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第2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4](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第3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以新型城镇化联结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

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 促进工业强省

以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打造“天下粮仓”和“国人厨房”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提出，中原经济区发展起来，不光造福中原人民，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中部崛起，中原要率先崛起”。河南应坚持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努力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起来了，农业才有条件更好发展，农业现代化才能够更好实现。这真可谓是用“中原方程”谋河南的事，解中国的题。

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求是有深刻的背景的。多年来，河南经济发展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但却一直未能像珠三角之广东、长三角之上海、西三角之重庆一样发挥其龙头作用、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力则远逊于前3省。为了迎头赶上，河南曾提出过“中原城市群建设”、“郑汴一体化”等发展战略，但皆因工业味道过浓，有妨“国家粮仓”之大计被中央一一否决。为此，2009年9月国务院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了“两纵两横”经济带概念。从地图上看，河南省所处的地理位置几乎与“两纵两横”四线都搭界，但唯独这一地区尚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11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上任不久便力推中原经济区战略。此前卢展工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大力构建海西经济区，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极大地扭转了福建被两个三角洲边缘化的不利局面，被当地人称为“卢海西”。现在在河南，卢展工被称为“卢中原”，他极力推进的中原经济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但是，如何探索中原经济区建设新路，为传统农区推进现代化创造先进经验，国内没有先例，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更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任务，被经济界称为“中国式难题”。对此，卢展工2011年10月26日在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而努力奋斗》为题作报告时，对其作出了总体部署和要求。卢展工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总体定位是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的路子，即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这是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河南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走好这条路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可以预见，从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河南，将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河南实际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期待河南的持续探索为全国提供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样本。

以新型城镇化联结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

一头连着新型工业化，一头连着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担当起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支撑中原经济区建设与发展的重任。这是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对新型城镇化引领的形象解读。在多个场合，卢展工对新型城镇化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说，新型城镇化以前有很多表述，但是都没有跳出传统的概念，还是就城市论城市，就城镇论城镇。目前，全国各个地方对城镇化的表述，就河南的是最独特的，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镇化，是包含了农村的城镇化，所以说是新型城镇化。卢展工还说，新型城镇化概念是河南人创造的，它是从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河南正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河南实际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卢展工说，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引领”这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创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通过城镇这个概念联结起来，过去工业怎么联结农业？唯独城镇可以联结工业和农业。

对此，党代会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可以看出，河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和谐发展，它应该包括5个层次，即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如郑州、洛阳）、地区中心城市（省辖市所在地）、中小城市（一般指县城和新型的小城市，乡级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部署上，党代会报告要求着力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中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推进交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放型城市群。优化中心城市布局和形态，促进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城、功能区组团式发展，培育整体竞争优势。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提升交通枢纽、商务、物流、金融等服务功能，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城市新区建设，强化产业复合和经济、生态、人居功能复合，支持城市新区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着力增强县域城镇承载承接作用。要用现代城市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建设城镇，注重内涵式发展，突出特色、提高品位，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公共服务，把有条件的县（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提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着力增强新型农村社区战略基点作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

第4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认知误区；规划策略

1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新型城镇化”一词最早是伴随着党的十六大。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已有10余年。战略提出，主要是依托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1]。然而，中国百姓熟知新型城镇化是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及其将之确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后，才越来越受到各行业和学界人士的关注。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等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2]。但实际上，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各行业、领域的针对性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新型城镇化至今尚无统一和明确的定义。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推行新型城镇化是为了：（1）积极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2）弥补长期以来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和损失；（3）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4）促进未来中国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 新型城镇化存在的认知误区分析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新一轮城乡建设和转型时期的重要指导性战略，对经济、社会、体制制度和城乡建设诸多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内涵伴随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践成果的落实将得到不断丰富[3]。但是，受既有国情和利益分配方式、现状发展模式以及未来众多不确定因素的潜在影响，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实践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若干误区，其可预见性误区可概括为以下六点（表1）。

3 推行新型城镇化四类规划策略

对于国内城乡规划学界而言，“新型城镇化”虽然广为熟知，但一方面长期在局部范围或地区试行，另一方面常局限在城乡建设环节。随着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本届政府执政的重要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涵盖范围持续扩大，其要求城乡规划学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新策略[4]。规划策略的实施必须以各地阶段性的发展路径为保障。中国幅员辽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在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应秉承。评估现实差距-树立可行性目标-确立重点行动计划。的系统化思路，逐步实现基于内涵维度的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目标维度的发展方向确立和基于内容维度的实施安排。以发展路径为基础，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新时期城乡规划领域推行新型城镇化应采取以下四类策略。

3.1 “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与一体化”的统筹协调策略

统筹协调策略涵盖区域与城乡两个层次。从区域上说，大体包含4个空间地域层次的协调与统筹：（1）以大多数现状城镇中心城区为核心的规划区或都市区范围；（2）较为明确的市域范围；（3）跨行政界限的城市圈、城市群范围；（4）更大尺度的都市连绵带和经济区范围，在此区域内统筹更多的针对宏观政策、重大设施、产业布局、生态安全等方面。而对于城乡一体化层面，则较为微观地注重与城乡居民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道路交通与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就业水平及环境质量保障等方面。

3.2 “三产三低三提升、三业三化三集中”的转型升级策略

所谓转型，一是向低碳绿色转型，二是向规模集中转型。低碳绿色即要求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实行“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规模集中即倡导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现代服务业向城镇各级中心集中。所谓升级，一方面指农业效率提升、工业低碳水平提升和现代服务业服务质量提升；另一方面指农业现代化、工业集群化和现代服务业规模化协同升级。

3.3 “资源节约集约、环境友好安全”的生态文明策略

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5]。其中，资源节约即强化现有资源的节约保护和集约利用，依托新技术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积极推进废物回收再利用工程。环境友好即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建立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加强城镇环境质量（包括大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监测，因地制宜、适度提高有污染企业准人门槛和处罚力度。此外，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积极推进城镇绿色建筑改造，打造绿色社区、绿色街区和绿色城镇；科学合理布局城镇空间，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解决城镇采光和通风问题以减少环境干预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方面。

3.4 “集聚增长、混合利用、紧凑开发”的集聚紧凑策略

集聚紧凑策略包含三层含义，所谓集聚增长即推动产业集群化集聚、空间园区化集聚、重点在各级城镇中心集聚。所谓混合利用即提倡各项功能混合使用，从而降低远距离、钟摆式交通出行。而紧凑开发指依托公共交通导向实现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土地利用。三者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为因果。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型城镇化”是以追求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城镇化过程。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城乡发展与建设的关键指导战略，理清新型城镇化概念与内涵、树立切实可行的新型城镇化目标、梳理重点内容并结合规划策略统一部署，同时及时纠正认知误区十分必要，也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j].求是，2012（14）：35-37.

[2]谢扬.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j].红旗文稿，2008（10）.

[3]方创琳，刘晓丽，蔺雪芹.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8（7）：512-523.

