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基层乡村治理方案精选(九篇)

基层乡村治理方案

第1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关键词:乡村建设;参议员;参议会;政治参与;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248?06

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可谓是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的历史时期,也是乡村建设的延安方针与中共革命的延安道路实现了并行不悖、难分轩轾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共通过重构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体系而产生的基层参议员,成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尽管也有些著述对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进行过考察,但是很少将基层参议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翔实而细致的梳理。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员至少在数万名以上。如此庞大的参议员群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从实际历史事实观之,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业绩。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基层参议员与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基本状况

中共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摧毁旧的制度、建构新制度的历史。抗战以来,中共通过民权主义作为旗帜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以重塑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直接民权的形式整合基层社会,最终在“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下,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乡土社会认同感的“好人”――参议员。参议员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成为新的制度格局下的新型权力结构主体。

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是按照边区所属各县、乡的自然村数或居民小组以及人口规模来选举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每届参议会所选举的基层参议员至少都在3~4万名左右。基层参议员之所以占据着绝大多数比例,因为基层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堡垒,广泛选举基层参议员,通过他们代表民众行使权利、检查政府工作,是边区政府践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原则。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根据广大农村极其分散、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形势,在乡一级又实行“固定代表制”。即按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地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之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基层参议员需要更大数量的规模,才能实现这种“固定代表制”的模式。另外,通过选举大量的基层参议员,也有利于边区政府所倡行的乡村自治。

从基层参议员的社会阶层及其出身来看,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贫农和中农是基层参议员的主体构成。但是随着普选运动的渐次展开,其社会构成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有少数民族和工人、妇女被选为参议员,而且相当一部分地主士绅也被选为基层参议员。特别是“三三制”模式施行以后,参议员的社会构成与阶级成分有了显著变化,不仅有员,也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在这些参议员群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和士绅群体。因为将他们选为基层议员,不仅体现了基层民主的广泛性,同时也是中共为适应战时局面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由于陕甘宁边区既有老解放区,也有刚接管过来的新区,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而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共在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主体过程中的一些鲜明特点。

毫无疑问,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也有别于的制度。它是在战时条件下,通过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主体,并依据战时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建构的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由此而形成的基层参议会制度和参议员群体,不仅是乡村民众认识民主的一个重要信息源,而且也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行使着当时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得这片曾经最为落后的地区,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议政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是在基层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展开的。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也体现为一种民主建设运动。因此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首先就体现为议事管事的政治参与实践。

在战时的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以参议会、乡“一揽子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群英会”等形式,开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无论何种参与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如何促进生产。因此所谓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进行生产建设。一如任弼时所说: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1](265)。因此在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中,提案议案是参议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作为基层参议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与基层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事务。因此,举凡社会生产建设、灾荒救济、妇女地位与婚姻、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提案议案,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这些关涉基层社会的提案议案对于促进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互助合作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这种组织形式就在西北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运用。因此在中共大规模推动互助合作运动之前,通过劳动互助促进生产建设的提案议案就成为参议员关注的重要议题。就在1937年9月召开的延安县参议会上,一些参议员就提案倡行互助合作。这一提案议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延安县政府的采纳,在延安县政方针和延安县民主政府纲领中,都明确将互助合作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在救济延安境内灾民的实际行动中,以“责成互济会切实救济难民”的方针予以贯彻落实[2](493)。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同样在参议会上提案建议设立运输合作社,在促进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改变乡民的日常生活。这个提案不仅在靖边得到了响应,在定边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宣传动员,定边县不到两个月,就组织了262头牲畜,集股482.5万元,通过运盐实现了发家致富[3](259)。由于互助合作的提案议案以及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边区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强调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4](214)

在基层参议员的提案议案中,防灾备荒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内容。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具大陆性、高原性的干燥寒冷气候,是灾害频发之地。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参议员纷纷提案建议设置“互救会”组织。如庆阳县副议长任绍亭、合水县副议长杨正甲以及定边县白文焕、高崇珊等人分别提出议案指出,创办义仓可“防患未然,以备荒年救灾之用”。这些提案旋即得到回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据此命令要求“积极劝导人民普遍创立义仓,加紧备 荒”[5](356)。除此之外,一些参议员还专门提案指出要实行灾荒报告制度。如镇原县的陈致中、杜云程、刘平海等参议员,针对镇原灾情严重的情况,专门提案要求政府对灾情存案备查。另外,一些参议员还提出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应对灾荒的提案。在绥德县,一些参议员提案指出:“植树造林是边府之重要号召,近年来木材之支用日甚一日,而保护树木成绩异常不够。植树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又能减少水旱灾荒风沙侵袭。种柠条可解决部分缺乏炭烧及铺瓦屋顶。”针对参议员的提案,绥德县政府提出具体解决办法。[6]

