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 经济 可持续发展 建设 分析

Abstract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 and fate. They become the major problems concerned by the whole world and urgently to be solved.

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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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生态市场经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18-05

党的“十七大”科学地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指出“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必须“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就是形成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体制。

1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呈现逆向运动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实现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近几年，我们按照《决定》规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又取得了新进展。这些表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已经初步实现。它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近20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却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际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基本上没有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它的弊端日益强化，其粗放程度不断加深。这种“高开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高的自然生态代价和人与社会代价，导致今日我国“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发展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其体制根源就在于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与不可持续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的可持续体制机制。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的。由此决定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根本一致性。因而，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应当是同步运动中协调发展。然而，国际国内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比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艰难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是难以达到同步运动的。即使是这样，两者也不应发生逆向运动，至少也应当是同向运动。但是，在我国却出现了逆向运动：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确实是“物”的世界大大发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未能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功能与弊端获得了充分表现，导致自然生态、人身生态、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以人的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生产力增长，确实是“人”的世界贬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败。尤其是我国经济快速高速增长过程中过度的资源消耗，过大的环境污染，过重的生态伤害，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与生态赤字扩大同快速积累的经济增长之间严重失衡，经济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约束的矛盾加深，极大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撇开社会制度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属于传统经济体制，它们都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无限增加为目的和动力，并且把实现这一目的视为传统经济体制运行的最高原则。因此，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环境与掠夺生态的基础之上。因而，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传统经济体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10多年来，两个根本性转变逆向运动的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能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窠臼，也就是说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一是不仅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9.6%，从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长都超过10%；为盲目追求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的“极端发展主义”盛行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发展没有改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那种数量速度型、外延扩张式的老路。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抑制这种盲目数量扩张的制度和机制，显得勉为其难与无能为力。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二轮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价，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民众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加深，使我们探索的新型工业道路并没有改变我国在传统工业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克服传统工业化那种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显得无能为力。

（3）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来看，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都是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使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因此，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态与经济的脱离和对立为特征。它不仅没有保障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机制；更没有为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资源与环境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由于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在创造经济生产力的同时，削弱生态生产力，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没有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这个根本缺陷。没有解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尖锐矛盾问题。在创造经济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日益富裕的同时，削弱了生态生产力，使我国生态贫困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资源环境掠夺型的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初步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带有这种传统体制的痕迹，还保留着生态与经济相脱离和对立的特征，实际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美国著名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只是相信市场力量，尊重市场原理而不尊重生态原理，尤其是无视生态可持续性原理，使当今自由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将会导致现代市场经济崩溃。于是，他引用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总裁厄于斯泰因•达勒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当今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应当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实现环境掠夺型经济体制向环境保护型经济体制的转换，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2 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身，应当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二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体制的要义应是基于生态和人文关怀的生态可持续性，从而以生态可持续性原则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生态市场经济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反映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发展趋势上讲，生态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如果说，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超越与理论超越。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与战略任务。

（1）从理论上看，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

首先，在马克思学说中，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不仅为当今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生态内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因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理论，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视为分散的和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视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阐明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观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这就是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更是如此。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深刻地回答了“发展”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把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界定发展的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基本要素发展构成的整体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经济系统看成为不依赖外部环境，其交换及运动发展只是在经济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进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无限增长。这就使得传统经济体制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因素又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态”和“”的性质，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理论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真正成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其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是当今世界系统中生态环境是可持续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现代经济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源泉。因此，生态环境已从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这是生态环境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这就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内在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使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再次，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使我们党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并要求形成与建设生态文明相适应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因此，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化”、 “体制化”，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和与它相适应的可持续经济体制，它们不仅反映经济学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态学的真理。

（2）从实践上看，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使当今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二是经济目标的人性化，三是经济形态的知识化（包括信息化）。这三大历史潮流的有机统一，是21世纪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事实表明，能够适应三大发展趋势有机统一的经济体制，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能够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态向度及其统一性，突显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和人与人协调和谐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这才是最根本的经济生态化、人性化、知识化的真谛。

