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关键词:国际问题　和平　发展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关系到世界全局的整个世界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的主要问题，它反映出一定时间内世界发展的突出特征和基本趋势。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形势出现缓和。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科学地分析了形势和多种力量的消长及相互关系，仔细地研究了世界诸多重要问题及对世界的影响，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其依据是什么呢?从政治上看，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从军事上看，美苏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核武器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使谁也不敢轻易动手;从经济上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加强，都面临发展问题。的确，冷战结束后，美苏对峙引发世界大战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国际形势继续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印证。然而，面对伊拉克，特别是南联盟被侵略和我驻南使馆遭袭击，人们难免要问世界的主题变了吗?我们认为，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十分猖撅，世界和平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仍然没有改变。

    第一，国际形势继续趋于缓和。冷战、对抗没有给两个超级大国带来什么好处。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从军事领域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各国都专注国内问题的解决，重视发展和社会问题。虽然霸权主义为自身独霸世界的战略利益发动战争，但当达到目的后就立即停战，免得陷得太深，拖垮经济。这些客观上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继续缓和。

    事实上，苏联解体，华约消失，附属于两大阵营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不复存在，成了国际形势继续缓和的有利因素。尽管俄美对抗没有也不会消失，但双方有对抗，有妥协，又有合作。双方在科索沃问题上严重对抗，剑拔妈弩张，但最终还是坐下来谈判，达成了某种妥协。一些地区和国家因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等问题不断发生冲突，但经国际社会的调停和各自出于缓和的考虑，谈判或试图谈判解决分歧和问题，大都有所缓和，如以巴、叙以和谈，埃厄和谈等。朝鲜和韩国在自主统一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使热点降温。因此，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继续缓和将是今后世界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而缓和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二，具有世界上最庞大军备，特别是核军备的两个大国的军事势力客观上对世界战争起着制约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仍可以同美国一比高低，但经济不景气，国力衰落，难以承受大的战争。美国虽在常规武器上超过俄罗斯，而且综合国力较强，但它不能不顾及俄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因此，在车臣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只能要求维护车臣的“人权”，或进行制裁，即不能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另外，从现代战争的威力看，强者之间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投有的，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同时毁灭，尤其是核战争。所以，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及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世界有望获得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

    第三，和平是当代世界人民面临的头等大事，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和平力量日益壮大，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受害最深的还是人民，因此人民是坚决反对战争的，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科索沃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俄罗斯两国及其人民强烈反对北约的侵略，美国及其意大利等盟国的人民纷纷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对南联盟的野蛮空袭。目前世界人民更加关心和注意维护世界的和平。此外，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可以说，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维护和平的各种因素的增多，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第四，目前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一个发展问题，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首先，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迫切需要解决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过去大多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生产条件差，长期的殖民掠夺和统治，造成了这些国家严重的贫困和落后。独立后，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变。特别是由于不合理、不等价交换等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十分困难，贫穷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发达国家在经过经济上的“黄金时期”和后来的低速发展后，“发展速度”和“再发展”成了其面临的共同难题或最大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南方经济的制约。若南方经济进一步恶化，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北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已降低到了零点，和平已经到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物。因此，在认识世界的主题时，无视或试图否认战争危险性的存在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有害的。事实上，邓小平在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时，并没否认战争，相反，多次强调并提醒人们注意战争危险性的存在。他首次提出世界两个突出的问题是在1984年5月，而在同年的国庆讲话及会见外宾时，两次提到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到了1990年底，他认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比两霸争夺时复杂得多，乱得多。显而易见，邓小平经常反复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无事，而要时刻警惕战争危险性的存在，要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

第2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这四个准确把握的提法是比较新的，在我印象中出现在正式的文件报告中，这是第一次系统全面的提出，表明了中央根据世界经济新变化，提出的应对战略，需要高度重视。”张宇燕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在E11国际新平台中的作用

关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等热点话题，张宇燕提出了新兴经济体11国构成世界治理新平台(下称“E11”：即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和土耳其)的理论，而中国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将至关重要。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在谈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时，张宇燕指出，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复苏期。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在2011年出现另一次衰退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不平衡的低速增长时期。可以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是新兴经济体实力相对上升，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目前来看，发达经济体复苏较为迟缓。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投资者信心未完全恢复，虽然美联储继续推出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是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受欧洲债务危机扩散风险影响，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出现不稳定性；而日本经济仍未从长期的通缩阴影中走出；与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较为强劲。IFM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达到7.1％，2011年将增长6.4％，特别是“金砖四国”增长更为强劲。

