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 影响因素 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袁州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加强。全区共有乡镇22个，村民委员会282个，截止2006年，通汽车的村有275个，通自来水的村122个，通电的村275个，通电话的村259个，通广播的村131个。但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袁州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滞后。如村庄道路硬化比例少，住房建设缺乏规划，农田水利设施常年失修，还有少数村庄不通电，等等。袁州区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传统的农业区，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实现农村小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之一，是一项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合力。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提高政府威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每一个村民，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后世，得民心、顺民意的人心工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迫切希望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的质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又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它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过程中，干部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又可以赢得群众的好评，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而农村大市场的形成,一靠增加农民收入，二靠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近年来，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一提到开拓农村市场,大家就把眼睛盯在了农民对冰箱、电视、电话等家用电器的需求上。当然，这些也是农村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于道路、住房、自来水、取暖、烧饭等问题的关心和追求比起对家用电器的需求来说更重要，也更迫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本地区投资需求的增长，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措施。
袁州区农业基础相对脆弱，主要是指农业的基础设施在总体上还很薄弱，少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才能为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
二、影响当前袁州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
（一）广大农户经济能力有限，且缺乏投资热情。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大，且投资回报的周期长，相当部分的投资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得到回收补偿。因此，投资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对单个农户来讲，由于经营规模小，资金积累能力弱，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投资所需资金。如2006年，袁州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489元，但扣除生活消费支出后所剩无几。
近年来，袁州区农民家庭收入来源趋向多元化，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2005年，农村住户人均现金收入4490.97元，其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仅为1835.70元，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长。农田基本建设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小，小规模农户对农田基本建设的兴趣淡化。还有一些非农收入丰厚且稳定的家庭，干脆让土地抛荒。在人均土地资源较多的乡镇，或是没有外出劳力的家庭，尽管农田基本建设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大，但由于农产品价格连续多年走低，成本居高不下，农业所占收入少，同样对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缺乏足够的动力。这两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扬，但增加的利润大部分为流通环节所消耗，农民所得实惠有限，多数农户还是觉得从事农业产业收入偏低，不如外出务工，因而不愿对农田基本建设加大投入。特别对超出自身受益范围的农田基本建设多有抵触情绪，认为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组织、协作工作难以进行。
水利、道路、学校等农村基础设施既有公共性，又有利益的不对称性。在具体建设实施过程中，劳动力的抽调、任务的分配、资金的分担很难做到绝对公正。乡与乡、村与村、农户与农户之间存在相互推诿、观望的现象，把农民组织起来矛盾多多，困难重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甚至有部分农村家庭举家外出，这给农村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带来极大困难。2006年，袁州区乡村从业人员345261人（全区户籍人口共100.96万，其中劳动力413043人），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205405人，其他都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非农产业，外出离乡从业人员93358人，占乡村从业人员比例达27％。既便对于无法投工投劳的农户允许其以资代劳，款项的收取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有的公益项目即使村民大会通过，也因难以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迟迟不得动工。在近两年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充分发挥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农村公益事业采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来解决。但由于农民的承受能力有限，经济实力存在差异，村级组织要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筹资筹劳也很困难。
（三）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影响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从1983年在全国推行乡镇政府、建立乡镇财政以后，为实现对农业生产提供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目的，乡镇政府通过收取乡统筹、乡镇道路建设费和集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及利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方式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修道路、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非财政筹资方式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农业生产能力有了提高，为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面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乡镇道路建设费也随之取消，乡镇道路建设资金要求列入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可通过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方式来解决，同时改革了村提留征收办法。这些政策的改变，使乡镇财政出现了缺口，大部分乡镇财政难以为继，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又与农业基础设施实际所需资金相去甚远。在人员经费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下，乡镇要挤出一块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太现实。
（四）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
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从立项到实施往往是由各级政府官员决策的，而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预算最大化”成为其效用函数。因而决策很难使政府官员的偏好与农民的偏好相一致,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损失。同时农民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各级政府必然会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提供反映自身偏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主导的政策决策容易导致符合官员偏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过剩，而农民迫切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供给不足。
此外，现阶段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希望利用实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早日脱贫，这造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存在一定的扭曲。如一些贫困地区的建设支出“急功近利”，缺乏统筹规划，结构优化意识较差，往往热衷于投资新建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量项目；改田不改土，治水不治山；重田轻路或重路轻田；重生产设施轻流通设施；忽视节水节能工程和环保生态工程；忽视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等等。这种不合理性需要用公共财政的规范加以约束,从而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三、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之一，是一项涉及到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氛围和合力，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新机制。
1.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发展战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农村总体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以及适当的财政投入等方面。按照中央要求，要将财政性建设资金向农村倾斜，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政府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变。各级政府要按照“三个高于”“三个加快”的要求，自觉转变管理和服务职能，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把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把掌握着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项目、增加资金投入时都要向农村倾斜。
2.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投入机制。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政府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和领导。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时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必然要走投入主体多元化、建设和营运社会化之路，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和领导，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村民和投入主体的全局意识、协作意识和发展意识；二是科学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坚持统筹兼顾，不管是水利、农田、道路项目，还是教育、文化、卫生项目，都要注意配套性、可行性和发展性。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建设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防止重复建设、盲目改造，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协调。综合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利益等手段，搞好协调，形成合力；四是加强资金管理。对财政下拨资金、公共设施营运收益，要实行专户管理，做到专款专用，防止挪用。同时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增加透明度，增强干群之间、投入主体之间的信赖度、依存度，促进共同发展。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实效。
中央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时，已充分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明确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袁州区也同样存在发展差异，发达村镇和欠发达村镇之间差距明显。因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要立足于本地实际，不搞一刀切，设置有差别的指标和时间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科学民主决策。要从解决农民需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方面入手，每年重点抓好几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事工程，逐年分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象工程，要让农民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真正得到实惠，力争早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官锡强.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J］.学术论坛,2006，（9）:109－112.