第5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 儿童心理学；自我概念；横断面调查；青春初期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11－00800－04

对“自我”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James对“主我”和“宾我”的划分，其中，“宾我”的性质尤其受心理学家关注，但研究者常常以自我、自我概念、自我意识等不同的术语来指它，探讨人们如何思考和感觉他们自己。本文参照乔纳森．布朗等人的论述，以“自我概念”来表示人们思考自己的特定方式。

自James把自我概念分成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三个不同的部分以来，自我概念的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发展规律就一直是心理学家的研究焦点。国内外许多研究，不论对自我概念持单维还是多维观点，都发现自我概念整体及其不同要素随年龄、性别等因素的不同，呈逐渐分化的发展趋势，不同要素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存在差异。从3、4、5岁几组儿童的自我描述中发现，行动是最重要的，其意义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儿童，特别是男孩，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感知和描述自己。麦圭尔和帕达沃等发现，在12岁小学生所作的随意性自我描述中，提到自己某项活动的地方位列第一，占全部列举事实的24％，而身体特征只占5％。李德显发现大学生自我概念各子维度发展不平衡。乐国安、崔芳等的研究，也支持不同年龄个体的自我概念中不同成分对于总体自我概念的影响存在差异的观点。青春期是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儿童的身心变化剧烈、发展迅速，自我概念从波动向稳定过渡。对以后的人格、自我价值感、幸福感、心理健康等都具有重要影响。Marsh等对5至8岁的儿童研究发现，随年龄增长，儿童在不同领域里区分和评价自我概念中不同要素的能力逐渐发展和分化。然而上述研究缺少对青春初期儿童自我概念各要素对整体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探讨，且主要以分类资料为主，采用的统计方法比较简单，结论多以频数、百分比等较为概括化的数据为指标，精确度和拟合度尚待提高。本研究采用标准化量表获得儿童自我概念中更具代表性的信息，以更精确的权重指标来探讨青春初期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儿童的自我概念中不同成分对整体自我概念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南京市小学和中学各两所，按年级分层抽样，共发放问卷560份，获得小学三年级至初二年级477名学生的有效数据；在甘肃会宁一所农村小学，向四、五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67份，获得有效问卷56份。问卷均由研究者亲自带到学校，在班级内统一施测并回收，有效问卷共计533份，城市和农村样本的人口学资料见表1。

1．2　工具 儿童自我概念量表由Piers和Hat-ris编制，苏林雁于1994年将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并引入中国，相继制定了湖南常模和中国城市常模。该量表包括六个分量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含80个是否判断的项目，以第一人称表述，要求儿童判断各项描述与自身是否相符。高自我评价的项目和低自我评价的项目各占一半，量表总分在0至80之间，分数越高，反映自我意识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3　统计方法 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年龄、性别和城乡儿童自我概念的差异比较

表2显示随年龄不同，儿童的智力和学校表现、躯体外貌与属性差异显著(F=5.837、5.647．P＜0.01)，幸福与满足得分也有显著差异(P＜0.05)；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行为、合群分量表和总分的得分上差异显著(P＜0.01)，其学校和智力表现也有显著差异(P＜0.05)；城乡的儿童在躯体外貌和属性上具有显著差异(P＜0.01)。

进一步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13岁儿童在智力与学校表现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8岁和10岁的儿童(P

2．2 不同年龄、性别、城乡儿童总体自我概念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排除量表本身在编制时隐含在分量表之间的权重设置，通过将各分量表的得分除以在该分量表上可能得到的最大值，得到范围在0至1间的归一化分数．再将归一化了的分量表得分作为自变量、全量表总分作为因变量，对不同组的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按不同年龄、性别、城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将各组在分量表上的归一化得分对总分的标准偏回归系数β作为各要素影响程度的指标，并按大小排列位次，见表2。表2显示行为在各年龄男女生的总体自我概念中的作用最大；焦虑在女生自我概念中的作用明显，在男生自我概念中的影响低于女生；8～13岁儿童的躯体外貌与属性，对总体自我概念的影响男生大于对女生；合群、幸福与满足在各年龄男女生的总体自我概念中影响偏小。行为在影响城乡儿童总体自我概念的六个因素中，都排在第一的位置，合群、幸福与满足都排在第五和第六位；城市儿童，排在第二至第四位的因素分别是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智力与学校情况；农村儿童中，则分别是焦虑、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排在二至四位。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和城乡儿童中，行为要素的影响都最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合群、幸福与满足在各年龄男女生的总体自我概念中，都保持着比较靠后的位次，合群倾向和幸福感是人格中相对比较稳定的部分，并且儿童的生活事件和交往群体比较简单，合群、幸福与满足的波动性较小，不会造成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很大的影响；智力与学校表现对于总体自我概念的作用在8至13岁的儿童中并不突出，但在12岁的男女生中位列第一，“因为这时学生经历了一次从小学向中学学习环境的转换过程”，在学习任务和学习方法上都

面临新的挑战；在8至13岁的儿童群体中，躯体外貌与属性在男生总体自我概念中的影响位次，基本都等于或高于在女生总体自我概念中的位次，可能因为这个年龄段儿童对于身体自我的认识还都不十分突出，但男生中身高体壮者更可能成为群体领导者或活动优胜者，在这个意义上，躯体外貌与属性对他们总体的自我概念有较大的贡献，而在女生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黄希庭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学阶段女生对自己的运动特征和身材特征比男生满意。他们认为这可能与男生发育较晚，以及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性看重力量、强调身高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女生的发育早于男生，中学阶段女生比男生在身高和体重上更满意一些。Comell等研究发现体质和同伴地位在男生中有着显著的相关，而在女生中却没有，相貌和同伴地位的关系也呈现了同样的结果；焦虑在女生自我概念中的作用明显，且随年龄持续增长，男生则完全不同，焦虑的权重在12岁以前都比较靠后，从12岁开始才上升到第三位，到13岁上升到第二位。一方面验证了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女生的情绪困扰较男生严重，总体自我概念更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情绪体验对总体自我概念的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男生中，随年龄增长、生活经历的变化，如12、13岁时升入初中，男生的情绪体验对于总体自我概念影响力迅速增大。

第6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城市乡村城乡关系社会精英

一引言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城市与乡村问题是每个专门领域的热门。尤其是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与经济的研究中，问题的细化与论述的深广度，引起了又一个城乡研究的热潮。

实际上，对城市的研究，是从传统的都市（都城）开始的，到上个世纪，已将底层乡村市镇的研究推展到极致。这不但体现了学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日益增强的趋势，也将城市史研究推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最为典型的现象，是市镇史研究的勃兴。很多学者，已将市镇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乡村研究的替代；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的部分市镇研究被认定为城市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之中。

然而，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其“乡村”的概念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由于传统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大多并不是直接针对城市或乡村而引发，而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如乡绅地主、地方赋役、商品流通与市场、基层管理、地方治安、地域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研究等，才关涉较多。在城市与乡村问题的研究中，大概所有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市镇的问题，即市镇应当归入城市还是乡村？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但对市镇本身的研究论述，成果已十分丰富。最先对中国市镇史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藤繁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都市形态问题。他的研究成果结集于《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共三卷）。此后还有曾我部静雄的《唐宋以前的草市》（载《东亚经济研究》第16卷第四期）、周藤吉之的《宋代乡村中小都市的发展》（载《史学杂志》第59卷第九期）等。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问题。美国的施坚雅（WilliamG.Skinner）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最初连载于《亚洲研究》(vol24.1-3,1964～1965)，以区域体系和中心地理论，着力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久，由他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出版了。该书集合了施坚雅本人以及芮沃寿、章生道、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从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空间体系视野下的城市、清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三大方面进行了论述，仍然贯穿了施氏提倡的区域体系的研究方法。[1]

中国本土的学者，从五十年代以来就展开了关于江南市镇等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的是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八十年代以后，傅宗文、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市镇史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关明清市镇的代表著作有王家范的《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蒋兆武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台湾刘石吉的代表作《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也很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影响较大。在日本，川勝守从社会史的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市镇研究的领域，其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与社会形成的历史学》已由汲古书院于1999年出版。

所以，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涉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基本上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内达到了巅峰，研究堪称已尽极致，事实上此后的研究也少有热潮。

我们看到，在这些宏富的研究成果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趋向，是乡村“都市化”问题，这主要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都市化的水平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标志。有学者曾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少，数量不多，还谈不到都市化的过程。[2]（PP15-16）但更多的学者，主要以江南地区的市镇为案例，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樊树志就曾在上个世纪后半期，作出了史学界对市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评价。他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了显著的历史意义；并进一步强调，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这里，他明确了市镇只是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揭示了城乡关系在“都市化”这个媒质上的动态发展现象。[3]（P5、12）

