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文化全文(5篇)
第1篇：基层公共文化范文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嵌入；多要素参与
一、背景
2019年底，党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根在基层，活力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依旧存在“公共文化设施落后、文化经费投入不足、群众参与有限、服务效能低下”以及“文化专干专业性不强、本土文化挖掘深度不够”等现实难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能力/支持要素”与“群众实际需求”之间的不相匹配，因而，如何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如何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文化供给、行政决策，注重本土文化挖掘、基层群众动员以及重构基层公共文化秩序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18年8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次年，又正式提出“四全媒体”这一概念。这不仅意味着全媒体背景下媒体生产与传播的全程化、全效化、全息化以及全员化，标志着媒体“无处不在”“万物皆媒”的应用场景与诉求更为强烈，也体现出融媒体建设的鲜明“服务功能”转向。实际上，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因其服务的地方性，媒体的公有性、组织性以及数字交互性等优势，其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成效，则直接影响了基层群众的公共文化体验与获得感。因而在对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县级融媒体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事实上，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思考中，“既有利于县级媒体扩大舆论影响力，壮大发展实力，也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可以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出现，为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独特的视角。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县级融媒体
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部分学者开始寄希望于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由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格化、数字化建设被提上议程：有研究者强调要推进基层“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硬件设施建设，更好地整合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改变原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形态；也有学者呼吁要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借助互联网渠道以及互联网技术来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还有人强调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等。但在当前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数字技术”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研究中，大多照搬“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既有成果：一方面，其忽视了基层文化的特殊性、在地性，忽视了基层文化的内生能力，也忽视了基层的公共文化秩序等问题；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作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会存在何种缺陷，导致什么问题仍缺乏关注。与单一的技术嵌入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体现在其能加强与基层社会的技术连接、实现社会服务数字化等层面，更体现在其内在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渠道优势以及舆论引导优势。2018年，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既体现了国家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本地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服务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必须高质量地实现从单纯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转变，通过对县域各类资源的整合与调度，为县域内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必须立足于“信息服务”和“公共服务”这两个基本框架，实现“媒介融合”与“功能融合”的双融合。是以，在当下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讨论中，关于“媒体”与“社会服务”的讨论比重逐渐增加，媒体融合也呈现出鲜明的“服务”转向。以至于沙垚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助于完成基层社会的重建，对于乡村文化的治理也呈现出一种媒介化的转向。可见，针对当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与不足，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但要注意的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多种媒体技术的融合，同样也是组织、人才、资本、机制以及媒体形式等多种要素的融合。而正是这种“技术融合”与“多元素融合”优势的存在，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取向的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既要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但也要运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多元素融合”优势对技术缺陷进行一定的补充。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嵌入”与“多要素补充”这一互构机制。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嵌入”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供给
未来数字公共文化建设重在整合。针对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三馆一站”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局面，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其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此外，还可以在原有“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的基础上，强化“数字阅读室”“数字书屋”以及“VR视觉体验馆”建设，并完善读者的身份管理、借还、预约机制，实现基层群众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线上转移。此外，在全媒体传播的大背景下，凭借大数据、云计算、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对基层群众的日常网络浏览时长、搜索语句、点赞次数以及评论倾向等行为数据进行抓取、挖掘与分析，可以形成精准的个人画像、群体画像。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可对县域范围内不同乡镇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进行相应统计，汇制县域“数字文化地图”，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进程，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向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有针对性的推送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二）基层政府公共文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前的基层政府公共文化决策，“多头管理、条块分割”依旧突出，基层群众的公共文化诉求机制也不健全，基层政府公共文化决策呈现一种“模糊发包”的现状，难以匹配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相比传统的基层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带来多元传播路径的同时，也丰富了基层群众表达的渠道，扩大了基层群众交互的时空与场景，实现了基层群众与政府的连接。在本地新闻网、传媒网、视频网、微博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平台以及其他交互平台上，基层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与理解，对文化保护、基层文化建设（如选址问题，目及负责人的评议监督问题）以及其他基层社会公共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以此丰富基层政府公共文化决策的“民意基础”。实际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是信息中心，也能聚焦于社会服务、辅助政府公共决策。在政治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隶属于地方党委宣传部，与基层党政部门“有一定交集”，这在其接触基层政府的有关政策、意见，理解基层公共文化决策意图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技术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充分发挥用户数据、文化资源数据整合的优势，以此为基层政府部门撰写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报告，辅助公共文化决策；在实践方面，基层记者、编辑常年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对基层群众的文化诉求、心理具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在决策过程中，记者的日常经验能为网络用户数据提供一定的检验，避免决策陷入“唯数据论”的陷阱。