二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虽然受到一定影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但是全球化进程没有打断，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是多极化趋势明显在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未来全球将形成多极博弈，即美欧亚三极结构，北美、欧洲、亚洲三种区域一体化路线图呈现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四是全球治理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例如：气候、全球金融监管等问题。

中国是E11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

在回答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时，张宇燕强调，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正在进入变革期。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受到世界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由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取代了以前的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危机凸显了原有治理体制的缺陷，变革呼声随之高涨；二是各国携手克服危机的努力和对危机成因的深刻反思，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关键契机。

张宇燕表示，G20地位的提升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其经济实力及地位的相对提高以及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加。在这次危机前，新兴经济体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就已经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存在，危机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来自IMF的数据显示，1991-1998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5％，新兴经济体为3.3％；1999-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新兴经济体为5.2％。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追赶发达经济体，而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变化。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强劲；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积极的经济政策，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受到各方好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规模的壮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于全球事务，如经济复苏、气候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期中，应当积极参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例子是，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份额与投票权的增加幅度为6％，经过调整，中国在IMF的份额由3.72％上升到6.39％，投票权也将从3.65％上升到6.07％，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三投票权拥有国。虽然这一调整并未撼动美国和欧盟在IFM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变化为IMF未来的改革以及其他全球治理机构决策程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针对记者提出的如何处理G20与E11的关系的问题，张宇燕认为，G20地位的提升符合E11的根本利益，E11应该立足该平台创造积极有利的发展环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E11在G20框架下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是高度相互依赖，而且依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的世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但是，新兴经济体毕竟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认识到应该更多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担上理应与发达国家有所差别。

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不仅将长期存在，其重要性还将不断提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另外的机制可以取代。同时，E11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两点决定了E11内部合作的深化和推广拥有巨大的空间。

鉴于G20将长期扮演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商全球重大事务国际平台这一角色，所以积极推动E11内部的合作明显有助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总体上E11的合作宜循序渐进，可以先仿效G7或G8，建立G20峰会前E11部长级会议制度，加强重大问题上相互间立场的协调一致。

建立E11国际新平台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谈到建立E11国际新平台，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时，张宇燕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第一。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E11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改变，而且仍然在通过G8会议加强内部政策协调，为其在G20峰会上取得更大的收获做好充足准备。

第3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4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意义

[作者简介]余建红（1968—），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江西南昌 330077）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一直高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2年11月，全球目光都聚焦在党的十上，关注中国权力交接以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政策走向。党的十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并向世人发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党的十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芒，既有很强的理论厚重感，又有很强的实践针对性；它既勾画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对未来工作进行了精心部署，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新论述、新观点，这些新论述、新观点更加清楚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得更加丰满、更加清晰，并把它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是党和国家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也必将对世界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这一令世界震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起来讲，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之路，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新道路，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崭新模式。在党的十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和全面阐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深刻的经济和制度性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无疑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给予发展中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信心和示范

西方鼓吹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干涉，认为要么依附西方，要么孤立于西方，别无他路。其实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同，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或模式。剧变后，俄罗斯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休克疗法”而失败。20世纪80年代，拉美危机宣告拉美模式失败。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宣告东南亚模式失败。非洲发展缓慢，宣告非洲模式失败。上述发展模式的失败，其共同的原因就是摆脱不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缺乏独立自主。

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不同于体制及中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模式，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独特优势，一路高歌凯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只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能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新民主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结果走了一些弯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实际、与对外开放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激发创造活力，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党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要赢得尊重和发展，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总之，坚持独立自主，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发展前途的前提和基础。

二、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中国道路、模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它还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与西方民主模式不同，西方媒体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民主方式”。中国民主政治模式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政治制度，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制度，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制度需求。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类近代化、现代化以来，新出现的另一种崭新的现代化实践模式，是对西方软实力的最大挑战。这条道路带来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令世人叹为观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外，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则认为：“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指出：“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国让现代化具有了最全面和最丰富的形式。这不仅赢得发展中国家，而且还赢得发达国家的尊重，就不用说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中国改革经验的经济过渡国家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中国选择并开创一条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宽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

