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传播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摘 要：对许多人而言，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及SNS 社交网络，正成为他们踏进互联网世界的新入口。纵观2011年全年，一系列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事件经由社交媒体展现出来，这带给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更多的观察样本。围绕着社交媒体，学界和业界展开了丰富和多维度的讨论。本文主要从5个层面观照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着重分析国内的微博研究现状，以期描绘出当下社交媒体研究的总体情况。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博;2011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作为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社交媒体正改写着传媒的历史，它的兴起预示着媒体在内容、形式、营销模式、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立足于检视本年度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交媒体研究状况，在以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学术期刊。据此，笔者将本年社交媒体研究整体状况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研究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那条掀起巨大波澜的微博，将人们的视线聚焦牢牢的锁定在这一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社交网络的兴起预示着媒体不管在传播内容、营销形式、传播理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迫使传播学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大兴之时的命运。

近一阶段，对微博以及由微博引发的“乌龙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开始出现了“微博与传统媒体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等极端论调。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浪潮中传统媒体如何自处?微博的自媒体性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我说你听”传播渠道，每个用户都兼顾着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三重角色。不管是信息传播的速度、覆盖的广度、传播方式的便利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1]。在社交媒体大放异彩之际，传统媒体并未被边缘，多数人还是更期待传统媒体经过调查、把关，在“第二落点”上表现出责任感、公信力和权威性[2]。传统媒体拿什么去挑战微博?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仍然可以在深度、广度、专业、系统及权威方面下功夫[3]。

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论述显然是片面的，学界总体上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全媒体时代的一个趋势，传统媒体要善加利用微博积极拓展信息接收渠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按照微博的规律来进行运作[4]。如各大报社通过创建微博，滚动信息，弥补了时效性的缺陷;广播和电视媒体可以将录制的节目以音视频的方式在微博上，弥补了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缺点[5]。

二、社交媒体与公共、突发事件关系研究

2011年注定不平静，国殇7·23温州动车事故、伦敦暴乱、日本强震，这些震惊全球的事件经由媒体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世界，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在公共事件、突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纵观7·23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利用其即时、公共、高效等特点使得事件迅速发酵、扩散的同时，又通过议程设置、情感共鸣，有效地唤醒了网民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民众的“看客意识”大大减弱，“乘客意识”明显增强[6]。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7]。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微博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微博消息的可靠性打了折扣，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滋生了“温床”。此外，各大社交网站几乎成了突发事件信息的“仓库”，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埋没，面临失控[8]。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难题，网民的盲目转发，易误导社会，如何确保公信力，正是规范微博发展的最大问题[9]。针对此问题，有学者将视线从社交媒体重新转入传统媒体当中，认为主流媒体能够通过素质过硬的新闻把关人对海量的、庞杂的信息进行把关，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10]。但也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微博本身也具有辟谣功能。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完善信息沟通体制，保障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信息，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或者微博运营者强化其责任意识，将信息把关与讨论相结合，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11]。

针对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功用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它能否堪此重任，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2011年初，当埃及、突尼斯的年轻人利用脸谱进行反政府独裁时，社交媒体成为正面因素极受追捧，但当8月为英国暴乱提供平台时，社交媒体又成为反面典型被猛烈抨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哪里堪此重任，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认为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体系中，社交媒体是整个触发机制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的决定性环节[12]。数字化的狂热拥趸将新媒体看成无所不能的组织工具[13]。在笔者看来，社交媒体所建立起来的弱纽带只能在组织中传播信息，但很少能成功组织高风险活动。

三、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研究

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五亿，而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有调查显示：67.1%的人表示微博能即时交流，改变了交友、沟通的方式和习惯;64.9% 的人认为上微博更容易形成特定的小圈子[14]。

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受众反馈及时;宏观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特别是更加便捷的移动媒体的植入，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15]。

在微博的世界中，每位博主可以随时关注到各种热门的话题，“沉默的螺旋”逐渐被打破，人们极容易在共同关注某一议题时形成“圈子”，从而发展成为群体传。

此外，微博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时常转换，很难有特定的区分，使“使用和满足”的形态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碎片化[16]。微博能够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新闻，并可以做到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且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17]。社交媒体如此火热的势头，也滋生出了种种负面的效应：传播的真实性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程度的加深造成受众生存空间碎片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等等[18]。

四、社交媒体的言论、舆情研究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对话性、社区化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19]。社交媒体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又成为意见汇集和舆论生成的平台。

“围观改变中国”或许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最美好期待。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公民的话语生成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公民以微博为渠道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公民自身话语方式与官方对话方式的形成[20]。

有学者对“微博围观”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做了如下分析：首先，微博围观形成了微博议程，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新闻源，从而形成了媒体议程;其次，微博中的大量“意见领袖”：如知识分子、媒体人等影响公共议题的同时，网民的围观形成舆论合力，使得普通用户拥有了话语权，不再是“沉默中的大多数[21]”。

如今微博问政势头迅猛，微博问政可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效果最大化[22]。打破了媒体和政府议程一统天下的局面，公共议程成为可以影响媒体议程乃至政府议程的重要因素[23]。

微博以裂变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构筑新的舆论空间，加上微博更容易先声夺人，并充斥着复杂的信息流，从而使得加强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变得格外重要[24]。对此，有学者特别提出“意见领袖”来在微博舆论监管中的作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同社会学上的“马太效应[25]”。

也有研究者对其更多的呈现出的一种“舆论一律”表示了担忧，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性思辨的表达，这表现在微博舆论经常是以一边倒的趋势猛烈地对舆论事件的当事者进行一致的批判或褒奖，而理性的呼唤早就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狂欢之中[26]。

此外，微博是一个自媒体平台，任何人也都有虚假信息的可能，而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会加速虚假不实信息的传播[27]。广告信息的弥漫也干扰了微博正常舆论功能的发挥[28]。

对此，有学者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认为，要在重视网络舆论中的情绪管理的同时加强网络舆论中的观念引导，并警惕网络舆论中的态度极化，对此，传媒除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之外，也要在展现强势意见的同时对非主流但相对公正意见与理智的意见进行展现[29]。

五、社交媒体营销研究

2011年4月8日，“抢占微博先机，把握营销未来”中国首届微博营销大会于在厦门举行，“微博营销”已经伴随着各大门户的微博广告大战热闹起来[30]。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掌握信息，知悉喜欢品牌的产品，他们渴望与品牌进行交流并且参考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品牌的评价。微博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一种，以其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广泛，互动性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的理由[31]。就目前来说，公司企业微博主要侧重与消费者沟通、新品、辅助公关以及品牌推广与塑造[32]。

也有学者指出了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一些问题，如多数中国企业在微博营销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包括与粉丝互动缺少热度，很难形成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以及广告信息推送带“官腔”，广告插入技巧笨拙等等[33]。许多企业经常会进入误区：认为微博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和企业;转发量大，粉丝群庞大，营销目的就达到等等[34]。有研究者对此明确表明：社交媒体营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证明营销有效性的相关数据。

而譬如Facebook上的“喜爱人数”，这些数据只是衡量成效的一种方式，但无法证明最终的成效[35]。当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并非只是企业的专利，传统媒体的微博营销，则主要是对媒体形象的塑造、维护和宣传，及时本媒体的重点新闻，转发其它媒体关注的热点，发起话题讨论，与粉丝的互动，达到营销效果[36]。

当社交媒体的市场营销优势已被充分挖掘，其社会营销的优劣也开始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的优势有助于促进社会营销的顺利开展，但同时，其信息规避性、二级传播模式等特点变相成为社会营销的障碍[37]。针对此问题，就目前来说国内的相关理论还不成熟，案例研究还很缺乏。

六、关于社交媒体研究的思考

总体而言，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非常活跃，既有讨论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在公共事件和话语变迁中的功能，也有这一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辩证分析了社交媒体在市场营销以及社会营销方面的突出作用，将社会营销提上日程。

传播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已是学界的定论，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质性地位依旧岿然不动，这也同样体现在了社交媒体的研究当中，这就导致研究中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训练。当然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就要超越质性研究，数据和真实案例的分析若脱离质性想象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些研究者缺于对知识的反思和清理，仅仅在一些“老问题”上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困于功能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以社交媒体和言论、舆情研究为例，大多数的学者对舆论控制的分析，并不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从主观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归为经验总结式，缺乏问题意识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缺于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做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当我们惯于横向整合，一果多因式的思维方法，纵向的逻辑思维则变得相对欠缺，一些如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在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领域的研究依然是盲区，如对社交媒体的社会营销方面，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分析都很缺乏，一些弱势、边缘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还有待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显然，上述值得关注的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给未来社交媒体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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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永东.传统媒体拿什么挑战微博[J].网络传播，2011(8).

[4] 谢耘耕.传统媒体与微博[J].传媒，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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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肖国强.无“微”不至的微博力量—从温州“7·23”动车事故看微博的传播作用[J].新闻实践，2011(9).

[7] 何星烨.告别节假日期间媒体的失声—论微博时代突发事件报道的变革[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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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avid Taylor， Social media yet to“show methe money”[OL]. wheresthesausage.typepad.com.

