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和运河精选(九篇)
第1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像巨龙穿行在大地，
连绵起伏，曲折蜿蜒。
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
万里长城谱写了动人的诗篇，
是谁创照了这人间奇迹？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我驾驶着飞机航行在祖国的蓝天，
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像绸带飘落在大地，
银光闪闪，伸向天边。
北起首都北京，南到天堂杭州。
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人的诗篇，
是谁创照了这人间奇迹？
第2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关键词:运河; 文化; 发展; 环境
1.引言
运河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人类起源于水。古人云“人水也,男精气合,而水流形”人类的生存环境中不能没有水,运河作为城市中残留下的宝贵空间既城市的自然遗产,同时也是社会的文化遗产,它鉴证了城市发展的印迹。城市中不仅要有水，还要能看见水，摸到水，要能与水相融，产生一种人与水、与河流共融和谐的局面因“运”而生，因“运”而兴的扬州老城。古老的大运河给扬州带来了发达的经济、多样的文明及无数的传世佳话。
2.运河起源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之凿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进入繁盛时期，元代变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从明朝到清前、中期，京杭大运河成为漕运通道，屡加疏通[1]。大运河连缀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在沿线与支线网附近崛起一大批如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
3.实例分析
3.1.扬州古运生态评估
整治运河两岸树种主要为垂柳、梧桐、水杉、泡桐等，生态景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对“绿”色的需求以及城市的发展。运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无效整治，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淤泥沉积，航运能力下降，荒废的滨水区域与潜在的旅游资源未得到开发利用，因“运”兴的扬州同时也因“运”而困。
3.2.古运河水系的整治
建国以来，沿岸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无控制排放，政府管理制度的松懈对古运河的污染程度大大增加，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边线的外延种种压力下使扬州古运生态价值大幅度下降，有些已成为了污水泛滥的“臭水沟”古运的污染使扬州人认识到：水环境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扬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城市水环境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推进；加强城市水环境建设和整治，是“把扬州建设成古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的关键。
建国以来，沿岸的工业从1998年开始，扬州市政府先后投入20亿元，实施古运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几年里，先后清淤128万立方米，搬迁居民3200多户，沿河100多家工厂退城进园。拆迁房屋近50万平方米，新建绿地10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80%。同时进行了疏浚河道、驳岸整治、沿河截污、景观改造及“运河文化公园”的建设。
3.3运河沿岸棚户区整治
综合整治恢复,提高了河道送水和沿线挡洪能力，提升了沿河两岸景观的文化内涵。现在的古运河集防洪、排涝、灌溉、通航、生态、文化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生活在现在的扬州人是最幸运的。贯穿扬州城区的古运河两岸曾经居住着几千户居民，是扬州最大的棚户区之一，雨季经常受淹。2001年开始，扬州开始实施古运河棚户区整治改造工程。拆除棚户区后，古运河两岸现已建成公共绿地带、高档住宅区和商贸休闲区。一条人文之河、生态之河、繁华之河、欢乐之河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因为环境的变化，扬州人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徜徉河边，扬州人情感愉悦，心灵陶冶，充分享受着“富裕、文明、精致，秀美、和谐、法治”的新扬州建设的成果。落日的余晖倒影在河水中；天上的风筝，与放飞的人闲适的心情一起在清风中飞翔。这边，我们从运河水中看到的是江南徽派风格的现代化楼房；河对面，他们从运河水里看到古朴雄壮的大王庙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安宁与和谐。两岸的景致被这条古老的运河一一包容。
3.4古运河水上交通职能调整与发展
随之古运的保护与发展，其水上交通职能有选择的将其功能转变，对原有的废旧码头进行清理整治，对阻碍城市发展的企业破坏运河生态环境的小码头进行强制清除，恢复运河生态功能，转变原有水运的服务性观念，转向娱乐、文化休闲型，城市通过古运得以彰显其魅力，古运通过城市的保护性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
4.延续和发展运河文明
4.1古运河沿岸传统文化继承
悠悠运河，千年血脉。古运河对扬州城的诞生和成长，对扬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百姓在深厚的文化氛围里，也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便利。老城区的建筑严格控制高度，而对于运河沿线的老街区，政府集中整治后，主要发挥门面房的作用，经营一些具有传统特色文化的老字号，比如说剪纸、古玩、漆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等等。也许正由于把握了和谐发展的平衡点，如今，古城扬州，贯通东西的宁启铁路、跨越长江的润扬大桥、环绕城市的高速公路在建的高铁和苏中飞机场与通达南北的大运河构建了开放开发的通途，古城复兴与新城崛起相得益彰，“人文、生态、宜居”的特色不断彰显，历史文化在新扬州的现代文明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4.2 古运河延安历史建筑保护和旅游开发
扬州古运河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进一步丰富运河风光带的文化内涵，实现运河古迹、自然风光和非物质遗产三位一体，打造扬州独特的运河文化精品，为中国大运河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对运河文化资源加以大力开发和利用，通过旅游让古老的运河文化为扬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因为河流的温暖，人类惯于逐水而居。巴拿马运河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苏伊士运河牵起红海和地中海，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则让中国五大水系南北贯通、相连相守。在每一段文明的起源处，你总能听到水声喧哗。运河是扬州兴盛的一个重要基础，除了文化底蕴，我们没有更多的自然资源。文化，特别是运河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我们觉得这个资源曾经给我们直接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现在，从文化层面上给我们更多的遗传，所谓文化积淀。通过运河这样一个脉络，让扬州这样一座城市得到文化层面上的大幅度提升。
第3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段通惠河和北运河的交接处，通州曾是历史上最美丽的码头。对大运河而言，它是源头，又是终点，从京城来的钦差大臣、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丫鬟奴仆、衙役家眷都要在此登船南游，从南方运来的大米、丝绸、香料、茶叶、瓷器都要在这块宝地上卸载转运。
大运河建设起源于春秋时期，完成在隋代，繁荣于唐宋。历史上，人们给隋炀帝的评价是昏庸无道，却没有想到他有如此豪壮气魄，有如此不凡胆识。这条由隋炀帝主建、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与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一样，都是十分伟大的工程。京杭大运河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它全长1794公里，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8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大运河，流经千里，心系万家，孕育着数千万华夏子民休养生息。大运河像一条长龙，是南北漕运激活了它的爪、它的须、它的每一个鳞片，更激活了中国古代的繁华。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中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教多。”隋炀帝修建运河期间，动用543万多人，工程进行到徐州时，就已有150万人因劳累过度而死，《通鉴・隋纪》中记载，“役丁死者十之四五”。这是一条铭刻着千万百姓苦难的河流，当落日映照残存的河面上，流光溢彩多么像斑斑血泪！
长长的京杭大运河被分成7段：通惠河，北京到通州区；北运河，通州区到天津；南运河，天津到山东临清；鲁运河，临清到台儿庄；中运河，台儿庄到淮阴；里运河，淮阴到瓜州；江南运河，镇江到杭州。
大运河北起通州，南到杭州，穿越18座大小城市，表面看文文静静，颇有水波潋滟之美，但却彰显着豪放与婉约的融合。运河之子刘绍棠写有《摆渡口》《运河的桨声》，他笔下的运河，帆樯林立、柳影依依。是的，从晨光熹微到夕阳落日，从南方的秀色走进北方的豪壮，世界上没有哪条河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繁重的承载，也不会有如此的美轮美奂。
几千年来，大运河展示着人类的文明史，是一本由水波写成的书，用船帆写成的歌。看如今运河两岸，一座又一座的大小城镇，都因大运河的开通而兴起。一代代运河人，把个人血脉喷涌成运河血脉，把骨肉凝结成运河的铜帮铁底。运河的风，抚摩着坚硬的手掌，抚摩着未来的梦想，抚摩着深夜的凝思。
遥想大运河上动听嘹亮的船工号子，仿佛声声在耳，在今日阳光的抚慰下，越发沧桑而壮丽起来。
二
老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从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意思是说北京城建城用的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通过大运河的水漕运来。无论是元大都城，还是明清北京城，都需大量砖石、木料，而这些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如砖石多来自山东的临清，那里不仅靠近大运河，便于水运，且土质细腻，烧出的砖石坚固结实；上好的木料多来自江南的深山老林，当时大批的木料运输只能靠水运。
除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外，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明代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京杭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今天的繁华。
元代，河北邢台人郭守敬受命开凿从通州到大都（今北京）城内长达75公里的通惠河，直入大都城内今什刹海。据《元史》上记载，当时积水潭“舳舻蔽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三造漕船8000多艘，可见当时盛况。
元、明、清三朝长达700年间，都城北京的宫殿、坛庙、官府、民房、建筑材料、人工、粮食、物资的供应，文化艺术的繁荣都靠这条京杭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大运河的非凡作用。
通州是原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中国千年漕运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许多地方，大运河都被称为“母亲河”，通州是“母亲河”的脐带。据统计，运河两岸滋养的人口达三亿人之多。由此，在运河的运粮船上，附载京城官府用的砖石木料成为普遍的货运现象。通州张家湾镇，便有存放木料的皇木厂村和存放砖瓦的砖厂村。