三、树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建立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内进行改良，实行凯恩斯主义，走高福利社会道路，延续其生命。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补生产力发展这一课。一些国家由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本本主义地照搬照抄，强调高度计划，结果适得其反，阻碍生产力发展。1989年剧变，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只有中国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余都是发展中小国。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思想动摇，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发生了“”。这时资本主义国家气焰器张，提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

在这种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一系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四十七点三万亿元。我国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中国国情不断探索与创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带有明显特色。这个特色就表现在它把马克思主义总体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与中国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形成更能具体有效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道路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理论、道路与制度相互联系组成的整体，它们都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道路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因此，中国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树立典范，也为他们谋求各自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当今世界的格局，仍是一超多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都想领导世界，欧盟日本依附美国。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国际事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中国都深刻改变世界力量格局。政治上，中国在论坛、峰会等国际舞台都成为举世瞩目的“主角”。经济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因迅速崛起，由国际体系进入内核。世界经济由七国集团控制，转向二十国集团控制。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遭受重创。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不但使自己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拥有外汇储备三万多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购买美国国债二万多亿美元，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的贡献率达百分之二十二，高于美国，已位居世界首位。至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目前，美国、欧盟深陷债务泥潭，日本经济不景气，中国GDP仍以高于世界各国的速度保持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保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稳定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之福，只有中国才能担当拯救世界的重任。军事上，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如在隐形战机、航母、导弹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可以说，这表明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多极化将取代一超独霸天下的局面。世界格局将由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向美中制衡的G2格局，再到多极化的G0格局转变。

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十再次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主张，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人类和平事业注入了一份强大的兴奋剂。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节能减排的郑重承诺，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国积极争取加入了世贸组织，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有利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保障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谋求世界霸权，也不谋求颠覆现行国际体系，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外交场合上重申，中国永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然而一些西方国家肆意歪曲我国国防建设的目的，恶意炒作、渲染中国军事等论调。相反，美国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采取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到处兜售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却对人权、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反恐实行双重标准，甚至以武力直接干涉他国内政。而且，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积极拉拢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围追堵截，准备调集美国海军60%的军力部署在亚太，妄图把中国堵在家门口，使中国丧失合理合法的海洋权益。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与美国在人权和其他政治等领域进行合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当代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这一道路的和平发展的价值诉求，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本质要求，也深刻体现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涵，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

[参考文献]

[1]余品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示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第5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第6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一

我们知道，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和所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　家制定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发展战略的基础。越南共产党也认为，每个国家、每　个民族，首先是每个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党都必须懂得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　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基本矛盾，其发展方向如何，以便选择一个正确的、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对时代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　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　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　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人们对于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和判定是十分重要　的，如果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判断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的，那　么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必然会陷入谬误之中。不仅如此，任何对时代的不正确的认识都必　将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给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造成损失。可见越　南共产党非常重视时代问题。那么，越南共产党又是怎样判断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的　呢?

越南共产党认为，时代这个概念有时被阶段、时期、纪元或文明等概念所代替，但一　般地说，时代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志确定社会历史的分期、确定人类社会发　展的各个阶段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基础和视角出发来划分时代，对人类历史时代的划　分也就有不同的内涵。例如，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东方时期　、古代时期、日耳曼时期。摩尔根把社会史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　文明时代。还有人把时代划分为三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也有人　以技术发展的水平为依据来划分各个时代。这些划分方法虽然从时代的某一点、某一方　面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这样或那样的重要特征，但是　不可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和时代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找到了时代划分的客观基础，并在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中加以阐明。恩格斯曾经　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　史才能得到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7页。)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确定时代性质的惟一的科学基础是客观的物质条件，也就是社会　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是某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并以有相应　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处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时代则是　指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发展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注：[越]马克思列宁　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　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分析时代问　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包括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析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构成整个时代面貌的全部要素。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　出发，可以清楚地说明时代的各个方面。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还明确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是哪一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成为　支配时代运动的主要动力，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　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资本主义时代为资产阶级时代，因　为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处于上升的阶级，惟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　****制度。”(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第145页，第143页。)而工人阶　级作为大工业生产的产儿，能够把劳动群众和被压迫阶级集合起来，团结斗争，****资　本主义制度，把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时代，使劳动群众、各民族、社会以及整个人类获得　完全彻底的解放。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各种基本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从一个社会向　另一个社会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过渡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开始被打　破，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诞生并逐步发展。新的制度战胜旧的制度一开始只是零星的现象　，然后逐渐扩大成为普遍现象。在历史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对另一种社　会经济形态的替换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各大洲同时地、迅速地一次完成的现象。同样，　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也不会是一种模式和直线前进的，正如列宁所说：“每　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　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　页，第145页，第143页。)