在基层参议员的众多议案提案中,妇女地位和婚姻问题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一些基层女议员,更是在维护妇女地位和权益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出议案。诸如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严禁缠足和买卖婚姻的提案,在各级参议会上被频繁提及。如米脂县女议员在参议会上就提议指出:① 政府应在保障人权的原则下,限定结婚年龄,女子不过16岁,不得出嫁。② 政府应多设法教育这些人,叫他不要专为利,而妨碍子孙后代。③ 如果由父母包办订婚于两家者,应由女子选择,父母依法处办,如有聘礼,根据双方情况酌量办理。④ 寡妇改嫁时,娘夫两家不得干涉及从中卖钱,他人更不能收受贿赂,违者依法处办。[7](40)

基层参议员除了关注如何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一些不良的社会陋习和行为如、抽大烟和农村“二流子”也极为重视,故而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如在绥德县二届参议会上,就有不少参议员指出:“政府提出改造二流子后,收效不小,但是还有些二流子没有完全改造过来,有碍生产建设,所以继续改造旧有二流子,以防止新二流子的产生和发展。”针对这一情况,绥德政府提出了具体办法:① 由政府负责找职业;② 由大家注意抓紧督促,并帮助建立家务;③ 各级政府应严格禁赌,抓紧教育二流子,自卫军应经常检查。[6]在延安县,首先通过乡参议会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例如生产、禁赌、禁嫖、禁窃、保禾、治安等等,共同遵守,违者除须罚出羊畜或猪资外,另外接受公约的处罚――这是一种耻辱的处罚。按此约精神,“乃政府当局利用民间惯例,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一个办法”[8](80)。

实际上,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不仅体现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而且还体现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的决策。所以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还根据群众所提意见和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一些制度法规。还有些参议员特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议员通过不同形式开展调查,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议案。如延川县参议会副议长高敦泉及县议员梁涵川,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搜集民意然后列为八项,提供政府采择施行。由于这项调查提案资料非常详实,延川县政府亦立即加以讨论,并付诸实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参议员政治参与的效率和热情。[9](813?814)

对基层政府人员的监督与批评,始终都是参议员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这种监督与批评就更为集中。如在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展开讨论时,议员们“讨论情绪很高”,针对县长的工作报告,议员们更是发言踊跃,有10人登台讲话。[6]延川县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议员们共向政府及军队提出了1 475条意见,内有民事方面的问题482件,刑事问题111件,民众负担方面有179件,对各级政府的有661条意见,对军队的有40条意见。[9](808)实际上,参议员在讨论批评的过程,也是在检查政府工作的过程。通过参议员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批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根据1945年选举中的相关统计,在延安、~县、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吴旗等县提出的21 385件问题,除一些较为复杂需要仔细研究的之外,已经被解决的达17 507件,占总数的81. 8%,未解决的3 875件,占18.2%。[10]特别是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如土地租佃、债务关系或家庭纠纷等,有的甚至是存在多年的,都认真研究予以解决。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

如果说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是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是一种“议”的活动,那么依据“议”的结果具体执行相应的任务,即所谓的“行”,就是要带领民众积极抓建设促生产,走在群众的前面,要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学习、生产、武装工作的模范”。[11]综观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 经济建设

为促进乡村经济建设,参议员们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组织变工、兴修水利、创办工厂等各种途径全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耙梳相关资料,有关参议员着力于乡村经济建设的事例俯拾即是。

延安县裴庄乡参议员田二鸿,为促进本乡的农业发展,亲自组织变工和开荒除草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将裴庄乡建成模范乡,王二鸿还与村民制定了裴庄乡村规民约,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劳动生产,真正做到早起晚归,家家变成勤劳家庭”。同时要“真正实行储蓄,节约,保证不浪费一粒一粟粮食,做到家家‘耕二余一’”。并且能够“改良牲畜饲养,做到经常垫圈,按时喂饮,确实减少牲畜死亡率”[12](59)。通过王二鸿的积极努力,不仅实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既定目标,使得裴庄乡成为边区的模范乡村。

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方面,参议员们同样不遗余力。定边县参议员马海旺曾从一位四川人那里学到了修水利的技术,随即开始修水地。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本村及定边渠两个村子16户人家修水地试种稻谷,5年共修水地60亩,其中他一家就修18亩,产稻谷1600余斤。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干旱灾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13](796)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积极开展水利建设,试办水漫地,不仅实现了粮食的增产,而且也保护了水土的流失,受到了的高度赞赏。在植树造林方面,安塞县马家沟陈德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发展农村副业。在陈德发的带领下,全村原计划植树500株,实际植树1 500株。“全村出产的梨果,就够有水果树的9家人买布交公盐代金而有余。”[12](15)

