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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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一、张南峰的“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充的多元系统”，该理论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可以假设文化大多元系统是由六个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多元系统。“每一个多元系统，都从自己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衍生出一套规范，不但支配系统内的活动，有些还试图参与其他系统的运作”。
二、以“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看电影字幕翻译
1.字幕翻译面临挑战。近年来，大量的外国电影涌入中国市场，而2014年10月的《银河护卫队》，早在上映之初，就因电影字幕翻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民间译者“谷大白话”对电影官方字幕的批评和勘误。
电影字幕是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同时作用于译者，译者主动地接受这些力，各种拉力最终与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译“硬”错误之外，民间和官方翻译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扩充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笔者对此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制约字幕翻译的规范做一描述。
2.对《银河护卫队》字幕翻译焦点问题的探讨。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译。该句直译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说明他们过于拘谨。官方字幕是“教会了人们扭屁股”，民间译者认为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译制方解释，如果“忠实”翻译，会违背我国的电影审查规范。众所周知，审查尺度就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影片经常通过“性暗示”的手段达到幽默或双关的效果，而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包容度比较小，这样的台词不能公然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译为“小浣熊”，民间译者认为蔑视之意欠缺，应换做 “鼠辈”，但官方译者称“小浣熊”也相去不远，重点是该译法获得了发行方认可。票房问题为重中之重，如果翻译不贴近观众，恐怕难以达到满意的市场反应。所以，发行方会提出“接地气”的要求。“小浣熊”一词比“鼠辈”更贴近中国观众（源自一种食品的风靡），目前的观影主力――80后、90后年轻人，对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由此看到来自经济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发行方为了经济利益，利用有限的话语权，也在左右字幕翻译。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译。官方字幕是“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牺牲。不难理解，这是语言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字幕一闪而过，就需要尽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译。这类人被称为“废柴”，即失败者，片中该词被译为四字短语“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废柴”，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观众无法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来自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
3.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规范多结合在一起对电影字幕翻译方向进行规约。政治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份，通过控制影片的翻译渠道以及多层次审查确保翻译结果不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多元系统主体为电影制片方，他们要求电影字幕不拖“后腿”，影响其经济利益。如果翻译词不达意、晦涩难通，势必打击观影热情。所以，他们会提供台本、名词对照表等保证字幕翻译的准确，另一方面，则会对翻译提出要求，让翻译内容贴近译入语文化。
来自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则对字幕翻译的具体用词、用句进行约束。比如使用中国观众熟悉的短句，尽量不适用倒装句、插入语、被动句、从句等。对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辞方式，则有必要转换成中国观众了解的修辞手法，不能通过字面硬译，造成观众的困惑。
对于翻译多元系统的规范，除“忠实”、“对等”之外，笔者认为字幕翻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翻译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子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翻译的规范，可总结为“简洁明了”。钱绍昌教授提出影视翻译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等五个特点，可见字幕翻译之独特性。
三、结语
如今，观影的观众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翻译批评群体，加之电影语言的对白为主、语言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强、文化色彩浓郁等特点，都让字幕翻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多元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各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认识字幕翻译活动，还能够解释字幕翻译中官方和民间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间平等、友好地交流，这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片字幕的翻译水准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第2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鲁迅 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高潮。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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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评晚清的意译风尚［J］.鲁迅研究月刊，1995，(3).
第3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新疆外宣英译，多元系统理论，边缘性，充分性，本土化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 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二、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 佐哈尔与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体，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是动态的、异质的、系统的。他描述了动态分层和系统产品，还强调系统的历史性，不能把历史事物错误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本土化，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2004）继续发展了多远系统理论，他认为图里的规范提醒我们，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者的介入无法避免，无法被清除。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随后张南峰（2002）、谢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张南峰教授认为“多远系统理论是跳出文本外对翻译进行研究”，谢天振教授评价说，“该理论对中国汉译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辜正坤,刘宓庆结合该理论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假说。该理论摆脱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角度解读翻译的缺陷，翻译活动推向了前台，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探讨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极个别的作品，如《福乐智慧》《江格尔》等被外译，也是由他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节译的。新疆外宣英译在新疆翻译史上处于边缘地带。
直至90年代，随着国家倡导以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福乐智慧》。随着新疆英语教育和对外的发展，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新疆电视台也有了自己的英语频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与2001年起本土化，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及全国其他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译初出茅庐，在中国外译系统中还处于边缘地带，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新疆外宣英译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发展起来。
2．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发展新疆的以旅游为先锋带动全疆经济发展（邓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和错误的解读。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而整句话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识形态对新疆心怀叵测的政治意图。而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自己的家乡的立场上清楚明了地给以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译者在进行外宣英译时，应了解外国人对我国外宣英译的普遍的态度.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我国读者喜欢的华丽抒情性的文体，在外国人看来只能是减少传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洞和冗长，夸大宣传。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还不如直接告诉那一年的时间为好。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与汉语的随后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将读者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萨义德），这样就不能按照尤金·奈达所谓的“译者必须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进行翻译，而是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译是杨宪益在英译《红楼梦》时保留的风格，他认为宣传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就要如实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其一来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让的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还需处理好在原文与意识形态，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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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 中国翻译，2002，4.
