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来历精选(九篇)

第1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文献相结合探讨汉字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第2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第3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传统汉字学着眼于汉字的字体变化，把汉字的历史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但是，把3400多年的汉字历史只分为2个阶段，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此有学者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不同形体为标准将汉字划分为四个阶段。

1、大篆：从广义上讲，小篆以前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都属于大篆。商周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且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该时期的文字具有很强烈的图画性，线条自然，随体诘屈，字形多变。

西周时期，出于实用和审美的需要，人们常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青铜器中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因此被称为钟鼎文，又叫金文。其内容是关于当时祭典、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与甲骨文相比，金文仍具有图画色彩，且异体字较多、字形讹变严重。

战国时代，汉字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东周王朝的中央集权几乎丧失殆尽，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各国的文字在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上都有许多差异。此外，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字在这一时期比较普及，除青铜器上的金文外，陶文、简帛文、货币文、玺印文等也大量出现。

2、小篆：许慎《说文?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曾采纳李斯等人的意见，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据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所讲，小篆并不是由籀文省改制定出一套文字，而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但李斯等人的确为小篆的形成做出很大贡献。小篆的字形进一步趋于规整匀称，象形程度降低，更加规范汉字结构和汉字笔画、统一了汉字书写风格。无论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还是小篆，都还具有图画色彩，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刘又辛先生这一阶段为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

3、隶书：在秦系文字的俗体里，用方折的笔画改变正规篆文的圆转笔画的风气颇为流行，有些字具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隶书到了汉代成了正规的字体，就是所谓今隶，也叫汉隶。由篆文变为隶书是汉字形体演变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隶书解散篆体，改曲为直。不再顾及象形原则，把古文字“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变为平直的笔画。隶书笔画带有波势挑法，形成了一套由点、横、竖、撇、捺构成的笔画系统。汉隶的产生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4、楷书：隶书之后，汉字形体虽出现了由古隶草化而来的草书、行书和复归端庄的楷书，这只是汉字不断简化和符号化的结果，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刘又辛先生认为这一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汉字经历了由图画性表意文字到符号性意音文字的演变。汉字形体的发展历程，简化是总的趋势。

二、历史中重要的汉字规范行动

汉字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虽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但文字靠自身却不能形成内部的系统性，历史中两次重大的汉字改革对汉字发展规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秦朝的“书同文”运动：秦朝整理规范文字，以期在文化领域内适应政治上的大一统。秦朝的“书同文”运动，显示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与重大举措。首先，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都有秦朝严酷的法律作保障。其次，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将这一系列字书作为社会用字的规范。再次，秦始皇巡行天下在各处刻石记功，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铸刻在权量上颁行全国各地。这些文字成为当时文字使用的样板。

“书同文”运动结束了战国时期文字使用混乱的状况。虽然秦朝统治者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规范文字、促进文字健康发展的作用。同时对其后历代的文字规范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不过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统治时间不长，秦朝疆域又空前辽阔，加之又没有学校教育加以推广普及，所以“书同文”运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2、建国初的汉字简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对汉字评价的主流思想仍然是承袭前人的“汉字革命论”的传统，认为汉字繁难，不易学会、掌握，妨碍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汉字改革综合了前30年的经验，落实了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行简化汉字的三大政策。制订出了《汉字简化总表》，积极推行简化字。简化汉字是汉字自汉代隶书、楷书正式定型后约两千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改进。这种改进的前提是不改变汉字整体形态风格，对结构繁难和笔画过多的汉字进行简化，目的是使汉字在书写使用时更为便捷，更易掌握。

三、汉字演变应遵循汉字的自身演变与人为规范相结合的原则

1、应约定俗成 深得民心：文化的发展变化受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制约，汉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因此也会随之变化，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汉字结构系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变化，当秦丞相李斯奉命整理统一文字，这是一次人为促进汉字演变的行为，短时期内小篆被推广，六国文字退出历史舞台，但后来小篆并没有长久坐在汉字王国的宝座，而是像创造它的人们一样，消逝在历史之中，相反，由人民大众创造的隶书迅速赢得民心，成为汉字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汉字改革依托于用字群体，更服务于用字群体，没有群众的支持和传承，何谈改革？汉字改革应当考虑它的实用性和人们大众的可接受程度。

