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精选(九篇)
第1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基于2001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剪刀差的扩大在短期促进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增长，长期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却有利于虚拟经济的增长，从进而加剧“脱实向虚”。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金融结构优化和适时提高无风险利率即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
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货币政策对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跟进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中美国所暴露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中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下逐渐暴露出的金融资源扭曲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发展失衡和“脱实向虚”问题反映了货币政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将引入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变动来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若干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变化、虚拟经济规模变动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具体路径选择。
一、实证分析
用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关系，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货币政策变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1．变量时间段选择：2001年1月～2015年8月。2．变量选择和处理实体经济增速：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代表实体经济增速。虚拟经济相对规模：主要包括证券和房地产交易等形成的交易规模。货币供给剪刀差：主要是指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之差，二者之差形成的剪刀差可能扩大，也可能随着货币政策变化而缩小，甚至出现负数，诸多学者会用此变量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动；M2′为广义货币供给增速，M1′为狭义货币供给增速，M1＝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货币供给剪刀差＝M2′－M1′，用货币供给增速之差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3．模型平稳性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关系到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可靠程度，因此建立VAR模型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ADF检验t值均符合条件，变量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建立VAR模型。滞后期一般选择6个月，为减少自由度损失和参数估计质量问题，滞后期5个判断标准（LR，FPE，AIC，SC和HQ）均指示滞后期为2即建立VAR（2）最合适。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VAR模型符合稳定性要求，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XN与M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货币剪刀差扩大可能助推虚拟经济扩张，虚拟经济扩张可能诱使货币当局实施更宽松货币政策，增加M2供给从而加大货币剪刀差；XN和IN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发展失衡和虚拟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M与IN存在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剪刀差扩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货币供给剪刀差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货币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政府意识到原有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有限，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脉冲响应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仅说明变量之间是否有助于相互解释。为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关系，做脉冲响应分析，以判断变量在受到意外冲击时一个变量对其余变量的变动方向和反应程度。货币剪刀差扩大增加市场总的货币供给，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短期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长期内，剪刀差扩大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加，在经历一定波动后，负面效果逐渐加大；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虚拟经济内部投机成分和资产价格的增加，虚拟经济发展逐渐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加速，实体经济发展受到更大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开始由正面向负面转变。政府可能意识到货币政策中存在缺陷，于是对货币政策做局部调整，从而优化货币政策作用方向和路径，减弱原有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过度助推的效果。
（二）进一步讨论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变化关系，考虑三变量关系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在此加入若干其他变量来进一步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选择相关变量并建立基准模型；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向量中部分自变量的特殊处理：贸易开放度和政府规模中的月度GDP以年度GDP除以12来代替，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和金融结构借鉴（彭俞超2015）；无风险收益率为以两市债券为基准，将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化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是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准价格；股票市场波动率以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月换手率为代表，股市波动率借鉴王元雄，张春强和何捷（2015）；ROE数据有缺省，缺省数据以相邻数据之间的均值来填补，尽量减少误差。变量的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判断主要的变量指标，通过相关系数举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一般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95％的特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变量，在此折中取90％，经分析知前六个变量累计贡献达到89．41％十分接近90％；通过协方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前6个成分特征值累计占总方差比重达到98．10％；通过图1碎石图发现，在第6个所选变量之后趋势渐缓，其影响力大幅减小，因此选择前六个变量为主成分因子做进一步分析（考虑到篇幅在此省略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分析结果）。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再分别控制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与货币剪刀差和虚拟经济相对规交互项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相对规模及交互项对实体经济的系数基本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单一的提高无风险利率或优化金融结构可能导致“脱实向虚”或货币政策失灵，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正效应被其他负面效应对冲，从而系数不再显著。模型5中，在分别控制M和XN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包括双交互项和三变量交互项）的条件下，M和XN在10％和5％置信区间内变得显著，且M和XN系数均为正；交互项基本上都显著，双交互项系数为负，三变量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提高无风险利率和优化金融结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得增长。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表明定期化存款和虚拟经济膨胀形成稳定的资金池，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的显著增加推动了长期投资的增加，从而降低债务杠杆和期限错配风险，也就是说提高无风险利率水平和优化金融结构缓解了之前货币政策和虚拟经济引致的资金价格错配金融资源的扭曲程度，无风险利率的上升可以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结构的优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可以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证实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2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目前文献关于现金持有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机理论。凯恩斯在其经典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货币需求动机可以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Keynes，1936）。交易动机指“由个人或业务交易而引起的现金需要”而储存现金，由于现金等价物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关成本，因此，为满足企业日常的经营运作需要储存一定量的现金，减少相关的交易成本。预防性动机是指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风险，抵御未来现金流可能出现短缺或者不确定变化。而投机动机则是指保留部分现金，在商业投资机会到来时抓住机会进行相关投资。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从边际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是由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和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的。后续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现金库存模型。第二类是权衡理论。该理论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认为现金持有可以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现金持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便是最佳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模型是在借鉴交易成本模型基础上对现金持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没有将信息不对称、委托等问题纳入研究的范畴。
第三类是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上面的权衡理论提出企业持有现金应在现金持有收益与现金持有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该理论是从股东最大化目标来持有现金的，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人并非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来行事，人即企业的管理层会偏好持有更多的资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从而巩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JensenandMeckling（1976）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为企业的管理层谋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据现金持有的上述三种理论，学者们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Opler等（1999）通过对1971～1994年期间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成长性强的公司、现金流量不稳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大型的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Faulkender（2002）以美国1993年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公司成立年数、研发投资等正相关，而与规模、收入等负相关。Harford等（2008）检验了现金持有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高。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容易将现金用于低效的并购等支出，导致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价值回归模型，基于35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研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强的国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呈更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胡国柳和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现金等价物、财务杠杆以及公司年龄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杨兴全和孙杰（2007）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随股东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结构越好，现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罗琦和许俏晖（2009）从大股东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性质对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有着正相关关系。孙进军和顾乃康（2010）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现金持有行为，静态实证结果证实了权衡理论与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而动态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归的趋势。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研究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较少从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同样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原则，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原则，目前这方面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缺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与信贷渠道。国内融资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渠道少，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证券市场（Allenetal.