其次，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决定着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布朗都强调当今世界系统已经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变，使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进入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因而，世界各国生态系统提供的优良的生态产品越来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态资本存量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我国，必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稀缺程度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说，我国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经济局面，物质资本日益雄厚，经济正在走向富裕。当今中国发展由经济贫困走向经济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又付出了物质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公平的代价，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因而，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在由生态脆弱走向生态贫困。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说的：“我国的生态贫困状况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保障我国不断走向经济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态贫困，努力改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

再次，近几年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推进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变，构建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经济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生态化；与此同时，加大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海南、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安徽、陕西等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正在进入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使生态工业园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报道，目前在广西、辽宁、江苏、山东、天津、新疆、内蒙古、浙江、广东等省市自治区展开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试点，覆盖各种传统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推动着现有工业园区发展向生态化方向转型，提升工业园区发展的生态化水平，从而加速了我国新型工业化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展示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新观念，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所有这些表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是有坚实的、丰富的实践基础的。

3 小 结

如果说，“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那么创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与战略任务，就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德国学者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围绕关注环境而组织的市场经济，德国也不例外。”这就告诉我们，建立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上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现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要比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而且要比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是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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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primely actualized. B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here seem to be opposite movement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both of which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s. The opposit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odern market primely built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belonging to a kind of antiecology without basic capac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the market system now in China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to an economic market system of socialism t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bedrock for the nonce, but it is still a longrange and formidable systematic project to be done.

第3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 产业政策 原料危机 可持续发展

日本政府历来都把产业结构优化放在首位。特别是在二战后,为了加快经济恢复步伐,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日本在国际经济资源分配和国际市场分割中的比例,更是积极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使其经历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过程，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复兴时期(战后～50年代末)

战前的统制经济路线因战败而受挫。在国内,经济生活被失业、通货膨胀、粮食和原料危机所困扰,举步维艰;在国外,世界市场的分割发生了很大变化，且战前出口量最大的纤维品已为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自给所代替,重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又较弱,再加上战时的生产体制彻底崩溃,国内的产业生产疲惫,进出口额巨减,生产物资供应总量不足。因此当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经济秩序。这一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很有弹性，能迅速根据国际经济形式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日本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推出了一系列产业政策：重点生产方式（倾斜生产方式），产业合理化，产业扶植与振兴政策。

这一阶段，通过产业政策的及时调整,以及经济计划的指导，日本的产业结构模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变。

二、经济的高速增长期(60年代初～70年代初）

1960年，池田内阁制订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计划“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1963年通产省的产业结构审议会通过《60年代产业构想》，第一次提出了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统一政策体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由于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的公害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且当时国际经济背景是石油危机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局面，加上美元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期。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赋予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新涵义;从“重化工业”向“知识密集化”转化，“知识密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1970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70展望）明确提出产业结构将以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知识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装配业为中心的结构。要大力发展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高科技产业，高组装产业，时髦产业和知识产业。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暂时告一段落，产业结构开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三、经济稳定增长时期(70年代初～80年代中期)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外诸多挑战。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主要问题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生产集中带来城市人口拥挤；城市化带来公共设施不足及通货膨胀等等“增长的代价”。国际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日本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导致国际摩擦频繁及日元面临升值;二是1973年和1979的二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极大挑战。在国内外压力下，日本政府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的方向。

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经过调整，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新结构转换时期，即现代化的结构转换时期。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比重停止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出口和内需扩大并重；国际分工参与方式由“加工贸易型”转变为“水平分工型”。

四、经济结构调整时期(1985年～1990年)

政府在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内需扩大”新政策。除政府编制大型预算外，还采取种种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和刺激社会投资；推进地方公债来修筑公共设施；提高工资等等；其次，鼓励海外投资，鼓励资本输出；第三，加大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政府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普及周休二日制，扩大中高龄者和妇女的就业机会，发展医疗和教育等。

五、经济全球化时期(1991年～)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调整，从注重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转为向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迈进。泡沫经济之后，1992年宫泽内阁制订了由以往单纯重视生产的经济大国向重视消费者的生活大国变革的“生活大国5年计划”。主要内容为: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到富裕与舒适。对多元化的价值观提供平等的实现机会。优美的生活环境与合理的生活方式。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单一增长为目标向以“生活大国”为目标转变。但由于“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萧条局面影响之深，使上述方针受到严峻挑战，9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主要是日本市场化程度提高、经济不景气等原因造成的，更主要原因在于产业政策的本质是与市场经济的精神相背离的。

