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精选(九篇)

第1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第2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第三次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28903

1引言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俯瞰世界，纵观全局，站在时展的最前沿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重新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让这伟大的思想历久弥新、重新焕发光彩对于加快实现社会第三次转型，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指引作用。

2解读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状况，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支撑。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的合理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2]马克思还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马克思在原著中多次提及并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他从物的角度和人的角度两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生产领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影响甚至控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所说的“革命阶级本身”是指工人阶级，这时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的社会知识被工人阶级所掌握，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以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生产力中也包含了很多的要素即矛盾内部的各个方面，有劳动者、科学技术、管理、劳动资料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种要素凸显出来成为生产力矛盾的主要的方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主要方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状况的反思与总结。

国际社会状况：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演变到一超多强的局面，这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1]。

国内社会状况：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2]邓小平深知中国的生产力薄弱，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3]面对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局面，他开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处方。二是我国科研力量薄弱，科学技术落后。1977年5月，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人，苏联有90万人，我们只有20万人，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4]邓小平充分认识并承认了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的现状。面对我国当时高科技军事武器缺乏、工业技术老套，新型农业工具严重匮乏等状况，他将解决重点落在了科学技术上，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5]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伟大论断的指引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总而言之，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邓小平时

第3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走向 经济学类毕业生 就业

2015的世界经济走向犹如乘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尤其在年末，原油价格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市的慢熊表现使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不得不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2016年的世界经济。而在世界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受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提高经济总体水平，我国正踽踽独行在去杠杆去泡沫的崎岖征途之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小微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这场暗流中不幸触礁导致沉灭，也有部分大企业在改革的阵痛中艰难前进。而世界经济下行走势所带来的最明显的副作用莫过于对毕业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如果说世界经济走向把握着就业走向，那么对于经济学类而言，世界经济走向几乎掌控着他们就业的“生杀大权”。而在这其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了解世界经济走向究竟对经济学类毕业生造成什么的影响，笔者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展开了以福建省为主要范围以调查问卷、走访等一系列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试图找到答案。

一、世界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权威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高达74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给原本就难实现的就业现状更为沉重的一击。经济学类专业作为热门专业，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不少高考学子将经济学类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专业，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选择跨专业报考经济学类的研究生，更有甚者选择考取外国的经济学院进行深造，这使得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就业不景气的今天，人才市场上的经济学类毕业生供过于求，总体CIER指数小于1，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待业情况。而对于独立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大军中常处在下风。

独立学院由于知名度低，师资力量不够雄厚，入学门槛较低，社会认可度不足导致它们的学子在就业过程中常常碰壁。为了得到切实的证据，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势对福建省各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学生展开了真实可靠的问卷调查。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在这大规模的待业情况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所占比例要远远的高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回收的487份有效问卷中有74.13%的学生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情况下想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有近八成（80.49%，79.06%）的学生认为经济类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能力素质和学历层次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9.6%的学生认为经济对于毕业生的影响主要在于集中于就业类型，同时有80.08%的学生认为经济类专业太过热门，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影响就业问题的主要来源。而有79.88%的学生认为就目前状况来看独立学院的经济类毕业生就业前景比较一般相较于其他公立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2014年学院开设三个经济学类专业包括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生为527人，占全院毕业人数的23%，其中金融学总就业率为92.7%，国际经济与贸易总就业率为97.71%，就业总体水平较高。

2015年学院经济学类应届毕业生558人，较2014年增加31人，占全院毕业生总人数的24.2%，较上年增加1.2个百分比。其中金融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2.92%，较上年提升0.22个百分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毕业生就业率为97.71%，同上年持平，就业水平较高。

总体而言，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水平较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笔者不得不提出质疑，在如此之高的就业水平之下，就业质量又能否得到保证呢？

二、世界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低谷，许多经济学类毕业生不得不放低眼光，以就业质量来迁就就业水平。不少应届毕业生为了顺应经济及市场的大潮而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甚至打乱了他们的就业规划。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子在家里的帮助下获得与专业不符的“稳妥”工作，前途迷茫无望。而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毕业生则选择加入北漂、沪漂、广漂的大军中，与千军万马共渡独木桥，睡地下室。这些待业青年为了拥有一定的薪酬收入而选择工作稳定性低，工作安全性差，工资水平低且工作强度大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所谓的工作质量了。这些年随着我国的改革深入，经济水平得到了增长，伴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一些由就业质量引发的问题更是在悄然萌芽后开始爆发。近年来，企业员工因工作压力跳楼自杀、年轻工作者过劳死、频发的矿难等一系列意外使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工作质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就业大军中的困难户――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能够拥有一次就业机会要比所谓的就业质量要来的重要，这便使得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尤其是来自独立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质量要比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来的低。