，2005），而银行业又是极易受政府管制和影响的行业，在国内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主导资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当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供应量将会减少，迫使银行减少贷款，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如果货币政策从紧，从预防性动机出发，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假设1：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产权性质的影响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等原因，私有产权企业在很多方面遭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视”，银行更“偏爱”国有企业（GordonandLi，2003）。虽然近几年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但整体而言，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方面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着一种隐性的担保（Faccioetal.，2006），当国有企业面临违约担保时，政府会出面帮其解决，因此违约风险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信用评估成本低。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下，支配着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把信贷资源配置给终极控制人同样为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产权企业更容易通过融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从持有动机角度来看，国有产权企业应该会相对持有较少的货币资金。但是，国有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为严重，已有的文献普遍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根据前面的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产权企业由于问题的存在，其管理层基于私利的考虑（如在职消费、降低经营风险等）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而且这在货币政策宽松、外部融资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假设2：由于管理层问题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成为了影响私有产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私有产权企业为了寻求正式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保护机制，纷纷向政府靠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Lietal.，2008）。众多的研究文献发现，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信贷资源，使其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并且在特殊的时期，这种政治关系可以为私有产权企业提供隐形的政府担保。所以尽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但是与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获取相对多的信贷资源，而缺乏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假设3：相比于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无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11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年度数据①。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企业政治关系背景无法确定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少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8374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关数据当中，银行家信心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货币供应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私有产权企业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以及互联网等。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设，我们设定了基本的回归方程：CASH=α+β1MP+β2CC+β3CPC+β4X+β5Industry+β6Year+ε在方程中CASH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具体是以货币资金年度均值除以资产总额来衡量，同时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采用了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DCASH）。方程中解释变量MP是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其中MP1表示银行家信心指数，该指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它来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该指数在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代光伦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MP2表示M2发行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增速，M2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的供应水平。二者之差越大，则发行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越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就越宽松。MP3是我们基于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的我国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虚拟变量①。本文对关系资本的定义区分为产权归属关系（CC）和政治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变量（CPC）主要考察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以其是否曾经或现在在人大、政协或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任职来定义是否存在政治联系。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定义虚拟变量为1，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比（TANG）、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Shl）等。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率为0.2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比率非常高，现金资产超过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而国外的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9.9%、西班牙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7.14%，这种差异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较多的货币资金，这可能与我国的融资环境有关。同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标准差为0.17，表明我国不同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我们也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58%，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私有产权企业中有41%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反映了我国企业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比重为50%，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负债比率，财务风险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55%，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我们首先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1）、（2）、（3）中分别选取了银行家信心指数、M2-GDP增长率、是否紧缩作为衡量宏观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公司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三种指标均显示，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持有的货币资金水平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强，流动性资金更为充裕；有形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由于其为债务融资提供实物担保或抵押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所以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相对要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越多，这可能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
（二）产权性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产权性质变量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国有产权企业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假设2的预期相一致。
（三）政治关系与私有产权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反映了私有产权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中，企业具有的政治关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后者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结论表明，由于拥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相比较于无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具有融资的便利性，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不需要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而没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则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以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同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关系资本的影响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具有政治关系与否的企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产权性质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其都会持有更多货币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此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此时私有产权企业可能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因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使得企业没有过多持有货币资金的预防动机，但是对于国有产权企业而言，根据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管理层可能基于私利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并且这种现金持有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小，融资更便利的时候更为明显。所以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显著地更多持有货币资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其二者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与国有产权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货币政策下私有产权企业政治联系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企业货币政策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即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显著地更少持有货币资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资源减少，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凭借密切的政府关系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从预防性动机来分析，其持有货币资金的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政治关系而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而当货币政策放开时，由于银行可信贷资源的增加，私有产权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在融资相对便利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在企业融资中的边际效用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上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所以基于预防动机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差异也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差异。这与假设3的分析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
第3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货币竞争；货币替代；人民币区域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06－05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货币竞争与货币替代格局
货币竞争是伴随货币的出现而产生的，最初体现在古代货币材质之间的竞争，后来发展到私人货币发行者之间的竞争。直到各国政府相继垄断货币发行，并将其严格限制在领土范围之内后，货币竞争才逐渐消失。此后，货币便成为国家的象征，但一国一币的局面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犹如以物易物交易一样，给交易各方都带来不便。商品与要素的跨国境流动客观上需要一种或几种国际货币，承担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计价结算的功能。英镑、美元、德国马克等正是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的国际货币。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货币都发挥着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功能。不同的是，在国内，货币的使用由国家的法律规定，政府宣布该国货币为唯一的“发偿货币”(1egal tender)。但在国际上，货币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货币竞争的基础是各个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哪种货币价值更加稳定、交易成本更加低、使用更加方便，就选择哪种货币，该种货币就会在竞争中胜出。因此，货币竞争规则与商品市场竞争的规则一样，体现了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尽管金本位时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看上去与上述竞争规则相矛盾，但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将价值被低估的金属货币保留下来，而将价值被高估的金属货币花出去，正是经济主体趋优逐劣理的结果，与信用本位制度下“良币驱逐劣币”现象是不矛盾的。当然，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活动中货币的使用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为美元国际化网络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
