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精选(九篇)

第1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实现持续规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制定木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统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实施合规管理。

本办法所称合规，是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和自律规则、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和准则)。

本办法所称合规管理，是指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制定和执行合规管理制度，建立合规管理机制，防范合规风险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合规风险，是指因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或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或执业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准则而使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采取监管措施、给予纪律处分、出现财产损失或商业信誉损失的风险。

第三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合规管理应当覆盖所有业务，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层级子公司和全体工作人员，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第四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树立全员合规、合规从管理层做起、合规创造价值、合规是公司生存基础的理念，倡导和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培育全体工作人员合规意识，提升合规管理人员职业荣誉感和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第五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以下简称协会)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管理工作实施自律管理。

第二章 合规管理职责

第六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开展各项业务，应当合规经营、勤勉尽责，坚持客户利益至上原则，并遵守下列基本要求：

(一)充分了解客户的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投资口标、风险偏好、诚信记录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二)合理划分客户类别和产品、服务风险等级，确保将适当的产品、服务提供给适合的客户，不得欺诈客户。

(三)持续督促客户规范证券发行行为，动态监控客户交易活动，及时报告、依法处置重大异常行为，不得为客户违规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提供便利。

(四)严格规范工作人员执业行为，督促工作人员勤勉尽责，防范其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违规、超越权限或者其他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有效管理内幕信息和未公开信息，防范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该信息买卖证券、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

(六)及时识别、妥善处理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同客户之间、公司不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切实维护客户利益，公平对待客户。

(七)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

(八)审慎评估公司经营管理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扰乱市场秩序。

第七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会决定本公司的合规管理目标，对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承担责任，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审议批准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

(二)审议批准年度合规报告;

(三)决定解聘对发生重大合规风险负有主要责任或者领导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四)决定聘任、解聘、考核合规负责人，决定其薪酬待遇;

(五)建立与合规负责人的直接沟通机制;

(六)评估合规管理有效性，督促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八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监事会或者监事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合规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发生重大合规风险负有主要责任或者领导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九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落实合规管理目标，对合规运营承担责任，履行下列合规管理职责：

(一)建立健全合规管理组织架构，遵守合规管理程序，配备充足、适当的合规管理人员，并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支持和保障;

(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报告、整改，落实责任追究;

(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确定的其他合规管理职责。

第十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和各层级子公司(以下统称下属各单位)负责人负责落实本单位的合规管理目标，对本单位合规运营承担责任。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全体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与其执业行为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准则，主动识别、控制其执业行为的合规风险，并对其执业行为的合规性承担责任。

下属各单位及工作人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合规风险隐患时，应当主动及时向合规负责人报告。

第十一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设合规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是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对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和检查。

合规负责人不得兼任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的职务，不得负责管理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的部门。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章程应当对合规负责人的职责、任免条件和程序等作出规定。

第十二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负责人应当组织拟定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和其他合规管理制度，督导下属各单位实施。

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应当明确合规管理的目标、基本原则、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违法违规行为及合规风险隐患的报告、处理和责任追究等内容。

法律法规和准则发生变动的，合规负责人应当及时建议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并督导有关部门，评估其对合规管理的影响，修改、完善有关制度和业务流程。

第十三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内部规章制度、重大决策、新产品和新业务方案等进行合规审查，并出具书面合规审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自律组织要求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或报告进行合规审查的，合规负责人应当审查，并在该申请材料或报告上签署合规审查意见。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应当对申请材料或报告中基本事实和业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采纳合规负责人的合规审查意见的，应当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决定。

第十四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要求和公司规定，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

合规负责人应当协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和执行信息隔离墙、利益冲突管理和反洗钱制度，按照公司规定为高级管理人员、下属各单位提供合规咨询、组织合规培训，指导和督促公司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公司和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第十五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按照公司规定，向董事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报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经营管理合法合规情况和合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合规负责人发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合规风险隐患的，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向董事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整改。合规负责人应当同时督促公司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公司未及时报告的，应当直接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有关行为违反行业规范和自律规则的，还应当向有关自律组织报告。

第十六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要求调查的事项，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检查和调查，跟踪和评估监管意见和监管要求的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将出具的合规审查意见、提供的合规咨询意见、签署的公司文件、合规检查工作底稿等与履行职责有关的文件、资料存档备查，并对履行职责的情况作出记录。

第三章 合规管理保障

第十八条 合规负责人应当通晓相关法律法规和准则，诚实守信，熟悉证券、基金业务，具有胜任合规管理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备下列任职条件：

(一)从事证券、基金工作10年以上，并且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合规管理人员胜任能力考试;或者从事证券、基金工作5年以上，并且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在证券监管机构、证券基金业自律组织任职5年以上;

(二)最近3年未被金融监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聘任合规负责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送人员简历及有关证明材料。证券公司合规负责人应当经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认可后方可任职。

合规负责人任期届满前，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解聘的，应当有正当理由，并在有关董事会会议召开10个工作日前将解聘理由书面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

前款所称正当理由，包括合规负责人本人申请，或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更换，或确有证据证明其无法正常履职、未能勤勉尽责等情形。

第二十条 合规负责人不能履行职务或缺位时，应当由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长或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代行其职务，并自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书面报告，代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合规负责人提出辞职的，应当提前1个月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在辞职申请获得批准之前，合规负责人不得自行停止履行职责。

合规负责人缺位的，公司应当在6个月内聘请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人员担任合规负责人。

第二十一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设立合规部门。合规部门对合规负责人负责，按照公司规定和合规负责人的安排履行合规管理职责。合规部门不得承担与合规管理相冲突的其他职责。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明确合规部门与其他内部控制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建立内部控制部门协调互动的工作机制。

第二十二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为合规部门配备足够的、具备与履行合规管理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规管理人员。合规部门中具备3年以上证券、金融、法律、会计、信息技术等有关领域工作经历的合规管理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公司总部人数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协会规定。

第二十三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各业务部门、各分支机构应当配备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规管理人员。

合规管理人员可以兼任与合规管理职责不相冲突的职务。合规风险管控难度较大的部门和分支机构应当配备专职合规管理人员。

第二十四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将各层级子公司的合规管理纳入统一体系，明确子公司向母公司报告的合规管理事项，对子公司的合规管理制度进行审查，对子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子公司合规管理工作符合母公司的要求。

从事另类投资、私募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等活动的子公司，应当由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选派人员作为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合规管理工作，并由合规负责人考核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保障合规负责人和合规管理人员充分履行职责所需的知情权和调查权。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召开董事会会议、经营决策会议等重要会议以及合规负责人要求参加或者列席的会议的，应当提前通知合规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有权根据履职需要参加或列席有关会议，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

