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精选(九篇)

第1篇：生命哲学范文

（一）神学的生命

生命的物化是现代的罪过，惟有神学可以拯救与更正。在生命神学语境中，生命应重新定义为四个位格：有限的肉身的生命（人体）和社会生命（人生）；无限的精神生命（人心）与灵性生命（人“道”）。罗纳根说，生命的存在与天国的秩序合一；舍勒认为：“人心秩序、精神气质与体验结构，是一个实质价值的偏爱结构…生命的最高价值是宗教价值，生命为爱而生存。”瓜尔蒂尼指明：“若存有对比之相似的可能，上帝的绝对中就类比于生命的有限之中；…生命是行动之结构空间与行动的时间序列、充实与形式，生命即是个别又是整体，生命的充实是形式的内容与血液，它们承载生命；对比可以透悟生命本原；人享有的是信仰的生命。”生命是变化、运动与超越；生命由于信心与对上帝的企盼而充满力量；神学使生命获得完知的的价值与可能，使人能最终逃离生的困惑与死亡的畏惧，让人找到一个新的天国和新的人间乐园，那是信心与力量的源泉。基督教神学和其他宗教一样，用信仰与觉悟来解读生命的含义，但基督教又个我化地单独对人的生命给与一个严密的逻辑的结构，因为它是由同一神或同一圣主宰者创造生命，万物都受其创化，有关生命的教义与语言在逻辑上和谐与自洽。基督教生命的意义的前提是：上帝的存在和我们对上帝存在的参与。神人类学说的创立者索洛维约夫对人的生命作出了最具个性的圈定，用神人类观念透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他指出：“人的生命可以修炼为永恒，人的生命是上帝与物质的联系者，上帝通过外显之道与爱的原则的实现，使人成为自由之身，人将达到神人类，即精神的人类。”达到神人类必须从心理-肉体生命完成向精神-宗教生命的过渡。因为，我的生命的全部，都是上帝的，上帝是这个生动的肉体的始基，而且，“我与父原为一。”这在伊斯兰教的教义学中有所发展，其“认主独一”的概念成为信仰的根本，“认一之功，诚为首务”，一切精神与物质的现象，乃的自显与外化，这种认识使苏菲神秘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互认与交融。真一、数一、体一与本然、本分、本为的“三品”教义延伸了基督教教义哲学，其真一之所妙，异名而同实之学说，更加清晰完善。

1.对主体预设的沉思：生命的冥想与诉求

生命至善与圣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神学的逻辑基础，这一至高、至洁、至善的理性主体-圣父（God）为独一上帝，为万有生命的本原，任何生命都属于他、服从他、听命于他，因为他是原动力与永动力，生命体离开他将失控，必定回到原来的“空”；任何“活体”的存在都必须以他的规制为前提。尼西亚会议对于深的本质以及三位一体的定案是不容改变的，基督教任何教派对此都坚信不疑，上帝的本质为一，“无始无终，无形无像，不可分开，全能，全智，全善，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的创造主和保存者；”绝对的上帝观决定了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这个静止的上帝观念被拉纳打破，他修正了这种绝对与僵化的说法，认为“救恩一定可以在教会之外得到”，因为基督教永远不可能取代其他宗教传统。“匿名基督徒”的术语虽然受到了激烈的攻击，但是这种最早的普世主义意识却被保存下来，成为宗教多元论神哲学认知的开端。使徒信经开篇即称“我信父上帝”，使上帝成为人格化的神，他慈爱并可以真正信赖，它充满活力，不是无位格的静止的神圣力量。上帝为我们的世界的发生以及人类的创生给与了原始的动力；那是一个最伟大的策划，没有这个动力，一切都不会存在，一切都是空像；上帝使自然与人的生命具有了意义；无论是降生还是死亡，都由上帝所掌管；这些生命使地球有生气，这些生命体的各种类别，都来自于一个本源，就是上帝的创造与爱。圣经经文中并没有标明上帝的性别，旧约的上帝以父性为主体，经常被比作磐石，但上帝也被作为母亲的范型，表示对子民如对孩童的爱，这种阴柔的性情延续了迦南人强调女神的性崇拜心理传承；因之，新约中上帝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来完善这种形象的。旧约以律法的严厉来规范生命，是延续了犹太教“妥拉”的传统，而新约是以道德信实来训养人的行为，这都透露了“性别解经”的伦理体验。

圣子（GodtheSon）“为救世人，取肉身成为世人”,万生借他而造；

“上帝的儿子，从蒙福的童女玛利亚的腹中，去了人性，所以有神人二性，无可分开，联合于一个位格之内;就是一位基督，真上帝、真人；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真真实实受了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他就能叫我们得与天赋复和，不独为人的原罪，也为人一切本罪作了挽回祭。”

耶稣基督曾下到阴间，经过三个昼夜，复活并升天，坐到父的右边，统管一切受造之物，司审判活人与死人。旧约中，对天使般的或超自然者偶或也用“上帝之子”称呼，如《约伯记》和《但以理书》，称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为“上帝的儿子”。新约发展与升华了这个概念，认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保罗说耶稣是上帝天然的儿子，而信徒是上帝收养的。十字架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一种约定的价值，必须为人所信仰；这也就奠定了生命神学的理性根基：基督的生命是特殊的，而人的生命由基督的生命决定的，人的生命的形式与内容都由上帝通过独生子耶稣给定，从而成为上帝的“孩子们”，信徒所称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与耶稣所用的亚兰语“阿爸”是有重大区别的。基督教所明示的上帝并不是耶稣肉身的父亲，这与伊斯兰教徒的理解不一样，“ittakhadha”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异端，基督教认为，耶稣的独特作用表现为，上帝在耶稣里将自己启示出来，耶稣是上帝拯救世人的者。“人子”的称谓，是为肯定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不是被吸收进神性，而是从神性中分出；《圣经》中认为，基督保留人性的一个见证，就是带着人性的圣灵感孕的实体升天，

将来他再临审判时，也像他升天时那样（徒1：11）；那时他们将看到他那被他们刺透的身体（约19：37；启1：7）；在审判后，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4：17）。基督有一面始终与我们同性，圣子是一个受生（begotten）的存在,这是说明，生命由肉身显示它的现实性，基督在永恒中不抛弃人性的原因就是以血肉之躯与我们接近，使“道”在我们中间，只有由人性的基督，才能使我们相信上帝拯救人类的目的。耶稣来到世上，为显明上帝，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赎价，使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并摆脱了罪的捆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得到了生命的彻底释放，从此我们的生命变得极其珍贵，因为是基督用重价从撒旦那里买来的。我们也会更加爱惜我们的肉身，肉身使我们有了现实性，同时我们用思想与行动把对神的意旨的具体贯彻成为可能，肉身的自由状态不仅要我们利用其荣神益人，而且必须确知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爱。当然，如安提阿学派与亚历山大学派的争论一样，基督教内部从来没有统一对基督神性与人性合一方式的争议，基督教许多学派与亚历山大学派一样，十分强调神的他异性，它的不变的圣洁以及不受感情影响的特性，不可能被受造的败坏污染；堕落的人性可以获得逻格斯完美神性的医治，而神性却始终完美无缺。安提阿学派却格外重视人的生命力量，结合道成肉身，认为人类在救恩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点不可忽视；耶稣的人性具有自我选择的道德能力，他的人性不可看作是被动的器具，耶稣只有用人格的力量，才成为人类理智与意志的典范，使人类有可能进入高尚。耶稣必须完全作为一个人，和我们的生命的角色一样，人把他视为同类，他同样要接受试探和诱惑，他的“神人”与“道人”的特性由于伦理的需要必须被掩盖，圣子的“一人性”，使道成肉身中“神所穿的人”与穿上人的逻格斯区别开来。

ruach是希伯来词，其词义幽远，意蕴无限，绝非其他文化语境所能明示或再现，这对于我们理解“圣灵”来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语言障碍。英语系统通常用三个词来对译：wind（风）/breath（呼吸）/spirit（灵）；显然，生命是属于圣灵的，教父门根据圣经承认圣灵为“上帝之灵”或“基督之灵”以及基督徒认识的“我信圣灵”的“圣灵”就是为生命所设计的一种高尚的不可替代的神圣力量。圣道应被看作是基督教教义的源泉，但对圣道的理解，却因对圣经的解释不同而出现诸多的分歧，因而形成基督教不再是精神和生命的宗教，而成为文本化的宗教，这是解经学泛起的原因。究竟“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信徒，是否同时拥有了圣灵的保障，是否圣灵降临的新力量已经对人发生作用，已经被人的生命之躯所领受，并从此人将有能力无限度地反抗敌基督的进攻。上帝是通过圣灵“赐生命的”，但是否“从父出来”，还是“从父和子出来”，或是如“从父通过子出来”都肯定“圣灵”对生命形成的决定性价值。基督教为什么设定由圣灵的工作使人认罪、悔改、成圣？并且强调信徒必须接受圣灵的感动才能在生活中表现出各种美德，才可能使神在人的生命里种下的善举的种子复活与显现。圣灵从创世至人类历史以及所有生命的终极，使真、善、美，通过圣灵的运行、启迪和召叫，成为现实的存在，并让人类醒悟，彰显圣爱就是生命的品能或责任。圣灵像风，吹拂生命的甘露，像气息将生气吹进亚当的肉体中，使其成为一个有灵性的活人，自此生命有了“呼吸”的观念，使死与“活”有了本质的区别，生灵特有的标示着“活力”。圣灵是赐生命者，是神赐能力（charism)，它替代上帝的具体行动，是行动的上帝，是务实的上帝，是给与人以生命和生机的上帝，它直接与人的生命实体相联系，人的生命因圣灵的的检验而有价值，值得尊重；生命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重复，但必须有圣灵的应允才可能实现，才具有上帝创造的“名”，才与世界一起被赋予存在的意义。圣灵与圣父、圣子同样应接受人的崇拜。基督教神学重视圣灵的帮助，只有圣灵能使启示发生，正如布塞（MartinBucer）在对福音书注释中所指出：

“在信仰上帝和被圣灵感动之前，我们并不是属灵的，因而关于上帝的任何事我们都完全不能理解。所以说，在圣灵进入我们之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一切义，不过是死亡的黑暗和阴霾。”

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圣灵（GodtheHolyGhost）“是主，是赐生命的，从父出来“；此三位一体，上帝的三个位格，为奥秘的启示，理性领悟让渡于信仰接受。圣灵的任务是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真理，没有圣灵，对基督徒来说真理是永远不可接近、不可理解、不可认知的。圣灵具有使人成圣和使基督徒的生命圣化的重要作用，神学的救赎伦理是有罪的人的生命重新变得有意义，使人的世界有生机，使人的肉身的欲望被净化、接纳和宽容。当代生命科学技术的目标是使人免遭痛苦与不幸，医学的目的是还健康与喜乐与人。基督教只有通过圣灵缓解罪身与属灵的张力或冲突；对于加尔文的救赎应用论来说，也是把圣灵作为基督与信徒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圣灵是上帝的恩赐，它使上帝理解人的生命深处的语言，并通过灵修、祷告与敬拜使人与神对话；在道德上，基督徒必须与圣灵同在，才能遵守生命的律法，听从上帝的召唤。东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都曾经遭遇圣灵所处位格的尴尬，因为圣灵不同于圣父子，占有自己独特的位格，圣灵还可以用于圣父与圣子，只是圣灵可来源于圣父，也可以来源于圣子，而圣子却是圣父所“生”。天主教神学家从本质上理解哲学化的上帝，而东正教神学家主要从事业上理解社会学的上帝，而新教神学家，不仅对上帝进行哲学的解释和社会学的认识，还用人类学去分析与说明他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圣灵就是因为人的生命现象、肉身的现实被派遣到世界上来。圣子具有肉身，必须通过圣灵化身后，并借助圣灵完成人间的事业。圣灵完成净化人灵魂的作用，影响世界境况和人类生命状态以及生命存在的形式，把信仰与嘱托无保留地传达给人，是人与神的媒介或使臣，是行动者和圣神的工作肢体。人籍靠着基督的道成肉身、生死复活，“人的生命品质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人身上有了某种神圣的东西，于是心中满怀着希望”。圣灵在此，只是“金鸡报晓”的一声吟唱，但生命的全体仍然在沉沉的黑夜中探索与煎熬，即使是清晨将至，依然要经受冬夜的严寒。圣灵替代上帝启示生命、感化生命、招叫生命，使“我们”从沉睡中苏醒，