第2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 经济法理论基础 整体经济效益 制度创建
1对学界探索经济法理论基础的评判
学界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摸索是伴随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开展的。早些时候，我国经济法学界在调研经济法构成的本源时，多在经济法构成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并提出“市场失灵说”，以为：在传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机制、竞争机制、价钱机制等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石，资源配置借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来完成。但是，它会呈现“失灵”状态，首要表此刻：自由竞争发展到必然水平就会构成把持，而把持则会抹杀竞争；宏观经济一旦呈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明显不平衡，就可能致使经济危机。如许，就需要借“国家之手”加以管控。而是以呈现的法律空缺又必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来弥补，这类新的法律形式便是经济法。这一“市场失灵说”，曾被经济法学界有意无意地看成经济法理论基础。后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市场失灵”仅仅是经济法的经济基础，经济法还应当有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等。近期，有的学者更直接表述：“无论作为法律部门，抑或法学学科，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其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为现实基础，即客观基础；二为理论基础，即主观基础。作为直接反应经济生活的一种上层建筑形态，经济法具备普遍而坚固的实际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对此已越发构成共鸣”。这里已明显将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客观基础而与理论基础区别开来。
诚然，这类将客观基础与理论基础区分开来是准确的，可是，还不可以作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首先，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客观基础是不适合作为法的理论基础的。因为，任何部门法的理论基础都应当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即对应其自身特有的法权，只有这样，部门法所规定的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才能够得以最终归属，部门法以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体系受到这种“归属”的支撑才能够形成，由此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才能够成立；其次，客观基础尤其是经济基础，可以并且可以作为全部社会科学学科的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足以证实这一点），因而无法尤其针对部门法来做基础；另外，顾名思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只能是部门法的客观基础，它反映的是部门法形成和发展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客观背景，还不是理论，因而与理论基础的涵义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作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是理论基础。作为理论基础，一是要构成理论；二是这一理论应当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即以经济法主体的职权和权利义务为内在要素，使经济法所规定的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能够得以最终归属，其内容的体系受到这种“归属”的支撑得以形成；三是可以尤其针对经济法来做基础，即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和社会法等区分开来。
2构建区域经济法制度框架的设想
法的系统是与法造成的基础和法的主要任务相适应的。打造地区经济法的规定框架，必需与地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理论依据、政策目的和主耍使命相一致，必需反应经济法和地区经济关系的特征，必需以地区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为规模来肯定。地区经济法是调控地区调控经济关系和地区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法律规章体系，本质上属于经济法的范围。经济法系统一样平常由“一体两翼”三大块组成，即由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部门组成。
经济法主体的市场行动和市场监管行动都必须遵照国家市场规制法的束缚。与此同时，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尤其法律规定，地区市场规制法规定的主要内容还应包含：（1）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借市场培养法律制度规划来建立地区一体化市场，这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前提。（2）为缓解区域内各政府间存在的为实行市场规制法而呈现的立法、法律与司法上的相互牵制，理应成立区域内的市场规制法调和规定。（3）域内政府经济协作条约规定。这是经济法中经济合同规定在地区经济法中的详细落实。（4）域内技术交流与互助规定。（5）域内地皮、资本、能源互助开发利用规定。（6） 一流设备、运输通道基础设施等互助开发利用规定。区域生态环境共建与保护制度。要实现地区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这就起首必要按照地区发展特征、资本状态借立异立法的规定平台建立，打造出一个适合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良法律情况。现在，良多经济地区连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律例、规定，在地区法律规定安本领迈出了坚固的一步，这些立法收获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打下了优良的规定平台。
3结论
本文得出的开端结论是：中国地区经济法造成、存在和发展具备客观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对保障和增进各经济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安妥加速西部大开发，更好更快增加我国综合国力，具备重要意义。打造地区经济法必须坚持中国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应从地区经济法的主体规定、地区市场规制法规定、地区调控法规定、地区经济法的责任规定等多方面打造地区经济法的规定框架。调研打造地区经济法的框架系统，增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法制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系统工程，现在这类调研起步没多久。地区经济法作为经济法调研的新领域、新课题，理应像昔时调研涉外经济法和特区经济法同样，加强调研，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法学调研的又一特性。
参考文献
[1]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5条第2款.
第3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49
[中图分类号] F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3- 0088- 03
1 问题的提出
《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显示：实施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西部地区GDP由1998年的14 647.3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 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10年。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不少的研究表明，TFP（全要素生产率） 是中国西部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我国各区域要素投入差异在近年来有收敛的趋势，TFP未来将成为决定地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影响西部地区TFP的因素又有哪些呢？西部大开发战略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个则是通过政策手段提高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和FDI的引进吸收等。本文从基础设施这个角度，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西部地区TFP的影响。
国外学者Romer（1986） 、Lucas（1988）和Barro（1990）等人通过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支持了基础设施存在对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一些研究也从实证的角度发现基础设施存在对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但是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并不明显。
国内研究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逐渐增多，其中，刘生龙、胡鞍钢（2010），刘秉镰（ 2010），符安平 （2011）等学者较深入地研究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但鲜见单独研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文献，由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开放程度、资本积累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研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基础设施溢出效应
2.1 模型构建
我们运用生产函数法来构造一个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Hulten et al（2006）认为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一种途径是基础设施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途径是基础设施通过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借鉴了他的思想，构造了如下总量生产函数：
Y=A（I，t）F（K，L，I）（2-1）
式中，Y 是总产出，L是劳动投入，K 是非基础设施的物质资本，I 是基础设施资本。A（I，t）是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效率函数，它允许规模报酬可变，即生产边界能够外生的移动，当生产函数会向外移动时为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为规模报酬递减。从总量生产函数公式不难看出，基础设施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总产出增长：一方面作为投入要素直接促进了总产出增长，体现在式中F（K，L，I）这一项；另一方面通过溢出效应，间接促进总产出增长，体现在A（I，t）这一项。我们重点关注的是A（I，t），因为它反映了本文所要验证的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
关于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我们可以从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中找到其理论根据。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降低了运输成本和存货成本，改善市场的通达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加快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促进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 Hulten et al（2006），我们假定式（2-1）中希克斯中性技术效率项及其组成部分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因此（2-1）式可以变为如下形式：
Yi，t=Aie■I■■Fi（Ki，t，Li，t，Ii，t）（2-2）
在式（2-2）中，t代表年份，i代表地区，γ就是我们要检验的参数，它反映了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出于简化的考虑，假定γ是个时常变量，但是具有个体效应，以反映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差异。由于 TFP 的计算公式是：
TFPi，t=Aie■I■■（2-3）
将其对数化后就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lnTFPi，t=ln Ai+λi t+γi ln Ii，t（2-4）
式中，γ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参数，它反映的是基础设施的外部性。为了估计γ，我们首先需要测算TFP。
2.2 TFP的测算
本文使用了DEA-Malmquist 方法来测算我国西部各省区的1990-2009年TFP 的增长。TFP 的测算需要3组数据：总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总产出使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且按照 1997 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资本存量使用以1997年为基期的西部各省资本存量；使用从业人数作为变量来替代劳动投入。使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DEAP 2.1，测算我国西部11个省份（不包括自治区）的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结果如表1所示。
3 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分析
3.1 模型、变量和数据
在Biehl（1991）中，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被定义为网络基础设施，而网络基础设施在World Bank（1994）中被归结为经济性基础设施，这三大基础设施网络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吸引资本和人才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基础设施网络的形成则使得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本文的实证模型主要建立在式（2-3）的基础之上，形式如下：
