动持续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与我国政策法规及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关系。受流动人口属于一个迅速转变的群体影响，再加上现阶段的流动人口登记、调查系统无法对流动人口变动状况进行动态反映，使得社会对流动人口数量处在模糊的局面，就此问题出发，现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史发展总体划分成两个历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长期。自二十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这同样与该时期特殊经济政策及社会发展特征息息关联。70年代末，我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增长，农业快速发展使得诸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再加上期间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为城市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发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规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着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农村人员愿意到城市发展。由此该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自然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1978～1992年期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23.0%。

（二）1993年至今――震荡上升期。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在变动期间，表现为震荡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善，再加上这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北京市流动人口产生一定回落。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流动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北京，2000年为256万人，2005年变动至357万人，2013年增长至803万人，相较于2000年增长超过2倍之多。就当前发展趋势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上市趋势显著，且在未来一定阶段内将继续维持扩张趋势。2005～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见表1。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一）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在每一区县分布存在差异，对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数据进行对比，可得知，流动人口多聚集于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且该三个区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北京市总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兴、顺义和昌平四个区，它们的流动人口总量也超过了北京市总量的1/5。近些年来，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阳、海定、昌平为代表，此外增加较多的还有丰台、通州及大兴等。中心城区诸如东城区、西城区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则增加较少，自2010年开始总量还出现逐步降低趋势。即便老城区存在这一变化趋势，然而由于其总体面积小，使得老城区流动人口密度在所有区县中还是位居前列[2]。

总的而言，绝大多数区县流动人口绝对值均在增长。伴随流动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够预见未来一段时间里北京市各区县流动人口依旧会陆续增长，且伴随北京市中心地带流动人口压力的转移，相对远的区县对应流动人口依旧会保持增长趋势。

（二）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以城乡结合部为例，城乡结合部作为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旧为发生本质转变。就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的历史而言，城乡结合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区域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达到74.5%；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增长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该项比例则增长至83.5%[3]。

就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变化趋势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强化了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现如今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和城市经济辐射水平提升影响，使得流动人动区域逐步朝不断城乡结合部地区转移，尤其是部分新开发的区域；与此同时，新开发地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使得周边资源、环境得以改善，进而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了流动人口向新开发地区转移的吸引力。

（三）流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就业内部分化明显，呈正“U”型行业分布特征。北京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中，一头是高学历人群集中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本科及以上流动人口接近半数集中在科教文卫和计算机信息软件行业；另一头是低学历人群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个行业领域是批发和零售业、建筑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业；而流动人口就业的中间部分分布较少，主要由农林牧渔、房地产和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等行业构成。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依赖土地的农林牧渔业；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这些行业门槛相对较高，一般易为高学历人口提供户籍迁入的机会。由于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很难跨过金融、科研、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的学历门槛，因此多数只能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行业大类看，外来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仍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种状况主要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有关[4]。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结论

（一）近郊区仍旧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转移区域。中关村科技园、CBD等综合服务区很大一部分处在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区，容纳有各式各样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区域，势必进一步招徕流动人口转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转移。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较低素质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对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且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活跃着。

（三）以北京、天津为圆点的周边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势必能够对流动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进行扭转，从而进一步对北京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进行缓解。

四、相关建议

（一）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

1、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促进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为此处公共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可以通过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一方面使得城乡结合部资源、环境负担得到缓解，一方面使得不良产业链滋生得到遏制。

2、强化郊区经济发展，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扩散。就业及生活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员部分的关键因素。远郊地区生活成本较市中心更低，适宜诸多流动人口居住，然而受该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使得其对流动人口鲜有吸引力。鉴于此，应当大力发展远郊新城及小城镇，对其经济发展方向予以确立，予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制定利好的优惠政策措施，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来城市中心流动人口[5]。

（二）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1、提升对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投入。现如今，北京市及下辖区县均设置了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对组织机构进行落实的基础上，还应当推行工作责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实施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服务策略，变基础流动人口管理被动为主动。

2、构建机制，强化培训教育。推行以人为本、以房管人、以税关房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与房屋的统一管理。每一社区要构建起流动人口管理站，各站还应当形成网络，以对流动人口展开登记管理、服务。此外，还应当强化对流动人口的培育教育，诸如安全培训、法律培训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动人口文明素质、法律意识，增强流动人员自我保护。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这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等，积极促进北京市流动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尹德挺，史毅，卢镱逢.经济发展、城市化与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北京、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06）：83-91.

[2] 秦宏宇，刘昂.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现状、特点、趋势与政策应对[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02）：89-96.

[3] Hu，F.，Xu，Z.Y.，& Chen，Y.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0）：6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