第2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生命哲学;高校;生命教育

教育不是工具，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1］是对人生命本真存在方式的开启。建基于不同哲学理念下的教育理念大相径庭。笔者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思考和探索高校生命教育如何走出工具理役的阴影，引导当代大学生不仅寻求谋生技能，更要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生命教育的哲学背景和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冲击传统的形而上学，反对自然科学和理性对人的自由的窒息，提升个人意志、情感的地位，欧洲产生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生命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狄尔泰、齐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是法国思想家柏格森。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是心灵的内在冲动，具有“流动性”的特质。生命之流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作为自我体验的“生命”，逻辑、概念、分析等理性手段无法也不可能理解其内在的深刻性，只有直觉、感悟才能体验生命的本真内涵。这种把情感当作人的思维和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和方法，肯定了生命的存在意义和创造价值，将哲学关注的向度由外在(物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世界)，强调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意义，对生命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渊源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生命教育，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探索。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娜•华特士首次倡导生命教育理念，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生命教育是依据生命的特征，遵循生命发展的原则，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通过选择优良的教育方式，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关注生命的整体性发展的运动。”［2］20世纪90年代，这一现代教育理念进入我国台湾和香港教育界并逐步波及内地，形成一股新的教育思潮。2010年，教育部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生命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发展决策，显示生命教育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引起了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高校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使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异化为知识和技能，导致了价值取向的错位。

二、高校生命教育的缺失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和唤醒生命本真状态的过程，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3］3但是，如前所述，时下的高等教育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工具理被无限放大，教育塑造人的功能被忽视。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前高等教育理念的异化

大学是什么?大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每个高等教育者不得不面对的根本话题。对这些话题的不同解答将导致不一样的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结果。18世纪的启蒙运动，高高树立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大旗，自此工具理性高扬，价值理性式微。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思潮下，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主要是与西方社会接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衡量教育计划和活动的标准往往是“对口”“适应”“模式”“定位”。教育本具有的活泼泼、生动动的生命特质被抹杀。培养的学生也仅仅成为了一种物化存在、奴役存在和工具存在，缺乏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性、主动性和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无论是教学资源的使用、教学大纲的设置、课程的编制或就业率的统计等，重物轻人、重指标轻思想、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突出，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培养，忽视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培养。二是缺乏生命意识的理念。目前的教育，大多着力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授。在普遍追求的成绩学分化、学历证书化的功利心面前，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被自然遮蔽了。学生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拷问得不到教育的回应。

(二)生命教育内容的边缘化

雅斯贝尔斯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3］3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围绕生命的应然教育，实现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促进生命个体和群体福祉的增加。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不只是通过“专门技术的训练将人制造成最有用的工具”，［3］3而是要努力造成一个‘人’，一个拥有健全人格和健康精神的“完人”。这与中国文化中强调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同构的意义指向。在这一教育过程中，课程教育一直被视为是实现大学生生命教育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便开始将生命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科目。而国内的学校教育，由于教育理念的偏颇，教育目标的功利化，很少有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生命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建设、师资配备等一系列内容远远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体系。生命教育内容也仅仅穿插在哲学、思想政治、心理教育或者大学语文等课程之中或某些校园文化活动中。生命教育内容严重地被弱化或边缘化。

(三)生命教育文化活动的缺失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4］文化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链接着不同的生命个体。高校的校园文化在陶冶大学生情操、开启心智、扩大视野和塑造性格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目前国内各高校都普遍重视校园文化对学生教育引导的作用，通过举办各类人文讲座、艺术表演等活动，陆续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然而就总体而言，在奉行工具理性的主流思潮下，关于生命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微乎其微，生命教育的内容和效果也很难触及大学生的内心。同时，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精神空虚的现象日趋严重。关于生命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跟不上学生对生命教育的渴望度。由于校园文化活动中缺乏普遍的精神关照，缺乏对生命价值的体悟，以致于大学生的漠视生命的现象和行为越来越普遍。

三、高校生命教育建构路径

生命哲学视野要求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摒弃工具理性和科技张扬的心态，认真审视教育的生命意义，切实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质量与存在价值，把教育真正落实到人之为人的生命教育上。笔者从这一角度，探索高校生命教育开展的几个方面。

(一)树立敬畏生命的教育理念

敬畏生命理论是由德国思想家、神学家阿尔贝特•史怀哲提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5］9他认为，“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5］9人类应如敬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敬畏爱惜所有的生命。并指出，“敬畏一切生命是自然的，完全符合人的本质”。［5］9人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人对待自我方式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我们尊重了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包括人类的不同民族、种族乃至不同生物种族)，也必然尊重自身的生命;反之亦然。“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5］9因此，高校生命教育要以敬畏生命为第一要务，把恢复生命的神圣性作为生命教育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构建完善的生命教育体系

生命教育的实施是个系统工程。生命教育的实施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种教育力量的共同参与，它涉及政府决策、课程教学、教师素养以及学校文化等多个方面。第一，以全人教育规划通识教育，开设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生命教育课程应以全人教育为理念，围绕处理好与他人、社会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以个体的知、情、意和行为四大目标来开展。这就必须组织专家制订生命教育课程纲要，编写相应教材。借鉴台湾生命教育经验，课程教学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开展。最高层面是“价值教育和终极关怀领域”，思索的核心问题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第二是伦理教育层面。其核心问题则是什么是真善美以及如何追求真善美?第三层面是品格教育。即人在实践领域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践行。这三个层次由下至上循序渐进、相互紧密联系。同时，在相关专业教育中增加伦理学、生死学、心理学等人文课程的设置。［6］第二，培养生命教育的师资队伍。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生命教育工作基本是由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承担，生命教育涉及的哲学、伦理学等知识素养也是现行师资队伍所欠缺的。为此，教育部门和高校要鼓励生命教育研究所的设立。开展各类生命教育专题演讲、研讨会或工作坊、座谈会、学生生命教育社团活动、生命教育读书会等各类活动，加强对高校学工队伍的生命教育课程培训，提升其生命教育的知识素养和人格素养。第三，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生命教育实践活动。生命哲学认为，人不是靠逻辑思维来认识生命的，而是靠直觉和体验来把握生命的。因此，生命教育是内在于生活的一种体验式教育。高校要着力拓展大学生的实践教育领域，把生命教育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丰富的实践内容中让学生获得多维度的生命体验。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践时，侧重于他们的伦理体验，使大学生明了生命的诞生意义与价值，感悟生命的珍贵。“生命即生活”，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第四，营造富有生命教育氛围的校园文化环境。良好的校园文化具有春风化雨般的文化育人功能。高校生命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大学生以生命为本，尊重生命、探索生命，培养敬畏生命的神圣感，并由己推人、社会和自然界。培养人之为人的悲天悯人的道德感，认识并突破人的物质有限性，探索和实现人的精神超越性。正如康德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为此，高校的校园文化要在深化生命教育的文化内涵、营造生命教育的文化环境、举办生命教育的文化活动着力。要加强生命教育文化论坛、沙龙、讲座的建设，通过一批富有个人魅力的讲师团在学校创建生命教育品牌，引领大学生思考生命、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优美的环境塑造人。作为文化教育的物质载体，现代化的硬件设施、绿色生态的校园环境、人文高雅的校园建筑、标识、展板、雕塑等无声地透露出生命教育的意味。校园文化活动是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而潜在的课堂，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次层、多角度、全方位的生命教育文化活动，以“生命价值引导”“生命伦理学习”“生命人格树立”为核心内容，努力把生命教育渗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使学生在浓郁的生命教育文化氛围中受到教育和陶冶，增进生命教育体验，提高生命教育意识，最终实现生命教育自觉。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J］．课程•教材•教法，2013，(9)．

［2］王煌，喻芒清．关于高校生命教育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10)．

［3］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3．

［4］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4．

［5］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

第3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生命意识 体知 朱熹 文化生命 本体生命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生命智慧之学，它关涉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注重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在心灵的开拓，以主体生命来贯通天人（形上形下）、内在外在、历史与现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贯理路。承接这一传统，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生命构成了其本体论、人性论、知行观与历史文化观的最本质的链结。本文试从生命的发生、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践履及历史文化生命入手，对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作初步的分析。

一、 本体与生命：形上形下的统一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朱熹指出，人的产生与本体息息相关，人是理与气合力作用的结果，“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1]。其实，不仅人的生命，而且天地万物的生命皆源于本体——“理”，“理”是生命的根源，而“气”只是构成生命的质料和工具而已。故朱熹又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生命是形上形下的统一，形上的理赋予生命以内在的本质，形下的气赋予生命以外在的形体。在现实生活中，朱熹似乎更为强调“气”的作用：“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人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3]。“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4]。“气”是生命的种子，“气化”是生命发生的过程，气的聚散交感是人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动力和根由。这是对张载“气”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也使朱熹思想带有二元论的性质。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人对天地宇宙的根源感还体现在“太极”、“仁”、“天地之心”等本体范畴的架构之中。“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5]，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天地之间它表现为阴阳，阴阳化生五行生养万物。“天地之心”则“别无所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6]，它起的是沟通天人的作用。而“仁便是天地之心”[7]，“仁是天地之生气”，“生的意思是仁”[8]，仁是生命力和道德情感的象征。这些本体范畴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生命化生的过程和特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

理、太极、仁等范畴作为世界本体不仅是万事万物产生的终极根源，落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它们还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准则。“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朱熹把它还原为主宰万事万物和人的生命的绝对原则，“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9]。“太极”是与“理”等同的范畴。然而“太极……又兼有标准之意”[10]，对人而言，太极表现为动静，“生五常以应万事”[11]。“仁”作为本体，不仅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12]，而且 “仁”包四德，“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13]，“仁”又代表“理”作为天下伦理规范的总原则。

生命遵循本体原则，生生不已，发用流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进入那种超越物我，主体生命与本体世界浑然一体的生命境界。朱熹批评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得太深，无捉摸处”[14]，又言“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段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15]，干脆断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中庸章句》第一章）。这一思想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孔子和二程“仁”的境界的进一步深化，是一种宇宙关怀和人间关怀，带有明显的生命本体意识。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或终极目标，朱熹和二程并无不同。他只是认为二程说得“太高”，实质上，天人本无二致，二者本来就是和谐统一的。在朱熹的本体范畴系列中，“天地之心”是他用来沟通天人的重要环节，“熹所谓……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16]。这种“天人无间断处”意即天人本质相通，天之道即人之道。朱熹明确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17]。至此，宇宙与人生真正贯通为一。

二、 人性：本体生命的内在转化

生命的发生源于宇宙本体，生命的活动遵循本体原则，生命的实现以本体境界为终极目标，在生命的完成中，作为本体的“天理”、“太极”、“仁”真正进入人的生命，成为生命的具体内涵。如何把本体世界具体落实到现实世界，把本体生命内化为人的内涵生命，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钱穆也指出，“其（朱熹）论性，上承伊川性即理一语，自宇宙界落实到人文界”[18]。实际上，人与宇宙万物皆有“性”，宇宙与人生皆为“理”的派生物，朱熹讲“性即理”在本质上是把生命由本体界落实到现实界。只有在人性上，本体界才真正落实到人文界，本体生命才真正转化为人的内在生命。因此，禀承“天理”的人性构成了生命的具体内涵。