据说，明朝政府还曾在张家湾修建了一座古城堡，现在城堡与张家湾古镇相互连接的古桥――通运桥依然存在，仍保有明代桥梁建筑特点和古风。遥想当年，桥上车水马龙，桥下舟船穿行，古镇、古桥与古城相连，是那时通州最热闹的地方。
专家说，通州地名命名便是依据“通漕天下”和“漕运通济”的思想而来。元代通惠河开通后，通州“编篱为城”。到明朝初年，大将军徐达委派部将孙兴祖督军用砖石筑通州城。这时的通州城周九里三十步，开四门，其中东门曰“通运”，西门曰“朝天”。
凝望着奔流不息的通州大运河流水，我思接千年，浮想联翩。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条珍珠项链，那么通州就是项链上挂着的闪光银饰。如今的通州，正在打造首都城市副中心，地铁六号线正从运河河床下穿过。在厚实的大运河文化底蕴里，不断散发着古文明的馨香，也显示着现代都市的妩媚亮色。
三
大运河北端，从通州城边发源，流过田野和坎坷，以不舍昼夜的精神始终激荡着我的心灵。通州好似一条船，“通州塔”是桅杆，鼓楼是船舱。那一滴又一滴的河水，遇到风雨时，就从水面上轻轻跳跃，瞬间又回到浩荡的洪流中。
运河岸边的通州塔，耸立了上千年，如今仍在注视、俯瞰、保护着这一泓碧水，是大运河的水滋润着这片温馨的景色，潺的运河水，静静地流淌，看那水波潋滟，是不是大运河水的一串串笑窝？
通州塔是建于辽代的佛塔，位于北运河西畔。导游说，这是一座镇河之塔，其中供奉着古燃灯佛的舍利子。古通州的燃灯塔，是千百年来北运河的靠岸象征物。风沿江南吹来，又从通州吹去，塔上2248枚精美的风铃仿佛听懂了大运河风的絮语。
燃灯塔东侧是佛教的佑胜教寺，紧挨着的是儒教的文庙、道教的紫清宫，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源流的儒、释、道三家的汇聚。如今宁静的运河畔，有运河栈道贯通南北。通州政府在大运河畔修建了大型运河文化公园、万亩滨河森林公园、遗产小道，等等。
站立在新修的通州漕运码头，抬眼望去，河面异常辽阔，当年“万舟骈集”的场面得以再现，南来北往的船只首尾衔接十几里，船只停靠、装卸、转向，一个宽广的“停车场”雄阔壮美呈现在眼前，这里便是得天独厚的水域中枢，所以这段运河比其他段要宽广很多。
在通州大运河岸边，均匀地设置了一些造型奇特的音响，听着抒情悦耳的声乐从不同的隐蔽处传来，我仿若有一种时空穿梭感。温暖的阳光下，运河恬静舒缓，河岸边护栏的立柱上镶嵌雕刻着通州古城、漕运盛世和古代文人的诗歌。漫步在运河旁，浓郁的运河文化感染着每一位在运河赏景感怀、发思古之幽情的人。
细看运河护栏立柱上的浮雕，上面雕有通州古城楼、燃灯佛舍利塔（通州塔），还雕刻着无数各具姿态的船工和漕运拉纤的纤夫。清代诗人尹澍诗句“渔歌飘渺飞檐外，帆影参差玉浪中”，清代通州知府王维珍著名诗歌“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也赫然雕刻在运河护栏立柱上。
巡堤路两旁的垂柳静静如云，河床长满青草，河底是一湾浅浅的绿水，几只喜鹊在河边饮水。大运河的对岸，是葱茏的麦田与大片的果园，好似一幅田园的水墨画。
四
大运河曾有“铜底、铁帮、运粮河”之说，铜底指运河的河底是胶泥，铁帮指的是运河大坝。
河北衡水景县安陵镇华家口、东光县谢家坝都有一段“吃了上万斤糯米”的大运河坝体。史料记载，因这些河段口处于运河来水冲击的弯道处，历史上洪水在此曾多次决口，附近居民深受其苦。当地乡绅带头捐资，从南方大量购进糯米，组织人力用糯米熬汤，最后撇去糯米，再将白灰与泥土用糯米浆混合，逐层夯筑，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柏木桩。
糯米浆拌灰土，是中国建筑中古老的工艺，一般用于城墙壁垒。这古老的工艺比现在的水泥要结实很多。糯米浆拌的灰土特点是水越泡越结实，如果最近几十年运河没有断流，华家口、谢家坝可能还要完好许多。
吴桥县运河八十多道弯，是最原生态的大运河段。“春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笼。”这是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这一段大运河时填写的词。“积德行善，生在运河两岸”“东看粮，西看房，运河两岸看衣服时尚”，大运河一度成为无数人的心灵寄托和时尚符号，放眼望去，大运河是一条中华文明史最重要的时光隧道。
诗人韩雪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有人说你是一条深情的手臂/挽起了南疆北国/有人说你是一句美丽的诗行/写出了智慧开拓/我说你是一条水做的长城/将一个人间奇迹标在了历史的星座/你的帆影，你的碧波/载来了多少春光，多少秋色/啊！大运河/你就是一条这样的母亲河/浇灌了河边的岁月/也养育了河边的我……
应该说，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价值远超长城，因为大运河在今天仍在流淌，还发挥着水利、绿化、运输等重要功能。长城是阻隔、防御，大运河是连接、融和，长城是战争，大运河是孕育，没有京杭大运河，就不会有运河两岸串串明珠般的城市的辉煌昨天与繁荣今日，中国的地理文明或许就是另一种格局和版本。
五
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到北头，不论白天、黑夜，还是日光、月影，不论细雨绵绵还是朔风呼叫，总有一抹翠影绿意紧紧跟随、陪伴着游人――那便是大堤上1500多公里长的运河林带。这条绿色的飘带，从钱塘江边开始，一直泼染到了通州。
运河两岸的树绝大多数为柳树，枝条轻柔如软丝，绿叶扁长似轻舟。大运河里的微风吹起，轻舟随着柔丝摇摆荡漾，上飘下舞，十里、百里、千里，从钱塘江飘到北京城，舞出了运河两岸美丽诱人的绝世风景。
“运河水长三千里，杨柳一绿连京杭。”大运河绿化带是世界上最美丽、缠绵、青翠、幽韵的所在，也是地球上最威武、壮观的绿色长龙。有这样一个传说，大运河开通后，隋炀帝坐龙船出行南下。正值大暑天气，骄阳当空。有些拉纤人因日晒酷热，晕倒在河边。隋炀帝见此特别颁发诏书，号令百姓在河边密植柳树。此举有三项益处：一是树根可保护堤岸，二是柳树可为纤夫们遮阳，三是柳叶可喂羊群。隋炀帝下达的这份诏书，史籍上有明确记载。所以，年年岁岁，朝朝代代，运河两岸的人们都注重栽种柳树。当时，柳树成长后，隋炀帝甚是喜欢，便叫柳树为“炀柳”，因后代误传，“炀柳”变成了“杨柳”。
柳树变身为杨柳，这个美丽的转身，给中国的文化增添了无限情思和美妙意境。
浙江运河两岸杨柳浓密，苏南运河两边杨柳绵绵，江北扬州有诗为证：“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苏北宿迁，凡行过运河的人都说，两边的生态绿化是三千里运河最喜人的。济宁的老洋桥到太白楼，运河两岸杨柳依依，风姿绰约。从聊城、德州、沧州一路进天津，一直绿到“天子渡津处”。“杨柳青”，是天津市西青区南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这个镇名，多么富有诗意啊！中外闻名的杨柳青年画，就在这里出产。冬天的香河与通州，杨柳虽然淡化了绿意，那准备吐绿的柔枝细条仍在水面上摇动。
六
默写“大运河”三个字，一字复一字，一遍复一遍，有多少历史风云凝聚在其中，低吟“大运河”三个音，一声又一声，一波又一波，运河文化恰如变幻莫测的摩西魔术令人惊叹。
伊斯兰教一传入中国，就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最早长安附近的广通渠两侧修建了一批清真寺，然后迅速向东推进。处在西安鼓楼大街北院门回族聚居区和开封市鼓楼大街以及山东济宁的月河大街清真寺，说明东方河渠文明对阿拉伯地区产生了极大引力。
按大运河开挖先后顺序排列，大运河流域先后形成了以洛阳、江都（今扬州）、余杭（今杭州）和通州为中心的重要码头，这些码头历来都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教商人居住经营的重要商埠。后来，大运河流到哪里，穆斯林商人的足迹就跟到哪里。
到了宋元明时代，回族已经逐步形成，而在此期间，宋朝先后开挖了汴渠、蔡河、广济河、金水河，元明两朝开挖了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山东开挖了临清至济宁的济州河、会通河。据1990年全国清真寺调查，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现存清真寺1212坊，其中唐代1坊、宋代18坊、金代1坊、元代 23坊、明代157坊、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1000多坊。这些清真寺60%以上修建在运河两岸。
回族具有“商本农末”的思想，他们对经商有着独到的认识与理解，有商人的地方就有回族人。回族人因其性格、观念、职业和传统的影响，更重视到外面闯世界，以商贾运营为第一要业。所以，大迁徙对于回族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机遇，因而回族人有追逐商贸繁盛之地而徙居的习惯。
在大运河最北端的北京通州的通惠河两岸，尤其是普济闸附近，不仅历来是回族商人集聚之所，而且形成了这一带特别重视商业的传统。沿大运河两岸的其他城市，如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淮安、扬州等地，历来都是回族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埠。
明代是中国回族大发展时期，回族的宗教生活需要建寺完成，那时，沿运河两岸的清真寺数量大增，在河北泊头市新华街南端矗立着一座清真寺，这座寺院中轴线向东延伸294米即到大运河的西岸。泊头这座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二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占地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房屋200余间。
运河两岸回族儿女不断聚居并繁衍生息，恰似“我是挥竿划水，君是磁场河洲，雨时桂花沾梦，晴时星云犹湿，此情此景，我在河畔，河在我中，万般自由，宠辱皆失”。大运河的万象包容，如当年隋炀帝下令两岸植柳缥缈如梦幻，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七
京杭大运河是海上香料之路的“二传手”，许多回族人随从外国香料从海上而来，登陆后再沿大运河向中原一带散布。当然，也有许多世居西北的回族人，从遥远的北方从通州逆流南下，成为移居江南的回族人。
在各城市的回族聚居区中都有礼拜堂清真寺，寺大小不一，清真寺的建筑以伊斯兰文化为体，以汉文化为用。寺庙外形吸收了汉族的宫殿式建筑，又结合了阿拉伯拱顶式建筑，内部装饰多为阿拉伯式的，一般采取几何形图案或艺术文字。
明代以后的回族清真寺多是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布局以四合院形式最为普遍。天花板藻井与米拉哈布左右的木雕阿拉伯文、花卉和抽象的几何图形栩栩如生，照壁上刻有生动形象的砖雕图，南北厢房的里山墙壁、码头以及大殿前的八字墙，雕有竹、荷、梅、牡丹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字画，给人以安然、肃穆和美的享受。
通州清真寺是北京著名的清真古寺之一，始建于元代延v年间，通州清真寺与牛街清真寺并列为北京市两大清真寺，有着700多年历史，是运河文化重镇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运河历史的一段真实写照。
通州清真寺大殿面积670余平方米，分男女礼拜殿。此外，还存有主院北讲堂、水房，碑5块。礼拜大殿的顶式多样，为城郊罕有。殿内设井口天花板，写意牡丹图案，四周梁枋满饰重彩博古图。数十根金柱朱漆，皆围捏铁线缠枝牡丹，绚丽夺目。
通州于家务清真寺位于家务乡，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独具匠心的“勾连搭”式建筑风格，占地4386平方米，为通州区第二大清真寺。主体建筑是礼拜殿，勾连搭四卷，面阔三间，进深六间，窑殿为四角攒尖重檐顶，黑琉璃宝瓶，绿琉璃垂脊，黄琉璃走兽。
有些事，想起来既凸显古意又侠气四射，通州新华大街的闸桥口往南有一条著名的大街，它就是南街。据南街老人讲，1376年燕王扫北前后，八户西域回族人沿运河做买卖迁居到此，那时南街满目荒凉、行人绝迹，回族人在此搭棚建屋。为防身自卫，这里的回族人喜爱摔跤，传承着回族久远的尚武文化，真有一股“强体健身压鬼神”的英雄气概。南街回族人从异地迁徙而来，勤学苦练摔跤技术，由历代跤手传承下来，形成了南街回族人好摔跤的习俗，延续至今。
20世纪70年代，是通州南街摔跤最为鼎盛的时期，1975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当时中国式摔跤比赛就设在通州工人俱乐部的灯光场。南街俗称“跤窝子”，通州组建历届摔跤队时，南街回族队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过去南街有一大批著名跤手，他们是威震东三省的马国星、大闹天津跤场的杜支棍及资深跤手戴宝林、杨三等，他们曾带徒弟串场玩跤，相互学习切磋。因马国星通过观摩天桥艺人表演，再进一步总结发挥，逐步在通州跤场推出了花跤表演形式，将竞技性摔跤和表演性摔跤穿行，增强了摔跤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回族老祖宗留下的摔跤技艺，曾经如火如荼。久远而提气的事，大都与血液里的内力有关。如果你看到两位回民在通州摔跤，那一定是见证祖辈功夫在他们肌体里是否留存的好时机。
八
如果说长城是一柄闪亮的利剑，那么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根生命的长藤，蜿蜒流淌千百年，接纳百川、包容天雨、广收水源、改善水质、长藤串湖、调蓄并举、川流不息、滋润大地、养育苍生。任凭沧桑变幻，斗转星移，唯有大运河横亘古今，激荡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见证沿岸的历史和传奇。