第4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伤寒论》 文化负载词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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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5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多元系统；局限性；自我扩展；辨析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08-01
埃文-佐哈尔( Itama Even -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作为许多描述性翻译理论的基础被广泛应用，研究者们也对其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梳理各家所谓局限性的同时，认真研读多元系统理论，并且将其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系统，从这一角度对它的局限性做一个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直到90年代末，该理论才被真正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来。佐哈尔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期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静止的对比中解放出来，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对译本进行研究，而是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也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还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问题。（谢天振：2003）
如上所示，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其对翻译研究的贡献，而与之相对的，也有不少批评之声出现。
二、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梳理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对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的讨论。根据各类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将对局限性的讨论分为以下三类。
（一）忽视了译者主体性
许多学者撰文指出，多元系统在解释某些翻译现象时显示出不充分性，其原因在于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王东风在其文章中写道：“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王东风：2000，谢世贤：2002）。很多学者认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仅由出发语文化在世界文化大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同时也深受译者对译语文化主观判定的影响。（吴耀武, 张建青：2010）
例如，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中应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在译介外国小说时多采用归化策略，译作中多有删节、改写，并采用中国文学传统形式和结构。1915年，庞德的《华夏集》问世，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半殖民社会，而美国则处于强势地位，据佐哈尔理论，此时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时，应采取归化策略，而庞德作为处于强势文化中的人，在译介中国古诗时却采用了归化策略。
以上例子说明了多元系统在解释翻译现象时只考虑到了宏观的客观文化因素，忽略了译者本身的诗学观和主体性。
（二）对超文本因素关注不足
有人认为，在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地位时，佐哈尔对影响经典与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与二级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等因素缺少深入分析。
正如根次勒所言，佐哈尔很少将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而只是将文本与那些假设性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概括加以关联。因此超文学因素在佐哈尔的分析之中明显缺场。（Genztler, 1993, 123）
（三）概括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佐哈尔对文学系统状态的描述“有些粗糙”；赫曼斯认为佐哈尔对“弱小”、“边缘”的评价性的陈述“并不明晰”，对系统演进的描述不仅非常抽象，而且给人决定论的感觉，似乎系统的演进是自主和周期性的。最后，佐哈尔将系统内部的变异完全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因素，忽略了“所有那些模棱两可、混杂、不稳定、流动易变和交叉……的因素”。（廖七一：2004）
三、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辨析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立论原则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子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同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观察。（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也就是说，多元系统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动态的”。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廖七一，2004）
第一，多元系统理论在归纳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时也指出，翻译文学自身也是有层次的，自身也有经典和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和二级的不断斗争。“这意味着当一部分翻译文学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时候，其余的翻译文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其异质性的理论本质本身就能很好地解释由于译者本身诗学观和主体性，在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出现不同翻译选择和策略的情况。
第二，多元系统理论在其立论和思维方式上也潜在地包含了大系统中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佐哈尔在做出理论假设后，以文学系统为对象进行分析，他在《多元系统论》中说到，“必须承认，由于研究开放的系统比研究封闭的系统困难，十分详尽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但这并不说明他将其他系统的影响排除在外。佐哈尔用以描述文学内部系统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描述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廖七一，2004）
第三，如果对多元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动态性多加关注，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理论是将各系统的运动以及之间的张力和斗争作为研究对象的，如经典化文化和非经典化文化之间的张力，动态的经典性，一级与二级模式的斗争和相互转化。
因此，佐哈尔是充分认识到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运动和变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而出于理论论述的需要，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归约性的概括，并不能说多元系统理论本身屏蔽了各种现象的纷杂性。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自我扩展
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点在于留下自我扩展的空间。
佐哈尔于一九七七年修正了多元系统假设，使其能进一步容纳文学与社会内部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廖七一：2002）还有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如图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赫曼斯的操控理论和勒弗维尔的重写概念（归纳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因素的制约），以及韦努蒂的文化翻译观（凸显译者主体性）。国内的香港学者张南峰也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精细版”，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相互作用方面做出补充与完善，并在专著中演示了其应用。
四、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将翻译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广阔的研究领域。（谢天振：2003)应该指出的是，在看待多元系统理论时，不仅仅将其看作单个人（Even-Zohar)的理论，而应视为一种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23：19-25.
[2]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59-65.
[2]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8-52.
[3]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2-8.
[4]吴耀武,张建青.佐哈尔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批评性阐释[J]. 外语教学，2010，（3）：110-113.