承接张载和二程，朱熹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不同称谓。

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本然之性，它指人所禀受的天地之理。朱熹认为人性即是天理，“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孟子集注告子上》），《语类》载：“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19]。由于“理”是最高、最完美的精神实体，它印证到各个具体事物中也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天命之性是至善的，它的内涵便是仁、义、礼、智等美德，“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孟子或问》卷十四），“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20]。可见，天道的规则——“理”体现在人的生命中就表现为一种先验的道德伦理法则，以此来规定人性，人性便带上了“超社会、超人类的先验色彩”[21]。这种“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精神性内涵，它的纯粹性也决定了人的精神生命的理想化，向“天命之性”的精神回归也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然而，天命之性只是性之本体，“性之本体，理而已矣”（《孟子或问》卷十一），它是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只有气质之性才是现实的人性。相对于纯粹至善的天理之性，气质之性是包含着理和气共同作用下的人性。朱熹说：“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22] “气”是形而下之器，它决定人的形体，人一旦具备了形体，气质之性也就具备了，“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性”[23]。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的现实安顿处，“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24]。故我们日常所说的性皆指气质之性而言，而非天命之性，“若才说性时，便是夹气禀而言。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25]。

从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规定看，气质之性的内涵应包含专指理言的“天命之性”以及“气”禀而成的人的形体感官欲求。朱熹肯定了这种维护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欲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合当如此者”[26]，并认为“饮食男女，固出于性”（《孟子或问》卷十一），这些物质欲求来源于人的生理本能，与生俱有，是人性的基本构成。这似乎是对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认同，实则不然。朱熹注曰：“生，指人、物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告子执著于气而遗其理，故“以人的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孟子集注·告子上》）。告子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等同于物性，只看到人物之性于“气”上的同，而忽略了人物禀受天理有偏全之异，唯有人才能得天理之全。因此，现实的人性应该是“天理”所决定的精神性与“气质”所决定的物质性所统一。“理”与“气”的合力产生了人的生命，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了现实的人性，人的生命内涵也即为精神性生命与物质性生命的统一。

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统一于人的生命之中，二者缺一不可，“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27]。天命之性构成人的精神生命，决定人的本质，人与物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义、礼、智，也难怪朱熹得出如此结论：“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集注·告子上》）。气质之性构成人的现实生命，既包含人的精神本性又含有人的物质本性。不过，存在于“气质之性”中的“天命之性”已不再纯粹至善，而是含有“气”的成份的天命之性；这里的物性欲求也不是指纯粹的物性，而是在天理指导下的物质欲求。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统一存在于生命之中，构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朱熹也常常反驳那种把性分为两截的观点，他说：“大抵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亦非判然两物也。”[28]从源头看，“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好底性如水，气质之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29]。天地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二者关系如水之于盐水。在现实中，天命之性便转化为气质之性，“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30]，据钱穆考证，这是“朱子晚年新得”，系朱熹69岁以后对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问题之“晚年定论”。钱穆认为，朱熹早年（46岁时）强调“不必把性分作两截看”，“本善之性堕入气质中便熏染不好，此似不必再有气质之性之一名”，晚年则“以两性相对，然言意间显以气质之性为主”[31]。钱穆看到了朱熹对生命认识的发展路径，即由注重精神生命（本然之性）到注重现实生命的精神和物质的欲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是钱穆过分强调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之间的差异，从而忽视了二者作为生命内涵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三、 体知：主体生命的认知与践履

在生命的本源处，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本质。但是，这些先验的内在道德原则由于被气质所遮蔽，并不能完全支配人的现实意识。只有通过大量的学习研究和身体力行即朱熹所谓的“致知”与“力行”才能充分发展内在生命的这一倾向，才能拔开迷雾，返回纯粹至善的本然之性，达到“理”的境界。

宋儒常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力行”的关系，知行观只是对“致知”与“力行”的简称，它指称人的生命实践尤其是人的道德认知和践履。在这里，“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熹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其“致格物知”注重个体生命的参与、体验和体悟，知识与道德浑然一体，本质上属于一种“体知”的认知途径。

“体知”是指儒家认知的一种特殊途径。从字面上讲，“体”有“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意即“体之于身”的认知方式。在“体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和谐统一的。关于“体知”，杜维明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知道”与“会”表示两种不同的认知经验。“知道”之“知”是所谓“知道是什么”之“知”，是一种认知；“会”即所谓“知道如何作”之“知”，是一种体验，“体知”是二者的统一。他还用“德性之知”诠“体知”，认为德性之知是内在的体证之知，是从事道德实践必备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体验，一种体知，不能离开经验知识但也不能等同于经验知识。[32]这种体知的自我意识，与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33]和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34]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本体论、宇宙论和道德实践的问题，其认识结构为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不证自明，但它能否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或作为一种“体验之知”呢？回答是肯定的。

朱熹论格物，最精采的当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致知在格物”，它是朱熹向外穷理的方法，在朱熹看来，理散在万物，物物各有其理。所谓“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在格物穷理的基础上，经过直觉体悟，进入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穷理”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其实，“致知乃本心之知”[35]，“格物”的目的也在于“明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36]。一切只需向内寻求，心即理，“明此心”即是“明此理”，朱熹认为，“心与理，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37] “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心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理，理外别有个心”[38]。于是，“格物致知”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体证之知”。然而，朱熹与“心学”的差别在于，他虽然认为理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也散在万物，万物各有其理，故应内外兼修，诚心正意，“今日格一物，明一格一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大学或问》卷二），内与外，天与人，心与理皆合而为一，这也与“体知”的认知结构模式相通。

我们应当看到，在朱熹思想视野里，认知的目的在于为其道德实践服务，“致知”又表现为一种体验之知。朱熹认为，“求仁”的道德实践固然要求“力行”，但是，只有首先通过“致知”，明其义理，才能使其行为合法化，否则就如瞎子行路，在道德实践上陷于盲目性。他说：“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为近，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挺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39]。致知也只有与道德实践相互依存相互协助，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不致于盲目。所以那种通过认知而得到的“真知”是指能体验能践履之知，“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40]。

朱熹的“格物致知”具备了“体知”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体知”强调的是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从事道德实践所必备的自我意识。“体知”是一种认知（致知），也是一种力行，一种道德践履。这种认知与力行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内在的生命意识转化为现实生命意识和道德行为，由内而外，由本体而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探求，回归生命本体，体悟天理。于是，合内外，一天人，融汇知识与道德成为“体知”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即是“仁”的境界的获得或“心与理一”的实现。因此，“体知”更多地是对“天理”或“道体”的体认或体悟。朱熹非常重视“体知”的作用，在他的著述中经常可以遇见“体验”“体认”“体究”等话语，如“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41] “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绎过。”[42] “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43]并有《体认》诗曰：“虽云道体无形象，形象原因体认生。试验操存功熟后，隐然常觉在中明”。[44] “此个道理，须是用功夫自去体究。”[45]这些术语只是“体知”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这种“体知”与“力行”的紧密关联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生命的现实意识，它贯通天人、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因而，注重生命体验和道德自我意识构成了朱熹哲学现实生命意识的主旋律。

四、

传统与道统：文化生命的自觉

人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的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历史文化意识。朱熹自觉地把自我生命融入历史文化的空间中去，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自觉承传和对儒家道统的自觉担当，朱熹在他的文化观中开展出了他那独特的历史文化生命。

朱熹精心编织的文化观是他用来连接文化传统与道统的纽带。什么是文化？朱熹从本体论的视角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精神文化的“文”源于本体的“道”，二者是统一的，“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46]，“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47]。在这里，作为“道”的具体显现之“文”，其内涵包括文章、文字、文化艺术、典章制度等等，泛指一切精神文化，“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论语集注·子罕》）。“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射、御、书、数之文是也”[48]。“或言柳文较古，曰是。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但会衰了人文字”[49]。这里的“道”指终极的价值根源和由此转化而来的现实价值准则，也即指“天道”或“人道”原则。朱熹把“道”等同于“理”和“太极”，确立了“道”的本体地位，他说：“道即理之谓也”（《通书解·诚上》）， “物之理乃道也……形而上谓道，形而下为器”[50]，“一阴一阳之谓道，谓太极也”[51]。形而上之“道”在现实中表现为“人道”或“圣人之道”、“修齐治平”之道，保存在六经和孔孟的经典文本之中，成为能体现终极价值的万世不易之准则，“道之在天下，其实源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是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之籍……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之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52]可见，“道”存在于文化之中，“道”的承传必须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道”体本身是无法流传下来的。

从这种“道本文末，文道合一”的文化观出发，朱熹提出了他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因革”论。他认为，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应对其所因所革的对象作出明确的“道”与“文”、“本”与“末”的区分。对万事万物的总根源—— “道”及体现本体原则的伦理纲常是万万不可更改的，“道只是有废兴，却丧不得”[53]。在现实中，“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论语集注·为政》），因为“三纲五常”属于“天理”，“其（天理）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54]。所变革的只不过是“礼乐制度”，“文章制度”，因为它们不过是天理、道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形式，是“文”，是“末”，它们是可以革新的，甚至会丧失得干干净净，“文如三代礼乐制度，若丧便扫地”[55]，“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论语集注·为政》）。把对文化传统的“因革”理解为“文道”和“本末”的关系，是朱熹对儒家传统观的一大发展，其中也体现出其浓厚的文化本体意识。

朱熹的“道统”说也与其“文道合一”的文化观密切相关。朱熹认为，远在三代，“文”与“道”是合一的，“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6]。这是因为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乎其内”，故一旦形显于外，便条理分明，光耀万代，不可收拾，其文皆列为六经而垂万世。三代圣贤的文章，“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亦莫之识也。”所以孔子感慨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之后，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于是由战国，经秦汉至隋唐，始有“韩愈氏出，……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57]。回顾自三代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朱熹发现，自孟子之后至隋唐，道与文裂为两物，道统不传，学之不讲，儒家文化传统面临失落的危机。正是对文道二分、儒学没落的深切忧虑，朱熹才力倡“道统”说，模仿佛道法统，建立起儒家传道的谱系，宣称儒学由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至二程一脉相承，而自己则私淑其意，自觉地承担起传道的使命，并总结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真可谓用心良苦。

实质上，文化传统是人的文化生命在历史中的表现形态，朱熹对文化传统的既因又革的文化自觉凝聚成他那独特的文化生命。道统则是人的文化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朱熹对道统传承的自觉担当，以及朱熹在教育与学术上的伟大贡献使之成宋代儒学的重镇，也正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自觉承传和对儒家道统的自觉担当的生命自觉，朱熹的文化生命才显示出他不朽的精神魅力。

第4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周国平；哲学散文；艺术特色

1　探究生命和人生的真谛

周国平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充实，不管你感到的是痛苦还是幸福，人生应该是有内容的、充实的人生。”于是，他用文字记录了自己一段段人生经历。

周国平的散文中满溢着对生命的敬畏感，他鼓励人们要积极地面对人生，要饱含热情地好好活着。他认为人生或许是徒劳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正因为这样，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时，生命的悲欢离合，借助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以妞妞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凄美娇艳的生命得以深刻地表现了出来，这不仅仅是痛苦，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永恒的渴望。

周国平不过是用文学的方式在谈哲学，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所表达的感悟仍是围绕着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和超越等等。

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与哲学的关系，这是周国平一生所追求的；而生与死，正是这两种思想的终极命题，让周国平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人生和生命过程中的哲学意义。把情感升华至哲学的高度，把哲学融入情感世界之中以文学散文的形式阐释出来，如果用泡一壶茶来做比喻的话，哲学散文是那沸腾的水，其间所包含的思想就是那浓郁的茶香。这样的表现方式，使得哲学思想增强了理趣，哲学也将变的深入浅出，人生的意义得到升华，生命也因此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珍惜。

2　生活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书对改变读者的精神结构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使周国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以诗和哲理一样的文笔，深入生活的哲理散文：充满了对生活的悲欢离合的哲学思考，荡涤着人们的心灵。

我们只要留意那个时代处的周国平对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周国平的哲学散文所具有的独特艺术特色——生活化。

“哲学的写作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一种写作是学院式的，喜欢资料的收集和堆砌。这里不需要感性语言和形象思维，不需要与当下的结台，而更在意哲学的历史性，文章的抽象程度越高、术语的密度越大，这个人的思想就越坚实和丰富。还有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文风活泼，并融人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它常化艰深为乎易，如细雨滋润万物一样，发生得悄然而广泛”。

他的散文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哲学散文是众多写作方式的融合与升华，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特色，他的哲学散文和纯学院不同，更侧重于把哲学生活化或者应用化，然而并不是刻意去生活化。他的哲学散文也包含了哲学学术，因为哲学是一个知识积累和整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需要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哲学如果仅仅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这就是离开哲学的根本了，所以周国平的哲学散文就采取另一种表达方式，把哲学学术和现实生活相联系，脱离了哲学家和散文家的界限，把对生活中的欢乐、痛苦、还有坚强和执着等等生活感悟通过哲学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