合规负责人根据履行职责需要，有权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有关人员对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向为公司提供审计、法律等中介服务的机构了解情况。

合规负责人认为必要时，可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名义直接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或人员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二十六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保障合规负责人和合规管理人员的独立性。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规定的职责和程序，直接向合规负责人下达指令或者干涉其工作。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下属各单位应当支持和配合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及本单位合规管理人员的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阻挠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和合规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二十七条 合规部门及专职合规管理人员由合规负责人考核。对兼职合规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时，合规负责人所占权重应当超过50%。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合规负责人、合规部门及专职合规管理人员的考核管理制度，不得采取其他部门评价、以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为依据等不利于合规独立性的考核方式。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会对合规负责人进行年度考核时，应当就其履行职责情况及考核意见书面征求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的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可以根据掌握的情况建议董事会调整考核结果。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下属各单位的考核应当包括合规负责人对其合规管理有效性、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合规性的专项考核内容。合规性专项考核占总考核结果的比例不得低于协会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合规负责人与合规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制度。合规负责人工作称职的，其年度薪酬收入总额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收入总额中的排名不得低于中位数;合规管理人员工作称职的，其年度薪酬收入总额不得低于公司同级别人员的平均水平。

第二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自律组织支持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合规负责人依法开展工作，组织行业合规培训和交流，并督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为合规负责人提供充足的履职保障。

第四章 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在报送年度报告的同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送年度合规报告。年度合规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和各层级子公司合规管理的基本情况;

(二)合规负责人履行职责情况;

(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风险隐患的发现及整改情况;

(四)合规管理有效性的评估及整改情况;

(五)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求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内容。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年度合规报告签署确认意见，保证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内容有异议的，应当注明意见和理由。

第三十一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组织内部有关机构和部门或者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及时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合规管理有效性的全面评估，每年不得少于1次。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进行的全面评估，每3年至少进行1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合规风险隐患的，可以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委托指定的具有专业资质的外部专业机构对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督促其整改。

第三十二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行政监管措施;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行政监管措施。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公司出现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等情形的，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四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三条 合规负责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四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合规风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五条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五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

合规负责人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处以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通过有效的合规管理，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合规风险隐患，积极妥善处理，落实责任追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流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理;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避免合规风险，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追究责任。

对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合规负责人己经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尽职履行审查、监督、检查和报告职责的，不予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合规负责人，包括证券公司的合规总监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督察长。

(二) 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住所地或者经营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第三十八条 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可以提高对行业重要性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的合规管理要求，并可以采取增加现场检查频率、强化合规负责人任职监管、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协助开展工作等方式加强合规监管。

前款所称行业重要性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是指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公司内部经营活动可能导致证券基金行业、证券市场产生重大风险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第2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内容提要: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 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转贴于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

如上所述，基于对经济法视野下社会本位的思考，以及对基金管理公司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之长远利益的实现和其他债权人的交易时的认知与选择等性质的分析，结合基金法制的价值目标与法律特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债权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问题，在其利益与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重。

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原则有例外与限定。

如上所述，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股东、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然而此优先亦非绝对的优先，其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或者具有一定的例外。

第一，在基金管理公司所从事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具有公益目的的受托管理业务中，由于事实上投资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具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色彩，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此情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从管理人的性质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时亦承担着或多或少的由于彼此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信赖义务。如此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对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所涉的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而言，则应至少存在平等的关系，或者依其法益之高低在发生冲突时予以平衡。此应为上述优先原则的除外特别情形。

第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由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财产与其固有资产之间并不相同，且依法需要严格划分与相互独立，那么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到期债权时，除非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具体利益，或者说将客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和活动，方可依据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加以调整。而在公司仍得以正常经营时，或者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更为间接或抽象时，则不应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并不否定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不排斥其他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更不否定债权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举例来说，如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时，应当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谨慎地考虑是否可以宣告破产，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必要时可以限制其他债权人的破产申请等权利，但是，在宣告破产后，其他债权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无特别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享有同一顺序的平等的受偿权利与机会。

四、小结

在相关立法中，存在着对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概念的混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从其规定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应当属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基金法律关系的相对优先。并且，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且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而该原则并不能简单地依法规的字面规定而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说，是否能够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加以法律的分析与研究。在不同的法律视角下加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公司及其股东、员工应当时刻遵循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宗旨和准则，除非公司尚未成为基金管理人或没有加入基金法律关系；对于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即主要是其他非基金业务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原则上由于社会本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以及自身交易的选择等原因，亦应服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规定和原则。但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与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无优劣轻重之分，在无法衡量其法益高低之时应予以平等的对待。而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注释:

[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一条。

[2]《证券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二条。

[3]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5]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虽均以“基金管理公司”为规范用语，但究其实质却是以基金法律关系为前提。而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客观实践中均无法等同。具体分析可参见奚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讲，楠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

第3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与一般的股份公司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投资公司第17节第5段规定，每家注册的管理公司均须将其证券和类似投资交由保管人士保管。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投资基金的指令中也明确规定，公司型投资基金的资产应由与基金公司相独立的保管人士保管。可见，在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中，必须有保管人。这是由投资基金资产的性质决定的。投资基金的资产由现金和证券组成，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流通性，因而使得控制该资产的人士很容易盗用基金资产或为自身利益或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使用基金资产。有鉴于此，投资基金采用公司型的，在组织结构上增加独立保管人，使之负责基金公司的资产保管，由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或其聘任的经理负责公司资产的投资管理。其次，由于投资基金的一项重要价值是专家管理，广大投资者投资于投资基金实际上是购买了专家管理服务，这也要求在公司机关权力分配上，公司型投资基金与一般股份公司应有所不同。

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在信托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方面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当事人均有三方组成，即基金经理人（日本称委托公司）、受托人和投资者；其二，上述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受基金设立文件信托契约的调整。其中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受托人负责基金资产的保管，受益人享有对基金资产管理所产生的收益的受益权。但是，信托型投资基金中的信托关系有其独特性。因为一般信托法理基于民事信托这一观念，委托人将其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或其指定的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因此在信托法理中，委托人在信托的设立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信托型投资基金则源于商务信托这一概念，信托公司等以担当受托人为目的，主动邀请他人将财产信托给公司，因此在信托设立上，受托人更具有积极意义。在信托型投资基金中，基金经理人和基金保管人以担任广大投资者的受托人为营业，他们主动设计不同类型、不同投资政策、不同经营方针的投资基金，并公开邀请投资者参加投资基金，这样，就使投资基金中的信托关系变得较为特殊：受托人在信托的设立上具有积极意义，基金经理人、保管人一起分担了一般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的责任；基金经理人对投资者既负有受托人的忠诚义务，又为自己计算与投资者买卖基金证券。