因此，本文在清理学术史的基础上，集中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府县级城市及其以下的市镇和村落。由于明清两代市镇勃兴的关键地域，以江南地区（太湖平原为中心）为最重要，这里的市镇又往往被学者们纠缠于城市或乡村的交叉表述之中，具有较多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就以明清江南市镇的定义、属性等为讨论的例子。这也是现代城乡历史研究中，最易出现分歧和概念冲突的部分。国外有学者将这部分中的城市定义为“地方城市”（LocalCity），或称“普通城市”，包括“地方中核城市”（CentralRegionalCity）、“地域中心城市”（RegionalCity；县中心、准县中心）、“农村中心”（LocalTown；地区中心，地方镇）。[4](P158）这仍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阶层分类法。不过，我们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可以适当地关注这种分类体系。至于城市、乡村本身的定义及其明清时代的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和属性的认识问题，已作另文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二城市与乡村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但两者之间界线的不明确性，早被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学者们所指出。古代的“城”与“市”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者，“以盛民也”；“市”者，“买卖所之也”，而且“有垣”。[5]（卷13下、卷5下）“市”不但存在于当时的王城，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城市与乡村之中，大多设于街道两旁；农家用来“以有易无”的市，则多分布于城门外的大道两旁。[3](PP17-1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人口逐渐增多，手工业生产与商品贸易活动多向城里集中，市就在城内或城边出现，“城市”一词便被普及于这种集政治权力与贸易活动为一体的人口集中居住地。而当代所云的城市，已与古代的城市大为不同。[6](P155）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而中国城市的概念，则出现于战国。到宋元时代，时人的意象中，已认定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2](P155）

在古代，城市还有明显的等级次序。按照施坚雅对清代中国城市的界定，大致可以分出上位治所（首都、省会、府州治、直隶州治）、中位治所（府州的非附郭县治）、下位治所（直隶州属县、非直隶厅治）三类。[1](PP327-410）斯波义信曾参照这种分类法，研究了宋代江南的城市化形态，所选择的城市样例，都是府州县城。[7]（PP291-374）毫无疑问，这些考察对象归入城市一类，是十分正确的。施坚雅还指出，在中国，都市的概念一直与衙门和城墙紧密联系。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中，一座真正的城市是建有城墙的县治、府治或省治。[8]（P8）更详细的研究，也可以在瞿同祖的《清代中国地方政府》中看到[9]（PP1-7）。所以牟复礼以为，通常讲的中国城市，是定位于中央政府下属政权机关所在地大约1500到2000个城市集中点，亦即都城、省会、府、州、县城。因为这些城市在行政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于是也就有了筑城的资格和需要，其间行政职能对城市的形式起着很大的作用。[1]（P119）至于许多县城所在的镇与普通市镇，费孝通作了更为细化的分析。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城市中心基本可分为两类，即“驻防镇”和“集镇”，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着多种差异。前者是有城墙的市镇，从一开始就是人为建造的，适用于行政职能；集镇没有城墙，或至多有一座不那么坚固的非公共建筑的碉堡来保卫，在一个区域内自然性地增多，位置与运输网络紧密一致，适合于商业职能。他还特别指出，由于很多集镇的人口和企业数都超过了邻近的驻防镇，这两种中心地的规模顺序有相当大的重合。在吴江县，县城所在的松陵镇与附近的震泽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10]（PP91-107）施坚雅的观点与此相近，并进一步指出，传统时代的中心集镇和城市通常还有一座正式的城隍庙，甚至那些没有正式行政地位的中心地也是如此。从而认为，中心地等级类型中的地位通常与都市化相关。[8]（P9）

清代后期政治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县级以下的基层系统出现了许多变革。对此，萧公权作了有效的分析，并指出了县级以下行政机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无常。[11]（PP43-258）到民国时期，行政体系逐渐规范化，县下面一级行政单位最后统一命名为“区”，区在各地进一步划分为乡镇，或称“乡”（“农村”），或称镇（“城市”），不管是称乡还是称镇，它们的面积和重要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都是惊人的。在施坚雅等人的考察中，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变化。例如，河南农村1935年划分的20850个乡镇，到1948年被合并成了1240个同名单位。没有一个乡镇与任何自然社会或经济体系相一致。1935年的乡镇比自然村大，而1948年的乡镇又比基层市场区域大。[8]（P106）

至于历史上的超大规模集镇与蕞尔县城的大小悬绝，也是不鲜见的。浙赣铁路沿线上的小县横峰县（旧名兴安），当地民谚云：“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由于是县治所在地，这个县城当然属于城市一级，而附近的全国四大镇之一景德镇、江西四大镇之一的河口镇，却非行政中心驻地，只能归于市镇一类。再如清人佟世恩在《鲊话》中描述的广东恩平县：县城甚小，周围仅六百四十步，有两个城门；城内除县衙和学宫两座砖木建筑外，其余悉为草舍。[12]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城市，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在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太湖周边地区，明清两代千户规模以上的市镇，至少有54个。[13]（PP130-134）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导致市镇大量地勃兴，无疑会在县级以下、乡村以上形成独立的系统，虽然这些市镇在行政区划上的意义并不十分明显，但其影响力往往不亚于县城，特别是那些超级大镇。例如，湖州府的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等，在明代中期“所环人烟”都已是“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所以南浔镇到明末发展成“烟火万家”的江浙雄镇，并不是很稀奇的事。那时还有所谓“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谚语，反映了一个江南大镇的鼎盛之态。湖州府邻界嘉兴府桐乡县的乌青镇，则是江南第一大镇。其疆域范围已超过了湖州、嘉兴二府的府城，自然要比桐乡县城来得庞大，颇具“府城气象”。其行政管理上曾设有高于县官的通判和同知。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也是首屈一指的大镇。由于经济上的繁荣，政治地位也显得日渐重要。到乾隆五年，吴江县丞就移驻于此，“遂称巨镇”。实际上，县级地方政府将县丞等佐贰官移驻县区内的大镇，在江南地区是很多的。如嘉兴府嘉善县的县丞与主簿都不驻县治，分别驻于西塘镇（亦称斜塘镇）和风泾镇（即枫泾镇），以加强对县境边区的控制与管理。[14]（P68-69）

江南市镇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傅衣凌先生曾对明清城市从经济史意义的层面，作了两种类型的划分：一是开封型城市，属于典型的亚洲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类城市的地主服务的；二是苏杭型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具体比较中，是以开封与苏州这两个大城市为例的。[15]（P152-158）此外大量存在的与工商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市镇（如王江泾、枫泾、濮院、盛泽等），已不是单纯、恬静的“乡村”，因而被概称为小工商业“城市”，但在多数情况下，仍使用了较为含糊的“城镇”一词。[16]（P104）后来，有学者在专门研究明清江南苏州城市史时，对此也提了一个“新型经济城市”的概念。

在对华北的市集研究中，山根幸夫的工作相当杰出。他将这种市集划为“城集”与“乡集”两大类：城集，就是县城的市集，始设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大概到成化至正德年间，在数量和规模上有迅速的增长；与此相比，乡集（“乡村的市集”）的普及要稍晚一些。这两种市集的设立与相关领导，主要是由州县的知州与知县操控的；地方的绅士和实力人物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主要体现就在乡集中，包括他们倡设的“义集”，积极参与的原因基本在于他们自身也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这些活动毕竟有助于“促进农村的商品流通”。[17]

再看乡村。众所周知，早在秦汉时代，就是以县统乡。那时的乡，也叫“乡部”，或径简称“部”。而都、乡、邑之名及相关组织，在商鞅变法之前就已存在。由国家的行政乡治和乡断，来代替地方豪强的武断乡曲以及原村社同闾里豪强主持地方闾里的社会事务，显然是历史的进步。[18]这里的乡与明清时代的乡是有差别的。鹤见尚弘在讨论明末乡村控制问题时，对“乡村”作了专门的定义，指出他所使用的“乡村”概念，并非完全指“行政村落”，而是由历史、社会所形成的“现实的村落”，当然主要就是“自然村落”。与这种乡村相对应的基层组织就是里甲制。[19]其领袖一般认为是“地方精英”，以乡村绅士耆老为代表。直到清代，州县之下的乡村社会，清人认为应该“以乡人治其乡之事”，但这些乡人在统治者看来，只是处于“役”的位置。[20]（P10）从现今存在的大量明清地方志来看，“乡”是一个地理或方位概念，而非行政或社会区划。“乡”这个词与乡村社会联系颇多，特别是清末提倡“地方自治”以来，“乡政”成为流行之词，似乎“乡”作为一级行政单位已存在，有学者并以此为背景专门探讨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和相关政权建设问题。[21]（PP37-49）但事实并非如此。丛翰香等人表示，乡村中的这种社会结构，是指州县政权之下、村庄之上的半官方机构或组织，它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起着中介作用。[20]（P3、11）所以，一些学者对于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的研究，明确将县以下的地方视为“乡村”，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是通过相当一部分的州县佐贰、巡检司署等基层行政官署来实现的。[22]