周国平说：“研究哲学，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对哲学有种领悟的能力，没有领悟的能力也可以做学术，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有大成就；另外一个就是学者的功夫了。你首先要选择你的问题，哲学的看法必须是以问题为主，问题是核心，你要找出哲学中什么问题是一个重要却多年来没能弄清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让你产生兴趣，然后你要发挥你作为学者的功夫，把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找出来，去收集整理资料，看看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论述方式，然后你要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难发现，周国平可以让他的哲学散文深入生活，做到哲学的生活化，和他亲身去收集哲学资料，认真的学习，刻苦的钻研，系统的分析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些只是基本条件罢了，最关键的是在这些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周国平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对所遇到的人，所碰见的事，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听到的话中，都加入了哲学的思考，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现象等等的本质，并加以理论化的总结，从而，得到生活的真谛，这些哲学认识都是和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的。

3　展现真性情

他的散文或平实或素雅或优美或哲理的文字中所透露出的个人的思维光辉的东西，或者个人魅力，让人着迷。特别是他在散文中流露出的真性情。可以说，在人心灵最微妙的地方，大都是注重性情的。不管你是有名的文人，还是无名的老百姓。性情，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性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性情，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形象。

“我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的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的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的失去”。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智性与情感生活，是一部完完全全的真性情的表露。这本自传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大致体现了周国平的个性面貌，也表现了作者的性情。

文人大都是性情中人，周国平也不例外。做一个性情中人不难，但做一个诚实的性情中人却很难。“我唯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周国平先生，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哲学家，他不回避，不隐藏，而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同时，坦然用哲学散文这一形式记述着全部的经历。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看是稳定的，其实像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在周国平的文字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周国平是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这一切，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内容时，感受到最多的是温情，是默默的温情，充满感激之情。

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有这样的观点“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

性情，则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看重的是生活的意义、内心的感受，这就叫“真性情”。不管是为人还是为文，这都是他最看重的。穿梭于周国平语言与文字上，在素面朝天的文字里面，我们能缅怀到一些欢乐或疼痛，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我想这也只有周国平的真性情文字才能做到吧。

4　哲学思想的自我消费性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有着类似的观点：思想，是具有“自我消费”性质的东西。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里，哲学思想首先是他的爱好，也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学者周国平本人就是一本书，那么他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就是周国平。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开始都不是为了一定要弄出一个经天纬地的理论而进行研究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明白些生活或人生，是缘于对思想和理论本身的兴趣和魅力，而全身心投入到某个领域的。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是思想家在不经意间发现的。尼采的《看哪这人》，卢梭的《忏悔录》，再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与其说是写给世人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文学艺术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思想也是是自己的，然后才可能是大众的。

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不一定都有系统的理论和著作，甚至“不一定要拿出作品来，哲学家本人的生活和生命，就是哲学本身”。

尼采就是一个典型，他被许多人列为20世纪哲学巨匠之首，可尼采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几乎没有一本专门的哲学著作，其大量作品是一些警句、格言、随笔、杂感等，可以说既无体系又无范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形态作品的人，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在20世纪，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主要哲学流派，跟尼采的名字没有关系；也可以说，在20世纪，几乎没有哪一个重要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尼采思想的影响。

孔子，一位影响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家。我们也找不到他的系统的哲学著作和理论文章，几乎家喻户晓的《论语》，还是其弟子们整理的一些他的“只言片语”和对话，可是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力量和影响，没有一部哲学书能与孔子的这些“只言片语”相比，没有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人们的思想，对一个国家甚至对世界的影响，能超过孔子的。

在思想的自我消费、享受上，周国平和希腊的尼采，古代的孔子是一致的，周国平的生活岁月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情，这种性情本身就是哲学，比那些所谓的貌似高深的哲学要深刻的多。他是站在上帝面前，讲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的，他那种“倒着活”的思想很让人震撼。

对于周国平哲学散文来说，哲学思想永存，精神不死，思维比存在更长命!

第5篇：生命哲学范文

主题词：海明威  死亡哲学  鲁 迅  生命哲学

弗洛伊德有这样的分析：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强烈地对峙和交织。死亡在他们看来更是具有美学性质的，具有神秘的诗意内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艺术创造中偏爱描写死亡和表现死亡，揭示死亡和生命的神秘意义和情感丰富性，赋予它强烈的美学色彩。这里一个是美国小说家、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另一个是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他们以文学共同耕耘在那个天地里，思考着人类统一的困惑，诸如死亡、寂寞、疾病、痛苦、生与死的搏斗、光明与黑暗的挣扎。

所谓“生命哲学”、“死亡哲学”都主要是一种范围上的限定。一种可以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仅仅包括对社会历史、自然史、精神史的理解，更应是对人自身存在状况的领悟；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几乎篇篇都谈论到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情节内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这样的字眼，固执地一再重复地出现吃人、死亡、坟墓、鬼魂、杀头、丧仪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

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和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他们各自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一种感悟，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

一、“生”与“死” 的哲学

1、海明威

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源远流长。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死亡是以原始宗教、神话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原始艺术、礼仪等形式反映的。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部份，是要对人类死亡现象和死亡事实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的考察，也就是说，它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说。

在创作上，海明威一生最偏爱的主题是战争、死亡、男子汉气概和爱情。特别是“死亡”和“男子汉气概”，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他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在他小说中所涉及的已不是零星的死亡现象。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光是每篇前面所附的1924年出版的同名速写集中就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枪毙内阁大臣、任意枪毙路人、绞刑、斗牛士惨死等。还有濒死的感觉、战斗中的求生祈祷、雨中溃退等。更不用说其中描述的妇女生子、丈夫自杀、怨敌之争、情人变心、恋人分手、对婚姻的恐惧、夫妻淡漠的生活、流浪者打斗、战后精神迷惘颓废、赛马作弊致死、斗牛士之死等用战争、疾病、情感和各种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死亡。在自传色彩很浓的“尼克·亚当斯”系列故事中，海明威讲述了自幼年以来就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困惑、焦虑、渴望、漠视、直面等复杂的情绪和心态。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将阅读深入到海明威的作品中去，就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一部“死亡学”的详尽注解。

生命个体是一个易逝的、必然毁灭的、终有一死的存在者。这就是人无法相逆的命运。《永别了，武器》中，蚂蚁逃离火海的故事，说明死亡是生命的本质属性，它或早或晚是要到来的。海明威认为，人的本质是追求生命的意志，可是由于生命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挣扎和冲动，因此，生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痛苦”。不管大自然做了什么，不管命运如何安排，不管人们的社会角色怎样，构成人生本质的痛苦总是摆脱不了的。这些“痛苦”促使生命最终要导向“死亡”。

海明威如是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死。”⑴莎翁说，这是支撑他生命的看法，只有明白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才能正视死亡，而不是消极回避，他正是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才会有生活的紧迫感，才会格外珍惜并利用自己的生命。他说：“一定要找出新方法来为我们寻求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空间。让你的精神受到新思想的鼓舞……过一过这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吧。”这就是他创造的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这种精神内蕴育着一个生机盎然、奋发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积极筹划有限人生，使它更加紧张、热烈、深刻、充实。

海明威提出了“死自是一种美”，“活着，则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提倡以“硬汉子”精神来面对死亡。他再三地写到死亡，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部份必然以死亡告终，但这些人物，在失败或死亡之中往往设法保存了些什么东西，他们确实维持着本身的一种理想：该怎样做人的一种原则。

塞涅卡说：“一个人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就具有无畏的死亡意志和顽强的生存意志。由于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海明威的死亡哲学名为谈死，实为谈生，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打不败的人》中曼努埃尔被牛抵成重伤以后，仍奋力把牛杀死，临死前也不失“优雅风度”。《在异乡》中的少校以“准则英雄”式的风度默默地承受新婚妻子病逝和自己身为剑术家却残了手臂的悲剧。《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在83天未捕到鱼的逆境中勇敢地面对厄运，终于捕获了一条大马林鱼，并为保护既得成果单枪匹马与追踪而来的成群鲨鱼搏斗，几次遇险而生。在此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奴隶，而是努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人生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被自己筹划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

海明威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人在自然界，在命运面前始终是无能为力的，和他们做斗争徒劳无益，改变不了人的悲剧性的命运。但问题在于怎样面对人的这种境遇。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不能从精神上被打败，要在“重压下”努力保持“优雅风度”，弘扬个性，歌颂个性，以找回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2、鲁迅

一个世纪之前，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生命哲学”流派，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学说或思潮。德国的狄尔泰作为创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学”一词。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的黑格尔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特色。而鲁迅先生的生命哲学却不同于他们。他的生命观，跟宇宙论毫不相关，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鲁迅先生小说的基本结构就是“个人”被“社会”吃掉的结构。他的小说“反复表现出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不但以自己的内容杀人，还以自己的僵硬的存在方式杀人，以它造成的保守、守旧的社会习惯心理杀人。”他以人吃人的大恐惧《狂人日记》为总纲，在大大小小的人肉筵宴中编排了无数被扼杀吞噬者的剧目：孔乙己的穷死（《孔乙己》）、陈士诚的病死（《白光》）、阿q的被枪毙（《阿q正传》）、夏瑜的被砍头（《药》）、宝儿的夭折（《明天》）、子君的忧郁而逝（《伤逝》）、魏连殳的自戕（《孤独者》）、祥林嫂的冻毙（《祝福》）……鲁迅的大量的杂文中，更是刻画了无数明的死与暗的死、屈死与冤死、自杀与谋杀、甚至常常戏言阴间的有趣来揶揄人间的乏味。

读鲁迅先生作品时的感觉，那不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它们仿佛像一张神秘的网，有一种惊异的美，使人兴奋。那些对人类困境的执着思考，那些对自身历史境遇的真切体味，那些对生命的悲哀而又乐观的哲学感悟，形成了一种意识上深刻的紧张，造就了热狂与冷峻、痴迷与理智、生与死、人与鬼、光明与黑暗、人间与地狱的无比奇丽的挣扎。

鲁迅先生1926年出版了一个古文与白话的杂集，取了一个阴森的名字——《坟》。这在他自己，“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就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⑵而对于读者，他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若干岁月后又化为烟埃，并为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成了。”⑶人的希望，人的确证，无需外求，就在这些生的当下的反抗之中。人向死而在，向坟而反抗。坟，这小小的丘陇虽然是死的标志，同时也是“曾经活过”的证明。

 “坟”表明鲁迅一方面仿佛是以故意的虚无状否定旧我，另一方面又对旧我怀着隐秘的珍惜和爱恋。坟墓是表明灵魂不灭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与死亡相连的，而鲁迅的作品从来就不畏惧任何“死”的暗示与明宣。鲁迅《两地书》中记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很多偏激的声音。”他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他在《野草》中这样说道：“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我们与其说《野草》是一部散文诗，到不如说它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生命哲学”。在其间，生与死几乎是一条贯穿的中心线索，二十四章散文诗中有十八章谈论到生与死。但是，尽管在《野草》中许多篇章都写到死亡，然而那是诗人希望在死亡中得到生存，这种写法也许可以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生而直面死亡，这恰是鲁迅大无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诗人对同时代进步青年敢于反抗压迫、抗击黑暗的战士精神的讴歌，也是诗人对青年一代的迫切希望的情感的显现。

其实，在写作《野草》时，五四运动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好些问题对他的影响仍然很大，那时候阵营内部出现了将牺牲精神绝对化的倾向，甚至很多人在思想上已发展到“轻死”的地步，蔑视人的生命价值。鲁迅对这种麻木而盲目的牺牲观念深表担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鲁迅不得不这样呼吁：“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他认为真正的改革者绝对不能“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他近而大声疾呼：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换来“后人的‘生’”。可见在生与死中，鲁迅是何等的看重生。为此很自然地，将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取向注入了《野草》的创作中，向死而生，诗人一直都在努力寻求一条生存的道路，为他自己，更为一个民族。

