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投资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1.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体现在综合考虑基金风险和收益进入评价体系的广度上，评价基金不仅要考察基金在正常经营情况下的收益和风险，而且要考察基金可能遭受的信用风险（基金净值不能偿付投资人资本金的风险）；不仅要度量基金总体风险（即方差风险，事后度量的基金收益波动风险），而且要度量市场风险（即系统风险）；不仅要作出基金之间的相对评价，而且要作出基金经营成果的绝对评价；不仅度量方差风险，而且要度量单边风险（衡量基金的经营结果差于基准的程度）。

2.公正性原则

一个基金评价体系如果得到投资者的认同，那么它反过来会对基金经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直接关系到基金的信誉和投资者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认同，所以在一些基金评价中可能会掺杂某些利益因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部分非理性的投资人对所有的平价体系都认可，一些机构就可以利用有利于自己的评价体系抬高或者压低基金的投资价值。长此以往，基金和投资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保持评价体系的公正性既是一个评价体系存在并得到广大投资者认可的首要条件，也是评价体系持续获得价值的源泉。1990年法玛关于契约成本的论述包含了类似的思想。

3.理论和现实的结合

我们在评价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时，不仅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经典理论和一些基金评价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应该充分考虑我国资本市场以及基金业的发展阶段、市场状况和政策等因素。

  二、对传统基金评价体系的回顾和指标体系的重新构造

构造一个完善的基金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三类指标：①度量基金总体业绩的指标；②度量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能力的指标；③度量基金投资潜力的指标。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类指标和对它们的修正。

1.基金总体风险收益状况的衡量

衡量基金总体业绩应该分别从基金总体风险、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单边风险三方面考虑，并设置相关指标。

(1)用总体风险调整的业绩指标——夏普指数

夏普(1966)提出了一个衡量基金绩效的指标——夏普指数。夏普指数用无风险收益率与基金I的平均收益率之差，除以基金收益率的标准差。这一指数用来度量基金单位总体风险所带来的超额收益率。夏普指数越高表明该基金的业绩越好。

夏普指数是绝对指标，度量了基金在超额收益率方面的绝对表现。投资人可以根据夏普指数的大小在风险投资和基金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同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当我们在基金和其他风险资产之间选择时，也可以直接以夏普指数作为决策依据。在现阶段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不多的情况下，夏普指数可以直接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投资的依据。此外，利用夏普指数还可以进行横向市场表现比较。夏普指数的理论基础是夏普本人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资本市场线。②

根据资本市场线和夏普指数的定义，夏普指数可以被直接表示成基金用风险调整的超额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差。当我们用基金的夏普指数与市场组合的夏普旨数相减时，就得到了某只基金和市场组合差异。

(2)单边风险调整的业绩指标——Xn指数

评价一个基金业绩的标准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风险，二是收益。风乎所有的指标都必须围绕这两个维度进行设计。收益是指单位时间内实现的资产价值增值。而对风险的理解在理论界和投资人之间有较大的差别。理论界普遍接受马科维茨提出的用方差度量风险的方法。而现实中，投资人未必关心方差的大小，他们更关心可能遭受的损失，对他们言，这才是风险，我们称这种风险为单边风险。所以对基金业绩的衡量不仅要用方差风险来调整，而且要用单边风险来折算。

用单边风险度量的超额收益率指标，最著名的是基金评级机构美国晨星公司的风险调整指标体系。③一只基金的Xn指标越国，表明该基金的业绩越好。

(3)用市场风险调整的业绩指标——詹森指数的指数——詹森指数，④用基金的真实收益率减去均衡的期望收益率，所以鲁森指数可以被理解成用系统风险贴水后的超额收益率。当詹森指数大于零时，表明基金的业绩优于市场总体表现，反之，则意味着基金的表现并不比市场总体表现好。

(4)未来的一个预测——利用投资风格分析模型给出一个净值置信区间

为了给予投资者更为直接的建议，我们筛选了第三类指标。即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来预测基金净值的变动。这个指标的基本思想是，假定一个投资基金投资于1种证券（即一个由1种证券构成的组合），则该组合的收益可以表示成各种证券的收益率与一个系数乘积的加总，如果用来加总的系数不是随机给出的，而是投资于某一个证券的份额，并且在这个加总的基础上考虑一个随机扰动，我们就能近似得到投资人的直实收益情况。

根据这一思想，基金的收益也可以由它所投资的各种证券来解释。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国债。因此我们可以分别用股票和国债的指数来刻画投资基金的业绩，并据此做出预测，在各种指数涨幅一定的情况下，基金的净值将是多少。

根据这些解释，我们可以把基金业绩表示为一个包含两因素的模型，以此度量基金的业绩。①这样就得到一个类似于夏普(1992)的风格分析的模型。我们根据2年期的数据，对方程进行回归，并据此给出结论：当市场指数发生变动时，某只基金的净值将在什么区间，置信度是多少。

2.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的评价

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评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定性分析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公司所辖基金的历史业绩的评价来度量该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定性分析通常根据各种公开信息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对基金管理公司做出评价，这些评价包括公司的投资理念、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的内控制度、公司的激励制度、公司的组结构、公司从业人员的素质等。

定性评估方法可以分离出影响基金业绩的各种因素。此外定性评估具有重要的预测意义，因为这些因素在一个时期内往往能够保持稳定，不容易遭受随机因素的影响。定性评估缺点是，从指标的选择到对各种指标的评价包含了诸多人为因素，显得不够客观。

为了能更客观的评价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我们倾向于使用基金的历史表现评估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我们在3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了5个指标来评价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

(1)詹森市场模型

根据法玛的解释，詹森指数可以解释成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包括把握时机的能力和选择个股的能力。所以詹森指数是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的总度量。总了衡量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能力，我们选用各公司所辖基金的詹森指数来度量基金的管理能力。如果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有多只基金，那么就用单个基金的规模作为权重来计算加权的詹森指数，并以此作为该基金管理公司的能力变量。显然，詹森指数越高，基金的业绩越好。詹森市场模型实际是单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它可以得到基金的超额收益率。而超额收益率与基金管理人员判断大势的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timing  ability)极其相关。时机选择能力也就是广义的资产配置能力和证券选择能力，包括市场中行业的选择和行业中具体股票的选择。评价基金的择时能力是衡量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能力的重要内容。为了分离出基金经理人员的时机选择能力和证券选择能力，特雷诺和玛泽(Traynor  &  Mazuy)用一个二项式模型分析对基金的业绩进行评估，该模型被简称为TM模型。

(2)TM模型

TM模型可以直观地解释为：基金可以在大势上涨的时候涨得更快，在大势下跌的时候基金跌幅较小，甚至不下跌。当基金对市场大势的判断能力和选择时机的能力已经由模型中的某一项完全反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常数项说明基金的选股能力和别的影响因素，当然，常数项越大，基金选股能力越强。

