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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论文关键词:新疆外宣英译,多元系统理论,边缘性,充分性,本土化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 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二、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 佐哈尔与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他认为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体,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是动态的、异质的、系统的。他描述了动态分层和系统产品,还强调系统的历史性,不能把历史事物错误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本土化,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2004)继续发展了多远系统理论,他认为图里的规范提醒我们,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者的介入无法避免,无法被清除。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随后张南峰(2002)、谢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张南峰教授认为“多远系统理论是跳出文本外对翻译进行研究”,谢天振教授评价说,“该理论对中国汉译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辜正坤,刘宓庆结合该理论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假说。该理论摆脱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角度解读翻译的缺陷,翻译活动推向了前台,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探讨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有极个别的作品,如《福乐智慧》《江格尔》等被外译,也是由他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节译的。新疆外宣英译在新疆翻译史上处于边缘地带。
直至90年代,随着国家倡导以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福乐智慧》。随着新疆英语教育和对外的发展,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新疆电视台也有了自己的英语频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与2001年起本土化,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语言与翻译》,《新疆大学学报》及全国其他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译初出茅庐,在中国外译系统中还处于边缘地带,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新疆外宣英译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而发展起来。
2.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国发展新疆的以旅游为先锋带动全疆经济发展(邓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和错误的解读。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而整句话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识形态对新疆心怀叵测的政治意图。而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自己的家乡的立场上清楚明了地给以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译者在进行外宣英译时,应了解外国人对我国外宣英译的普遍的态度.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我国读者喜欢的华丽抒情性的文体,在外国人看来只能是减少传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洞和冗长,夸大宣传。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还不如直接告诉那一年的时间为好。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与汉语的随后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将读者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萨义德),这样就不能按照尤金·奈达所谓的“译者必须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来进行翻译,而是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译是杨宪益在英译《红楼梦》时保留的风格,他认为宣传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就要如实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其一来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让的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想从边缘走向中心,还需处理好在原文与意识形态,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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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系统;局限性;自我扩展;辨析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08-01
埃文-佐哈尔( Itama Even -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作为许多描述性翻译理论的基础被广泛应用,研究者们也对其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梳理各家所谓局限性的同时,认真研读多元系统理论,并且将其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系统,从这一角度对它的局限性做一个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直到90年代末,该理论才被真正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来。佐哈尔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期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静止的对比中解放出来,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对译本进行研究,而是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也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还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问题。(谢天振:2003)
如上所示,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其对翻译研究的贡献,而与之相对的,也有不少批评之声出现。
二、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梳理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对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的讨论。根据各类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将对局限性的讨论分为以下三类。
(一)忽视了译者主体性
许多学者撰文指出,多元系统在解释某些翻译现象时显示出不充分性,其原因在于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王东风在其文章中写道:“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王东风:2000,谢世贤:2002)。很多学者认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仅由出发语文化在世界文化大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同时也深受译者对译语文化主观判定的影响。(吴耀武, 张建青:2010)
例如,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中应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在译介外国小说时多采用归化策略,译作中多有删节、改写,并采用中国文学传统形式和结构。1915年,庞德的《华夏集》问世,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半殖民社会,而美国则处于强势地位,据佐哈尔理论,此时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时,应采取归化策略,而庞德作为处于强势文化中的人,在译介中国古诗时却采用了归化策略。
以上例子说明了多元系统在解释翻译现象时只考虑到了宏观的客观文化因素,忽略了译者本身的诗学观和主体性。
(二)对超文本因素关注不足
有人认为,在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地位时,佐哈尔对影响经典与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与二级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等因素缺少深入分析。
正如根次勒所言,佐哈尔很少将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而只是将文本与那些假设性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概括加以关联。因此超文学因素在佐哈尔的分析之中明显缺场。(Genztler, 1993, 123)
(三)概括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佐哈尔对文学系统状态的描述“有些粗糙”;赫曼斯认为佐哈尔对“弱小”、“边缘”的评价性的陈述“并不明晰”,对系统演进的描述不仅非常抽象,而且给人决定论的感觉,似乎系统的演进是自主和周期性的。最后,佐哈尔将系统内部的变异完全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因素,忽略了“所有那些模棱两可、混杂、不稳定、流动易变和交叉……的因素”。(廖七一:2004)