第2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公益广告 互动传播 整合传播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公益广告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特殊广告。我们一般将那些不同于商业广告，旨在引起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关注、支持或倡导某种社会事业和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的广告称为公益广告。其中，人本性是公益广告最为本质的属性，即其关注的中心是人，是人自身的完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传统媒体视野下，公众对话语权占有的相对有限性、对公益广告效果反馈的无力性，均使得公益主题和受众之间不能形成良好互动，无法获得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效果。

web2.0时代，互联网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交流、互动、分享的人性化元素，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网络应用模式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充分实现了用户建立关系、提升个人价值及发挥影响的心理需求。公益广告借助社会化媒体这一传播平台，以崭新的互动传播模式吸引受众，实现公益广告信息和受众的心理双向互动，这不但能使公益广告从政治和道德说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可以借助受众主动参与及自发口碑传播，敦促其以正确的观念和行为配合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这一前提下，文章将重点探讨在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要始终坚持以公众为导向，同时要积极营造“意见领袖+全民参与”的公益广告传播氛围，并最终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

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现实需求

互动传播指地位平等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以相互了解、相互影响为目的的信息双向交流活动。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者主导”、“受众中心”观念日渐凸显，消费者内在的互动意识也随之强烈地表现出来，传播必须创造人们可以及时分享信息传播喜悦的空间，才能满足人们互动化的心理需求。如今，信息时代的网络和数字传播新技术对广告及广告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以网络广告和互动营销为代表的广告互动传播已成为最具生长潜力的广告方式，受到广告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公益广告是为公众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它提倡社会道德责任，引领公众自觉的公益行动，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健康发展。和商业广告不同，消费者既是公益广告的直接对象，也是公益广告的活动主体，消费者对公益广告的关注意识越强，参与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公益广告对社会的引导效应，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②因此，针对公益广告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全体社会公众进行传播互动，成为公益广告传播的总趋势。

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具体指针对某一公益广告主题，通过新颖独特的表现方式与受众深入沟通，引起受众主动参与公益广告活动、主动讨论公益广告信息内容，并主动分享其互动感受，本质上是一种公益广告传播主体与公益广告传播受众之间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类人际的公益广告传播活动。较之于以往单向传播的公益广告活动，公益广告互动式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使受众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成为了主动的信息参与者和寻求者，提高了受众参与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公益广告传播主体基于对受众接触点的分析，获取即时反馈，精确测定公益广告的传播效果，不但有利于整体国民公益意识的提高，还能够促成公益广告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构想

创新的互联网业态时刻在发生，以微博、社交网站、定位服务、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便是近年来新媒体领域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社会化媒体是Web2.0时代的重要传播介质，它依托于互联网络和社会网络，是用户社会交往和信息分享的平台。该平台给予用户极大的参与和交流空间，用户既是信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信息内容的制造者，并有权选择信息来源和传播方向。随着聚合平台、社交功能、移动方式的兴起，社会化媒体进一步实现了人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它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也改变了媒体传播的方式，为公益广告传播的全民参与提供了现实土壤。

第一，参与性将推动公益广告由信息感知到行为实践的效果转变。广告的互动传播，无论是基于传统媒体还是早期web1.0网络环境，传受双方都是以相互了解、相互影响为目的，侧重通过交往获得情感的支持和关系的升华。然而，公益广告作为社会文明的旗帜、国家理想的标杆，时刻影响着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品质，除注重精神交往的互动外，更应关注公众基于理性的真实参与，即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在心，更在于行。

中国公益广告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媒体、企业、公益组织为辅的传播主体构成。其中，政府通过公益广告来辅助国家意识的传播、引导舆论、加强管理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特殊力量，虽然从管理的高度保障了公益广告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其单调的推进方式严重制约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企业和媒体多是借助公益广告伦理道德的传播来树立形象，展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为间接获得市场利益，公益广告的内容主题往往围绕重大社会热点事件而展开，较难汇集民意以传递文明。公益组织虽坚守公益理念，在公益广告传播中最具持续性，但公众认知度较低、资金匮乏、传播渠道受限等不利因素却往往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

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web2.0环境下一种新兴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是社会化媒体的核心价值。倡导为用户创建一个参与表达、创造、沟通和分享的环境，激发感兴趣的用户主动地贡献和反馈，使用户具有极高的参与性。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性推动了公益广告传播主体的个体化转变，公众基于话语表达需求的自主参与成为公益广告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以微博为例，它是社会化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说社交网站最大的贡献是把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起来，那么微博的意义则是在于改变了人们说话的方式。现阶段，作为自媒体的微博已经成为承载民意表达和网络舆论的最大平台。在科技与文明齐头并进的今天，公众可以借助微博、转发、评论等功能生成对公益广告运动更为丰富多样的观点与见解，也许就传播个体而言只是在尽微薄之力，但无限长尾个体的力量汇集起来将可能创造巨大的传播价值。不但推动了公益广告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促进了公众从信息感知、交流到实际公益行动的落实。

第二，平等的交流方式有益于保障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落实。公益广告传播公益理念，倡导公共意识，是点亮社会责任的明灯。它取材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的传播内容，以促进公众的道德养成和社会教化为核心追求，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为本质目的，为社会公众构建了一个行为的“拟态环境”，成为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信息来源。

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落实得益于“对话引导”而非“强硬说教”，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息平等交流的方式无疑为其准备了条件。较之于传统媒体和web1.0时代的网络媒体，社会化媒体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提供了双向传播，还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到了信息传播的同等地位，使得信息的表达方式从“传播”变革为基于平等对话的“交流”。

Responsible Young Drivers是比利时一家针对年轻驾驶员安全意识教育的公益组织，鉴于每年因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发短信而引发上千交通事故，该机构选择和驾校的教练员合作，拍摄以开车时不要用手机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宣传片。广告以驾校考试为创意内容，年轻人一边开车通过测验，一边根据教练员的指示利用手机发送信息，结果毋庸置疑，很多学员都表示无法做到。最后，广告文案画龙点睛提示受众：边开车边发短信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如果你也同意，请帮我们转发这条广告！该公益广告利用视频分享网站接触公众，摒弃了说教般的口吻与司空见惯的恐惧式诉求，炮制出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广告主题，并借助平等交流和口口相传，增强了公众对公益广告的黏性，也确保了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实现。

第三，强社交性创新公益广告“人人互动”传播模式。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背景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只能依靠广告前的市场调研和投放后的效果评估而延时实现。随着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其得天独厚的交互特性使得公益广告传播主体与受众实现了直接对话，变劝服式、被动式的公益广告信息为实时性的话语沟通，大幅提高了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效果。现如今，网络传播已进入“以人为本”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所谓的社会化媒体，其实所依托的主要是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网络的网络基础。③社会化媒体将互联网用户的真实人际交往及行为方式聚合于网络服务平台上，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社会关系来组织个人门户，并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公益广告传播可以以用户的个人化信息为中心，以社会关系为脉络，带动公众对公益广告所设置的话题进行自主选择、自主参与及自主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以裂变式的速度带动公益广告信息的分享与交流，不断激发更多的公众对公益广告互动参与的热情。公益广告传播基于社会化媒体强社交性这一特点不但可以实现与受众的“延时互动”、“即时互动”，还可以进一步实现“人人互动”，创新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模式。

第四，信息公开性有利于生成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公益性是公益广告的本质属性，即公益广告应该以公益为唯一的传播目的，而禁止私利对公益资源的占用。虽然建立市场为导向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媒体的把关失责和企业利义间博弈的失衡，导致公益广告商业化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公益广告的公信力。公信力正是以公众的评价为逻辑起点，着力强调了在主客体间主体公众的认知决定作用。④公益广告提升公信力，将有助于弱化其商业助力后的社会不利影响，并增强公众对传播主体提供的公益理念的信用体验及价值认定，进而激发公众互动参与的热情。

社会化媒体演进至今，为公益广告公信力的提升搭建了一个信息公开的平台，并借公益广告信息的完备性和对称性生成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构想

所谓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实为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前提保障：一方面指公益广告受众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开性，强化对于公益理念的主动追寻，并自由对公益广告进行评论、分享和反馈，积极发挥自身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指公益广告的传播主体面对失信行为随时曝光的信息公开机制，保证公益广告传播的公开、公正、透明，积极聆听公众的实时反馈，调整完善公益广告的创意表现，实现与公众更近距离、更直接、更有效的互动沟通。

第五，连通性将实现公益广告整合传播。作为一种实战性极强的操作性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思想是将与企业市场营销有关的一切传播活动一元化，即企业以消费者为导向，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以及手段为企业传达统一的信息，从而使目标群体对企业形成一致的认识。整合传播不但深受商业广告推崇，同时也是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有效策略。在统一的核心公益理念下，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来进行公益广告的主题表达，形成公益广告的效果最大化，这就是公益广告的整合传播。社会化媒体具有强大的连通性，能将多种媒体融合到一起，使之成为深化公益理念传播的理想平台。

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编织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手段，因此，较之于注重资源与内容整合的传统整合传播模式，社会化媒体视野下的整合传播更为注重关系为王，强调传播渠道的多元交融与完美互动。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整合传播可以更全面地发挥媒体功效，为公益理念的扩散搭建一个完整、立体的信息网络，强化任一单一媒体所无法实现的传播效果，并使公益广告的影响力与冲击力得到保持和发展。

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社会化媒体丰富了公益广告传播的信息渠道，无疑为中国公益广告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公益广告传播在中国不仅受到了政府越来越高的关注与理解，更加带动了传媒与企业参与的热情，同时也为公众打造了一个对公益广告信息由感知到自主传播、付诸实践再到舆论监督的互动式沟通平台。然而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不可避免地将面对更多挑战。

首先，社会化媒体中信源众多且分散，如何引发足够的关注成为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首要难题。其次，社会化媒体中信息节点众多，口碑的力量将公益广告信息以病毒繁衍的方式在互联网放大、扩散，使得公益广告的内容和传播方向极难控制。最后，社会化媒体允许更多属于公众的声音出现在公共舆论空间，因个体网民对事物认知程度的不同，极易出现公益广告舆论引导无序的状况。

由此可见，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要始终坚持以公众为导向，一方面，认真研究公众对社会化媒体分享的行为走向，积极洞察他们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基于“民意”挖掘出能够激发公众互动参与热情的公益广告主题，并借助娱乐性、个性化的创意表现形式强化公众对公益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意见领袖在公益广告互动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营造“意见领袖+全民参与”的公益广告传播氛围，并最终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572014BC24）