这里所说的是大的历史时代。一个历史时代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列　宁就常常把“时代”作为“阶段”的同义词来使用，或者用“时代”来指称某个大时代　中的一个小时代，认为每个大的历史时代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可看成是其中不同的　小时代，而阶段之长短、时代之大小，又都是相对的。

关于当今时代的性质问题，越南共产党认为，“后工业社会”时代、“信息社会”时　代、“智慧文明”时代等提法突出了时代的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回答不了当今时代　的社会经济本质是什么和哪个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的根本问题。应当“从社会基础及社　会整体性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时代性”。(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　干思考》，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　24页，第34页。)因此，越南共产党坚持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俄国十月革命“　为民族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时代——全世界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注：《胡志明全集》河内真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卷第5　94页，转引自《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几年中，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苏联　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但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人类仍然处于以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　”(注：[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关　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第90—91页。)从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

为了使人们对这个“过渡时代”有个正确认识，不至于因为某个时期的潮涨潮落而对　整个漫长的世界历史的时代产生错误的估计，越南共产党把“过渡时代”划分为四个主　要阶段：第一个阶段(1917年至1945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　突破性胜利，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　期)是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扩大、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体系的阶段，是世界工人运动　迅猛发展的阶段，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数以百计的国家赢得独立、冲破旧殖民主　义的殖民体系的阶段。它是世界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运动迅速发展的阶段，同　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分歧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在　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经济水平日益下降，出现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一些敌　对势力和反对势力乘虚而入，内外勾结发动进攻并搞垮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　段。第四个阶段(当前阶段)是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现代资本主义企图确立对世界的绝对　统治地位的阶段。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世界历史正在经历着一个曲折　的发展阶段。

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是：(1)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贯穿在整个过渡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矛盾。这种认识已经为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今天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2)资本家与劳动者的　矛盾仍然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之一。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作出一定的　调整，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矛盾，避免发生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激　烈行动；同时，由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采取改进管理方法、改变生　产结构、调整所有制形式等各种措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经济、缓和社会冲突　的潜力，但这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矛盾。(3)殖民地、附　属国各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二战后，殖民地、附属国赢得了民族独立　，使旧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陷于崩溃。但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可以立刻繁荣　昌盛起来。由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异常薄弱和落后，各民族独立国家仍然必须　依附于一些发达国家，而帝国主义也迅速改变了它们压迫、剥削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　的形式。今天，殖民地各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为不发达的附属国与帝国　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依然是时代所要求解决的基本矛盾。(4)在反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党的斗争中，各资本主义国家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它们希望这个星球上所有　的国家都搞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三个　政治经济中心(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的矛盾，各跨国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即“资本　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是很尖锐的。这些矛盾不仅依然　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加深和发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越南共产党呼吁，为了实现时代的目标，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各国人民必须共同斗争　，以反对敌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势力。“在帝国主义强权势力即使为　最多利润而互相激烈竞争但仍紧密勾结图谋统治世界之时，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发展　中的、后进的、力量薄弱的各个民族，民主、进步和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各国怎么能　不为共同的利益而加强团结呢?”(注：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　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第34　页。)

二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界定时代问题(包括时代的性质和特征)　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不仅具有生　产力发展的内涵，而且具有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中去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他们所说的　时代总是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制度、社会阶级关系　的界定，绝非单纯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注：王金存《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性质　》，载于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概念的鲜明的社会和阶段内涵正是它与其他各种时代概念最　显着的区别所在。

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在20世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　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今天推进革新事业，都是顺应时代　潮流之举，属于时代的主流范畴。

越南共产党在分析和判断时代问题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强调所处的时代仍　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同时，也对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越南社会主义　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新观点和新看法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　，同时也受到一些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跨国经济集团越来越粗暴的支配，因此存在着许　多矛盾。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经济全球化对越　南社会主义将产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影响。面对全球化进程，越南的原则是：“融　入”和“开放”，其目的在于争取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因素，限制和克服全球化的消　极因素，促进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融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主动　，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不能放松警惕，忘记斗争，必须牢记“融入”而不“融化”。