ln TFPi，t=α+βlnTFPi，t-1+？准lnXi，t+γi ln Ii，t+εi，t（3-1）
式中，lnTFP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了基础设施I和其它影响TFP变化的控制变量向量 X。我们通过TFP的一阶滞后项对初始条件TFP 的影响进行控制。将解释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变量I，包括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另一类是控制变量，即向量X中所包含的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由于使用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来度量核心变量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无法单独获取交通和邮电通信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使用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来衡量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也不够妥当，因此，分别采用交通里程数、邮电业务总量和能源消费来作为3种基础设施的变量。
3.2 回归结果及解释
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对建立的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2。
首先对全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在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对3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见表2。
表2的结果表明，在4种情况下，TFP的一阶滞后项都在1%水平显著；在对全变量进行回归时，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都在1%水平下显著，能源基础设施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源在1%水平下显著，政府支出和FDI均不显著；在分别对3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都在1%水平下显著，能源基础设施仍不显著。人力资源在1%水平下显著，政府支出和FDI仍均不显著。
表2的最后给出了GMM估计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诊断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过度识别约束的Sargan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矩条件有效；AR（1）均显著，AR（2）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水平残差自相关，因此估计是有效的。
估计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具体而言，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为0.121 4，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一点与之前的许多学者得到的实证结果一致，这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是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能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和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不高有关；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它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当前的技术进行生产，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我国的TFP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TFP的增长，本文的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FDI在4种回归中均不显著，这可能还是由于西部地区开放程度不够，FDI利用率低导致的。政府支出对TFP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政府管理效率不够高，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比例偏低。政府支出既包括了自身支出，如行政经费支出，也包括公共服务支出。理论上，政府支出有助于建立良好公共设施，如法治和产权保护制度，但是过多的政府支出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政府支出对TFP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使得我们难以判断政府支出规模是否合适。
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于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表现显著，能源基础设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能源利用率较低的缘故。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TFP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FDI和政府支出对TFP的影响并不显著。
4 政策建议
根据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为了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赶超东部发达地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1）确立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思路：一是加大投资建设规模；二是确立今后西部地区交通、水利投资重点， 适应西部经济的增长要求。
（2）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建立适度超前的规模标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既不能太快，造成资源的浪费，破坏环境；又不能太慢，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不断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3）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影响，“引进人才”仍然是今后西部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
（4）提高能源生产利用和生活利用的效率，推进能源污染的治理工作，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雷怀英.基于 DEA 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1）：50-54.
[2]曾洁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08.
[3]吴建楠，曹有挥，姚士谋.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分析[J]. 经济地理，2009，29（10）：1624-1628.
[4]娄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第4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摘 要 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差异是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政府加强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本文将通过数据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基础设施 中西部 地区差异
一、引言
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品牌、专利等全球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大量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水平是决定国家生产要素集聚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也成为各级政府促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区域差异特别是东西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基础设施在区域经济差异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经济转型时期,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的供给机制,重新审视和定位政府的作用,对提高我国经济要素集聚能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实际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者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基础“瓶颈”的困扰,由于民间力量有限,政府只能通过财政集中动员一部分资源,以加快基础“瓶颈”部门的发展。陈共(Cheng Gong,2007)年的研究中提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间内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基础设施的短缺长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比如能源特别是电力供应不足,供给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瓶颈”作用十分突出,至今仍然存在。
三、模型建立
建立模型,GDP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为电力、煤气及水(elec),交通运输仓储(tans),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hyg),教育、文化(edu)。分别对1998年及2008两年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各项主要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1998年的模型:Y=-403.569+5.842elec+22.217trans-15.746hyg+45.289edu
2008年的模型:Y=-3472.423-1.532elec+16.267trans+24.011hyg+61.688edu
模型分析如下:
1998年,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电力、煤气和水力设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DP会有5倍的增幅,同等条件下,交通运输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DP提高22倍,教育文化设施增加一个单位会让GDP增加45倍,而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设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DP降低15倍。
2008年,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交通运输仓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以及教育文化设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DP上升16、24和61倍。而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电力和煤气水力基础设施则GDP减少1.5倍。
对比两个模型的因素变化,10年内出现正负变化的是电力、煤气和水利设施,系数从5.842降至-1.532和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设施,系数从-15.74上升到24.01。交通设施和教育设施对GDP的影响10内一直是正,但有所不同的是交通设施对GDP的增幅缩小了6,而教育基础设施对GDP的影响提高了16。
纵观全局,1998年,交通、电力等硬件基础设施对GDP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交通和电力等核心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交通和电力为要素流动提供了条件,帮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并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指标,核心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巨大,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很强。而其中,交通设施的建设更是会对GDP产生22倍的影响,印证了“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经济的命脉”的道理。人文设施方面,教育对GDP的影响巨大,这表现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急切需求,教育基础设施的建立包括实验室,学习,研究所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这飞快的促进了发展,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同时,卫生体育事业和福利事业的完善在这可以理解为GDP消耗,即从生产和分配和环节来区分,卫生体育和福利事业属于分配环节更多,因为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一定规模前,发展卫生体育和福利事业会对GDP产生负影响。实际上,在十年前,国家的大型建设项目如三峡水力枢纽以及一些大范围的经济举措,都是靠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的资源来建设的,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福利事业指数的负效应。
2008年的模型中,电力、煤气和水利设施的指数从1998年的正指数变为负的指数,这说明电力煤气和水利设施对GDP在十年中呈负向变化,联系实际,在各地兴建电站和三峡、小浪底水力枢纽的顺利完工,中国的能源供给已经达到了产能过剩的境地,政府三令五申严把能源项目审批正是因此。可见产能过剩是对资源的浪费,GDP不升反降。而一直在影响GDP的卫生体育和福利事业从负向走向正向影响,这说明了社会正从重视效率转向注重公平,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层次,经济蛋糕做得足够大了,如何处理好分配问题将是一个大问题,分配问题处理好了,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娱乐健康的卫生体育事业和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则有利于GDP的增加,这不难理解。