【注释】

①王珊：“广告互动传播模式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页。

②陈正辉：“公益广告的社会责任”，《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22页。

③付玉辉：“社会化媒体传播的逻辑与边界”，《广告大观》（综合版），2012年第1期，第24页。

第3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美军;战略传播;社交媒体

自21世纪初始，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调集多方资源，力图借“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来整合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分别开展的对内、对外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对“战略传播”的定义是：“集中美国政府的努力，理解关键受众并使之参与进来，通过对协调方案、计划、主题、讯息和与所有的国家力量手段行动同步产品的使用，以建立、加强或维持对提升美国政府利益、政策和目标的有利环境。”[1]2010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为推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必须开展更为有效的“战略传播”。而社交媒体(socialmedia)作为继传统媒体之后出现的基于Web2.0技术与理念的新型媒体，以其信息传播的快速性、便捷性、透明性以及受众参与的广泛性与互动性而魅力彰显，近年来在政治、外交、军事领域日益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指出，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2]，“把社交媒体计划整合到现有的战略传播体系之中是确保成功的一种有效途径”[3]。因此，从战略传播的视角考察美军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美军运用社交媒体实施战略传播的主要举措

美军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普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工具……制订考虑社交媒体影响的战略将是未来作战取胜的关键之一”[1]，其举措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全局谋划，设定社交媒体战略执行方案。战略传播是一个从观察、分析、实施到评估，不断循环递进的完整过程，美军社交媒体的战略制定及运行基本依此程序。首先，美军通过部门设置以及政策制订将社交媒体的战略传播纳入规范化管理。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了《基于互联网能力的负责与有效使用》备忘录，指出“IP路由网应设置为向国防部所有下属部门提供访问基于互联网能力的权利”，授权许可军方进驻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将社交媒体纳入美军组织文化。其次，美军十分注重制订计划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实施。美军方了《社交媒体的战略、方法与程序》，从社交媒体战略的基础以及如何注册、建立个人档案、管理网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规定。美军认为领导者应在社交媒体的运用上发挥关键作用，并对建立“领导者社交媒体战略”提出构想，将领导者的社交媒体战略分为“参与、合作、实施与拓展”四个目标。此外，美军还十分注重对社交媒体平台使用情况进行测量评估。美陆军指出，通过某种分析工具，可以对数据显示、评论以及读者的反馈意见等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帮助部队论证平台的有效性，甚至促成某种特殊社交媒体活动的成功。[2]

运用多种手段，在战略传播实践中运用社交媒体。美军认为，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应落到实处，具体实施应包括领导者倡导、安全管理及使用、广大士兵的积极参与、军事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及时信息、雇用公共关系专家实施战略性的技术操控等。首先，美军鼓励士兵“讲述自己的故事”。美军认为，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士兵的讲述将会使战略传播更加高效和有力”。其次，美军高层及军事组织越来越关注社交媒体，美军高层领导和组织越来越多地资助Facebook网页，并且经常访问Twitter网站。美国防部还出台了《公共事务主席的社交媒体战略》，为进一步拓展军队领导者的影响力搭建平台。再次，美军积极使用包括视频、图片、微博、博客、社交网站等各种新媒体形式。如驻阿富汗美军利用Twitter在网上信息，向全世界传达有利于美军的信息，在YouTube上开设频道，上传大量“正面”的视频信息。此外，美军通过雇用一些公共关系专家深入社交媒体，对社交媒体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和监管。

规避操作风险，确保社交媒体安全使用。社交媒体的价值与风险并存。美军认为，利用社交媒体实施战略传播应当攻防并举，对社交媒体网络实施实时监测，以抵抗不良报道和不实信息，保证战略传播的有效进行。首先，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技术监控。美军设立“军事网络风险评估小组”，专职负责监控官方、非官方社交媒体网站，看它们是否包含“有害”信息，如泄露官方文件、个人联系信息、武器和军营地图等。其次，美国国防部和各军兵种颁布社交媒体使用手册，指导官兵新媒体的安全使用。再次，设置课程进行培训。如美陆军通过邮件报名的方式，对士兵学习新媒体和网页管理进行培训[2]，陆军出台了《社交媒体使用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陆军社交媒体手册》、《陆军机构的Facebook：建立、注册和执行》、《作战环境中的社交媒体》、《用社交媒体讲述故事：计划、与评估》等等，由专人负责讲授。

整合各种战略力量，实现信息高效传播。战略传播强调协调一致、共同合作，包括军方与运营商的合作，政府、军方以及国防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等。首先，战略传播强调国防部各部门之间的共同协作。美国防部文件指出，实现社交媒体的战略性传播需要下属各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如负责网络和信息集成、情报工作以及公共事务工作的助理国防部长的共同协作，以及国防部办公室、国防部下属部门负责人及其首席信息官，乃至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配合。其次，美军十分注重与社会组织、服务商及相关人员合作。美军指出，军队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联系将会比以往更加重要。美国国防部已与博客群体和许多介入到整个社会媒体社区的公司建立了有效联系。此外，美军还注重和盟友的合作。美军中央总部司令马蒂斯上将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央总部正同盟友联手，发展新型的技术，共同打击“网络空间的对手”。

制定相关法规政策，规范社交媒体使用。正如美军指出的，“政策、规则和指南是行动的基础”，“社交媒体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空间，但是否按规则运作以及建立政策，决定了这究竟是一个成功的社交媒体战，还是一个公共关系噩梦”。法规制定对美军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战略传播起到了规范、保障、防护和指导的作用。美军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其中包括国防部及各军种部颁布的《基于互联网能力的负责与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官方使用标准化操作程序》等政策性文件，以及《空军新媒体手册》、《陆军社交媒体手册》、《海军司令部社交媒体手册》、《海军公共事务军官社交媒体手册》等指南。此外，美陆军还出台了《社交媒体使用一揽子计划》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提供政策法规指导。

创新技术手段，发挥社交媒体最大效能。美军注重软件及相关应用程序开发，为社交媒体的战略传播提供技术支持。据报道，美军正在研发可以通过使用虚拟在线身份影响互联网对话并传播亲美言论的软件，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人控制遍布网络世界的多达十个马甲，从而使美军能够秘密操控社交媒体。2011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公布了“社交媒体战略传播”(SMISC)项目，该项目有两个目的：一是帮助美军更好地了解在美军部署地域，网络社交媒体上实时发生的热点事件;二是帮助美军在社交网络上实施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战。

二、美军利用社交媒体实施战略传播的主要特点

个人传播与组织传播并举，实现全方位有效传播。美军注重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同时加强个人传播与组织传播以提升战略传播效果。首先，美军强调个人传播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性。美军认为，士兵成为战略传播的主体力量。美军允许官兵以个人身份进入官方和非官方的社交媒体网站，美陆军认为，社交媒体是一种廉价、有效和可测量的沟通方式……通过在Facebook上发起的讨论或在博客上评论某个士兵的事迹，所有的士兵都能够参与陆军故事。同时，美军更加强了组织传播，使得传播更加有序、强大和具有针对性。国防部指令《基于互联网能力的负责与有效使用》的出台，为美军以组织身份积极推进“安全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政策支持。[2]据美军统计，截至2010年11月，就有超过700多家部门在陆军Facebook主页注册。[3]

注重运用多种传播技巧，提升受众信任度。美《陆军社交媒体手册》指出，社交媒体具有难以置信的战略传播价值，但重要的是要利用社交媒体促进对话、吸引参与以及保持人们对所讨论的话题感兴趣。首先，“语言必须是会话式的、有趣的和具有吸引力的。提问问题是吸引和鼓励发表评论的良好方式。军事组织应在吸引人们关注本网页与将信息传播出去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可以通过将有价值的信息与读者觉得有趣的信息混合的方式来完成”[2]。其次，点击量很重要。一个静态的社交媒体是没有生命力的，“指令信息和组织信息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保持网页的趣味性以吸引更多的人访问同样重要，通过张贴有趣的链接或问一些小问题以获得趣味”[2]。再次，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心理。信任是传播的基础，战略传播聚焦于核心受众，强调理解对方的重要性，尤其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宗教、文化与习俗。“制造有影响的博客需要有制造热点的能力，同时要求对某些话题具有深入的理解，这样才能建立信任。”[4]

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实现其先发制人的战略目的。美军指出，社交媒体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平台，应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积极加以利用。这一理念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军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战略传播方面享有绝对的优势。美国是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掌握着互联网核心技术，美军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也是世界最高的。据美军公共事务部2009年对空军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空军现役军人、文职及家属中使用YouTube的高达69%，使用Facebook和Myspace的分别为50%和75%。美中情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在接受采访时说，像中央司令部这样利用社交媒体发动信息战，是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的优势。二是美军社交媒体的战略性传播体现出其“先发制人”的一贯战略思维。美军高层军事领导越来越看重在网络空间进行先发制人的重要性。美陆军上将彼得雷乌斯指出，利用社交媒体“第一个掌握事情真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应“无情地打信息战”。

提升社交媒体战略价值，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全局。社交媒体是美军实施战略传播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实施网络战的重要阵地，其战略传播的目标必须服务于军事行动，并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美军的社交媒体战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希拉里提出的“全民网络外交”理念。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作为新型网络技术平台，也相应地被纳入网络战略之中。从美军组建网络司令部和建立网军，到《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的，不难看出美军对于网络以及所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交互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军事价值的重视，因此，社交媒体不仅是未来战略传播的新型手段，同时也是美军实施网络战的重要阵地。

目前，美军对社交媒体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其实效性尚有待长期检验，但美军对于社交媒体的重视，对其发展趋势的预测评估、积极运用和有效管理，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前瞻性理论思维、对待新生事物的科学态度、先入为主的主导意识及做法等，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Thomas D.May field III.A Commander’s Strategy for Social Media，Issue 60[J].1st quarter 2011/JFQ.