回顾日本产业政策演变历程表明，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日本就不断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可以通过日本支持的产业发展来说明。日本大力支持的主导产业50年代主要是纺织，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煤炭、钢铁，60年代后期为机械、化纤,70年代为汽车，80年代初期为家电，80年代后期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品。日本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制订经济计划，运用经济法令保证计划的落实，引导重点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广泛使用经济手段并辅之以“行政指导”,调整产业结构以促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辩证关系

1.引言

近几年，假慈善捐赠、食品安全事件、水污染事件等涉及公众安全的事件频频出现，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商业道德，导致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普遍关注。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其和谐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因素。从要求企业诚信经营、尊重员工、保护环境，到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兴起和SA8000的推行，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已与全社会乃至全球的福利联系在一起。照顾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已成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必然要求。

因此，探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把企业发展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企业与社会和谐互助的局面。

2.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著作“The Philo-

sophy of Management”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1]。1979年学者卡罗尔(Carroll)对CSR做了更全面的定义：“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责任总和。”他把企业社会责任感分为四个方面：(1)在提供社会所需要产品和服务方面能得利(经济责任)；(2)遵纪守法；(3)遵循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准则；(4)对企业运作与其中的社区福利做出积极贡献(慈善责任)[2]。后来，阿奇·卡罗尔也用金字塔式图对这四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解释。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程度不断加快，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欧美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重要国际组织的认可。世界银行、欧盟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等都给企业社会责任下了定义，其中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CSR)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欧盟则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在资源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关切整合到它们的经营运作以及它们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WBCSD将CSR定义为：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社会的生活品质。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于2002年发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要求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方面来考察业的业绩，并且各个方面都给出了涵盖的内容框架和评估指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企业社会责任引起了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内学者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探讨，得出诸多的定义：卢代富(2001)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3]。王红一(2002)指出，公司的社会责任，意味着重新定义公司的目标，除了利润最大化外，还要加入一些社会价值。也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当将他们有关公司目标的看法扩及公司的决定对于其他成员所导致的影响，如雇员、社会和环境等。换言之，公司被期望带着社会良心活动[4]。常凯(200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5]。刘俊海在《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中认为，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满足股东的利益需求为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客户、债权人、环境及当地社区的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和非法人的权利和利益[6]。

综合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超越了以往只对股东负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范畴，强调包括员工、顾客、社区、政府等一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除了对股东负责和创造财富之外，为保护企业品牌和信誉，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所应承担的一系列责任。

3.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一词是由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首先提出的，她说：“满足当代的需要，但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我们生活的地球环境，不能做过度的开发，否则，未来的子孙可以利用的空间或资源就没有或很少了，这就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生存能力。我们不能损害后代的利益，换取眼前的发展。也就是同志所说的“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因此，我们要立足今天、放眼未来，一定要做平衡长期和短期的需求的决定。作为一个企业，同样要把长期和短期的平衡运用到商业决策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企业长盛不衰。

第5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 东、中、西部; 差距与可持续发展; 别国经验; 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此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才使我们更加关注地区经济利益行为的协调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问题,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日益突出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一、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

    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国家为了便于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区域性规划。这在国家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就这样做了。二是理论界为了便于探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按三大地区来考察分析有关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平衡问题。

    东部地区: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贵州,云南,广西。我们西安在西部地区,陕、甘、宁又都是属于西部地区,有必要了解一下西部的概况: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71.4%,人口3.64亿,占全国28.6%,上世纪GDP占全国17.1%,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经济份额较低,全国最穷的省级单位都在西部。西部的特征: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达到温饱,小康不足,资源丰富,前途无量,有待开发,再创辉煌。

    二、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差距

    1.经济状况不平衡。由于区位、交通、工业、物质基础等方面原因,造成三个地区的差距,东部发达,中部较发达,西部不发达的不平衡状况。统计资料表明,从1984~1994年,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为58.4%,中部占27.2%,西部占14.4%。1998年与1995年相比,东部地区占GDP的份额由62.59%降为59.55%,仍然相当大,中部地区由23.76%上升为26.15%,西部地区由13.65%上升14.30%。

    2.人口素质方面的差距。在居民的文化程度上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底。在受教育程度上,教育经费,人均卫生经费也呈现上述趋势。而1997年,男性公民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的比重,东部为8.27%,中部为7.71%,西部为13.12%。