三、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辨析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辨析: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立论原则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子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同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观察。(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也就是说,多元系统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动态的”。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廖七一,2004)
第一,多元系统理论在归纳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时也指出,翻译文学自身也是有层次的,自身也有经典和非经典,中心与边缘,一级和二级的不断斗争。“这意味着当一部分翻译文学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时候,其余的翻译文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其异质性的理论本质本身就能很好地解释由于译者本身诗学观和主体性,在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出现不同翻译选择和策略的情况。
第二,多元系统理论在其立论和思维方式上也潜在地包含了大系统中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佐哈尔在做出理论假设后,以文学系统为对象进行分析,他在《多元系统论》中说到,“必须承认,由于研究开放的系统比研究封闭的系统困难,十分详尽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2002)但这并不说明他将其他系统的影响排除在外。佐哈尔用以描述文学内部系统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描述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廖七一,2004)
第三,如果对多元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动态性多加关注,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理论是将各系统的运动以及之间的张力和斗争作为研究对象的,如经典化文化和非经典化文化之间的张力,动态的经典性,一级与二级模式的斗争和相互转化。
因此,佐哈尔是充分认识到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运动和变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而出于理论论述的需要,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归约性的概括,并不能说多元系统理论本身屏蔽了各种现象的纷杂性。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自我扩展
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点在于留下自我扩展的空间。
佐哈尔于一九七七年修正了多元系统假设,使其能进一步容纳文学与社会内部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廖七一:2002)还有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进行了重要补充,如图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赫曼斯的操控理论和勒弗维尔的重写概念(归纳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因素的制约),以及韦努蒂的文化翻译观(凸显译者主体性)。国内的香港学者张南峰也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精细版”,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相互作用方面做出补充与完善,并在专著中演示了其应用。
四、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将翻译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广阔的研究领域。(谢天振:2003)应该指出的是,在看待多元系统理论时,不仅仅将其看作单个人(Even-Zohar)的理论,而应视为一种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23:19-25.
[2]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59-65.
[2]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8-52.
[3]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2-8.
[4]吴耀武,张建青.佐哈尔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批评性阐释[J]. 外语教学,2010,(3):110-113.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中文学翻译事业成为维系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利保障,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带动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本文站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下面我们就开始探究工作。
关键词:
多元系统;文学翻译;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概述
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下面我们讲述几点针对翻译策略的启示:
(1)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仅仅应用一项翻译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增强翻译效果,可以利用删节、增评、加按语评注等方式来增强翻译的效果。其中删节是指有选择地翻译文本,大胆的删去一些对文本无关系的部分,比如在一些书籍的题目上有所应用,《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利用删节的翻译方式后就被简便的翻译成《天演论》;增评是指根据实际的翻译需要,增加一些语句和翻译内容,将增评性的文字添加到翻译中,有效的表达出自己翻译上的见解;加按语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或者是中间部分增加一些按语,为文学翻译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评注的意思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难理解或者不好解释的词或语句,通过注释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以上说的这四种方式都是增强翻译效果的有效途径,它们都属于归化式翻译的范畴。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文化学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关键词:翻译规范、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大陆译本、台湾译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1.引言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迅速发展起来。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他用一种描述性的以目标语为中心的,关注功能和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从此,翻译研究开始从纯理论研究走向文本描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Toury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Toury(1995:21-112)认为,如果翻译研究不想依靠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并自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必须发展一种描写性方法。Toury提出了著名的翻译规范理论。它通过对译者翻译行为趋势的描写和研究来构筑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和翻译相关活动中,作为理论指导。
本文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七本两个版本作为文本分析对象,分别从三个翻译规范的角度研究并比较了大陆和台湾两个中文译本在各个层次上的翻译规范。
2.预备规范
预备规范包括翻译方针的选择以及翻译的直接程度,是翻译行为开始前影响译者的宏观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翻译版本及其译者。在哈利波特的前六本的译本中,由于译者在不断变换,我们会发现译作中出现主人公名字前后不一致、作品风格截然不同等问题。为了在作品风格和语言上达到高度一致,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七本的翻译决定交由翻译经验丰富的马氏姐妹。由于马爱新在国外,两姐妹经常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沟通,翻译出来的第七本也大受欢迎。
台湾系列译本,前三本是由彭倩文所译。彭倩文也翻译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包括Peter Carey的Jack Maggs,Thomas Keneally的Schindler’s List等。后三本由彭倩文为首的团队翻译。
J.K.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主要的受众群体是儿童,所以原文语言浅显易懂,简单活泼,便于儿童理解和接受。因此,译文的总体风格应与原文保持一致,采用平实简单的语言,但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两本译文在这一点上都把握住了基本方向。
3.初始规范
初始规范是译者自身的宏观选择,确定译文究竟是倾向源语规范还是目的语规范,是更注重译文充分性还是可接受性。
Example 1:
Lupin,greyer,more lined; …… and Mundungus Fletcher,small dirty and hangdog,with his droopy,basset hound’s eyes and matted hair.