第4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设计创意 文化 汉字 艺术

设计活动本身是一种将抽象的设计理念转换成具体产品实体的过程,而文化是这整个活动(设计师的创造活动,产品实体的表现形式,观者的感受)的传承者,或者说设计是文化与产品的沟通者。设计就是设计师与产品的使用者和观赏者的沟通元素。

人类文化的发展经过了金字塔式的听说阶段,圆心结构的书写阶段,今天的文化是一种球体网状的无中心结构,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

中国是有着璀璨文明史和众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繁衍融合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些支流汇集而成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丰富的传统文化特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特色元素非常丰富。而在这些众多的特色元素里,汉字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

中国的汉字与埃及的圣书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共同记录了人类古文明的痕迹。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唯有中国的汉字生生不息,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汉字是象形文字,但实质上象形字在汉字中只占不到10%,但剩余的90%的汉字都是由这10%的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汉字的起源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有各式各样的传说解释它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传说讲述了黄帝手下一位名叫仓颉的史官如何观察飞禽走兽的足迹。当他注意到每个动物的足迹都不同,而且具有可分辨性时,受到了启发,于是他把每个物体画成画,并简化了线条的数量。这就是最早出现的被汉朝语言学家许慎称之为的象形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三千余年来,汉字的书写方式变化不大,使得后人得以阅读古文而不生窒碍。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汉字只是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然而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认为,汉字背后潜伏着先人的智慧和情感甚至本能,汉字最初的字形和现在的字义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汉字的设计思想是既高妙又单纯的,汉字的结构方式也是丰富无比、无穷无尽且有法度可寻的。

汉字是一座恢弘的历史博物馆,它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大大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汉字成为中国历史的真实而又丰繁的镜像。几乎每一个古汉字都可以从字形、字音、字义、字能解读一部分文化史。拿甲骨文来说,它虽然只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辞,但从占卜这一个窗口,大至祭祀、征伐,小至牙痛、耳鸣,都可以观察到:论天文,卜辞中有最早的日食记载;论农事,卜辞中有各种农作物资料;论田猎,卜辞中有当时中原地区种种野生动物的形象;论社会史,卜辞中有殷商时复杂的身份性称谓。在汉字与服饰文化的关系中,汉字的造字形体在头衣、体衣、足衣中有着充分的表现,如冠、胄、裙、裘、衰、履等字的象形字。在汉字与饮食文化中,从烹饪与饮食方面来看,汉字起着重要的传承与记录作用。如六畜古时指马、牛、羊、鸡、犬、猪,六膳古时指牛、羊、鸡、犬、猪、鱼。古时主要粮食为黍、稻、麦、菽等,而主要蔬菜是菘、葵、芹。饪法有炮、燔、炙、蒸等,而烹具则有杯、盏、尊、爵、殇等。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不仅记录着造字时代存在过的某些事物,而且记录着当时人们如何透过这些事物去表达某种含义的思维方式。

从平面设计来讲,汉字无疑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设计。它以最为简单的设计元素,运用最丰富而复杂的设计手段,设计出了一件又一件恒定而单纯的“产品”,并使这些产品的内涵无比丰富、构架无比完美、用途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同时,又使这些设计出来的“单元产品”具有无穷的联结方式,具有开放而递增的同构能力,具有对发展变化着的不同条件下的无限适应性。它是由只供平面设计用的点和线这样的造型元素,通过平面设计的结构原理和手段,按照人类社会某种共识的理念设计出来的。我们说汉字是出点线构成的记录人类理念的平面设计,是供书写或类似方式处理的视觉信息符号。几千年来汉字发展选择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汉字的设计思想揭示了平面设计的逻辑本质,并将其逻辑方式发展到与人类的活动能作最广泛完美的联络。