 

二、      意识的形成

1、家庭经历。

这个问题我想着重谈谈鲁迅先生。许多艺术家在童年时期都有目睹自己家庭不幸的经历，尤其是亲人的亡故，对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情感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说尽了他幼小心灵的全部辛酸。

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1893年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他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1894 年冬天父亲吐血病倒。他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受冷眼和侮蔑。1896年10月12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他妹妹因天花而死，他四弟因肺炎而夭折，尤其是父亲的病为庸医所误；他没有神力救他们于病痛和死亡的魔爪下。这一切，形成了他意识深处的负疚感。这种有罪意识和赎罪意识使他前赴日本学医，使他终生以一个医生的潜意识来认识世界，解剖自己、他人与社会，从而产生了“疗救”的使命感；1924年他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使他有意识地力图窥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陷入内心黑暗无以超越的痛苦和一定要超越的挣扎；在对个人和社会的剖析中，他对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特点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因而在力图超越个人精神危机的同时，他决心不遗余力地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而奋战到底，这种使命意识和批判意识就是“鲁迅风骨”、“鲁迅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湎于生与死的艺术意境，从而绽放出夺目璀璨的美学奇葩。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在鲁迅晚年，病魔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1924年3月1日鲁迅前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1934年8月9日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1936 年5月31日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相对鲁迅先生来说，海明威的家庭经历较为简单和幸福快乐得多。他出生于1899年7月21日，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创伤，父亲和母亲教会他许多的东西，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中学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天赋，常常发表文章。但是海明威却遗传了父氏的躁郁。他在小的时候离家出走，传说也是其家庭气氛紧张造成的。

海明威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经多次医疗无效，身心备受折磨。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充满了紧张与压力，他的内心经受着剧烈痛苦而复杂纷呈的变化。他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摆脱与逃避沮丧与焦虑的情绪，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险，寻求女人与烈酒的刺激，他像只被凶恶老雕穷追不舍的猎物，被追得走投无路、无处躲匿。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却渴望死亡。荣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其主人公桑提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经历与内心活动诠释了这一矛盾的心态。尽管老人失败了，但“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的内心独白，简直是海明威一生的写照。作家诺曼·迈勒在文章中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恐惧和自杀的念头作斗争。他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场噩梦。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斗中度过的。”在1961年7月2日，他终于用子弹结束了顽强拼搏的一生。

 

2、社会经历。

如果说家庭经历给艺术创造主体最初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这种体验和意识，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更深厚的矿藏和更广泛的契机。如果我们稍稍比较这两种经历所带给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感受，就会发现某种差异性。如果说前者经历一般赋予艺术家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那么后者的经历则往往提供艺术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这两种经历对艺术创作而言，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前者有助于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经验的感性直观，有助于幻觉与想象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泄;后者有助于艺术家对死亡意境展开社会历史观念的理性思考，并赋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更易使创作既具艺术的审美特性，又具艺术的理性知觉。

海明威和鲁迅可以算是同代人，他们都生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但是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的文化背景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他们各自的信息贮存中寻找原因，诸如个人生活经历带来的感受、体验和积累等等，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在作品中输出相同的信息。

以“迷惘的一代”著称于世的海明威，他的人生征途也是一个较常人更频繁地与死亡打交道的历程。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到过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英国、法国和中国；亲身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流血和死亡，对战争有极深刻的领悟。在这些国家中的战争中五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做出许多常人难以预料的事。他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身中弹片多达237块。还多次被雷电击中。他一生出过五次车祸，其中第二次大战期间，在伦敦的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海明威头部和膝部受伤，几家报纸都已经登出讣告，认为他必定会死，但最终他却活了过来。1953年他与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什去非洲作狩猎旅行，有过两次飞机失事，险些丧生。

资本主义工业化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振动和冲击，使不少艺术家感到自己是处在一种衰落的文明之中，因此转而鄙视社会的习俗和法律，企图以艺术的自由来寻求和摆脱内心困境的出路。这样，他们的艺术就成为了这种内心苦闷和矛盾的外化，作品中流露出与欲望、恐惧和孤独搏斗挣扎的痕迹。

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谴责毁灭生命的战争，呼吁世界应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海明威在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中形成了所谓的男性势能，它代表艺术家内心与死亡意识抗争的力量。“海明威的生平事迹，正可为男性的势能——体力、狩猎同性力——勾画出一幅明显的图画，他本人的死亡意识很强烈，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性无能时，死亡对他更构成了强烈的威胁，最后他便以戏剧性的动作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肯定自己的势能。”⑷无论是所谓男性势能还是死亡意识，这均是艺术家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精神存在，尽管有些是属于潜意识的本能部分，但更多是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它们均对海氏艺术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

鲁迅开始写作，正处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高潮时期，因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追求，都与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密不可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禁锢了人性的要求；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基础和总纽带——封建等级观念，是以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权利为前提的。而中国工人阶级当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思想力量；资产阶级又与地主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处于封建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胜利还尚渺茫。

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日本，那时侯他对生活、革命充满了热情，积极地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进行先进思想的宣传。但是后来突然遭遇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打击，加上他对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不解，使他的整个热情被压了下去。在他的内心之中忧郁和灰暗成为了他的感情基调，也使得他成了一个“火的冰的人”，热情被冻结了。“哎！火的冰。哎！火的冰的人。”他是在呼唤一种被冻灭的热情重新燃烧？于是，他写于“五四”落潮期的作品便由《呐喊》时的积极热情一变而为《彷徨》、《野草》这样一种苦闷、焦灼、寂寞、孤独、战斗的这样一个启蒙者的一些思想情绪。

在《野草》里边，前23篇都写在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黑暗的北京。《题辞》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广州白色恐怖的时候。外面到处是枪声、屠杀、流血，鲁迅是在白色恐怖下整理自己的作品。虽然是小感触，但是隐含着一个启蒙思想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那种孤军奋战的痛苦和沉思。是一种内在感情哲理化的一种结晶，就是把自己的内在感情艺术化了，哲学化了。

鲁迅个人的精神历程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他们的有幸和不幸都在于，他们的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结构解体和西方维新思潮冲击的多元化时代，这使他们必然陷入极难挣脱的矛盾境地：“既有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未解决的紧张。”⑸鲁迅有的作品，所以会“虽然专为全面否定传统而写，全文充满的却是并无把握真正扫除那传统鬼怪的情绪”，⑹这是一种社会困惑和人生困惑互为因果的逻辑结果，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因。对于鲁迅，是他作为主体人的积极选择。

3、历史意识。

这是最广泛的艺术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学选择，这种审美趣味普遍地显现在艺术文本之中。死亡不是呈现出具体的现实性存在，而是转换为审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化的对象，成为精神自我关照和沉思的境域，而属于这一境域的艺术家心灵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死亡和抒写死亡，以死亡意境透视历史的残酷和不合理，从而表现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艺术结果就获得了。这个结果，就是艺术家所构想的死亡意境，这个死亡意境也相应地凸现艺术家所持有的独特的美学趣味。

艺术家对死亡意境的关注寄寓着一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这两方面是有机交融的。一方面他从现实走入历史，以所处的文化境域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审视历史。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回归现实，以历史的经验和知识来明鉴现实。就死亡意境而言，艺术家以对人物的生死描绘为纽带，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观念和价值标准，将死亡置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去反思和品鉴，以发现和阐释它的新的意义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死亡意境均是走入历史的，任何一种死亡意象均具有反思历史的意义和功能。它们所描绘的死亡意境均是相关于历史的，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某种残酷性和荒谬性的揭露和否定，同时也是对历史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大胆怀疑。

鲁迅从20世纪开始就重视批判的精神，这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在他身上的体现。他重视民族的精神，注重民族精神的改造，提升民族精神的高度。一直到他死时，仍在思考这个问题。社会的丑恶、黑暗，包括贪污腐败，包括官僚的东西，都无情揭露。

与鲁迅有点不一样的是，海明威不止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他还为保护其它的国家而进行着正义的战斗。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海明威是一个坚定的拥护共和国政府派，协同为他们的事业提供援助，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从马德里报道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充任战地记者，报道诺曼底登陆和巴黎解放的消息；他还曾用自己的游艇协助正规军作战，在海上搜寻纳粹潜艇，受到当局嘉奖。海明威其后又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从民族的危机感和生命主义上分析，海明威和鲁迅背后都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民命运、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

三、升华的生与死

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 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对鲁迅来说，“ 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 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

鲁迅承认有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以宗教性和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鲁迅的生命观还在于在唤醒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有关生命的深刻的民族忏悔和危机感。作为深暗的底层的民众“阿q”、“祥林嫂”是“ 构成中国现实的深暗的底层的民众”。“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视作“理性（logos ）之光照不到的黑暗”而予以摒斥。而左翼知识分子的那种“视民众为神、知识人与之同化而获自我解放的思想”，不久又形成了“ 使他们丧失了主体性、容忍权力放纵”的结果。站在这“隘路”上的鲁迅，“一边通过不断地对于（ 阿q 式的“自由” ）自己的怀疑的抗争，射穿了左翼知识人的民众信仰的盲点，一边对现状进行出色的批判”。这些民众的、生活于更底层的“鬼”的含义。他仿佛有意放纵一种类似、自虐情绪，切切地鞭挞各种血淋淋的魂灵，他仿佛存心要使一切将死的人和已死的鬼都不得安宁：“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祥林嫂“总是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但她的“灵魂有无”的大恐惧还萦绕在活人中间；魏连殳终于成了一具“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的“可笑的死尸”，但他留在我们耳际的是那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子君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完了所谓人生的路，投入地狱的孽风和毒焰中去了，她将“唱歌一样的哭声”存在这“无爱的人间”……这些阴森而暧昧的表述，流露出的不只是鲁迅称为“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还有那个时代的生的困惑和苦闷。然而在他的作品里，至少有让人所难以理解的部分，似乎是跟鬼的感觉牵连着。鲁迅当然不会是迷信家，在通过对乃是死灵的鬼的特性而产生的对死者、对由无数死者堆积起来的历史的感觉中，从他那种自传和自我剖析式的写法中看得出来，他在剖析个人种种阴暗的、绝望的情绪中，透露出的不仅是对个体生存的思考，而且是对人类困境的执著思考，他力图穿透内心的黑暗，超越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种晦暗不明的境界中去寻求民族的、也是个人的明彻的希望。就因为有这一点，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就换成了对世界的感觉。

鲁迅的生命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看法，他正是能从人生的寂寞与残缺中，过滤出了对生命的真知灼见，选取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他说：“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这种对人类灭亡的悲哀感和对生命进步的乐天性无疑造就了鲁迅对生老病死的豁达超脱，也使他不避讳讨论与死相联的任何意象。

海明威死亡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是建立在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充分认定的基础上，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迎接死亡，并在与死亡抗衡的过程中产生征服感与满足感，以减轻、忘却死亡带来的痛苦，这无疑凸现了生活的本质特征。

首先，他的死亡哲学不只是谈死亡现象，不只是简单的死亡事件的罗列，而是提升到批判现实的高度，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不仅表现了战争对一代青年人的摧残，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从而开创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永别了，武器》在内容上是《太阳照样升起》的续集，书中不仅写了信仰的死亡，爱情的死亡，还从享利参战的痛苦经历中追索了“迷惘的一代”产生的社会原因。

其次，在对待人生的有限性与死亡的必然性问题上，海明威提出了“硬汉子”精神，这对于克服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感和生命无益感，治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迷惘”的现象来说，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子“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这部小说最为人称道的亮点是它“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也是海明威思考“人应该怎样才是人”的结论。海明威把人物置于人类荒诞舍命这一“重压”的前提背景下，但是对应的措施不是消极待毙，而是努力寻求维护人的尊严的“优雅风度”，从而找到人的生存的价值。

再次，海明威的死亡哲学丰富了文学艺术理论。“他笔下的‘死亡’生动逼真，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其中对死亡有生理的，心理的分析，也有伦理的，哲学的思考”。这对于他人的创作和其它的文学形式都是有益的借鉴。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论述死亡这个主题上，就单个作家创作的数量上，或是作品整体质量上讲都给人以只鳞片爪，凤毛麟角的感觉，并未像海明威那样，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惊人的才能和超凡的艺术技巧，描述人间百态，且将焦点集中在死亡这个问题上，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慎密的反思，总结出了自己较系统的死亡哲学，用以昭示生活的真实，具有从沉迷中唤醒人们理智的作用。