第二，认为和平、合作和发展是大趋势，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尽　管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军备竞赛、恐怖活动等在许多地方发生并且日益复杂，但今后　几十年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世界正面临着许多如果没有多方合作，任何国家都　不能单独解决的全球问题，如环保、限制人口增长、制止危险病疫、打击国际犯罪等。　发展经济成为各国的优先任务。“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民生、进步和社会公平　的斗争，将出现新的发展步骤。”(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　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从全球范围看，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上　和政治上的斗争。斗争中有合作，斗争不影响合作。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也赋予了世界社会主义以新的使命，要求社会主义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强　权势力、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民主和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人类的和平和进　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第三，承认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还存在帝国主义　强权政治，但各国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增强。独立国家为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发展道　路而加强斗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中既合作又斗争。此外，“大国也需要　保持稳定的框架。其他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　方面在为反对建立‘单极世界秩序’、争取实现‘多极世界秩序’而相互角逐。”(注　：LeKhaPhieu,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isForeverForthePeople,Forthe

Country,andLoyaltoFriends,speechattheceremonyincelebrationof　the70thanniversaryof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Vietnam,

http　://www.cpv.org.)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多样化趋势既为越南社会主义　的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也为之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强调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在发展生产力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科技　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　展对生产和消费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世界的　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因　素成为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　压力，也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挑战。越南应当利用世界科技的发展加快自己的工业　化进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同时努力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

第五，肯定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很强的扩展能力。资本主义依靠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改变了统治策略，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　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且不断发展着，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第六，明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复兴需要较长的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给21世纪的社会主义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朝着更加　健康的方向发展。

根据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新变化，越南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一，从依附大国的发展战略转到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过去，越南背靠苏联和中国　，内外政策有明显的依赖和效仿痕迹，在革新之前，甚至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以致国　家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革新之后，尤其是后，失去了靠山，痛定思　痛，终于挺起腰杆，走上了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现在，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从本国　特点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以独立自主的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　上。

第二，从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到建设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过去，　越南的社会主义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影响。机械照搬苏联　模式，按照苏联的榜样建设越南的社会主义，结果犯了唯意志论、主观冒进等错误，弊　端百出，欲速不达。经过反思，越南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努力开辟一条既坚持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使社会主义符合本国国情，能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以确保越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未来。其目标就是越共九大进一步重申的　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注：《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12页，第23页。)的国家。