如果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货币竞争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展开的，即货币竞争限于少数国际货币之间，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渐取消和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加速，货币竞争出现了“非领土化”(de－territory)特征，即货币竞争已经跨越了国境的界限，深入到国家的领土范围以内，将大部分国家都卷入其中(科恩，2004)。无论一国政府愿意与否，其货币都被迫参与了国际间的货币竞争，货币竞争“非领土化”的结果就是货币替代。
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一般的意义上看，任何形式的货币竞争都必然导致货币替代，如二战后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特定的意义上来看，货币替代是指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丧失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姜波克，1999a)。这里要指出的是，货币替代不应该简单理解为本币与外币之间的相互兑换，因为任何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都需要进行本外币的兑换，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本外币兑换的规模也会日益增大，但这并不包含一国货币排挤另一国货币的含义。然而，如果本外币之间的货币兑换与对外经济交往相关性很低，甚至无关，而且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空间上具有普遍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替代(董寿昆，1997)。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货币替代正是货币竞争冲破国界和各国货币势力范围相互渗透的结果。
货币替代从本质上来看是货币需求偏好的变化。在封闭的条件下，居民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和利率水平，而收入水平则取决于交易水平，这实际上与一国的经济规模密切相关。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居民的相对货币需求取决于两国经济规模、相对利率水平和预期汇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货币替代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使用成本。货币的价值从长期来看由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而在短期则由一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政府的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尤其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和效果，可以对本国货币价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货币使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竞争本质上就是一国经济实力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竞争。
目前，国际货币竞争形成了货币的金字塔，根据科恩(2004)的划分，存在七种货币等级：
(1)顶级货币(T0p currencies)，即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如二战前的英镑和二战后的美元。
(2)高贵货币(Patrician currencies)，即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未取得支配地位的货币，如原德国马克、欧元和日元。
(3)杰出货币(Elite currencies)，即能胜任国际货币使用功能，却不能在发行国以外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货币，如现在的英镑、荷兰盾等。
(4)普通货币(Plebeian currencies)，即具有有限的国际使用，但实际权威受到其他高层次货币挑战的货币，如新加坡元、澳大利亚元等。
(5)被渗透货币(Permeated currencies)，即在国内市场对外国货币做出实质性让步的货币，在这样的国家已经出现货币替代。
(6)准货币(Quasi currencies)，即不仅价值储藏功能被替代，而且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也被替代的货币。拉美国家和前苏联的货币就属于这一类。
(7)伪货币(Pseudo currencies)，即只有法律地位，而无任何经济作用，被完全替代的货币。
货币竞争的残酷事实告诉人们：无论是否愿意，各国货币都将被卷入竞争之中，一国货币当局完全垄断货币发行市场，获得绝对市场控制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即使政府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限制货币替代，但经济主体仍然可以或多或少地通过地下黑市进行货币兑换，想办法逃避资本管制，从而一国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隔离竞争。纵使政府可以隔离竞争，完全阻止货币替代，但也需要以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因此，各国政府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参与竞争，而是如何参与竞争的问题。
二、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参与货币竞争的成本与收益
七个世纪90年代，人民币就遭遇被替代的困境。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替代程度在1994年达到高峰，外币存款与本币存款之比最高时曾经达到24％(杨军，2002)。这是在资本管制非常严格，人民币还
没有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背景下出现的，①足以证明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竞争已经悄然开始。但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又悄悄地走出了国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在区域范围内承担货币的功能，与此同时，国内外币存款与本币存款之比也逐渐降到了10％以下。
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参与货币竞争，并试图在区域内替代其他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区域化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是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它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的成功。可以说，人民币在区域货币竞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从原来被渗透的货币上升为普通货币，并正在向杰出货币的位置攀登。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还是静观事态发展，以不变应万变?在制定人民币区域化战略以前，我们首先需要客观地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经济效应。这些效应包括铸币税效应、资源转移效应、交易成本效应、一体化效应和货币控制效应。
(一)铸币税效应
在金本位时期，铸币税(seignorage)指铸币制造者获得的铸造货币的收入超过其成本的部分。进入信用本位制度以后，学术界对铸币税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国内一些学者从政府的角度将铸币税看成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加额。②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
其一是它混淆了财政与中央银行的界限。正如下文所提到的，货币竞争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依赖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获得收入的途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其二是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获得一笔称之为“铸币税”的收入。我们认为从中央银行的视角理解铸币税是比较合理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03)的定义，铸币税是中央银行的非利息负债与政府长期债券利率的乘积。由于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而获得的收入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但与其他债务不同，这笔债务是无息的，中央银行可以无偿借用。中央银行用之于购买政府债券，由此得到相应的利息收入才可以视为垄断货币发行所获得的“铸币税”。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国政府因本国货币国际化所获得的铸币税来源于非居民所持有的该国货币的存量，中央银行能够无偿借入的货币仅限于基础货币，而能够被非居民所持有的主要是通货(纸币与硬币)，所以，铸币税也仅来源于由非居民持有的在境外流通的通货。人民币区域化虽可增加铸币税收入，但其效应不能被过分夸大(邱兆祥、粟勤，2006)。
(二)资源转移效应
人民币区域化可以使我们以货币换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资源。这不同于金本位制度下以黄金换取实际资源，或信用本位制度下，非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出口商品换取外汇。因为黄金与实际资源的交换，以及商品通过外汇与实际资源的交换，遵循的是资源与资源的交换原则，或者说，是以国内一种实际资源的减少来获得另一种实际资源的增加。而当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或区域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时，情况就不同了，该国就可以以货币换取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源，从而可以在不减少本国实际资源的情况下增加另一种实际资源。当然，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也需要一定的实际资源(如印刷、管理货币的人力成本与其他支出)，但它与一般商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投入量相比是很小的，而且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区域化的确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但如果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言，将这种收益定义为“铸币税”(姜波克，1999b)，也是不妥的，因为获得收益的不仅仅是政府，而是整个国家。我们认为，将它定义为“资源转移效应”更为合适，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低成本地将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资源转移过来，为我所用。
(三)交易成本效应
人民币区域化的交易成本效应是指人民币充当区域货币可以降低我国对外交易的成本，为我国与区域内居民的经济交往提供便利。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功能时，其作用类似语言――传递信息，只不过，货币传递的主要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Tavlas，1998)，但当商品和服务用同一种货币来计价时，其价格差异便一目了然。这就好比不同的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一样，这种价格的高度透明为市场参与者进行价格比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民币区域化意味着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都将以人民币来标价，这如同汉语区域化，我国居民在区域经济活动中进行交易成本的比较和核算将变得极为简单和清晰。
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使用同一种货币进行交易的地区，其交易流程只需要经历：商品――货币――商品三个环节。在使用不同货币进行交易的两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其交易流程因货币兑换而多了一个环节，即要经历：商品――货币――货币――商品四个环节。人民币区域化使我国居民在区域内进行贸易和投资时直接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必转换成另一种货币。这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在区域间的贸易流程只需要经过三个，而不是四个环节。这不仅可以使进出口商回避汇率风险，而且可以节约货币兑换的成本。这里的货币兑换成本不仅仅包括显成本(explicit cost)，如货币兑换的手续费、汇率变动的信息费等相应的货币支出，还包括隐成本(implicit cost)，如时间的机会成本等。
(四)一体化效应
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体化效应是指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将促进我国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的逐步发展和我国与区域内经济交往的逐步深入，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会逐渐显现出来。以区域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例，人民币区域化要求中国为国内外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丰富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我们加快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在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至少使国内金融市场与香港、新加坡等区域内金融市场对接，从而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此外，伴随人民币区域化的将是大量的人民币业务，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机构都面临人民币与它们本国货币的兑换和相关业务，这就需要它们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关系或直接在中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以便利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中国的银行也需要在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以便更好地发挥自身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优势。可见，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将极大地推进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五)货币控制效应
关于货币替代对货币控制的影响问题，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都局限在货币被替代国政府货币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本币替代其他货币对本国货币控制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人民币区域化最大的成本是中央银行对人民币货币控制力的削弱。
首先，随着区域内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度上升，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将需要把区域内人民币需求纳入政策变量之中，而人民币流人和流出规模的大幅
度提高，流入和流出时间和频率的急剧变化，货币乘数的不稳定等，都将使中央银行货币控制的难度加大(邱兆祥，粟勤，2006)。
其次，货币竞争给中央银行施加了约束，使其不能随意超额发行货币来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或实施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否则，人民币就将在竞争中出局，被其他货币替代。
最后，人民币区域化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将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周期存在一定差异，一种政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不同，因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将面临来自区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压力。如何平衡国内利益与区域整体利益，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是未来中国中央银行将要面对的棘手的问题。
总之，人民币区域化对货币控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中央银行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还要掌握最现代化的技术，以便能够随时监控货币流动，掌握货币变化的规律，并且还能够灵活自如地应付各种压力。
总的来看，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远远高于成本，因此，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似乎应该成为本国政府的战略选择。
三、人民币在货币竞争中的战略选择
在面临货币竞争时，一国政府可以选择的战略大约有四种：市场领导、市场维持、市场联盟和市场跟随(科恩，2004)。市场跟随显然不是大国应该选择的战略，因为被动地跟随其他国家的货币，不仅无助于本币竞争力的提高，而且还可能导致本币被替代，在货币政策甚至政治上严重依赖于他国。