在大多数县份中，县衙下最高一级为乡或保。有学者认为一个乡可能包括40到100个村庄。一个县中乡的划分数量全国大体一致，即4-6个乡。萧公权指出，大多数县划作4个乡，“县城四门之外各为一乡”。乡是一个包括许多村庄、市集，一个或多个市镇的单位。它源于宋，最初是一个下辖数里的行政单位，但到清代，已不再是是一个行政区划。不过，其划分和相关组织一般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在乡村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1]（PP12-15、546）萧氏关于多数县划作4个乡的说法，尽管得到了杜赞奇等学者在乡村社会研究中的认可，但他仅就个别文献的笼统描述所作的推定，却非全国的普遍现象。

从总体上看，西方汉学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明显受到了施坚雅“市集体系说”的影响较深。这一学说强调了乡村集市在乡民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施坚雅根据他早年在川西平原的考察，认为界定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非市集莫属。他从空间观念为出发点，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六角形的层级秩序模式勾画出来，并以此发展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24]（P285）

就今天而言，区分城市与乡村的标准仍然是相对而言的。一般的区分原则，是集聚的人口规模。这个原则在世界各国又有不同。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城市设定的指标要高得多。当代我国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划分，主要依照两个指标：一是聚居人口规模，二是城镇的政治经济地位。1984年7月规定，凡是县政府所在地，一般均可设镇；总人口在20000人以下的乡，乡政府所在地的务工、经商、经营服务业的人口合计超过2000人的，一般也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上述两项人口合占全乡人口10%以上，也可设镇。[6]（P159）但既然要研究历史上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这样的原则或区分标准并不是十分适合的。而且从总体上看，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概念是动态的，发展的。要对两者作绝对区分，存在一定的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历史文献表述中经常置于乡村范畴内的市镇该作如何的定位。但如果城市的概念范围大致廓清，乡村的定义自然很易明白。所以，讨论城市，必然要涉及乡村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探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时，都不可能撇开另外一个而单独讨论。

三城乡关系

实际上，古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对城市、乡村有较明确的观念。我们今天分析和讨论传统时代的“城市”、“乡村”概念，必须以古人的观念和感受为依据，从而判定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而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标准作出划分。在此基础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一些概念，诸如地主的“乡居”、“城居”或“在乡”、“在城”，就必须得到修正性的认识，由此对以往在这方面的历史和相关认识进行再检讨。

至于明清时代的人们对于城、乡的认识和区分，我们可以从历史地方文献中检择若干条资料作简单地说明。

在道光年间编撰的《苏州府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镇者什之三四，散处乡村者什之一二。”[25]这条史料可以反映清代中期甚至包括后期，知识阶层为代表的民众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认识。市镇已被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而乡村不再包括市镇。再如，在太仓州北、近常熟县的璜泾地方，在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但居民已达二千户，“远城郭，边海而室”。清代《璜泾志略》的编写者描述当地的民风时，用了“自镇而南至于城”的写法。璜泾旧属常熟县，清代改隶太仓州。这里的“城”显然是指后者。[26]镇与城的区分，仍然是很清楚的。

直到民国时，人们对于城市和乡村的描述，事实上仍是保持了以前的传统说法。如对于乡村都图方位座落的说明，即使是本属一个小镇的地域，但仍要与所属县城的远近写明距离。如清代属于苏州府长洲县十一都四图、民国划入吴县十一都三图的黄埭镇，就标明了“离城三十四里”；其他十一都的一图“离城二十八里”、二图“离城二十九里”。这个“城”，显然就不是黄埭镇了。到民国时，撰写镇志的“乡贤”，仍视黄埭镇为“乡区”。[27]（卷1都图、卷2物产）

在大量的地方历史文献中，编撰者们常将镇之四周村落地方，称为“四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市镇赖以成长和繁荣的根本，有时也叫“乡脚”。比如，苏州府郊的木渎镇上的麻业市场“麻市”，就曾依靠“四乡”的支持而达到极盛。[28]（卷5物产）又如张泽镇，民廛稠密，“四乡农民聚族而居者，所在皆是”。[29]（卷2村庄）仍然采用了“四乡”的表达方式。再如信义乡，北临至和塘，为苏州、昆山两地往来孔道。清人分析当地风俗十分之七类昆、十分之三似苏后说，“居乡日用，向较居城少俭”。[30]（卷20物产）这个信义是一个有名的乡镇，但仍不被当时人认为是“城”。太平天国战争在咸丰年间漫延到江南地区后对城乡地区带来的震动，许多文人和士绅在个人笔记文集和地方志中都留下了大量记录，他们都讲到当时府城士绅多避乱“居乡”。[28]（卷6杂志）这个乡，我们可以断定绝不包括府县城市，属于镇以下的范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于“乡村”的考述，多将市镇列入一并说明。比如嘉兴的新塍镇、陡门镇等，俱在此例。[31]（卷2乡村考）

市镇经济在太湖流域的充分发展，让现代的许多研究者对它们应归入城市还是乡村，都不无困惑，因为它们的界定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讨。因此在他们的表述中，多有含混的现象，有的甚至为某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如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断然将市镇归入城市一类，完全没有仔细考察明清时代人心目中的城、乡概念，以及市镇在这两者之间的位置。因此已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一些讨论，进而适当考察了城乡关系。

较早对江南市镇作系统研究的刘石吉，在最近的回顾与展望中，深刻地指出，“小城镇”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的范畴，也是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它依赖于城市，尤其依赖于乡村，在性质上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把城乡两个不同的区域连结成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区域；既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是城市在乡村的延伸，又是乡村中的刍形城市。亦城亦乡，可以说是中国小城镇的本质特征。它反映在社会结构上，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信息的中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综合体，又有大量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简单而言，小城镇具有双重性：一旦小城镇与城市结合，即具有城市的属性；若与乡村结合，则具有乡村的属性。费孝通则强调指出小城镇是城乡的纽带，是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又是一个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32]（P237）这些论述，体现了对市镇定性较为审慎的态度。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最普遍意义上的“城市”概念来界定市镇是否属于城市，其中有两条标准，一是与单个农村相比，城市的居民人数较多；二是城市中居民的“非农业化”程度较高；进而指出，这个较为笼统的定义十分适用于城乡、工农之间无明确界线的明清江南地区，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标准或定义，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当然应为城市地区。比如，对于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苏州地区，那里的市镇就有“充分的理由”“定位为城市地区”，从而也就可以进行“城市”类型的分划。[33]然而，施坚雅以区位体系的理论，曾分析过类似这种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域，认为农业生产的强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核心区最高，在最边缘区最低；随着一经济区域的空间由核心向边缘推移，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对市场的依附呈现由强而弱的变化；在特定的经济区域中，镇和市形成层级制度，其最高点是此区域的一个（有时是两个）大都市，城市化程度则由核至核心边缘而递减。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这个层级向下延伸到农村的集镇。[1]（PP1-7）因此，在城市化和“非农业化”程度都较高的地区中的市镇，能否归入“城市”，显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至于城乡之间的各种关系，更多地是通过两者之间的人员变动和交往表现出来。这种人口流动，到明清时期已相对静止下来，各地区的土地生产力与人口密度逐渐取得平衡，人口移动的诱因减弱，而且在全国大范围内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这是赵冈的结论。他还指出，除了苏州等一二城郡以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郡几乎很少发生影响；进而推断，每年销售的31500万匹棉布，大概只有15%卖给了城市居民，而85%是由江南地区直接卖到北方农村居民手中。这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另一方面，大布商愈来愈向农村靠拢，城郡并非货源地，农村才是真正的货源地。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散点。[34]（PP18-19、21-22）在这些论述中，市镇应该属于农村，而非城市，因为市镇在形成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只是商品货源的集散点。