三、参议员乡村建设的特点

纵观20世纪前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集中在地势平坦、信息相对畅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是由一些有相当文化素养和水准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声势较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那么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则是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西北地区而展开的。如果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些历史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于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认识的差异,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只是注重教育和技术的一些局部的改良,而并非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正是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局部的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的彻底失败。梁漱溟在1935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也承认,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好事”[24](573)。而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也就是一切从人民的生活和实际利益出发,只要不符合民众的生活和实际利益的都要进行改造和建设。特别是要对乡村社会旧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和建设,以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因此,以全方位的建设为指导开展乡村建设,是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二,参议员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是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平心而论,民国时期的乡建团体也在倡行乡村自治。但问题的关键是,乡村自治必须是以基层政权建设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基层政权建设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 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25](147)但是这一点恰恰是乡建知识分子不具备的。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在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结合的同时,也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起,一方面通过基层政权建设重新塑造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另一方面,中共又以基层参议会作为载体,将民主自治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由此形成的乡村建设路径,构成了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注重乡村社会的互助合作。应该说民国时期乡建派也重视对互助合作的提倡与实施,但是乡建派所倡导的互助合作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信用合作社上。而生产合作社所占比例却很小,更重要的是,乡建派的互助合作成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则被关在了合作社大门之外。陕甘宁边区则将众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大大突破了旧有的只在本族范围内开展互助合作的习惯,互助合作已不仅体现在开荒、锄草、耕种、运粪、收获等农业生产中进行劳动互助,而且在生产渡灾、开渠、修滩、筑坝、纺织、运输、家务劳动、副业生产等方面也广泛实行了互助合作。有的劳动互助组又发展成了劳动合作社。此时的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业已成为边区乡村社会生活的枢纽,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综合性合作社,由于承担起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公益事业,更是成为“当地农村的核心”[5](369)。可以说此时的合作社,突破了原本作为经济组织的局限,通过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推动 力量。

参考文献:

[1] 任弼时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 延安市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3] 马骥. 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史料选编(上)[M]. 定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边县委员会, 2007.

[4] 史敬棠, 等.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7编[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6] 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会议记录[Z]. 绥德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15?2.

[7]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10辑[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8] 王丕年. 延水东流――王丕年同志革命回忆录[M].哈尔滨: 黑龙江《晚霞》编辑部, 1997.

[9] 延川县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0] 一九四五年乡选工作总结[Z]. 陕西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1-808.

[11] 谢觉哉. 县参议会怎样开会[N]. 解放日报, 1942-3-6, (3).

[12]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M]. 大众书店印行, 1946.

[13] 志丹县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4]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3编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15] 刘漠冰. 靳参议员兴办实业与地方公益[N]. 解放日报, 1944-12-6, (2)

[16] 高文, 巩世锋, 高寒. 陇东革命歌谣[M].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17] 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集[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 291.

[18] 周扬, 等. 民间艺人和艺术[M]. 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6.

[19] 合水文史资料: 第1辑[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水县委员会, 1997.

[20] 姚勤镇.三边情愫[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21] 医药卫生的模范[M]. 延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印, 1944.

[22] 清涧文史资料:第2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涧县委员会, 1990.

[2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8编[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第2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论文摘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的稳定、和谐,而稳定、和谐的农村需要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当前,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显著的,并积累了一些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几点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绩是肯定的,农村的稳定局面为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和谐,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笔者深人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桂东县、资兴市等部分乡镇、农村调查,就调查发现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与做法,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