    3.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统计报告称,按东、中、西排列指数比生存支持为1.45:1.23:1;发展支持为1.8:1.25:1;环境支持为1.10:1.06:1;社会支持为1.63:1.52:1;智力支持为1.25:1.16:1;总体能力为1.39:1.22:1。在这些指数中,数量越大表明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毫无疑问,东部强,西部弱,差距大的是发展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这反映三大地区的差距中深层次的差距比浅层面上更为严重。

    三、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东部地区。这一地区是经济技术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理所当然率先实现可持续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一地区虽然矿产资源相对较少,但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况且又毗邻港澳台,地处沿海不仅交通便捷,而且靠近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较发达的国家,是最有活力的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侧,与境外联系密切,信息灵通,物流通达。要根据这些特点调整好产业结构,例如多发展劳动、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41%,而耕地面积只占全国的32%。因地制宜利用好这些条件良好的耕地发展现代农业、创汇农业以及使农业向海洋迈进,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应贯彻保护环境和低碳经济原则。

    2.中部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腹地。这一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和交通的基础,更有国家进行能源,资源开发的许多重点建设。在全国工业布局“东靠西移“的运动中,自然处于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实力,支援西部大开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中部崛起的战略中,以中部地区为主,连接西部近中部地带,共同形成与能源基地和重工业企业配套的产业群落,是全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鉴于中部是连结东、西部的战略地位,交通的经济作用很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陆路交通。中部地区在工业技术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也可以起到承东启西的作用。在农业方面,这里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部分,是我国的粮仓。河南的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小麦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这些对我国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较好,前途无量。

    3.西部地区。这一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然环境、工业基础以及社会基础等方面较差。因此,要充分认识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可替代外部输入的加工制造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源产品;开发经营长江、黄河上游的水电;扩大西部地区农牧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省会、首府机电、航空、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在西部地区广袤的国土上,一方面有丰裕的水、土等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有自然资源稀缺薄弱的一面。针对这些特点,从半干旱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各业。注意发展边境贸易和边疆经济。

    1999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日益显现,形势越来越好。

    四、别国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考察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看到,世界上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都有一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美国和日本地区协调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

    1.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版图只是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后来逐步向西扩张,发展成现在的面积。在中、西部的开发中,美国实行了许多优惠的政策,例如免税、贷款等等,使得中、西得以快速发展。当然,美国在中西部开发中,特别开矿业发展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等问题。美国地理位置好的一面是西部也是海洋,而我国西部地形复杂,多为高原、戈壁、高山、草原。

    2.日本。日本是个岛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北海道条件差,较为寒冷,因此开发较晚,但因为有工业

    基础和经济实力,如今开发得不错。北海道已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基地,发展态势不错。

    3.俄罗斯。俄罗斯今天的面积仍为世界第一。前苏联曾经有过开发西伯利亚的打算,但除了搞一点核基地之外,其他未曾有什么作为。至今西伯利亚,特别是远东地区的西伯利亚有待开发。按照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政治状况,恐怕很难提到日程上来。

    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面积也较大,他们也有个中部开发和西部发展问题。澳大利亚的人口分布也主要在沿海和东部,因为人口少,所以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解决不了。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

    上述情况表明,在解决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上,世界上有的国家走在我国的前列,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们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不能再出现。还有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尚未提到日程上来。我国处在世界各国解决地区协调发展的大队伍中间,前有领跑者、后有追兵,只要利用好这一机遇,一定会把我国西部开发建设好。

    五、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1.毛泽东的论述。毛泽东1956年写下了《论十大关系》、文中论述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十个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强调解决好这些关系至关重要。

    2.邓小平“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又说:“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时,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以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别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战略思想。

    3.江泽民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论述。1999年6月9日和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发表了两次讲话。他说:“不失时机地研究西部大开发问题,要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时机已经成熟,要大开发,就是要搞大动作、大思路、要有大手笔。他强调:没有西部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国的繁荣昌盛;没有西部的社会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没有西部的全面振兴,就没有中国的振兴;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第6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如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指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它不仅仅考虑的是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同时兼顾到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协调、综合的发展和进步。它追求的是社会正义，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

1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1987 年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发展，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求。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对18、19 世纪那种掠夺式的发展的反思后做出的。