第6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本文试图将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人力资本流动问题中来，采用人才备用的方法来减少由于人力资本流失所带来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生态冗余；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流动
1. 冗余理论
冗余这一概念最早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主要用来解释自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能。自动控制系统是由许多元件组成的，元件的组合方式与系统可靠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1.1 串联系统和并联系统
一个系统是由多个元件组成的，按元件组合方式可把系统分为串联和并联两种系统。在串联系统中，系统元件的数目越多，系统的可靠性越不稳定，其中只要任何一个元件失效，整个系统都会随之瘫痪；而在并联系统中，可以为可靠性低的元件提供备用元件，当其中某个因干扰而失效时，其余元件仍能正常工作，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若设系统的元件故障率为Fi (i=1,2,…n)，各元件的可靠度为Ri (i=1,2,…n)，Ri=1-Fi，系统的可靠度Rs，那么
在串联系统中，Rs就是各元件可靠的逻辑乘,即
Rs = ( 1 - F1) ( 1 - F2 ) … ( 1 - Fn ) = R1, R2, … , Rn
在并联系统中，Rs就是各元件可靠度的逻辑和，即
Rs = 1 - (1 - R1 ) (1- R2 )…. (1- Rn)
所以，在并联系统中，当备用元件的数目增大时，系统的可靠性也迅速增大。这种在并联系统中，以增加备用元件来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法，叫做元件的冗余。
1.2 备用的概念
备用是藉加入冗余而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对冗余概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有必要对备用这一概念作简要说明。
在可靠性理论中，有一种备用叫做结构备用，它分为热备用、温备用和冷备用三种情况。热备用指工作元件和备用元件同时处于工作状态，当一个元件发生故障时，其余元件仍能执行正常功能，只有当所有元件都发生故障时，整个系统才会失效；温备用指备用元件平时预先接受动作所必需的能量，当工作元件出故障后，再接受全部能量，即可进入工作状态；冷备用指平时处于不工作状态或休止状态，只有当工作元件出现故障时，才投入工作的备用。这三种情况的备用在可靠性理论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2．冗余理论在生态学上的应用
目前，冗余这一概念不仅在自动控制系统可靠论中得以应用，而且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学上，形成了生态冗余理论。在生态学上，Odum定义的冗余是指一种以上的物种或成分具有执行某种特定功能的能力。进一步说，物种或成分是按并联方式组合的，一种物种或成分的失效不会造成系统功能的失效。
在冗余理论中，冗余度（redundancy degree）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它是度量系统内冗余大小程度的量度，用备用元件与工作元件之比来表示。系统的冗余大小对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有着重要影响。冗余过小，将难以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上；冗余过大，对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固然有好处，但往往造成浪费，加重系统的负担。生态系统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足够多的冗余类型，而且各种冗余也有一定限度，其大小可用冗余度来衡量。在生物界中，冗余现象的存在是非常普遍的，从植物个体到整个植物群落都存在大量的冗余。如植物体的器官冗余，植物群落的物种冗余、层次冗余等。
3. 冗余理论与企业人力资本流动
3.1 人力资本理论中冗余的概念
将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人力资本流动理论中来，需要对其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参照生态学上关于冗余的定义，本文将企业人力资本中的冗余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中，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人具有某种生产所需的特殊技能。
3.2 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流失问题
在知识经济成为主体的21世纪，现代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流动问题，而企业人力资本的流动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一般说来，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必然会对其员工进行一定的培训，即进行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对这部分员工培训完成后，由于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得到提高，他们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强。
3.3 冗余理论的进一步应用
人力资本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经常会受到人力资本流动带来的困扰。为了解决目前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失问题，本文试图将可靠性理论中的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当中，具体如下：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对各级人才实行备用管理，提高整个人力资源组织系统的稳定性。对各种层次的人才实行人才备用制度，当某一岗位的人力资本流失后，马上会有处于下一层次的人力资本顶替原来的位置。如果实行这种人才备用制度，企业就不会面临上述尴尬情况。而且，我们也可以借用冗余理论中的热备用、温备用和冷备用来对相应的人力资本进行管理，注重企业后备人才的培养。
尤其强调的一点是，企业不能因为怕人力资本流失而不对员工进行培训。相反，对员工进行一定的培训，会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认为得到了企业的重视，可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
企业可以对员工进行一些特殊的培训，并将培训投资与员工个人的利益需要挂钩，如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工资与职位晋升制度、特殊的劳动合同等来解决；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采取不同的培训措施，尽量缩短培训时间，提高培训效率，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企业培训成本还能降低人力资本流动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周海林.可持续发展原理.商务印书馆[M]，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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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承林等.生态系统的可靠性及其稳定性的维持.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8
第7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 生态论；复杂系统；方法论；多元化；减商化；去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 X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0-0028-02
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s）就是用和谐的生态观去观察世界，用生态化的方法去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使自己的行为恪守生态伦理道德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即生态意识）。生态化（ecologicalize）是把广义的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把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作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和谐纽带。生态论（ecologism）就是运用生态思想去探索世界，研究并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理论与方法。显然，生态论是一种方法论，是以生态观来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一般方法。生态论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论，在继承系统论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融入了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技术[1-5]。
1 生态论与系统论
从认识论的方法角度看，生态论是继神论、机械论、系统论之后的一种认识论。神论（theism）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神可以将他的意志或意思通过某些个别的人、某些事迹或事件、某些经典传达给世人。机械论（mechanism）把整个自然都解释成一个在运动中、完全受制于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的客观存在的体系。系统论（system theory）把世界理解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在研究世界时，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方面重点研究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表1）。