最后，海明威身体力行，使他的死亡哲学具有“真实”的意义。原先，当人们面临死亡困境时，哲学应该走出来宣布真实，解疑答问，然而那些过于高深宏伟的理论因脱离了尘间人烟，局限于生活之外，本身也会跟着失真。海明威担当起解决人们对死亡的困惑问题的重任，以他超常的勇气去体验“真实”，从18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62岁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其间他带着一战留下的273处伤去古巴钓鱼，赴非洲猎狮，到西班牙看斗牛，驾驶“彼拉号”侦查德军潜艇，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这段人生之路虽走得艰辛劳苦，冒险刺激，却用于他脚踏实地地洞察现实，理解现实，批判现实，超越现实而使他的理论真实可言，强烈感人。他的死亡理论具有激昂的精神活力，能帮助人们战胜死亡恐惧，鼓舞人们生活的勇气。有了这一理论作指导，人们将不仅感到生命得以延续，而且还会出现生命的奇迹，海明威对死亡的认识有了哲学的高度。

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是在他对死亡的亲身体验基础上完善起来的。有了对死亡的切身体验，海明威悟出了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死亡固然显现出了人生的有限性和生存的暂时性，但它绝不能成为人类论证生命无益，鄙视生存的根据，因为有限性和暂时性是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征。人类的生命不仅不会由于它的有限性而贬值，相反，正是生命的这种有限性才赋予了生命以内在的价值。

面对人生的“重压”，“与其说听从命运的摆布，不如说可以向它挑战。”死亡虽然可怕，但人在它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不能消极地接受它，而要保持积极的态度，表现出人的生命的张力与活力。即使在既定的劫数面前，也不能悲观消沉，而应勇敢面对，做个“硬汉”，保持人的“优雅风度”，这才是海明威死亡哲学的内容。有了这种死亡哲学，亦即生命哲学作指导，海明威才能在晚年失去记忆力和做出创造力的时候，勇敢地选择了死亡，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死亡哲学，说明了它的全部内涵，并证明了它存在的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海明威死亡哲学的局限性。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是从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他的写作素材以亲身经历为主，又强调感性认识，排斥或否定理性认识，尤其厌恶政治理论。然而，一个人的经历终究有限，而感性认识又无从深入事物的本质，因此他对于死亡的论述，都是从人的本能的角度着手的，没有看到人是社会的人，也没有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去判断人的生与死。他只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分析“生”与“死”。讲述死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并借助于对“生”“死”的强烈意识，鼓吹个人奋斗。在他的心目中，“上帝死了”（哲学家尼采的话），个体成了绝对至上的东西，没有了精神主宰，也就缺乏了凝聚的核心，人成了单个的人，脱离了社会之外，自然也就感受不到集体的温暖，群众的力量，只能感叹：“人和生是一场孤独的战争”，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虽然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有它的局限性，但海明威看到了死亡与生命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认为生命是创造的本体，同样，人不必对死亡产生不正常的恐惧，正确看待死亡反而更能促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有限，穷究生命的丰富涵义。他在作品中赞美英勇的行为，提倡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用行动去创造生命的意义，去追求“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现代思维中，借助反面甚至丑恶经验来体现对真理的探索已并不鲜见他们作品中那些关于病与死的刻画，已涉及到了文艺与医学、心理学等学科一些更为敏感的课题，使人联想到更为丰富的层次和方面。生活对作为个体人来讲的作家的影响，个体人如何对这种生活认同并以创作来超越这种认同。作家的现代意识，现代生活观念和艺术观念，这使他们的作品在混沌中最早显示出生存价值的自觉，成为他们被压抑心灵的梦想。鲁迅与海明威，这两个举世闻名的作家，正是由于他们对生存有着巨大的欲望，对黑暗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才使得他们与他们的人格、作品得到世人的崇敬和仰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死亡哲学与生命哲学得以不朽，就像其本身一样，魅力四射。

 

【注释】

（1）《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第64页《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2）《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18—252页

（3）《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36页（4）《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第65页《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5）转引自新浪网：《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学教授）著

（6）转引自新浪网：《艺术家死亡意识与美学体现》马建高　著　2001年

【参考文献】

1、《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3期《试论海明威的死亡哲学》朱莉　著

2、《苍茫集》钱荫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3、《鲁迅的生命哲学》王乾坤　著　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

4、《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学教授）著

5、《死亡美学》颜翔林　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

第6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自觉性；生命；形式显示

一、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自觉性

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程来谈论，也可以根据哲学的论域和追问方式的转换来谈论。一般讲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进步发展的历史，则哲学的自觉性自然就体现为哲学自身发展的进步特性，故此黑格尔才会认为每个时代最新出的哲学乃是最具真理性的。但是，也有和黑格尔持不同看法的，海德格尔就认为康德的哲学并不比柏拉图的哲学更先进，而黑格尔的哲学同样不比康德的哲学更具真理性，而是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各有各的必然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则我们就无法在哲学史历程上来谈论一种哲学相对于另一种哲学的自觉性。不过，我们可以换别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研究论题和论域的转换往往被人们当作哲学自觉的体现，从抽象的神到具体有生命的人、从实体到主体、从超验的理念到生活世界和文化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体现。另外，也可以根据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同样在康德批判唯理论的独断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先验逻辑的自觉性；更不用说，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显示出辩证逻辑的自觉性。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现代分析哲学又体现出现代数理逻辑相对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自觉性来。从横向跨度来看，人们出于对生命的关照，往往会认为人本主义哲学比科学主义哲学要更自觉。另外，人们也可以从一种哲学工作中发现交叉式的自觉性；比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哲学工作就是这种类型，一方面在于他继承和推进康德的哲学工作而言，另一方又在于他自己所开创的文化哲学而言。

二、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中独特的哲学自觉性

下面，我们将就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来讨论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自觉性。要理解和阐发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独特内涵，必须先了解海德格尔是如何看待自古以来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可以明确见识到的是，自古以来哲学研究都要有一定的课题对象，而在哲学课题范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普遍性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对存在者整体领域的研究使哲学自身表现为科学之总体。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哲学则转向认识论以研究客体的普遍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哲学中，几百年以来，普遍性都是根据对象方面而被视为哲学客体的特性。”[1]（P.66）

（一）普遍化的两种理论方式：总体化与形式化

形式化与总体化依照实事领域进行划分和排序的普遍化方式不同，它首先就摆脱了实事领域的限制。如果我们作出陈述说某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对象，如“这张桌子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陈述与这张桌子的实在属性是不相关的。不论这张桌子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是高还是矮，都可以被普遍地陈述为一个对象。形式陈述也摆脱了任何等级秩序，它“不需要经过低级的普遍性，逐步上升到‘最高的普遍性’，即‘一般对象’”[1]（P.68）。不过这里却存在着一个疑问，总体化起源于实事领域的划分和排序，那么形式化如果与实事领域无关，那么它又起源于何处呢？总之，形式化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深化了胡塞尔对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形式述谓是并不受制于实事的，但它又必定是以某种方式有起因的。它的起因如何呢？它起于姿态关联本身的意义。我并不从对象中看出‘什么规定性’，相反地，我在某种程度上‘注’视着对象的规定性。我必须从‘什么内容’那里掉转目光，而只去看对象是一个被给予的、合乎姿态地被把握的对象。所以，形式化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决不起源于‘一般什么内容’”[1]（P.68-69）。这也就是说，形式化就其起源而言并不以内容上的本质规定为前提，而是以思想与存在（哲思与其对象的关联意义）的关系为前提。但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以规定“存在者是什么”为任务；“看一眼整个哲学史就可以发现，对对象性之物的形式规定完全支配了哲学”[1]（P.73）。但是海德格尔通过深化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指出理论的起源在于关联意义，更进一步，思想与存在的关联意义要在思想活动的原始姿态的实行中才能得到阐明。形式存在学所进行的形式化，并不停留在毫无实事关联的普遍形式上，它通过关联意义的构造使形式化本身向对象化转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总体化和形式化的共同点都在于普遍化，前者直接地依靠实事领域的划分进行着排序，后者借助思维的主动构成特性向对象化转换以构造出一个对象区域，进而间接地进行着排序。总体化和形式化都具有理论化的动机，通过它们而得到的“东西”是理论化的东西，是通过排序和规定而得到的东西。

（二）理论化的误区：脱弃生命的过程

要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说理论化的“东西”是脱弃生命的，就要深入到海德格尔对于“东西”的四重划分。他通过对“有东西吗？”所做的问题体验的分析，对“东西”做了四重划分。前理论的东西包含两个方面：1.前世界的东西，作为一般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原始的东西；2.世界性质的东西，作为特定体验领域的基本要素，是真正的体验世界。理论的东西也包含两个方面：1.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起因于原始的东西；2.客体性质的东西，起因于真正的体验世界。在海德格尔所做的这种区分中，有一种明确的奠基关系：理论的东西奠基于前理论的东西；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奠基于前世界的东西，也即生命的原始基本因素。客体性质的东西奠基于世界性质的东西、真正的体验世界。在理论化的态度中，所能遇见的只是形式对象和客体对象，原始生命的东西和真正生命体验的东西压根没有得到把握。理论化态度不仅不关注真正生命的东西，甚至根本不思考自己的生命基础。“一切理论的东西的不可避免的时机特征；当脱弃生命时，才有概念。”[1]（P.18）海德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还不是单纯视角上的不同，即以普遍之物为目标的理论化态度与坚持具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感性态度的不同，而是突出现象学态度与理论化态度的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结合着马克思来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生命观进行理解。马克思在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时，第一步就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67）。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是作为个体存在规定的“生命”，因此马克思把生命作为一个存在论上的历史普遍现象提取了出来。在新历史观的建基上，生命存在是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我意识是针锋相对的，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的方式说生命是前意识形态的东西。生命的源始存在特征在于生命运动，这是它的自身建基，是不能被抽象为概念的。生命趋向于生产生活，就体现出它面向世界和活出世界的开放性和建设性。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现象学生命观中，所揭示出来的生命特征：存在论上的普遍性、建设性、开放性。

（三）形式显示的现象学的自觉特征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所具有的哲学自觉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一种广义的思想自觉性。由于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把自己的原则与整个理论化态度相对立，坚决避免任何理论化视角的先入之见，这就体现出它在研究原则上的彻底自觉性。这体现出现象学的诚实和纯粹的特性――“它并不坑蒙拐骗，是绝对真诚的科学。在其中没有夸夸其谈，而只有明彻的进步；在其中没有什么理论在争吵，而只有真正的洞识与虚假的洞识的争执。然而，真正的洞识只有通过对纯真的自在生命的真诚的、毫无保留的专心沉潜才能赢获，说到底只有通过个体性的生命本身的纯真性才能赢获。”[1]（P.20）其次，是在课题领域选择上的自觉性。现象学要考察的是真正生命的东西，明澈地去体验和理解生命，才能敞开走向“人是什么？”问题的第一步。因为，根据现象学的态度，在人那里直接被给予的事实就是“有生命”，而且这不是就某个个人而言如此，而是就普遍的个体来讲都如此。把不能为概念所把握的生命理解为存在，这就能暴露出整个传统哲学的根本弊病：执迷于普遍的对象之物和客体之物，而遗忘了生命和存在。再者，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现象学不以规定对象的“什么”为目标，盲目地追求对象的“本质规定”会形成僵死的实体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海德格尔现象学区分出前理论的东西，把它理解成生命要素。在对“有生命”这一事实的体验中，首要的事情在于不是规定生命既定地“是什么”，而是理解生命以自身为起因的生命历程以及生命在其本己倾向中缘何成为生活，并且能够活出一个世界来。