除择股能力外，基金的把握时机能力，应该对应于模型中另一个独立于投股能力的项，这正好被反映在二项式系数上。该系数越大，基金把握时机的能力越强。最后，我们利用基金规模进行加权，得到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这两个能力。

(3)HM模型

与此相仿，赫力克森和默顿(Heriksson  &  Merton,1981)构造了一个随机变量模型，我们简称为HM模型，以度量基金经理选择时机的能力。不过他们定义的选择时机能力与特雷诺和玛泽的定义不一样，他们把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体化为判断市场收益和无风险收益之间大小的能力。假设基金经理根据他们的判断把资金投向不同的资产，如果他们的时机选择能力很强，那么就可以预先调整资金的投向，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我们又得到关于基金公司管理能力的两个指标。同时，常数项代表了基金选股能力，常数项越大，基金的选股能力越强；随机项的系数越大，基金把握时机的能力越强。最后我们再利用基金规模进行加权，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评价。

附图

综上所述，3个模型和5个指标如下所示：

3.投资潜力指数

这个指标是专门针对封闭式基金而设的。对封闭式基金而言，大多数投资者是以市场价格购买基金单位。所以一家经营业绩好的基金未必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因为基金单位的价格可能已经将它的好业绩资本化了，甚至会高估基金的业绩。同样道理，投资于业绩差的基金未必不是一个好选择。重要的是基金净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基金的潜力指标用指标1的预测值和价格之商来度量，即：  

投资潜力＝基期净值＊（1＋超额收益率＋无风险利率）／基金当时的市场价格

  三、基金评价体系的特点

这个基金评价体系分别使用市场风险和总体风险来对基金业绩进行调整，因此能更全面地衡量基金的业绩。同时，我们不仅利用方差风险调整了基金的业绩，而且也度量了被单边风险调整的基金业绩，这使得指标体系距离市场很近。

就投资价值而言，这个指标体系强调相对评价与绝对评价相结合，我们不仅能根据单一指标对基金进行排名，而且可以根据未来市场条件的变化给出基金业绩的置信区间。这样不仅可以进行基金之间的比较，而且可以进行基金与其他投资工具的比较。

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这个评价体系突出了投资的导向性。在进行基金总体业绩度量时，我们根据不同的市场状况，给出一个基金净值的置信区间，为投资者判断基金的未来业绩提供了参考。同时，我们度量了基金的真实价值，并根据真实业绩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给出某只基金的投资潜力。通过对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能力的度量，为投资者在不同投资管理公司之间进行选择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在判断基金投资价值方面，这个指标体系把市场把数据与财务数据结合起来。在考察基金的投资价值时，指标体系不仅分析了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的名义基金净值，而且根据基金重仓股的情况，对基金资产根据股票市场情况进行重仓股的流动性折算，从而求出真实价值。为了给出更有建设性的投资建议，我们把基金的真实价值与市场价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各只基金的投资价值。

  四、研究实例

我们选用2002年3月15日之前的基金数据进行评估。对基金总体状况的评价指标包括3年期指标（在我们的例子中是35个月，以下不再作特别的说明）、2年期指标（实际是23个月，以下不再作特别说明）和1年期指标。①这样我们评价的基金共有33只基金。②

1.基金总体业绩度量实例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科学性，我们只对存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指标进行回归计算。3年期和2年期指标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2年期和3年期评价指标回归结果  

名次

3年期指标回归结果

  

2年期指标回归结果

收益

综合指标

收益

综合指标

  夏普指数  单边风险调整后Xn指数

夏普指数　单边风险调整后Xn指数

1　基金安信　基金同益  

  基金安信

  基金同盛　基金同盛

  基金同盛

2　基金同益　基金兴华  

  基金同益

  基金安顺　基金安顺

  基金安顺

3　基金兴华　基金安信  

  基金兴华

  基金同益　基金同益

  基金同益

-1

  基金泰和

-2

  基金裕阳

表2  一年期评价指标（从2001年3月16日到2002年3月15日）

附图

在两年期指标回归结果中，如果用詹森的阿尔法值来度量各基金的表现，则列前三名的分别是安顺、同盛和泰和，而同益排名第四。各项指标排在最后的基金基本相同，尤其最后三名的排列，各种指标给出了一致性的结果。

一年期指标回归的结果被详细列在下表中：

表3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能力指标评价

附图

此外，利用两因素模型（股票指数和中信国债指数），给出基金未来的净值增长率的置信区间。我们给出5种情况下的置信区间，①是股票指数保持不变；②是股票指数增长1%；③是股票指数增长2%；④是股票指数增长-1%；⑤是股票指数增长-2%。由于国债变化相对较小，而且通常有小幅增长，所以我们没有考虑国债指数的变动情况，也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中，国债指数增长率均为无风险收益率。

2.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能力评价实例

我们利用了上文所述的5个指标和3个模型对存续期2年以上的22只基金进行评估。这22只基金分属9家基金管理公司。所以我们的结果只包括了8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评价结果。

上述评价结果表明，在综合投资管理能力方面，嘉实、长盛和华安在最近两年表现较好。由于并没有表现出通过统计检验的择时能力，所以基金管理公司的综合管理能力主要由择股能力来决定，所以在使用TM和HM模型进行估计时，择股能力的排名和综合排名比较一致，而择时能力与综合排名的相关性较小。

第2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仅有业绩评价是不够的

很显然，投资者投资基金买的是基金未来的业绩，可是历史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业绩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国外学者分析多年的业绩数据表明，基金业绩并不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中信证券研究表明，开放式基金2003年业绩排名与2004年业绩排名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9，这说明基金的短期收益不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仅仅根据短期内的历史业绩表现不能指导未来的投资。这诚如投资者所看到的，博时价值增长2003年取得了业界第一的净值增长率，然而2004年的业绩却不尽人意，合丰成长、嘉实增长等新锐则取得了2004年的领先业绩。投资者不禁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该怎么样选择基金呢？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基金投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基金的风格、基金投资组合的情况，还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稳定、投资决策机制、管理团队的建设等。传统的基金评价以量化指标为核心，以公开的净值数据、投资组合数据为依据，而没有考虑与基金投资相关的一些定性因素。然而，这些定性因素往往形成基金的独特气质，它们对于基金的长期业绩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作用。例如，某公司出现未料的股权变动，可能会影响基金投资团队的稳定性，从而使得基金的业绩变差；或者，某明星基金经理的加入可能使得基金的业绩得到改善。再例如，某基金的风格发生重大改变，由投资一线蓝筹股转为专注中盘股，这将改变该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使得基金的业绩预期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说，仅有业绩评价是不够的，它只是对基金的过往历史业绩做了一个总结，而没有对未来的业绩预期做出判断。投资者不仅需要了解哪知基金历史运作优秀，还需要进一步被告知哪只基金未来具有稳定的业绩预期，这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才会感觉心中有底，这就是基金投资评价产生的内在推动力。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投资评级