三、世界经济对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逐渐趋向一体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世界经济的重心从生产行业向科技行业转移。在“互联网+”的跨界合作理念的不断推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就业市场对高新科技人才的需求量，间接造成了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难，使不少经济学类毕业生由于对新型产业的不了解在一次次面试中碰壁，这打击了他们的就业信心以及创业热情。

对于当今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他们在校所学习的都是过去的经济和前人的经验，在没有与眼下现状结合起来时都可谓是纸上谈兵，哪怕课业再好在实战中也不能获得先机赢得胜利。这样的学习方式让绝大多数学生在初入社会时因现实与理想不符造成了他们暂时的就业迷茫与就业失利，致使他们丧失了就业的决心，消极的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四、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学类毕业生因世界经济影响所造成的各种阻碍，针对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社会层面。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是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关键变量。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作用，更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控制者，国家应当看到眼下的就业现状，明确就业改善的目标，同时应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指导部门，为想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应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创业风险。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引导作用，建立专门的服务性网站，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各地的人社机构应当重视就业质量问题，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了解他们的现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一些相关部门应该与所在地的高等院校加强交流合作，给校大学生普及目前的就业状况，提供就业新的就业思路，加大国家就业政策的宣传，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明确了解就业市场动向，做好应对就业难题的充分准备。由于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绩效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针对具有不同“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群体从政策层面建立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就业进行合理引导和政策支持，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日益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压力[2]。

其二，作为毕业生的直接领导者――高校应该在引导毕业生就业层面下功夫。高校应该设立就业创业办公室，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前提下，结合教育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开办就业创业公选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调整心态，了解各种有关就业的咨询，掌握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从而顺利毕业走向成功。同时，应当根据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重视实践课的展开，从实际出发，提前积累就业创业的经验，为之后的职业基础打下扎实的基础，用可靠的硬件条件来面对就业挑战。

其三，大学生应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创业。2015年末，舆论的“失业潮”，“唱空论”打击了毕业生的就业的信心和创业热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社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制定适当的职业生涯实施方案，及时根据现状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正，更应该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就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要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择业者，会把为社会服务放在首位；一个好逸恶劳甚至心灵肮脏的求职者，往往把自己的择业观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勤劳致富。而作为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尤其是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在竞争条件处在劣势的情况下更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就业定位，在保证就业质量的前提下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应该主动了解就业的动向，明确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权威机关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譬如此次两会中无论是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社部负责人的发言中，都透露着许多和就业形势有关的“干货”，为自己谋得先机，获得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人定胜天，只要自身能够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笔者相信在这场就业与世界经济的博弈里终会响起胜利的号角。由于此次调研时间较为紧张，作者的水平能力有限，许多内容没能进一步深挖，文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海涵以及批评指证，以便笔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指导老师：魏鸿玲）

参考文献

[1]郭新强，胡永刚.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经济研究，2012（2）

第4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5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主义生存和的客观条件与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6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 增长

2009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同时，cpi和ppi双双呈现负增长。中国2009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目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变动不仅实际影响着处于衰退的世界经济整体，更影响着各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信心；对于中国来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完全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第一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第一，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第7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西方国家 财经危机 制度困境

当今世界总体和平，经济发展稳定前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不断的加剧着局部动荡。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既是金融危机的内容，也是金融危机的作用的结果，纵观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财经危机并不是偶发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充分显现。随着连番发作的金融动荡、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也越来越看清资本主义国家的财经危机泛滥、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制度弊端，再加上社会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等因素，让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前景更显困境。

一、从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探析其中的制度弊端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回顾与展望都呈现着一派忧虑和迷茫，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此次财经危机既凸显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变化的集中体现。西方世界持续的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等情况，加剧了社会失业率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如何尽快的摆脱经济和财政金融困境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发生财经危机的西方国家存在 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内储蓄水平较低，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依托欧元区以及社会福利还比较容易筹集资金，一旦经济状况不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这些国家就难以筹集充足的资金来满足双赤字与偿还到期债务的需求，从而出现债务危机。

有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政策方面寻找原因，普遍认为当前的财经危机 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自由主义，由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引发社会经济危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劳工关系的不平等加剧了原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辩护都是从多个层面展开的，当然，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源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原因。