[2]The United States Army Social Media Handbook.2011[EB/OL].[2011-03-21].http：//slideshare.net

第4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门”事件 传媒 整合引导

2008年以来,各种“门”事件频发,网络媒体已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舆论力量。从“艳照门”到“兽兽门”、“局长日记门”,网络舆论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并使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现象进入公众的话语”。①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平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舆论引导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与合作。

一、“门”事件

“门”事件是网络用语,是网友将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或娱乐性的事件命名为“xx门”,一般具有现实性和娱乐性的特点。

近年来,频繁爆出的“门”事件都是发端于网络,通过网友的转载或跟帖成为热门事件,然后传统媒体跟进并引发广泛的舆论热潮。在这些事件中,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表现出各自的传播特性。

二、网络的舆论生成

各种“门”事件先是通过网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才为传统媒体所关注。在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网络提供了舆论滋生和放大的平台,传统媒体成为舆论最终落地的‘助推器’。”②网络这种新媒体为何有如此“抢眼”的表现?

1、网络媒体的优势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组织机构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加了。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③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每一种传播媒介的发展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体其历史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网络的日趋发展与进步,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变得愈加明显,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传播手段和工具,其触角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也显示了网络传媒力量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在各种“门”事件中,网络成为舞台,并把现实生活中的善恶美丑搬到这个舞台上,持续着永不谢幕的“震撼演出”。

网络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无可比拟的时效性优势。第二,传播过程的交互式特点。正如让・博得里亚所说:“传播不是说话而是使人说话;信息不是知晓而是使人得知。”④网络的交互式特点也激发了受众参与的主动性,频繁爆出的“门”事件便是广大受众作为传播者主动参与到传播中的表现。第三,传播形态的多媒体化。

网络媒体虽然有优势,但其先天性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网络的“匿名性”、基于“匿名性”的产生的群集行为,以及舆论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由于“匿名性”,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话语免责”成为可能,这也为一些通过网络煽动等不法行为提供了渠道,“舆论审判”现象也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有些学者还提出了“陌生人中的现象”来分析网络的道德危机。网络的准入低门槛,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等造成了网络舆论的起伏波动。在一些“门”事件中,网民缺乏理性的审视,简单的盲从,对当事人和者进行错位点评和恶意攻击。

2、网络信息亟待把关

“把关人”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来的。其理论要义就是指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和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

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是传统媒体日常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负责传统媒体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等,而在网络传播中,由于网民成为网络传播行为的发起者,受自身素质的影响,网络舆论呈现出一种“有组织无纪律”的状态。

当代语境下,随着社会的转型,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媒体监测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并促使舆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各有优劣,只有加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适应不断变幻的局势,为舆论引导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媒体的整合引导

“关于传统媒体的未来命运,国内外也有许多种预测,如亚当斯的‘丧钟’论、默多克的‘改造论’和尼尔森的‘统一论’, 从这些论断都能看出,在因特网的作用下,传统媒体敲响了‘丧钟’。”⑤但在现实情形中,传统媒体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况且庞大的传统媒体王国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瓦解。网络媒体应与传统媒体加强合作,以取得双赢。

网络作为观念的自由市场,其现实的发展状况以及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监管体系带来的法律及伦理问题日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舆论方面,有学者指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舆论的‘非实体性’让其充满了暧昧的神秘色彩。”⑥同样,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网民在其性质上具有“非现实性”的特点,也给舆论引导带来了困难。根据CNNIC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末,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3.84亿,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如何有效地进行舆论的引导是摆在网络媒体面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传统媒体可以凭借其合理有效的组织形态和传播网络针对受众进行合理的引导,实现与舆论的互动并建立相对稳定的舆论场域。对“把关人”的呼唤以及网络舆论引导的不明确性也促使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姻,对舆论的整合引导成为大势所趋。传统媒体需要借助网络来增强与广大受众的交流与互动,网络媒体需要传统媒体来提高自己的信息可信度和权威水准。在各种事件的舆论引导中,实现各种资源的整合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最大限度的贴近受众,了解舆论的动态,并实现对舆论的正确监管与引导。

结 语

从“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媒体正在抬高人类风险的赌注,使得人类的好奇心沦为无穷的贪欲,媒介可以成为制造噱头和轰动效应的工厂。”⑦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⑧在多元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发挥众媒体的积极作用,加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①⑥邹军:《虚拟世界的民间表达――中国网络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②詹新慧:《网络媒体的社会守护与舆论引导》,《传媒》,2008(4)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P15

④⑦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人民出版社,2008,P270

⑤赵会权:《浅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整合与互补》,《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⑧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29

第5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媒体环境;传播体系;构建

近年来随着我国传播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各种新兴的传播技术被应用于信息交流与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进行技术革新，以期通过该种方式拓展其传播途径，提高其传播效率，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交流中的有效传播［1］。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保障了马克思主义的流动性，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文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从理论上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形式，在实践上为其体系的构建提供优化方针。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指利用信息传播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人类的生活、生产中，从而发扬和优化马克思主义，在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完善的同时，对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性进行培养和完善，以实现全人类的进步发展［2］。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如何传播，将直接影响其传播效能，因此，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体系是增强其传播效能的组织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播的价值

新媒体技术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能够从更大程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起到促进思想传播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为了全人类的民主、自由、解放，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是科学理论思想的构建，更重要的是该思想价值观在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传播［3］。因此，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哲学思想传播的价值。首先，利用传播体系能够充分地发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其明确如何在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中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其次，利用传播体系的构建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相融合，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构建和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提出构建党和国家建设的基础思想理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从而实现全民思想解放和革新，进而提高政府管理效益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求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从而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在提升国家经济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国民的思想认知和思想觉悟，保障国家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双重建设［4］。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工程。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己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并对大众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很高的认同度、很明显的导向性，意识形态“三权”的实现才有可靠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离不开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对象，离不开特定的传播体系。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对象，是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就是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传播要素科学合理地组合和架构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发挥综合效能的有机体系。因此，构建强力高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巩固、扩大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具有重要价值。如培养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网络意见领袖”，围绕相关热点话题，形成网络舆论，影响话题的讨论方式，决定话题的讨论方向，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并在意见分歧的焦点问题上，凸现“网络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就有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四)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提升新

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能力的价值新媒体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民意互动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9)。能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其传播能力，是这个时代给舆论传播提出的现实挑战。这就需要不断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特别要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能力如何，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舆论传播体系是舆论传播能力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依托科学高效先进的舆论传播体系，可以成倍地增强舆论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因此，构建符合时代特点、技术先进、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立体传播体系，对于大幅度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所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意识形态复杂化挑战

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是在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沉淀价值，是科学意识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体［6］。传统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主要是以党内宣传的方式，以工作会议为基础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对其意识形态认知性相对较为单一。但是，近几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人类获取信息途径越来越多，信息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也越来越多［7］。因此，人们在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其意识形态的需求性也正在逐渐的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发展不仅是其自身理论体系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与社会文明和科学文明融合发展的一种标志。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二)传播手段多样化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能力的逐渐提升，各个领域的媒体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以传统的UGC体系媒体传播途径为例，其主要是基于Web2．0系统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能够满足用户端获取信息的需求，且利用该系统能够实现社区网络、视频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等信息交流形式［8］。在该种技术手段下各种新兴的社交网络软件成为了人类获取信息和交流的主要对象。比如: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传播途径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优酷、腾讯、土豆等视频传播也受到的广泛的支持。传统的纸质马克思主义媒体传播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面临着传播手段多样化的挑战。

(三)网络资源共享化挑战

网络资源共享化是当前我国信息宣传、交流和分享的主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是利用口碑宣传和纸质媒体宣传的方式实现信息宣传、交流和分享。网络信息资源化建设在技术手段上将信息资源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一体化信息实时共享的网络机构［9］。在当前网络资源共享化的信息时代下，网络社会中已经逐渐实现了“理论信息通过电子化，可以一次投入、多份拷贝、重复使用，充分扩大其社会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过程容易受到网络环境和相关信息宣传管理制度体系的影响，并不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共享化技术手段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而网络信息壁垒的产生进一步放大了网络资源共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凸显出网络资源共享化的互联网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存在的弊端。因此，网络资源共享化给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现实技术和环境挑战。

三、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

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和传统媒体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承担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重任。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需要着眼新媒体环境的特点，不断增强其科学性、动态性、立体化。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社会人才独立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指出，人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并且是一种既合群又独立的一种动物。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移动终端网民的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形式的组织结构在网络上兴起，实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形式对接，并且充分地将传播体系进行了构建［10］。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在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接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在对接的各个环节内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坚持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为基础，运用网络视频与大众传媒对接的方式实现网络马克思主义传媒的教育与宣传，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网络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二)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在新媒体背景下结合各项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创建不同格局的传播体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格局式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实际构建过程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内涵型进行格局划分。例如，将其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马克思主义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经济格局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格局四个格局。其次，根据各个格局的基本内容和中心思想，对其进行网络格局基本信息资源的确定，利用云端存储和实施资源共享技术实现不同格局信息单独处理和共享处理的连锁性马克思主义网络格局式媒体体系。最后，根据各个格局体系的内在资源共享信息创建网络传播信息交流论坛，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充分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快速性，促进其传播体系的完善［11］。

(三)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在社会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利用公众的舆论思想及时地对其进行体系的传播和构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媒体大众化发展的目标。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过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寻找舆论焦点，构建舆论中心。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关键就是寻找舆论焦点，从舆论的中心出发，掌握舆论趋势，这样才能够利用舆论的作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效果。第二个层次主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舆论点。该层次实施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舆论点相结合，只有二者在中心道德、素质、法律、政治等体系上具有一致性，才能够满足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需求。因此，在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该舆论中心的主要内涵性和其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一点道德素养和内涵相一致。这样才能够构建完善的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科研中的作用与价值。