199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投资基金作了专门的规范。《暂行办法》没有对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作出规定，我国投资基金实践也并不统一，既有采公司型的，也有采信托型的。

投资基金在制度上的分类主要是公司型投资基金与信托型投资基金。这也是由股份公司与商务信托具有的下列两个特征所决定的：第一、证券持有人的有限责任。第二、公司资本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该独立性既使基金资产与经理人、受托人自有资产相分离，又使基金资产独立于投资者。

我国目前已有的投资基金主要是信托型，还有极少数采用公司型，但这不是我国今后投资基金单采用信托型的充分理由；同时，我国目前已有公司法，没有信托法，也不是我国今后投资基金均应发展为公司型的充分理由。采用公司型投资基金的优点在于公司法提供了公司设立、运行的一整套法律规则，且公司法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与投资基金立法的目的一致；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组织结构运用于公司型投资基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基金专家管理功能的发挥。采用信托型投资基金的优点在于其运作更具灵活性；其主要不足在于投资者对基金的运作缺乏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认为，我国在法律上可明确规定兼采公司型与信托型投资基金，并且基于保护投资者这一立法目的与专家管理这一原则，对两类投资基金作出相应的规范。至于实践中以何种投资基金为佳，则尊重投资者选择。

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尽管我国已有《暂行办法》，但是作为投资基金基本法理基础的信托法尚未制定颁布；我国虽有公司法，但是以我国现行公司法规范公司型投资基金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结构的规定不适合公司型投资基金。前已述，投资基金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资产经营与保管相分离，对此我国公司法没有相应的规定，而独立保管制度的设计已被公认为对保护投资者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投资基金价值之一是专家管理，但是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董事、经理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而且在公司机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的权力分配上也没有适合于专家管理要求的明确规定。

第二、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下，开放型的公司型投资基金设计没有可行性。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由于我国原有的投资基金均是封闭型，因而公司法的该种规定对投资基金实践并未构成妨碍。但是随着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开放型基金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公司法该种规定对开放型投资基金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对现行公司法上述规定作出补充，规定开放型公司型投资基金不适用上述规定。

第4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10家基金管理公司

构成了中国基金行业的第一梯队

按照“中国基金管理公司价值评估体系”，我们对于成立于2007年之前的58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综合考虑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实力、管治能力、投资管理能力和研发创新能力后，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以77.5分位居58家基金管理公司的首位，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以6分之差名列次席，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紧随其后，得分为70.5。第4至10名的基金管理公司依次是广发基金管理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博时基金管理公司、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毫无疑问，上述10家基金管理公司构成了中国基金行业的第一梯队，他们当中最有可能跑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而在这10家公司中，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具备了绝对的领先地位，行业地位无法撼动。

资产规模与基金管理公司综合价值

呈明显正相关

在得分居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中，4家注册地在深圳，各有2家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表明在金融较为发达城市，基金行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从10大最具价值基金管理公司资产规模来看，在2007年末超过2000亿元的公司共有3家，分别是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和嘉实基金管理公司。规模小于1 000亿元的基金管理公司只有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其余6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规模介于1000亿元至2000亿元之间。而2007年末资产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恰好只有10家(图2)。这表明资产规模与基金管理公司综合价值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基金经理流动性方面，10大最具价值基金管理公司2007年平均的基金经理流动比率为51％，低于65％的行业平均值。其中，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流动比率最高，达到75％。对应的事件当然就是投资总监吕俊的离职导致的团队不稳定。此外，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和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流动比率也有70％，处于偏高的水平。相对而言，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和广发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流动比率都只有29％，表明这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团队较为稳定。

第5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公募基金利益冲突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频频发生的基金经理“老鼠仓”、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恶性事件严重破坏了整体的行业形象，为此监管机构也大为头疼。但由于犯法成本过低，上述行为屡禁不止，成为公募基金行业的一大症结。在这种行业背景下，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行为入刑，最高可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即便如此，仍有基金经理以身试法，身陷囹圄。“老鼠仓”、内幕交易等行为只是基金行业所存在问题的一个突出反映，基金行业整体架构的设置使得该行业充斥着利益冲突。

一、公募基金行业存在的利益冲突

我国目前的公募基金均采用契约式的结构。根据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公募基金法律关系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形成；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核准的其他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通过银行等渠道公开发售拟设立基金产品的基金份额，投资人通过与基金管理公司签订基金份额认购协议的方式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一旦某基金产品募集成立，则基金管理人指派特定的基金经理负责管理该基金产品的投资行为。基金资产独立于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资产，基金资产自行承担由于基金投资运作产生的债权债务，基金投资人以及出资为限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我国的公募基金法律架构实际上是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形成信托法律关系，基金管理人对投资人承担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点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的体现在第九条：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基金服务机构从事基金服务活动，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在上述法律框架下，公募基金行业存在的利益冲突包括：

（一）基金管理公司股东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公司法的角度，基金管理人为其股东出资设立的公司，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行为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基于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基金管理人又应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己任。与其它行为的公司股权治理的核心不同，基金管理公司股权安排和治理中更为关注的是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这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不同与其它一般性工业、商业企业的业务特殊性决定的。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这形成了基金管理公司两种类型的资产性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险收益对称关系。

一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本金，这由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投入，这一投入的总额往往非常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最少为1亿元。鉴于基金管理公司有限责任的法律主体特点，其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与少量的资本金相对应的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大量的基金资产，这部分资产来自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少则数十亿，多则上千亿，远高于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投入。这部分资产的收益主要来自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其风险主要来自投资失败和基金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

如考虑到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管理主要就是围绕着基金管理业务展开时，实际上管理公司因内部管理不完善或甚至内部控制失控而带来的操作风险、合规性风险等造成的基金资产的损失，虽然理论上可通过建立向基金投资者赔偿机制而将风险由基金管理公司承担，但当管理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时，公司发生巨额赔偿时，公司真正能赔偿的额度是有限的。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投资收益与管理费收入，也就是说与基金规模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而基金的规模与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的业绩、服务，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利益与基金投资者利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为获取自身利益应该也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这里也开始显示了利益冲突的可能。因为管理费是从基金资产中支出的，在基金管理公司是收入的地方，在基金投资者则是成本，两者存在此大彼小的关系。更重要的冲突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在掌握了基金资产的实际使用权后，其所获取利益的途径就不只是管理费收入这么单纯，一些不正当或不合理的关联交易、市场操纵等利益输送行为也能使管理公司的股东获得利益。从利益大小的驱动性来讲，管理公司的股东会更看重利益输送，因为一次利益输送行为可能产生远高于来自管理费的收益，一次不正当交易就收回了其全部的资本金投入，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利益输送手段的隐蔽性，更使其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二）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基金管理人内部直接参与基金资产进行投资管理的是基金经理，其收入的很大比例是与所管理基金产品的业绩表现相挂钩，这使基金经理的利益与基金投资者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投资有风险，任何基金经理都无法确保长期跑赢业绩指标，同时基金经理所管理的资金数额巨大，这两点就催生了很多基金经理铤而走险的心理，通过内幕交易、“老鼠仓”等方式以牺牲投资者利益为代价为个人谋取非法暴利。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我国法律已引入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然后事后处罚很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面对巨大非法利益的诱惑，仍会有基金经理以身试法。