四、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多要素补充”
（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性增长
早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Adorno）等人就对于文化的技术生产取向进行了严厉批判：文化工业的出现，会导致文化生产的程式化、标准化，会抹杀文化的差异性。当前，在国家“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总体制度安排下，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呈现、精准化供给虽能较好地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但也存在同质化、标准化的风险，存在单一的技术嵌入与治理场景不匹配的问题。而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这进一步削弱了乡村文化内生性增长的主体基础。因而，在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平衡外部供给与文化内生性增长，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有研究者指出，乡村社会长期以来接受的单向文化供给“不但未能解决乡村需求，反而销蚀了乡村原有的自然纯朴的文化气质”。推动乡村文化内生性增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不断“内生重构”的过程，通常表现为“特定主体在特定地理文化空间中以自身力量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在传承方面，通过组建针对性的研究团队、报道团队，通过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以及新闻时评等方式，融媒体中心可以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保持持续关注；在创新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发挥其报纸、电视、网站以及社交媒体等多媒体集成属性，丰富文化呈现形式（视觉化、生活化），拓宽传播路径（线上线下结合），这既有利于管理群众的文化需求，精细化匹配，也有利于完成对乡村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再造。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社协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技术嵌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所带来便捷性、高效性的过程中，基层群众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个体识别性让渡”的问题。即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基层群众本身的参与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在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多元共治局面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单一的技术嵌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凭借其公共议题设置、“意见领袖”舆论动员能力，能为基层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相应的保障。具体来说，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动员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既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吸引基层群众关注公共文化服务问题，也能与基层社会中的村委、居委，知识精英以及宗族领袖等进行合作，组织相关公共文化活动，吸引基层群众参与。如在春节期间，县级融媒体中心联合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如文化站），以社区/乡村为单位，举办“乡村春晚”“农产品展销会”等，以此增进基层群众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相比单一的“技术嵌入”，媒体的社会动员与引导能力，能有效应对长期以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缺失的问题，能为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政社协同”机制提供一份具体的方案。
（三）基层（乡村）公共文化秩序的再造
文化秩序既可以理解为“由一个地区文化系统所决定的一套稳定的生活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该（某）地区的共同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作为居民存在方式的生活逻辑”。乡村文化秩序可以视作乡村基层群众所共同遵循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规范，在这套“文化价值规范”中，乡村基层群众的群体感、身份感，归属感以及认同感得以确立。由此，再造基层公共文化秩序，便可以理解为再造乡村“公共文化价值规范”，突出表现为再造乡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就是说，在当前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既需注意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性建设，注重基层公共文化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匹配，也要注意对基层群众进行一定的价值引导，重塑基层群众对于乡村、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无疑，在价值引导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舆论引导优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舆论引导的最终目标即传递一种（些）观点，进而改变引导对象的态度、观念以及思维倾向。具体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舆论引导优势，一是体现在其舆情研判能力，即能够精准把握基层群众的网络言论倾向，做到针对性引导；二是体现在其议题设置能力上，如通过独特的专题报道，展现乡村社会的生态、人文、风光，展现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而转变外出务工、在外求学“本乡人”对乡村的刻板印象，重塑其对于家乡的认同。
五、结语
第2篇：基层公共文化范文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
公共文化就是面向大众、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又被称为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普及文化以及俗文化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现代科技文化等是公共文化重要源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政府部门牵头的公共部门服务大众，向中国的普通公民提供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在党的报告中强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1]完善公文化服务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深入基层，扎根社区和农村，以市民、农民和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给他们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下面，我们具体从理论创新、内容创新以及途径创新三个方面探讨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
1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
贯彻落实提出的“精准扶贫”，“人”是关键因素。“治贫先治愚”，客观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得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从人的自身需求来看，不只是物质生活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了，我们还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实，需要政治思想、精神素质的提高。“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2]而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正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湖南人民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是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当中的重要一环，湖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和“精准扶贫”政策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通过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提高湖南人民文化素质和文化素养。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首要的就是要普及、发展群众文化。“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这也就是经常强调的，文艺工作者要走出亭子，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看老百姓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在想什么，用文艺的形式把老百姓的生活再现出来，再表演给群众看，这样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的艺术才会更有生机活力，更有感染力。这也是强调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接地气。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才能更好地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才能吸引人民群众的目光，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中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其他方面创新的基础。因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理论的重要性，理论是用来引导群众运动的。因此，创新当中最首要的就是理论创新，然后，才会有在实践活动中的创新。有了先进的理论，才会有进一步更好的行动，才能为更好地提供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做准备、奠定基础。