(四)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

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是在当前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同时，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就要求必须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从而形成高效的传播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信息载体。在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云端存储、资源共享、实时更新等动态信息技术，强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中的物质力量，扩大信息覆盖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传播力量的构建，从而促成国家一体化传播媒体的建立。此外，还可以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数据图书馆的建立，从而更加专业、系统、全面地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促进我国媒体的共同发展。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播，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创新，各种新兴的传播技术和方式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带来了意识形态复杂化、传播手段多样化和网络资源共享化的挑战。因此，未来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从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体系、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完善，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艳玲，李建柱．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破题求解［J］．理论探讨，2013(1)．

［2］苏星鸿．努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价值构建研究［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3)．

［3］卢金婷．基于传播流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UGC体制外传播体系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18)．

［4］刘洋．传播模式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新闻世界，2013(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魏泳安，王学俭．新形势下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介路径探究［J］．理论导刊，2012(5)．

［7］樊继福，苏楚涵，姜毅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传播研究［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2(1)．

［8］唐剑，吴传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模式及其实效评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2)．

［9］陈东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J］．思想教育研究，2016(2)．

［10］张东，朱方朔．自媒体流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与策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第6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微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传播行为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微博、微信、微视等即时社交软件已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方式。自媒体，凭借其自由、即时的传播特点，强势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概念，消除了传播过程中的主客体差异，使智能手机用户具有了传播平台的管理者和创造者的双重身份。

大学生作为智能移动终端的一大使用群体，他们经常用手机来获取最新资讯、实现人际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消磨休闲时光。毫不夸张地说，年轻人已离不开移动网络，他们的传播已经进入了“微时代”。

一、“微时代”带来大传播

从媒介角度来讲，“微时代”里人们依靠的传播工具是每个人手中持有的智能终端和即时通讯工具。区别于大众传媒，“微时代”的传播体现出诸多不同。首先，微时代的媒介是微小的、分散的、无组织的，这与有组织的、基于专业化传媒工具的大众传媒有明显的差异。其次，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者是一个组织，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这个复杂的机构运作①，多是官方的发声机构，其传播客体是不知名、不确定的人群；而“微时代”的传播主体是每个手持智能终端和即时通讯工具的个体，传播对象可能是特定的某个人、某个群体，也可能是某个传播平台的所有用户。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信息的流通上――大众传媒在信息流通上具有单向性，受众无法当面提问、要求解释，整个传播过程缺乏及时而广泛的反馈。而“微媒介”消除了传播过程中的主客体差异，人们在被动接收讯息的同时也在主动地发出讯息，是自媒体人与生俱来的。

在传播内容上，“微时代”的传播多是只言片语、短小精悍的――140字涵盖大千万象的微博、一张图分享瞬间生活的朋友圈、一段几秒钟的视频记录所见所闻的微视……诸如此类的讯息具有碎片化、链接化的特点，便于转发和分享，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易被覆盖，与当下的快节奏生活充分契合。而传统媒体动辄长篇大论、鸿篇巨制，往往“官腔”较重，传播内容不够亲民、接地气，自然也不会引起受众太大的传播兴趣。

从受众角度而言，相对于无特定传播对象的大众传媒，微传播的受众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这与其高度的社交性有关。“微时代”的社交多是自发的，或基于共同的兴趣，或基于已有的熟人关系，圈层内的人群会出于本能地排斥外部对象渗透入本圈层内，造成传播圈层相对封闭。但另一方面，受众接收的多是病毒式扩散的消息，很容易交叉传播――由于各种群组如QQ群、微信群、“朋友圈”的存在，“微时代”的传播圈层内部又十分活跃。

由于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独特性，一个个位卑言轻的个体用微小分散的媒介造就了一个传播的“微时代”，形成了并不微小的传播效应。小圈层的传播里，每个个体也许人微言轻，单个的不同的意见仅代表着不同的民心民意。但当众人的表达积聚成一个大的舆论圈层时，“沉默的螺旋”就会在群体内产生，成为大家共同一致的意见，进而形成现实的舆论影响力，影响事情的走向，甚至可以进一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二、小微人群的典型代表：大学生圈层

笔者进行的一项面对大学在校本科生的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09%的大学生会在忘记携带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感到焦虑，这证明大学生对智能移动终端的依赖已经形成；而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用途集中于网络社交、获取新闻资讯、进行即时聊天等方面，其中网络社交与即时聊天最为普及，均达到80%以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习惯于以手机为媒介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而移动终端的每一次用户流动也都与大学生的群体传播需求及特征密切联系。大学生圈层可谓是“微时代”小微人群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作为传播者，大学生们早已习惯于通过虚拟空间进行传播交流。他们往往并没有很强的面对面的社交能力，但却非常乐于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表达和宣泄。因此，“微时代”各种社交软件的火爆――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都根源于年轻人对网络交流的强烈需求。

另一方面，独子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对待自己的圈子总是抱以审慎的态度。他们的传播行为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往往会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又极其活跃的传播小圈层。他们通常希望与年龄、兴趣、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差异不大的对象发生交际，圈层内拥有认知度较高的符号语言，在这里，专属于这个年代的符号有着共同的意义空间和共同的话题。为保持本圈层的纯洁性，大部分大学生会出于本能地排斥外部对象渗透入本圈层内。大学生圈层内部思想活跃，对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度比较高，反应敏感及时，有着强烈的个人宣泄和表达的欲望。他们的思想在微平台上形成一股很有锐气的社会思潮，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舆论、思想观念的转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获取的不完全和价值观的不成熟，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感性的、情绪化的，若把握不好，很容易在传播中一知半解时便掺入个人意见进行扩散，盲从、轻信、推波助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走向极端、偏执和狂热。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圈层内部便很容易利用自媒体的传播渠道形成情感宣泄和意见表达的洪流，促使舆论偏向，甚至使社会走向一个混乱的状态。

三、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措施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主要包括公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当敏感的大学生传播群体遇上微时代病毒式的传播模式，许多问题便呼之欲出。在“微时代”的传播中，大学生的媒介行为较之以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体现出的受众媒介素养也体现着新的特征。对此，各方应本着“宜疏不宜堵”的原则，进行正确、及时的引导。

目前，我国鲜有高校设立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大多基于个人感性的觉悟通过日常的媒介接触经验获得。因此，作为青年人集聚地的高校应当担起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专业引导任务，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学校课程设置中的一部分内容。为保证教育效果，高校应配备充足的师资力量，采用丰富的教学模式，避免单一与形式化。

针对“微时代”的传播特征，高校媒介素养教育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许多学生对基本的传播学原理缺乏了解和学习，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不能进行理智的价值甄别和真伪判断，只是被动地接收和机械地扩散。高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可通过对传播学、新闻学基本原理的讲授，结合社交媒体特征，引导学生透析信息生产、传播流程，树立媒介批判意识，用审慎的思维去分析和接收新媒体的信息。媒介教育的目标应是使大学生群体基本具备鉴赏传媒信息的真伪、解读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了解传媒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能力，做独立思考的受众，并学会合理地运用“微时代”的移动媒体终端进行参与式交往，进而完善自我、服务社会。

其次，大学里的诸多协会和社团是大学生活动的重要阵地，高校应充分发挥各种协会、社团尤其是校园媒体的作用，主动构建媒介平台，将学生纳入特定的校域传播圈层，对大学生的媒介行为进行协会化、组织化的引导。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这一原理在“微传播”中同样适用。高校的社团组织和校园媒体拥有一定的学生群众基础，应主动利用“微时代”的传播手段和信息平台，扩大受众面，通过有意识的“议程设置”对海量信息首先做出筛选，再进行推送，并对热点话题做出先导性的引导。这样便可以有效地保证学生接收的信息质量，引导信息在手机传播平台上向正确的方向流动，并影响流行于大学生中间的主流舆论导向。

在校园微平台上，辅导员以及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也应主动介入，在思政工作中引入新媒体观念，融入到微传媒的传播环节中。从群体传播的特征出发，我们应注意到“意见领袖”对群体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改变所具有的引导作用。辅导员与学生的联系最为紧密，不少辅导员也运用QQ、飞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对学生开展工作。但辅导员们往往仅从德育的角度进行信息的上传下达，在工作中缺少媒介意识和媒介理论的支撑。辅导员首先应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和操作水平，有意识地利用微平台传播正能量、引导舆论导向，一旦有谣言出现，及时在网络上辟谣，以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学校中也不乏有影响力的名师，若能动员这些良师益友在微平台上与普通大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信息的正确引导。当然，我们主张“领袖”们在引导的过程中不仅诉诸理性，还要诉诸情感，因为大学生往往易情绪化，过于生硬的教化方式通常不被他们接受。

“微时代”的传播工具都具有组织性，如官方微博、微信公共号等，在技术上都可实现后台的数据统计和用户行为监控。有能力的高校亦可建立起舆情监控的机构，通过校域媒体平台的网络后台，对本校大学生的媒介行为进行数据化的统计，以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和多维度的视角，透析大学生媒介素养及日常心理、行为状态。一旦有谣言、偏激言论、恐慌情绪、负能量的传播峰值出现，校方便可立即采取有效、及时的干预措施，防患于未然。

第7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学科交叉；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

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创新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常议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合型人才就成为新闻教育界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然而，教育界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把复合型人才定位为“全媒体人才”的取向越来越普遍。这种定位是否准确？传媒人才教育究竟处于怎样的时代语境？这个时代语境对传媒人才提出了哪些要求？传媒教育界进行了哪些探索？这些都是我们探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必须厘清的问题。