我曾写过一首吟咏大运河名叫《叶子》的现代诗：叶子似一艘船/它中了秋天的箭/箭来自岁月的深处/嗖，那是微寒的春天/哦，树的风韵/写在北海边/还有翠鸟的眉眼/侧身于错觉般的脉络/运河似一张弩/把光影压入绿色的光圈/没有叶子不知道的东西/包括风的旌旗招展/它愈来愈轻柔/仿佛某种执着的/唯一的旋涡正在旋转/树叶被赋予美妙形体/类似一个迷宫/波涛汹涌/浩大而无止息/它把细长的叶柄/伸向空间之外/巨大的手/拥有不规则的边缘/用颠簸来开启生命的帆/岁月残存的片段/躺在书本的文字中间/所有润泽的经验/用枯寂讲述/浓荫里的卿卿我我/还有村边袅娜的炊烟
我不能设想崇山峻岭之间没有了长城会是什么样子，更不能设想坦荡辽阔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没有了运河是个什么样子。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大气、秀美、醇厚、沉静。它不张扬、不凶猛，也不宽阔；不湍急、不清晰，但它舒缓。在相同的面积中，它比任何一条河流更善于容纳，这里不是水流的繁忙，而是船只航运的繁忙，是聚如鸭、繁如鲫的繁忙，它是绿色、久远、深邃的中华民族的叶子。
如果说长城是一曲在峻岭间高亢、嘹亮的昔日战歌，那么，大运河则是大运河之子的一首摇篮曲、一首传唱不息的民族史诗。大运河，无论是清澈还是浑浊，无论是浩瀚还是简约，在我心里，你是永生的精灵，是一脉永不消退的潮流。大运河是一条长久留在虚幻中的河流，它使万物变得张扬，使悲观变得自信，使渺小变得伟大，当它的真实感变得触手可及的时候，我又感到它让人很难读懂。
第4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关键词：运河； 城市群； 交流机制
Abstract：Because of the direct encouragement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of North-south trade there emerged 22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and Canal. The canal urban civilization featuring i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urban function commercialization, lifestyle diversific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y diversification constitutes a unique pedigree of Chinese ancient urban system. For the canal cities they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drive” as the canal is put into use and turn into big cities of a considerable scale or a central significance from unknown rural areas or common towns. Or they surpass the existing scale mitation by the canal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and improve the urban space/population etc.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Canal；Urban Cluster；Exchange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7-47（6）
1中国大运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运河本身也成为一个“任人评说”、“见仁见智”、“表达情感或还原历史”的对象。在当下迅速生产的大量运河知识与话语都可以作如是观。本文选择了“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主要出于以下3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创造与传播的中心。由于南北贸易的直接刺激与重要影响，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22座城市，这些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与意义。
其次，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深究的秘密。单霁翔先生曾将大运河文化遗产具体描述为9个特征：“它是一项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 [1]这充分说明了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未可限量的当代价值。沿着大运河的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逝波间挖掘与重建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这对于充实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精神，发展运河城市的文化生产力，无疑是必要的与重要的。
再次，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已经启动，参与申报的城市也由京杭大运河的18个增至中国大运河的22个，这既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环节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蔚为大观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而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在当代意义上对运河城市群文化建设提出科学的思路与战略构想，都是在当下急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经历史展开的运河往事，还是在当下正在升温的各种时代议题，无一不是以运河城市共同体为中心空间与主要平台的。这使运河城市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与焦点。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在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间，既有政治与文化上共同的长远利益，也有经济与资源在当下的矛盾与竞争，而后者将成为影响它们相互合作与共赢发展的主要障碍。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将运河城市建构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同时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也是不无裨益的。
2大运河对运河城市发展的作用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而两种河流文明的差异在于：前者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后者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的服务功能。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2]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儿。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举之不尽的。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3]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1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余”的令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而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则使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地扩大。[4]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5]如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与《说文・土部》的“城，以盛民也”一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也是西方城市社会学评价城市化水平的主要依据，因而，运河两岸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是我们衡量运河对城市影响的重要尺度。如苏州正是在大运河开通以后，才“成为江南运河线上的中心城市，……隋时苏州人户只有一万八千多户，唐天宝间增至七万六千多户，元各年间又发展到十万户，成为江南大郡。”又如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城，“……隋时一万五千户，唐贞观中三万五千户，宋元丰间增至十六万户，南宋初为二十六万户，至咸淳年间高达三十八万户、一百二十多万户口，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6]运河城市中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是运河作为发达交通系统固有的聚集效应的直接成果，而城市人口也主要依靠运河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如1000多年来，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运河运来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倡楼、酒馆、茶店，有风姿绰约的、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和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7]在京杭大运河欣欣向荣的元明清3代，扬州也一直处于繁荣与发展中。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大运河的取而代之。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做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墅；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8]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在发生上有很大的区别。如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强大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身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而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这可以“经济型”与“政治型”来表达。“政治中心的核心问题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压制，就具有代表性。经济中心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前者不同，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9]以苏州与杭州为例：“宋代苏州城的建设和城市经济更加兴盛。从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出宋代苏州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城区有南北向河道六条，东西向河道十四条，街道与河道并行，排列整齐。城里的商业很发达。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数十种行业。运河上往来商船很多。宋龚明之的《吴中纪闻》称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城市商业十分繁荣，临安城里有四百十四行。北宋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已居全国首位，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咸淳年间增至四十二万贯。”[10]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交流，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参照价值与重要的示范意义。
3运河文明对运河城市的影响力