为满足投资者这种深层次的需求，中信证券研究部在已有中信基金评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基金评价体系，推出中信开放式基金投资评级系统。中信基金评级以定量的业绩指标为核心，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中信开放式基金投资评级将同时反映对基金公司及基金管理团队的定性评价。它综合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因素，为投资者提供判断基金未来业绩的持续性的重要参考。(如图1)

中信开放式基金投资评级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其中定量指标的参考权重为30％，定性指标的参考权重为70%。定量指标重点考察收益率、风险和风险调整指标，其中风险调整收益作为核心指标，主要采取效用函数调整的中信评级指标。定性指标包括基金公司状况（公司状态、公司文化、投资纪律等）、管理团队（风格和才能、连续性/有效性、投资经历、其他职责、团队状况等）、基金特征（规模、资产周转、流动性、融资情况、基金费用等），其中基金公司状况和管理团队为主要指标。

评级从业绩筛选开始，根据设定的原则，参与投资评级的基金应为运作满一年，在中信基金评级中取得三星以上一年评级的开放式基金。在筛选出具有评选资格的基金后，分析师收集相关资料，分析这些基金的公司背景、产品特点、过往业绩、规模变动、基金经理等情况，形成一份访问大纲，然后往目标基金所在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与该基金的基金经理及其他重要成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得到一手资料后，分析师将结合定量的业绩考察和定性的调研结果，判断一只基金的长期运作能力，给出初步的评级结果（“推荐”或者“谨慎推荐”），并将评级结果与相关资料提交评估小组。评估小组经过反复的讨论，或者确认分析师的评级结果，或者做出适当的改变。

第3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林业投资问题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分别对林业资金的特征、林业资金结构和使用效率、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宏观投资体制改革条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曲折(1989)认为森林资源再生周期长、投入多、效益低下等特点构成了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矛盾;李开平(1988)认为林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不断投入的资金来源,林业只有高投入才能高产出;张大红(1995)以及廖士义、陈建(1997)认为中国林业发展存在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的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田国强(1995)对中国林业经济增长问题作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第一次对建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林业经济增长和投资结构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张彩虹(1997,2001)对中国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刘国成(2002)研究了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投资体制改革问题;谢志忠(2001)、田治威和麦家松(1994)研究了林业资金市场化运营问题。而此后类似研究就鲜见了。本文作为上述研究的延伸和深化,以1950—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对我国林业投资机制生成机理和规模变迁进行数量分析,对营林投资的森林资源发展绩效进行初步评价,并结合林业投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林业投资性质与投资机制转变

    (一)林业投资性质、机制及挑战

    林业投资指投入林业的各种资财和要素的价值量。林业作为具有基础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综合行业,决定了林业投资具有产业性和生态性双重属性。从三次产业分类和森林客观功能分类角度理解,林业产业性投资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二、三产业即森工产业和林业服务业的资金投入;从广义上理解,生态性投资则主要是促进和支持林业第一产业即营林资金投入,而营林投资中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则属于狭义上的生态性林业投资。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我国林业投资方向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态性投资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之一,且支持力度逐渐加大。从全国范围来看,1993年前生态性林业工程投入中财政资金占重要地位,1993年后财政资金投入绝对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年均20%,其他投资的增长速度25%。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的转变,为我国林业主导功能由产业型向公益事业型转变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受国家财政总量供给结构非均衡性影响,生态林业建设资金面临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竞争,林业生态性资金总量需求和结构性供给矛盾突出,林业生态性财政资金投入占国家公共财政投入总量比例增长乏力。以“三北”防护林为例,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截至2000年底,“三北”工程建设共完成投资72?67亿元(不含群众投工投劳),为规划投入的87?99%,其中国家投资37?69亿元,占实际投资的51?9%。而根据估算,“三北”建设1970—2000年的第一阶段三期工程群众人工造林用工量合计折合约439?57亿元,远远高于国家投入资金的水平;1991—1997年,国家预算投入在林业重点工程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了55?4%;尽管1999年国家相继启动了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财政对生态林业的投入呈现出跳跃性增长,但仍集中在工程建设上,而投向后续管护的资金比例很低,资金结构性短缺问题仍然未有效解决。因此,在新的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下,林业生态投入资金筹措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林业生态性投资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带有明显林业生态性质的林业投资发生于1981—1995年。这期间林业投资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林业投资总量稳定上升,营林投资增长率逐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速率,基本建设投资的营林取向得到显着强化(见表1)。

    1979—1993年,我国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平原绿化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推动了营林投资生态化进程。在营林投资中,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占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稳步上升,逐步达到1993年的15%,生态投资总量达到0?92亿元,生态投资增长速率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以1997年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以及1998年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三大林业生态工程启动为标志,我国林业投资的生态化特征终告形成。1996—2000年林业投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大关,营林生产投入比例超过森工投资比例,达到83?56%,营林投资平均增长速率第一次超过60%(见表1)。同时营林产值总量和比重继续超过森工,产值的增长速率大幅度攀升。在林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态专项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与“七五”相比,“八五”期间生态投资总资金突破30亿元,期间增长速率突破400%,“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281亿元,“十五”期间超过1481亿元,分别较前一个五年增长752?87%和427?05%,创造了历史最高增幅记录。生态专门投资占林业基本投资比重也快速上升,“九五”期间生态投资比例超过60%,“十五”期间继续增加到84?68%。以年度生态投资增幅来看,年度增幅以1998年为最大,达到127?17%。1996—2005年10年间生态投资总量超过1763亿元,为新中国以来生态投资总量的97?8%。上述生态投资中的80%以上的资金均来源于国家财政性支出,且主要支持林业十大生态重点工程建设。林业建设的重点向生态工程项目迅速转移标志着中国林业生态性投资财政机制逐步走向成熟。

    三、林业投资规模、结构、营林资金增长及资源绩效

    (一)林业投资规模变化

    本文仅以林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作为替代指标分析我国林业投资规模的变化情况。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规模呈现逐步上升的总体变化趋势(见图1)。分阶段看,“五五”计划以前,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从“六五”计划开始,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加速,到“八五”期间总投资第一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达到近155?4亿元,“九五”期间超过440亿元,“十五”期间接近1750亿元。林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国财政能力以及政府对林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程度的变化,林业投资规模的增长为中国森林资源规模增长和质量改善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林业投资产业结构与营林资金增长

    1950—2005年我国林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森工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营林性投资总量和比重逐步上升并超过森工投资水平。1950—1990年,我国50%以上的林业投资用于森工企业建设,营林资金的投入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八五”计划,我国营林建设的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森工投资,投资总量突破80亿元大关,“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突破360亿元和1700亿元(见表2)。营林投资增长率以超过森工投资增长率的速度攀升,这一趋势在“八五”计划期间尤为显着,增长幅度达到92?43%,“九五”和“十五”期间呈现爆发式增长,期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60?03%和364?42%(见表2)。除1991—1995年期间出现的补偿性投资大幅度增长之外,从1963年开始,森工产业投资总量和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总体态势,在“十五”期间投资总量和增长幅度下降到1986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见表1、表2)。营林资金的增长主要是满足我国人工用材林造林、抚育以及采伐迹地更新改造的需求。到“九五”计划末期,营林资金增长以生态资金的增长为主要特征,生态性营林投资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另外,从营林资金总量和增长的总体情况分析,用材林等商品生产性的营林投资总量也同样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其在营林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开始逐步下降。