一、学科交叉与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的时代语境

弱化专业界限、强化学科间交叉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知识的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细分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大类招生就是顺应这种趋势的改革举措之一。然而，学科交叉远不止于此，其交叉的范围已突破了学科大类的界限，触角延伸到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对于传媒人才的培养来说，这种学科交叉同样早已突破了文科大类，而是延伸到管理学科、理科和工科。有资料显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新闻学一直在与其他学科交融，较早的是与人文科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融，而近些年则与信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融合。这种融合旨在适应媒体对“适应性专门知识”人才的需要。所谓“适应性专门知识”，指的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的知识、创造性、独立与批判性的思想、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就是要培养学生特殊而广博的知识[1]。以培养传媒人才为己任的新闻传播教育，之所以强调与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艺术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是因为：第一，新闻及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丰富性依赖于传播科技手段的运用。新闻传播从

一开始就与传播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现代传播技术的革新更是如此。如移动通信技术使得信息传播几乎与事实发生同步，且日趋常态。与此同时，从文字记录到现场同期声音视频记录甚至动画制作等多媒体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综合呈现，也直接反映了传播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的程度。第二，新闻传播对于事实信息的选择、分析都不是单一的新闻传播学知识所能实现的，它需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加以认识和判断。比如作为新闻记者最基本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培养，有赖于哲学的训练；而任何事实的出现，其原因、价值影响都不会是单一指向，没有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就无法形成科学的认知和准确的判断。第三，新闻传播的研究对象除了以真实为诉求的新闻事实和以便捷为诉求的信息产品外，还包括大量的以真、善、美为诉求的艺术作品，由于传播过程都事关传播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因而产品及传播方式的艺术性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许多新闻院系都对开设了艺术类课程，意在加强学生的艺术教育。

弱化媒介界限、强化学科内专业融通是当今新闻传播教育的又一趋势。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专业设置，基本是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不同介质而区分的。如今，媒介融合已成趋势，全媒体战略成为各类媒体的共同选择。无论身处以何种介质为主的传媒集团，任何记者编辑都不会只为一种媒介提供或制作信息产品。就记者而言，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借助移动通讯工具通过微博等形式在网络上简要事实信息之后，以记录现场同期声的形式音频新闻、记录现场声画信息的形式视频新闻，然后再采写报纸所需的文字新闻稿，若有可能，还为新闻周刊撰写深度分析的文字稿。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只能为单一媒介提供新闻产品，就难以满足媒介融合时代对记者的要求。所以，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打破按媒介介质划分的新闻、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广告专业界限，将这些同属新闻传播学科的不同专业打造成强化学科平台的专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各专业的核心课程进入学科内的小平台，成为各专业共同的专业基础课程。比如，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电视编导是传统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基本不开设。如今，它必须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内各专业的基础课程。依此培养的学生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媒介。当然，这是否意味着专业之间就没有界限了呢？专业界限的弱化并非意味着专业界限的消失。学科平台内的专业融合主要体现在基本培养规格的一致性，而专业界限的区分主要靠专业特色的凸显。这就需要明确各专业的特色定位和设计体现专业特色的方向课程模块。这种课程模块的“精心设计”和“精耕细作”，则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专业的特色。

二、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探索

面对学科交叉和媒介融合的现实语境，一些新闻院系陆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我们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以下简称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为例，分析这些探索的有效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是全国理工科院校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院系，迄今已有30年的办学历史，依托该校的理工科特色和优势，提出“文工交叉、应用领先”的办学理念，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独树一帜。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媒介融合对于有思想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的需求和国际传媒教育界全面性人才的培养理念，我院将早期的“文工交叉”推进到“学科交叉”，即包括文工、文文、文艺（文科与艺术学科）等多学科交叉，拓展传媒教育改革的思维空间，实现了传媒教育的转型与升级。其“学科交叉”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83年到1998年，当时传统媒体快速增长，人才匮乏，我校率先在工科院校办新闻教育，提出了“文工交叉”的特色定位。通过课程拼盘，在全国文科专业首开了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Basic语言、数据库、网络编辑与策划等课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效应。199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网络传播专业，受到市场热捧。

二是1998年至2005年，面对传媒转型及市场化、集团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校在学校文科通识平台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平台，打破新闻、广电、传播、广告等专业间的壁垒，设立各专业核心课程包，各专业之间互选。

三是2006年至2011年，面对媒介融合的浪潮、传统媒体开始萎缩、新媒体涌现的大势，实行各专业间的大跨度交叉，通过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网络传播第二学位课程，联合培养网络传播专业人才，全面选修理工科课程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文科课程，立足全媒体的传播流程，致力于培养具有思想高度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

由于学科交叉的办学理念落实在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上，经过多年探索与调整，我校已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通识课程组群包括学校层面的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学院层面小通识平台课程群。

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哲学导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法学导论、政治学原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包括微积分、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以及6个学分的自然科学类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多学科知识结构。纳入大通识平台课程群的课程基本都是不同学科的基础导论，引导学生进入该学科领域，掌握该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是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广博的学科知识和深刻的思维品质的基础支撑。新闻记者的重要使命是认识事实和呈现事实，进而呈现社会的完整图景，这需要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作基础。这其中，基于哲学学习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对于新闻记者的培养而言至关重要。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新闻记者承担着监测社会环境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冷静审视的思维习惯，“批判性思维”等课程的设置为培养和提升学生这一方面的素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微积分等自然科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理工科思维方式，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则体现了计算机时代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技术素养要求。

小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新闻学院内所有专业共享的必修课+专业互通的选修课。新闻学院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五个专业，除播音与主持艺术因属于艺术类专业，其他专业的概论课都进入小平台，加上新闻传播类的基础课，构成了学科小平台必修课程群。这些必修课包括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概论、广告学概论、公共关系原理、传播研究方法、中外新闻史、传播科技史、媒介管理、传媒伦理与法制、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等。这些基础课是新闻传播类各专业学生的基础必备课，构建了新闻传播类学生的专业知识框架。与此同时，为打破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弱化各专业之间的界限，各专业选出专业核心课3～4门，纳入全院的小通识平台，供院内各专业互选。比如，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及电视编导等4门课程进入小通识平台，供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的学生若对广播电视专业有兴趣，通过这几门核心课程的学习，基本能掌握该专业最基础的知识和技能，基本能满足这些专业的学生进入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专业核心课程互选正是顺应了媒介融合时代对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

专业课程模块是各专业核心特色的方向课程。这种体现专业特色的核心课程一般不会太多，除了纳入学院小通识平台可供其他专业选修的课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特色课程。如广播电视学专业2009年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建设项目，该专业以培养视听新媒体人才和出镜记者作为专业方向特色，因而分别设置了体现这两个方向特色的课程模块。视听新媒体方向的主要课程为视听新媒体导论、数字媒体技术基础、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等，出镜记者方向的主要课程为播音与节目主持、出镜记者报道、优秀出镜记者研究、视听评论等。这些核心特色方向课程模块构建了各专业之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差异。

三、媒介技术应用与批判精神培养：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坚守

新闻传播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媒介技术的进步直接改变了传播的范围、内容来源、内容构成、传播形态、传播时效、便捷程度等，因而新闻教育界对于媒介技术的迅猛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倍加关注。一些研究者提出加强传播技术类课程设置，或对将传统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专业课程（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与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相结合，力图通过这种课程体系的整合，培养具有“全媒体”技能的新型新闻人才[2]。实践中，新闻院校开始增加媒介技术类课程，且各类业务课程统筹联动，按照业界的全媒体业务流程对学生进行全流程实训，以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技能。

重视媒介技术教育和实施全媒体实训，是当前新闻教育进行变革的共同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新闻传播教育对于传媒变革的迅速反应。正是这种及时反应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传媒业提供的人才产品能适应业界的发展要求。但是，当前又出现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偏向。似乎把媒介技术教育、全媒体业务实训当成了新闻传播教育转型的重点甚至全部，当作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方向。

传播技术教育、业务技能教育说到底是传播工具教育。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形态的日益丰富且变幻无穷，传播工具教育必然成为日益加重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获取，另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呈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传播工具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还在于培养有批判精神、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灵魂。

无论传播技术多么新异，与之相伴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多么丰富，其功能发挥都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缺乏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崇尚技术决定论，对传播技术手段的倚重，使得其将传播过程的重心置于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展示，而传播内容则相对处于非核心地位。而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持内容决定论，认为传播内容大于传播形式，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是为传播内容服务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不能喧宾夺主，内容才是新闻传播的根本。作为社会的守望者，新闻传播者必须理性地审视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来自各方的意见信息干扰，能够以批判的精神、独立的思维审慎地观察和思考，敏锐地发现并执着地“唤醒”社会问题，深刻地揭示事实真相，客观地呈现社会图景。只有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人才能承担着实现媒体社会责任的重任。这也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坚守的根本。

参考文献：

[1] 于德山. 媒介融合背景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挑战与对策[J]. 现代传播，2011（12）.