由于国际货币对于货币发行国来说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市场领导应该是大国的理性选择。但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每个大国都选择了市场领导的战略，如前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就曾经对本币的国际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Eichengreen，2005)，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享受收益与承担成本的主体并不完全相同。货币国际化的绝大部分收益由市场经济主体获得，而大部分成本却要由政府来承担。在货币或资本流动失控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萧条时，首先受到指责的便是政府。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可能使政府在面临本国货币国际化时犹豫不决。
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当初的日本相似，官方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态度明显不如民间那么热烈，不能说与此无关。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人民币区域化不是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除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外，人民币区域化与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盯住美元及近两年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情况使得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美元的暂时替代，也使人民币在与日元的竞争中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但如果人民币要在区域内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不得不面临与美元和日元的激烈竞争。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要在区域货币竞争中挤占美元的势力范围在近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战胜日元也有较大的困难(陈雨露，2003)。这也就是说，人民币目前在区域内成为市场领导的条件还不具备。
鉴于目前人民币在区域货币竞争中的地位，保持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清醒认识与谨慎的乐观非常必要，既不应该盲目推进，也不应该消极等待。最优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市场维持与市场联盟的结合，即在维持目前人民币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区域货币合作，在合作中争取主动权，以便逐渐过渡到区域市场的领导地位。
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区域化战略必须与国内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相配合。如前所述，决定货币竞争胜负的因素，从长期来看是一国的经济实力，从短期来看是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高层次的货币而言，一国的金融实力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取得人民币区域货币竞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缩小与美、日之间的差距，同时加快发展金融市场，开发各种人民币金融工具，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中央银行还需要提高货币控制与管理的能力，积累经验，为人民币完全的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在区域货币竞争中取胜创造必要条件。
四、结论
第4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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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区域化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冲击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由中央银行实施的统一的总量货币政策将导致各区域在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物价等宏观经济指标上体现出不同的政策效果。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经济落后地区产生了负向冲击,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针对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差距的矛盾,央行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差别化货币政策。基于此,针对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差距的矛盾,央行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必要的差别化货币政策。
一、统一货币政策实施的困境
货币政策统一是实施差异化的前提,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还需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来实施。而实施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也是央行在一定程度解决货币政策对落后地区造成的负面冲击必须采取的对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对于缩小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非均衡性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二、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对策
1.货币政策目标差别化。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表明,地区发展的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期时,地区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下降期时,地区差距则呈现缩小趋势。针对这样的特点,在保障统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央行可以考虑针对区域特点,注重货币政策目标和作用对象的差异性,明确整体目标和区域目标。
(1)在保持整体目标下,央行要关注差异性。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央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性明显,对区域经济、金融资源协调配置进行宏观上的调控是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央行不仅注意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考虑到地方特色。在具体操作上,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实力差别较大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央行可以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2)建立反映区域特点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及其内部区域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针对区域特点,在统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区域货币政策目标体系。2003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表述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不同的区域差异,央行可以考虑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是不是可以调高或调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协调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在保障整体目标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增长目标,便于发挥整体目标和区域目标的协调统一,既保障了整体目标的实施,又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
2.货币政策工具差别化。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落实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前提。现代银行体系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我国中央银行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法定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再贷款。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对一般性货币政策的辅助手段,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的行政干预、利率限制、消费者信贷控制等信用控制。对于这些货币政策工具,要针对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区域经济的状况来运用。
(1)采取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减少落后地区的资金外流,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统一的利率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东部地区的利率优惠政策,这主要是由于投资主体对投资都有收益的要求,在经济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健全,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对其投资都有一个好的预期,企业愿意到东部投资,而银行也是如此。相反,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对当地信贷预期相对较低,导致银行“惜贷”,资金外流到东部地区。如果央行能从货币操作的角度,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平衡不均衡的预期收益,就会减少落后地区的资金外流,从而能发展当地的经济。当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有自身的供求决定机制。实施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只是就某些领域或者某些行业,不可能是全面的政策。
(2)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存款准备金利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银行信用量的大小,存款准备金高就会紧缩银根,从而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得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相应的减少。相反,如果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就是放松银根,同样是通过货币乘数,使得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相应的增加。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东部经济相对发达,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二者经济发展的周期不可能同步。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地区,经济周期一般也早于西部地区。因此,为了缩小统一准备金率对中国各个不同区域造成的差异性影响,央行有必要实施有差别的准备金率。
(3)灵活运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道义劝告、消费信贷等指标,它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也有重要作用。窗口指导作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种,尽管没有法律效力,但是表达其政策意图。央行通过对商业银行发出口头或者书面的谈话或者声明劝说商业银行遵循信贷政策要求。消费信贷是中央银行控制分期付款的条件,包括消费者采购耐用品的最低付现额和最长偿还期。结合我国区域差异的特点,央行分支机构可以利用上述的选择性工具,支持落后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支持。对消费信贷可以实施有差异化的分期付款条件。
(4)完善货币市场、西部票据市场的建设。资本市场是重要的金融市场,它可以配置金融资源。因此,加快发展货币市场及各个子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高效率的货币市场体系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手段。而我国目前货币市场参与对象存在在地区分布上东多西少的不平衡现象,这影响资源的配置。因此,优化市场参与者的结构和分布,同时加强信息披露,为中央银行进行全国性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通过票据贴现、再贴现能够连接企业、市场、金融机构,以及中央银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而我国西部地区票据市场不发达,中央银行即使实施差别化的再贴现政策,却仍难实现其政策意图。故此,中央银行应该培育和扶持西部票据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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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3-0031-05
2009年是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一年。金融海啸的扩散与深化重创了世界经济,各国的反危机措施迅速出台,世界经济触底后显示出缓慢复苏的迹象。金融危机的爆发昭示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人民币在危机之下越发显示出其稳定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为应对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纷纷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中国因外贸依存度很高而深受其害。出口增幅下滑的内在压力和国际大宗商品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外部动力,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增,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金融危机也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使财富基金这一新型的机构投资者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是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演变而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次贷危机形成的根源包括: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就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持续的流动性过剩,监管缺位背景下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而美国基准利率的重新上升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降,最终触发了次贷危机。从世界范围看,这次金融危机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为全球持有,但其发行量由美国独家掌握,这一方面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也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埋下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不断加大、金融投机盛行的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突破平衡点,必然造成美国经济剧烈波动,进而引发全球危机。有的学者提出,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经济体制。过去20年来,美国一方面不断降低利率,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和债务负担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推进金融自由化,结果助长了金融机构的,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一些学者从制度层面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此次金融危机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但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看,它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没有脱离生产相对过剩这一根本原因。旨在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与扩大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和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虚拟化的条件下,危机实质的新特点是新型的生产过剩,即生产过剩已不仅是物质生产、实体经济的过剩,而且是虚拟经济、服务行业特别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行业的过剩;危机原因的新特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成灾引起的。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和全球金融业;削弱了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推动了新一轮的并购战和财富争夺战以及国际跨国公司的重新组合;造成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悲观预期。危机从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方面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欧洲金融市场率先受到传染,进而冲击到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增速下降,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发展中国家,进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增速不断下降。金融危机还通过对美国进口的抑制作用和对美国出口的刺激作用,改变美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收缩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意味着过去10 余年来的国际收支格局将被迫进行调整。