与此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仍旧对GDP产生正相关,但是比于1998年则强度系数下降了不少,这表明交通的建立和完善仍旧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一些地区如珠三角、沪宁杭和京津塘地区,交通网络完善,但仍旧面临旧轨改高轨,低级公路升级为一级公路的挑战,实现产业转移的重任也要以次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新疆,安徽,江西,山西等地区仍就要完善基础公路和铁路建设,对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交通设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其对工业区位的影响下降,对要素流动的显著推动也随交通的完善而下降,可以预测,在未来的模型中,交通的系数会降到很低。
最后,教育文化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16,这表明在GDP的增长中科技、人力资源作为基本要素的贡献在10年中显著增加。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基所在,可见国家在近十年中对教育的重视增强了许多,同时教育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GDP的增长需要科技和人才力量的推动,这大大说明了科教兴国和的人才强国战略的正确性。
四、东、中、西部基础设施差异比较
本文将集中分析核心基础设施,即物质基础设施,其作用主要是增加物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力。其中电力是发展经济的动力,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血管,为了简化问题,我们选择交通和电力来作为研究对象。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如表1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很大,其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相对完善,西部地区交通设施投资偏小,数量不足质量较低。
铁路交通设施方面,东中部地区在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里程计),占全国的62.93%,但三大地区间数量差距不明显。
在公路交通设施方面,从绝对数看,中东部地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里程计)占全国的61.90%(如表2所示) ,虽然西部地区的公路里程在全国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其西部各省等级外公路占了本省公路总里程的一大部分,这说明其公路质量较发达省份有一定的差距。
东部各省如广东省,在09年完成1.3亿元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并将于今后5年内,在各领域,拿出实际项目和具体措施扩大内需,为扩大内需的项目投入约2.3万亿元。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实力落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本来就相对少,跟东部省份比起来就更显不足了。
电力设施方面,中国2007年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发电生产情况统计显示(见表2),2007年全年,各地区发电设备容量(发电设备投入)和发电量西北地区均排名最后,同比增长相比较于其他地区略占优势但是发电指标基数与其他地区相差巨大,短期内难以与其他地区持平。但是,据中国2007年各区域用电情况统计显示,西北地区用电量仅为发电量的一半,可以推断,西北发电一半以上供给了中东部地区。这种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是西北电力过剩造成的。但实质上是西北经济发展不充分,潜在用电量未能利用造成的。不是没人用电而是用不上电,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公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不完善,西部地区无法充分用电。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已经近十年,在此期间中,中西部地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比东部,仍过于缓慢。
综上,无论是单一的基础设施还是基础设施综合体系,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没有基础设施的一定发展,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不可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事实却相反,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相继提出,带来了中西部发展的巨大动机。如果没有良好的交通和电力条件,再大的投资市场也会失去经济吸引力。中部作为东部转移产业的过渡地带和承接者,必然会要求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而提及西部,2009年9月29日中国铝业公司宣布,计划未来三年在中国西部花费约100亿元人民币建立和扩建工厂,就此事件来说,没有重型卡车的运输扩建电解铝厂的计划是空的,而这又要求西部公路交通的高质量保证,并且,电解铝厂等重型工业的转移对电力的供应也有极大的需求。
五、结论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区域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中西部由于自身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基础设施薄弱,但又无法短时期内通过自身经济发展的积累积蓄资金。对此,提出下列意见:
第一,政府必须综合运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强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周期长,前期投入很难取得效益,建成后其直接效益较小而间接效益较大,所以公共财政必须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第三,东部地区不仅要产业转移,更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帮助中西部地区搞好建设。发达省份可以支援和鼓励本地企业积极参加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开放部分的竞标,努力帮助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带动产业转移,同时也有利于本省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六版).2009.1.
第5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亚洲新兴经济体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据统计，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一半左右。尽管如此，亚洲各国也同样面临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亚洲必须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否则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将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稳健的经济增长作基础，结构改革将举步维艰。面对这样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寻找保增长和调结构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
这个交汇点究竟是什么？答案是扩大投资
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和公路网建设来加强基础设施，改变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印尼政府也计划在2013年把公共开支比例提高到GDP支出的15%。菲律宾政府计划在2013年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提高到19%。2012年8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系列会上，东盟国家还呼吁中国在2013年加大对亚洲经济互联互通方面的贡献，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和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印尼总统苏西洛在发言中表示，印尼已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事务。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放缓，而且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亚洲经济增长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指望外部经济的推动，必须主要依靠内生动力实现自身增长。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扩大内需，形成一些新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会对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短板进行修补。基础设施的改善，还会推动结构的调整，带动部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平稳增长和就业人群保障，都将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这是亚洲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项经济学研究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即每投1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就能拉动3-4美元其他产业投资的需求。同样，如果亚洲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0亿美元的话，亚洲地区就能够创造出1.8万个就业机会。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型经济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令亚洲地区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承担了超负荷的任务，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当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多元的经济社会架构形成时，这些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这10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由此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相当巨大。不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相对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居民储蓄较高，具备开发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也有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表示，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在基础设施上扩大投资的条件还欠缺，希望借助地区周边的力量。
现实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出现，亚洲从各种要素条件上也具备了开发潜力，关键就看怎么着手合作开展工作。
中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只有联网成片，效益功能才能实现最大化。中国各省份内部的路网电网的建设并实现互通互联，大大惠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亚洲地区也一样，尽管有些经济体内部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通互联却不尽如人意，这需要基础设施的跟进，从而进一步释放亚洲经济的内部潜能，这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重要。这并不是全新的尝试，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从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要利用政府的主导力量，把整个社会，包括各国财力雄厚的企业和个体调动起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所有的投资行为需按照市场化原则加以运作，同时也要兼顾基础设施本身的公益性职能。这种操作路径现实可行，是亚洲各个经济体发展基础设施的一个方向。为此，我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慎重地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推动这一倡议，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开展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与合作，把各自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应该主动把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作为总体规划来考虑，各经济体之间有必要就跨国、跨区域、跨流域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化进行一些共同愿景的探讨与交流，可按各专业领域逐项形成共识或规划，并据此制定各经济体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与安排，促进亚洲区域经济、文化、人员，在更开放更顺畅的基础设施网络自由流动。较易形成共识的领域包括电力、铁路、公路、通信、部分水利工程等。
第二，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金融机构或基金，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解决融资缺口问题。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来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亚行并不是专门服务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机构，它有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消除地区贫困方面，亚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后一段时期，是亚洲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期和最佳选择。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服务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的多边金融机构。