湖南基层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继承旧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下新结合当今乡村旅游以及新农村建设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继承旧的传统文化的创新，形式虽然是传统的，但加入了新时代的内容，如传统的电影下乡，文化工作下乡，建设基层设立群众文化工作站，基层图书馆或者农村书屋、基层网吧、基层档案馆、基层文化馆等等。在湖南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送戏下乡的队伍，以及送文化产品进基层的服务团体。如：湖南省“好声音讲坛——‘三新’进基层”巡回宣讲走进湖南各地市的街道社区与农村，就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百姓话，说党史故事，传递治国理政大方略。但是，还有各地的好的风俗人情，可以挖掘起来，借以发挥，得到发扬。如：在以前湖南有的地方，当农民秋收以后，便乘着秋凉，有在塘基上开晚会的传统，村民们讲故事，说相声，拉二胡，唱花鼓戏，好不热闹。过去无电视看，家家户户来到塘基上乘凉，自编自演节目，塘基上就是舞台，村民们自娱自乐，非常融洽。湖南还有的农村地区，在中秋时节，就有唱花鼓戏，开庙会的风俗，还有的有烧宝塔的风俗。从前的风俗有迷信的成分，现在我们只采用旧风俗形式，把迷信的成分去掉，这样就能改造旧的文化习俗，变成新的文化时尚，让现代人看了耳目一新，这就是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创新，既要把过去好的传统文化继承起来，又要结合现在新形式，把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电子传播的普及等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挖掘新元素，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形式多样化。不要让乡村旅游形式僵化，变成老八股，让人一谈起乡村旅游，就是农家乐，就是钓鱼、打麻将、吃土菜等。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不光是生活富裕，更有乡风文明，因此，将公共文化建设结合乡村旅游，结合新农村建设，把公共文化的发展随着新农村以及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发展，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党组织的重视，上级机关的重视，党来组织，发扬乡村文明；然后，培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培养文艺骨干，让骨干发挥作用，挖掘、了解、采风；最后，让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按照各地的民俗风情，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2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内容创新
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内容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以从上而下的方式为主的送文化下基层模式，如公共文化服务进基层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下而上的，或从群众中内生出来的，土生土长的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并且后面这种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跟具有群众基础，也就跟具有影响力。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不只是需要“送”的这种从上到下的服务方式，更需要扎根广大基层、广大百姓当中，由下而上地服务方式。只有通过从外部“送文化进基层”与从内部“基层自身的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提高群众政治思想、精神素质，以满足群众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从根本上实现“精准扶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就得要求文艺工作者们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这就是要做到上下联动，既有从上而下的“送”文化，也有从下而上的“育”文化。“送”文化下基层是为了提高，改造群众文化，主要送的是“雅文化”。从基层中“育”文化，就是要从群众当中培育、创造出具有正能量的、老百姓爱听爱讲的通俗文化，反过来又为老百姓服务。只有把“送”文化和“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7]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在人民群众当中创造出雅俗共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后，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湖南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湖南省2015年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等一系列文件，扎实推进湖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的建设，加快湖南的公共阅读服务、残疾人文化服务、公共文化场馆开放、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文化遗产门票减免等文化服务项目。到2017年底，湖南省就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首要的就要提高群众综合素质。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提高群众综合素质，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劳动者和建设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我们拿什么来改造提高群众综合素质，贯穿的主线始终只有一条，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贯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调动起来，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并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深入到群众心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当前，在湖南，“送文化进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非常受重视，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湖南已拟定在“十三五”期间，在全省2.5万个建制村中至少每村建设一个文体小广场。湖南也是全国最早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省份之一，湖南已建立了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1个，市级支中心14个、县级支中心123个、乡镇基层服务点2241个，村基层服务殿34754个。并且，从上至下，服务基层，开展放电影、办讲座、搞活动、办阅读以及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服务普通群众，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如湖南文化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组织实施“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计划，打造湖南艺术节、晋京展演、湖南戏曲春晚、戏曲进校园、百姓大舞台、百姓春晚等文化惠民活动品牌。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文化盛宴。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更需要从下而上的“育”文化。毕竟“送文化进基层”，送一次只有一次，送一时只有一时，总是有局限性，还不如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和市民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培育属于自己的土生土长的群众文化，这样，更亲切、更长远、更自由、也更自然。比如，株洲市攸县打造了500个“门前三小”工程，即“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娄底市娄星区组建了17支乡村文艺宣传对，自创节目，农民们放下农具就来到舞台表演。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大学生与当地织娘结成对子，为侗锦进行创意设计，将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现代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在传统工艺中加入了现代科技和时尚元素。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村，在谷雨时节，由千人组成的坪坦村文艺队吹起了芦笙，跳起了哆耶舞，演起了侗戏，绚烂多彩的侗族传统文化以及侗寨的古老建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哆耶歌、琵琶歌、侗族大歌、芦笙舞等也进入了平坦乡中心小学的课程，让古老的侗族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总之，若将从上而下“送”文化与自下而上“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就能促进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
3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的手段创新