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也被叫做都市群、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发表了他的纪念碑式著作《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都市群” 概念。都市群的英语为“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语的“巨大城市”。城市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大概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不够，所以在中国人们常用的是城市群。按照相关的研究，衡量城市群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三是城市间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四是人口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西方的标准是2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在国际联系中起到交往枢纽的作用。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运河城市可以说已构成了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第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是不成任何问题的。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城市的数量则扩展到22个。第二，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固不待言，而且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如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特大城市”，“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3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11]其次，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12]第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更不成问题，因为大运河本身就是古代中国的一条“高速公路”，使核心城市之间的往来交通十分便捷。大运河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以后，南北贸易“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自此迄于宣和不改。”（王《燕翼诒谋录》卷五）第四，从人口规模与数量上看，不仅当时的苏州、杭州、扬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即使像临清这样如今已衰落的城市，在它的繁盛时期人口也超过了一百万的规模。第五，至于运河城市作为国家核心区域是无须论争的。如张方平《论汴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当代也有学者指出：“唐宋汴河是维系唐宋王朝繁荣的支柱。唐代中叶，转运到长安的漕粮一般每年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北宋时仅汴河就猛增至六、七百万石的数字。唐宋两代通过汴河转运的漕粮到底有多少，难于用数字表达，每年航行在汴河上的船只成千上万，一般有六、七千只之多。从唐代中叶起，汴河就是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和生命线。”[13]最后，大运河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国际交往枢纽。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14]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实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深入地了解，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运河文明与运河城市群则与此相反，如果说商贸性是运河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城市经济与文化则是运河城市群的本质。这两种非农业的经济要素与文化特质一旦结合起来，必然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运河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使得这种影响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扩展开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次，运河城市群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构与发展。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作为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北方大都市的象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作为经济中心，则多半以江南大都市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5]这个划分也可以用来表明中国南北城市的差异。但在运河城市群中，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使两者的区别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体化的重要征兆，突破了北方政治型城市与江南经济型城市的界限。如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山东临清与江南城市相提并论：“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16]江南的生活方式正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城市的，如临清人喜欢使用竹器与马桶，至今还留下竹竿巷、箍桶巷这样的街名。当然，交流与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大运河也为江南城市向北方与中原学习提供了桥梁，如《隋书・地理志》谈三吴地区：“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运河城市群文化主要体现在3方面：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因而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由于在古代城市体系中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中缺乏自己的代表，所以在历史上意义十分重要的大运河城市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局限与遗憾。但五千里运河上一座座曾灯火辉煌、无限繁华的城市，并没有因为受到歧视与打击而颓废与止足不前。直到今天，大运河城市群仍在顽强地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如连接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京杭运河江苏段，常年有13个省、市的船舶往来，一直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大宗物资中转集散和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其中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年货运量接近1.2亿吨，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的主要运输通道，仅2006年就相当于沪宁铁路四五条单线或六条沪宁高速公路的年货运量。特别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时代大潮中，古老的运河城市群再一次以它巨大的文化遗产价值震惊了世界。与已经或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其他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的优势十分明显。如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班牙塞戈维亚古城与罗马时代的高架引水渠，它建于公元前1世纪，但长度只有813米，只是一个古建类的水利设施。又如199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米迪运河，它的全部家底是建于1667年至1694年，全长240千米，航运水道网络有360千米，还有328个建筑物（闸、导水渠、桥、隧道等）。再如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加拿大里多运河（theRideauCanal），它起于渥太华终于金斯顿，由河流、湖泊、人工运河将安大略东部的城镇连接起来，全长只有202千米。[17]中国大运河不仅有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与集群性的城市文化形态，由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开封、洛阳、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22个城市构成，无论是时间的早晚，运河的长度，还是空间规模本身，都是前3条运河很难相提并论的。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以运河城市群及其文化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直接增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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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扬州环境优美、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温泉名城。2006年，扬州市政府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江南独特的风骨――古运河
要了解扬州，得先从运河开始。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它孕育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丰富着人类的文明史，充实着人类社会的传统与现实文化，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
一部扬州运河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古代扬州发展史。在扬州人看来，运河是母亲河，有“无运河，不扬州”的说法。扬州古运河的文化内涵价值极高，它集长江和运河、天然和人工、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文化、新线和老线、城市和乡村于一体，构成一条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景色各异、内涵丰富的人文线路。
古运河扬州段是整个京杭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现在扬州境内的运河与2000多年前的古邗沟路线大部分吻合，与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则完全契合，从瓜洲至宝应全长125公里。其中，古运河扬州城区段从瓜洲至湾头全长约30公里，构成著名的“扬州三湾”。
没有京杭运河以前的扬州，南靠长江，北枕高邮湖，前者水流太急，温柔不足；后者水温太低，暖意不够。一条京杭运河穿城而过，中和了长江的刚毅和高邮湖的冷峻。在这个历史的走廊中，人们走进扬州、阅读扬州、感受扬州，慢慢地品、慢慢地看。
在运河绵延千里的岸线上，扬州与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由南向北，从白浪滔滔的长江，驶进风平浪静的大运河，映入眼帘的是运河西岸的古寺塔影，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杨柳，富有水乡特色的小桥野渡，掩映于水杉翠竹荫下的农舍，细如羊肠的纤道，随风盘旋的风车，破浪前进的船队；由北向南，纳入眼底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滚滚东去的大江、逶迤如黛的青山、悠久秀丽的古城，一切景物在越来越宽阔的水面上渐行渐远，随江摆渡的灵魂被这股自然的力量、历史沉积的沧桑和独特传奇的文化冲击着、震撼着。