第6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西部；基础教育；办学设施
基础教育是指对国民实施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提高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或者指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1]在本研究中，基础教育的内涵定义为普通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其中：普通基础教育=普通中学+普通小学（不包括学）；中等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成人中专。因此，基础教育=地方普通小学+地方普通中学+地方职业中学+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地方技工学校。
以下数据均由调研后获得资料计算得出。
一、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现状
（一）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年末固定资产总值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998年的82231515千元上升至2004年的155146041千元，年均增长值12152421千元；东部地区1998年到2004年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87898982千元发展到362833764千元，年均增长值29155797千元；全国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由1998年的382560713千元上升至2004年的700744671，年均增长值53030659.67千元。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年均增长值仅占东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年均增长值的41.68%，占全国的22.92%。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固定资产额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固定资产总额。
（二）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年末图书册数
西部、东部和全国整体的年末图书册数都在逐年增长。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由1998年的453499千册增至2004年的617744千册，年均增长值为27374.16千册；东部地区由1998年的1018262千册到2004年的1289917千册，年均增长值为45275.83千册；全国1998年到2004年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分别为2267546千册和2821579千册，年均增长值为92338.83千册。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年均增长值分别占东部及全国的60.46%和29.65%。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年末图书册数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图书册数。
（三）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仪器金额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由1998年的1183063千元增加到2004年的1971716千元，年均增长值为131442.17千元；东部地区由1998年的3485484千元增加到2004年的7697673千元，年均增长值为702031.50千元。全国1998年到2004年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由6469833千元增长到11954020千元，年均增长值914031.17千元。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年均增长值分别占东部及全国的18.72%和14.38%。可见，西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本年购置专用设备金额均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省均基础教育专用设备金额。
二、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落后的成因分析
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的落后，具体表现在固定资产、图书册数和仪器设备三方面较之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落后。虽然从年均增长率来看，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固定资产总值和年末图书册数的年均增长率甚至略高于全国年均增长率，但就基数而言，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及全国，分析其落后的原因，主要如下：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永远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有赖于经济的不断需要和推动，经济发达，则说明地方有能力支持和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办学设施等建设也较完善；反之，地方经济不发达，对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能力就会很低，进而，直接影响到购置相关教育设备、修建校舍等教育基础设施，进而影响到基础教育的发展。
（二）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一个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自然条件对该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建设的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处于良好自然环境下，如气候温和、空气湿润，资源丰富，地势平缓等，人口较多、交通发达，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在办学设施所需经费上，地方的支持能力较之其他地区而言更强，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这些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区基础教育设施上的投入也就相应较多。
（三）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的多少是决定该地区基础教育相关设施建设的最根本因素，教育经费充足，则相关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就有经济支持，有能力去进行相关的建设；反之，教育经费缺乏，普遍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等现象，连维持教育的基本公用经费都不足，建设教育办学设施就更有难度了。
三、加强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办学设施建设的措施分析
（一）全面完善和落实国家有关发展西部基础教育的政策法规及项目措施
首先，国家政府应当给西部大量的优惠政策支持以促进其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差距，从而促进其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将会进一步促进西部的改（下转第35页）（上接第21页）革开放，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必将进一步刺激和推动西部经济和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鼓励跨区域互动合作，促进东、中、西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是一种节约经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交流的有效形式。东西部基础教育办学设施的差距日益扩大，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在优越的基础上日趋先进，而很多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连最基本的设施都无法保障。因此，我们要鼓励东中西部跨区域互动合作，共享各区域间先进的教育资源，扶持和帮助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基础教育。
（三）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经费的投资、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经费的投资机制；建立健全西部基础教育监督管理机制。
（四）改变观念，加强对基础教育的重视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奠基工程，是关系整个国家素质的最大的公益事业。首先国家层面要重视基础教育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西部地区幅员广阔，占全国面积国土总面积的71%，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教育作用的滞后性，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视眼前经济利益，没有认识到教育对经济的重大促进作用，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因此地方政府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基础教育对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地方素质，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重要作用，加大支持基础教育建设的力度。 【参考文献】
第7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职能
河北沿海地区主要是指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及其所辖区县。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把河北沿海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和河北省“十二五”规划将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和地方重点战略，力图打造河北新的经济增长级，对于这一区域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作为河北沿海规划的执行者和组织者，对于规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本文将对我省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分析。
一、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功能作用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地方政府是地方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者，也是地方经济社会资源的调配者，是对市场调节的有力补充。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引导和行政管理手段可以合理调配资源的分配，可以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可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也可以通过区域政策协调推动区域内和城市间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互补和一体化，实现资源集约，形成发展合力。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公共政策工具，消弭市场、个人和社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治理失灵现象，通过公领域、私领域和第三领域之间明晰边界与均衡制约，达到各类组织、各种权利（力）之间的动态化均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规划作用
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政府的宏观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旗帜和指南。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更离不开整体的规划，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制定，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可以从全区域的战略高度来制定区域发展的行政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上引领区域一体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规划方面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同城化”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完善的金融、科技、物流服务则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软环境。无论是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形成，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投入和宏观政策扶持。政府作为地方的最大权威，拥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资源聚集能力，只有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聚集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优化。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积极作为。
二、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强政府职能探索和定位，以使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组织与法律保障职能
推进秦唐沧三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由三市上级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机构的设置及职能明确下来。