像系统论继承了机械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方法一样，生态论也继承了系统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方法。生态论在分析研究世界时，在使用系统理论的同时，更加着重从研究对象的“生命”特征入手，分析其成长、消亡与再生，以及代谢、进化等“生命”过程。如果说系统论与机械论是将数学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其他科学，那么生态论则是在引入数学与物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将生态学与生物学方法融入到其他学科研究中去。
生态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生命”观念。生态论认为，任何系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生命体”，其不仅具有系统论中所具有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生命”特征，如生命周期性、代谢性、进化性[2]。
2 生态论方法
2.1 代谢分析
代谢分析就是对复杂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进行分析。分析时可以将复杂系统理解为一个复杂网络（超图），这样就可以使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和代谢动力学分析方法，将表示代谢流的复杂网络转换为状态·关系向量，采用时空动态分析（TSDA，Time-Space Dynamic Analysis of Event）方法进行分析[6]。
2.2 场分析
场（field）是指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内的分布，包括其所占的时空位置，以及与环境其他因子之间的关系。在宏观上，通过场分析，可以了解系统的场的范围（宽度和重叠度）、强度和作用时间，进一步分析系统的竞争与共生情况。在微观上，可以对系统内各子系统进行同样的场分析。
2.3 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的概念应用很广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经常出现，其基本涵义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从摇篮到坟墓”（Cradle to Grave）的整个过程。系统理想的生命周期可以用动态的PDCS表示。
P（Plan）即计划，包括系统方针和目标的确定，以及系统活动计划的制订；D（Do）即执行，就是具体计划的实施运作；C（Check）即检查，就是评估计划执行的结果；S（Study）即学习，对评估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发扬，对于失败的教训要避免重现，并将学习结果遗传到下一轮计划中。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叫做PDCS循环。
2.4 系统健康评价
系统健康（system health）是指系统具有和谐稳定的结构，可以持续发挥完善的功能，并且安全可靠。具有和谐稳定的结构，是系统健康的基础；发挥完善的功能是对健康系统的基本要求，也是系统设计的基本目标；只有安全可靠的系统才是健康的系统，安全性差、可靠性低的系统会对其他系统造成伤害，也会危及系统本身安全。
系统承载力（system capacity）是指某一系统在一定条件下，该系统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输入或输出能力。系统承载力是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当外界压力超出系统承载力时，系统就处在不健康状态，甚至会导致系统崩溃或消亡。因此，对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可以从系统承载力分析着手。
2.5 系统健康管理
系统健康管理（system health management，SHM）就是指人类按照系统的健康状况，在遵从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使系统的结构、功能得以高效、和谐、持续运行[7]。
3 生态论研究展望
生态论是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方法论，如果将生态论与系统技术、现代数学技术相结合，就可以使一些难以数学化的学科数学化，从定性分析研究转入定量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并可以借助现代计算工具进行模拟分析。如将生态论引入社会学，结合社会物理学研究成果，就可以对人类社会进行精细模拟计算；将生态论引入生物学，结合现有的虚拟细胞技术，就可以建立精细的人工生命模型，对生物体尤其是人体进行精准模拟；将生态论引入有关企业科学，建立精确的企业运转模型、产品流通模型等，对企业的实时监控与实时动态模拟，实现对企业的精准管理。
此外，将生态论引入中医科学，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可以揭开当前中医诸多疑团，帮助中医的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将生态论引入人工智能科学，结合当前思维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建立更为稳定可靠、维护扩展方便的大型人工智能模拟系统。
4 经济生态化
4.1 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economy）的实质是研究管理人类生产活动的科学。人类生产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经济学至今还是采用机械论的研究方法，将人类生产活动一元化，将人类生产活动指标货币化，使经济学模型无法描述人类活动状况，致使不同角度的经济学研究结论之间相互矛盾，甚至与人类生产活动实际情况相反。更有甚者，使用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导致重大失误的事例时有出现，轻则导致达不到预期目标，严重的导致企业破产，甚至国家经济崩溃。
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决策，要尽快摒弃目前的机械论方法，引入生态论和系统分析技术，积极运用当代数学技术，开辟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发展中。为此，笔者认为，就经济发展而言，亟需从多元化、减商化、去货币化3个方面着手，开展经济生态化研究与应用。
4.2 多元化
经济多元化（pluralism）是指2个方面的多元化：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即摒弃传统的机械论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生态论方法论，积极运用当代系统学、数学、物理学、生态学理论与技术，开展经济研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经济发展多元化，对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言，采取发展模式（developing mode）多元化、产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等多元化发展战略；就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则采取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区域多元化等多元化运行战略。
4.3 减商化
商业可促进劳动产品流通，并没有使劳动产品增值，但是这种无增殖的劳动在人类社会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过去交通、信息不发达年代，商业为促进劳动产品交流乃至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社会交通、信息极为发达，再加上存在商业垄断，使商业获利更加容易，利润空间更大，从而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也促进了通货膨胀的发展。同时，也正是交通与信息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与物流网的快速发展，为减商化提供了基础。
减商化（reduce-commercial）就是减少人类生产活动中的商业活动，从而提高人类社会总劳动中的有效劳动比率，让更多的人或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提高劳动产品价值的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或娱乐。
4.4 去货币化
去货币化（non-currency）是指摒弃目前过度依赖货币调节来管理人类社会的方法，按照人类生产活动实际规律,择更加科学、高效、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手段来管理人类社会。
该研究的去货币化不是指彻底抛弃货币，因为人类社会的劳动产品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货币在一定的范围存在。这里的去货币化是指减少劳动计量、社会发展分析与决策等中的货币化成分，按照人类社会经济规律实际，选择多元化因子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人的社会活动进行和谐化管理。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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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作 者】侯万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硕士。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01-005
Diverse Integral and Politics Integrate of Multinational Country Hou wanfeng
Abstract：how to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integrated multi-ethnic relations are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o solve the basic problems facing the modern multi-ethnic country’s basic problems. “Pluralistic one，" ethnic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is notable features. China is a multi-ethnic nation’s main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Pluralism and unity t" Theory is a mainstay of China’s national multi-ethn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s multi-ethnic count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our multi-ethnic country wi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starting point pattern.