要让从上至下的“送文化”下基层活动与从下至上的从群众中形成的“育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得运用多样化的形式，具体包括：第一，加强湖南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各类硬件设施建设，如基层图书馆或者农家书屋，基层档案馆，基层文化馆，基层文化广场，基层电影院，基层网吧等，要更好地服务于普通农民、普通市民，特别是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工群体，我们的现实情况是急需建设好专门向农民工服务的文化设施。值得叫好的是，湖南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底，在全省14个市州的14个县开展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在大力加强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这股热潮中，湖南很多县、乡镇、村都在大力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乡镇文化广场、村民健身工程点等等。第二，建立并加强各基层群众文化宣传队的班子建设，并大力开展各种群众愿意参与的文化服务活动，如农村唱花鼓戏等，桂阳县就充分利用明清时期留下的百余座古戏台，吸引民间艺人、民间剧团参与到为群众唱戏的公共文化服务当中来。桂阳县财政先后投入1000余万资金修缮、保护古戏台，并且专项拨款建设800多座村级文化礼堂，让古戏台和新礼堂共同唱一曲和谐大戏，让湖南人民喜爱的花灯调、花鼓戏、祁剧、昆曲等在古戏台上大放异彩，村民们走出田埂，就直接走上戏台，自编自演，在各个村落的古戏台上巡回演出。而农民们的演出也丝毫不逊色于上级文化部门在大礼堂中精心组织的宣传党的政策的文艺汇演。第三，建立并加强基层的党的政策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队，我们现在的政治宣传队主要是“送文化进基层”的讲师团，但各农村、街道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宣传队，应该有属于农民、市民自己的宣传员。我们不仅仅强调送政治下基层，更强调挖掘基层自身资源，调动广大基层市民、农民的积极性，更好建设基层文化队伍，共同繁荣基层文化市场。如社区和村委会从民间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以及民间剧团等都肩负着教育宣传的主体作用。基层政府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引导，积极扶持，对文艺宣传队员进行业务素质等的培训和学习，就一定能培养出一批来自基层并服务于基层的文化惠民生力军。第四，重点建设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站。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已经完成了对乡镇、社区文化站以及街道文化活动室的公共电子阅览室的设备补充任务。这一步是容易看见，也容易见成效的硬件建设，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站，还有更棘手，也更不容易见成效的软件建设这一块。如何做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软件建设，就得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同时借鉴其他省份的好经验。如长沙市很多社区，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办起“四点半课堂”，为小学生免费提供托管、阅读以及兴趣班等服务，解决了上班族家长们的后顾之忧。第五，通过“公共文化＋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在2018年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8]如：2018年7月，湖南省慈利县就打造了首个县级“公共文化＋互联网”服务云平台——“慈利公共文化云”，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发挥了互联网的沟通作用，向上对接国家公共文化云、省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综合平台，向下则打通了全县各乡镇、村的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便利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如株洲市就在国内首推市民网上购书图书馆买单的“e线送书”服务活动，并且推出“公共文化＋电商”“文化＋旅游”等多项举措，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还有的地区鼓励民间投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鼓励志愿者参与到基层公共文化管理当中来。总的来说，创新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就是强调群众的事情要群众自己来办，生产出来的公共文化产品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并且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随着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赋予基层公共文化产品以新形式、新内容等等。古人早提出过“文以载道”，不管怎么样，湖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创新的目的，都是为了教育人民，教化人民，服务人民，改造人民，提高人民，给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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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基层公共文化范文
关键词：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引言
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1]。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赖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相继颁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一系列纲领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既为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制度支持，也为新时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但必须承认，我国西部基层文化建设长期面临农村空心化、财政投入滞后、人才质量不高等“特殊困难”[2]，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掣肘。无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终端和基石，与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切实提高其服务水平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其幸福感和文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3]。那么在新时代下，广大基层尤其是西部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展到底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切实提升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这些既是本文需要予以回应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4]，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部基层的总体情况。对此，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所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统一部署，于2018年3月12日至16日组成调研组，先后赴重庆市彭水县（部级贫困县）、武隆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南川区（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巴南区（西部发达城区），围绕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等议题，以实地走访、入户访谈、会议座谈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以期为新代期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性指导。
二、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成效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初步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以政府主导、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三种力量的作用[5]。现阶段，西部基层通过服务模式创新，普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这表现为：一是在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方面，引入专业化公司，提升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如彭水县将针对新建的体育馆和文化广场尝试引入专业化公司参与运营。二是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基层文化活动供给更多地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如南川区提出“文艺人员办证”和“政府‘下单’—社会‘配餐’—政府认证—政府购买”的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歌舞、相声、小品等节目，满足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文化需求。三是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人才方面，文化志愿者不断壮大、文化志愿服务团队逐步增多，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二）稳标准、促均等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机制大致实现标准化、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最核心的理念、最显著的特点[6]。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近年来西部基层从资金、活动和制度等三个方面着手，加大了公共文化资源向“三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一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设置文化专项资金更多用于“三区”文化人才计划，并为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的设施设备购置提供补助；二是在推进总分馆制建设方面，全面构建功能完善、运行有效的文图总分馆体系，为实现县（区）级优质文化资源输送到乡村提供制度支撑；三是在示范性项目方面，广泛实施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工程，如彭水县和武隆区均依据《“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先后实施“百县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中西部农村文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三）多维度、立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系基本建成从200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战略规划以来，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网络，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7]。随着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物质空间的日趋丰富，建设重点也自然转向追求更高质量的“多维度、立体化”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系。这体现为：一是在服务网络和服务体系构建方面，西部基层均按照“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搭建“区县—镇街—村社—院户”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形成“阵地服务+流动服务+数字服务”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二是在文化服务阵地建设方面，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已由“单一化”逐步向“综合化”转变，如巴南区通过深入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打造了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多样、资源充足、设施齐备、服务规范、保障有力”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作为文化建设阵地和公共服务平台。