1.由省政府牵头成立省沿海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授予适当的权力，以保证委员会具有权威，能够真正实现其职能。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具有“整体政府”的性质，在澳大利亚“联合政府报告”（The Connecting Government Report）给整体政府所下的定义为：“整体政府是指公共服务机构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以及为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组成联合机构”。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在各地方政府之上设立专门的区域发展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由省政府主管领导、相关厅局领导和秦唐沧三市政府主要领导组成，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定期召开会议，集体决策。委员会在统筹整个河北沿海地区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并监督各地方政府的贯彻落实。
2.各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区域发展对口机构，促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需要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的认同和大力支持。由于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难免会偏重本市的发展而忽略与其他市的合作，在发展中缺乏整体观念，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在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推进中，秦唐沧三市必须建立专门负责区域协调的专门机构，专事负责三市在产业、科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沟通，并将工作内容定期通报省沿海协调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积极反映问题，监督上级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架起上下沟通的桥梁，实现沿海整体和三市各自的协调发展。
3.加强区域协调立法，为权力行使提供法律保障。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证，需要相关的法律来明确各地方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省沿海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应积极吸纳秦唐沧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省人大及常委员的立法功能将沿海发展的政策规范化、法律化，从而为区域协调和一体化提供法律法规的支撑和保障。
（二）经济协助与政策保障职能
1.设立公共发展基金，用于发展区域共同共享公共事业和配套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能够整合区域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而在区域内重新进行配置，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需要整合本地财力资源，设立专项公共基金，三市地方政府共享共管，共同支持区域公共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扶持和人才吸引。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必须建立在区域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基础上，因此，专项基金奖还将用来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2.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尽其所能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应有的职责。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建设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整体性的新的增长级。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已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依靠科技进步拉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是推动我省沿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投入，资源消耗量大，但是经济效益小。河北沿海三市区域产业结构均较为齐全，彼此之间没有实现相互分工和优势互补，而且存在非常激烈的相互竞争，区域内各部分相互分割，不利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合力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是秦唐沧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支撑的交点，因此，通过三市政府的宏观协调，共同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在三市区域内的合理布局和集聚效应的发挥则是河北省政府和秦唐沧三市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
因此，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要重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例。同时，区域内各部分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彼此之间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应该制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财政扶持、贷款融资等政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职能
1.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公共部门来进行。区域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健全关系到区域的整体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否能够正常进行，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的必备职能之一。由于我省沿海区域发展的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好自身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担负一定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重视这一责任，将其列为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领域，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道路交通、航道水利、电力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一体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和分头落实，尽快推进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同城化”和共享化，才能节约经济发展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发展合力的形成。
2.为人才引进与积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现代社会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科技人才占有量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引进人才的主体是企业，通过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机遇和报酬来吸引人才。然而，仅仅依靠企业来为人才提供所有条件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应当为人才的引进与长期扎根做好配套工作，比如在人才安家费、住房交通、子女入学入托教育等方面给予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便利和服务。
3.为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平台，做好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市场环境的营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区域内各个地方的通力合作，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地方发展模式下，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是区域发展的一大障碍。地方政府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从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地方保护，与其他地方积极合作，促进区域内经济资源流通。为此，地方政府必须首先维护自己区域内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以方便投资主体的进入和产品的消费流通，保障公平竞争和资源共享。
三、结束语
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而艰巨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市场主体高度重视，积极促动。在这些主体中，政府无疑是整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者、统领者以及主要的实施者，它是各发展主体的协调者，区域发展行为的规范者，区域发展基金的主要提供者。鉴于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区域发展中做好职能定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组织和法律保障、经济政策保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
参考文献：
1.司林波，孟卫东，丁小凤.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战略分析与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2（6）.
2.李金龙，王宝元.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制度瓶颈[J].经济与管理，2007（1）.
3.吴志鹏.整体政府与区域一体化发展[J].长春大学学报，2008（1）.
4.曾青.区域经济与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9）.
第8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金融；主、客观基础；差异性
区域金融的核心思想体现的是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为基础的金融的空间分布与运行。从地理空间角度讲，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表现为一些单纯的指标系列，而且表现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相关性诸区位因子。本文将这些区位因子界定为主、客观基础。主、客观基础通过经济或直接影响区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程度。
一、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
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城乡差异、市场发育及规模。
1.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可通过区域经济总量(地区GDP)、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与结构等多种量化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经济比例、政府政策、历史积淀与传承呈正相关。国内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上述诸因子在我国广大地域空间中客观分布的非均衡性，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呈拉大的态势。从经济与金融的辩证关系讲，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金融的生成与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也要以经济发展为最终基础。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自然会形成以差异性为基本特征的金融结构。
2.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性。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地理位置，概括而言是由地质地貌的历史变迁而形成的异质方位和距离，具体表现为某一事物与地球表层自然要素或自然综合体的相对空间。自然地理位置中的方位和距离是历代区位理论学家着重研究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区位因子。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使空间距离相对有所缩短，但距离不能被绝对地消灭。方位也不能被绝对地改变是恒久规律。众所周知，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地理区位，同时，不同的自然地理区位对人类的活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制约。早期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大分工、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发展，大都是在自然地理位置较好的河川流域和一些欧洲国家中产生并较快发展的。我国近代史也鲜明地展现了东部沿海地区既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又是最早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区域，这些导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工业的70％汇集在这一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该地区实施的全面“东倾”政策的缘由之一，也在于其自然地理区位的优越。相比之下，自然地理区位较差的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因此，自然地理位置对以费用最少、成本最低、效益最大为经营信条的经济活动的存在与发展所带动的资金流动以及资金的主动进入，虽不是充分条件，但也不失为必要条件。