由上述种种讨论，我们看到，历史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免显得过于复杂，但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在人员流动与关系网络上，表现得最明显。正如费孝通强调的那样，由城市迁往乡村，仍然还要“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并没有因这些人被吸引到城市里，而与乡村脱离了关系。传统中国城市所存在的特性，也就是与西方现代都市不同的地方，十分值得我们深思。费先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那些把老家留在乡村里，单身寄生在城市里当工匠或伙计甚至老板的人物在现代都市里，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和少数的。但是在我们传统城市这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35]所以在士绅的流动变化中，有一类应当是城居与乡居生活的变迁，至于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熟知现代国家建立之前中国城乡的关系，就能感受到费先生这段论述的深刻性。到新一代的汉学家，如法国的白吉尔等人，在研究晚近世中国的城市与市民社会时，已将城市的定位上升至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尽管他们指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的异常多样性，但在研究中，已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引向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城市。

四城乡的联系与地方精英

当代学者已经将乡村研究变成了一种学术时尚，使中国学术面对真正的底层社会。我们关心的现代社会在近时期内，对于乡村自组织能力和相关调控功能施展的重新构建，不能不回顾历史，回顾民国及其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它并不是传统舆论宣扬的具有广泛的革命性，也不是完全的蒙昧和发展上的停滞。它有它的特点，有其独特的类似自我管理和调控的能力，但也并非如一些学者所云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检讨，必然需要考察乡村中的“精英”及其建构的“民间组织”。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表明，地方以士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是维系传统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过去一千年里，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日本学者还将明清时期称作“士绅社会”。这是学界从早期的皇权研究向后来的精英研究的一个过渡，从而代表了一种日益重视底层社会整合和具体运作的研究趋势。[36]所以，以森正夫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都已充分认识到，“乡绅”的研究是把握明末以来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37]具体的例证，已有许多学者以区域为对象，从各个方面对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这种特殊“中介”，作了大量精细的研究。

就华北地区而言，学者们对现存绘制于李鸿章时代的几份“村图”的研究，表明当地的在籍官吏和贡举生员属于“乡绅”阶层，构成了农村中的“社会上层”，而居于其间的耆老和节孝，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威望。豪无疑问，乡绅是“乡村政治的中心”，拥有相当的“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38]（P8）

乡绅耆老是政府控制乡村的有效媒介，而基层组织除里甲制或保甲制之外，明清两代更有特殊的黄册及鱼鳞图来加强对人口和土地控制的记忆。实际上，在传统社会后期，鱼鳞册已经成了乡村地主及富绅这些具有特殊势力的阶层保护其自身利益的重要凭借，间有抄藏，而下层民众鲜有知其实情者。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吏胥（“区书”与“粮书”）往往指东划西，增加了对民众在税收利益上侵害的可能性。[39]

在江南，城镇乡村中广泛散布着“中层社会”的各个成员，以及他们的预备队伍，维持着乡村的稳定发展。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十五世纪时上海浦东洋泾的陆氏，居于农村，从事农业经营，且身负粮长之役，但仍精心培养子弟，希望他们中间能出现向士大夫阶层梯进的机会。[40]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经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的地域分布上看，52.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41]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也体现了研究者对于城市、乡村、市镇三者所处不同地位的认识。而伊懋可（MarkElvin）通过对1840到1910年上海地区市镇与水道关系的系统研究，强调了长江下游地区，从十六世纪以来到二十世纪有田业的乡绅如何从乡村逐渐转向市镇与县城、府城的频繁行为。[42]（PP140-165）但另一方面，许多乡居地主士绅的存在，使一度将近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耆老绅士层区分得很清楚的乡绅、县绅、府绅、省绅四种类型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典型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吴江县分湖的柳氏家族，虽然长期生活于乡村，但其权势和影响力与县级绅士相当。[43]施坚雅也强调了地方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颇为特殊的性质，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所具有的特别快的城市化现象。[1]（P304）但总体上仍如滨岛敦俊所认为的那样，16世纪以后以市镇为核心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即“乡脚”的世界，是由商人及生员层掌握控制权的社会。[44]

表面上，精英阶层的频繁流动似乎使城、乡差别显得含混起来，但在城乡下层民众的心理上，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十分清楚的。在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建设的讨论中，对此有明确的例证。在他的家乡吴江方言的表达形式中，长期保留着“城里人”、“街上人”（即镇上人）、“乡下人”三种特定的语汇[45]，毫无疑问也是对传统社会分层的一个表达模式，而且以士绅精英与乡民的区别形态，揭示出了城、乡之间的固有差距。

但无论如何，地方精英的存在，减轻了地方政府需要处理的民间琐事杂务，更使上层皇权集团不需要直接面对普通民众而能进行有效的乡村控制，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共同体认，代表性的研究仍以日本学者为主。酒井忠夫、重田德等人所云的“乡绅论”，是把乡绅统治理解为国家通过某种组织功能来控制农民的一种形式，并以此来诠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46]因之，寺田隆信指出，“乡绅”作为明末时期的用语，是具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身份乃至资格、居住在乡里的人的总称，并表示，这样广义的概念规定，关系到了对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解。[47]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具体职能与实际作用如何，有的学者还持不同的看法。比如，张鸣通过对晚清乡村社会的研究，认为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来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威权”，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既非村民的人，更非经纪，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尽管这个说法仍有商榷的余地，但他指出乡绅们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并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则颇有见地。[38]（P2）

第7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旅游综合体；产业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1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29-03

一、旅游业和旅游综合体的概念

（一）旅游业的概念

旅游业，国际上称为旅游产业，其传统概念是：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或者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游客、为其提供吃、住、行、游、购、娱6个环节的综合行业。现代旅游产业其本质已经是旅游服务产业与文化、教育、会议会展、养老养生、医疗、体育、农业、房地产等产业交融渗透后的产业链、乃至产业群的概念。现代旅游产业链或产业群的物质空间载体一般为城市（城区或城郊）或独立于城市的风景区。

（二）旅游综合体的概念

旅游综合体的概念，实际是由“城市综合体”概念延伸而来。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三项以上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城市综合体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全部功能，所以也被称为“城中之城”，它是城市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聚集体，当人口聚集、用地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这个区域的核心部分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综合物业。

而旅游综合体，是指基于一定的旅游资源（包括人工打造的资源）和土地基础，以旅游、休闲、度假为导向进行土地综合开发而形成的，以互动发展的度假酒店集群、综合休闲项目、旅游地产社区为核心功能构架，整体服务品质较高的旅游休闲（或含度假）聚集区。作为聚集综合旅游功能的特定空间，旅游综合体是一个泛旅游产业聚集区，也是一个旅游经济系统，并有可能成为一个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通常一个旅游综合体亦应具备主题特色鲜明的品牌价值。旅游综合体是区域产业经济多元渗透，新业态聚集、整合、裂变，以及旅游消费模式升级（从单一观光旅游到综合休闲度假，旅游休闲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

二、旅游综合体助推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4种类型

依据城市或区域生长的不同阶段、不同特征，旅游综合体对其产业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亦有不同，具体表现为以下4种类型：