三、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供需失衡严重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共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分散化特征日趋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公益属性的要求，公共文化必须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纳入考量范围，导致政府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无法完全响应公众的需求而更多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8]，极易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与乡村居民需求“失衡”现象。基于调研发现，当前西部基层虽然针对乡村开展了相当数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但总体上看供需失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协调。如部分地区文化场地设施的设置没有反映群众的新需求，文化站（室）图书资源过于陈旧单一，无法满足乡村读者日常需求；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供需不匹配，如在各地“送文化下乡”活动中，普遍存在节目形式单调、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等情况。供需脱节现象直接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失去其受众，最终沦为“过场戏”。
（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支撑不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身处文化建设工作的末端，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以贯彻落实的执行主体和关键一环。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均会对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从调研情况来看，现阶段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仍然缺乏足够支撑力，难以胜任日趋繁杂、日益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一是编制不足且“在编不在岗、专干不专用”情况突出。目前，西部基层每个乡镇文化站多为2—3名文化专项编制，但多数被挪为他用，同时部分区（县）图书馆、文化馆在编人数偏少，具体工作仅能依靠文化志愿者来推进。二是人员配比不合理。当前，按照政策规定各乡镇文化专项编制是均等划分的，没有与服务人口数量相挂钩，显得不够科学。三是镇村两级文化服务人员培训和培养不足。尽管省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已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天数作出具体规定，但由于缺乏专门的经费保障，大多“以会代训”。
（三）既有基层文化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有赖于基层文化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效率的改善。当前，西部基层部分文化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状况不佳。一是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开放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利用率。此次调研发现，不少基层文化服务机构尤其是乡镇文化站在工作时间未正常开放，即存在所谓“不开门，不见人”或“开门，不见人”现象，导致文化资源长期闲置甚至“沉睡”[9]。二是公共文化服务标准规范管理体制不健全。尽管西部省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早已出台针对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但其约束力尚有不足。例如，调研发现部分乡镇文化站未对免费开放的内容和具体时间按要求进行公示，使得周边群众无从知晓设施开放情况与活动开展情况。三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技术水平不足。这点主要体现在，各乡镇文化站的大多数电子阅览室处于无人使用的状况，同时电脑设备普遍存在陈旧老化、开机时间久、无法联网和无WIFI覆盖等问题，致使公共数字文化流于形式。
四、新时代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群众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切实优化供需协调水平一是增强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开展宣传教育大会等方式，促进基层文化工作人员转变传统管理者角色定位，积极践行“服务为本”的行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文化机构。二是完善群众文化服务需求表达制度化渠道。制定详细的服务规则和程序，提升“文化热线”“区长信箱”等原有制度化渠道的问题整改、信息反馈效率，还应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年定期独立开展文化产品和服务供需满意度调查并形成调研报告，辅助政府文化建设决策。三是规范群众文化服务需求表达非制度化渠道。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平台的作用，借助群众文化需求洽谈会和随机街头采访方式深入了解基层声音；另一方面，要重视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在官方网站设立群众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专栏，以实名投票、定期统计、统一实施的方式，满足基层文化服务需求。
（二）提高基层文化服务人才素养，着力强化专业服务能力一是调整基层公共文化人才选用标准。要在原有选用标准基础上，针对公共文化人才特殊性，适度提高准入标准，如可将选聘条件向拥有文化类专业学历、文化志愿工作经验以及公共文化专业技能的人才倾斜，吸引其投身文化服务工作，确保有限编制下人才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的最大化。二是落实基层文化人才“县管乡用”垂直管理。规定文化站长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直接任命，避免文化人才挪用现象，同时根据服务范围与服务受众数量来设置专兼职人员数，缓解人手不足问题。三是要构建以引领人才、专业人才和民间人才为主的西部基层文化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着重培育文化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引领人才，严格管理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专业人才，还要充分吸纳退休教师等民间人才，使其成为支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中坚力量。四是设置基层文化人才培训专项经费。明确人均年度培训经费标准，保障文化人才参与常态化职业培训的机会。
（三）完善文化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努力提升文化服务效能一是要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奖惩机制。一方面，设置专项奖金奖励品德高尚、工作负责的文化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细化基层机构管理规章，明确惩罚措施，并按照一定比例与个人薪资绩效挂钩。二是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探索“互联网+文化乡村”模式，将互联网文化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领域深度融合，拓展公共文化物联网、数字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等文化内容，实现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创意人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多维度的运行机制。三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可从部门协调和资源协调入手，一方面建立西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突破部门界限，促成各方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并举”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将县级工青妇科教系统的设施资源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并统筹整合乡镇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建设统一的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10]，提升文化资源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吴江，申丽娟,魏勇.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演进、效能评价与提升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2］彭泽明.西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特殊性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8）.