    (三)营林投资增长与森林资源发展

    营林投资总量以及增长速度的持续上升对我国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趋势与林业投资总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森林资源质量方面,从1973年开始,我国森林蓄积量增长速率持续下落(见表3)。主要原因是,森林采伐量大大超过了森林资源再生速度,致使1984—1988年蓄积增长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的1?11%。而同期森林面积的增长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的8?7%,这主要是期间新造林面积大幅度上升。统计数据显示,1981—1985年我国新造林面积达到31520万公顷。其中,1984年和1985年新造林面积就分别达到8253万公顷和8336万公顷,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年造林面积最高记录(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2003年)。值得关注的是,1977—1981年我国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均出现负增长,但同期的森林蓄积量却出现了3?45%的增长。从1989年开始,我国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以及森林蓄积量呈现“三增长”的现象,基本扭转了资源总量和质量下滑的被动局面。1999—2003年我国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尤其是林业生态建设专项工程资金大幅度增长,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质量均保持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森林面积增长幅度最大。但是与同期林业基本建设投资和营林投资增长幅度相比,我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覆盖率的增长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增长水平。1994—1998年和1999—2003年两个区间反映森林质量的蓄积量增长率分别为11?88%和22?12%(见表3),而几乎同期的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两个区间营林资金增长幅度均超过360%(见表2),而且期间我国木材采伐计划大幅度下调,不存在历史上出现的过量采伐导致森林质量下降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营林投资与森林资源增长呈现一致性,营林投资有力地推动了森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工作。

第4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摘要：我国于2005年7月1日颁布实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然而，保护基金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仍须不断完善，以求发挥保护基金维护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筹集；使用

为维护投资者信心，进而稳定证券市场，我国于2005年7月1日颁布实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下称保护基金）。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是保护基金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保护基金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着力予以完善。

一、对保护基金筹集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保护基金筹集途径及风险评级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基金按照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筹集。”⑴按照这一原则，第十二条规定了基金的来源。根据保护基金公司2007年-2009年年报可得到如下数据(从各筹资途径所筹资金数额及占筹资总额的比例)⑵： 交易经手费（亿元）证券公司上缴基金（亿元）申购冻结资金利息（亿元）捐赠利息、投资和受偿收入（亿元）

2007年20.338(19.063%)28.403(26.623%)56.593(53.046%)1.352(1.268%)

2008年15.784(13.8%)44.026(38.73%)44.257(38.94%)9.596(8.44%)

2009年28.518(29.85%)40.810(42.71%)13.490(14.12%)12.731(13.32%)

    作为市场化的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举措，保护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证券公司所上缴的费用。从表中数据可知，证券公司上缴费用在保护基金筹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正逐年上升。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具体的缴纳比例由保护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调整。缴纳的费用在证券公司的营业成本中列支。由此可知，我国是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的高低采用浮动费率制，这种收费机制有利于促使证券公司自觉提高风险控制水平。然而，《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风险评估及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费率标准的具体办法未作规定。目前，保护基金公司已经有证券公司在缴费方面的评级方法，并根据评级结果，对证券公司确定不同的费率。

对证券公司通过评级分为a,b,c,d四类，a类再分为aaa,aa,a三个级别，b类分为bbb,bb,b三个级别，c类分为ccc,cc,c三个级别，d类只有d级，aaa级的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为0.5%，aa级为1.0%，然后依次增长0.5%，d级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则为5.0%。⑵虽然保护基金公司运用了风险评级，但是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为了少缴基金，可能会隐瞒问题和风险，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以商业贿赂收买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降低名义风险值，监管机构即便能查出来，也会多花时间和精力，导致风险延后和加剧。⑶对风险评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根据前一年的证券公司的收处置情况，投资者诉讼案件的数量，证券公司的盈利水平等实际情况加以确定，使进行风险评级所依据的信息尽量客观透明，从而让风险评级的结果更加公正，更好地发挥风险评级机制对证券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证券公司缴费费率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规定为0.5-5%，所缴费用从营业成本中列支，在实际操作中，风险高的证券公司缴费费率也会达到4.5%以上，从2010年11月份的月报显示，缴费费率在2.5%以上的证券公司为42家，占统计范围内的证券公司总数的39.6%。⑵然而，美国每家证券公司只需交纳150美元的年费，香港则是证券买卖双方各缴付成交金额的0.002%（每宗50,000港元的证券交易，双方分别须缴付1港元会费）。由此可见，我国所规定的费率较高。这会给证券公司造成较大的经营负担，证券公司则可能将此负担转嫁给证券投资者。从各国（地区）的收费情况来看，费率是逐渐降低的，如美国将以前的浮动费率改为很低的固定收费。此外，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每年收缴的费用比率以不超过全部成员单位总收入的1%为限，这样从总体上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缴费负担。因此，在保险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且证券公司的整体质量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我国也应逐步降低收费，并可对保护基金公司每年对证券公司的收费总量作出限制，这样既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对保

编辑整理本文。

护基金使用对象的问题考查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基金的用途，然而对保护基金的使用时机及可以获得赔偿得债权人的范围均未具体规定。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基金的动用应有其他保护机制予以配合，否则保护基金将难以承担重负。对此，证券监管当局应将出现风险的券商所的客户账户转移到监管当局设立的特别清算账户中，避免券商做小委托理财账户的亏损，做大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监管当局在条件适宜时应当促使券商建立专门的缓冲基金账户，作为投资者赔偿得备付金，最后方可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⑷

这里的“债权人”指向的是证券公司，对保护基金公司而言，称为“证券投资者”更为恰当。《管理办护基金的保护范围，对投资者信心的维护也是不利的。因此《管理办法》有必要对“债权人”的范围界定清楚。对此，在界定“债权人”范围之时，可以不区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主要采取排除的方法，将对证券公司倒闭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人及其他过失方排除在外。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限额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关于保护基金对每位投资者给予赔偿的限额，《管理办法》没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则对投资者的损失分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个人债权，对两者采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对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本息予以全额赔偿，对个人债权则将资金额段按不同比例予以赔偿。对个人债权的分段赔偿是为了防止部分投资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规购买高利金融产品，从而防范道德风险，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然而，个人债权中包括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股票、债券而形成的债权，对该部分债权，投资者不可能预计到高风险，因此不应成为打折赔偿的对象，而应该将该部分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归于同一类，获得全额的赔偿。对于个人债权部分进行赔偿的上限，可以参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作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单个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最高额为30万元，对10万元以下部分全额赔偿，对10万元以上部分90%赔偿，并可以采用现金和有价证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对现金部分所占的比例予以明确。只有作出区别对待和对赔偿限额予以规定，才能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谨慎投资。