（三）不同基金产品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个基金管理人通常同时管理几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金产品，其中不乏投资标的和投资策略相似的基金产品。每个基金公司为了塑造品牌形象，都可能通过区别对待不同的基金产品来打造所谓的明星产品。由于基金投资者缺乏对于投资行为的有效监督措施，往往无法知晓基金管理人的这种行为，从而自身利益受损。

二、利益冲突的规制方式

基于信赖关系形成的信托责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需要非常成熟的法律法规制度配套、监管体系、自律体系和行业道德意识的养成。而中国资本市场恰恰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上述利益冲突问题较为凸显。利益冲突是委托关系下必然客观存在的状态。其规制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利益冲突的内部制衡机制

内部制衡机制，又称基金治理机制，是指在基金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内部构建合理的机制，充分发挥当事人之间的监督和约束。与其他规制方式相比，通过内部制衡机制防范利益冲突成本较低、方便快捷，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主要内容有：

1、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基金托管人是基金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基金的投资运作和基金财产保管相互分离，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接触基金财产，有效地避免了挪用基金财产等道德风险的产生。基金托管人的监督也有其缺陷。第一，在基金设立中，托管人基本上是基金管理人选择的，基金托管人也可能是管理人的关联人，如同属于一家集团。这样，基金托管人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就很难起到监督作用。第二，基金托管人并不参与基金的投资运作，而是被动接收管理人的指令，对基金管理人的利益冲突行为亦难了解。第三，托管人本身也是利益冲突关联人。

2、独立董事制度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3人，且不得少于董事会人数的1/3。独立董事应当独立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勤勉尽责，依法对基金财产和公司运作的重大事项独立作出客观、公正的专业判断。独立董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独立董事一般由管理人提名，我国的独立董事还由管理人支付报酬，较难维持真正独立；第二，虽然法律赋予独立董事很大权利，但其缺乏为基金的最大利益行事的充分激励；第三，由于时间、信息、专业水平等的限制，独立董事也难对利益冲突行为进行细致的审查。

3、基金投资的内部控制

基金管理公司应制定完善的内控机制，通过制度和流程来规范经营管理行为。但是内部控制需要基于基金管理人的自觉，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可能无法发挥作用。

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这一集体行动的机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对基金管理人的信赖义务起到监督制约作用。对利益冲突行为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批准，当然更符合信托法理。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第一，成本高昂。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众多而且分散，召开一次持有人大会必然花费高昂成本，与利益冲突相权衡，很可能得不偿失；第二，证券投资行为时效性很强，等持有人大会批准完可能交易时机早已错过。

（二）冲突利益的外部规制

第6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但是在基金的监管、治理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基本法律制度的瓶颈和制约，《基金法》出台时就带有的制度缺陷，形成了基金业发展和监管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监管的困惑

在所有政府监管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准确定义监管对象。而这取决于基本法律制度（如《基金法》）中对所规范的对象作出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国的《基金法》却回避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基金法》第二条中将基金定义式的规定改换成对该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如无特殊需要将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不再首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做出定义，致使《基金法》缺少了对法律调整对象的规定。

同时，由于我国《基金法》只规定证券投资基金采用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将公司型基金从该法的管制范围中撇了出去，致使我国的《基金法》实际上成了“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 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 说不清证券投资基金是什么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还是持续经营的实体？这两者的不同对于监管者的基本监管思路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欧美，投资基金基本上就是一个持续经营的实体，因此它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型的。于是对它的监管和制度安排都等同于公司。只是按照基金的特殊性质增加了更多、更细致、更严格的规范要求和规则。因此，他们对基金的治理采用的是对诸如上市公司一样的公司治理原则来规制，只要加进符合基金监管特点的特殊治理规则就可“有望实现规范化运行，保障投资人利益，提高基金行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的政府目标。

而我国的基金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它不是一个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因为它在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为契约型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公司型基金本身就是一个公司法人，契约型基金则是一个非法人的基金组织形式。但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

不过在我国的市场现实中，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还是一般投资者却在基金的基本定义和概念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混淆。

二、 基金管理公司成了基金的替代概念

基金管理公司是什么？

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而在基金的存在和运作中是将这份基金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和运作；同时为制约基金管理公司、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又委托基金托管人来保管基金资产，由此形成了基金产业的服务关系链。

由此可见，基金管理公司只是代为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的管理人，它和基金托管人一起成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服务提供者。

在美国，由于采用的是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因此将基金称为投资公司。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就是投资公司的股权。而我们所谓的基金管理公司在美国则被归类于投资顾问公司。在法律地位中，投资公司（基金）是委托人、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是受托人，美国因此分别制订了不同的法律加以规范（见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公司法》，作者注）。由此可见，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而在契约型基金中，按法律规定和同样的治理理论分析，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与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股本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按照我国《基金法》所安排的契约型基金的组织结构，在我国的现实中，基金管理公司几乎可以乱真地替代了基金的对外形象和法律身份。

而这种混淆几乎是致命的！

这也形成了我国基金业普遍存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管理人一方独大、基金托管人缺乏独立性、激励制度的偏颇、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缺乏限制”……等等一系列行业弊端。

统观近几年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对证券投资基金各种问题的监管措施、相关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无一例外地是面向基金管理公司的，是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替代了对基金的监管、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代替了对基金资产直接监管的作用。

这在政府监管机构而言，有其自身的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但《基金法》的根本缺失则是政府监管机构这些失常行为的无奈前提。

治理的错位

公司治理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的安排，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对于公司形态的基金来说，一般的公司治理原则可以通用，那就是：一种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

但对于契约形态的基金来说，所谓的治理应该有别于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而更准确地称为“基金治理”；它的实质意义如果套用公司治理的一般原理则可以表述为：一种建立在出资者（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