(三)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大致可分为十类:降息;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严禁卖空;注资、国有化或接管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直接向实体企业提供融资;对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开展救助;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或提供贷款担保;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IMF向新兴经济体和中小型经济体实行援助。美国的反危机政策主要特点有:一是重在帮助金融业解决流动性问题,以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二是实施大范围的经济刺激计划,提振消费者信心;三是短期救急的同时也致力于长期意义的制度性改进;四是力图矫正美国的贪婪文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使用了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但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从当前来看,随着世界各国加大救市力度,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的信心,有助减缓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但金融机构的信用萎缩状态并没有消除,经济体内在调整也尚未完成,这些措施难以阻挡经济衰退的趋势;一些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资金,大部分停留在金融机构,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不会构成对商品的现实购买力,但会造成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危机的救助过程是市场不断退让、政府作用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对过去30年来过分依赖自由市场竞争的校正过程,也是应对危机国际协调行动逐步加强的过程。
(四)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学者们提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限,但不能低估:给持有美国相关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受危机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变现其持有的各类资产对我国的经济形成冲击;导致外需明显减少,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下行压力。金融危机也给我国提供了较多的机遇:减缓了世界供求紧张状况,全球石油、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空间;加快了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的调整,有利于我国提前进行全球布局;可利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保持本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面对危机,我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有的学者指出,危机的影响明显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增长方式粗放、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我们对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明确解决问题思路。
从政策反应与复苏条件来看,我国具备走出危机的一些优势,但关键在于如何增强经济体的弹性,使政府投资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以及保证其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应该全面地反思危机:一方面不能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误读“社会主义拯救华尔街”,否定市场的基本价值。我国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革来应对危机:一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二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三是放松行业管制,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四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着眼于中长期的科学发展。五是提高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成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学者们提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发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金融动荡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本位制是否可持续,而美元本位制在短期内仍会持续,但在长期内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进而难以为继。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它既无法促进国际储备多元或者提供一个价值稳定的超国际货币,也不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自动调节机制,更不能保证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与历史上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更大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必须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汇率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些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不可能是金本位和单极体系,而是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体系的演化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的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的演变路径是:首先出现几个大国货币,每个大国货币周围会有几个小国货币与之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货币带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货币。现在的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把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操作措施主要有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目前仍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阶段目标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建立以美元为主,其他主要货币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性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及市场干预工具的过程,也就是人民币由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市场驱动实现的;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惯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会自动放弃其货币国际使用的各种收益。有的学者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外部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占全球比重的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贸易结算制度安排和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及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由民间向官方、由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向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由部分国际化向完全国际化不断延伸和发展的渐进过程。首要目标是努力推进人民币亚洲区域化,依次实现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产品计价交易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带来多方面的收益,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风险。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在5―10年内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人民币国际化会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易于波动;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还会衍生出必须承担平抑世界经济波动和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及其后果。从基础条件看,国际上实施本币国际化战略的国家人均GDP普遍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经济总量虽居全球第三,但人均还很低,贫富差距大;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和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也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风险控制水平无法与欧美金融机构相比;我国社会体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期望人民币走出国门后受到普遍欢迎,是不现实的。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综合学者们的意见: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重点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中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长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长远规划和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最终目标。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通用或选择性货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货币,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完全可兑换、可交易的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做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良好预期以及经济社会文明、法制的水平。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可从两个层次上用“三步走”来概括: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应把扩大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发挥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微观基础,扩展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
三、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一)中国FDI的经济效应
有的学者认为,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国内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薄弱,国内金融市场没有起到促进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总体上来看,FDI提高了我国的失业率:一方面FDI的进入挤出了国内的无效资本,导致就业水平下降;另一方面,面对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被迫作出反应,通过裁员来提高效率,增加了失业人员。有的学者则认为,FDI没有降低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对外资企业挤出内资企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中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必将利用其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增强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促进我国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的学者提出,FDI带来的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具有积极影响;由于我国FDI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均,即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部门,导致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当前,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整体效果不明显。
(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学者们认为,我国利用外资战略已经逐渐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熏从“重引进”转向“重吸收”,因此,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建立提供特别的融资支持;继续提高引资质量并积极改善自身条件,充分利用FDI带来的国际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优化引资结构,使之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标相匹配;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更加有效地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引导FDI流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重视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我国出口结构向高技术产品结构转移。同时,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利用FDI,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本土要素的比较优势,注意加强国内相应产业链及配套网络的建设,加快跨国公司技术向本地的转化,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