总之，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事关保护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发挥保护基金维护投资者信心和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z】；

［2］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2007年年报，2008年年报，2009年年报，2010年11月月报.；

［3］张敏聪.关于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若干问题的思考【n】《金融市场》2006年第4期第25页；

第5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他认为，中国基金业经历十几年发展后已经进入整固时期，基金行业竞争加剧，基金公司要快速发展，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有优秀的业绩和良好的治理结构作为保障，金鹰基金公司正在努力提高长期竞争力。

业绩是第一目标

“作为一个专业理财的公司，我们的重点工作是保持基金业绩持续稳定增长，这是第一目标。”殷克胜表示，金鹰基金公司这几年一直在专注于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打造强有力的投资平台。

据悉，在担任金鹰基金公司总经理之前，殷克胜曾长期担任投资管理工作，曾担任鹏华基金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兼投资总监，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特别是经历过2001年一直到2006年的熊市和牛市转换。

在殷克胜看来，基金行业竞争加剧更需要基金公司做强自己的业绩优势，这也是基金公司向投资者销售基金的基础。“只有把投资业绩搞好了，才能取得投资人的信任。”

殷克胜进一步表示，目前基金公司面临内外部多重竞争，从内部来看，大基金公司和中小基金公司的竞争，新基金公司和老基金公司的竞争；从外部来看，还面临着和券商、银行和保险的理财产品，以及私募基金的竞争，投资者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基金投资的相对吸引力有所下降，这就要求基金公司更加努力推出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新产品，更加努力地用更好的投资业绩来吸引投资人。

近年来金鹰基金公司的业绩总体表现优异。在天相投顾2010年《基金管理公司综合评级》中得到了“2010年度投资管理能力排名第二”；金鹰中小盘精选混合基金在银河证券2011年4月底的三年基金评级中获得五星基金，也获得了《中国证券报》颁发的第八届“三年混合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股东支持推动公司发展

“一家发展好的基金公司还必须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其中股东和董事会层面对基金公司的支持和长期经营规划非常重要！”，经历了基金业13年发展的殷克胜特别看中公司治理结构。

去年年底的股权变更和今年的增资扩股方案获批成为金鹰基金公司迈向良好公司治理结构重要事件。去年年底东亚银行子公司东亚联丰投资公司入股金鹰基金，从原股东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手中获得11%股权，四川南方希望实业其余9%的股权转让给了第一大股东广州证券。

第6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2005年年初，很多短期投资者和不理性的投资者将会迅速撤出，留下的将是做长期投资的成熟稳健型投资者。如果2005年中期表现还可以，前期撤出的人又会迅速杀回来，出现火爆场面。投资者和基金市场在2003年至2005年，盘点这两年的股票投资市场，总结中国内地这两年的股票市场和投资者的关系，核心就是“纠缠不清，耗着;身心俱疲，无奈分开;离婚了就别来找我。”颇有些“中国式离婚”的味道。

2003年虽然是投资者的股灾年，但可谓“基金年”。2003年终开放式基金总共为投资者分红20.19亿元，所有的基金似乎都大赚特赚，最好的甚至到了45%回报率。个人投资者开始疯狂入场，2004年年初的基金热，犹如星火燎原，一时间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成为了“基民”。

基金投资者们目睹了2004年年初基金卖什么，火什么的喧嚣，也经历了近一年的投什么、没什么的沉寂。2005年年初是否还能出现个人基金投资的火爆场面，要视2004年年终分红的情况。

2005年如果是投资者和基金的“离婚年”，有哪些政策影响了个人投资基金的热情，同时加大了个人投资的风险呢？那么准备进入基金围城的抑或准备“复婚”的个人投资者，该如何进行成熟的基金投资？ 2004年个人基金投资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呢？

如果中国内地众基金机构是男方，女方则是众国内基金投资者，而男女分配依据则是，虽然过程以男性为最伤，结局还是以女性为最终出局者并一无所有，男方似乎还存在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综合国家重大的金融政策以及经济学家的预测，以调查基金终端投资者的专业人士意见为参考，进行2004年的盘点分析，并透过专业的金融调查报告总结出《“美国式离婚”的投资解决方案》。

甲方投资观点：肯定离，而且很多基金被淘汰

辩论成员：香港著名经济学家 郎咸平

场外成员：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 谢国忠

场外因素： 保险资金合法入市 中国人民银行加息

观点支持：

1、“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2005基金淘汰论”。

惊人语言：2005是基金淘汰年

中国股市这些年来，经历了大户淘汰年、庄家淘汰年，证券公司淘汰年，说不定，2005年又将是基金淘汰年。

大量基金入市造成2004年初中国的股市升温很快。这种情况，使股市投资者结构和以前很不相同。以前的中国股市，机构占3成，而散户占7成。而现在是机构占7成，散户仅占3成。一是因为我们盘子小，二是我们股市的素质太差。而素质太差就容易让我们的基金经理紧张。基金们不仅面对3成的散户，更重要的是面对7成的同类机构投资者进行股市博弈。

对于一个质量很不好的股票市场，只要一有大的风吹草动，大家就会一齐卖股票。假设有什么不利消息，比如国有股减持，我们的基金就会一齐抛售，那就可能像美国1987年的股灾了。

基金入市是把双刃剑，虽然使股市增加了资金，但一旦出现大的事件，基金有可能集体退场，这将造成股市的动荡。

2、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谢国忠：中国股市如今也还“远没有触底”。

2004年10月27日，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虽然中国也许的确仍在努力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游戏已经结束。总体经济的下行趋势至少还要再持续一年的时间，中国股市如今也还“远没有触底”。谢国忠还说，盛衰周期内虽然中国的GDP出现了增长，但资本价值并无任何提高。“我认为中国股市依然虚高。”谢国忠建议美国投资者避开反复无常的中国股市，可以考虑投资于麦当劳或百胜餐饮（肯德基的母公司）。

场外因素:

1、“国九条”落实，保险资金准许入市。保险作为资本大鳄，入市操盘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压力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将带动资金进入保险联结分红的产品系统。

2、2004年10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九年来首次加息。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储蓄，此番举动必然会带动资金回流，引发基金缺钱。

3、基金业内竞争加剧。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数量越来越多，产品创新也层出不穷，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4、大众知名度低。市场操作手段和品牌意识落后，广告宣传和大众传播薄弱。

乙方投资观点：

进入蜜月期，会有大发展

辩论成员：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徐建平

场外成员：

博时基金梅建平、美国投资大师麦基尔教授、

招商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成保良

1、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徐建平：

中国基金业未来几年的主题将是发展而不是淘汰，四种力量决定2005年是基金发展年而非淘汰年。第一种力量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第二种力量是证券市场的内在推动力。第三种力量是法律法规的外在推动力。第四种力量是基金的自我创新能力。