在分清了以上的基本概念以后，对于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以解决其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问题，应该说没有人会提出任何疑义。目前，我国的政府监管机构也正在为了提高对基金的监管水准和治理水平而大力增加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力度，促进基金管理公司健全公司治理而努力。比如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等等。最近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等等部门规章，其实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表现。而在《准则》中首次明确提出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作为首要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则是尊重基金这一特殊的业态的基本特性的良好开端。

但是，正如以上分析的，基金并不等于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采用公司型的前提下，基金治理和基金公司治理也许可以简单地混说，但是我国基金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是《基金法》只认可契约型基金的存在，在这种环境下，加大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和健全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努力，并不等于能够直接改善对于基金的监管和治理水准。基金管理公司的效用函数和基金持有人的效用函数并不是一致的。

中国的现实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大多不是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就是银行，与基金本身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关系，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要求这些股东的利益代表――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要求由这些股东提名选聘的独立董事、由总经理提名选聘的督察长来“勤勉尽责”地约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督察基金公司总经理的行为，从而“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具体、细致、可行而公平的制度、程序和规章的保障，那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和督察长来说，实在也有些太勉为其难了。

如果政府监管机构仅仅满足于此、并把这些视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有力措施、甚至把这些来代替对于基金的治理的话，那就把监管的方向搞错了。这种混淆了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这样的基本概念的监管行为，对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政府公共政策目标可能是南辕北撤。

发展的制约

我们知道，所谓基金不仅仅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个品种，在金融衍生品中还有诸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等，但我国却在长期的争论、修改和妥协中于2003年破天荒地只为证券投资基金这一个具体业态和市场投资品种立了一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因为它只是单纯规范了契约型基金，所以也被人称之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

这种狭隘的立法行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进程。

由于没有对产业投资基金行进规范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发展缓慢、规范混乱；

由于没有对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认可的法律条文，世界上流行的资产证券化要求其资产池（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采用公司型结构，这在我国就没有法律依据； 在其他国家快速发展的REITs，哪怕已采用契约型基金形式的国家在对REITs的专项立法中都要求采用公司型模式，但在我国却因为法律障碍而无法破茧，大量采用打法律和政策球的方法，埋下许多市场隐患；

…………

因此，各方面的因素都形成了对《证券投资基金法》进行立法修改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尽快展开立法调研、并尽快进入立法修改程序。

一方面应该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基础上尽快做出修改和补充、增加对公司型基金法律地位的认可；

一方面应该抓紧研究制定涵盖各种基金形式的《投资基金法》；

第7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关键词]基金管理业；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市场；组织模式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的颁布，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新的一次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时期已经来临。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上，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市场是在管制一放松一再管制的周期循环中发展的。那些在放松管制后的监管滞后中利用机制创新和工具创新而迅速套利的企业总是能获得先机。金融混业经营在国内已经开始实施。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全社会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远远小于银行系统，下一次的金融改革将以从保险产业开始放松管制为标志，进入金融行业的多元化的综合经营和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保险企业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发展更加依赖于一个健康、完善的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无论是扩容还是增加有效性，都需要保险企业的贡献，大型保险企业是建设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保险业走向金融混业经营的步伐渐行渐近。

一、保险企业参与基金管理行业的必要性

通过基金管理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在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间接投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实现，做到了集合(Pooling)投资。集合投资机制下组成的基金公司不仅仅适用于单纯的基金管理公司，也适用于以银行和保险为主的金融控股集团。保险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投资理财和承保业务权重模式取决于多种因素，一般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市场成熟度、保险法规制度、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适合的投资—承保权重可以最大化保险集团收益，也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保险业的资金融通功能已经日益凸显，保险企业在利率市场化和竞争加剧的形式下，运营压力不断增大，市场风险不断显现，承保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减，于是对投资收益的要求就相应提高了。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保险业，保险承保利润从长期来看也是下滑的趋势，承保的绩效常常只能达到持平，但其作用是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和构建了客户网络，对资本市场的规模建设做出了贡献，从而能够在这个平台之上从事全方位的金融混业经营业务。对于国内的保险业，随着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多，垄断局面基本已被打破，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已经出现，剔除市场规模扩张的因素之外，保险业的承保利润必将呈现出下滑趋势，发展下去保险行业的边际利润会趋向于零，行业内只依靠承保收益这一个车轮运转的模式已经无法应付市场的动态变化。不开展全功能的投资管理业务，不利于保险业参与国际保险业竞争，在大量外资保险企业登陆我国保险市场后，民族大型保险企业投资不足，赔付率与外资保险企业相比不占优势，产品价格就会失去竞争性；在未来很长的时期，我国经济和保险业会持续增长，能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很有限，保险企业应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展理财业务，可以填补理财市场的空白，建立新的套利空间。事实上，理财和投资管理能力的高低，体现了保险企业的竞争力，国际上大型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投资收益和产品创新方面，而产品创新能力又十分依赖投资市场，投资比重多的保险企业有能力制定更低的产品价格，投资收益差的保险公司则无法留住客户。

过去由于保险业监管限制过多，限制了保险企业开展业务的灵活性和创新活力，可以说不适应国际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现在，开放的步伐加快，我们的资本市场还不够理性，各个金融机构的投资管理能力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使得资本市场和保险公司的收益管理、保险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都是相脱节的。现阶段我们发展的约束条件仍然是不配套的制度限制和资本市场条件，等待条件具备了再开展业务是一个很消极的策略，主动突破限制才是上策，瞄准发达市场的发展步伐，借鉴他们的发展历程，这些原则是对我们很实用的启示。

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也是为了适应国内保险业经营方向的转型和盈利模式的转换，保险系基金有自己的专长、资源和投资风格。在过去几年，证券监管部门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出大力培育机构投资人的策略，推出了证券投资基金，并且允许保险行业的资金购买基金，这对于保险企业来说是一种间接的进入基金行业的方式，这等于将国内的证券投资基金又当成了一个投资工具来使用，而这些基金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给保险业的投资带来潜在的风险。现有的证券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政策的倾斜找到生存空间的，比如，基金的管理费与托管费与基金的运营绩效不挂钩，这就缺乏了有效的激励，同时，投资人在购买了基金以后就失去了对经营权的控制，公司成本极高，还存在道德风险，这些方面都是基金行业不成熟的表现。