(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学者们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一是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目前处于提速的拐点;二是绝对规模较小,与经济大国地位不符;三是投资流出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四是流出地区结构中发达国家比重较低。上述特点是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分不开的:我国仍处于直接投资入大于出的阶段;我国企业还处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总体低下的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高耗能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我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重很小,对最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比例更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对香港特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高比例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存在水分,尽管表面上直接投资金额很高,但相当部分的实际资金并没有运用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公司管理体制宽松,注册手续简便,对资本流动限制少,使得无数企业设法在以上地区投资成立公司,造成巨额直接投资假象,而实际生产性资本则转移至别处。另一方面,技术落后使得我国直接投资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并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
四、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形式多样,领域广泛。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表现为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二是全球蔓延,手段隐蔽。保护主义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都有体现,各国政府都高调反对保护主义,但一些国家试图钻国际规则的空子,给保护措施披上“合法”外衣。三是主要贸易大国用以限制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工具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则较多地使用关税壁垒;四是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保护主义重心从限制外资转向限制内资对外投资;保护主义风潮向劳动力跨国流动领域蔓延。有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五大危害:经济全球化逆转,已经形成的金融体系、全球性分工体系、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链条断裂;冲击全球贸易,引发贸易战,使世界性的贸易摩擦增多;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将使发展中国家受到重创,又会反作用于发达国家;把整个世界拖向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孳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恶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的出现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及资本密集程度的差别,在经济衰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自身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大。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频发的渊源深远。对华贸易失衡、能源利益冲突、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危机应对等经济方面的根源,说明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总体性质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期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短期内有根本性变动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在其对华贸易政策中体现对其制造业的保护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学者们认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一是要扩大短期内需,抵御世界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二是要继续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并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经济支持等;三是要实施和加快进口替代,为我国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条件;四是要加快外向型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五是要针对全球化对需求管理政策效果的削弱,可以考虑用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和防范不应局限于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反对贸易保护的具体行动应当统一在我国全球战略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发展未必没有对我国有利的作用,只要这种有利作用存在,就要充分利用;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应着力对此进行调整。
五、财富基金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蓬勃兴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截至2008年底,全球约有40个国家设立了财富基金,规模达3.9万亿美元。财富基金是由一国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以外汇储备和商品出口收入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熏主要面向海外投资?熏并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专门化的长期投资机构。学者们认为,财富基金与国有跨国公司一样,都是国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划拨国有资产而设立的、主要进行战略性投资、缺乏透明度的大型国有投资实体,是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和主要载体。财富基金的二重性质决定了它们运作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追求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其投资行为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取向。
学者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财富基金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全球化则为财富基金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国设立财富基金的原因和作用主要是:跨期平滑国家收入,减少国家意外收入波动对经济和财政预算的影响;协助央行管理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冲销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跨代平滑国家财富,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预防社会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财富基金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加剧使得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和某些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从而为财富基金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财富基金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其中,稳定型财富基金主要以投资低风险的美国国债为主要目标,在维持美国双赤字和提高世界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型财富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投资范围涉及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众多国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之间的资金回流,从而对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作出了贡献。
学者们认为,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内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方面,财富基金能够更加专业和合理地管理财政盈余和公共资金,起到了稳定财政和保障国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财富基金可以在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协调的情况下,为稳定汇率作出贡献。此外,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财富基金的资产及所产生的收益可能会对一国的公共财政、货币机制、资产负债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影响,设计合理的财富基金将对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但如果管理不当,也会带来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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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vements of monetary multiplier around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a，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cycle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Money multiplier and money supply trends indicate that changes in the oper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s still in rough shape， and components by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the money multiplier itself changes the conclusion does not conform to traditional theor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e mod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ayered financial market，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monetary base，money multiplier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2-0023-05
一、引言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和我国金融体系均充斥着大量流动性。我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基本指标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见图1）。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CPI在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下不断攀升，并于2008年2月达到了8.7%。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国内需求和出口不断下降，CPI也开始下滑。在2008年末，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为抑制不断攀升的CPI，政策当局又出台相应的紧缩政策，直到2011年8月CPI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相应的宏观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比如在2011年，GDP增速呈逐季下降趋势，前三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了9.7%、9.6%和9.4%。因此，图中的CPI走势能清晰反映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但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决定变量――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是否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吻合？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图1：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走势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基本判断
货币供给的基本公式为： ，其中 为货币供应量， 为货币乘数， 为基础货币。我们定义流通中的现金为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为 ；储蓄存款为 ；基础货币 ，其中 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现金比率 ；准备金率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率 ；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 。因此，狭义（m1）和广义（m2）的货币乘数分别为：
因此，货币乘数是由现金比率、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共同决定。如果分析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必须分析货币乘数的各个影响因素。
（一）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
图2反映了我国金融危机前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 自2007年1月到2011年10月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稳，其最高点在2007年1月，为1.812387；最低点在2011年9月，为1.289877。从波动幅度来看， 从2007年1月至2008年底是逐月下降的，特别是在2008年 基本上在1.45与1.35之间进行波动，这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一年。随着2008年底经济政策的调整， 又开始逐月上涨，一直延续到2011年，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才开始下降。
图2：金融危机前后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广义货币乘数 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008年末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不断下降。在2008年底，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 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并在2011年随着货币政策转向才开始下跌。 的变动趋势和 基本一致，只是波动幅度大于 。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分析
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性变动能够引致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货币乘数的周期性变动也能产生类似影响。以下以CPI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宏观经济周期衡量指标，由此分析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
图3：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