2、博时基金梅建平：

我想从A股市场角度来说，长期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我想这里面主要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对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是比较看好的话，我想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答案是肯定的。A股目前作为一个投资工具，短期是很难以预料，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

3、美国投资大师麦基尔教授：

我认为在中国市场应该是全球最好的，有成长型公司投资机会的地方。我想如果能够投资在类似像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里，我愿意付更多的市盈率的倍数。

第7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筹集；使用

为维护投资者信心，进而稳定证券市场，我国于2005年7月1日颁布实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下称保护基金）。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是保护基金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保护基金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着力予以完善。

一、对保护基金筹集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保护基金筹集途径及风险评级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基金按照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筹集。”⑴按照这一原则，第十二条规定了基金的来源。根据保护基金公司2007年-2009年年报可得到如下数据(从各筹资途径所筹资金数额及占筹资总额的比例)⑵： 交易经手费（亿元）证券公司上缴基金（亿元）申购冻结资金利息（亿元）捐赠利息、投资和受偿收入（亿元）

2007年20.338(19.063%)28.403(26.623%)56.593(53.046%)1.352(1.268%)

2008年15.784(13.8%)44.026(38.73%)44.257(38.94%)9.596(8.44%)

2009年28.518(29.85%)40.810(42.71%)13.490(14.12%)12.731(13.32%)

    作为市场化的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举措，保护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证券公司所上缴的费用。从表中数据可知，证券公司上缴费用在保护基金筹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正逐年上升。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具体的缴纳比例由保护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调整。缴纳的费用在证券公司的营业成本中列支。由此可知，我国是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的高低采用浮动费率制，这种收费机制有利于促使证券公司自觉提高风险控制水平。然而，《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风险评估及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费率标准的具体办法未作规定。目前，保护基金公司已经有证券公司在缴费方面的评级方法，并根据评级结果，对证券公司确定不同的费率。

对证券公司通过评级分为A,B,C,D四类，A类再分为AAA,AA,A三个级别，B类分为BBB,BB,B三个级别，C类分为CCC,CC,C三个级别，D类只有D级，AAA级的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为0.5%，AA级为1.0%，然后依次增长0.5%，D级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则为5.0%。⑵虽然保护基金公司运用了风险评级，但是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为了少缴基金，可能会隐瞒问题和风险，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以商业贿赂收买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降低名义风险值，监管机构即便能查出来，也会多花时间和精力，导致风险延后和加剧。⑶对风险评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根据前一年的证券公司的收处置情况，投资者诉讼案件的数量，证券公司的盈利水平等实际情况加以确定，使进行风险评级所依据的信息尽量客观透明，从而让风险评级的结果更加公正，更好地发挥风险评级机制对证券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证券公司缴费费率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的缴费费率规定为0.5-5%，所缴费用从营业成本中列支，在实际操作中，风险高的证券公司缴费费率也会达到4.5%以上，从2010年11月份的月报显示，缴费费率在2.5%以上的证券公司为42家，占统计范围内的证券公司总数的39.6%。⑵然而，美国每家证券公司只需交纳150美元的年费，香港则是证券买卖双方各缴付成交金额的0.002%（每宗50,000港元的证券交易，双方分别须缴付1港元会费）。由此可见，我国所规定的费率较高。这会给证券公司造成较大的经营负担，证券公司则可能将此负担转嫁给证券投资者。从各国（地区）的收费情况来看，费率是逐渐降低的，如美国将以前的浮动费率改为很低的固定收费。此外，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每年收缴的费用比率以不超过全部成员单位总收入的1%为限，这样从总体上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缴费负担。因此，在保险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且证券公司的整体质量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我国也应逐步降低收费，并可对保护基金公司每年对证券公司的收费总量作出限制，这样既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一）对保

[1] [2] 

护基金使用对象的问题考查及完善建议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基金的用途，然而对保护基金的使用时机及可以获得赔偿得债权人的范围均未具体规定。作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基金的动用应有其他保护机制予以配合，否则保护基金将难以承担重负。对此，证券监管当局应将出现风险的券商所的客户账户转移到监管当局设立的特别清算账户中，避免券商做小委托理财账户的亏损，做大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监管当局在条件适宜时应当促使券商建立专门的缓冲基金账户，作为投资者赔偿得备付金，最后方可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⑷

这里的“债权人”指向的是证券公司，对保护基金公司而言，称为“证券投资者”更为恰当。《管理办法》如果对“债权人”的范围不加以界定，必然会影响到赔偿工作的展开，投资者也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保护基金的保护范围，对投资者信心的维护也是不利的。因此《管理办法》有必要对“债权人”的范围界定清楚。对此，在界定“债权人”范围之时，可以不区分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主要采取排除的方法，将对证券公司倒闭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人及其他过失方排除在外。

（二）对保护基金使用限额的问题考察及完善建议

关于保护基金对每位投资者给予赔偿的限额，《管理办法》没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则对投资者的损失分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个人债权，对两者采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对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本息予以全额赔偿，对个人债权则将资金额段按不同比例予以赔偿。对个人债权的分段赔偿是为了防止部分投资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规购买高利金融产品，从而防范道德风险，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然而，个人债权中包括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股票、债券而形成的债权，对该部分债权，投资者不可能预计到高风险，因此不应成为打折赔偿的对象，而应该将该部分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归于同一类，获得全额的赔偿。对于个人债权部分进行赔偿的上限，可以参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作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单个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最高额为万元，对万元以下部分全额赔偿，对万元以上部分%赔偿，并可以采用现金和有价证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对现金部分所占的比例予以明确。只有作出区别对待和对赔偿限额予以规定，才能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谨慎投资。

第8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低投资收益率的原因分析

1．投资渠道狭窄，投资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以来把保持基金的安全性作为首选目标，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进行了严格限制。根据2001年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中，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且不允许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风险小的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39％；第二类为风险较小的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43％；第三类为有一定风险的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7％；第四类为风险较大的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11％。从资产分布情况看，风险较小的投资占总资产的8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基金投资结构完全不同（见表1）。这种投资安排一方面保障了基金运行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基金投资渠道过于狭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资产过于集中，长此以往，不仅基金增值目标无从谈起，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无法保障，安全性目标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2．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主体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投资主体应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即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受托运作和管理社保基金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我国目前有10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他们应该是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但事实情况是，根据《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1711．44亿元，其中，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的资产1098．77亿元，占比高达64．20％；而委托投资资产仅为612．67亿元，占35．80％，投资收益率仅为3．32％。根据国际上养老基金的运作经验，有效的基金运作应引入竞争，由多家非政府部门依法经营，而国家管制型的基金运作，因为权责不明晰，难以有效防范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骗、侵吞、挪用及滥用现象。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基金运作的低收益率。我国养老基金投资主体的“缺位”与“越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投资比重过高的现状是导致基金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制度因素，不利于我国基金投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3．高质量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才匮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继2002年评选出6家投资管理人之后，2004年又增加了包括易方达在内的3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共4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投资机构过多使有限的养老基金投资过于分散，由于当前我国投资工具还比较单一，投资机构缺乏大规模、高质量基金运作的丰富经验，容易形成重复投资或相反投资，从而降低基金投资效益。而且当前开放式基金尚在试点，基金行业发展还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制度结构尚未完善，运作行为尚未成熟，基金管理公司的评价体系目前也未建立，因此，理事会在遴选投资机构时缺乏统一标准，管理人的选择上易流于形式。另外，我国当前无论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是这10家基金投资机构，在高级投资人才方面都比较匮乏，尤其是能够运作大规模基金，懂金融、管理、社会保障、证券投资、会计、法律等相关知识和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当前基金投资效益不高的重要因素。