二、对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制度困境分析

（一）国家资本主义泛滥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就有学者已将其提出。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和扩张，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作用下，剩余价值和生产量难以均衡时，就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很多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弊端和制度原因，也有国家政府相继对经济运行和财富分配的直接干预，以50、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实施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这种依赖政府解除危机的方式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国家债务急剧上升，从原有的社会私有企业破产转变成国家公有破产。

（二）金融资本主义失控

资本主义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金融资本的运作越来越独立化，让西方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为了实现金融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对各种金融资本进行限制，试图削弱其他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权力。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鼓噪和极力推行的私有化、松弛市场管制、弱化金融监管的恶果，美国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率从1975年的约5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15%，这也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彻底破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财经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源配置和分配结果看似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实则不然。近几年的经济社会现实也越来越验证了这个猜想。西方国家发生财经危机以后，社会失业率明显增多，且社会失业率显示了社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被视为中产阶级社会中坚力量也在明显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不管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或者支持哪个政党给出20%最富有人群拥有大约60%财富的猜测，明显不符合财经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这个比例也将会不断扩大。

（四）周期性财经危机加深危机矛盾

西方经济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普遍共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每一次激化，由此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严重打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与发展，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金融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已难以改变危机矛盾，西方经济出现了繁荣期拉长、衰退期缩短、波动幅度减小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西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新市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物品进入西方国家，全力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为西方国家政府对财经危机后经济调控提供新空间。

三、结束语

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周期性出现，给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较大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全球纵横联系这一世界经济走向，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现状，分析西方国家财经危机，认识引起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现实原因，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洪流中，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第8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贸易 形式判断 贸易前景展望

世界经济在危机后迎来复苏，推动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续投资、恢复内需，加大贸易力度，尤其是新兴的经济体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发展仍然不平衡，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所以相关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深入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这种方式对前景展望有着重要意义。

一、判断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

（一）世界经济贸易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世界经济比上年增长1.4%，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6.2%，世界经济复苏有一定积极影响。例如，美国整体经济呈现良好局面；欧洲债券危机有一定缓解；新型市场得到平缓调整；资本投资市场的经营着回复信心。具体情况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形势（%）

（二）政策空间不足，推出政策面临考验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将利率水平降低，积极而宽松的政策能够为国家带来大量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但是全球经济发展仍处于增长期，在这种形式下，市场要求财政进行大力整顿，从另一方面来讲，资金的较大缺口，使经济复苏不够稳定，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现象。

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从短期来看，现如今出现的经济复苏加剧的现象，都面临一定风险。首先，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还不够强大，发达国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门拥有较高债务，欧洲的金融体系面对很大压力，社会也出现了高失业率的现象，持续走高的油价也给市场带来了潜在的影响。然后，欧洲相关财政部门的建立，以及相关机制的制定和措施的应用，为其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较短时间内欧债危机无法解决，而且这些措施无法处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出现的债务问题，这种全新的债务问题应找寻新的方法。

（三）经济变化的产生原因

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在速度和经济冲击的选择上存在一定问题。经济活动是因为财政过度调整，而导致不利影响。相关人员对市场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关人员过早取消刺激性支出，还可能导致新的经济打击，而且若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势头，相关单位要进行额外笔记，避免政府出现两难的困境。目前，结束欧元危机、恢复信息是欧洲最紧迫的政策任务，所以相关单位人员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程度，并进行相应调整，合理控制去杠杆化过程，并颁布更多流动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财政部门的货币管理更为温和。

二、世界经济贸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欧债影响的逐渐恶化，金融市场十分脆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发达经济体系会受到风险危机，新兴的经济体制外部需求不强，内部缺乏调整，经济增长率较慢。所以，国际相关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持有悲观态度，世界银行在全球出现经济危机时，重点国家及地区的应对措施的前景展望先汇报如下：

（一）美国与欧洲地区

美国经济受到日本海啸和欧洲影响，企业内部的失业率上涨，消费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1%，这种情况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而个人消费开支和库存投资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资增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欧洲地区因为家庭消费以及制造业的萎靡现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全年经济增长速率缓慢，希腊因为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回缩7.1%，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例如葡萄牙回缩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国家德国的增长率为3.1%，支撑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情况。