通过对平面造型产品――汉字的研究,现代的设计仍可以从汉字的设计思想中的得到借鉴和启发:1.对节奏和韵律的表现,通过对笔画结构的重复,扭曲,产生流畅的线条,形成了字体视觉造型上的节奏和律动。2.对称和平衡美的表现,体现了视觉上的均衡和完美。3.直线和弧线的对比表现,交相呼应,较好的突出了对比变化。4.汉字的造型思想与现代的标志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发掘汉字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积淀,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有着广泛的前途。除了标志设计,无论是装饰、书籍、招贴、广告还是环境艺术设计,都应当充分发掘汉字中包含的中国哲学,从事设计工作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和修养,让抽象的汉字艺术在现代设计中产生更大的魅力。

汉字文明是由汉字派生出来的众多相关产业,并制造出众多的文化产品市场,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经贸出口大国,贸易额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国。随着由汉字文明所产生众多产业产品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世界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就在无形之中,将中华的汉字文明随着汉字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而广泛的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物。汉字文化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汉字文化事业的培育与发展。

众多的以汉字书写的文明,是对于中国人的造就,也许在明天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与辉煌,汉字那平面设计中所包含的精髓,也许正值得每一个设计师学习、继承与探索。我们永远为汉字设计而感神圣与自豪。

参考文献:

[1]柯可:《文化产业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4月

[2](美)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孙维等译,新华出版社

第5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仓颉是传说中汉字的创始人。仓颉创造的鸟迹文字，结束了远古结绳记事的历史。关于仓颉造字的经历与仓颉本人，还流传着很多美丽神奇的传说，其中一部分已经不可考，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仓颉为汉字的创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在汉字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传奇的一笔。“汉字统一者”秦始皇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非常混乱，大大影响政治法令的推行、经济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传播。秦始皇在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书同文”，即统一文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比较彻底的汉字规范运动，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字理论家”许慎

许慎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他于公元100年所著《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是研究汉字的经典著作。“汉字推广家”蔡伦

汉和帝时，蔡伦入宫做皇帝的侍从，后来升任尚方令，负责管理皇室工厂、监造。当时，书籍或是用沉重的竹子制成，或使用昂贵的丝绸书写。公元105年，蔡伦在洛阳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为原料制成的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从此，纸便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这对于汉字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字艺术家”王羲之

第6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汉语思维；中国现代文学；内在影响

近年来，在我国的文学界中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汉语关系的研究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并且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显著。在这一过程中，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却一直受到忽视，研究的成果甚微。对此现象，要大力的开展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要能够理解汉语是否具有独特性的问题，并且汉语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也需要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要深刻的探究汉语思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并且要分析在外来文化对汉语思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本文主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 汉语思维具有独特性

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的语言具有差异和独特的性质。历史中各样的现象都能够表明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所在，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汉语无论是历史发展时期的古文还是现代的文字，它的独特性是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历史上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次还有巴比伦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使用的图画文字。这个时候汉语的独特性就得到了凸显，在大部分的民族在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都处于拼音文字时期，汉字却展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表达方式，注音文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历史的发展时期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实现了保存。中国的文字相对与西方国家来说，在视觉体验上就具有优势，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方块字。正因如此汉字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汉字独特性和汉语思维的关系

中国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的表达形式，在表现方式上中国语言属于形象语言，而西方的语言就是展现声音的语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表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具象更容易被接受，这样就巩固了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地位。

汉语思维主要是指思维的具体方式和思维产生的具体影响两个方面，思维方式和思维影响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汉语思维注重整体的观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思维方式，在认识和理解的方面具有综合性、灵活性的特点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中，语言思维并不是决定一切基础，但是其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印度和中国具有整体上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汉语思维形式的不同，印度形成了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宗教，而中国由于象形文字的方式出现了诗歌中简化的佛教思想。

近年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汉语思维依然保存自身的独特性，从根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从传统的意义来说，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来说，汉语思维即使表面上发生了改变其本质也不会改变。汉语思维的方式一致是传统和现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M行创新的同时是给予了传统新的意义，而不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汉语思维和西语思维的碰撞，是中国文化本质和西方变相的联系。汉语思维对人类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或许深刻或许浅薄，但是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依然是基础的地位。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汉语思维的方式会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基本的形式不会改变。

3 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首先汉语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要关注传统的汉语思维的研究，避免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现代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在西方思维中会进行汉语思维的渗透。在进行西方渗透意识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当汉语思维、文化与西方所传播的自由、解放等思想相遇时，中国现代作家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比如在描写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的思想和性格的解放路程都困难重重，这就是汉语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在面对西方意识的渗透时，会得到与历史思维方式相互碰撞的表达方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渲染时，其自身的传统没有被改变。