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根据这个表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能够只追求经济的自我增长，而是既要考虑到经济的主要的产值方面的实现，又要保持能够在未来能够拥有永不衰竭的发展的动力。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战略，它主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生态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是一种与各个要素之间建立广泛而又友好的关系，并实现其良好的互动局面的法则。着中法则的最终实现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实现又是需要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之上，而后实现的一种多边的相互作用的共赢局面。

2 经济法价值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

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个原则入手，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

2. 1 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指的是在能够承载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各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其主旨是，人类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都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对自然资源有限度的利用。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视眼前的利益，用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的增长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一点在经济法中必须体现.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至于是以牺牲其他的资源，环境等作为条件的交换。这样是督促经济的发展走集约型路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2. 2 公平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满足全体社会人民的愿望，两极分化是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它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敌人。满足这一代人的愿望，也必须以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作为前提。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的，有效的发展。

2. 3 共同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则其实是和公平性原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共同的去遵守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损害集体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实现的是经济、社会、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而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这一点也是经济法立法必须引入的规则。[论/文/网 LunWenData/Com]

3 经济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发展是以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成功的衡量的标准，如果仅仅是经济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将是不能够被定义为社会的发展。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究其实质是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法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会成员差异的条件下来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平.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经济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经济法的观念，都始终是从社会出发的，是对于社会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从经济法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但同时也不放弃个人的利益。就是将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作为可持续发展而言，也是从社会整体成员考虑为出发点，并且根据社会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及时的调整，对于会破坏经济平稳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相印的措施，及时的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都是站在社会全体利益的视角进行思考的。其次，从市场和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市场的调节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规制法就弥补了由于各种因为垄断或者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一些阻碍市场正常运行的因素。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知，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损害后展的需求。这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同代的公平又要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从此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不谋而合，都是要实现公平，共同发展。把阻碍当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发展的因素消除，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法之间来看。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法的制定最终也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为目的的。以保证国家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总之，经济法和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存在着不尽暗合的。用经济法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种最自然的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下，经济法会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得到新的突破。 [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程信和，李挚萍。 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 新［J］。 学术研究，2001.

［2］王全兴，樊启荣。 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 法商研究，1998，（3） .

第7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8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整体。社会整体利益是在整合无数千差万别的社会个体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是一定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有机总体生存、发展需要的客观对象。社会整体利益应具历史内涵，它是动态的、能持续满足社会成员有机总体生存、发展需求的一切客观对象。人类的生存发展以社会整体利益动态、持续地实现为前提，客观上要求经济法应确定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持续发展理念下经济法视角的拓展

经济法的持续发展理念强调的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运用国家之手宏观地调控市场，克服市场经济的固有局限，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持续实现。单纯的经济增长会导致资源耗减、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又因人口、资本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会达到极限，加之人类为追求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难持续地满足人类的需求，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人类在不断反省中认识到经济增长只能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提出经济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衡量指标：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但更关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承认自然环境的价值，以自然环境资源为基础，同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经济法在追求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这一法的目标时，只有确立持续发展的理念，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三、经济法治建设中应凸显持续发展理念

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作为独立的法部门，经济法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其基本功能在于立足于社会整体，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协调，使其符合客观规律，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经济法的本质内在地决定了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律保障，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及未来经济法的根本目标。经济法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反映着经济法的规定性，该理念下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表现为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持续实现，这种价值追求已深入到经济法学研究、经济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持续发展理念应成为经济法学和经济法的灵魂。首先，经济法学研究应尊重客观规律，真实地凸显持续发展理念，而不是回避。其次，经济法的制定应直接体现持续发展理念，以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和将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压力都非常大，总结我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和教训，经济法的制定不得不直面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关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中国，当前尤为突出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要结合起来，需设置相应的法律机制，关注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支撑的基础上，国家宏观调控，除应尊重经济规律，还必须尊重生态环境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从宏观上把握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制约关系，实现其相互间的平衡，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持，也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客观上要求创建有效法律机制，限制、阻断因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性给竞争秩序带来的危害，在市场竞争中，突出公益的维护，加大对公害的治理力度。持续发展理念还应落实到经济法实施的各环节。法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即使有了立法，有了科学、完备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的目标也并非能自动实现，它需要通过守法、执法和司法等方式将经济法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现实。社会成员对持续发展理念的接受，提升各社会成员的持续发展理念，引导其经济行为选择考虑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并能动地作用于各自遵守经济法的活动中，经济法的实现就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问题更为突出的是执法和司法，执法者和司法者本身若缺乏持续发展的经济法理念，对经济法的适用往往只注重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维护，经济法的精神实质得不到落实，由此会产生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影响社会成员对经济法的自觉遵守，影响经济法目标的最终实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培育、提升执法者和司法者自身持续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四、结语