第8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 广告场 广告传播模式 广告传播技术 广告和谐发展

abstract the advertising field refers to the sum total of relationships caused by the advertising message exchange.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f the message taki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ingle advertising field and group advertising field. the advertising field involves in tim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eld, the scope of the field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field. it relates to the technology, spirite and benefit of the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center of the advertising field theory is the multi-side relationship’s beneficial conflict and share, contain each other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the advertising fieldthe model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advertising technologyadvertis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随着广告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广告对社会的扩散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广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系统中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告社会”已经来临。wWW.133229.CoM在“广告社会”缔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重新审视广告传播中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如何处理广告传播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显性或潜性关系，已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公共议题”。

一、缘起——从“媒介场”到“广告场”

传统的广告传播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传播主体孤立研究和传播模式建构两个时期。依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理论，最初的广告传播学研究人为地分成广告主研究、广告受众研究、广告媒介研究、广告内容研究和广告效果研究五大部分，但是这种孤立式的研究忽略了广告传播场景构成的有机性和系统性。广告传播模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孤立研究的片面性和分散性，认识到广告传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建构了各种理论模型试图来说明广告传播系统内的发生、发展机制。但广告传播模式研究只是粗略地勾勒了广告传播的整体框架和广告信息的运行机制，并没有解决广告传播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作用力大小和范围，也没有有效地说明广告传播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广告场理论试图把前两个时期的研究特点相互结合，构建出广告场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

“场”和“场域”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物 理学 界，“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①随后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库尔特·勒温等把“场论”引入社会心理学，认为“场”就是社会空间，是个人与环境的合体。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提出“电视场”、“新闻场”后，接着提出了“媒介场”的概念和“场域”理论，“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模式（诸如 政治 经济 、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②广告作为媒介的重要内容构成和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广告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提出广告场与广告社会的概念对于指导广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模型——“广告场”的立体建模

广告场是指由广告信息交换所引起的各种广告关系的总和。广告场根据其信息的承载程度和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单体广告场、群体广告场和社会广告场。单体广告场是指由一次广告传播行为所形成的广告场；群体广告场是指相关单体广告场的有机融合体；社会广告场是指所有广告场的总和。

从单体广告场的物理构成上来说，广告场由场域、场时和场强三个部分构成。场域是指广告场的地理覆盖范围，场时是指广告场影响力的时效性，场强是指广告场的影响力的强度。三者域值的范围，从宏观上来讲，主要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从中观角度来讲，主要受单体广告场的数量和差异度的影响；而从微观上来讲，主要受广告媒介的技术属性和广告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程度的影响。

从单体广告场内容构成来说，广告场涵盖了技术范畴、精神范畴和利益范畴三个方面。技术范畴主要是指广告传播媒介的类型和组合，这是广告场形成的天然物质基础；精神范畴主要是指在广告场中各个文化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这是广告场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利益范畴主要是指在广告场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争夺与共赢，这是广告场产生的内在基础。这三对范畴交互融合，共同构成广告场的完整体系。

三、特征——“广告场”的多元属性

第一、多元性。广告场的多元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单体广告场构成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指单体广告场之间的差异性。在 自然 经济时期，广告场的构成相对比较简单，主要由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二元对立主体构成，在这样的场域环境中，广告的者、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三位一体的，而消费者也相对单一和确定，广告场中的多元关系主要是二元对立主体。[3]步入 工业 社会以后随着广告媒介技术的发展，广告媒介作为独立的主体开始在广告场中发挥作用，广告的 科学 运作又促使广告和广告监管部门的产生，这样广告市场中的多元主体协调关系最终形成。单体广告场也并非以等量的形式存在，随着文化、技术和政治等背景因素的差异，广告场之间也千差万别。

第二、均衡性。广告场的均衡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广告场的动态性均衡，二是指广告场的静态性均衡。广告传播中的和谐与冲突两个矛盾统一体的交错影响，推动广告场不断地在动态中从一个静态均衡走向另一个静态均衡，因此，静态均衡中孕育着动态均衡，动态均衡的不断 发展 又产生着新的静态均衡。两个均衡的交互作用使广告场又具有前瞻性和发展性。

第三、系统性。广告场的系统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广告场内部广告主、广告媒介、广告、广告对象和广告监管之间的相互制衡性与整体协调性；二是指广告场中广告媒介、广告意识与广告利益的相互支撑性；三是指单体广告场与群体广告场之间的协调和共生性。

四、媒介——广告场的物质表征

随着对广告媒介概念认知的不断发展，广告媒介所涵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一般认为，一切能够承载广告信息的载体都可以称为广告媒介，因此广告的承载内容，也从单纯的商业信息的宣传扩展到社会信息的传播， 政治 广告、文化广告与商业广告共同成为社会广告传播的完整体系。广告媒介概念的扩展和社会广告的提出，这是广告场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的形成和强度范围不仅受 经济 利益、政治体制和文化习俗等宏观方面的影响，还要受到广告场的构成要素和发生机制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以广告媒介的物理特性不同所形成的广告传播类型成为影响广告场三个构成要素作用力大小的主要力量。在不同的传播类型下，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各自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三者所构成的广告场也因此千差万别。

广告传播类型与广告场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需要是社会广告产生和发展的原在基础，而广告媒介的技术革新则是广告传播的现实基础，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也随着广告媒介的物理属性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广告传播类型比较

第一种类型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广告主体与广告客体处于相同的时空，呈现面对面的“直线型”传播场景。传播媒介技术水平最低，主要以语言、肢体语言、气味、简单的声响器等一些原态媒介为主。在广告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共同构筑的有限广告场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相互交流的符号及信息较为简单，广告场强较弱，这种广告场随着交换关系的结束，广告场也就会随着新的广告场的出现而减弱，以至于最终消失。

第二种类型是“一对多”的大众传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告主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产生的大规模广告信息传播需求，促使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产生，广告传播呈现出聚焦性的“辐射型”传播场景，广告媒介作为新生力量使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发生时空区隔。随着广告媒介内部功能的细化和外部化，广告作为新的社会力量使得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离，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互动效果最差，传播内容效果也最差。由于大众传播的离散性和无核心化，单个广告场的涵盖范围最为广泛，同时由于广告信息的泛滥性和无序性，广告场的场强相对较弱，也很难维持较长时间的广告效应。

第三种类型是“一对一”的分众传播。随着广告信息的瞬间“爆炸”，目标受众湮没在巨量的信息流中，广告大众传播的风险性越来越大，广告主迫切需要通过最有效的传播手段抓住其核心消费群，vod、互联网、手机、直投媒介等分众媒介的产生为这种需求有可能成为现实提供了可能性；从传播的有效性意义上讲，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实现了虚拟的“一对一”的“射线型”传播场景。相对于大众传播，广告场的场域开始缩小，由于广告受众个性化理念的兴起，互动效果和传播效果较好，广告场的时效性也大为增强。

第四种类型是“多对一”的聚众传播。由于大量新型环境媒介的大量涌现和楼宇电视等广告专属媒介的出现，以人为本的广告传播“focus”理念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再加上广告监管的不断成熟，广告传播也实现了“贴身性”和“宜人性”，广告传播呈现出“环绕型”场景；虽然广告场的场域相对缩小，但广告场的场强得到了增强，广告场的时效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广告传播的效果也得到了优化。

第五种类型是“多对多”的合众传播。随着广告传播理念的精深和广告媒介的人性化，广告对象对广告信息的主动寻求和充分利用使得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广告主与广告对象的交流呈现出“封闭型”的传播场景，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合作和“共赢”成为主要的广告行为，广告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时期，广告场的场域进一步缩小，而广告场的场时和场强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广告传播的效果也达到了最为理想的传播境界。

五、 规律 ——“广告场”的社会寓意

广告场自人类有目的的开始进行信息传播就诞生了，但随着广告媒介的技术进步和由此所引起的市场多角关系的形成，广告场在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史上来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广告时空角度来讲，广告场的发生机制经历了从偶然到必然、从集中到离散的过程。在人类信息传播之初，由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广告行为只是一种在有限区域发生的偶然性行为，广告场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影响范围也极为有限；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独立广告媒介和广告的出现，使得广告传播走向专业化，广告行为成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必然性社会行为，广告场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第二、从广告的交互性的角度来讲，广告场内部的信息流动经历了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再到系统传播的过程。广告传播在诞生之初，广告主是广告传播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广告对象只是被动地接受广告信息。随着社会的民主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化，以及广告对象交互成本的降低，广告对象开始有针对地与广告主进行广告信息交流。在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时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只是根据特定的广告信息在特定的传播区域进行交流，广告主和广告对象都是以自身的广告利益进行交往；而到了系统传播时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在共同的社会系统和传播体系下，他们具有共同的外部约束力量，二者之间的广告交往呈现出交融性和共赢性。

第三、从广告心理的层次来讲，广告场的影响范围经历了从无序到有机的过程。广告的心理发生机制分为认知、情绪、意志和行为四个过程，广告场由于最初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广告场的影响力只是发生在某个局部环节，呈现出很大的无序性；随着消费者研究的兴起，广告传播走向有序化和有机化，广告场的社会影响力呈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四、从广告传播内容上来讲，广告场的信息内容经历了从局部信息到整体信息的过程。广告场的信息覆盖最初只是单向度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信息，广告场较为零散化和破碎化；随着广告对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媒介之间的整合，广告信息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广告场的影响力也大幅增强。

广告场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构筑和谐的广告传播关系。笔者日前提出的“势能理论”强调的是广告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及广告主、广告媒体与广告的强势地位和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下，广告信息的传递是单向的，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当广告主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广告媒体和广告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广告主的利益，广告主、广告媒体和广告就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同盟，广告市场中的利益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这也是造成广告传播中利益冲突、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这里强调的是广告主、广告媒体与广告对广告受众的自主性责任。[5]而在广告场理论中，广告信息的传递是多方位的，是建立在广告市场中多角关系利益共享前提下，以文化缔构为最高目标的对等信息传递。广告场理论强调的是广告市场中多角关系的和谐构建与和谐传播，广告主的理想、广告受众的素养、媒体的责任、人的专业水准、广告管理的适应性都是消除隔阂、平衡关系、缔构文化、服务社会的重要元素。

注释

刘海龙：《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

第9篇：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 广告场 广告传播模式 广告传播技术 广告和谐发展

abstract the advertising field refers to the sum total of relationships caused by the advertising message exchange.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f the message taki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ingle advertising field and group advertising field. the advertising field involves in tim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eld, the scope of the field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field. it relates to the technology, spirite and benefit of the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center of the advertising field theory is the multi-side relationship’s beneficial conflict and share, contain each other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the advertising fieldthe model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advertising technologyadvertis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随着广告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广告对社会的扩散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广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系统中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告社会”已经来临。在“广告社会”缔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重新审视广告传播中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如何处理广告传播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显性或潜性关系，已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公共议题”。