（二）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日本因为债务危机、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外需减少。而日本地震的产生导致个人消费、住宅投资等一系列行为阻碍经济增长，自2012年以来，日本因外部环境改善，使经济缓慢回升，灾后重建工作也强化了投资者对日本企业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本币走强以及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问题，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以至于没有跟上全球发展势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2.8%，增长幅度没有达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过去三年最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东北非地区因为剧烈的政治影响，导致该地的国家经济活动受到制约，而同时外部环境导致增长变慢，增长率不高。

（三）发展前景的应对措施

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两种风险，应尽量改善失业率，确保国家增加的就业人员与实际失业人数向平衡，避免经济复苏现象反复出现，改善就业市场，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决经济结构性视野逐渐恶化的问题；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应重视经济复苏存在的外在风险，尤其日本要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其他国家要主要政治引发的经济影响。新兴市场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虽然其整体运行进行较慢，但是这种发展形式仍然有足够多的政策空间。中国在这场变动中，只受到一些影响，没有巨大变动，经济仍保持增长的局面。尽管增长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体表现较好，前景乐观。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世界贸易形式的判断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够得知，尽管很多国家受到世界复苏缓慢的影响，但是通过发达国家的带动，近年来，投资形势呈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会议内容，世界FDI持续增长，规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机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经济在2012年复苏的脆弱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欧元债务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也对全球投资造成影响，所以相关人员应该谨慎对待，采取合理的改进，促使是经济能够得到增长。

参考文献：

[1]于培伟.扫描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新变化[J].中国远洋航务，2014（3）：167-168

[2]刘鑫.浅析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知识经济，2014（4）：194-195

第9篇：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汇率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032-05

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他指出，世界经济失衡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截止目前，共出现了三次世界经济失衡。第一次世界经济失衡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告终。第二次世界经济失衡以“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元贬值得到解决为结果。两次经济失衡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需要关注世界经济失衡及其解决方式，使世界经济失衡对经济的冲击最小化。第三次世界经济失衡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9年的3.22％上升至2007年的11.31％。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亿美元上升至2万多亿美元，2006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创历史新高，达7636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达8115亿美元，所欠外债高达2.54万亿美元，其经济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由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30％，加上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3／4。因此，经济学界把美国经济失衡称为全球经济失衡。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世界经济失衡看成是以美国为一方(逆差)，以其他国家为另一方(顺差)的失衡。IMF认为，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和财政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失衡还将扩大，这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突然的破坏。这种观点从贸易失衡角度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阐述，但是没有说明造成贸易失衡和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

Ricardo J．Caballero和Arvind Krishnamurthy从金融危机发生角度对经济失衡的表现进行了阐述。认为流入其他国家的资产是追求更高收益，而流入美国的资产主要是追求资产保值，这促使美国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化，进而引发了资产证券化泡沫，是世界经济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他们的看法得到了美国一部分学者的认同，但是明显的缺点是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没有阐述，并且对世界经济失衡表现的分析限于表面化。

Dooley，Landu和Garber把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一种新布雷顿森林体制。把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有意识的、稳定的安排，称这种安排为“新布雷顿森林体制”，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是由净储蓄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所推动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布雷顿森林体制恢复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也着重从新布雷顿森林体制或是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角度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并没有给出本次世界经济失衡的解决方式。

刘威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三个特点：第一，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各国之间货物贸易失衡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收支失衡，其中，收支逆差方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美国。第二，经常账户顺差方主要集中在东亚经济体和主要产油国。第三，经常账户收支失衡进一步引发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跨国资本流动，使其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失衡。并且认为，两个因素制约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一是各主要经济体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上缺乏积极性。二是各主要经济体的传统观念难以改变。

罗纳德・麦金农和冈瑟・施纳布尔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种含义：第一，全球性的储蓄(贸易)失衡，主要反映在美国的高额贸易逆差及中国、日本、德国、石油出口国和许多小国家的贸易顺差上。第二，由中国对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导致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大规模失衡。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能通过私人资本流出等正常渠道流出，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外汇(其中有些投资于美国国债)。国家之间储蓄与投资不平衡是当前最受关注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刘骏民和李凌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长。第二，德国、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主要产油国持续处于经常项目顺差状态。第三，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与上述观点不同，曾珠着重从经济格局变化角度论证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形式：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二是世界贸易格局的演变：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三是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四是全球人口流动与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性：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日益走向背离。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石油出口国、中国等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专家学者在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方式上的看法存在差异，但是公认的看法是：美国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全球经常项目逆差和顺差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并且数额越来越庞大，以至于其可维持性成为问题，出现了调整的必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出现了失衡。