［3］荆晓燕.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研究［J］.行政论坛，2013（4）.
［4］李梦竹，周建伶.重庆市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特征及未来展望［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6）.
［5］中共青岛市委党校课题组.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J］.理论学刊，2008（9）.
［6］张永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J］.行政管理改革，2014（4）.
［7］耿达.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思想战线，2019（5）.
［8］傅才武，刘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背后的体制溯源———以文化惠民工程为中心的调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9］吴江，张福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重庆市公共文化治理与政策创新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6）.
第4篇：基层公共文化范文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方向班;人才培养
一、“方向班”成立及背景
为确保在三年时间内顺利完成部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创建，乐山市政府依照国家《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以及《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西部)》，对乐山市、县、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配置作出了具体规划。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主要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的从业人员，主要由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人员、公益性文化机构服务人员以及基层业余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等组成［1］。具体的人员配备标准是:乐山市级文化单位业务人员占职工总数不低于70%，区县不低于80%，配齐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每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配备2—3名人员。每个行政村(社区)配备1名财政补贴的文化管理员。就当时现状而言，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不仅数量严重不足，且专业人才匮乏、人员老化、学历职称不尽合理。面对此燃眉之急，乐山市政府积极转变观念、立足现实，主动谋划与当地高校合作办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自身创建示范区的人才问题，并为校政合作、互利互惠共育人才、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理论思路。众所周知，文化人才队伍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2］。为就近、就地最大限度地按需、按岗、定向培养“懂行”“合用”“实用”的基层公共文化专门人才，使之具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并尽快了解和适应乐山市公共文化事业现状，乐山市政府在四川省教育厅、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与乐山师范学院充分交换意见，在明确相互诉求与责任分工的基础上，于2016年2月在乐山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由乐山师范学院与乐山市文广新局联合共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方向班(以下简称“方向班”)，首批方向班学员由乐山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三年级的50名学生组成，学制一年半。该班由乐山市政府牵头，以乐山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为依托，以学生就业需要为培养导向。方向班学生在学习期间同时作为乐山市的文化志愿者，参与乐山市创建示范区过程中的各类文化服务活动，既及时补充了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不足，又提供学生学习实践公共文化服务的锻炼机会，灵活地扮演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编外后备军。截至示范区验收时，方向班已经开设三届。
二、“方向班”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保证“方向班”办出成效，在四川省文化厅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乐山市文广新局和乐山师范学院积极发挥高校与政府所长，本着人才优化的原则进行了充分的资源整合与调配，创新性地解决了该方向班课程设置、师资保障、教学方式、日常管理以及就业等问题，在校政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具体实践如下:
1.按需按岗培养，需求优先
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某种专业知识与技能且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因此，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始终是人才培养的原动力和根本目标，也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与成败的核心标准。换言之，社会发展需求也对人才的类型、数量、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是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乐山师范学院“方向班”的成立正是按需、按岗培养人才的有益实践。由于乐山市政府掌握着乐山市各级基层公共文化单位的人才现状及第一手的人才需求信息，因此“方向班”在成立之初就以适应和满足乐山市基层公共文化单位岗位要求为培养目标，真正做到了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有效保障，减少了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
2.政府调配优质教学师资
人才培养是一项综合教育工程，其中高质量高水准的教学师资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保障。方向班的师资力量由于校政合作的强强携手，借助四川省文化馆、乐山市政府的强大行政职能得到了有效保障，担任方向班任课教师的均是省内外有影响或在各自领域内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行业专家或学者，如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化馆馆长赵红川;四川省图书馆原副馆长、古籍专家王嘉陵;成都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苗放;乐山师范学院郭研中心教授陈俐等。这些学者、行业专家或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储备，或有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一线管理经历和经验，或熟悉公共文化发展的前沿动向。他们的授课为方向班学生提供了较高的专业平台，使学生不仅迅速接收到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知识，同时拓展了视野，并及时把握到我国当下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趋势。