4 总结

综上所诉，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持之以恒的活力源泉，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时做出适合的判断和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面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汉语思维能够将西语思维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

第7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汉字;书法教育;人文素养

书法在迅速发展的今天，其实用价值渐渐淡化，仅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书法的艺术性充分体现出书法文化深刻的内涵和生命力，以及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普及书法教育，可以唤起全体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感。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学生虽然对书写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书法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华文化、人文历史等知之甚少。这充分反映出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上的不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人文精神的养成。因此，书法教育必须适时地渗透相关的人文内涵，让学生在书写中感知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一、认识汉字历史

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书法教育必须建立在对汉字历史认知的基础上。书法课可向学生介绍汉字起源、发展的相关历史内容，如，介绍原始社会时期陶器上的彩绘符号，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悠久与深奥。教师可以从汉字构字规律入手，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字，阐述文字所具有的特定含义，让学生了解汉字远古的历史韵味，以提升学生对汉字的解读能力与书写兴趣。如，“贝”在甲骨文里是实物的正面刻画，“马”在小篆中是实物的侧面形象，“戍”表示人的一只手扛着戈守卫，等等。这样，学生可以从中感受汉字的魅力，体味汉字历史的久远。将汉字的历史融入书法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对汉字的崇敬和对书法的喜爱。

二、激发书写兴趣

书写汉字贵在熟悉汉字的空间布局与书写时手、眼、心、力、神的到位。一些学生往往在书写时下笔变形，因而出现浮躁、随意和心急等情绪。为了消除这种状态，教师可以采取勉励和授法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的书写兴趣。勉励，即鼓励学生。学习书法要持之以恒，教师可以介绍王羲之临池学书的经历、王献之与十八缸水的故事以及康熙求字习字的典故等，强调勤学苦练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学书当心静勤勉、持之以恒。授法，即传授书写方法，使学生能够据法学书，不入歧途。如，采用偏旁形象附会法，构建一个必要的书写体系。以点为例，直点称为“一手遮天”，右点称为“胳膊弯肘”，左点称为“麋鹿犄角”等，用人的肢体语言或其他动植物的部分特征命名各式各样的点，把枯燥乏味、静态无声的点赋予了生命的意义。通过这样的定位练习，学生在写字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感受书法魅力

书法蕴含丰富的人文情趣，它是展示书写者情操的载体。学生往往只注重书写性而忽视了书法的抒情性。汉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书法历来强调“字如其人，人如其字”。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与主观意识受所处时代特殊性的影响，他们难以感受古代书法的艺术魅力。因此，首先要扩充有关书法的理论知识，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夯实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触发他们更深切地感受书法的魅力；其次要以历代名家的经典作品为例，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引导学生观赏，认识王羲之的飘逸、颜真卿的厚重、苏轼的逸趣，感受不同书法风格的魅力。书法蕴含深厚的人文内涵，它为书写者留下了丰富的欣赏、借鉴、提升、推崇的典范，而许多书法家因德才兼备、正气凛然，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古人历来强调“作字先做人，心正则笔正”，只有心正，方能字正。所以，人文素养的提高，有助于自身书法境界的提升。

四、强调书写个性

书法学习实际上是人与汉字的交流过程，是书写者个性的表达过程。学生在书写时会不断感受到汉字的熏陶，其优美的形体使人感到精神的愉悦。不同的书法风格是不同个性表达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需要书写者将自身的情感力量与认知力量结合起来，以形成鲜明的书写个性。个性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书体认知，包括演变历史、结构特征等。如，甲骨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等字体。不同书体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因此，书体的认知是个性形成的前提。二是书法风格的把握，意味着需要对历代书家风格、不同书体风格进行比较，从而对书法风格形成整体的认识。教师要鼓励学生自觉了解书法史，而钻研书体非常必要，因为这对学生的书体与书法风格的选择起着关键的作用。学生选定一种字体，往往是与这种字体所代表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往往因为对这种字体的喜好而去了解、研读有关这种书体的历史。从这一点上看，书写个性的养成离不开书体的选择和风格的把握。书法教育通过汉字教育、兴趣培养、书法品鉴、个性强调等手段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今后性格的形成、志向的选择、思想境界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第8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汉字教学； 赋予理性； 实践方法； 有效对策