第7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内容提要] 国际论坛作为国际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促进国际交流、整合全球信息、形成国际共识、改善国际关系诸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创立于70年代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紧握时代脉搏，积极探讨国际社会最前沿问题，充分发挥各领域顶尖任务的影响力和多种媒体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适时创新自己的体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自1979年开始参加该论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仍有许多方面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 传播 国际论坛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中国 在当今多元化的传播体系中，国际论坛作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生成舆论、传播信息的场所和手段，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都大行其道，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安全、外交等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全球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愈加突出。它的凸显和强化，进一步反映了在国际社会处于转轨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全球化发展新形式下，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在名目繁多的论坛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层次高、规模大、发展快、探讨的问题富于前言性等而最具影响力，位居全球榜首。本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国际论坛在国际交流中的独特价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我国参与该论坛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负经载道 自有机杼 “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但是脱离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想象，历史是不可能被理解的。”①国际论坛是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在传播技术手段非常发达、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已渗入人们生活各方面的今天，国际年论坛以其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多元化的信息传递、较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为开展外交活动开辟非正式渠道等有时在国际传播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由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环境是一种“间接环境”（也称“媒介环境”）。在这种“间接环境”中，人们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来间接体验现实世界。由于各种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加工”后的信息，加之媒介设置议题过程中因素的影响以及工作程序等造成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而言，论坛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环境——“直接环境”，进一步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需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上除极少数与会者讲话需要多一点时间（最多也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只有7-8分钟。各种会议一般都有问有答，使听众与主讲人之间进行直接交流。除此以外，与会者还有大量的会外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面对面直接交流可以使传者和受者双方全部感官接受刺激，全方位地建立传播联系，因而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信息需求。 纵观当今国际论坛，绝大多数论坛议题走过了一个由单一领域议题向多领域议题转化的过程。这是由当今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国际论坛所探讨的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出现极其解决都涉及许多方面。同样，由于多样化世界的存在，人们有不同的交流需要，这不是一般的人际传播或某一大众传播媒介所能满足的。相对而言，国际论坛能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样的要求. 国际论坛是国际社会多种信息的集散地，许多信息在这里汇聚、生成并再度传播。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例，该论坛议题非常广泛，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在第30届年会短短的6天时间里，所安排活动就达400多场，讨论的题目有200多个。这其中包括论坛组织者安排的200多场大会和讨论会，每天多场的新闻会、记者招待会以及许多小型的讨论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幕后各种形式的会谈。论坛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除年会的主题外，从国际互联网信息新技术、生物技术革命到美国经济模式、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其局限性；从环境污染、沙漠治理到欧洲统一、新恐怖主义；从21世纪政府与经济关系、预防冲突到非洲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等几乎无所不包。参加者犹如进入现代化的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没有机会直接参加会议。也可以通过会议发行的简报了解有关内容。 3、不同思想的交流，为形成国际共识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没有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国际论坛作为与会者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场所，在全球信息整合、形成国际共识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由于各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实行多种（包括对媒体和受众）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论坛独特的性质和交流方式，在促进国际之间诸方面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多方面的限制。其次，论坛不同于某些国际组织针对某一国际问题所召开的国际会议或进行的国际谈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论坛不做出具体的决议要求其成员执行。与会者只是交流信息、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在一个较为轻松、自由、开放的研讨氛围中更易于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再次，由于与会者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背景，成员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他们能分享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相互撞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逐步达成国际共识。 4、 非正式外交途径的开辟，对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独特功效。 论坛为与会者幕后接触、私下会晤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正式接触渠道或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而寻求关系改善的国家或对立的双方至关重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促使世界热点降温、加快地区冲突各方和解方面就具有典型意义。在濒临战争之际，通过198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会晤，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共同发表了和解的联合宣言；在198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朝鲜南北双方首次实现部长级会晤；199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两德领导人的会晤，有效地加速了德国统一的进程；1992年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黑人领袖曼德拉在达沃斯首次会晤，加快了南非民族和解的步伐；199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通过私下接触，进一步推动了有关加沙和杰里科协议的达成等等。 二、 论坛巅峰 何以成功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坐落在只有17公里长的山谷里，是一个人口仅为1.3万人的小镇。这一小镇因一年一度在这里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而名闻遐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宗旨的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机构.论坛自197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召开了30届。目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囊括了位居全球前列的1000家大公司和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财富，年营业额合计超过4.5万亿美元；作为论坛成员的公司或企业其年营业额或资产需达10亿美元以上，其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是董事长或总裁级人物，政界人物须是现任在职；每年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几十位国家元首、数百名部长级官员、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各大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等；论坛讨论的问题是全球最前沿的经济、社会等问题；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会议需支付较高会费来自金融机构会员每年需支付会费15000美元，其他公司的会员则需付12000美元。此外要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交纳交通和食宿外，另需支付7200美元。尽管入会费用如此昂贵，但应者若云。除通过论坛宣传自己、获得相关的信息、建立广泛的联系外，参会人员把参加这样的会议看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除每年举行年会外，还举行国家论坛、工业论坛、全球决策人士电信网络等活动。另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在华盛顿、津巴布韦、圣保罗、北京、香港、萨尔斯堡、开罗和新德里等设立的地区论坛也定期举行年会。除自身取得这些成就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组织合作、缓和国际关系、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82年来自17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在洛桑举行的旨在推进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会议、1993年举行的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经济合作会议、1997年举行的关于黑海经济区域国际合作会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举行的欧洲-东亚经济高级会议。1994年举行的中东-南美高级会议、1995年和1996年先后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会议、1996年举行的东欧经济会议等对促进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等。由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加会议的人员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因而对全球决策、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全球超级企业俱乐部”、“世界经济最高级会议”、“经济联合国”、“会议政府”、“国际论坛的巅峰”等。在取得这种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的同时，论坛的自身也获得了较好经济效益。论坛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施布瓦也被国际社会称为“会议经济第一人”、“拥有全球权力股的第一人”。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各种论坛中位居巅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传播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紧握时代脉搏的会议议题 根据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理论，一个新事物能否扩散或成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变数：一个是接收者变数，一个是社会系统变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系统变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造性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个体想象力和人类境遇的紧密结合。