1. 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图3反映了广义货币乘数与物价的变动趋势，我们以CPI来代表物价。图中并不能反映货币乘数与物价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但如果考虑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两者的周期性变动还是趋于一致的。比如，货币乘数从2007年4月到2008年3月处于下降周期，而CPI在2008年1月到2009年1月处于下降周期，CPI的下降周期比货币乘数晚了将近一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货币乘数从2009年1月到2010年初处于上升通道，而CPI在2009年8月达到低谷以后，于2009年10月开始上升，该周期一直延续到2011年7月。这两个阶段均显示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滞后期间在8个月到1年不等。因此，图中结果并不代表我国物价变动与货币乘数周期不具有吻合性，而是因为货币乘数滞后性影响的结果。
图4：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注：固定资产数据单位：%
2. 我国货币乘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分析。图4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图。图中显示，自2008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自2008年初到2009年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和货币乘数均处于上升区间；自2009年8月到2011年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处于下降通道，虽然伴随一个小幅的上涨区间，但基本上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一致。
总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CPI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指标均显示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货币乘数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
三、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结构性分析
（一）货币乘数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 。我们对该方程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
在上述式子中， 为基础货币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而 为货币乘数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我们对上面的式子进行整理，得到：
即：
因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增长率与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给定货币乘数增长率，基础货币变动1个百分点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若给定基础货币增长率，货币乘数变动1个百分点也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
图5：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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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反映了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6反映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基本上高于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说明在我国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并没有使足够多的货币供给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房地产和股票等虚拟经济，由此导致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两幅图的变动趋势具体分析可知，自2008年底到2010年4月，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要大于2007年1月到2008年底和2010年4月到2011年10月这两个区间，这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比较大，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公众更愿意持有现金，商业银行也愿意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而产生“惜贷”，因此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2010年4月以后，随着实体经济逐渐恢复，公众市场信心也开始转变，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现金比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现金比率是货币乘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如果将现金作为微观主体所持有的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动均会影响微观主体所持有的现金占其资产总量之比。具体而言，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上升都会引起人们所持有的现金比率下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
这两个公式都是小于零的，由此可以看出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图7：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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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反映了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现金比率变动趋势比较平稳，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符合反向趋势。现金比率分别在2008年1月、2009年1月和2011年2月达到最高值，这三点也分别是广义货币乘数和狭义货币乘数的最低点。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现金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但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比较明显，其下降和上升区间分别对应于广义货币乘数的上升和下降区间。
（三）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也是货币乘数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现金比率类似，影响该比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定期存款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利率和价格水平等。一般而言，证券投资利率与该比率呈反方向变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使投资者更多地持有定期存款，因此该比率上升；定期存款利率的上升也会使该比率上升。根据货币乘数的基本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在这两个公式中，第一个是小于零的，第二个是大于零的。因此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与狭义货币乘数呈反方向变动，与广义货币乘数呈同方向变动。
图8：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8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看该比率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但图中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以及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该比率均是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状态，但是广义货币乘数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倒U”型状态，因此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符合“同方向”结论。其次来看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反方向的，图中数据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该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均不断上升，但从2009年9月到2010年初，该比率不断下降，而狭义货币乘数却不断上升。
（四）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对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而言，储蓄存款利率、证券投资收益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价格水平等因素也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比如，储蓄存款利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储蓄存款，致使该比率上升；证券投资收益率的上升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证券，导致该比率下降。同时，传统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会对该比率造成影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因此，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图9：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9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分析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图中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10月，该比率从1.7886下降到1.4094，狭义货币乘数从1.8124下降到1.6824，两者均是呈下降趋势，但从2008年1月到2008年12月，该比率小幅上升，原因可能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导致储蓄存款的增加。在这一段时期内，狭义货币乘数则从1.459下降到1.316，两者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所以图9并不完全支持两者反向变动的结论。其次分析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图中的数据也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底，该比率不断下降，同时广义货币乘数也是不断下降的，从4.8135下降到3.9406。2009年1月到2009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不断上升，从3.9603上升到4.5912，而这段时期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比率却不断下降，从1.8782下降至1.4968。
四、结论及启示
第一，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吻合。数据显示，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相吻合，货币乘数的变动能够对宏观经济波动作出很好的解释。同时货币乘数一般先于CPI变动，因此也支持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滞后性”这一结论。
第二，理论上来讲，对于货币乘数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等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我国，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其增长率总小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
第三，从货币乘数各个组成的变动趋势来看，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支持经济理论的结论，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完全支持。
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首先，改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仍较粗放，大量货币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相配合，引导货币更多地流入实体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货币流入资产市场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其次，应该逐步改变侧重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的市场化，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这样有利于货币政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再次，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扩大投资品种的种类，逐步放开资产定价管制，使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投资渠道，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第8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西方发达国家准备金制度经验总结
全球主要国家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无碍乎三个方面：一是保证银行支付清算需要；二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调节社会流动性；三是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对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的功能主要是稳定货币市场利率，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保证银行支付清算需要和调节流动性，其中巴西、印度、沙特等国家仍将存款准备金率视为调节社会流动性的主要工具之一，目前巴西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
西方发达国家准备金率水平普遍偏低，其重要性逐步下降
从西方国家准备金率平均水平的演变趋势看, 随着其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总体上,西方国家的准备金一般水平呈现逐步下调的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全球131个主要国家中，存款准备金率为零的有9个，0～5%的有46个，6%～15%的有61个，高于15%的有15个。目前美国的平均准备金率水平大约在3%，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将准备金率降为零,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和瑞典等国已经取消了准备金制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降低存款准备金的同时,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调低准备金率。如韩国中央银行1996年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下调幅度为2%，1997年2月23日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3年以上的长期储蓄存款准备金率仅为1%, 其他定期存款为2%，活期存款为5%。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相继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和《加恩•圣杰曼法》，美国开始对存款准备制度进行调整。1992年之后,美国开始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当前，美联储也有存款准备金工具，它并非用于所有存款，只适用于三类存款账户：支票账户、非个人定期账户和欧元存款账户。前者的存款准备金率最高为10%，并且自2008年起法定和超额准备金均付息0.25%，后二者自1990年起存款准备金率已降为零。美联储首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性其实很低。美国的准备金制度已经演变成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辅工具以及存款机构支付和清算的保证。