4．地区分割和行政干预削弱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区域性分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处于三级地方（省、市、县）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由于三方责、权、利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制约机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的养命钱时常用不到刀刃上。首先，尽管养老保险的收支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允许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缴费比例和支出水平。有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提高缴费比例，降低支出水平，既增加了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又损害了养老保险受益者的利益。其次，有些地方政府违反专款专用的原则，随意挪用、挤占养老保险基金，又无法按时偿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增加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提高了支付风险。最后，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地方亏空大多由中央政府“买单”，这种责权脱节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容易滋生等不正之风。

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益的途径分析

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投资效益，使有限的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以应对我国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充分发挥其“稳压器”、“调节器”、“减震器”的作用，是我们当前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基金投资效益：

（一）拓宽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结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范围不断拓宽，投资工具不断多元化，资产配置和组合不断优化。基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考虑，许多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投资工具的控制比例。如比利时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控制比例为15％；法国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最低比例为34％；英国规定应将5成以上投资于本国的股票市场，约2成投资于海外股票市场；瑞士政府对投资于各种不同风险工具的比例设置了最高界限，即国内股票为30％、外国股票为10％、外国货币资产为20％。根据《暂行办法》，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可以选择包括从实业资产到金融资产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2004年我国各类投资品种占社保基金总资产的目标投资比例情况为：固定收益部分，包括协议存款、国债和债券委托目标投资比例是70％，可上下浮动10％；现金等价物投资，包括普通银行存款和国债回购的目标投资比例是5％，最高不超过10％；股票的目标投资比例由2003年的5．1％增加到25％，可上下浮动5％。和2003年相比，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因此我们的投资重点应当注重以下方面：

1．国债和银行存款。这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常规性投资渠道，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它们在安全性方面较其他投资工具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国债，它一般可以认为是零风险的，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税，在收益性上优于银行存款，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现在的国债品种比较单一、期限结构不尽合理、并对利率风险很敏感，收益率也较低。2006年记账式（一期）7年期国债的票面年利率仅为2．51％，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因此，我国应加大国债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国债在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性上的特殊作用，并且将其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银行存款也应只作为短期投资工具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比例更不宜过高。

2．养老金入市。2001年7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参与了中石化A股的申购和配售，业界专家称此举表明我国社保基金已“悄然入市”。2001年底出台的《暂行办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于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及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所占投资比例可达50％，这一规定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和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社保基金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额度不断扩大。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达1917亿元，投资范围几乎覆盖了中国资本市场所有符合养老金机构投资特点的投资品种，包括企业债、金融债、股票组合、回购组合、稳健组合、指数基金和参股非上市企业等。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有1150亿元投资资本市场，占基金总规模的60％。全国社保基金已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根据国外经验，谨慎地放宽养老金的股票投资限制，是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保证其增值的重要途径。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市场运行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市场风险大大高于西方成熟股市的风险，且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可供养老保险基金选择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组合种类少。因此，我们可参照国际惯例，采取由少到多、逐步推进的战略，允许养老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条件、有步骤、有限度地进入证券市场，主要购买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或新股。待条件更加成熟以后，再允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股票投资、信托投资、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以及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3．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这为养老保险基金开辟了新的广阔的投资渠道，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固定的资金存变量和长期稳定的收益。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将社会保障基金转入国家长期基础建设并不等于购买国债，因为购买国债的结果是基金投资的项目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经验表明，大部分由政府主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极低，容易造成浪费，这对于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社会保障基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合理的做法是10家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个过程。笔者认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要重点关注电力、通讯、交通、能源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建设周期长，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且有国家政策资金的优惠，所以投资收益不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具有稳定性，投资风险较低，能够同时满足基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重要发展方向。

4．国际投资。由于受信用风险、外汇管制、产业分布及养老金投资法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养老金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涉足国际投资的。在1970年，只有英国和荷兰的养老金把少量的资产投资于境外。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出于分散风险和获得更高利润的需要，各国纷纷加大了养老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例，主要是投资于海外股票和债券。在一份美国退休金的投资动向的调查中表明，1992－1995年间，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国外股票，增长了2．3％，而同期对本国股票的投资只增长了0．5％。1998年，英国养老基金资产中18％为国外资产，法国为5％，德国为7％。在发展中国家中，2003年智利养老基金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上升至18％。政府计划在两年内将国际投资比例的上限从20％提高到30％。而秘鲁已经将养老基金海外投资比例的上限从10％提高到20％。这些数据表明，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国际上养老金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虽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较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投机性较强，风险大而收益率不稳定，因此，在保障基金投资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将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提高资产的整体收益率。

（二）明确投资主体，提高投资效益

社会保障基金属于社会性公共基金，应由社会自治性机构组织管理，避免各级政府及任何机构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和干预。而我国当前的投资机构主要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因此应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基金管理中心不直接进行投资），通过竞争，明确经过基金理事会资格认定的高资信、高效益的基金管理公司或银行的投资主体地位，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退出投资领域。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考虑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专门成立养老保险投资银行。为避免重复投资，国家应对养老保险投资银行的投资工具、投资收益和投资渠道有一个不同于现有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性商业银行的规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优惠，以促使其努力开发新型投资工具，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还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有经验的投资机构联合，扩大海外投资的比重，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投资效益。

（三）加强制度设计，提高统筹层次，降低运行成本

针对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分割和行政干预严重的现状，我们应加强制度设计的力度，协调关系，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体系，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提高统筹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正是我国当前努力建设的一项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于2006年1月13日透露，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统筹层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享受待遇标准的统一，加大基金调剂功能，消除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同时，通过减少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建立风险分担和权利制约机制，可以实现集中管理，避免“隐性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减少中央财政的压力，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打击挤占挪用基金和骗保冒领的行为，维护基金安全。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分担机制，做到责任明确，各尽其职。

第9篇：基金投资总结范文

关键词：新疆　财政支农资金　投资效益

一、新疆财政支农资金投资效益现状分析

新疆作为我国农业大省之一，现阶段政府财政投资仍然是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因此，研究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效益，对实现“十一五”时期新疆农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现状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财政支农资金总体呈增长态势，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较大