3.创设理论联系实际“四位一体”的教学方式
为确保方向班人才培养“懂行、实用”，切实为乐山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向班采用“课堂教学+讲座+现场教学+实践”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将公共文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公共文化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长期培训与短期讲座整合起来，打破课堂教学的单一固定模式，灵活配置多种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为基层公共文化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多样化、复合型的可行性路径。具体教学方式如下:课堂教学，即常规课堂理论教学，旨在教授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知识;讲座，即短期讲座，每月开办一次，依托四川省文化馆巴蜀讲坛、部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文瀚嘉州—百姓直通车”嘉州讲堂承韵平台，设置系列专题讲座，内容则围绕“地方文化资源”“艺术创作与辅导”“艺术鉴赏”等展开，以开拓学生视野，同时进行艺术熏陶;现场教学即在适逢乐山市隶属的文化机构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同时在具备现场教育教学条件时乐山市文广新局就会安排方向班学生赶赴现场观摩并现场教学，如在乐山市“文瀚嘉州，百姓直通车———百姓大舞台，周周有精彩”晚会的彩排现场，前乐山市歌舞艺术研究院的吕勇院长就现身说法地为同学们讲解晚会的策划与实施;教学实践则是指方向班学生在本科教学实践周和教学实习时，经由乐山市文广新局联系，安排到其下属的九个区县文化馆实地开展教育实习，深入考察并熟悉基层文化馆的性质、职能和业务内容。
4.方向班学习以学分纳入高校本科教育
为了明确方向班学习的性质和地位，让方向班修习内容真正成为本科教学的补充和延伸，乐山师范学院大胆创新，将方向班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之外，利用课余时间修习的基层公共文化课程以学分的方式予以确认，并以此纳入高校常规教学管理，这样既协调解决了方向班课程和校内课程的衔接与兼容问题，又解决了学生学习公共文化课程时的后顾之忧。通过学分管理，有效地打通了校内课程与校外课程的藩篱，这在当时的全省乃至全国都属于一次大胆的创新与尝试。除方向班课程以学分予以确认外，方向班学生的教育实践、实习和毕业论文撰写也给予相应的学分，具体操作如下:教育实习由乐山市各文化馆管理人员视学生实习情况给予成绩认定，合格后取得相应学分;毕业论文亦是由乐山市公共文化机构的专业人员担任指导老师，全程负责指导学生的毕业写作，并根据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判定得分，合格后取得论文学分。
5.政府主导，拓宽人才就业出口
由于方向班成立的初衷即是定向为乐山市创建部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按需培养复合型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人才，因此，根据校政合作分工、利益双赢的原则，方向班首批50名学生在学制结束时，可优先竞聘乐山市文广新局提供的基层公共文化工作岗位。据统计，首届方向班通过学生自愿和择优选拔的方式，有10名同学进入乐山市基层公共文化单位，这不仅满足了乐山市创建部级公共文化示范区的人才需求，也为高校拓宽了就业渠道、缓解了高校就业压力。
三、“方向班”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意义
乐山师范学院和乐山市政府联合共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方向班，在政府主导下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需要出发，与高校共同搭建人才培养新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优化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实现了地方政府与高校的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利益双赢。2016年在四川省群众文化学会年会上，乐山市文广新局专门对方向班的办学模式和经验作了公开交流;2016年3月30日《中国文化报》也辟专版在“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的‘乐山路径’———四川省乐山市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纪实”的报道中以“设立‘乐山智库’———广纳民智推进公共文化治理机制创新”［3］为题，报道了在乐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承担重要“智库”功能的“四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方向班，并对此予以了高度肯定。2018年7月乐山市顺利通过部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实地验收工作。校政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各方的肯定，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充分实现了政府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利益同步，有效规避了目前人才培养环节中的一些软肋与不足。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例如专业设置略显滞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吻合度有待提高，人才培养师资、资源欠充足、培养模式较单一等等，这些问题由于政府的有效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整个人才培养环节也更科学高效，特别是在当前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的过程中，校政合作的模式也是顺应转型的应时之举，不仅保证了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有效性，也使高校服务地方的职责得到了有效落实。对于政府而言，校政合作也是促进其转变观念、强化和落实职责、加强社会担当、服务于民的有益尝试。由此可见，校政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因其强大的优势，必将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有益延伸和拓展，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合作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也必定会更加频繁和深入，校政双方在共同育人、服务社会的道路上只要精诚合作，必将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毛少莹．公共文化服务概论［M］．北京:北师大出版集团，2014:264．
［2］林凡军．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结构优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11):153．
第5篇：基层公共文化范文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建设；文化活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建设提出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的要求，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了准确掌握河南省基层公共文化场馆建设、文化活动群众参与情况，我们于2016年底，选择河南省的林州市、南乐县、灵宝市、兰考县、永城市、舞钢市、淮阳县、巩义市、淅川县、焦作市解放区、洛阳市涧西区、漯河市郾城区等12个县（市）区，开展随机电话访问，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206个，其中，城镇居民655个、农村居民551个，在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一基层文化场馆建设及使用情况