2.自然条件的差异性。自然条件即自然环境，是自然界中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自然要素。具体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1)未经人类改造利用的，与人类活动还没有直接联系的纯自然；(2)经过人类改造利用的自然，如改良后的土地、草原，人工建造的运河、水渠，人工培育的动植物品种。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和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对产业布局、贸易交流、资金流动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长期的地质、地壳变迁和气候的变化，自然条件在各地区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点。地势平坦与山川、荒漠、沙漠等密集的地区，降雨充沛与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肥沃与土质贫瘠地区，风沙严重与湿润地区，在人口集聚、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势必会有较大的差异。虽然人类可以改变一些自然条件，但有些自然条件是现阶段人类科技发展所无法改变的。如对我国缺水的西北、缺土的西南地区自然条件的改造，其成本是无法估量的。在金融固有的趋利规律支配下，一方面资金随经济的发展大量、较易地进入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另一方面资金净流入也是青睐自然条件好的地区。这会直接引致自然条件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上的差异。
4.自然资源的差异性。自然资源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能被利用并可产生使用价值、价值，对劳动生产率有影响的生物、农业、国土、水、海洋、光、热、气候、森林、草地、矿产资源等自然要素。由于地质、气候长时期的变化整合和许多自然资源的不可位移性，使以上各类资源的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性。如我国东北地区耕地、水资源较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资源则相对匮乏；中部地区耕地、水资源均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各种矿产资源也较丰富；西部地区的矿产、能源和材草资源较丰富，但耕地资源少，土质沙化严重，地质灾害也较多。无疑，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源泉，是区域生产发展和产业分布的自然基础。自然资源的丰富能促成生产企业和金融产业的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相反则由于集聚的过程较缓慢，难以形成集聚和规模效益。区位理论中，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经济学家廖什的市场区位论中所刻画的等级结构，很重要的缘由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区位因子的约束。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与其他区位因子共同奠定了各区域中不同层级的区域金融结构。
5.基础设施的差异性。基础设施是保证国家或地区生产和居民生活正常进行的物质工程和公共服务设施。当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涵盖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个层次。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乘数效应”。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要求基础设施总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增长0.3％，铺砌的公路增长0.8％，电力增长1.5％，电信增长1.7％。近年，我国学者测算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致为基础设施投入每增长1％，拉动经济增长0.1～0.3个百分点，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数值已达0.3～.4个百分点甚至更高。基础设施的基础性使其建设不仅先天具有先行性的特点，而且，由于基础设施同时具有整体性、不可分性和准公共物品性，其建设常常遇到耗资巨大、资金周转期限长与政府财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尽管自上世纪末，有些国家采用BOT、BOO、PPP、ABS等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然而，比较而言，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差异较大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的差异也是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在对地区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形成直接影响的同 时，也会对地区资金流动和地区金融发展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助力和阻力。
6.城与乡的差异性。由于城市与乡村形成的历史及产业特点的差异，城与乡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发展速度存在的差异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所不同的只是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中差异更大、更显着而已。我国的城乡差异在建国初期就非常明显，经过计划经济时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差异有所缩小；改革开放后的1978～985年有缩小的趋势，但到1994年则由原来的1.86倍扩大到2.86倍，后在1994年到1997年间再度缩小，从1997年开始不断扩大。2002年城乡收入比首次突破3:1，到2007年达3.33:1，2008年为3.31: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未计人其中的隐形收入，和乡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的部分，城乡间实际收入差异大约是6:1，远超出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的3/4左右的警界线H。巨大的城乡差异必然会对融资规模、方式、风险抵御能力、金融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同的需求与供给，从而造就了城乡之间的不同金融结构。
(七)市场发育及规模。如果说市场价格是供求的晴雨表的话，那么，市场的发育程度、规模及其运行，则既是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要素与金融要素实现有机结合的纽带和桥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方面受上述诸区位因子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对经济和金融资源起引导与配置作用。不同的市场发育程度会有不同的引导力和配置能量，由此也将形成不同的资金流量、流速和不同的金融结构。历史地看，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促成市场的形成，市场形成后又作为商品生产和贸易发展的诱导因素和载体，使其在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地域上拓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和市场运行机制等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差；东部地区资金充裕，金融发展程度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资金欠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
二、区域金融存在的主观基础
区域金融存在的主观基础，即人们的意识通过对客观条件的加工而形成的主观安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是政府领导集体主观意志的体现，是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实现所代表阶级、阶层的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的一定时期内应达到的目标、原则，采用的方式、步骤和措施。由于政府所具有的权威性，其政策的颁布，特别是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作用力。在此作用力下，政策惠及与否可使地区经济加速或减缓。不仅如此，政策的作用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的反作用力耦合，构造出不同层次的金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全方位优惠政策，不仅促成了该地区的率先发展，而且在促进内、外资流入等方面也获得额外便利；中西部地区则被边缘化，致使东西差距拉大。近年，中央政府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见成效。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总是有选择的。也正是由于此，地区间经济、社会、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是难以避免的。
2.金融意识的差异性。金融意识是人们对金融活动的认知和由此支配参与金融活动的行为。存在决定意识。金融意识作为总体意识中的一个亚种也是如此。金融活动的展开、深化有赖于金融意识的支撑。金融意识一方面是个体在金融活动的长期参与和观察中形成，另一方面受当地商业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影响。金融意识主要和人们的生产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关，而生产习惯和生活方式往往和所处的环境有关。从金融意识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是沿着商品意识、货币意识、信用意识等的轨迹产生并向前发展的。所以，金融意识既体现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中人们意识的历史传承性，同时也折射出不同经济、金融的成长阶段中，人们金融意识的差异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历史传承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使地区间金融意识的差异较大，进而人们参与金融活动及参与程度的差异性也较大，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
3.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性。任何金融活动的运行都要以一定的地域空间为依托。在具体地域空间中开展的金融活动，表现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差异性安排。(1)金融工具。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金融工具的每一次历史变革都无不深刻地打上了其产生、发展的那个时期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历史烙印。不言而喻的，金融工具的现实应用，归根结底大体上也还是脱离不了各区域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2)金融机构。无论传统还是当代，金融机构的安排和联系总是要落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中，并且不同功能、不同层级金融机构的安排总是要大体与区域的差异性为基础。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改革中，就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参照美联储大区行的设置模式，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在9个大区设分行并下设支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安排，按行政区划设置与其总行及人行相应机构保持联系。同时，改革开放后先后建立的股份制、地方性金融机构，也是以区域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为基本出发点，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设置的。(3)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市场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市场，是高等级金融工具运行的场所。纵观历史、横看现实，金融市场的设置与运行，一是明显地显现了以具体地域空间的条件为依托，二是更深刻地体现了不同空间中区位因子的互补与结合。如一个金融市场可覆盖几个区域、或一个区域中有几个不同层级的金融市场。
三、结论
从以上对区域金融存在基础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主、客观基础的相对决定性。如果说经济发展程度、自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城乡差异、市场发育及规模是区域金融之所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基础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政府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人们的金融意识和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则是区域金融存在的主观基础。两大类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基础是基本的，主观基础一般是依客观基础而生成、发展的。在具体运作中，两大基础互为条件、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相互耦合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向更高一层级的演进。在各区域中，两大类基础均存在，不同的只是优、劣、多、寡和利用程度上的区别，如自然资源禀赋的“西风东欠”，经济社会资源禀赋的“西欠东风”。同时，两大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发展程度。
2.主、客观基础的非完全决定性。尽管主、客观基础是任何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和特殊情况下，区域经济与金融的生成与发展并不受所在地区主、客观条件的约束，特别是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新兴学科的兴起和新方法的被运用，这些约束条件和制约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递减。因此，在区域发展中，较优的理念是，既不要于各区域中特殊的主、客观基础而不顾，又不能完全被既有的主、客观基础所束缚。
第9篇：地区经济基础范文