保险业在过去几年就经历了投资于证券基金的资金过于集中而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波动巨大的情形，有时甚至由于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其它投资机构的破产风险而引发了巨额的投资损失，这些都是间接投资带来的后果，它已经成为国内保险行业涉足投资领域的重大教训。因此，保险企业只有组建自己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一方面管理集团内部的证券市场投资，另一方面管理委托的第三方资金和社会公众募集的资金才能节省交易成本，创造投资收益，发展多元化能力，增强保险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保险系基金公司的组建，除了保险资金运用新渠道的拓展，更在于保险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销售渠道的优势，吸引大量增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保险企业在开展承保业务上掌握着很有价值的潜在客户，因此保险系基金在募集过程中一定会强于目前的证券开放式基金，2006年银行系基金在首发过程中获得超大规模认购就说明了这一点。保险系基金公司组建后，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可以向市场和客户传递出一个积极正面的信号，保险企业的理财能力和规模更强大、更综合化了，有助于带动保费增长和保险业务的发展，增强保险企业综合实力，为保险企业进一步参与资本市场、开展混业经营积累有益的经验，进而为向国际化金融控股集团方向的发展迈进一大步，当外部条件更加成熟后迅速扩张业务和市场地域，也会帮助提高保险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监管水平的提高。

二、保险企业参与基金管理业的可操作性

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保险业和投资管理行业发展的最终保障，给予了保险企业组建基金公司获得成功以最大的可行性。目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可持续性，如果剔除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保险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前景非常乐观。对于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的和谐性，保险业和资产管理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当前，金融管理层和整个社会都认识到了发展资产管理的重要性，这为保险业涉足基金业创造了很好的宏观政策条件。

发展是硬道理，我国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必须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经济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些任务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必须寻求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其它的资金渠道及保障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保险和投资基金行业可以帮助应对这些挑战，它们通过金融资源整合不仅能把流动性储蓄变成长期投资，还可以帮助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用于发展社会保障，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除了经济环境之外，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还来自以下若干方面：

(一)我国保险产业发展健康良好，截至2006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5641.4亿元，增长14.4%；累计赔款、给付1438.5亿元；保险机构总资产达到1.97万亿元，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保险业投资渠道的逐步扩大，保险资金运用余额17785.4亿元，其中购买证券投资基金余额达912.08亿元，保险机构已经成为基金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对市场发展起着支撑的作用。

(二)政策法规和监管的支持是当前开展保险系基金业务的有力帮助。《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证券法》、《公司法》的修订，使得国内目前金融法律环境逐步完善，这为保险系基金获得合法经营牌照提供了基本的合规性，特别是“国十条”的颁布，更是为保险业混业经营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战略方针。

(三)有可供借鉴的国际保险业基金管理公司运作的成功经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规划下一步战略，由先进资本市场的经验提供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适用于所有市场经济的环境。

(四)目前保险企业持有大量的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没有更好的避险工具的前提下，遇到市场下跌必然会出现流动性风险，给保险企业带来赎回风险，这种风险很有可能直接转化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风险，保险企业如果组建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首先可以管理运作自己的保险投资，直接介入国内的证券市场，这就减小了交易成本和化解了一大部分风险。

(五)我国基金管理行业即将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发展是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巨大的潜在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还达不到发达资本市场的成熟与规模，但我国保险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后除了开展集团内部保险资金的运营外，还有很大的第三方资产管理的需求。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向规范化发展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市场的演进是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积蓄着力量，潜在的市场力量将成为不断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动力，必将启动国内第三方资产管理的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有巨大的前景可供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其中。

(六)我国保险业要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同时发展，但保险产品多元化和专业化需要相应的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能力来保障，在发达的市场里，投资管理与保险业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而是相辅相成的，优良的投资管理能力是保险企业不可或缺的。

(七)专户理财将是国内基金管理公司在近期及未来即将开展的一项很重要的业务，目前国内的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在厉兵秣马，基金公司期望通过这项业务拓展自己的市场，特别是一些具有较强的研发、投资管理实力和较好客户基础的公司，通过开展这类业务能够更好地拓展新的客户群体。保险企业在自己的客户网络上开展专户理财类似顺水推舟，一旦组建起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此项业务是很便利的，对于保险企业来说，特别是对于保险企业的大型机构客户，专户理财的潜力和前景巨大。

(八)大型保险企业普遍具有庞大的营销网络和结算体系，为营销开放式基金，包括赎回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需要通过销售机构代替完成。

(九)大型保险企业多年来在管理保险投资、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方面已经积累了经验和建立了一定的管理框架和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通过适当的兼并收购和合资战略，进入基金业有很高的可行性。

总之，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有利于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可以增强保险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保险企业的资金融通职能，使保险企业的投资人和被保险人受益。随着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商业银行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的优势已经显现，为保险系基金开辟了先河。保险资金实力的壮大和运营能力的提高已经表明我国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的内在条件日渐成熟。国内大型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符合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趋势和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保险资产投资多元化，将有助于保险业实现做大做强的愿景。

三、保险系基金管理公司的组建模式

保险企业组建基金管理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功能作用，尽可能地占有金融资源，并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化业务框架。参与保险资金运营、开展外部资产管理，这两个方面的职能是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工作。保险企业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从事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国际惯例，保险企业全资或控股的资产管理子公司除了担任保险企业内部的可投资资产管理外，经过批准还可以从事专户委托资产管理、证券基金管理、产业基金管理、年金管理、信托投资、投资咨询、保险资产负债的证券化、IPO承销、金融租赁、证券经纪等业务。这样的全能资产管理子公司有利于提高保险企业的资产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保险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互动和协调发展，从而形成保险企业的新的业务增长点，推动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保险的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保险资金运营和外部资产管理的权重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依据各个国家的保险投资领域和经济发展情况、证券市场成熟度和市场的资金可获得情况决定的。我国大型保险企业已经设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子公司，但不是从事全功能的混业经营业务，所以目前在面临申请新的业务过程中，组建基金公司有三种可选择的组织模式，组织结构及特点如下：

(一)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保险企业(或者保险集团)的新创办子公司，与其它子公司(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并列的模式。该种模式强调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性，作为新发展的业务，从申报批准到管理模式，到投资管理的策略和风格上，新的基金管理公司与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现状、定位和公司特长的安排有很多的区别，在股权投资组成方面也是完全不同于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股权构架。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有自己的股权结构，这与保险企业目前运用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手段进入基金业所要求的股权模式是有所不同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统筹两个公司的治理结构的问题，使得两个实体的目标不冲突，都能够沿着集团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努力。

即将组建的基金管理公司和现有的资产管理组织模式不同，基金公司是需要把公司切割成基金股份向公众发行，由基金持有人拥有，现有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业务无法做到这样的股份切割和公开发行，两个业务的商业运营模式完全不同。其次，目前国内金融体系是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将基金管理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一个平台上并列运营开展两种业务，即自有保险资金投与第三方资产托管业务，可以有效跨越两个监管领域。但是这种独立的基金公司设置模式是一个过渡的模式，在几年之内，当我国的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业务也建立了市场地位后，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合并为一体，这是通过过渡实现转型的一种可操作方式。