1.公众对当地公共文化场馆位置的知晓率和光顾率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48.3%的公众知道所在县（市）区图书馆具体位置；知道所在县（市）区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位置的公众比例为39.3%；知道所在街道（乡镇）的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位置的公众比例为28.0%；知道所在社区（村）的文化活动室的公众比例为37.0%；对各类文化场馆位置均不知晓的比例达30.8%。针对知晓文化场馆位置的公众，我们进一步询问其最近一年光顾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光顾过所在县（市）区图书馆的比例最高，为38.3%；第二是所在社区（村）的文化活动室，比例为28.1%；第三为县（市）区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比例26.6%；街道（乡镇）的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光顾率为22.6%。还有42.1%的受访者表示，虽然知道位置，但最近一年没有去过以上各类文化场馆。
2.公众对当地文化场馆交通便利度
开放时间人员服务等软硬件设施满意率较高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年内去过身边公共文化场馆的受访者中有96.7%的表示这些场馆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在交通便利方面，近一年内去过身边的公共文化场馆的受访者中，有78.6%的受访者表示去这些场馆交通方便，有17.7%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方便，仅有3.7%的受访者表示不方便。在文化设施开放时间便利方面，近一年内去过身边的公共文化场馆的受访者中，有75.6%的受访者表示开放时间方便，有20.9%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方便，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方便。对文化设施管理人员的服务（如态度、专业化水平）方面，回答“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分别为67.1%和30.6%，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为2.3%。在文化设施面积和设备数量方面，有50.5%的被访者认为够用，有34.3%的被访者认为基本够用，另有15.2%的被访者认为不够用。
二基层文化活动开展及参与情况
1.公众对各类文化活动参与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年内，74.7%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的社区/村开展过广场跳舞、打太极拳、扭秧歌等文体娱乐活动；50.1%的受访者表示开展过免费电影放映活动；表示开展过戏剧、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活动比例为44.6%；另有26.8%的受访者表示开展过书画展览、摄影展等文化活动。仅有13.5%的受访者表示以上各类文化活动都没有举办过。在开展过的文化活动中，群众参与率最高的是广场跳舞、打太极拳、扭秧歌等文体娱乐活动，参与率为64.1%；第二是免费电影放映，为42.4%；第三是戏剧、音乐会等文艺演出，为31.4%；书画展览、摄影展等活动的参与率为18.7%。另有21.0%的受访者表示各类文化活动都没有参与过。
2.文化相关部门对当地文化活动的指导率较低
有切身感受的受访者（参与或知道开展广场跳舞、打太极拳、扭秧歌等文体娱乐活动的受访者）中，40.6%的受访者表示本地开展的一些文体活动，如广场跳舞、打太极拳、扭秧歌等，有当地文化馆或相关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组织或指导过，36.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参与组织或指导过，都是群众自发的，还有22.5%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
3.地域特色文化活动的开展公众感知率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最近一年，在一些传统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时所在社区/村开展一些有本地特色活动的受访者比例为40.2%，表示从未开展过的比例为45.1%，另有14.7%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
4.公众对当地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整体评价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57.1%的受访者表示当地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整体情况好，认为一般的比例为29.5%，认为很差的比例为13.4%。
三改进和提升河南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河南把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惠民的重要任务，不断提高基层文化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文化服务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基层文化场馆的面积和设备数量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群众对公共文化场馆的需求，广场跳舞、打太极拳、扭秧歌等文体娱乐活动群众广泛开展，基本满足了基层群众就近、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的需求。但是，调查也暴露出“文化场馆重建设、轻运维”“群众性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部门指导缺位”“地域特色文化活动推广力度不足”等问题，对下一步河南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升建议如下：
1.不断充实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
提供更加便利的开放时间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文化场馆活动的积极性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成的公众不知道所在地各类文化场馆位置，知晓文化场馆位置的公众中超过四成最近一年没有去过所在地的各类文化场馆，综合这两个数据，各类文化场馆公众受益率（最近一年内去过文化场馆，享受过相关服务）为40.1%，处于较低水平。访问中，受访者提及“文化场馆书籍、报刊等传统印刷资料多，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资料少”“自主学习多，专家授课或者指导活动少”“作品展览多，现场创作或者互动指导活动少”等问题，受访者感觉场馆里没什么吸引他们的资料和活动，所以光顾率低。另外，相当数量的受访者抱怨场馆开放时间不合理，目前多数场馆开放时间是“朝九晚五”，能开放到晚上7点已经是凤毛麟角，但是大多数上班族都是下午6点才下班，时间不对接。由此可见，基层文化场馆需要不断充实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多提供群众喜欢的图片、视频等资料，积极邀请专家开展指导和现场教学活动，以提高群众对文化场馆的光顾频率。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工作特点，提供更加便利的开放时间，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文化场馆活动的积极性。
2.对于群众性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部门需要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