Key words：diversity and unity；multi-ethnic country；political integration
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既具有民族属性，也具有国家属性。民族属性表现出的多元性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与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属性表现出的统一性又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这就使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如何保证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统一，即政治整合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如何把“多元一体”理论与我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中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
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层面看，一个国家的民族结构是指“构成国家的人口的民族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它偏重于国家这一特定社会范围的民族构成。这种民族结构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以数量构成即一国之内民族的数量；二是性质构成，即国家范围内民族之间发展状况、经济形式和族体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组合；三是相互关系，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①(P119)从民族数量构成看，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一个，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单一民族结构，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多民族结构。如果仅从民族的数量构成看，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单一民族结构是不存在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即使像日本、朝鲜、孟加拉等所谓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也都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因此，多民族结构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
民族理论研究多民族国家有着多样化的民族结构。从一国国内层面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结构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单一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种类型的国家里，居住着多个民族，但主体民族只有一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其他民族种类虽多，但人口数量却不大，都是少数民族。二是两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存在着多个民族，其中有两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其人口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有两个民族是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则为少数民族。三是多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这种国家里不仅民族数量繁多，而且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族体规模较小，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少。四是尚未形成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的民族种类很多，但各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为均衡，各民族人口数量相当，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或多个主体民族。放眼当今世界各国，“如果按一个国家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在95%以上，第二类在95%―75%之间，第三类在75%―50%之间，第四类在50%以下，那么，这四类国家的数量各占1/4左右。”②(P44)显然，这四类国家中的每一类仅从民族构成的数量看，都不是单一民族组成。在现实的国家中，的确有个别国家是民族成分相对单纯，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如朝鲜、韩国、日本、孟加拉国、埃及、丹麦等。在朝鲜和韩国，朝鲜人都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5%以上；在日本，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在孟加拉国，孟加拉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7%；在埃及，埃及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8%；在丹麦，丹麦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3%。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民族集团，并非单一民族结构，而是多民族结构。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是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③(P49)
可见，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多元在多民族国家具有普遍性。单一民族结构的国家只能被看作“理想中国家形式”，甚至被看作“一场虚构”。④(P266-267)民族多元是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这些多元的民族并不是被放任的，都是要凝成“一体”的国族。“国内各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⑤(P350)统一国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一体的过程。也就是基于现代国家的多重统一性展开，即国家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等。正是借助这些统一性获得实现的国家的一体。显然，“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阐析
从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人口12.9533亿人，汉族人口11.5940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1.59%。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0.10894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1%。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占绝大多数。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即“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统一体。”⑥(P3-4)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多元”、“一体”各有不同的指代和涵义。“多元”指我国56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同一国家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⑦(P252)在这里，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⑧它“具有中国国家象征，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同义。”⑨(P5)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即中国56个民族，包括汉族这一主体民族在内一样是平等的，是多元中的一元。多元不仅仅是民族的来源的多元，而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中华民族的“一体”，最根本的是国家的一体或政治的一体，是国家疆域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各民族血脉相连和利益相关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性和凝聚力。“‘一体’绝不是主体民族对非主体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这个合文化的根本是各民族共创、共治、共有中华，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完全一致、重合。”⑩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56个民族是基层，汉族虽是主体民族，但和其它55个少数民族是同一层次的民族单位，具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多元”和“一体”始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的，“认识到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次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与一体这一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11](P305)”国内也有学者从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则主要是一个定义为具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政治概念了。因此，‘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12]”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理解，“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和基础，是在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必须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载体，是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体”，抹杀“多元”，否定“多元”，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必然会危及“一体”的整体。