关键词：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结构 经济增长
引言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古典的经济学家就做了种种的表述，但通常认为以1960年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为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标志，自他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Arrow（1962）认为人力资本会随着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而相应的提高，并以此为依据，建立了“干中学模型”（Learning by doing Model）。在Arrow的“干中学”模型的基础上，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Mankiw、Romer和Wei（1992）在Solow（1956）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物资资本投入率、人力资本投资率与人均收入差距的关系。丹尼森首先对生产要素投入量与生产要素生产率进行具体拆分，并运用美国1948-1969年的实际年增长率数据，进行了定量的分析计算，认为单位投入产出持续增长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因素是知识进步，知识进步可表述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国内研究方面，沈利生、朱运法（1999）运用建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关系模型，定量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李建民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另外因人力资本的增长又带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间接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廖楚晖（2004）也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出发，但将人力资本投资细分为政府投入和私人投入两个方面，定量地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近年来除了从人力资本总量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外，也有研究从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但目前对“人力资本结构”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统一，形成了不同的分法。以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定义为基础，李建民（1999）将人力资本分为五类：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与流动人力资本。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王金营（2001）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与非教育人力资本两类。同时，他还以正规的学历教育作为衡量标准，将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作为专业型人力资本，将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力资本作为普通型人力资本，并将其代入生产函数模型，在我国1978-1998年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专业型的人力资本比普通型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按社会分工的不同，胡静林（2001）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一般型人力资本、专业技术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型人力资本和决策型人力资本。张一力（2005）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人力资本、专业型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并将一个地区或国家内的这几种人力资本的组合视为人力资本结构。
本文借鉴上述研究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定义并结合Barro和Lee（2001）对人力资本各层次的分法，将人力资本分为三类：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为了度量方便再结合我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人口一般的就业选择，本文将我国就业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专业型人力资本，只完成义务教育（包括未完成）的人口定义为基础型人力资本，其余（包括高中、职高、中职等学历的人口）为技能型人力资本。
变量指标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本文考察的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层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要考虑的变量包括如下几个：经济增长Y，物质资本K，基础型人力资本h1，技能型人力资本h2和专业型人力资本h3。各变量定义如下：
经济增长Y，取每年各地区GDP的实际增长值；物质资本K，取各地区的固定资产额。K的值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中折旧率取5%。h1、h2和h3分别为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的存量，计算方式采用教育年限法，即：h1=9*该教育层次的就业人口数，h2=12*该教育层次的就业人口数，h3=16*该教育层次的就业人口数。
（二）模型设定
为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如下的生产函数模型：
Y=AKαHβ （1）
其中，Y为经济增长，K为物质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α、β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由于本文要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结构，所以公式（1）可变形为：
Y=Akαh1βh2Kh3θ （2）
其中，h1为基础型人力资本，h2为技能型人力资本，h3为专业型人力资本，β、k、θ分别为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公式（2）两边取对数可得本文的计量模型：
lnYit=lnA+αlnKit+βlnh1it+klnh2it+θlnh3it （3）
其中，Yit为i地区第t年的GDP增长额；Kit为i地区第t年的固定资产额；h1it、h2it、h3it分别为i地区第t年的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β、k、θ分别为基础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数据分析及结论
（一）数据的直观分析
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值分别是1998年的4.43、3.92和4.24倍，东部地区居于增长的首位，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从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来看，各层次的人力资本存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最为显著，其它各地区各层次的人力资本变化较为缓慢。从各地区每年各层次人力资本构成的百分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构成均以基础型人力资本为主，基础型人力资本的存量都占到了60%左右，技能型人力资本约占25%，其余为专业型人力资本，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基础型人力资本所占的比重在逐年减小，专业型人力资本的比重在逐年增大，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比重变化不大。2010年，东部地区基础型人力资本所在比重已经下降到50%左右，而专业型人力资本的比重已达到28%左右，中、西部地区基础型人力资本的比重也都下降到55%左右，专业型人力资本的比重上升到了25%左右。
从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递增，尤其是从2001年开始，各地区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大幅增加。按投资额增加的绝对数计算，东部地区增幅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按相对数计算， 2010年中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1998年的9.98倍，西部地区是8.68倍，东部地区是6.25倍，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最快。
从上述简单的对比，可得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幅度增加最小，基础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最显著，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最大，但经济增长速度最慢。
（二）模型的检验
为进一步地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和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运用Eviews6.0利用相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的各序列均为一阶平稳的序列。根据各序列的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选择固定效用模型。经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我国各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物质资本投资推动。从人力资本的方面来看，三个地区基础型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呈正的相关关系，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原因应与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西部地区主要以农业和初级加工产业为主，高科技产业相对缺乏，经济增长主要还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为基础型人力资本，所以西部地区基础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显著；相比较而言，中、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要少。而对于技能型人力资本，只有东部地区才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中、西部地区都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技能型人力资本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充分就业，或者说中、西部的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不匹配。对于专业型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与经济增长呈弱的负相关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东部地区的专业型人力资本总体过剩，这一点从人力资本的迁移方向可以看出，由于东部经济最发达而引起的大量人力资本的迁入导致了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结构性过剩。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及结构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各不相同，并由于人力资本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和不间断的过程（如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至少需要接受连续16年的正规教育），人力资本的收益与投入相比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滞后，所以为了使经济更好的发展，各地区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作出整体的规划。
从长期来看，东、中、西部都应立足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一些可持续的传统的产业优势，并结合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并制定配套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合理的分配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引导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合理发展。
从短期来看，各地区可通过人力资本的迁移来吸引所需的人力资本。从前文的分析可看出，现阶段东部地区专业型人力资本过剩，中、西部地区技能型人力资本过剩，所以应引导专业型人力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引导技能型人力资本向东部地区迁移。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外，还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户籍政策等方面来进行配套与完善。
短时期内，各地区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人力资本的情况来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由于技能型人力资本富余，可选择承接一些东部地区转移过来并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业，这样既可实现本地区人口的充分就业又能对本地的产业进行一定的升级。东部地区可趁机淘汰一些落后的产业，并利用本地区拥有充足的专业型人力资本的优势，大力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廖楚晖.人力资本与教育财政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张一力.从人力资本结构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5（7）
3.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于凌云.教育投入比与经济增长差异[J].经济研究，2008（10）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