第6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如今，在漫长的运河沿岸，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有的已经干涸淤塞，有的遭受严重的人为损坏，有的还在承担着各种重要的功能，有的依然孕育和丰满着周围的生命。一路走来。一幅人世间的众生绘，慢慢在我们眼前展示出她的厚重和丰美。通州：运河之起始，漕运之滥觞
老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漂来的北京城”。这不是说北京城是漂来的，而是说建城用的材料是通过运河的水漕运来的。无论是元大都城的修建，还是明清北京城的修建。都需要大量的砖石木料，而这些砖石木料来自四面八方。如砖石多来自山东的临清，那里不仅靠近大运河，便于水运，而且土质细腻。烧出的砖石坚固结实；上好的木料多来自江南的深山老林。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大的木料运输也只能依靠水运。由此，在运河的运粮船上，加载京城宫府用的砖石木料就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通州城的缘起与运河也有密切关系。据说，通州的命名就是依据“通漕天下”和“漕运通济”的思想而来。元代通惠河开通后。通州开始“编篱为城”。到明朝初年，大将军徐达委派部将孙兴祖督军开始用砖石筑通州城。这时的通州城周九里三十步，开四门。其中东门日“通运”，西门日“朝天”。从命名上看，通州城与运河漕运有关系，与天子所在地――北京城也有联系。
在今天的通州张家湾，就有存放木料的皇木厂村和砖厂村。为此，明朝政府还在张家湾修建了一座古城堡，现在城堡与张家湾古镇相互连接的古桥――通运桥依然存在，仍保持着明代桥梁建筑艺术的特点和古朴的风格。遥想当年，桥上车水马龙，桥下舟船穿行，古镇、古桥与古城相连，恐怕是通州最热闹的地方。济宁：东方圣城，运河之中
京杭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恰置全河的中段。
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郾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当年，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问题，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之顽症，人们先后引“四水”济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专家认为，该工程当与都江堰工程齐名。
济宁运河运输业兴盛繁荣达600多年，她“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尚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但到了近代。济宁以北的运河却因各种原因淤塞，变得无水可行。
近年来，当地重新疏浚运河，提出了“东方圣城。运河之中”这个响亮的口号，还恢复了运河上的许多风情与民俗文化。如今来到这里，能看到慈灯寺门前热闹的庙会，春天的城隍爷出巡，夏天汛期的迎送小龙王，吕洞宾诞辰时吕公堂烟火兴旺。到了春节，龙灯、旱船、高跷、秧歌、狮子舞，走街串巷，络绎不绝，还有常年的渔鼓、相声、快书、戏法、气功、武术，各展绝技。
扬州：开挖运河的第一锹土
扬州城址的变迁与运河开发密切相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的邗沟，成为大运河的起始河段。隋炀帝大规模全线开凿大运河，以扬州为中心，在邗沟的基础上进行南北扩掘和连接。
邗沟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扬州则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唐代，南北大运河的航运开始兴盛，扬州成为四方商贾云集的宝地。一时间，
“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愈数百”。鉴真东渡日本是从扬州出发的。日本数百名求法的僧人也都在扬州登陆，波斯、大食等来中国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在扬州随处可见。
两宋时期。为了使扬州城更加靠近运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在运河边的蜀冈下修筑“宋大城”。明清两代。京杭运河达到鼎盛时期，其经济功能发挥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684年到1784年的100年间，康熙、乾隆曾六下江南，都经过扬州并多次在扬州驻跸。
直到今天，大运河仍然在扬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了让古运河重现繁华胜景，1998年开始，扬州市对从黄金坝开始到古运河口七公里的古运河段进行整治，拆除了两岸居民自建的房子和十三个码头、在运河左右岸建绿化带、开通古运河水上游览线。
苏州：运河也多了“庭园味”
伴着清雅的评弹书曲，在大运河上欣赏那些小桥、流水、园林、丝绸、刺绣，也许只是苏州段运河独有的享受。
大运河苏州段，从苏州与无锡交界的五七桥至江苏和浙江交界的鸭子坝。全长82.35公里，占苏南运河江苏段总里程的39％。苏州段运河也是货物流量强度最大的航段，全市2500万吨煤炭和15亿吨建筑材料，以及大米、油料和各种农用等物资的运输有50％以上是通过大运河运输的，成为苏州境内和长三角地区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如今，苏州城区的运河已由过去的穿城而过，改为环城而走，在保留运河文化味的同时，不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开发。除了货物运输之外，苏州也是大运河全线中客运最发达的河段。苏州与杭州运输公司共同斥资500万元建造的四星级豪华游轮。是当今京杭大运河上第一艘豪华客轮。
淮安：“南船北马”重现繁华
大运河流淌着的盐和大米富庶了临河而居的淮安人，也砺造出当地亦柔亦刚融会南北的独特民风。明清时代的清江浦两岸帆、店繁立，车水马龙，迎来送往的是全国的名商巨贾。康熙、乾隆两帝下江南的途经和巡视，更使得准安声名远扬，繁华一时。
1959年，为满足航运，大运河被裁弯取直，留在淮安城区的一段终于卸下“水运”之职，成为一条内城河，即如今的“里运河”。随着里运河疏浚、开发力度没能跟上城市发展，逐渐成为接纳淮安城区污水的排污河，破船、杂物拥塞河道，违章搭建林立河岸。一度引以自豪的母亲河成为沉重的市容负担。
近几年，淮安打起“运河”牌，让运河两岸到处可见的古迹、古遗址串联，挖掘独特的运河文化和漕运历史，“水上立交”、“通衢古驿”、“夫差陈兵”，一幅幅浮雕仿佛运河载着厚重的淮安缓缓驶来。中洲岛复建了清江浦楼，河下镇御码头得到重修。漕运总督署遗址也渐露原貌，里运河60里风光带景色着实迷人。
“康熙运河水上游”也是当地今天独特的游览项目。沿着皇帝下马登船江南行的方向，游客们透过一座座仿古建筑和晨练薯舞的人群，感受当年“南船北马”的繁华。
绍兴：也来看看鲁迅笔下的旧毡帽朋友
绍兴古运河即山阴古水道。杭甬运河(浙东吉运河)的重要部分，是我国有史记载的先秦古运河之一。也是京杭大运河继续往南的重要延伸段。
第7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关键词:聊城市;生态旅游;优势。
一、生态旅游概述。
生态旅游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于1983年首次提出,当时是指生态旅游的物件是自然景物,并且在旅游过程中这些自然景物不应受到损害[1]。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消费,一经提出便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生态旅游的概念迅速普及到全球,其内涵也得到了不断充实,目前一般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回归大自然旅游”、“绿色旅游”和“保护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
中国旅游业在经历了二十多年以观光为目的的初级发展阶段后,休闲度假式旅游及其他商业性旅游已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和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休闲度假旅游业作为当今富有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的朝阳产业,已成为各国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的行业。实践证明,生态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更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为旅游业界和理论研究者所重视与关注,已经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它的实施对于旅游区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山东省聊城市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在创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生态聊城”
的过程中,聊城市把握住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难得机遇,通过科学市场定位和明确发展目标,逐步打造生态旅游体系,并积极纳入到山东省旅游大格局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聊城市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
聊城市地处山东省西部,位于北纬35°47‘-37°03′,东经115°16′-116°30′之间。总面积8590km2,全市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显着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气候适宜,光照充足。聊城市辖1个市辖区、6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人口557.52万人。
(一)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1.江北水城———韵味独特。
聊城以水兴城,以水而闻名,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3条,流域面积在30km2以上的河流有23条,黄河在此蜿蜒百里,京杭大运河从市区纵穿而过。城市建成区内湖、河水域面积达13km2,占城区国土面积的1/3。
聊城市内的东昌湖始建于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在原护城河的基础上经历代开挖而成,是我国江北地区罕见的大型城内湖泊。聊城市以环绕于古城四周的东昌湖为基础,对湖区多次进行了清淤开挖,使湖区的水域面积不断扩大,现已达到6.3km2,是中国长江以北最大的城内人工湖,且把方方正正面积达1km2的宋代古城环抱怀中。在确保东昌湖水水质的基础上,相继进行了古运河四期开发工程,总长12km,把东昌湖与古运河相连通,建设后的东昌湖风景区以建于北宋时期的聊城古城为中心,以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环绕于古城区四周的东昌湖为依托,集中体现了聊城“水、古、文”的特色,营造出了“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一体”的独特风貌。
近年来,聊城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挖掘水的内涵,做足水的文章,先后完成了东昌湖湖底清淤、湖岸衬砌、亭榭修建等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了占地1600 亩的湖滨公园,修建了金龙、腾凤广场和具有国内一流水准的水城明珠剧场。在东昌湖周围分别修建了凤凰科技园、姜堤乐园、梦幻乐园和马颊河度假村,成为游客观光游玩的好去处。
卓越秀美的江北水城,风光无限,魅力迷人,是现代都市人品味自然风光的上乘选择。
运河古都———文化底蕴深厚。
聊城曾因京杭大运河而兴,明清时期,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帆樯如林,百业兴隆,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聊城有25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共遗留下400 多处文物古迹。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景阳冈遗址、魏晋时期的曹植墓、明代的光岳楼、明清时期的临清运河钞关、清代的山陕会馆等历史遗迹。