一、缘起——从“媒介场”到“广告场”

传统的广告传播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传播主体孤立研究和传播模式建构两个时期。依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理论，最初的广告传播学研究人为地分成广告主研究、广告受众研究、广告媒介研究、广告内容研究和广告效果研究五大部分，但是这种孤立式的研究忽略了广告传播场景构成的有机性和系统性。广告传播模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孤立研究的片面性和分散性，认识到广告传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建构了各种理论模型试图来说明广告传播系统内的发生、发展机制。但广告传播模式研究只是粗略地勾勒了广告传播的整体框架和广告信息的运行机制，并没有解决广告传播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作用力大小和范围，也没有有效地说明广告传播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广告场理论试图把前两个时期的研究特点相互结合，构建出广告场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

“场”和“场域”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物 理学 界，“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①随后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库尔特·勒温等把“场论”引入社会心理学，认为“场”就是社会空间，是个人与环境的合体。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提出“电视场”、“新闻场”后，接着提出了“媒介场”的概念和“场域”理论，“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模式（诸如 政治 经济 、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②广告作为媒介的重要内容构成和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广告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提出广告场与广告社会的概念对于指导广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模型——“广告场”的立体建模

广告场是指由广告信息交换所引起的各种广告关系的总和。广告场根据其信息的承载程度和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单体广告场、群体广告场和社会广告场。单体广告场是指由一次广告传播行为所形成的广告场；群体广告场是指相关单体广告场的有机融合体；社会广告场是指所有广告场的总和。

从单体广告场的物理构成上来说，广告场由场域、场时和场强三个部分构成。场域是指广告场的地理覆盖范围，场时是指广告场影响力的时效性，场强是指广告场的影响力的强度。三者域值的范围，从宏观上来讲，主要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从中观角度来讲，主要受单体广告场的数量和差异度的影响；而从微观上来讲，主要受广告媒介的技术属性和广告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程度的影响。

从单体广告场内容构成来说，广告场涵盖了技术范畴、精神范畴和利益范畴三个方面。技术范畴主要是指广告传播媒介的类型和组合，这是广告场形成的天然物质基础；精神范畴主要是指在广告场中各个文化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这是广告场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利益范畴主要是指在广告场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争夺与共赢，这是广告场产生的内在基础。这三对范畴交互融合，共同构成广告场的完整体系。

三、特征——“广告场”的多元属性

第一、多元性。广告场的多元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单体广告场构成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指单体广告场之间的差异性。在 自然 经济时期，广告场的构成相对比较简单，主要由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二元对立主体构成，在这样的场域环境中，广告的者、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三位一体的，而消费者也相对单一和确定，广告场中的多元关系主要是二元对立主体。[3]步入 工业 社会以后随着广告媒介技术的发展，广告媒介作为独立的主体开始在广告场中发挥作用，广告的 科学 运作又促使广告和广告监管部门的产生，这样广告市场中的多元主体协调关系最终形成。单体广告场也并非以等量的形式存在，随着文化、技术和政治等背景因素的差异，广告场之间也千差万别。

第二、均衡性。广告场的均衡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广告场的动态性均衡，二是指广告场的静态性均衡。广告传播中的和谐与冲突两个矛盾统一体的交错影响，推动广告场不断地在动态中从一个静态均衡走向另一个静态均衡，因此，静态均衡中孕育着动态均衡，动态均衡的不断 发展 又产生着新的静态均衡。两个均衡的交互作用使广告场又具有前瞻性和发展性。

第三、系统性。广告场的系统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广告场内部广告主、广告媒介、广告、广告对象和广告监管之间的相互制衡性与整体协调性；二是指广告场中广告媒介、广告意识与广告利益的相互支撑性；三是指单体广告场与群体广告场之间的协调和共生性。

四、媒介——广告场的物质表征

随着对广告媒介概念认知的不断发展，广告媒介所涵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一般认为，一切能够承载广告信息的载体都可以称为广告媒介，因此广告的承载内容，也从单纯的商业信息的宣传扩展到社会信息的传播， 政治 广告、文化广告与商业广告共同成为社会广告传播的完整体系。广告媒介概念的扩展和社会广告的提出，这是广告场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的形成和强度范围不仅受 经济 利益、政治体制和文化习俗等宏观方面的影响，还要受到广告场的构成要素和发生机制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以广告媒介的物理特性不同所形成的广告传播类型成为影响广告场三个构成要素作用力大小的主要力量。在不同的传播类型下，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各自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三者所构成的广告场也因此千差万别。 

广告传播类型与广告场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需要是社会广告产生和发展的原在基础，而广告媒介的技术革新则是广告传播的现实基础，广告场的场域、场时和场强也随着广告媒介的物理属性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广告传播类型比较

第一种类型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广告主体与广告客体处于相同的时空，呈现面对面的“直线型”传播场景。传播媒介技术水平最低，主要以语言、肢体语言、气味、简单的声响器等一些原态媒介为主。在广告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共同构筑的有限广告场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相互交流的符号及信息较为简单，广告场强较弱，这种广告场随着交换关系的结束，广告场也就会随着新的广告场的出现而减弱，以至于最终消失。

第二种类型是“一对多”的大众传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告主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产生的大规模广告信息传播需求，促使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产生，广告传播呈现出聚焦性的“辐射型”传播场景，广告媒介作为新生力量使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发生时空区隔。随着广告媒介内部功能的细化和外部化，广告作为新的社会力量使得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离，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互动效果最差，传播内容效果也最差。由于大众传播的离散性和无核心化，单个广告场的涵盖范围最为广泛，同时由于广告信息的泛滥性和无序性，广告场的场强相对较弱，也很难维持较长时间的广告效应。

第三种类型是“一对一”的分众传播。随着广告信息的瞬间“爆炸”，目标受众湮没在巨量的信息流中，广告大众传播的风险性越来越大，广告主迫切需要通过最有效的传播手段抓住其核心消费群，vod、互联网、手机、直投媒介等分众媒介的产生为这种需求有可能成为现实提供了可能性；从传播的有效性意义上讲，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实现了虚拟的“一对一”的“射线型”传播场景。相对于大众传播，广告场的场域开始缩小，由于广告受众个性化理念的兴起，互动效果和传播效果较好，广告场的时效性也大为增强。

第四种类型是“多对一”的聚众传播。由于大量新型环境媒介的大量涌现和楼宇电视等广告专属媒介的出现，以人为本的广告传播“focus”理念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再加上广告监管的不断成熟，广告传播也实现了“贴身性”和“宜人性”，广告传播呈现出“环绕型”场景；虽然广告场的场域相对缩小，但广告场的场强得到了增强，广告场的时效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广告传播的效果也得到了优化。

第五种类型是“多对多”的合众传播。随着广告传播理念的精深和广告媒介的人性化，广告对象对广告信息的主动寻求和充分利用使得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广告主与广告对象的交流呈现出“封闭型”的传播场景，广告主与广告对象之间的合作和“共赢”成为主要的广告行为，广告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时期，广告场的场域进一步缩小，而广告场的场时和场强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广告传播的效果也达到了最为理想的传播境界。

五、 规律 ——“广告场”的社会寓意

广告场自人类有目的的开始进行信息传播就诞生了，但随着广告媒介的技术进步和由此所引起的市场多角关系的形成，广告场在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史上来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广告时空角度来讲，广告场的发生机制经历了从偶然到必然、从集中到离散的过程。在人类信息传播之初，由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广告行为只是一种在有限区域发生的偶然性行为，广告场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影响范围也极为有限；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独立广告媒介和广告的出现，使得广告传播走向专业化，广告行为成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必然性社会行为，广告场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第二、从广告的交互性的角度来讲，广告场内部的信息流动经历了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再到系统传播的过程。广告传播在诞生之初，广告主是广告传播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广告对象只是被动地接受广告信息。随着社会的民主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化，以及广告对象交互成本的降低，广告对象开始有针对地与广告主进行广告信息交流。在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时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只是根据特定的广告信息在特定的传播区域进行交流，广告主和广告对象都是以自身的广告利益进行交往；而到了系统传播时期，广告主与广告对象在共同的社会系统和传播体系下，他们具有共同的外部约束力量，二者之间的广告交往呈现出交融性和共赢性。

第三、从广告心理的层次来讲，广告场的影响范围经历了从无序到有机的过程。广告的心理发生机制分为认知、情绪、意志和行为四个过程，广告场由于最初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广告场的影响力只是发生在某个局部环节，呈现出很大的无序性；随着消费者研究的兴起，广告传播走向有序化和有机化，广告场的社会影响力呈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四、从广告传播内容上来讲，广告场的信息内容经历了从局部信息到整体信息的过程。广告场的信息覆盖最初只是单向度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信息，广告场较为零散化和破碎化；随着广告对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媒介之间的整合，广告信息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广告场的影响力也大幅增强。

广告场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构筑和谐的广告传播关系。笔者日前提出的“势能理论”强调的是广告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及广告主、广告媒体与广告的强势地位和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下，广告信息的传递是单向的，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当广告主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广告媒体和广告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广告主的利益，广告主、广告媒体和广告就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同盟，广告市场中的利益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这也是造成广告传播中利益冲突、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这里强调的是广告主、广告媒体与广告对广告受众的自主性责任。[5]而在广告场理论中，广告信息的传递是多方位的，是建立在广告市场中多角关系利益共享前提下，以文化缔构为最高目标的对等信息传递。广告场理论强调的是广告市场中多角关系的和谐构建与和谐传播，广告主的理想、广告受众的素养、媒体的责任、人的专业水准、广告管理的适应性都是消除隔阂、平衡关系、缔构文化、服务社会的重要元素。

注释

刘海龙：《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