在欧盟，尽管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框架中仍然包含有最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但事实上，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将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做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使用。在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存款准备金更是可有可无的政策工具，有些中央银行完全取消了准备金制度，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水平降低到了只与其日常清算需要相应的水平。如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瑞典已经没有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欧元区的存款准备金率仅2%。
日本中央银行在1957年5月确立存款准备金制度。日本存款准备金制度产生初期，准备金率水平很低，调整的次数很少，调整幅度很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极其有限。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元实行了浮动汇率制，这给日本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存款准备金率在日本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更小了。为了适应日本经济、金融机构和日元国际化，日本在总体上又逐步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日本最近一次调整准备金率是1991年，这次调整后，日本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3%。在过去的10多年里，日本央行基本上没有直接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当做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使用。
西方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工具逐渐衰落的原因解析
西方经济体，货币政策多已不再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目标，各国中央银行正逐步降低或已经取消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工具重要性逐步降低，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是放弃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最主要原因。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它对于调整货币供应量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定义变得模糊不清，准确计量货币供应量难度增大，1987年美联储率先宣布不再设立M1目标，到1993年又宣布放弃以任何货币总量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目标。其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典、日本等国也降低了货币总量目标的重要性，甚至取消了货币总量目标。以控制货币供应，调节社会流动性的存款准备金率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重要性大为降低。
其次，调整存款准备率的冲击力过大。由于存款准备金工具通过影响货币乘数效果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因而即使准备金率的较小变化，也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较大变化，故频繁调整准备金率不利于货币的稳定。准备金率变化需要银行重新调整资产组合以应对，如果金融机构在短时间内不能完成，就可能立即引起流动性问题。如不断变动法定准备金率，就会给银行带来更大不确定因素，使它们的流动性管理更为困难。同时，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心理预期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存款准备金不适于作为日常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另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各类银行和不同种类的存款的影响不一致，其效果因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也不易于把握。因此，各国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持谨慎态度。
第三，金融创新弱化了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效果。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创新型金融工具可避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推出回购协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等不受存款准备金制度制约的非存款工具，通过充分利用货币市场，既能确保其应有的负债规模，又能逃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对货币供给的作用越来越小。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原因探析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汇占款逐步取代再贷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存款准备金制度最初的“集中资金、配置资金”的功能逐步弱化，其控制货币信用创造的功能日益增强。2006年以来，中央银行开始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2011年以来每月调整一次准备金率，中小金融机构达到19.5%，大型金融机构达到21.5%，双双创历年来最高水平。至此，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演变成为货币当局对冲流动性和进行货币信贷控制的常规性手段。
冻结量大、成本低使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对冲流动性的首选工具
存款准备金率属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对冲流动性方面具有先天性优势。根据我国目前的存款规模，每提高0.5%的存款准备金率，大约可以冻结金融机构资金3600亿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2003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快速增加，基础货币大量被投放，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为了控制基础货币规模，由外汇占款带来的庞大流动性需要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冲。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75.6万亿元，剔除财政性存款3.4万亿元，粗略估算对应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存款规模约72.2万亿元，按照存款准备金率21.5%计提，大约可冻结金融机构资金约15.5万亿元。同期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反映，其外汇资产折合人民币为22.1万亿元，存款准备金冻结资金规模相当于央行外汇资产的70%。由此可见，人民银行对冲外汇占款投放的资金基本上通过存款准备金来冻结。
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支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即存款准备金利率）偏低，也是人民银行选择其作为对冲流动性工具所看重的一点。以2011年6月底为例，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0.72%，而同期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常用的3个月期央票发行利率约为3%，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约为3.4%，7天期债券回购利率约为4.2%，远高于存款准备金利率水平。
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特点使存款准备金率工具更易操作
我国金融机构主要资金来源是存款，存款准备金率对应的存款涵盖了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存款，这种一致性使得存款准备金率工具较容易调整金融机构流动性。以商业银行为例，存款准备金率对应的存款涵盖了商业银行除了财政性存款和存放同业款项（除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之外绝大多数存款，而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占其总负债比重高达90%左右，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基本可实现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目标。同时，我国存款准备金缴纳主体涵盖境内所有吸收人民币一般存款的金融机构。因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可实现调整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公开市场操作不足以承担对冲庞大流动性的重任
我国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央行票据，由于我国国债规模偏小，且期限不健全，利用国债进行回购交易等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性一直偏低。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过多基础货币，人民银行2003年开始启动央票发行，借以回收市场流动性，央票一度成为首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然而，央票难以承担对冲庞大流动性的重任，原因有三：一是央票发行规模难以匹配庞大的外汇占款新增量，央票对冲流动性显得力不从心。截至2011年6月底，央票余额约为2.6万亿元，而同期外汇占款高达24万亿元。二是央票需要支付利息，如果利息支付的规模过大，将会增加央行的财务成本压力，以2010年央票平均余额约4.1万亿元、发行利率约2.5%估算，每年央行需支付央票利息高达1000亿元以上。三是央票到期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的货币还要连本带息投放到市场上，这将会进一步扩大基础货币投放的规模。
利率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结构性缺陷很难调节流动性
两大因素制约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效力的发挥：一是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分割现象明显，整个市场尚未形成一套以基准利率为核心的利率体系，利率传导机制也不顺畅。二是经济主体对利率变化反应不够敏感，我国特有的现象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较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工业企业总资产比重约44%，总利润占比约34%，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利率敏感性较低，仅仅通过调整利率本身较难影响其投资行为。
对策建议
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运用程度，甚至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金融市场高度发达、货币市场工具丰富等条件下的。我国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机制还不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仍是一项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也是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短期内，仍需保持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
当前，我国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双顺差局面短期内难以大幅逆转，货币当局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局面还未得到缓解，央行仍需要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冲金融机构流动性，短期内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也较小。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为608.91亿美元，外贸顺差为449.3亿美元，汇储备增加达到3501.53亿美元，外汇占款规模逐年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需保持较高水平，甚至仍可考虑一定程度的上调。
按照我国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分析，在资金来源中，90%以上是存款，我们初步测算，以贷存比75%为基础，为保持贷款的投放量，存款准备金率最大值约为25%。
中期内，应鼓励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考虑开拓不需缴纳准备金的资金来源渠道
由于我国存款准备金利率仅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0.72%，远低于商业银行将其用于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业务的收益率，缴纳存款准备金实际上降低了商业银行资金收益率水平。随着准备金率水平逐步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著，这也将促使商业银行在考虑负债时，将会把此项负债是否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列入重要考虑因素。中期内，监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经营客观情况，创造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帮助商业银行开拓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实现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商业银行负债分为需要缴纳准备金的一般存款和不需要缴纳准备金的其他资金来源，以2011年6月底为例，初步推算出，当其他资金来源的利率低于4.38%时，商业银行负债选择其他资金来源方式比吸收一般存款在财务上更有利。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一般存款资金的利润=准备金率*1.62%+（1-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其他资金来源的利润=贷款利率-其他资金来源利率
如果其他资金来源财务上优于一般存款，则需满足：
其他资金来源利率＜存款利率+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
以当前存款准备金率21.5%，准备金利率1.62%，存款利率按照6个月期限，贷款利率按照1～3年期限为例（因为我国商业银行1年期以上贷款占比超过70%以上），按照上述公式，当其他资金来源利率＜4.38%（截至2011年7月12日，我国6个月期限存款基准利率为3.30%，1～3年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为6.65%），通过吸收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资金比吸收一般存款有利。
商业银行可采取两方面措施，规避存款准备金率高企的不利影响：一是在现有经济环境下，尽力吸收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资金，如同业存款、货币市场拆借资金等；二是加大负债工具创新，通过开发货币互换、可变利率债券等方式吸收资金，规避缴纳存款准备金。
中长期内，应做好货币政策工具从准备金率向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转变的准备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供应量，随着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和成熟，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逐步淡化货币供应量目标，逐步调整为以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最大限度就业和稳定物价为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必将引起货币政策工具由存款准备金率转变成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根据国际经验，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一般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明显好转，国际收支基本达到平衡，公开市场操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二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得到明显缓解；三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存款准备金担负的金融稳定功能下降；四是形成能反映市场基本供求状况的基准利率，经济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形成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等等。在上述这些条件逐步具备后，我国应及时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环境。
因此，对于国家层面来看，应积极研究货币政策目标调整的时机和环境，为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打好各项基础工作。
第9篇：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范文
【关键词】货币资金 政策 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