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的许多题材都取之于这里。历史上第一个以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治理国家的杰出庖人伊尹,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知名学者、史学家,以清勤着称于世的傅以渐,平民教育家武训,着名抗日将领张自忠、范筑先,人民的美术教育家李苦禅、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斯年、中国着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季羡林、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都是聊城人。聊城这座运河古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广大游客体验千年运河带来的运河文明。
生态聊城———宜休闲度假。
聊城地处平原,生态资源特别是湿地、温泉、森林等资源非常丰富。以天沐温泉旅游度假区、马颊河森林度假村、马西森林度假带、万亩梨园等景区为主构成的生态旅游线,以休闲、保健、度假等功能和独特的平原田园特色吸引大批城市游客。
近年来聊城市坚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突破口,狠抓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上档次的龙头企业、成规模的特色农产品基地、无公害的农产品品牌。全市8 个县(市、区)全部成为省级以上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已建成超过100 万亩绿色无公害蔬菜、果品生产基地,生态庭院过万户。目前聊城市拥有山东省旅游强县3个,山东省旅游强乡镇5 个,山东省旅游特色村6个,好客人家农家乐3个。
地方特产,质优价廉。
聊城拥有丰富的地方特产。东阿阿胶,具有三千年的历史,汉唐至明清一直是皇家贡品,历代《本草》皆将其列为“上品”,誉为“圣药”具有补气养血、滋阴润燥、化痰清肺、调经安胎、改善睡眠、强筋壮骨、延缓衰老、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提高耐缺氧、抗疲劳、抗休克、升高白细胞、抑制肿瘤等多重功效,系中医治疗血虚的首选之品,“东阿”牌阿胶在全国阿胶厂家唯一3次荣膺国家金质奖、唯一荣获传统药“长城”国际金奖和“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魏氏熏鸡,色泽栗红,水分少,皮缩裂,肉外露,无弹性,药香浓,肉嫩骨酥,香而不腻,堪称上等美肴和馈赠佳品。冠县鸭梨皮薄核小,色泽金黄,果肉嫩脆,汁多味甜,为鸭梨中之上品。郎 庄面塑,造型简练夸张,着色对比强烈,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被誉为“中国一绝”。
粗布具有不起球、抗静电、冬暖夏凉、吸潮透气等特点,一年四季均可使用,是理想的绿色产品。“武大郎烧饼”因在《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古典名着中均有描述而名扬四海。武大郎烧饼金黄酥香,造型美观,香脆可口,便于携带,馈赠亲友之佳品。高唐驴肉清香鲜美,香而不腻,烂而不散,具有活血化瘀、滋补益肾的作用。聊城呱嗒食之香酥,味道适口,有馅有面,备受欢迎。聊城市的地方特产,质优价廉,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不断提高,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
(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聊城市地处经济发达的山东省,居鲁西,临河南、河北,位于华东、华北、 华中三大行政区交界处。代表中国商业文明的京杭大运河和代表农业文明的黄河在此交汇,贯穿中国南北的京九铁路和连接祖国东西的胶济邯铁路及高速公路在此相交形成“黄金大十字”。聊城铁路编组站是京九线上的4大编组站之一。火车站改造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2011年年底前竣工后,聊城火车站将成为山东省除济南、青岛、烟台之外站房建筑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现代化车站。从聊城出发,1小时到达济南空港,4小时到达青岛海港,4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北京。聊城不仅起着辐射和带动鲁西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而且也是与山西、河北等内陆省份进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聊城既可利用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还可利用东部省份的丰富资源,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能源基地、内陆口岸和辐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中心城市。
聊城还是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济聊馆高速、青银高速在此穿越。济聊一级公路、济南城际轻轨等重大交通项目将大大拉近聊城与济南的距离,将聊城融入济南都市圈。正在规划建设的临高高速公路建设、德商高速公路聊城段,青兰高速公路聊城段、阳谷至南乐高速公路、济聊高速至青兰高速连接线,基本建成“一纵四横”高速公路网,八个县(市、区)全部通高速公路。
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发达的通讯网络为聊城市生态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优良的经济社会环境。
1.经济发展良好,经济基础雄厚。
2011 年聊城市实现生产总值1905.19亿元,增长12.3%,增幅列全省第3位;三次产业比例由2010 年的13.7:56.9:29.4调整为12.8:57.0:30.2,第三产业比重同比提高0.8 个百分点;2011年,农林牧 渔业实现总产值444.10亿元,实现增加值243.37 亿元,均比上年增长4.3%,快于全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在克服春旱秋涝等不利条件影响,连续九年实现丰收,单产、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分别比上年增长1.2%、2.2%和3.4%。畜牧业产值过百亿,实现产值115.05 亿元,生猪、家禽出栏分别比上年增长6.5%和7.8%;肉类、禽蛋产量依次比上年增长4.6%和1.7%。2011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2%,比全省平均增速快2.2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 位;2011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575.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2%。2011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投资1041.11 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增幅高于全省1.6个百分点。2011年,进出口额达到56.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2.7%。其中出口18.75亿美元,增长45.4%;进口37.79 亿美元,增长56.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07年的12401 元增至2011年的20649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7年的4501元增至2011 年的7735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3.6%和14.5%。
领导重视、宣传到位,城市品牌凸显。
聊城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生态建设,主要领导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讲有关生态旅游,亲自安排部署旅游工作,加大对重点旅游工作的协调调度。在2010年聊城市政府机构改革中,市旅游局成为唯一一个由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转为独立政府组成部门的单位。
在宣传方面,聊城市积极与省内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共同开展联合推介、捆绑营销,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频道及凤凰卫视等强势媒体投放聊城旅游形象片。丰富和完善旅游宣传品,新制作涵盖中华水上古城、阿胶养生文化苑、阳谷古城等新景区的旅游宣传折页。大力宣传聊城市拥有“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生态聊城”
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全国宜居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等众多的荣誉称号,并积极争取新的更大的荣誉,不断提升城市品牌。
(四)旅游客源地不断扩大,旅游规模得到攀升聊城市的主要旅游客源来自北京、天津、济南等地。2011年接待入境游客4.51 万人次,增长27.9%;接待国内游客1057万人次,首次突破千万人次,增长21.2%,实现旅游总收入64.25 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其中入境旅游收入2118万美元,增长34.0%;国内旅游收入62.9 亿元,增长25.4%。其中过夜游客504.7 万人次,同比增长20%。
聊城旅游业在实现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旅游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有了显着改善,二日游、三日游比重明显增加,旅游目的地形象初步显现。
(五)规划思路超前,发展势头强劲。
聊城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江北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增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生态聊城”的品牌效应,整合旅游资源,实施重大精品工程,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打造长江以北重要的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未来五年,聊城市将以生态城市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内涵,以北方水城为特色,突出“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两大主题,以中华水上古城为核心,沿黄河、沿 运河发展一批特色旅游精品,着力打造水上古城博览、运河文化、名着文化、生态旅游度假文化、阿胶养生文化、民间艺术文化等旅游板块,形成以济南(泉城)- 泰安(山城)- 聊城(水城)为主的山东新的旅游圈,实现由旅游过境城市向目的地城市转变,打造生态宜居城。使旅游业逐步发展成为我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1.建设区域交通“桥头堡”, 积极融入省会都市圈。
聊城市第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明确要求把聊 城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连接山东省和中西部地区的“桥头堡”。明确提出了建设“四路一枢纽”重点项目的目标任务,将着力实施“一纵四横十大出口”高速公路网和“五横六纵两环一通道出口”
国省干线公路网建设,加快聊城区域性“枢纽城市”建设。
大力完善城市交通设施建设。
按照“一城五区”的总体布局,以徒骇河为中轴,大力实施“两城一河”发展战略,统筹城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在城区主干道、主要通道交叉口规划建设综合立交、城市环线等快速通道,市城区重点加快东昌路与柳园路、卫育路交叉口立交项目建设,延伸昌润路、湖南路,建设财干路,形成市城区快速路网。
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2009年12 月马颊河生态旅游度假区规划定位为中原第一奢华生态度假区、中国着名自然生态综合资源开发典范。2010 年5月,徒骇河旅游开发项目列入省重点服务业建设项目名单。从2011年开始,聊城将重点围绕徒骇河打造一条世界运河风情走廊,将世界各地优秀的运河景观“搬运”到水城,打造“水城威尼斯”、“水城印象”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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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三个县晋级省级旅游强县[EB/OL].