马译:卢平,更加憔悴瘦削;……蒙顿格斯・弗莱奇,小个子,邋里邋遢,一副猥琐样,眼皮像短腿猎犬那样耷拉着,头发蓬乱纠结。
彭译:路平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还有矮小肮脏、鬼鬼祟祟的蒙当葛・弗列契,一双无精打采的短腿猎犬眼睛和一头缺乏光泽的头发。
在描写Lupin的时候,“greyer,more linked”被分别翻译成了“更加憔悴瘦削”和“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这样看来,大陆版本的描写稍显抽象,台湾版本的描写更加具体形象,就更容易为年轻读者们接受。
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同一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的过程中有可能从以源语规范为主转换到以目的语规范为主,反之亦然。这就说明翻译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在考虑多种现实因素的情况下,可以不断进行选择。张南峰就曾指出:“翻译等比较复杂的活动,可供选择的行为比较多,例如一个词或者句子怎么译,甚至有无限的可能性”(2008:116)。总而言之,翻译是一个灵活多变的过程,译者也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本文所讨论的哈利波特第七本的两个译本在其所在地区都大受欢迎,可以说达到了可接受性和充分性的要求。
在翻译开始前,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决定了译者的宏观策略。而在翻译开始之后,则由操作规范影响译者的微观策略。
4.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可分为结构规范和语篇规范,属于影响翻译作品的微观因素。语篇规范包括语言规范和文学规范;结构规范主要是指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本的增删、搬移和重组。
译者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通常会对原文本进行省译、增译和改译。在JK罗琳创作这部作品的十年中,很多当年的小读者都已经长大,同样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也长大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说第一本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那第七本就是一部青少年读物。作品的内容也从欢快喜悦的魔法世界变成了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危险经历。第七本书的风格更加严肃沉郁。因而译者也会采用更加正式的词汇来描写主人公,来叙述整个故事。
在结构规范上,译者会根据目的与文化的习惯,对源语文本进行省译、增译和改译。总体来说,目的语规范对译者策略的选择起着主要作用。
语篇规范包括文学规范和语言规范,前者主要指译者决定用什么来翻译某种体裁、某种文学作品,后者则包括一般的语言或文体规范。
Example 2:
‘Genius!’yelled Harry.
马译:“你太有才了!”哈利喊道。
彭译:“真天才!”哈利喊道。
“你太有才了”这句话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后变成了热门词汇。台湾版译成“真天才”,只是将意思平实地表达出来。可以说,马译在这里更加的本土化,不仅具有充分性也有可接受性,而彭译只照顾到了后者。
在语篇规范上,台湾版和大陆版译本语法上尽量保持对源语文本的充分翻译,以学习英语语言规范,完善汉语;另一方面为了内容的传达以及译文的可接受性起见,又无法摆脱汉语的语言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仍倾向目的语的语言规范。
5.小结
总的来说,大陆版本的中文译本更加倾向于源语语言规范,比起可接受度来说更具充分性。相比而言,台湾版本译本以目标语语言规范为主,更具可接受性。但两个译本都比较忠实,译者的意图都得到了较好地实现。
翻译研究正在从规范性翻译研究走向描写翻译研究,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更多的是微观的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还应该有另一个视角,也就是宏观的视角。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
References:
[1] Rowling,J.K.2007.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 Toury 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J].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 皇冠编译组译.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M].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关键词]《红楼梦》 生态翻译学 适应 选择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64-02
作为四大古著之一,《红楼梦》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学价值,还是一本浓缩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目前学术界对《红楼梦》英译本比较认同的有两部,一部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另一部则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本(下文将分别简称为杨译本和霍译本)。纵观几十年来《红楼梦》的英译研究,笔者发现,学者们已运用了包括功能对等理论、译者主体性理论、隐形话语权、接受理论、目的论、多元系统理论、认知语言学等各种翻译理论对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将从一种全新的翻译分析维度——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通过两部译本比较的方法,分析翻译如何以译者为中心,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通过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来产生译文,概括出生态翻译学在《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的策略体现其对文学翻译评析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翻译生态环境的要素包括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即翻译生态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原文—译者—译文”的体系,以译者为中心,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译者通过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来产生译文。