三、“多元一体”理论为多民族中国的政治整合提供理论依据
“多元一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是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多元一体”理论的逻辑推演，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在多元的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它从中原扩展到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这一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范围基本对应于中国的国家疆域，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13](P3)显然，“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而言的，而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可见，“多元一体”理论是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它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族体历史发展的状况，以族体为中心的一种观照方法，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思路，这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民族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多元一体”理论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作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以这一理论为其研究的重要的理论起点。这主要可以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的多民族结构，就是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文化诉求，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各项权利，并未从国家层面予以关注。“多元一体”理论无疑提供了理论指导。正如郝时远研究员对“多元一体”理论的解读：在5000多年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14](P46)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亦即基于我国多民族的状况，基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实发展起点、民族成分多样与宗教的信仰的差异，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从制度、法律和政策的设计上协调好“多元”和“一体”的关系。显然，“多元一体”理论对“多元”与“一体”的相关界定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理论铺垫。
二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目的就是强调多元共存的统一与协调，是在坚持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协调性和有机性，就是要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和文化一体的目的。不断促进从各民族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过程。在这方面，“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费孝通先生在对“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中，认为“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这种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包含了差异的一致，并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15]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多民族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即凝成国族的过程大部分还没有实现，民族一体远未完成建构，民族和国家一体还停留在国家政权层面，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整合。从现实看，世界上许多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已暴露出不整合的因素，有的国家已深受其害。如冷战结束后，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新世纪以来，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印度的克什米尔等地区和非洲的一些多种族、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冲突和矛盾。“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既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联系形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确立一种可见外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斥性的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地域构成了具体空间，构成了建构共同体和民族性的现实基础。现代国家的国民是通过领土聚合在一起的，民族的整合是在领土范围内进行的。一个国家在逻辑上只能有一个民族(nation，国民意义上的民族)，但是国民却是由一个以上的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口集团组成的。国家疆域的确定性和疆域内人口的非均质性，使整合过程成为必要。”[16]从国家层面看，目前多民族中国政治整合面临的潜在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政治上的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并把各民族认同上升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多元一体”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概括。“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这片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和一体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一般说来，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17](P9-10)基于“多元一体”现实，有学者指出，“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依然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之一。[18]”因此，“多元一体”从现实角度看，它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起点。
第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现实情况，而国内各个民族对这个现实的认同程度，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在具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族体是如何从多元认同于一体的，这种认同过程主要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步骤进行的，是少数族群中精英人物的认同带动整个族群的认同，还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文明的扩张，使得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百姓对‘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体认，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19]当前，国内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仍然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难题。