钟伟,王利珍。山东旅游强乡镇等5项评审结束聊城5家单位上榜[EB/OL]
第8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关键词：光岳楼；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发展对策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断航于清末。纵观大运河的历史与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军事时代，这时的大运河是王国的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欲争霸中原，为了解决军事物资及时补给等问题，从扬州附近开挖运河，沟通长江与淮水，形成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邗沟”段。第二个时代，是漕运时代，这时的大运河是中华帝国的运河，也是运河昔日最辉煌的时期。到了元代，运河截弯取直，里程大大缩短，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大动脉、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线。
第三个时代，是文化时代，这时的大运河是世界的运河。积淀千年的运河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与灵魂就是文化价值。
（一）依据旅游要素重点开发，拉长消费链
游客在聊城逗留时间短的重要因素是开发深度不够，缺少丰富的旅游项目。聊城旅游还处于成长期，从运河的现状来看，聊城虽然已经在运河的整修和美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现在的市区内运河己经脱离了破旧的面貌，换之以薪新的容颜，但是作为发展旅游的对象来看，其可供旅游者游玩的内容并不丰富。笔者在聊城考察运河时，发现运河与东昌湖虽有连通，但是连通处被网隔幵，分析其隔幵原因应是连通处处于东昌湖东南角，此处较偏且无游览项目；而且聊城虽已有运河水上旅游线路，但运河上并没有通行的船只，笔者分析一是因为北方城市旅游淡旺季比较明显，尤其是冬季运河结冰水路无法通行，另一个原因是运河沿岸可游玩项目不丰富，吸引的游客比较少，不及在东昌湖泛舟的乐趣。所以当把运河旅游资源作为产品来打造时，要充分融入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让旅游者在整个游览过程中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延长他们的逗留时间；让游客回去以后有回忆、有宣传。
（二）积极开展区域旅游合作
“危楼百尺瞰沧溟，泰岱东来作翠屏。”清初诗人施闰章曾这样盛赞光岳楼题。以诗句“泰岱东来作翠屏”以营销点，与东岳泰山景区进行合作营销，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增强市场幵拓、渗透与竞争的能力，通过联合方式共同幵发和利用市场机会的行为。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旅游目的地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彼此合作共同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有效战略选择。
（三）做好鲜明的品牌定位
目前光岳楼是聊城旅游文化中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光岳楼有着深厚的人文价值，并且乾隆皇帝九过东昌，六登光岳楼，并题匾赋诗，将光岳楼列为南巡三十六行宫之一。把品牌、品类、商标、广告语合一，把光岳楼、乾隆行宫作为核心要素进行最大化呈现和释放。
（四）做大光岳楼古建筑文化产业
光岳楼是古城区的中心，也是古城区主干街道交汇的地方。以光岳楼为中心，古城区的主干街道呈十字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作为古城文明的聚焦承载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遗风，是老街巷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做好光岳楼文化产品的同时，结合古城区文化遗址、民俗产品资源优势，发展古城文化产品。
（五）加强光岳楼古建筑文化宣传推介工作，实施创意营销
倘若只有好的旅游产品，却没有成功的把产品营销出去，使其变为旅游商品，那么这所有的幵发工程只能被归为为市民服务的市政工程。旅游经营者最终目的是要把旅游产品销售出去，使之成为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旅游商品。因此，旅游产品的开发并不是旅游经营者的终极目的，如何使幵发出来的产品成为炎手可热的旅游商品才是旅游产品发展的关键所在。营销对旅游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争辩的，随着营销意识的逐步增强，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视营销工作的开展，旅游宣传在电视、报纸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么怎么让看过宣传的人成为游客是宣传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吸引力，不仅是产品本身要有吸引力，宣传手段和内容也要有吸引力。此外，旅游需求的个性化促使人们对自由旅行的需求上升，游客的散客程度上升。
1.重视网络营销
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强大的网络作为载体来宣传城市的整体旅游形象，是扩大城市知名度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聊城有必要制定一个完整的网络促销战略，积极利用网络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的优势，尽快在网上幵展具有更强攻势的宣传促销。有选择地与各类网站密切合作，交流相关旅游信息。如：种子视频是一种带有营销目的，但较直接广告更为隐晦的视频方式。一个好的种子视频的传播速度会非常迅速，它能够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快速地被传播到更多媒介中。
2.情感营销，渲染光岳楼的感情色彩，增加故事性
重视游客的情感诉求，渲染光岳楼的感情色彩，利用感情因素让城市的形象更加丰富。此外，挖掘当地的文化因素，利用影视、小说等载体呈现给大众。此外，为提高城市知名度，可以请名家题诗、写文章、办讲座，比如请四川才子魏明伦撰写《光岳楼赋》，请韩寒等写康熙、乾隆南巡途中在东昌古城光岳楼下榻的故事、小说；请张艺谋编导《胭脂湖映像》、《东昌古城传奇》等大型综合文艺节目；建造中国古代影视最佳拍摄基地，将历史、文化、运河元素融入到规划中，再现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帆樯如林、酒肆林立的繁榮景象，展示一幅现代与古代时空穿梭交织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情寓合、均衡对称、巧妙朴真以及实用完整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体现，光岳楼正是蕴含了这些思想理念，才能够不断地变换角色，适得其所融于世。六百多年来，光岳楼吸引了无数的朝野游人墨客，受到明清两代帝王将相、官僚豪绅、文人墨客的吟诵和赞许，清乾隆南巡、东巡九次来聊城，先后五次登楼，写诗十三首。今天，以优化古城功能，增强古城活力，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为目标，以”传承，融合，创新“为理念和以”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有机更新、风貌整体和谐、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必将赋予光岳楼更加鲜活的生机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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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长城和运河范文
1.1中国古代城市与河流的渊源
人类依江河而生存,文明倚江河而发育,中国早期城市大多位于河流的沿岸。平原地区的江河沿岸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舟楫之利,使城市具有广阔的腹地;江河还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水源,这些都是早期城市依河而居的原因。在古代,水运以外的交通方式并不发达,为了便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城市共有25处,其中荥阳(今荥阳市东北)、彭城(今徐州)、睢阳(今商丘)、陈(今淮阳)、陶(今定陶西北)等都是水路交通的枢纽[1]。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城市兴起与发展的生命线。中国历史上被废弃的城市很多,除战争破坏外,因水源枯竭而消失的城市也不少,尤其是在中国西部干旱地区。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随着地理条件的变迁也会发生盛衰的更替,扬州的兴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唐代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雄踞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居天下仅有之交通大利,是当时盐铁转运使的驻所,海舟河船云集于此,扬州因此繁盛无比。唐代以后,港口地位的消失也是扬州衰落的重要原因。扬州城南的一段长江先后南移和北移,造成港口淤涨或江岸崩坍,扬州终于失掉了对外贸易的地位。大运河的淤塞也是导致扬州衰落的重要原因。城市的兴衰与河流的兴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1.2大运河对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作用
大运河的通航是人类改造自然史上的丰碑,证明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形成的水运交通格局,从而更好地为经济服务。大运河把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联结起来,成为我国主要商品流通通道和经济发展的命脉。与此同时,大运河的开通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运河沿线兴起了一批著名的经济都会,如唐代的扬州、京口、泗州、贝州等,明清时期的杭州、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河西务、通州等[2],这些城市的兴衰无不与大运河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历史上来看,水运在我国古代城市空间格局和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大运河的开通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动因。
1.3中国古代经济空间格局的变迁
唐末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了沿运河和沿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1]。运河两岸经济比较发达,商品流通便捷促进了商贸发展,形成了我国第一条南北向的交通轴线和发展轴带。运河沿岸的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导致了其沿岸以及“三吴”地区的经济繁荣,长江流域城市发展轴线初步形成。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转移,政治中心也从中原转移到江南。明、清时期我国沿海各大、口的开放关闭不一,而河港的发展使唐代以来形成的沿江、沿运河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得到进一步加强。
1.4中国近现代经济空间格局的变迁