二、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及持续性

对于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及持续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从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地位不变的角度看，失衡状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由于美国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的中心地位造成的。

Bemanket提出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根本原因在国外，是过去十年中全球性储蓄过剩所导致的。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意愿储蓄大于意愿投资，由于美国的经济、美元的优势使得过剩的储蓄投向了美国市场，从而压低了长期的实际利率，抬升了美元汇率，并引起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市泡沫和随后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美国国内居民在财富增长的情况下，增加了商品和服务消费，这其中包括大量进口商品的消费。这种观点在美国政客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与实际不相符。

Chinn和Ito，Dooley等学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美国内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美国财政赤字是引起其经常帐户赤字的重要原因。Gourinchas和Rey，Caballero等学者的研究则从资源重新配置角度，强调了美国的增长潜力和金融服务体系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起的作用。不过，

Caballero等学者更为强调美国经济较高的增长潜力以及金融服务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Gourinchas和Rey则是从资产组合以及美国金融地位转换角度来进行分析的。

Carol C．Bertaut．Steven B．Kamin和Charles P．Thomast通过美国收支平衡表的一个局部均衡模型，表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还会继续扩大。与美元价值较高的时期相比，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短期仍然是可持续的，但长期是无法持续的。

雷达和黄族胜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内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而不是内外均衡同时实现。21世纪以米，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重要原因。次贷危机的发生，可能会使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好转的势头发生逆转。

李新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此次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由美国的政策机制造成的，有关国家还对该机制起到了维护作用，致使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改变，但长期“失衡”下去毕竟会造成严重后果。

王宇认为，全球经济平衡是相对的、短期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短期内，全球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双赤字是否能减少。二是亚洲能否逐步降低储蓄率。三是世界经济能否继续保持低通胀下的较快增长。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个方面都显示出较好的态势。

(二)从美国赤字风险积累的角度看，外部失衡状况很难维持

Eichengreen，Obstfeld和Rogoff等认为，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和亚洲各国内部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亚洲国家将不再对美国提供廉价融资资本，抛售美元的结果只能促使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方式来调整国际收支。

陈继勇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基础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而美中贸易收支不平衡是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实质是美中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难以持续，使美中贸易失衡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在其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将难以持续。

唐朱昌和丁骋骋侧重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来分析经济失衡。通过对48个国家(地区)国际收支平衡表两个账户顺差、逆差年份的均值检验发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收支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国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入与该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有关，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又与法律渊源有着紧密关联，由此认为，法律制度影响到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之一。

吴宏和刘威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是一种美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货物贸易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集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达经济体集聚，带来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亚洲发展经济体之间互补贸易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由于多种因素长期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致使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很可能难以持续。

刘骏民和李凌云侧重从经济虚拟化角度论证了经济失衡的成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货币虚拟化。货币虚拟化导致了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的区分，这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换回大量商品和资源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可能。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当前的国际货币秩序从根本上讲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状态是世界金融市场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危机的根源。

可以看出，世界经济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经济政策和生产条件差异是形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虽然对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一致的看法是：世界经济失衡状态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世界经济失衡局面，以避免经济失衡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

三、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方式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调整经济失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Rui Mano提出了渐进性地调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3种方式：一是名义产出增长和可能的不用产出增长路径，在未来有助于减缓美国经常账户失衡。二是政策干预，包括大多数亚洲国家、石油出口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渐减少对美元的持有量，增加本国货币调整的灵活性和减少资本流动的限制，都有利于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三是大部分亚洲国家增加本国汇率的灵活性。

Obstfeld和Rogoff主张美元应该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30％～35％，以进行主动调整，并以此来规避投资者丧失信心所导致的被动调整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看法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是仍然存在问题：美元贬值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丁骋骋以中国的“双顺差为例”，将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方法从经常账户拓展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认为经常账户不平衡可能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而资本账户失衡则可能是国内金融结构缺陷造成的。在调节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时，无论是支出转换型政策还是支出增减型政策，只能起到数量和规模上的调节作用，要根本解决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需要通过供给政策实现结构性调整。

夏斌认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国与国之间充满利益博弈的长期摩擦过程。美国应该承担起大国的责任，相关国家在不希望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应配合美国经济渐进式的结构调整，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

刘威认为，应该渐进式地调整外国对美国的资金流入，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建立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以逐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问题。国际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有序的过程，无序调整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各主要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协调机制，制订具体的行动时间表，为调整失衡制定明确的政策方向与行动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