1.特大城市及都市连绵区内旅游综合体

对于欲将跻身世界城市、国际城市的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发展融合较为成熟的都市连绵区（如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常州都市连绵区、珠三角的香港—深圳—广州都市连绵区），旅游综合体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单元、促进新业态的产生、进一步强化特大城市或都市连绵区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提升该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这方面最让万众瞩目的当属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以下简称“奥园”）赛后作为旅游休闲综合体的概念进行产业聚合转型的战略举措。奥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政公园，凡是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主会场周边都叫奥园。奥运会后，北京市政府及时提出，奥园要建成集会议会展、商务服务、旅游观光、文化演艺及体育休闲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基地”和“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迄今，由奥园管委会整体协调，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中国科技馆、新奥集团（奥园中心区业主）、北辰洲际酒店、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等9家业主单位联合多家优势资源共同创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国家5A级景区的申报审批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若干家不同性质的业主单位各司其事、异彩纷呈，同时又在严格的5A级景区标准下，实现了园区服务功能、运行机制、管理水平的统一提升。入住奥园的重点企业凭借奥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基本都实现了资金流持平、无一亏损。由知名导演陆川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鸟巢-吸引》、鸟巢版《图兰朵》、滚石30周年演唱会等大型演艺活动的创办标志着奥园在文化创意、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成功。随着中国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三大部级文化设施的相继落户，奥运功能区将逐步成为北京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品牌。奥园旅游休闲综合体，对于城市经济而言，激发了区域经济潜能的新一轮的释放；对于国内外游客，塑造了首都旅游的新地标；对于当地居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中央游憩区。目前北京正在创建世界城市，5A水准的奥园高端产业聚集区，是奥运遗产可持续发展与旅游综合体嫁接的杰作，亦为世界奥运场馆的后续利用创造了新的范式。

而常州春秋淹城、无锡灵山景区、杭州西湖景区、深圳华侨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海泉湾温泉度假区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旅游休闲综合体项目，都成为其所在都市连绵区的经济引爆点，增加了区域经济吸引力、辐射力和竞争力。

2.一般城市内旅游综合体

对于一般城市而言，旅游综合体是拓展新的城市空间、或老城区功能置换完成产业升级、创造新增长极的有效方式。这一类型可以甘肃省夏河县旅游综合体为例。夏河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是甘青川三省结合地，是青藏高原通向内地的门户。夏河县拥有以拉卜楞寺为代表的辉煌灿烂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以及优质独特的藏民族民俗风情和自然生态景观资源，驰名中外，被誉为“世界藏学府，中国拉卜楞”。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省对藏区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夏河县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近年来，夏河县把实施以旅游业为主的民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作为全县主攻产业的首位、并向支柱型产业转变。

但目前，夏河县城的旅游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要素中的吃、住、行、购、娱不配套，现有的饭店、宾馆到旅游旺季时满足不了游客需求，加之没有娱乐、文化创意、演艺等体验式产业产品，游客只花几小时游览完拉卜楞寺后就离开了，远没有释放出拉卜楞这一精神文化品牌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文化、经济效益和世界影响力。因此，如何在拉卜楞寺附近的老城区已没有多余用地空间的情况下，加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藏传佛教文化精髓和藏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及相关文化产业建设，是夏河县重要的经济发展突破口。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夏河县规划将老城区拥挤的行政办公、城市商业金融、市民居住等功能向东迁移至城市新区，将老城区解放出来，作为拉卜楞寺控制区的延伸区域，和拉卜楞寺共同以“佛国净土”、“世界藏学府城”的概念构建旅游综合体（拉卜楞寺堪比藏传佛教界的哈佛、剑桥，老城区恰应是其学院的文化生活区），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娱乐、购物、演艺功能为导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为拉卜楞寺旅游接待、文化传承、相关产业聚合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精神文化朝拜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旅游综合体内，一切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消费、修习度假（哪怕喝一杯茶）、商业地产和旅游地产的设计、业态选择都要体现藏传佛教哲学文化思想和藏民族文化风情对旅游者人生观、价值观、情感道德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在旅游综合体环境艺术设计上，亦应突出浓郁震撼心灵的文化符号氛围，如表现“佛域-佛遇，有形空间-无限缘起”的意境。

旅游综合体内规划的产业和业态包括：拉卜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含：拉卜楞文化艺术之家、他哇古街、夏河传统民族音乐舞蹈孵化中心、唐卡-堆绣-酥油花展示及体验苑、拉卜楞艺术品及藏传佛教祈福用品售卖园、珍宝博物馆、夏河藏族服饰及装饰品售卖园、藏医藏药馆、拉卜楞书店及图书馆），藏餐厅，特色主题客栈，拉卜楞文化休闲街，藏式风情酒馆，演艺厅及演艺广场，“天下无忧”夏河电影公园（《天下无贼》等影视剧均是在拉卜楞寺和夏河县拍摄），郭庄秘笈主题广场，插箭台主题广场，吉祥八宝放生广场等。除了实体项目，还策划了多种体验式消费产品和地域特色的节事活动。

由此，旅游综合体成为了夏河新的经济增长极，夏河县亦成功的实现了老城区功能置换及产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并通过其文化软实力和拉卜楞寺品牌的弘扬推广，创造出更加可观的综合价值。

3.乡村地区旅游综合体

对于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旅游综合体可以带动乡村地区就地城市化、缓解大城市压力。城市化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内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我国19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决定了我国城市化之路应是：一方面进一步建设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另一方面促进乡村就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在乡村地区就地实现产业升级和农村人口再就业，既可以加快我国总体的城市化进程，又可以保证城市化质量，避免出现土地城市化速度超过人口城市化速度、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大城市却又无法充分得到市民待遇所造成的“伪城市化”等城市病。我国一直在探索就地城市化的方式和途径，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的苏南模式就是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数百万农民非农转移，“以工建镇”推动了就地城市化，从而吸引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当前，我国旅游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旅游综合体这一概念和模式亦为乡村地区就地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有效方式。我国的很多乡村地区，要么为生态屏障地区，要么是无资源开发优势又无人才聚集条件的欠发达地区，以发展旅游为引擎整合多种产业、借助旅游综合体这一载体，是该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升的突破口。三圣乡曾是成都郊区最穷的乡村之一，2004年起，根据区域红砂村农民传统种花的习俗，乡政府因势利导，以花卉产业为载体，统一规划，大力发展新型都市观光、休闲农业，三圣乡“五朵金花”旅游休闲综合体——“花香农居、幸福梅林、东篱菊园、荷塘月色和江家菜地”由此声名鹊起。仅红砂村就引进了 28 家花卉龙头企业从事现代盆花生产，并分布有以美国维生花卉公司为代表的大型花卉企业 30 多家。目前三圣乡已经形成了以公司为龙头，以100多家种植大户为纽带，以3500户松散型农户为基础的“公司+市场+基地+农户”的花卉产业模式。此外三圣乡在村内建有四川唯一的大型鲜切花批发市场——高店子花木批发市场，主要经营各种鲜切花，辅以经营花卉包装辅材、花器、花肥、种子、园林机具等相关产品。在此产业基础之上，“五朵金花”充分挖掘梅、菊、荷等花文化内涵，形成特色各异，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各有所长的不同主题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如：红砂村以花卉种植为主，开展花卉观光、采摘体验、销售以及举办激情红砂之夜、家园园艺节旅游节庆活动，打造出一个活色生香的“花香农居”；江家堰村侧重于让游客参与乡村休闲体验，让游客亲自动手种菜，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房、体验农家生活，打造出一个返璞归真的“江家菜地”。2005—2006两年间，“五朵金花”旅游休闲综合体共接待游客530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1.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不足2000元增长到目前的7306元。

4.风景区或风景小镇旅游综合体

对于独立于城市之外的风景区或风景小镇，旅游综合体是其突破传统观光游瓶颈的新出路。近年来我国众多风景区或风景小镇，开始逐步改变单一观光游和单一门票经济的经营模式，代之以场地共享、项目消费的方式，以及多元的产品、多元的业态服务来增加餐饮、住宿、养生休闲等旅游相关产业的附加值，谋求更大的经济回报。依托风景区或风景小镇形成旅游综合体，实际上是要实现休闲度假与旅游观光的互动依存，两者共赢发展。传统景区凭借其独具魅力的资源及市场优势，能够对市场产生强有力的号召力，但缺乏相应的休闲平台，无法留住游客，难以引导二次旅游消费。这时在风景区外部或风景小镇的内部搭建一个休闲平台，配置充足的休闲、度假、娱乐、玩赏项目，借助景区已有的环境氛围，形成特色的度假生活方式，引导出新的市场需求，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形成多日多次的体验式旅游消费，反过来又能促进景区观光旅游的持续繁荣。如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综合体即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 林峰、贾雅慧.“旅游引导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与旅游投资新时代[EB/OL].旅游运营网，，2012-01-19.