现象学的自觉性是奠基性的，具有思想的源始特性，因为它不是在普遍化的理论道路上继续盲目行进，而是揭示出前理论的东西、真正生命要素的东西。现象学的自觉性同时也是批判性的，绝不会回避与虚假的洞识进行争执，通过揭示生命比理论更具有源始性，也就消解了传统哲学理念所自认为的优先性。现象学的自觉性还体现在它的开放性上，它开放地面向生命，不受任何理论化前鉴的制约，由此它的开放性又是自由性。生命领域是现象学的研究目标，当我们自己体验到生命历程的开放性之时，也就能看出现象学自觉地运用于生命之中。

参考文献

第7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 生命哲学 幼儿园教学 审思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教育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创造的世界，教师面对的也不是无生命的物质世界，而是具有无限发展潜能的、有个性的个体。儿童的生命是幼儿园教学的思考原点。幼儿园教学是儿童生命的促发剂。然而，在工具理性的世界中，儿童的生命价值被忽视和异化了。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生命哲学将人的生命作为哲学研究的本体及核心，并关注与入的生命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的历史及文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狄尔泰、齐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等。尽管生命哲学家们在理论观点上有重要区别，但他们都把生命看作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强调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生命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这些思想对我们当前的幼儿园教学具有重要启示。

1当前幼儿园教学状况

1.1教学的功利主义：生命意义被消解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以其无所不能的力量改变着世界，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充满对技术理性的崇拜。于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科学取代了人文。教育也“从根本上偏离了它的本真的意义。成为一种在工具理性操作下的功利主义教育”。幼儿园教学也不例外，存在着明显的功利主义。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是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增加教师的收入、应付各方面的检查等外在的功利目的，由此导致教学中强调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对已有知识的记忆，重视学习的结果，忽视学习的过程，采用教师讲儿童被动听的教模式；在正常的教学时间外，还加开名目繁多的兴趣班，孩子的游戏、自由活动、体育锻炼乃至休息的时间被无情地挤占。孩子的能力发展、个性养成等在教学中被忽视。为了追求效率与可见的结果，教师用统一的标准评价幼儿的发展，犹如对待产品一样。孩子们在无意中被划分了等级，发展迟缓的孩子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掉了队，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教学成为满足社会政治、经济需要和个人追逐物质利益的工具，通过教学培养出来的人仅仅学会了一些知识，掌握了一些技能，教学失去了引导儿童感悟生命、体验生命、实现生命意义的本真追求。这样的教学丢失了应有的人文精神，也使人生失去了乐趣，导致生命意义的消解和主体性价值的被抹杀。

1.2教学与生活分离：生命的根基失去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教育就是让儿童掌握有用的知识，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知识被看成是由外在于人的事物决定的，是客观的、绝对的、唯一的。因此，知识与当下的生活没有联系，儿童完全可以在生活之外去掌握它。在这种教育观和知识观的引导下，现代教育逐渐远离生活，学校成了儿童与生活之间的藩篱。有学者将当今教育与生活分离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的内容与生活脱节，远离儿童的生活世界；二是以成人的世界代替儿童的世界，失去了对儿童当下生活的关注；三是教育中缺乏生活的气息，使教育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幼儿园教学与儿童生活割裂的现象同样如此，儿童被限定在有围墙的儿园内，圈定在活动室里，固定在秧田式的座位上，见不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花鸟虫鱼，教学远离儿童的生活经验与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教学目标及内容预设、教学组织与实施受教师安排与控制。教学关注的是教学目标是否“复制”到幼儿身上，强调的是“复制”的效果，幼儿沦为教学的附属品。教学没有把幼儿的生长与他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尽管通过这样的教学幼儿也能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行为也能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但幼儿作为整个人的精神成长被忽略了。生命的存在状态是生活。生活的根本内涵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展现形式。教学作为关照人的生命的活动是在生活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活，生命就失去了根基，教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3教学的高控制：生命的灵魂与创造性泯灭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角色――“园丁”取代了“猎场看守者”。由此开始，那种顺应自然习性使芸芸众生互不相扰的自我繁衍的“荒野文化”没落了。一种新的“园艺文化”以“科学”“理性”作为合法性术语，以“技术”为得心应手的工具成为社会主宰。人类开始进入一个由理性来设计、规划并维持秩序的时代。在教育领域，“园丁”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教师的同义词。教师作为社会和政府的代言人，以“园丁”的身份自居，手持“剪刀”，履行着修剪“园中幼苗”的责任。然而，也正是“园丁”的身份使教师的专制有了合法的外衣，使学生没有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了生命的灵动和创造性。

当前，在幼儿园教学中，幼儿大多被动地接受着教师的权威“指导”和控制，交往也变成了教师单方面的指令或行动，往往成为幼儿按照教师要求去行动的过程，或是教师出于教的本能和惯性对幼儿的提醒。至于提醒之后的结果如何，幼儿的反应如何，则根本没有成为教师关注的内容。作为交往的重要一方，幼儿的声音被淹没了，教师与幼儿之间形成了一种封闭、单边、高控制性的关系。幼儿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按照惯性运转的僵硬“系统”。幼儿的私人领域、幼儿与教师之间的公共领域已经完全消失。教学只体现社会对幼儿的期望和需要，并由教师直接实施这种期望和需要，丧失了对话、交往的时间与空间。在教学的专制面前，生命被压抑，自由被消解，创造被窒息，生命的丰富性、流动性及个性日渐丧失，教学与生命都走向了异化。

2基于生命哲学视角.审思当前我国学前儿童教学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生命是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最高目的，教育必须遵循入的生命规律。儿童教学要关注孩子生命体内心的律动，关注孩子的生命体验，遵循儿童生命的发展规律，体现孩子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儿童教学应让孩子的生命质量得以提升，让孩子在体验生命的欢悦和幸福中健康成长。

2.1关注儿童个体生命，让儿童成为学习的主人

个体生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外在生命而存在着。每个生命体都是独特而鲜活的，每个生命体都有不同于他人的自我经验及体验。儿童作为一个独体的生命体的存在，在与他人及周围环境的相互交往中，儿童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和内在的生命体验，每个儿童的生命内部有着主动学习与发展的潜能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所以，作为教师首先要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儿童并不是一张白板，可以任意由人涂抹，相反，儿童是自己生命的真实体验者，儿童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生命。教师更多地是应给予孩子体验自己内心生命冲动的愉悦的机会，给孩子以生命自由的空间。

儿童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生命的附庸。所以，在儿童教学中，教师不应再是知识、规范的权威者而是在活动中与儿童平等参与的共同体验者、教师不再是命令的发号者、规则的施训者，而应在生命的真实存在中设身处地与儿童一起感受、体验，从而对某一特定教情境做出解释性理解，以达到与儿童共同理解教育意义的目的。儿童教学要充分尊重儿童发展的自主性、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教师同时也有必要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教学指导，为儿童创造最好的成长条件与发展机会。

2.2关注儿童现实生活，重视儿童生活体验

教学是充满诗意的活动，是一种诗意的安居。但教学这首诗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而是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大地上，是真实生活的认知与体验。体验是人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人理解生命和社会的方式。它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的建构。体验对儿童来讲意味着更好的学习。体验与儿童的认识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儿童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强，儿童的体验随认识的的增长不断得以深化。“对于学前儿童来说。体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普遍方式，因为他们的心理处于主客体尚未完全分化的时期，是一种原始的、天真的同一状态，对人、事、物都倾向于体验。”所以，在儿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尊重儿童对自身生活世界的体验、理解和感悟；教学应把儿童从成人高压式的说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周围的人、事、物及其关系，教学要重视让孩子用多种感官去体验和认识事物。用多样的方式去表达和交流以获得完整的感觉经验，因为“完整的感觉对儿童而言，是一种来自生理和文化的需求，是一种幸福的生命状态。所以，在儿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把自己当作一名巡回教育者，教给学生智力流浪的自由――没有定好的路线。教师应让儿童在体验的教学过程中感到生命的充实、尽情，进而忘我、不知疲倦，整个身心达到自由与和谐的状态，让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

2.3重视儿童创造性，让儿童成为教学的参与者

生命哲学告诉我们，生命的特性不是机械的、物理的物质特性，也不是抽象的精神特性，而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运动性和创造性，而且生命的客观存在也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变化与创造才能够充分体现。因此，生命哲学向我们展示的是内含着无限生机和动力、且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生命态，这种生命的态势，即是教育展开之所为的根基。

教师的权威将不是建立在儿童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儿童积极参与以促进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教师的作用将不再等同于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个资料库，教师应在与儿童共同参与的教学中体验生命的快乐。让儿童参与到教学中来，把儿童当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而不是物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儿童的创造性潜能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体验到创造带给生命的欢悦。在儿童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儿童情感丰富、意志坚定、道德良好的引路入。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儿童形成一种自学能力，以自己的爱心、善意、德行等个人魅力融入儿童世界之中，为孩子以后生命的成长进行有效的指引。

游戏是儿童学习的主导活动，游戏对培养儿童的创造性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游戏对儿童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玩”，它是儿童用以理解生活世界的手段；是儿童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儿童体验生命的重要方式和存在状态，并且是儿童的最好生活状态。儿童在游戏中、在这种最好的生活状态中不断成长与发展。这样，游戏既是教育的最佳起点，又是教育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儿童游戏的目的不应该只是游戏能让孩子获得知识经验，成为学习主体，而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游戏能让孩子从对生活的亲身体验中成长为保存自由天性、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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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阎光才.教育的生命意识：由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的悖论谈起[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 （1）.

[4] 叶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

[5]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4：58，162，48.

[6] 殷霖.生命哲学视野下对传统教学的审思[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6）.

第8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生命；意志；表象；意欲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32-02

自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生命是什么？”这个命题的思考。在历史长河中，生命被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们不断地赞颂，或被赞为纯粹理念的外显、或被看作是造物主的神圣印证。然而叔本华对待生命的态度却是冷静而严肃的，他向世人揭示了“生之罪”，并指出摆脱意志的束缚方式。叔本华的生命观饱含了人文关怀，能够给已经习惯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带来些许启发。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对叔本华意志哲学作了概述，在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生命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叔本华生命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

叔本华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是基于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因此，要对其生命观有一个深入的理解，首先要理解他的意志哲学。

叔本华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他的意志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意志”和“表象”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认识论对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元区分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文中，叔本华开宗明义地宣称：“没有真理比以下这个真理更明确、更独立于所有其他东西并且更不需证明的，亦即：因为认识才存在的所有那些事物，也就是这整个世界，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只是客体，只是直观者的直观，简言之，只是表象”[1]。由此可见，叔本华同康德一样也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无法掌握到世界的本质结构，我们所掌握到的东西，只是本质在心灵的表象。既然叔本华是用“表象”的概念替代了康德的“现象”概念，从理论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就必然有关于本质的概念来替代康德的“物自身”。对此，叔本华的回答是：“客体的世界，世界作为表象，这并不是世界唯一的一面，而只是它的外部的一面，也就是说，世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那是它‘世界’最内在的本质，它的核心，亦即‘物自身’，而这个我们将在下一部探讨，根据最直接的它的客体化，它被命名为‘意志’”[1]。可见，在叔本华这里，“意志”是被作为外在世界的本质的，而对“意志”和“表象”的阐述也构成了其意志哲学体系的基础。

叔本华在对意志和表象进行界定后，又进一步阐释了意志与表象的关系，他指出“意志”不仅出现在人类身上，也出现在所有的动物、植物、无生物，乃至于整个自然之中。因而，意志可以看作是一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个体所接触到的只是表象，是意志客体化的世界。因此理解作为意志客体化的表象世界与意志本身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一个关键。首先，“意志”与“表象”二者是对立的关系，叔本华明确指出了“意志”是自由的、是不受表象世界中“形式”的所支配的，那么何谓“形式”呢？叔本华给予的解释是“时空”或“个体化原则”，是专门针对“表象世界”而言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意志”与“表象”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意志”与“表象”二者又有统一性，叔本华指出“意志”能够通过客体化显现自身，由“意志”转变为“表象”，由此构成表象世界，此时二者又有了统一性，而且当“意志”转变为“表象”时，要受“时空”或“个体化原则”的支配。简而言之，个体作为表象是处在时空之中的，就必须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而“意志”则不在时空之中，当然就不受“个体化原则”的支配。