第9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文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

可持续发展源于人们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是否可以永续性取得，财富是否可无限地增长等问题的讨论以及人们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的忧虑。其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得到重大关注。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世界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导致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从而在世界范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内引发了人类对发展观念的争论。10年后，两位著名学者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即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同年，一个非正式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有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概念。1987年，以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可持续有3个特征：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三者之间不可分离。孤立追求经济持续必然导致经济崩溃；孤立追求生态持续达不到实现全球环境的美化。生态持续是持续、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符合系统的持续、稳定以及健康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是简单地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当代人类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保持自然资源的潜在能力，以满足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是只顾发展不顾环境，而是尽力使发展与环境协调，防止、减少并治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使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可以持续不断的，不是会在有朝一日被限制或中断的发展，它既能满足当今的需要，又不致危及人类未来的发展。

三、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指导作用。此外，经济法产生的目的也决定了它与可持续发展的天然密切联系。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调整，它是以国家为主导推行的，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制形式，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发展模式的调整必然必须借助经济法功能和调整机制。从而，二者结合是发展的必然。

（一）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相似性

虽然调整经济的法律规范早已存在，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却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自发调节的弊端所导致的总体发展不平衡、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逐渐加剧，国家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应运而生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几乎是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被提出的。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如土地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人们在寻找解决现代社会各种危机和问题的途径时选择和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经济法是人们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补救的产物，是对传统法律思想和观念的变革。[1]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相似的。

（二）二者的价值取向具有相似性

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是公平、和谐与可持续等价值，反对只顾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要求它强调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张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经济法注重社会整体效益，追求国民经济运行的持续性和安全性。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保持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与和谐，维护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持续的发展秩序，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经济主体和公民个人正常的经济活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法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目的。而这些价值体现的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是相通的。

（三）范围内容的一致性

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生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发展等社会生活领域的许多方面。经济法的内容范围，如宏观调控法的制定与实施、市场秩序及规则、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配置等都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密切相关，既有宏观的社会整体要求，又注重保护微观个体利益，并求得整体均衡与和谐发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构建相对稳定的秩序环境。[2]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在产生背景、价值目标和内容范围方面存在诸多相似点。在实践中二者也相互促进。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法的重要指导原则，促使经济法价值的升华，使经济法更有生命力；另一方面，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两大亚体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均衡、持续、稳定发展。

四、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之历程

以人为本的发展是我国经济法始终坚持的基本方向。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发展都将失去其必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人是社会系统的核心，因此，任何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的实施都不能离开人的积极参与，只有人才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之渊源，一项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涉及到的人的因素。[5]现代化理论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曾说过：“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6]这种发展理念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现”是完全吻合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以，发展必须尊重和保持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在发展过程中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努力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不仅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能为后代人的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和可能性，这既对维持人类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7]也正是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更是今后发展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五、可持续发展则在我国经济法中的应用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立法的影响

1.可持续发展原则为经济法立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导下， 我们就须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经济立法，查明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立法有哪些遗漏或不明确之处；有哪些不配套或冲突之处。

2.可持续发展原则使经济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更具现实适用性。在宏观方面，可持续发展原则完善和发展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税收法律“自然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不可能实现。”[8]同时， 环境问题也是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仍然存在，那么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句空话而已，反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步入良性轨道。所以，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就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在微观方面，可持续发展原则丰富了市场规制法平理念的内涵， 促进了市场规制法的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结合，特别是代际公平，它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核心所在。但是，现行的经济法的公平观念仅是当代人的公平，这是不利于人类的普遍持续性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对导致代内不公平与代际不公平的制度与立法因素进行重新处理；对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合理配置。与此同时，还须进行一些超前性技术开发和研究，从而最终促进代际代内公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