第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现实写照，基于历史和国情的一体多元政治结构则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依据。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是以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为基础的，不同时期多元政体形式表明多元内容是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的多元都处于统一中国的行政一体中。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将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纳入其“天下体系”中，统一多民族中国从政治结构上是一体多元的，秦汉时有皇帝封“王”、“侯”、“君长”的属邦或属国，隋唐以后有“藩属国、羁縻州府、土司制、正式州府，这些多元共同隶属于统一国家的一体之下；各种社会性质政权的多元，亦归属于统一国家的一体之中。[20]1840年后，晚清中华民族政治结构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严峻挑战，“晚清统治阶级从构筑政治结构的工具理性着眼，改变原来‘天下体系’中‘腹地’与‘边疆’之间层层淡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封众建的局面，淡化民族多元性和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加快‘腹地’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通过扩大‘腹地’来增强一体的核心力量而减少多元的政治存在。”[21]虽经努力，但以失败告终。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相适应，新中国开始重建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双重认同中，多元的政治结构紧密地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中。既在行政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又承认和发展多元，给民族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现阶段，又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一体多元的政治结构。它不以追求民族结构的一体化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来保护一体，而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各民族的富裕、实现整体现代化来保障一体。但在实现政治结构与民族结构多元一体的结合中，基于民族与政治的差异性，往往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必须以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仍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
第9篇：多元系统理论范文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1],从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看,西医和中医是相通的。中医学以阴阳平衡学说为理论基础,凝聚着中华民族近千年的医学实践结晶,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西医学与西方现代科技同步,随着近现代西方科学发展逐渐形成,代表现代医学理论的主体模式。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源自1956年同志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虽然在学科建设、临床研究、临床应用、中药研究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至今在结合医学理论的发展方面仍未能形成大的突破,其关键的问题就是两个医学体系间没有找到明确的结合点和交叉点。
1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
1•1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中医学是一门诞生于中华文化母体基础上的学科,也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经历了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总结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2]。中医学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黄帝内经》的出现为标志,它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总结了前人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融会了当时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知识等进行归纳、推理、演绎,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它较系统的形成了中医的阴阳平衡学说、五行生克学说、脏腑及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等,尤其是阴阳平衡学说。它以大处着手,将复杂无比的对象简单化,运用整体性和动态原则认识和处理事物[3]。它促进了中医学从原始的经验医学向着具有系统理论的高深医学发展,使中医学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发展,并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表达,使得它充满着睿智的哲学思想而延续至今[4]。东汉时期,张仲景发展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学理论,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张仲景运用阴阳平衡学说的基本原理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理、法、方、药的基础理论和运用规律,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其后医家百家争鸣,中医典籍浩如烟海,但均没有超出这两部巨著确立的以阴阳平衡和辨证论治为基础的理论范畴。
1•2中医理论的特点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阴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存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阴阳平衡学说代表着事物对立统一,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状态,在中医范畴内代表着人体的某一个体或机体内部某一个脏器、某一组织阴阳消长的动态平衡状态。正常生理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失调,则发生疾病。五行学说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机体内部各层次间的平衡关系,以五行应五脏,指出了机体内部各脏器间的生克关系,说明了各组织系统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的关系。脏腑、气血津液学说提出了疾病结构单元的阴阳平衡状态,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一种横向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衡”医学[5]。
1•3中医理论的优势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形成了一套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4中医理论的不足但中医学理论成型于两千年前,过于依赖于思维方法,对人体结构认识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常用取类比象、类比类推的方法进行归纳推理,一些基本概念不够具体,如脏腑、气血津液、八纲等概念较笼统不够细致。相对现代西医学存在着对人体结构单元和生理病理认识不够的问题,常常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较粗放的不足,有着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的现象。
2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
2•1西医理论的形成现代西医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它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的方法为指导,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把人体分解为许多的结构单元进行分析,创立和发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相关学科,对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它借助现代科学的进步和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如运用显微镜、影像技术等现代化技术设备,使人们对微观结构生理病理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形成了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如建立了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理论,组织病理学理论,病原微生物理论,免疫学理论,分子生物学理论等,进而指导人们的临床医学实践,分化出临床医学的各门学科,促进着现代医学向着更深、更细的方向发展。
2•2西医理论的特点西医理论的形成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完善的,它以客观的、具体的、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西医学把结构单元作为其理论基础,把结构单元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把西医学简单地理解为“元”医学。
2•3西医理论的优势西医最大的优点是以结构单元为基础,以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对疾病进行客观的结构、生理、病理分析、研究和验证,形成了较为客观具体和科学形象的现代医学体系。
2•4西医理论的不足由于现代医学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并向着无限纵深的微观方向发展,相对中医不注意宏观的把握,有着较大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例如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很多治疗手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但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结合中医治疗常常可以明显提高疗效,这种西医的缺陷单纯靠西医理论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并使其发展举步维艰[7]。钱学森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8]因此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单纯的西医理论和方法是不全面的,融入中医思维与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3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3•1中西医结合的概念中西医结合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起始于建国初期同志的倡议,提倡广泛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西医基本理论、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医学研究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达到中西医的融合沟通并形成新的医学的目的。它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伟大成就之一。中国当代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中西医并重”、“实现中医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对于中西医结合经过50年的沧桑历程,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有许多不尽认同的地方[9]。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和路径仍不是很明确。