“意志”与“表象”的对立统一是叔本华意志哲学的特点，世界作为内在本质的外显是理解其意志哲学的核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基于其意志哲学来解读他对生命的思考和看待。

二、生命作为客体化的意志

如前所述，在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中既然世界最内在的本质是“意志”，那么，“生命”作为表象，其本质同样也是“意志”。叔本华用“意志”的概念来对“生命”进行思考和反省，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是‘意志’的客体化，同时也是‘意志’自身的彰显”。要理解叔本华的生命观，就要从“意志”彰显的过程中去解析意志的活动，而由此便引出叔本华在思考生命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欲”（willing）。“意欲”（willing）可以看做是从“意志”（will）这个核心概念中衍生出来解释生命的概念，用来表达“意志的活动”。叔本华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之所以承受着无止尽的痛苦，其根源在于无法摆脱“意欲”的折磨，因为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每一刻都离不开“意欲”，然而作为表象的生命必然要受制于表象世界的“个体化原则”，于是“意欲”就成为了折磨个体生命的痛苦之源。

叔本华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对生命的认识凸显出了悲观的色彩，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指出：“‘意欲’，至少对较高等的生物而言，乃是无止尽的痛苦的来源。仅在我们脱离意愿束缚的范围内我们才脱离痛苦。”[1]我们分析这段话可以得出叔本华所要表达的是以下两点意思。1）“意欲”是无止尽的痛苦。2）痛苦的唯一解脱之道便是摆脱“意欲”的束缚，也就是弃绝“意欲”。叔本华指出只要我们的意识被我们的意志所填充，只要我们以它“愿望”的持续的希望和恐惧，忙碌于愿望的追求，只要我们是意欲的主体，我们就决不能得到持续的快乐或安宁，没有安宁，真正的幸福是绝对不可能的。叔本华认为“意欲”无止无尽，而且永不满足，甚至所谓的满足根本就只是假象，所以他认定“意欲”是痛苦之源，并且进一步认为，唯有断绝意欲，才能超脱痛苦。然而，事实上，饮食的需求、性的渴望以及其他意志的客体化，有些是生命所赖以延续的本能需求，有些则构成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如何断绝这些本能的渴望和需求呢？或许答案是根本不可能。这样的推论和结果，必然会导致叔本华走向悲观主义的道路，即，只要生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不断地满足那些无止无尽的“意欲”，因而，必须不断地经验到那无止尽的痛苦，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生之罪”。

但是，叔本华并非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也指出了获得幸福的方法：“纯粹的静观”，并且指出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沉醉于其中、物我两忘的状态便是“纯粹的静观”，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不再受到“意欲”的支配，从而达到了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能够体验到真正的幸福，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叔本华将生命看待为客体化的意志，并且指出唯有通过“纯粹的静观”才能让我们暂时忘却一切生之苦，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有限的幸福。

三、深刻的审察与有限的幸福

未经审察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叔本华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以悲观主义视角来审察生命的哲学家，其生命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通过对生命的审察，叔本华揭示了“生之罪”，即“存在之罪过”，这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命观的反思。他指出：“一个关于世界和存在特性之意义深长的暗示被发现了。它‘暗示’是意志跟自己的对抗，在此，意志以他的客体化的最高阶段被最完全地显示出来，并且可怕地显露出来。在人类的苦痛中它变得可见了，部分是由偶然和错误所造成，部分则是从人类自身所导致……直到最后，在个体的认识中，这个认识被苦痛本身所净化和提高”[1]。可见，叔本华认为个体存在于世界中是难以摆脱意志的束缚，随着意志的作用不断显现，个体会逐渐意识到唯有在苦痛中直面意识本身并与意志对抗，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认识。在叔本华这里个体生命存在于世是渺小和无力的，这对习惯于歌颂生命崇高伟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是一种警示，即对人类的态度不能过于乐观，更多的时候需要严肃的审察，把人的生命放在整体生存状态中去考量。

其次，叔本华用上帝的身份来审察世界的芸芸众生，看到了意志的自由、无限，生命的必然、有限，看到生命的种种障碍、欠缺，看到人们盲目的欲求、挣扎、奋斗，人们忙忙碌碌，但只是彷徨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最终都不可逃逸地走向死亡，归于空无和寂灭。短暂而悲剧的生命要获得幸福唯有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纯粹的静观”，即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认识从意志的使役之中解放，‘人们’忘记自身是个体，意识的提升为纯粹、无意志、无时间性、脱离一切关系的认知主体。”[1]可见，叔本华在揭示了生命悲剧性的同时，也为大众指出了摆脱意志束缚、获得幸福的方法，个体内心只有进入一种“摆脱意志”的状态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主体，仅仅关注“事物是什么”时个体就能够摆脱意志的束缚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个体在“纯粹的静观”的过程中成为了纯粹的观察主体，暂时地忘记生活之欲并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此时的个体可以体悟永恒之生命，同时内心也可以体会到物我为一、物我相忘的逍遥与幸福。

最后，叔本华的生命观中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扬弃以及所蕴含的人文关怀都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饱受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之苦，对生命我们需要进行严肃而冷静的审察，需要“纯粹的静观”。总而言之，善待生命要从善待心灵做起。

参考文献：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第9篇：生命哲学范文

(关键词) 自我批判，哲学创新，生命力

张扬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重建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价值，是现代哲学之思的一种路径。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现时代及现实问题，而是通过反思性的批判，对时代内容作出评价，进而明确时代进步的动力和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也促使哲学自身的发展。

哲学从来没有以提供知识为己任，哲学的本质在于提供思想。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系统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它不是记住自己“是什么”的知识，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是这样”和“应该是那样”的一种追问活动，哲学不侧重于学问，而更多是一种思考的状态。正如哲学的本意在于“爱智慧”，即在于追求，而不在于终结；在于通过对现有现存的批判，为人们指出更新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以解答人们对生命的疑惑和意义，帮助人们更有价值地生存。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在于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不同，它看起来不具体，不在某些确定的领域，不能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但它能立足于整体和全局，在现实的运动中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帮助人们从身边的琐事中超脱出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根本问题，使人能活的明白，努力地去做一个有灵魂人。从事哲学研究而不批判现实，或者只知道为当下社会结构提供知识辩护，这有背哲学精神。

批判并不是对原有的全部否定，不是全盘抛弃，对现有的进行反思和批判，是为了以此为基础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不是也不能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也可以说是对原有的进行适度调整，批判的基础首先在于对现存进行合理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哲学的本质在于追求智慧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要立足于现实，以现实为根基，是在继承中的发展和创新。哲学要帮助人们理解和认可现在的生活，为现实作论证；永不满足是人的本性，但这是基于已经有所满足这个前提的，不安于现状的人类，是在已有现状的基础上的不满足。如是，原有的哲学对现存的哲学思维活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可以说它是现有哲学思维活动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批判的靶子，批判的血脉就无法继承和延续，现有的批判者也就得不到足够的精神食粮，就无法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奉献。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认知活动，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特点，人们以语言符号系统作为媒介和社会传递物，不但能够掌握前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实现以前人为基础，同时也能够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和经验传递下去，为后人的认知和创新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社会传递方式使人类发展更快，同时要求人类对前人的东西进行鉴别，不能一味地全盘接受，否则就体现不出发展和创新了，所以批判是人类发展和创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的作用，更在于对传统的革新，在批判中实现对传统的变革。对现实的论证，也是哲学批判得以进行的条件，在论证中才能深刻理解现实生活，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才能知道批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批判，通过批判要么修补了原有的观点，从而实现超越，或者摧毁了原有的体系，实现自我扬弃，开拓出新天地。

批判精神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绝不意味着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束，而是在更高的阶段继续向前推进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自封为终极的思想体系，认为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理论与实践能动统一的原则，就要把理论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又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经济全球化和飞速发展的社会，使人们更容易看到现代性的东西，同时人们反叛与遗忘历史的心理日益加重。人们在亲近新东西的同时，将过去的一切几乎都要废弃掉了。这种貌似彻底批判实是的躁动，不仅是肤浅和浮躁的表现，而且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危害。只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克服短视、浅薄和狂妄。理论之花的繁荣，是人类能力和品格提升的体现和表达。

哲学之思是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在追根究底的过程中，对构成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因素不断进行追问、检讨和批判。这种反思，既体现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为我性质”，也体现了关于人类的活动状况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从后思索”的特性。哲学反思在其合理形态上，是一种辩证思维，其本质是批判性思维。哲学批判不是单纯的消极的否定、破坏和全盘抛弃，它是积极的培育、建设和创造，是破与立的统一。哲学批判是自我批判，其批判更为自觉和彻底，批判使理性的人成为了能动的自我超越的主体，批判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质。哲学之思反对人们对现行的生活态度、道德习俗、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采取无批判的全面接受态度，反对人们躺在因循守旧、循规蹈矩的温床上睡大觉。哲学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批判，它有别于那些不断制造“轰动效应”的行当。解决哲学关注的困惑、时代命题，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容来对待，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和探索，任何浮躁的作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引人误入歧途。

在哲学批判中，通过对时代的存在和意义的理解或自我意识，科学地把握实践中的矛盾，正确地提出问题，以及对事物特别是惯常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前提的勇敢怀疑，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批判就会失去对象，“胡批”、“乱批”不是哲学的功能；没有勇于怀疑的精神和态度，迷信权威，唯书唯上，做习惯思维、习惯势力的奴隶，也就不可能有批判的要求。

哲学批判是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贯穿着对批判者及其哲学本身的自我批判，它所批判的不仅是作为思想对象的现实，更是哲学理论或哲学思维方式自身。哲学的自我批判内在要求批判者敢于正视并勇于承认时代、环境、传统给自己造成的局限性。无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制造永恒者恰恰不能永恒。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在于它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局限，并将对这种局限的反思、批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才能不断深化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的理解，从而才能确保哲学的价值性原则不会因僵化自封而死亡。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才能使现代哲学的价值立场更为合理，才能为人类更合理地生存和发展提出更优的方案。

哲学通过冷静无私地反思和批判，通过对时代的自觉把握，逐步认清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状况，进一步明确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从而增强人自身发展的方向感，增强实践的自觉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哲学之不可替代，在于人类不能没有关于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的理解或自我意识。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问题的新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性地揭示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到来。

哲学的创新是必须的，但创新不是随意进行的。只有当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的时候，才能实现自我完善，才能向前发展，才能既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不仅实现哲学创新，而且能够推动社会现实的改变。

哲学必须创新的根据，在于实践没有止境，新的实践要求有新的哲学指引，因此创新也就没有止境。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实践，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实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具体实践活动的对象、内容和水平也都各不相同。实践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限定和超越限定、制约和打破制约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只有在实践中勇于创新，不断求得新的真知，才能永葆哲学的生机和活力。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创新，从来都是以当时实践突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并存在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局限性，不断克服这种局限性就构成了历史的连续和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每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对于现实实践的彻底反思和深刻批判的结果，不仅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指明了途径，更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并描绘出了具体的蓝图。哲学批判不是随意进行的，不是感情用事的发泄，更不是故弄玄虚的炫耀，而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冷静理性地导引人们让生命存在更合理，让人与世界的关系更和谐。

在哲学创新过程中，必须以社会实践的发展为依据，根据实践的历史任务和所提出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才能够进行。理论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不能以为，在实践基础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理论，也不能认为实践活动越多的人，理论水平就越高。哲学的创新要掌握前人传下来的思想资料，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要开阔眼界、勤于实践，善于接受同时代人的新见解，敢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不为世俗所羁绊，要以海阔天空的胸襟和卓越超凡的智慧，才可能进行艰难的创新。创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切不可把创新简单化、庸俗化。所谓表述、术语、概念的变换，或者陈词滥调的翻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创新。

对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是为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批判中，才能培养人的独立意志和怀疑精神，才能因此逐步走向公平公正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步伐较快，在这只争朝夕的节奏中，有时来不及对当下所发生的进行反思，更不用说批判地评价了。这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正负两种效应，我们应努力避免负效应的出现，即使出现也要想方设法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加入wm后，我国在经济领域日益与国际标准接轨。同时我们又有着自己光辉灿烂的文明传统，我们应在深刻领悟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基础上，容纳西方文化精要，以文化的自觉和实践，再兴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