自“九五”时期以来，财政支农资金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2.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7.5亿元，增长了3.8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71％，支农资金的增加较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1996～2006年，农业总产值由128.87亿元提高到883.54亿元，增长了6.86倍，农业提品的能力明显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粮食总产量由160.84万吨增加到895.22万吨，增长了5.57倍，棉花产量由94.04万吨增加到218.01万吨，增长了2.32倍，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1位；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业机械总动力由698.56万千瓦增加到1190.04万千瓦，农村用电量由18.47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6.47亿千瓦小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90.01元增加到2373.28元，增长了1.84倍，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财政支农资金总体效益水平呈下降趋势

为了评价财政支农资金的总体效益状况，本文引入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考核指标，其公式为：财政支农资金效益指标＝农业GDP/同期财政支农资金。

“九五”时期，财政支农资金效益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01年虽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这并不是实际效益的提高，而是由于资金投入的大幅度下降所致，2002年降低到历史最低点5.99，波动幅度较大。近年来开始缓慢提高，但整体效益水平不高，10年间的平均效益为12.0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56)，没有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增加而相应提高，说明财政支农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益不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支农资金投入结构变化明显，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增长迅速

从1996～2005年，支农资金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变化最为明显，投入比重增加了2.48倍。特别是1998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增强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这对于提高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次为农业科技三项费、农村救济费、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分别增长了12.38倍、5.8倍、2.29倍。

(四)各项目支农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弹性较小。结构效益水平较低

为了研究各项目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提高的弹性关系，现把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作为自变量X1，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2，农业科技三项费-X3，农村救济费一X4，通过Excel对1996～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与各项目支农资金进行对数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Iny=7.4825+0.20841n×2-0.1030In×3+0.1775In×4调整后的R2=0，9836，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设α=0.01，F=161.3827＞F0.01=6.99，变量X2、X3、X4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9％的显著水平下成立，相关系数R＝0.9949，说明各项目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从方程可以看出，各项目支农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弹性依次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0.2084、农村救济费为0.1775、农业科技三项费为-0.1030，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被剔除。可见，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强，而其它部分资金的作用较弱，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农业经济应有的促进作用，说明财政支农资金的结构效益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提高潜力。

二、制约新疆财政支农资金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资金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和结构效益水平均较低，针对这种现状，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支农资金投资效益的因素进行分析。选取1996～2005年具有代表性的、能够综合反映支农资金投资效益影响因素的八项指标来构建财政支农资金投资效益的评价体系：X1―财政支农资金总量；X2―支农资金增长率；X3―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比重；X4―支农资金占农业GDP比重；X5―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比重；X6―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X7―农业科技三项费比重；X8―农村救济费比重，数据计算借助于SPSSl2，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第一主因子F1在变量X6上有较大载荷，说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财政支农效益有较大影响，是影响支农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与前述回归分析结论相一致；第二主因子P2在变量X2和X4上的载荷较大，反映出持续稳定的支农资金增长率和所占农业GDP比重，即持续稳定的投资力度能够提高支农效益；第三主因子乃在变量x7和X8上有较大载荷，说明农业科技三项费和农村救济费支出比重的增加对支农效益具有促进作用，而新疆支农资金投入在以上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投资效益水平的发挥。

(一)财政支农投入力度较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虽然支农资金总量在逐年增长，但其投入的相对规模较小，支农资金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占财政总支出和农业GDP的比重较低，分别为12.66％和9％，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支农资金的低投入导致农业产出效益低下。

(二)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生产性支出较少，非生产性支出较多。财政支农中支援农村生产方面的支出范围越来越广，但其投入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而各部门事业费支出一直偏高，平均比重达60％以上，而且事业费支出的内部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其中人员开支所占比例上升较为迅速，业务经费和其他经费的增长受到较大影响，这类支出比重偏高必然削弱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2　农业科技三项费投入不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则更

多的依赖农业技术的进步。长期以来，新疆农业科技三项费一直在0.95％的较低水平下徘徊，使得一些生产急需推广和研究的技术项目、技术成果不能尽快解决和应用，导致了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低水平贡献率。

3　农村救济费支出偏低。农村救济费支出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增加丧失劳动能力、有特殊困难等农户的经济收入。而农村救济费支出总额不足，平均比重仅为0.25％，不利于新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财政支农资合管理机制不健全，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1　财权事权划分不清，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由于支农资金分散于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各部门在资金的使用上没有做到统筹安排，造成资金的重复配置和分散使用，使有限的资金难以形成合力，导致支农资金难以发挥最佳效果。

2　资金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缺位。当前财政支农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分资金、下指标，各部门重视资金分配，忽视资金监管，出现了问题往往相互推诿，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着对资金截留、挪用现象，使得资金到位率低，至于资金的具体使用过程和投入效果如何则很少涉及，资金的后续管理弱化甚至缺失。

(四)资金投入方式不灵活，导致财政支农导向功能弱化，支农效益低下

财政支农方式不灵活，导致财政“四两拨千金”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强，对其他社会资金投资农业的示范和引诱能力有限，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使得农业投入效果不佳，影响了财政支农的整体效益。

三、提高新疆财政支农资金投资效益的对策与建议

综合上述财政支农效益现状与制约因素的分析，联系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使财政支农资金取得更大的效益，对促进农业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财政支农要体现出国家对农业实行宏观调控的政策趋向，使农业成为真正的基础产业。一是增加财政支农投入总量，遏制其相对规模的持续下滑，保持投入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二是完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依法规范各级政府的支农行为。增强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法律保障；三是充分利用“绿箱”政策，针对新疆农业发展的特点，从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拓展支农空间。

(二)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1　压缩事业费支出比重，增加农业生产性支出。2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重点支持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水利灌溉、中低产田改造、农村通讯和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农村因基础“瓶颈”所抑制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对惠及全社会的农业基本建设，可以采用其支出不再归类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支出，单独列支，以免借其名虚增农业支出。3　大力支持“科教兴农”。重点支持具有示范性、辐射性的农业科技成果示范区和基础性农业科研开发项目、农技推广体系等建设，通过财政的适当扶持，支持科研单位直接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公司，以技术开发带动产业开发，从而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农业竞争力。4　加大农村救济费支出力度。应积极探索由“输血式”救济向“造血式”救济为主的开发型新思路转变，通过以工代赈、以物抵资、以奖代补等途径，把支持的重点转到启动农村经济、增强乡镇企业造血功能、公路和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科技教育方面，使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持久发展。

(三)改革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首先，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防止投资“缺位”和“越位”。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建立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协同共管、权责分明的管理责任制。其次，坚持以县为主推进支农资金的整合。通过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引导支农资金整合，以主导产业和项目打造资金整合平台，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资金的集中使用。根据财政支农的目标和重点，在适当归并资金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规划投入到重点区域，统筹安排使用，构建公共财政资源的整合机制。再次，加大资金使用效果的监督评估力度。将支农资金的追踪监管、效益反馈放在与资金分配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制定并完善效益考核指标体系，确立和贯彻严格的责任制和相应的奖惩制度，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