3•2中西医结合的主要方法和成就①对疾病进行西医诊断的同时,再结合中医辨证,即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在治疗上采取西药结合中药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除使用西药如胰岛素、二甲双呱等治疗外,针对不同的患者进行辨证论治,给予中药进行治疗,如肺热津伤给予消渴丸,肾阴亏损者给予六味地黄丸等。②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种疾病进行中西医两种诊断、两种治疗。例如外科手术的患者使用针刺进行麻醉,术后给予针灸或中药治疗,高血压患者除给予降压药物如硝酸异山梨酯,可以辨证论治给予中药方剂,如肝阳上亢者给予天麻钩藤饮等进行治疗。③运用现代药理学知识对中药药物组分进行研究开发新药和开发新的剂型例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心血管病的常用药物银杏叶片、复方丹参滴丸等。④用现代医学的理论研究中医理论,例如有些研究者提出“脾虚本质”、“肾虚本质”的研究,试探性的找一些指标如腺苷酸环化酶等作为判断指标,试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中医证的本质进行研究,明确中医药诊治疾病的原理。
3•3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是理论创新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主要体现在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方法进行诊治。虽然在临床上的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以上的几种结合皆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为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几乎为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2]。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多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根据同志提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倡议,实质是要求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旨在提高临床疗效,创新医学理论,以丰富世界医学。因此创新医学理论,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单纯的靠中医现代化,或用现代科技来研究、解释中医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中医理论的特点是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理论。因此我们把两套医学理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才会产生新的新的医学理论模式。陈可冀院士认为找出两者的交叉点和结合点是非常重要的[9],而把中医理论的思想性融入西医理论,把西医理论的技术性融入中医理论正是它们取长补短的关键,可以作为它们的结合点与交叉点。
4“元衡论的”的观点
4•1阴阳平衡观是中医基本理论的主线中医理论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平衡观为衡量标准的,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平衡观,其一是天、地、人相互关联的整体平衡观,其二是把人体大致划分为脏腑、气血津液等的结构平衡观,其三是根据五行学说,各脏腑间有着相互生克、相互关联的层次平衡观。有较强的整体观和系统性,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逻辑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
4•2单元结构的研究是西医理论的基础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西医的理论基础是对解剖结构的正确认识,如果把一个人体看作个体单元,把人体分解成若干个单元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人体的构成层次为组织、器官、系统等几个层次,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它以现代西方科学使用的“还原论”的方法用实验、验证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唯物论。
4•3“元衡论”可以作为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相结合的一个点“元衡论”的观点是我们根据中西医学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优势互补后得出的思路[10]。单元结构是指正常人体的基本构造如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病原微生物等,是西医理论的基础;阴阳平衡观主要指阴阳学说的阴阳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机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联系为特点的人体内部的动态平衡状态。由于中医理论常以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概念表述机体的组织、器官的病理、生理变化,与现代西医理论相比较笼统不具体,较粗放而不精确。如果我们把阴阳平衡观、五行生克论融入人体的结构单元进行临床分析,用具体的结构单元代替抽象的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中医概念,把具体的结构单元作为阴阳间、五行间平衡与生克的结合点或交叉点,就可以对人体的分析有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认识,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元衡论”。“元衡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其一为整体单元平衡,指人体是一个整体,其健康状态取决于人体与周围环境、饮食劳顿、神经精神、组装器官的动态平衡状态;其二为层次单元平衡,指人体由组织器官共同构成多个系统,系统与系统、器官与系统、器官与器官间通过神经体液联系构成若干个结构单元、功能单元,正常情况下它们保持着动态的生理平衡;其三是结构单元平衡,指某一个具体的器官或组织为一个具体的结构单元,正常情况下能够维持其自身内部的生理平衡状态。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如果有一个平衡体系出现异常,通过其内部的联系可以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状态,导致机体的疾病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三个方面的人体平衡观,它把中西医两套理论中各自较为突出的基本特点进行有机结合。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作为分析疾病的三个层次的线索,以平衡观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依据,按这个思路进行探讨疾病病理、生理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可以更全面、清晰。
4•4“元衡论”的临床意义“元衡论”以现代医学的结构单元的平衡为基本点,把中医阴阳学说的理念贯穿于分析疾病的过程,用中西医的现有的知识和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研究,形成“元衡论”的思路,这样就可以按照既注重解剖结构单元又注重平衡观的立体思路对疾病进行系统的生理、病理分析与研究并指导治疗,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具体内容,完善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同时为西医理论增添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弥补了中医学思想性有余技术性不足和现代医学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从而使对疾病的诊治既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具体性,又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中医理论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标志,平衡就是生理状态,失衡即为病理状态。人体的平衡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称性平衡,而是人体五脏六腑、组织器官及其功能活动协调吻合而产生的平衡,不是消极的静态平衡,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动态平衡[11]。中医学的平衡观存在于人体的方方面面,现代生物学的人体内环境的体液平衡,现代微生物学的微生态平衡[12]也从现代医学的两个角度阐明了解剖结构单元之间和结构单元内部存在动态平衡,说明了“元衡论”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笔者曾以“元衡论”的思路对痤疮的病因进行分析,得出痤疮的发病是由于相关的三个层次平衡失调即皮脂腺内部微生物失调是结果、激素代谢障碍是根本、消化系统障碍是诱因,三个层次的平衡环环相扣,构成了痤疮发病的基础,我们通过给予相关环节的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10],为“元衡论”的观点可以运用于人体疾病生理病理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