第8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乡村旅游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科学理论体系与理念引导的匮乏。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将研究维度统一为动力机制根系统、地面坐标三维系统、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产业结构树冠系统、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五个分支，基此厘清乡村旅游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构架要素，建构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最后，根据论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强调了乡村旅游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基于休闲与发展主义哲学语境，提出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理论架构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 ：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 590.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016.06

收稿日期：2014.07.09修回日期：2014.09.09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乡村旅游理论体系建构研究”（13TAAG015）；河南师范大学部级项目培育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乡村旅游设计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11.521）。

作者简介：陶玉霞（1972—），女，河南浚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学基础理论与乡村旅游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4.html

A Study on the Tree Model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TAO Yuxia

(College of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rural tourism roots in the lack of guide of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and long?term concept.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paper merges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classifies them for five branch systems， including root system of dynamic mechanism， the ground coordinate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the image structure and generating system，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opy system，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tructure factors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onstructs tree model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which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tourism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leisure times and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doctrine philosophy， it pus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construct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ory system.

Keywords： rural tourism；theoretical system；tree model；industrial system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广泛，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产品开发、乡村旅游的经济贡献与文化影响、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及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旅游乡村的建设模式或规划途经、乡村旅游国际比较与借鉴等研究硕果累累。但大多是关于具体经营模式、问题与实践对策的研究，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等方面。

熊凯首先引入了乡村意象概念［1］，黄洁探讨了“乡土情结”这一乡村旅游内在驱动力的重要性［2］，彭兆荣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乡村空间”与“乡村概念”在当下乡村旅游中的逻辑关系［3］，可惜这一理论分析近几年没有深入下去。REICHCLE ARIE强调“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4］，何景明基于国内外研究的比较总结对乡村旅游概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5］，王艳平、陶玉霞分别从认知过程与发展目标等角度提出了乡村旅游概念二层级说［6］、三级概念说［7］，刘英杰［8］、陶玉霞［9］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的概念体系。但这些研究对旅游实践发展的导引力度作用不大。

第1期陶玉霞：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建构研究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9卷

SHARPLEY指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 ，并确保开发力度在环境与社会承载力之内［10］。马波认为如果乡村旅游带来的绩效低于乡民的期望，为发展旅游而保护乡村的逻辑就会崩溃［11］。BROHMAN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正在摧毁本地化的基础［12］。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13］、乡村景观城市化、传统文化异化、乡村性消解等旅游后现象令人担忧。乡村在旅游开发中作为农业生产载体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代之而来的是审美对象和消费空间角色的转换，加上寻租行为潜流暗涌，资本绑架了政策和规划［14］，促使中国大地正在生发现代历史上第二次“山乡巨变”，经历着一次空前绝后的重构［15］。这一系列问题根源于乡村旅游产业体系不完整，缺乏前瞻性理论的指导，从而使发展目标、开发层次、客源市场的定位与产品体系研发等方面迷失了方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界对乡村旅游的需求机制、形象生成与演变、环境因变影响因素、问题分析的整体框架与维度等关注不够。从研究趋势来看，近些年对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着眼于系统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对具体问题的个案评价和分析，微观的研究缺乏严谨性和理论深度，宏观的论述缺乏系统性和发展理念。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尚缺乏整体系统性和多维结构深度的认识，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尚属空白。

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广泛和深入开展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 乡村旅游系列概念的明确与结构框架的规范，也决定着实践的导向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政府基于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建设引导将决定乡村未来完全不同的命运。

一、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要素

（一）研究方法

通过对搜集文献的分析综合，整理出乡村旅游研究7个维度42个向度，据此设计了114个问题，以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花乡五朵金花、北京门头沟爨底下村、河南辉县郭亮村三个旅游地及游客作为调研对象，采用实地调查 (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结合、历史资料对比) 的方法， 对乡村资源的禀赋与特征、乡村游客的动机取向与行为认知、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生产与经营管理、乡村游客对乡土的哲学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旅游的时空发展与变迁认知、乡村的文化意象与现实感知、乡村旅游环境制约与影响因素、乡村旅游体验满意度及旅游地经济、文化、生活生产、社会结构、景观特征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三圣花乡位于成都城区东部，面积12 km2的5个村子依托传统花卉产业分别打造了花乡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5个主题景区，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人称“五朵金花”。爨底下村位于北京西90 km门头沟区斋堂镇辖区西北部的深山峡谷中，现有500间74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三合院民居，是我国首次发现保留比较完整的山村古建筑群，文化遗存丰富，被誉为北京地区的“布达拉宫”。郭亮村位于河南省辉县西北60 km的沙窑乡太行深处海拔1672m的高高悬崖上，村落为依山势而建的平民石屋三合院聚落景观，先有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天梯，后有“世界第九大奇迹”郭亮洞，是集旅游、度假、写生、影视拍摄于一体的著名景点。三地分别位于西南区大都市郊区——环城游憩带、华北大都市周边山区——大都市周边、华中深山区——小城市辐射的边远山村聚落区，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成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中向三地游客各发放问卷500份， 分别回收472 份、463份、478份， 删除问题样卷， 得到有效问卷438 份、421份、440份， 有效率分别为93%、91%、92%。通过对问卷等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根据问卷反映效果与spss因子分析，剔除低效率问题28个，留下86个问题计38项具有研究价值的研究向度，并结合访谈情况与专家咨询认可度，将研究维度统一为动力机制根系统、地面坐标三维系统、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产业结构树冠系统、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五大系统，基此厘清乡村旅游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构架要素，建构乡村旅游的理论体系。

（二）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要素

乡村旅游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求证其存在的哲学基础，即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其次是在需求本质之根基上探讨乡村旅游成长起来的形象结构与系统生成原理及大众认知的反向重构；第三是从理论层次全面把握由乡村旅游形象树干系统生发的发展要素树冠系统，包括客体、主体、媒体各个向度的研究维度；第四是根据其历时空间的需求与供给变化探讨乡村旅游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与层次升级的变迁规律及影响因素；第五要清楚认识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制约与因变要素。这五个子系统形成了建构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五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就能够整体把握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架构关系，对乡村旅游做一全面理性的系统认知。

1.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

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动力探究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哲学根基，其实质是探讨乡村旅游的本质。历史文献和调研数据显示，在乡村旅游的动力系统中，人们的亲土心理结构与田园精神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动力源。随着历史演进和意识建构的作用，人们对乡村旅游的根性诉求和乡村认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探讨乡村旅游的意识建构与文化传播功能便成为目前美丽乡村旅游与建设必要的关注点。

2.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干系统

分析乡村旅游形象的心理召唤结构，厘清乡村旅游发展的价值依据，是进行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哲学根基。大量文献表明，关于乡村的诗歌等的艺术描绘，塑造了或淡泊宁静或朴野天籁般的乡村意象，并在历史阶段与人们的亲土心理同构，生成了独特的心理召唤结构。但是，现代乡村旅游的媒体传播，已然在重塑着乡村的现代形象与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乡村的现代性认知。从历史阶段到现代世界纵向时间轴的角度探讨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发掘与认知规律，分析当下乡村游客的乡村旅游诉求与认知变化，将成为指导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依据。

3.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系统

乡村旅游形象是促使乡村旅游者前往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所在，又是乡村旅游业借以宣传和吸引游客的符号。乡村旅游形象以乡村旅游资源为载体，但乡村旅游资源的价值又以其形而上的旅游形象得以实现，二者以载体系统和符号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区别而存在。因此，可以说乡村旅游产业的三个构成要素均以乡村旅游形象这一主干为支撑相互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乡村旅游业又建立在乡村旅游者与旅游资源互动互赖的基础之上。这样，主体系统乡村旅游者、客体系统乡村旅游资源、媒体系统乡村旅游业，这三者就构成了现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结构的要素系统，是为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系统。