这集中体现在其论坛议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各个年份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均属当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决策和未来发展，因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这样，论坛所探讨的问题就把两个变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论坛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最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方面，范围也仅限于欧洲，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后，石油危机不仅对西方世界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日益临近，也对论坛探讨问题内容和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后论坛逐渐步入探讨全球政界、经济界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工作轨道上。在通常的情况下，基金会从80个永久会员中选出8人组成小组，来预测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思想并选出下届年会的主题。因此，其年会议主题均属于前沿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期会议主题包含了以下内容：“世界领导地位新变化”、“全球合作与竞争”、“再定义世界经济基本设想”、“未来发展面临挑战”、“如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网络社会”、“21世纪优先考虑的议题”、“全球化影响及对策”等。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新开端、新思路”。会议议题以代表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网络和基因革命——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为基点，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教育、健康、环境和社会等面临的新情况展开讨论。除此以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地区论坛的会议主题也颇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如今年4月16日?8日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年”的主题: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这些议题紧跟时代步伐，最具时代特点和挑战性，因而对国际社会舆论界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和影响，备受世界瞩目。 2、 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与会成员 出席达沃斯会议的人员中，既有威名显赫的政界要人、富可敌国的商界巨头、领导世界潮流的科技奇才、也有享誉全球的知识精英、颇负名望的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蜚声世界的艺术天才等等。这些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具有全球的知名度和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仅以第30届论坛年会为例，与会者既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印尼总统瓦希德、南非总统姆贝基、英国首相布莱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西班牙首相阿森纳尔，也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法国经济部长所索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美国在线华纳董事长凯斯、金融大亨索罗斯，灵魂音乐大师奎西·琼斯、电影导演劳伦斯·卡斯丹、政治学家华伦·比蒂。一位与会者不无感慨地说，“环球旅行一年所见到的要人还不及在这里见到的1/10”。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论坛提供了一个一年中绝无仅有的计划机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与世界各领域的重要人物探讨各种问题并交换看法。“出席达沃斯会议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一种吸引力（施瓦布语）”。由于这些重量级人物在某一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舆论领袖。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在会议期间所作所为自然有非同一般人物的影响力，也相对具有较高新闻价值。 施瓦布本人也具有造就其事业成功的自身资质和个人魅力。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思维方式、高超的协调能力和运作手法以及对未来事务趋前的感知力等等得益于他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而他因时而作、因势利导的行动能力使其才智锦上添花、发挥到极致。他早年就读于瑞士联邦技术学院、苏黎世大学等高校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基建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任佩雷斯和平中心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主席，地球协会会员等。他不仅学有所成、教有其果，也著作颇丰，出版过包括《克服漠视》在内的具有影响力的多部著作。曾先后获得包括德国荣誉十字勋章、法国骑士勋章、斯洛文尼亚自由勋章、奥地利金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 3、 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 在人类进入混合媒介时代的今天，国际论坛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不开对各种传媒手段的运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进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除发挥参加会议的各个领域的舆论领袖、传媒精英作用外，它也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研究力量和研究刊物。从1979年起达沃斯论坛每年推出《世界竞争力报告》。这一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世界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论坛所探讨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发展状况如何、今后的走向何方以及各国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对各国乃至某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是利用这些优势，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多种媒体将其所作所为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影响。为促进论坛与媒体的合作，1992年召开了“非正式编辑，评论家年会”。1993年召开社论作者和评论员的非正式会议。目前，论坛与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今年参加达沃斯年会的记者就达650人之多。 4、 适应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体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以一般论坛的形式出现。从1976年开始、转变成了一种会员基金会组织。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论坛在内部机构设立、管理制度、会员制度、会议类型、运行方式、各种论坛设置等诸方面适应论坛本身及世界形势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如1973年设立的国家论坛、1992年先后成立的八个区域论坛；1992年建立“未来世界领导者”网络、1992成立的世界艺术论坛、1993年成立的“环球发展公司”、1998年建立工商咨询会等在推动论坛走向世界论坛巅峰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他山攻错、需有新为 从1979年起，受组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开始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80年起，论坛每年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时至今日研讨会共举行了19次。论坛使我们能以全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国所处的境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借助这一论坛在宣传中国、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其舆论界对中国大加诋毁。施瓦布不被西方舆论所左右，亲赴北京出席研讨会。1991年施瓦布力邀李鹏总理出席1992年达沃斯年会。在1992年年会上，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论坛的重要问题之一。李鹏总理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所传达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以及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②在199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被认为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③199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使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问题充满信心。④在199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经济专题讨论会的举行以及在年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讲话，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今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所作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演讲，使与会者对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景深信不疑。 今年4月16－18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世界经济2000年北京峰会”，有300余名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领导人，300位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参加。这是一次全球商界、企业界、政界、学界、传媒界聚集的峰会。会议以“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议题为主轴，集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信息产业怎样改变中国、如何运用IT改善企业的运作、全球商务策略、资产体制与重组、资本市场在变化中的形式和作用等问题。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与海外拓展、兼并收购与国企改革、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保险和养老市场、医药与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也同样受到与会者的特别关注。本次峰会是世界经济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大大突破原先的设计和规划，国内报名企业超出上年的两倍，反映了中国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旺盛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实力积累已经为中国企业与世界各种经济论坛进行交流奠定了基础。但相对而言，中国总体参与能力仍然很低。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和活动，依然是中国了解世界、宣传自己、同世界各国及其部门进行交流的难得场所和重要渠道。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世界各种论坛的活动，并学会能更好地利用论坛资源，挖掘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急需不断培养和造就自己的队伍。他们应该在某一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了解这一领域在全球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深知中国国情，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沟通能力等等。在传媒经济崛起的今天，国人对这种经济类型的认识应有一个根本的提升。对会议经济的运作，我们还比较落后。要使会议形成经济效应，必须有整体的设计，从硬件的基础设施到软件的公共服务都要到位。 中国参与达沃斯世纪经济论坛的历程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各方面都有做出进一步努力的需要。 注释： ① 陈卫星:《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见《传播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编辑1999年11月第35页 ② 从1993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家最多的国家。 ③在这次年会上，国际经济界知名专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了展望后进行民意测验。要求与会者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今后5年内世界上哪各国家增长最快.2、今后5年内愿意到那些国家投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均居榜首。 ④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对中国经济和香港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会后西方许多大公司杜邦、ABB、西门子等公司表示欧盟对中国前途发展有信心，并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