译者的中心地位体现为译者在翻译前和翻译过程中均进行了适应与选择。在翻译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便是一种适应,根据自己立下的翻译目的,结合出版社的要求,适应性地选择出自己的翻译标准、策略和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进行“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转换中,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适应性的选择最恰当,最能体现原文思想和灵魂的翻译。
二、译者在翻译之前的适应与选择
(一)译者对原文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对原文的适应就是对原文整体结构上的理解把握。没有对原文的理解,就谈不上译者适应性选择出的翻译标准和策略。在理解适应的基础上,译者作为桥梁,要把握原作创作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考量作者的意图。下面便以《红楼梦》的英译书名为例,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对这部巨作的适应与选择。
杨将书名翻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则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宪益保留书名中的“红”,将“楼”翻译为复数“mansions”,用词精准。首先,“mansion”的释义为“a large, stately house”, 符合原著里描写的大院豪宅。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译者对小说内容及背景的准确把握,因为《红楼梦》主要围绕着荣宁二府,杨宪益则采用复数形式,可谓传神。而为了避免西方读者对“红”产生误解,深谙中西文化差异的霍克思取《石头记》作为译本主书名,作为补偿措施,以《红楼梦》为别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巧妙融合两者在封面上。这既适应译语文化和译文读者需求又照顾到原著及作者意图(此译文书名出现在第一、二、五卷)。《红楼梦》是章回体小说,故而只有分章没有分卷,霍克思出于对原书内容逻辑上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时创造性地按照小说的内容自行分为五卷,并根据每卷具体内容另行命名。例如第一卷覆盖原文第1~26回,译本命名为“The Golden Days”。译文五卷本的卷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增强了译本可读性,减轻了读者阅读负担。
(二)对译者翻译目的的适应
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均会带有不同的翻译目的。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旨在向逐渐开启中西交流的西方人传播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带有政治任务的。霍克斯则纯粹出于个人爱好。霍克斯是个性情中人,崇尚文学,尊重具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红楼梦》“是一位伟大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晶”,他呕心泣血只译完前80回,而把后40回的翻译交由他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完成。面对蕴含文化特色的中英译时“杨译本情系文化,霍译本面向读者”:杨译本忠实于原著,完整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霍译本则更符合英文习惯,不拘泥于原作的字句结构,很好地融合了雅致与创新。
(三)对出版社要求的适应
应企鹅出版公司的邀请,汉学家霍克斯于上个世纪70年代着手翻译《红楼梦》。企鹅出版公司的一贯风格就是要求译文有很强的可读性,要通俗易懂。霍克思将自己的翻译灵感和翻译方法发挥到极致,被公认为是“学术成分较少、英语读者更加喜欢”的译本。
杨译本的市场定位则针对专业读者,读者群体就没有那么广。戴乃迭1980年评价《红楼梦》翻译时则表示:“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
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霍译本语言地道,活泼生动,多采用意译,更符合译入语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杨译本语言正式,措辞精美,多采用直译,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播。两本译本都可堪称是翻译史上的佳作。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两个译本。
1.章回目录的翻译
摘要:吉迪恩・图里,是特拉维夫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翻译规范理论,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主要受到源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这两种规范的制约,这两种规则就像两个端点,译者则应该在这两端间动态地选取自己应该采取的规则。本文是在翻译规范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实际翻译中译者的地位以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翻译规范;翻译策略;译者地位
1.引言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做了描述性的规范,在此基础上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前的研究大多是从翻译规范的角度对译本进行比较得出其中的翻译策略,而关于译者地位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更能理清译者主体地位的,从而使译者能够更清楚自己的作用和使命,对现实翻译中译者地位的界定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2.图里翻译规范理论
描述性翻译是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而他还提出了“翻译规范”的概念。图里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以下三种规范的制约1)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是译者对翻译政策的选择,考虑文本的文学类型、学派等等,或者是考虑直接还是间接使用源语来翻译;2)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是译者在翻译前决定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政策和翻译取向,选择是偏向源语还是偏向目标语;3)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操作规范之下又分为(1)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是译者翻译过程中是否使用源语以及使用某种间接语言的形式,以及决定增删的程度,是具体到实际翻译层次方面的选择;(2)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 linguisitic norms),是影响译者最终选择代替源于材料的内容,包括具体的句子结构。篇章设计等等细节上的环节。这里所说的翻译规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忠实还是通顺之类的翻译标准的规范,而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时所受到的不同方面的制约,这些制约主要反映源语译入语的社会文化,从而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决定。图里将以上几个方面称之为翻译规范(norms),这也是本文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3.翻译规范中对译者作用的界定