为了使保险机构快速地、有利地进入基金管理领域，一个可行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建议为：保险企业控股51%，国际基金管理公司控股29%，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控股20%，这样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借助国际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品牌效应、投资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门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的窗口，在未来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情况下，获得全球化投资的先机；吸引国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或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投资人，可以加强销售力量，发挥保险业和银行业在市场的互补作用，解决基金托管渠道，节约交易成本和减少成本。这样的股权结构的策略是强调保险企业迅速成功地进入基金管理行业，成为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是单纯着眼于从基金行业的经营里赚取管理费，因此，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策略。

(二)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辖子公司(即保险集团公司的孙子公司)模式。该种模式是将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设置于现存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下的子公司模式，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资产管理的范畴即将拓宽，对资产管理的概念和经营范围在混业经营开展起来以后，将会重新定义。保险资金运营和外部资产管理之间有一定的业务交叉，可以共享一些内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保险企业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也是为了最终做到与国际接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第一步的任务，也是最基本的阶段性使命是为集团内部各子公司提供服务，受托管理集团内部的保险资金；完成好这个使命后，再力争把握时机拓宽业务范围，积极谋求保险行业内其它公司保险资金的委托理财，在时机来临之后实现跨越式发展阶段，即向国内外机构或个人发行公募基金产品，实现全方位、多结构的理财产品线，这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定位就达到了吻合。让基金管理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利于初创时期的激励和对投资人的回报，毕竟目前我国保险业还处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政策下，独立法人结构有利于分离业务、施加防火墙、更好地实施风险监管等措施。

第8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鹏华基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天弘基金以及华夏基金等多家机构，已联名起草了一份提案，希望大商股份(600694.SH)董事会能给予管理层更多的现金激励。

基金公司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这并非唯一的例子。但距离监管层的期待，基金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基金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基金业要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认为，“基金业代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应依附于资本市场的卖方。它是独立的买方力量，应该行使自己手中的定价权、投票权，促使上市公司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才是整个行业的使命”。

主动博弈时代

大商股份2011年半年报显示其净利润为2.2亿元。“业绩不错，但是管理层激励不够，导致其长期存在公司治理的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此外，机构或许也希望借此给股价表现不佳的大商股份“提提神”。自2010年9月20日股价创出阶段性高点63.5元以来，大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跌去了近40%。

根据公开信息，自2007年每10股派3.3元(含税)之后，大商股份连续三年没有分红。记者从相关机构处了解到，大商股份的投资者关系一直做得不好，此前机构就分红方案和大商股份管理层交流了多次，由于基本没有话语权，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记者获悉，从今年开始商讨的这份名为《关于对大商股份管理层给予现金激励的提案》（下称《提案》）目前正在上述各家机构中走流程，最终这份《提案》将递交给大商股份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审议。提案建议对大商股份高管的激励分配比例为：“董事长35%、其他高管45%、业务骨干20%”。

目前，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已成为A股的一种趋势。

2010年3月，双汇发展(000895.SH)《关于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等少数股东转让股权的议案》遭到分布于京、沪、深三地的数家大股东基金公司集体“倒戈”，以压倒性票数否决，其中嘉实、上投摩根、博时、南方、易方达等著名基金公司赫然在列。

“基金股东们的集体否决，释放了对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忽视流通股东利益以及关联交易未能有效解决的不满。”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认为，这从一定意义上宣示，国内的基金开始从单纯的财务投资转变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和监督者之一，也预示着公募基金与产业资本博弈的新棋局。

时隔仅一年，3月15日，“瘦肉精”事件爆发，在双汇发展此后一个多月的停牌期间，重仓的基金经理们“走马灯”式地赶赴公司沟通，使尽浑身解数，力争让其尽快复牌。同时，相关基金公司还展开了与双汇管理层和大股东博弈补偿流通股东的磋商。

兴业全球副总经理杜昌勇在双汇“瘦肉精”事件后曾表示，“我们不能束手无措，作为基金，我们不仅会用脚投票，也会用手投票，尽可能减少损失，把一些不利的因素向好的方向转化。”

话语权与规模不匹配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已成为惯例。1994年美国劳工部表示私人养老基金要积极参与和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之后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要求，美国所有养老金基金都先后制定了投票表决的政策，并从80年代起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在金融危机之后，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的弊端凸显，如金融业高管薪酬过高等问题。越来越多的美国共同基金认识到仅仅在二级市场被动抛售并不够，共同基金应该承担起促进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的责任。”美国共同基金巨头普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林羿说。

在美国，积极影响上市公司管理的股东被称为“股东活动主义者”，他们通常会积极地与所投资的上市公司进行日常沟通，而不是等问题出现才采取行动。

这也与美国共同基金大部分属于公司型基金有关。公司型基金有自己的董事会，必须对基金持有人也就是基金股东负责，因此会监督基金管理人更好地维护基金的利益。如果所投资上市公司损害了基金的利益，基金董事会就会督促基金管理人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中国的基金业历史上，投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上市公司的红利及赚取差价。在不少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里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表述：“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上述分析师认为，近年来一些事例表明基金可以担当“投票人”的角色，集中体现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预期。同时，基金还能影响上市公司的红利发放决策，尤其当基金持有一家公司较多的股份时，红利发放的多少对于基金的投资收益有明显的影响。这对于中国很多上市公司长年不分红的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长期投资的代表，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也是保障其长期收益稳定性的一种手段。而基民作为间接投资者，是长期稳定收益的直接受益人。”该分析师说。

然而，作为中国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的公募基金，在自身规模发展壮大的同时却未能获得与自身规模相符的话语权，未能广泛、深入地参与到上市公司治理之中，从而发挥机构投资者应有的作用“反哺”于资本市场。

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共有66家基金管理公司，810只基金，资产管理规模2.9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2.36万亿元，特定账户0.55万亿元，所持有股票市值占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的8.10%，占总市值6.10%。

从“用脚投票”到“用手投票”

在前不久召开的首届银河证券基金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表示，基金管理公司应尽快转型，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由简单买卖股票转型为把握IPO定价权；应深入广泛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促进上市公司良性竞争，形成有利于投资者的定期分红政策，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积极监督假说，即机构投资者通过‘用手投票’的主动方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避免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另一种是被动投票假说，即机构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被动地应对公司的治理问题。”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肖作平说。

而目前基金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是有限制的。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一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而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股票的10%。

因此，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都是“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基金并没有足够的激励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往往采取被动的“用脚投票”的策略。洪磊也认为，“目前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更多地是通过博取股票差价获利；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架构需改进和优化。”