第8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民主党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毛泽东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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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征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 regimes “），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第9篇：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实施案例专题式教学的作用

当今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笔者的教学体会与经验，在该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影响教学效果的制约因素，其中，教材内容与国际形势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师教学手段单一，讲授内容枯燥等都是突出问题。而通过案例专题式教学，以“以案论理”为宗旨，力避从理论到理论，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四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能够有效缓解上述问题，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1．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重要动因。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非常关心中国外交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发展变化，但由于所用教材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无法跟踪了解国际时政的最新变化，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削弱。因此，在教学准备与实践环节中，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趋势，对所用教材进行增补与整合，形成专题式的内容讲授结构。比如，可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旨，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三大领域，并进一步细化为相应专题内容，辅以案例情境设计、发散性思维诱导、专题讨论等教学设计，深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价值。案例专题式教学可以通过案例把抽象的理论、概念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具体化，使得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些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在时政问题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达到教与学的互动。例如在讲述“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态势”时，可突出大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通过相关案例的选取，使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时政问题。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学会分析国际形势。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效果差，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认知需求。而案例专题式教学是针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重大革新，它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国际时政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在紧跟时展脉搏的基础上，满足学生“求新、求深”的认知需求。案例式教学法把学生关注的时政问题，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呈现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思考，使得学生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发现问题、探索问题，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当代中国外交”专题时，首先需要展示60年来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程，从而使学生理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深刻内涵。同时，通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事实，说明我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刻道理，帮助学生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进一步认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辩证关系及其重大意义。

二案例专题式教学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专题式案例的选取要精准、恰当案例是案例专题式教学的核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中，案例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实现教学要求的手段，故案例的选取是否精准、恰当，将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效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课。这门课讲述的内容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国际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十分现实而生动的画面，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浩如烟海。为了更好地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上好这门课程，教师应紧紧围绕教学大纲、教学重难点，针对每个专题、每节课的教学目标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既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实际和思维水准，也要结合国际时政、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脉络。例如在讲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可以选取新加坡、沙特、乌干达这三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从各自的国情和条件出发，自强不息，探索生存发展之道的历程作为案例。就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实际来看，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政治产物，但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的原有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地域广泛、层次不一、发展各异，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进行总体把握，同时又能在微观上重点理解地区、国家、区域性组织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