技术创新使交通运输更快捷,更大的空间位移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从而呈现出全球范围的时空收敛性。这样的时空收敛性由发达的航运系统来维系。在空间的通达性不断扩展过程中,以前靠近江河有利于交易和贸易往来,现在则变成了靠近海岸。“海洋文明”造就了因海而兴的“海洋帝国”,也相应地塑造了全新的全球城市体系。当今世界的35个国际化大都市,有31个是因港而兴的城市,其中世界10大经济中心都是以靠海、靠江而兴盛起来的。在鸦片战争后的60多年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我国开港开埠,形成了许多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国门打开造就了新的经济空间格局,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铁路、公路交通也随之得到发展,并因之促使新型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兴起。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城市几乎集中于沿海,全国50万人以上的10个大城市,19个中等城市中的16个都在沿海,全国193个城市中有147个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占总数的76.2%[1]。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相配合的全国交通运输体系,新型交通枢纽城市也获得了相应发展。内地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大大改变了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不平衡状态。据资料统计,1985年我国西部地区城市网密度比1949年增长了6.5倍,中部地区增长1.45倍,而东部沿海地区仅增长0.75倍,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已适当西移。交通运输技术的创新可以使现有运输模式更有效率,也可能使一些运输模式被替代或消亡。由河流形成的经济格局首先被海洋交通所改变,接着又被铁路和公路交通所调整,到现在水运交通重新成为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如果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外交往、交通演进与城市进步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
2现阶段水运对我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作用
经济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的演变,存在着由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再向技术集约化的结构升级规律。1990年至2000年,美国工业增长45%,加拿大增长35%,日本只增长0.6%,而我国增长641.6%[3]。2000年以来我国呈现明显的重工业化倾向。2000年,第二产业比重为50.9%,其中重工业所占比重达59.9%。到2005年,重工业所占比重已跃升至69%。同时,国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我国转移,也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我国的制造业也有在沿海地区进一步集聚的趋势。自“八五”以来,我国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以及化学原料等行业都在不同程度地向沿海地区转移。而这些重工业的大转移,实质上是中国已经摆脱原有的发展模式,即从主要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到开始依赖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并进一步直接靠近消费市场的必然选择[3]。今后中国煤炭、水电等能源工业会继续向西转移,而钢铁、石化等原材料工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世界重工业产业向我国的大规模转移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现在的经济空间格局,水运的发展也将对经济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水运会引导和改变经济的空间格局,经济空间格局的改变也会对水运提出新的需求并进一步促进水运行业的发展。
3水运对我国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3个层次
水运在历史上对我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现阶段,水运对我国经济空间格局的主导作用仍然显著,这表现在3个层次:大尺度空间的集聚效应、中尺度空间的离散效应和区域间的协调效应。
3.1大尺度空间的集聚效应
大尺度空间是指国家层面的经济空间。由于长期以来沿海与内地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差,因此经常将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作为评判和考察的对象。由于沿海地区具有地理位置、海运、港口及消费市场等优势,对资源密集型原材料工业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从全球范围看,随着运输与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某些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如冶金、重化工等)的布局,已呈现逐渐离开资源产区向消费市场靠近的趋势。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轴带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其需求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大,而且国际贸易便利,将吸引重工业在沿海地区的布局。[4]重工业在沿海的布局也是非均衡分布的,也与港口城市的水运条件密切相关。深水良港、专业化码头、一体化的集疏运系统、充分发育的腹地、充足的可利用土地都成为重工业产业选址的重要决定因素。一方面,制造业在沿海地区进一步集聚趋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又因为各自港口、经济条件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集聚程度,因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宽窄不同、密度差异的制造业产业带。这样的产业带与水运的空间格局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未来5年是国际重工业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机遇期,这期间一旦某些城市的水运条件发生改变,比如深水泊位的建成,则很可能改变现有的制造带格局。如某城市化工专业码头的建成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于此,从而建立起重工业制造业的基础。相应的上下游产业在市场信号的指引下在其周围集聚,加强了当地重工业的根植性,从而形成了重工业的集聚区。这样的集聚区由于锁定效应很难被替代和逆转。除了烟草加工和有色金属这两个行业之外,沿海地区在其他制造业方面均表现出绝对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呈现出被放大的趋势。中国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积聚的趋势十分明显。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以及北方的环渤海地区(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已成为中国的三大制造业中心。在南方,随着汽车、石化、船舶、装备工业等重工业的异军突起,广东正在沿惠州、广州、珠海、茂名和湛江形成以临港开发区为主的沿海重工业产业带;在东部,长三角工业园区建设的重点已从电子、食品、纺织等转向重工业园区建设,从南京到上海的长江沿岸布局了8个大型的临港化工区,杭州湾也在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在北方,环渤海地区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临港工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5]水运在对中国大尺度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3.2中尺度空间的离散效应
现代经济活动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中,然而单个城市的实力毕竟有限,而相互密切联系的城市群则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新实体。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内部主要配置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以及某些对制造成本不敏感的现代高科技制造业;大量的一般性制造业因为对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高度敏感,往往配置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和卫星城市,大城市为这些城市的制造业提供非常紧密地生产或生活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技术研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流通服务、航运服务等各种现代生产型服务。在城市群这样的中尺度空间范围内,水运正在成为空间离散效应的主导力量,即水运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创造条件。在城市群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双向的产业的空间流动,高端的制造业和生产业向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集中,而那些不适合核心城市发展的产业则可能向周边城市转移,从而形成城市群内合理的产业地域分工,增强城市群的竞争力。从港口货类上来看,集装箱可能向核心城市集中,而城市群内各港口的总吞吐量在城市群范围内则可能更为分散。城市群在过去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核心城市“一极集中”的发展态势将会发生改变,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向空间离散方向发展。水运可以通过合理的港口空间布局和货类结构引导这种空间离散效应的发挥,同时这种空间离散效应也对水运的空间布局产生反作用,从而形成互生共进的发展态势。
3.3区域间的协调效应
水运对于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长江这样的跨区域的水运交通而言。长江干流横贯东西,将中国西南、华中、华东三大经济区有机联系起来,是中国“T”型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骨架。长江运输大通道是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长江流域的产业结构以冶金、汽车、纺织、机械、电力和石油化工为主,重工业化趋势明显,蕴藏着巨大的运输需求,对交通运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6]。随着长江“黄金水道”的不断通畅,制造业沿长江沿线布局的格局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在两个区域之间交通条件改善的初期,发达地区的经济极化效应更为明显,其对落后地区资源、人才的吸纳效应很强,导致经济活动可能向一个区域集聚。而随着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经济活动的选址受交通条件的影响变弱,经济活动将分散布局,落后地区将获得发展的机会。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长江水道航运条件的改善可能加剧经济活动向长江下游地区的集聚,毕竟临江靠海是现有经济结构和对外开放格局下的最优选择。而随着长江水道的进一步畅通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内陆地区也将得到发展机会,经济空间格局将向内陆地区发生适当推移。在此意义上,长江水运将对中国“区域统筹”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