汉字数量大，笔划多，结构复杂，构形烦琐，音节又富于变化，因而，它给识字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就其形体而言，不仅造字之初有其独特的有理性，随着汉字的演化，人们意识的改变，还能赋予其构形以新的理性，这又是汉字的长处。进而，可以利用汉字在增加一定识字量的教学中为语文思维训练服务，使学生能从字里行间中想象出字义来，从字形里联想些事物来。这种巧借语文扩大识字量教学环节，向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相得益彰，一箭双雕。

一、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的决定因素

这种决定因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有两种因素还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即汉字创造的构形和汉字发展的时代性。

汉字构形是有理性的。文字学家殷焕先在他的《汉字三论》一书中说：“文字构形的有理性是图画性格在文字系统里的遗留，‘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遗留势力，一直在这个文字系统里脉动着，从甲骨文到简化字。这个系统的文字一直沿着‘目治’的路线前进，即使是形声字，也不是完全的‘耳治’，它也还是在‘目治’的笼罩之中”。说明汉字构形的有理性在文字系统里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可作为汉字构形的有理性的最恰当注脚。（涉）两足跨水之形，表示趟水过河的意思；（秉）手拿着一株禾苗；（监）人的眼睛俯视皿中之水，照镜子的意思；现代汉语有“监视”一词可作为旁证；（寇）意思是手持器械进屋袭击人，这些均自甲文和金文及小篆的构形中分析出来的有理性。今天的汉字形体，据其三位一体的特点也可同样赋予它一个自圆其说的理性。比如：“明”字里“日”和“月”均有明亮之属性，故解为“日月为明”；还有“小土为尘”、“不上不下为卡”、“上小下大为尖”等。又有人曾对“射”和“矮”二字提出质疑：为什么寸身不是“矮”，委矢不是“射”？不能说这种质疑毫无道理，这反映出对汉字构形的理性有不同的要求。

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汉字构形的主观认识就会不同。在远古盛行一种抢婚制度，“妻”字构形就足能反映，即从“女”从“又”的有理性，是动手抢女作妻。后来，抢婚制度消亡了，“妻”字与抢婚制度的联系中断了，于是就给“又”找了另外“婆家”，把它又同家务劳动联系了起来。《说文解字》明确记载，“武”字，金文解为“扛戈进军”，春秋战国时解为“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力制止战争方为武。对“武”字构形理性的不同理解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武德观念所决定的。由此可见，时代也是赋予汉字构形理性的决定因素。

二、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的理论依据

（一）索绪尔的共时性理论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强调“共时性比历时性更重要，因为对于说话的群众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和唯一现实的。这对于语言学家来说也同样正确的，假如他只注意历时的情景，他所看到的绝不是语言，而仅仅是它的现象变化的序列”。汉字也是这样，因为它的基础是语言。汉字的演化、发展是它的历时性；汉字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则是它的共时性。其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概念人们并不生疏。张志公先生说：“从语汇历史发展角度看，多义词词义可以分为基本义和派生义；从一个历史时期内使用语汇的角度看，多义词词义可以分为主要义和次要义”。这种对词义种类的划分，就是根据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论。基本义和派生义是从语汇历史发展的角度（历时性）划分出来的；主要义和次要义是从语汇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使用的静止状态（共时性）划分的。说明索绪尔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理论早已被人们不知不觉地潜移运用于很多学术研究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研究任何学术问题都必须有相关的理论指导，形成一个科学体系。现代汉字有其独特的形体系统，说解汉字构形理性也可以借用“共时性”理论，不拘谨于字源，而着眼于简体的构形和会意。以“间”字为例，小篆作从“门”从“月”。徐锴加以申说：“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到了现代，“间”字从“门”从“日”，其构形的理性就说解为“日光入门”。据文载道，过去四川大学有个宿舍，其邻近有薛涛墓，于是，被称为“涛邻村”。后来，人们不知此名的由来，误以为是“桃林村”。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若有人再写成“涛邻村”，人们还会认为是写别字了。这应该说，具有“共时性”的“桃林村”对于后来不知其名的人们来说，已是正字了。