第9篇：基金公司投资管理范文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股东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QFII、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所持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根据2004年的数据显示，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投资股票的资金达1602.52亿元，整体机构投资基金规模接近25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占机构投资比重的64%，2004年沪深两市股票流通市值约为10630.5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市值占沪深流通市值的15.1%。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是一股非常活跃的投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目前最大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状况进行分析，阐明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障碍，进而提出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策。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与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是行使作为股东的投票权：（1）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上的投票否决，如2003年基金联盟对抗招行发行百亿可转换债券的风波、2002年中兴发行H股计划风波和2000年深万科B股增发停发事件中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的干预；（2）对于股权之争，基金可以通过公开征集授权委托权反映小股东的意见（如胜利股份股权之争）这种方式参与公司的治理；（3）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否决。我国未施行流通股东分类表决制之前，在股市非流通股占总股份50%①以上，流通股东是无法通过与非流通股股东“同权”表决权来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在实施了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东表决制度②之后，其中对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通过的要求要达到参会流通股2/3以上，虽然基金是最大的流通股股东，但根据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来看，基金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方案投赞成票占绝大多数，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甚少（持股基金对上市公司三爱富的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这是目前第一家因遭到基金公司反对而被否决的上市公司）。③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着一些损害投资人利益的事件，如公司重大事项不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由此可见，我国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制衡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对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障碍的分析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实施有效的监控。基金参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形成对上市公司实行一种有效制衡的机制（股东与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则取决于基金的持股是否有规模效应，市场环境和基金的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否允许长期持股，是否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有利益冲突。然而，在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确存在多方面障碍因素。

1．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欠缺，阻碍和抑制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影响了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1）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不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使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持股的主要依据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是否具有成长性，但由中联财务顾问和国资委有关专家对1339家上市公司共同进行的一份上市公司业绩评估调查显示，中石化一家的净利润就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44%，而占上市公司总数不到7%的前90户上市公司，其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90%④。业绩集中表明投资者只有通过精选个股来长期持有，但由于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基金持股有限⑤，使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无法体现，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2）市场没有做空机制、没有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产品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无法进行套期保值，持股者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选择短期持股。从2001年起就开始提出解决全流通问题，直到2005年5月股权分置正式启动，期间整个市场主要面临的就是非流通股的解决如何进行、何时进行的系统性风险，两个市场也从2001年指数振荡向下。2001年~2005年深证成指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30.03%、－17.03%、26.11%、－11.85%和－6.65%，2001年~2005年上证指数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20.62%、－17.52%、10.27%、－15.40%和－8.33%；深证成指由2001年年末的3325.66跌到2005年年末的2863.61点，上证指数由2001年年末的1645.97跌到2005年年末的1161.05点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是一个短期持股策略，从市场的振荡中获得收益。

2．市场对基金经理业绩的考核以及基金管理费提取的方式，制约了证券投资基金对所持股票公司治理的参与。（1）基金的本质是受托形式的专家理财，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专家理财能力的考核短期化使基金经理行为短期化。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是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主⑦，特别是QFII、社保基金等其它机构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持有人集中持有时，基金为防范高比例赎回风险，基金的资产配置要具备相当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开放式基金按照净值进行交易，基金的净值在市场上每日都是公开的，基金的净值及其基金净值动态变化情况成为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理财业绩考核的依据，也促使基金经理更加重视资产的短期收益。（2）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费是根据其基金净值来提取，因此基金经理人往往是以最大化其基金净值为目标。目前基金净值的大小主要与较高的资本利得有关，因此基金对股票最基本的偏好是股价的增长率，基金经理人根据市场热点频繁调整所持股票，缩短了持股时间，抑制了基金对公司治理的参与的积极性。

3．证券投资基金与持股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利益冲突，抑制了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司与持股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两方面：（1）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基金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参与的障碍。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均属于契约型，是非法人的基金组织形式，其治理结构的目的就是形成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公司（受托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人）几方面者的制衡机制，有效保护相关各方的利益。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托管人地位不独立，作为基金发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又在发起过程中被选聘为基金管理人，最终形成基金管理公司的一方独大⑧。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目前的控股股东主要是证券公司，由于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保荐人、股票的经销商或包销商、财务顾问等，势必会影响在证券公司控股下的基金的持股以及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投票权的行使。（2）基金管理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制衡机制。上市公司既是基金的合法投资者，又是基金的合法投资对象，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持有基金来影响基金对上市公司的制衡机制。

三、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有效参与的对策

1．改善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促进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1）建立完善的股市进入和退出机制及其市场披露制度，使市场具备优生劣汰的机能，使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得到提升，使基金愿意长期持股。随着股权分置的推进和全流通股的实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凸现，一方面要发挥其在治理公司的有效制衡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防范大股东损害其它中小股东的利益。（2）完善市场交易工具，通过金融工具制衡市场。要尽快推出股票的融资融券业务，积极推出股指期货、股制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使投资者可以利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或投机，有效的防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

2．改变基金经理业绩的考核方式，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对所持公司的治理的介入。建立基金经理层的长期激励制度，推出适合于基金运作的股票期权计划，使基金经理行为长期化，同时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市场透明度提高，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成本下降，更加会刺激基金长期的持股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3．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1）要完善基金的法律法规⑨，形成受托人、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的有效制衡机制，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2）明确基金只是委托理财的形式，基金持有人才是基金真正的所有者，基金持有人除具有相应基金份额的收益权之外，还有基金资产附带的投票权、表决权等权利。因此基金对持股公司的有关事宜进行表决实质上是以受托人身份代表基金持有人行使表决权，基金应向有关基金持有人披露行使相应权利的决策程序，并定期披露。（3）对基金与被投资公司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基金与上市公司相互投资）或间接利益冲突（基金的主要股东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上市保荐人、股票承销商、财务顾问等）的情况，基金应就利益冲突情况和处理方式向市场和基金持有人进行披露。

注释：

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06年4月28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61.5%,流通股占38.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2005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56.2%，流通股占43.8%。

②2004年12月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试行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即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配股、发行可转债、重大资产重组、以股抵债、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等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除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还要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③张东臣，“缺乏充分沟通基金否决三爱富股改引发五大思考”，2005年12月21日。

④上市公司：别让坏孩子挡道，大众网，2006年6月8日。

⑤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一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

⑦根据中国银行证券研究中心《2005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统计报告》（中国证券报，2006年1月6日），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218只，其中开放式基金164只，占基金总量的75.2%，募集资金规模为4067.95亿元，占募集总规模的83.3%，其中股票方向募集资金规模为3367.37亿，占开放式基金募集总规模的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