从一般意义上看,规范的作用不言自明,如果失去规范,不仅会导致行为的随意性,也会使社会中的个体陷入迷茫没有目标和方向。同样的,在翻译过程中,规范始终贯穿翻译始终,图里认为,规范就是那些被反复使用且经常是优先使用的准则,它既不是绝对的规则,也不是模糊的界定。对于不符合翻译规范的译文,既没有对其明确的评价标准,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也无法实现原作的客观展现。对于译者而言,其译本得到广大读者甚至是原作者的认可,就必须仔细斟酌,首先译者就必须熟知翻译规范,并且在此基础上将翻译规范应用到实际的翻译过中,让翻译规范发挥作用,使最终的译本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同时也能完整地体现出译者的能力和思路。基于以上总结的翻译规范的特征和翻译规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出,译文文本规范与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遵循了翻译规范的基本原则,是评价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因为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文质量。这就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遵循怎样的翻译规范,最终的衡量标准就是让译本得到受众的认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的取向是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操作如何进行,具体到翻译中,就涉及到译者使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只要涉及的是翻译过程问题,是翻译行为问题,是翻译操作问题,那么,译者的主体作用就蕴含其中。由此说来,译者的主体地位毫无疑问。
4.译者主体地位的现实意义
在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文本,可是出现的效果却大相径庭,译入语读者的反应也相差很远。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译者有不同的倾向性,是根据不同的翻译规范选择的翻译策略。最终的译作达到的效果如何,主要是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翻译规范下的翻译策略,这也是译者最核心的使命和任务,是译者作为两种语言转换媒介的主要功能所在。能否够处理好译者与“规范”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着译文的成功与否,也直接影响译文受众得到的阅读效果。译者要想将翻译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就应该搞好翻译的基础,提升译者本身的翻译能力。一旦译者主体地位这个说法成立之后,相应地,译者在翻译时的智力劳动和主观创造性会受到肯定,这就使译者的自进一步加大,但是与此同时译者的责任(Venuti,1995:290)也就更大了。译者不仅需要自重,还需要自律,特别是需要他律,可见,建立对译者的相应的制约机制也就很有必要了。从译者角度而言,译者自身必须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和翻译技能,从而符合翻译职业的要求,捕捉语言之间的微妙差异并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弥补,使译本能够被受众更好地接受。只有做到了这些,译者才是得到了解放。
5.结语
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主体,占据主体地位,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其主观能动的作用,因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的过程。从客观角度而言,翻译相关产业应得到相应的法规的制约,译者的权益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保障;从主观角度而言,作为译者本身,应该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多方面锻炼自己的技能,从翻译规范实际出发,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让翻译规范这个理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指导性作用,让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的更加合理。(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Toury,Gideo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8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9-273
[3]赵宁.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研究概论[J].上海科技翻译,2001(3):51-54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将诗学定义为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雅格布森指出诗学即“文学性”,也就是使一个语言信息成为艺术品的因素。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2004)一书中对诗学所下的定义是:诗学即文学观念,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根据查明建在《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经典的建构》(2004)一文中对对翻译文学经典的界定,翻译文学经典被分成三类: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如朱生豪译的莎剧、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杨必译的《名利场》等;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着;三是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被经典化了的外国文学译作。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三种类型的翻译文学经典,即译者把外国文学的经典或非经典文本带进译入语的翻译文学经典形式库。译者是翻译文学的生产者,其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一部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或者在目的语中保留其在源语中的地位,成为经典;或者失去其在源语中的经典地位,无人问津。反之,一部非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也可能成为经典,进入目的语翻译文学经典库。当然,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十分复杂,在这里,笔者主要探讨译者的诗学观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2、传统诗学观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