（二）殷焕先提倡新说文解字的观点

殷老在《汉字三论》中提出了重新赋予汉字构形的理性和新说文解字的观点与索绪尔的共时性理论具有一致性。有位老师请教殷老，说他用“丰衣足食是裕字”来教“裕”字的构形，能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效果还好。不过“丰衣足食”是不得已“胡编”出来的，无当于字源。象这样的“穷想办法”来教学是否可以？殷老干脆地回答“可以”！其实，前人早已这样做了。孔子的“一贯三为王”就是一例。当代特级教师斯霞告诉学生“合手为拿”、“一盖在火上为灭”等，为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开了先例。

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曾有人担心过，这不是“胡编”吗？诚然，它是特定时代赋予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小篆有其构形体系，其中很多字无当于字源。甲文金文也有其独特的构形体系，其中也同样有很多无当于字源的。难道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汉字说解如果与该字的原始构形不相符，那么，就不作具体分析地说是“胡编”出来的吗？说明在今天的识字教学中有些汉字是可以作出新的说解的，况且又利于语文思维训练的教学。凡有利于识字教学的说解可以大力提倡，不必拒绝，并借此或有意去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立体思维能力，还要形成常规和周期。

三、前人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的实践成果

清代文字学研究专家王筠根据汉字楷书和篆文的关系，从许慎《说文解字》中摘录两千多字，将楷书和篆文并列。他从文字结构入手，依照许氏说解，又加以申说，编撰了《文字蒙求》一书，是当时帮助学生识篆用的教本。其各字编排并不按《说文解字》的体系，而是从文字构造的基础出发，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卷。对各字的诠释，有的是个人研究所得，有的是借鉴他人成说。在当时，既是教学生识字的好教材，又是对研究说文和有关说文注本的参考书。在自序里有这样的话：“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这对目前识字教学，切中时弊，启发很大。应积极鼓励专家和教师科学地创造出为现代新课改识字教学和语文思维训练教学服务的《新文字蒙求》来。

四、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的要求和方法

其要求着眼于两点：首先，在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时要合乎道理，符合一定逻辑。否则，就不能令学生信服，自然影响教学效果。以“恸”字为例，可说解为“动心般的悲痛”。这是否有道理呢？《辞海》诠释“恸”义是“极悲哀的意思”。“悲哀”与“痛”义近，“极”与“动心般”皆指悲痛的程度。故“动心（形）般的悲痛（音、义）”，自圆其说，且“恸”的形、音、义均说解的通俗、明了、生动、形象、真切。诸如“不用为甭”、“二木为林”、“不好为孬”、“山石为岩”、“出米为粜”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和逻辑性，易被学生所接受，还能激发学生思维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获益匪浅。其次，在赋予汉字构形以新的理性时，还要简约、通俗、易懂、易记。应顾及学情和理解水平，否则，不但不买你的帐，相反给学生带来额外负担了，故应说解得简而赅，易而懂。如“回”字可从结构上说解为“大口套小口”，“雀”字可说解为“小鸟”，“掰”字可说解为“手分手”，“晶”字可说解为“三日亮晶晶”等。如此，既容易使学生记忆，便于学生理解，又使学生富于联想和想象。训练思维，水到渠成。

第9篇：汉字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汉字 日本 日语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语言文化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汉字是汉民族的“自源”字，有着悠久的历史。汉字的使用，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同时，汉字也为日本文字之根。有了汉字，才有今天的日本文字。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通篇都使用汉字写成的。现代，日语规范的表记方式虽已演变成汉字与假名共用的形式，但从宪法，政府命令到学校的教科书，报纸和包括幼儿读物在内的各类书籍以至商务合同，国民的一般信件都离不开汉字。一种异族的文字能在日本民族中流传上千年，而且经久不衰，彻底渗透到日本的历史，整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以及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不仅充分表现了汉字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表现出日本民族善于学习的精神。

一、日语与汉语的渊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古代，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固定的文字。