一、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做法和基本经验

(一)强化领导、全面落实综治稳定工作责任制。基层乡镇党委、政府始终把综治稳定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综治领导责任制,风险抵押金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干部政绩跟踪考核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增强抓综治工作的责任感。同时对各村、各综治成员单位都制定了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层层签订综治、稳定工作,防范和处理邪教,消防安全和安全牛产目标责仟书,交纳了风险抵押金,如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主要领导每人600元,其他干部100元,村主干每人50元,以切实落实好各村、各综治成员单位的领导责任。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乡长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一责任人,政法书记为直接责任人,对党政主要领导还划分了综治责任区。建立综治工作党政联席会议制、综治例会制,如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每月议一次综治工作,以推动综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强基层网络建设,发挥群防群治作用。基层网络建设是综治稳定工作的脉博,要抓好综治工作,就必须有健全的组织网络。如湖南省资兴市彭市乡就建立了“一中心五网络”工作机制,由党委书记任综治管理中心主任,下设五个组,分别由人大主席,政法书记,武装部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长任组长。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组建村级治安巡逻队,建立村组禁毒赌协会,老龄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群防群治组织,做到小问题、小纠纷不出村就能妥善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十户联防”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三)坚持打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整治社会乱源,震慑违法犯罪,规范社会管理,深人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对重点人口和重点场所的管理,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活动时刻保持高压态势,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坚决打击村痞、村霸、盗窃、和乱伐森林等违法犯罪活动。对“法轮功”和邪教组织进行彻底排查,邻近广东的湖南省宜章县、汝城县还对“”给予了坚决无情的打击,以维护社会稳定,净化社会风气。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了各种保稳定责任制,做好特防期信访人员的说服教育和处理工作。

(四)进一步夯实基础,狠抓排查化解。按照“县领导.镇负责,村为主,组配合,户落实”的责任机制,切实抓好排查化解,防患于未然。要做到底子清楚,情况明了,化解及时,处置恰当,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做到抓早,抓小,抓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村组,深人开展“四五”普法宣传活动,举办法制夜校,提高乡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各村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推进依法治村工作。加大综治投人,确保综治工作人、财、物到位,做到综治工作有房子、有牌子、有机构、有制度。全面开展创建工作中,制定创建工作规划,成立各种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安全文明林区、校园、村组等创建活动,与接邻乡镇签订睦邻友好协议。多出横幅标语宣传栏,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认真搞好“三户”(遵纪守法户、安全文明户、双文明户)评比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

二、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间题

(一)农村警力不足给综合治理带来不利影响。现在农村的警力情况是怎样的呢?设区的市在乡一级设派出所,一般3-5人,不设区的市和县,在县(市)的派出所机构区一级设派出所,一般3-7人。而乡一级设公安人员1人。如有的乡镇,人口达1.2万人,却只有民警1人,且不说个人办案本身就不妥当,一旦几个案件同时发生,一个人如何管得过来。更何况当前一些地方对违法犯罪人员无人举报,要司法人员主动出击,才能破获。现在乡一级普遍设置了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唯独没有派出所,这对于综合治理显然是不利的。

(二)乡镇派出所的权限太小,不利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当前治安状况下,特别是综合治理这个非常时期,区、乡派出所在原有权限之内难于解决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例姐公安派出所罚款权限在500元内这条规定,对于一些、卖淫违法人员,这个数目远远起不到惩戒作用,如果案件移送到县局处理,案件再经过调查、取证、裁决、复议、起诉、执行等一系列程序,一个罚款几个月结不了案,等到处理结果出来,案件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淡化,起不到打击违法者,惩戒不稳定者,教育人们的作用。此外,区、乡派出所无拘留人犯的权力,留置人犯只有24小时,而一些多次作案的罪犯,几进宫的人员,特别一些流窜案犯,拒不交待罪行,在24小时内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同样也要报批材料,并且掌握了大部分证据和犯罪事实确已查清,没有这些条件,同样不能批逮。难怪湖南省汝城县一些群众讲过头话,“现在是政府在放纵犯人”。

(三)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农村如何运用,缺乏相应措施。由于农村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且公安派出所机关管辖范围过大,加卜机构不健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难于执行。一方面,由于文化因素等的影响,部分农民素质较低,治安警告对其起不了任何作用。而罚款、拘留等措施执行手续又繁杂,未等处罚结果出来,应处罚人又跑了。据调查,湖南省宜章县2009年治安裁决后执行的有130多人,其中农村违法人员居多。由于处罚手续繁杂,还有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处事谨小慎微,宁右勿左,怕起诉上法庭,耽误时间,宁愿少处罚几天,少罚款几元了事,其直接危害是犯罪分子气焰更为嚣张,关几天出来后,趾高气扬,还说自己与公安部门有如何如何关系,看谁敢惹我。群众更怕报复,不敢举报。

(四制定乡规民约缺乏立法,给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负面影响。乡规民约应依法制定。但是,对乡规民约的概念、性质、制定程度、处罚原则、效力等等,法律应尽快作出规定,否则会产生不利影响。由于目前法律对乡规民约规定的处罚幅度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了乡村政权组织作出了违法处罚决定。其不利后果是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群众反映也十分强烈,造成了部分群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某些违法分子的气焰。

(五)某些对加强农村综合治理行之有效的措施也有负面作用。为了加强乡村干部的责任感,在农村综合治理中普遍采用了签订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