20世纪初是中国翻译史的大盛时期,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通过翻译引入大量西方着作。据粗略统计,在这一时期,有数千种西方着作被译成中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哲学、历史和文学等领域。其中外国文学翻译特别是翻译小说数量最为惊人,据考证,有多达2500多种(郭延礼,1996)。而在着纷繁的翻译事业中,涌现出的翻译文学经典数不胜数。清末时期,传统的诗学观影响着广大文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文言翻译仍然一统天下。严复是晚清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该时期影响力最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在翻译《天演论》时,在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一说,一直被国内学者们津津乐道,称其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其中,“雅”颇受争议。严译《原富》首二篇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二期上加以推荐,但对他的文体提出了批评,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严氏的译笔太过渊雅,不利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然而严复在《译例言》中明确表示“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的“雅”实指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来翻译如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着作中的“精理微言”,因为这种译书的读者多为士大夫等上层知识分子和文人,唯有投其所好,用古雅的文字来翻译才能做到达意。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饱读古文史书,受中国传统文论启发有很大关系。虽然他一生译书不算太多,但都是经典文本,大多关乎启迪民智,立国安邦的政治经济类启蒙书籍,史称“严译八经”。严复正是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秉承个人信念,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诗学态度,主导着翻译经典建构的方向。而另外一位清末时期重要的翻译家就是林纾。林纾是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尽管如此,他一生译书颇多,达到180余本,共一千数百万字,涉及11国文字。林译作品因为误读、纰漏太多,从而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但如果我们审时度势,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更理智的看待林纾的翻译策略,透视他的诗学观。有学者(王秉钦,2004)发现,林氏的文学语言观是二元的:既维护文言,又不排斥白话。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以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但却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大。”林译小说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白话口语,如:阿姨、妮子、老子等,还用了许多外来语,如:蜜月、安琪儿、咖啡、布丁等。不仅如此,林译小说还通过借鉴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革新了近代小说的创作形式,打破了传统章回体的旧格式,通过大量欧化句型的使用,使近代文学文体逐步向新文体过渡,为“五四”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3、近现代诗学观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
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晚清主流翻译规范越来越遭到质疑,译者们在翻译策略、译作形态、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诗学观念相背离的趋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为现代翻译文学提出了大量不落俗套标新立异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并且贡献了数量庞大的翻译作品。据鲁迅博物馆的孙郁先生(2006)统计,从1903年到1936年,鲁迅在他33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介绍了近14个国家近百位外国作家的200多部作品,字数达500多万字。在鲁迅看来,要有新的文艺,没有别的路,只能拿来域外的艺术。鲁迅涉猎的域外话题极其广阔,最初是科幻小说、科学史,后来是尼采与裴多菲的作品。不久又被安德烈夫、迦尔洵所吸引。他同代人的翻译,大多以大人物的作品为对象,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等,而鲁迅所译介的都是小人物的作品,爱罗先珂、阿尔志巴绥夫、有岛武郎、片上伸、理定等。鲁迅译介他们的文字,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可以唤起一种内力的喷吐。那些外来的作品多少是反省本民族痼疾的,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许多他喜欢的作家,都是思想界的斗士。在精神的高度和艺术的水准上,确有不凡之笔。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鲁迅的翻译从选材到语言都难逃晚清之风。自那以后,鲁迅的翻译观有了很大的转变。翻译策略由意译转向直译,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文体由短篇文言转向短篇小说等新文体形式。例如,在《一个青年的梦》中,鲁迅采用会话文体译成,这在当时的翻译界是一种新的尝试。尽管鲁迅的翻译诗学转变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和质疑,但从先生义无反顾的还击中我们不难看到其良苦用心。直译是为了吸取外国语言中“新的表现法”,弥补中文文法本来的不足;采用白话是为了让文学更接近群众的语言;新文体的使用则是为了丰富文学表现手法,为文学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鲁迅以及一大批翻译家们正是通过这种新诗学观,指引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方向,构建翻译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