三世纪左右，汉字经朝鲜传入日本。

大约在4世纪左右，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国内的统治，开始积极地吸收中国文化。从中国去的“归化人”把大陆的知识、技术不断地带入日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和朝廷的一部分贵族开始使用汉字。

在五、六世纪前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的大和时代后期及奈良时代，吴音从中国南方的吴地方（江浙一带）经由海路或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佛教方面的词汇居多，据说主要是由于佛教僧侣传教带过去的，有些生活用语同时带了过去。

七世纪末到八世纪末，即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和交流， 并通过儒教书籍和汉书书籍将许多汉字词汇传入日本，使得汉字在日本知识阶层中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并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国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假名是表音文字，出现在日本八世纪后半期的和歌集《万叶集》就是活用汉字的音与意的典型范例。《万叶集》又被称为“万叶假名”，它是借用汉字的一字一音表示日语中的每个音节。“万叶假名”笔画太多，写文章很不方便，大约在8世纪末9世纪中期（日本平安时代，中国唐文化盛行时期），知识分子开始对“万叶假名”进行整理和改造。他们把汉字的草体字和汉字的偏旁、部首分别进行简化，并通过这种方法把“万叶假名”最终简化成为一种新型的音节文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样，利用汉字草书及偏旁部首创造的假名诞生了。这种表音文字标志着日本文字文化的，汉字型字母的创造也是汉字历史上的一次飞跃。

从汉字传入日本到日本假名的成熟大约经历了1千年的时间。假名最初只能注在汉字旁边，不能作为正式文字使用。10世纪起，开始流行汉字和片假名的混合体；到13世纪出现了汉字和平假名的混合体。从这时起，假名才成为正式文字的组成部分。明治三十三年，规定常用假名为47个，“浊音”和“半浊音”用附加符号“两点”和“小圈”表示，用小写的字母表示“促音”和“拗音”，并补充一个韵尾是鼻音的“拨音”字母。从此，日本从没有文字进入到表音，表意文字共同具有的时代，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别国好几世纪都难以逾越的道路。

日本人在引进汉字的同时，还自然地引进了当时中国的词汇、制度、技术、宗教等等。日本人毫不费力的把外国几个时代才创造形成的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东西来用，不能不说是一个捷径。日本人积极地使用汉字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学习别国先进的东西、吸收外来文明的意识。

二、日本汉字的改革历史

明治时代前后，日本开始吸收西方文化，接触西方文字。许多学者在研究了西方文字之后，感到了日本文字的不足，提出汉字难学难记，应该改革。当时虽有人主张废除汉子，改用假名或罗马字，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汉字应该改革，不能废除。于是，日本的汉字改革运动便从此开始了。

可是，汉字文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在日本深深扎下了根，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都是汉字载录的。另外，日本人的姓名都用汉字，包括天皇在内祖宗的名字也都是汉子，因此，若是废除了汉字，岂不割断了历史。

改革运动中，压缩限制汉字的使用数量显得最为突出。从1923年到1981年，日本政府规定的常用汉字的字数分别为1962字1850字1945字。从此可以看出，日本在限制汉字方面的进展不大，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字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一百字。

对汉字的压缩和限制，日本政府虽花了不少力量，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似乎可以认为：在汉字文化圈，压缩汉字是很困难的，要废除就更不容易了，由此可见汉字在日本的地位。当时的文字审议委员会委员山本有三先生曾这样说过：“如果日本文字中去除了有魅力的汉字，日语也就失去了魅力。”

三、现代日语中的常用汉字

日本现行《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约占我国常用汉字的三分之二，且其中多数形同义同。这不论对学习日语的中国人，还是对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来说，无疑都是便利因素，在读写方面尤为突出。

现代日语常用汉字多数是繁体字。在汉字的改革方面，日本的做法重点在压缩汉字的字数，中国主要是减少汉字的笔画，与我国相比，日本现在仍大量使用繁体字。

由于某些历史的及社会习俗方面的原因，中日两国简化出来的字形相同者少，相异者多。简化后字形完全相同的，只有旧、学、区、寿等85个；简化后字形相近、大同小异的，如：团―狻⑶俊、变―涞龋徊钜旌艽蟮模如：佛―、龙―o、假―、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