4.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

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厘清事物发展变迁的脉络是格物致知的根本路径。根据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乡村旅游本质内涵与发展外延在时间、空间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时间范畴探讨历史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源、概况、特征与社会心理和文化影响，对于在社会公平、文化冲突、发展哲学等语境中预测乡村旅游从城市及周边到偏远乡村向并荒野扩张、从“农家乐”阶段向高端小旅游模式升级等未来发展趋势十分重要。乡村旅游现展的历程表明，不同的乡村旅游认知、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对乡村重构带来的影响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5.乡村旅游环境制约因变系统

国内外学者很少研究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和研究表明，首先，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包括对乡村旅游的本质认知，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经济、伦理、生态、政治目标的认知，决定着乡村与旅游发展的健康与否。其次，乡村旅游的文化性认知及其变异是影响乡村和旅游存在、发展、重构的空气，空气的稀薄或污浊不清均会造成乡村与旅游发展的羁縻或病态。第三，回归诉求、旅游生活方式、游憩时代、城市化进程这些社会背景是培育乡村旅游长足发展的土壤。第四，坚实的经济支撑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不竭水源，旅游对乡村来说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15］。第五，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百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这些国家政策导向的支持是乡村旅游茁壮成长的营养肥源，而大游憩背景下乡村小旅游发展模式则是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生态保障。这几个方面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模式、质量和效果。

二、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乡村旅游的需求动机是乡村旅游发生的根源，是乡村旅游存在发展的哲学基础，即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探讨乡村旅游形象的形成、变迁与接受，分析乡村旅游的形象结构与大众认知构成乡村旅游形象干系统，是研究乡村旅游需求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基础；乡村旅游客体、主体、媒体各个产业结构要素及其研究向度构成了乡村旅游这棵大树的繁枝茂叶；格物致知的基础工作是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事物高屋建瓴的把握，是明了乡村旅游的纵向变迁、横向扩张与层次升级，构成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任何事物都有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环境制约与因变要素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模式、质量和效果。这五个子系统构成了乡村旅游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与架构关系的五个维度。基此，笔者构建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如图1，并描述了各维度的主要研究向度。每个维度的研究向度又是开放性的，即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向度还可以相应增减和修正，在示意图中用“……”表示。

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根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历史传统积淀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哲学认同与回归诉求、现代旅游的社会背景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的身份认同、乡村旅游的文化建构功能开拓等。

乡村旅游地面坐标三维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纵向变迁：历史—现在—未来；乡村旅游横向扩张：城市—乡村—荒野乡村旅游层次升级：农家乐—乡村旅游—乡村游憩、乡村旅游与乡村重构等。

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干系统。梳理各种影响要素与因变历史，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的核心在于乡村意象的历史生成与环境因变，主要研究向度有起源—历史与演变、地域与文化差异、个体特征与总体形象、个人诉求与大众认同、积淀的理想与现实的接受等。

乡村旅游客体系统。旅游客体系统即乡村旅游资源的研究向度主要有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内容、乡村旅游资源的属性与特征、乡村的意象与形象、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建构与经济开发禀赋、乡村旅游资源的审美要素与休闲向度、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乡民与传统、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与发展空间等。

乡村旅游主体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者的动机取向与行为特征、实现乡村旅游的条件与障碍、乡村旅游的期望与感知、乡村旅游体验与影响、乡村旅游过程中的身份认知与诉求等。

乡村旅游媒体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产品与生产、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宣传、乡村旅游产品生产的动机与效应、乡村旅游的经营与管理、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身份认知与主体变迁、乡村旅游开发的目标与性质演化等。

乡村旅游环境制约因变系统。主要向度有乡村旅游的发展理念—阳光、乡村旅游的文化变异—空气、乡村旅游的经济支撑—水、乡村旅游的社会背景—土壤、乡村旅游的政策支持—肥、乡村旅游的生态：乡村小旅游与乡村大游憩等。

三、结束语

（1）基于实证分析与系统论原理构建乡村旅游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理顺乡村旅游的五大系统，能够为乡村旅游研究提供规范的框架体系，为其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路径引导。

（2）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产业结构树冠模型系统关于客体、主体、媒体研究维度的确定比较复杂，尚需要更多实证分析的确证和支持；乡村旅游形象结构与生成系统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属空白，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研究对于确立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形象定位、产品设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实践架构的体系构建，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的建构恰为之提供了构建思路。

图 1乡村旅游理论体系树模型示意图

（3）研究还发现，乡村旅游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研究，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生产动机、身份认知与主体变迁研究，乡村旅游形象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与认知变迁研究等都是影响乡村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引起学界与政府相关部门足够的关注；政府基于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和建设引导将决定乡村未来完全不同的命运。

（4）本研究框架的构建对促进学界科学认知乡村旅游研究的整体系统性，发现研究缺失或不足，启发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开拓研究维度，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与哲学深度，矫正研究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作为建构性的研究维度体系的理论框架不是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具体研究，只求达到提纲挈领、抛砖引玉、发微探幽之目的。

（5）我国诸多乡村旅游后现象的发生正是根于乡村旅游定位不科学、战略性产业架构体系缺失造成。基于国民旅游与休闲时代的形势和发展主义哲学语境，根据本理论体系框架，通过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架构体系主要包括乡村自足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文化意识形态系统、乡村旅游产品研发与质量控制系统、乡村旅游产业管理系统、乡村旅游产业经营系统、乡村客流控制系统等子系统。

［

参考文献］

［1］熊凯．乡村意象与乡村旅游开发刍议［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9，18（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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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波．乡村的力量 乡民的立场［J］．旅游学刊，2011，26（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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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左晓斯，刘小敏，缪怀宇．城乡移民与乡村重构［J］．广东社会科学，2011（6）：183.193．

第9篇：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因所处时代和阶级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城乡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关键词 ：马克思；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2-0224-02

一、引言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同时也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雅各布·明赛尔（Jacob Mincer）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将传统的物质资本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对人力因素及其相关行为的分析，从而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面貌，解决了诸如索洛“余值”、庇古“悖论”等经济学难题，不仅极大地深化了经济学分析的内涵，而且广泛地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外延，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鉴于舒尔茨与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理论等领域的重大贡献，他们分别荣获1979年和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1960年，舒尔茨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宣告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此后，舒尔茨沿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线索来展开其人力资本分析，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初步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毕其一生精力创立了科学而博大的经济理论，这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是否包含人力资本思想，学术界则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但在他浩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为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并使之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尝试梳理并比较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同时探讨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二、马克思与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的比较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

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虽不曾出现“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却频繁使用了“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的概念。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的概念与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概念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所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这是人们经过后天的学习、培训和实践而形成的智力能力；与此同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当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因而他的“人力资本”概念也就包含人的体力。因此，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一样，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也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的内涵，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二）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舒尔茨认为：“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引者注）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由此可见，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因为附着于人力之中的“知识和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能够带来收入。与舒尔茨“人力资本”能带来收入的说法相对应，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实际上是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并非认为劳动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而是充分论述了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及其与价值增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品……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活劳动“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因此，尽管不同于舒尔茨从获取收入的角度看待人力资本，但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也就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三）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包括体力、知识和技能。具体而言，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投资所形成：“（1）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精力和生命力的所有费用；（2）在职人员培训，包括企业所采用的旧式学徒制；（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那种多见于农业的技术推广项目；（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由此可见，舒尔茨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迁移等投资形成的人的体力、知识和智力，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

与舒尔茨的观点相对应，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维持劳动力所有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来维持其生存。其二，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由于劳动者有其生命周期，为使劳动力市场持续运转，就必须满足劳动者家属的生存需要，保证劳动者“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其三，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因此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由于劳动能力具有层次差别，马克思认为应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只需具有体力和少量技能即可，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则必须具有足够的才能，也就是要有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此外，马克思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劳动能力之间的换算关系，他认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三、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启示

在现阶段，人力资本思想对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人口因素是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它通过劳动力市场等途径影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低生育率水平使得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中国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由于人口转变过程的迅速完成，使得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2015年前后是中国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拐点。从1953-2012年，尽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但0-14岁人口比重不断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不断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劳动力后备人口趋于减少，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城乡劳动力市场迎来了“刘易斯拐点”。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力要素变得相对稀缺，这也成为中国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助推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此背景下，加快对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