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马说精选(九篇)

第1篇：韩愈马说范文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马说》，我们先谈谈“说”，“说”是古代散文的文体之一，属于议论文，可以先叙后议，也可以夹叙夹议。一般为对某种事物的见解。“说”与“论”相比较要更随便点，如初中文言文中的《捕蛇者说》《爱莲说》《马说》等等都属于“说”一类的文章。“说”古意是陈述和解说，所以对这类文章都可以理解为：解说什么什么的道理。《马说》的表面意思就是：说说关于马的问题。从更深层的含义来讲，应该理解为：说说关于如何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是唐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很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都有怀才不遇的经历，难以找到出路，往往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如果不能进入仕途，就会抑郁终生。韩愈在读书人之中是属于文才卓异的天才类之一。他很早就有不平凡的抱负，这跟他的名字有暗示性关系。所谓“愈”，就是逾越，超越的意思。韩愈很早就希望能超越前人，具记载，他七岁开始学习，十三岁能够作文，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第四次中进士，后来进行吏选考试，都没有中士，最后在长安蹉跎了十年时光。十年中奔走于权贵门厅，曾三次上书给当朝宰相进行自荐，却杳无音信。所以他离开了京师到外地做官。《马说》是韩愈在京师求官时期的作品，他将自己怀才不遇的这种无奈，及对于不识人才的愤慨，在文章中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他将马尽千里之能的渴望寄托到“世有伯乐后有千里马”中，他认为千里马的有无取决于伯乐的有无。

“伯乐”在今天泛指识英雄，重英雄的人。古代“伯乐”指识马的人。韩愈在《马说》中引用伯乐相马的故事，是为了阐述：千里马和普通马是不同的，千里马的才能在于驰骋疆场，而不在于负重载物，且和一般马的区别是它特别能吃。“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说的就是它的食量很大，所以“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埋没了它的才能，以此来点出“食马者”不识人才的庸俗。“千里马”指的是像韩愈这样有卓异才能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和一般的庸常的人是不同的，如果用他来管理一些日常事务，待人接物等等，他可能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才能是安邦济国、经天纬地的，需要知人善任，慧眼识人的管理者、统治者、上级，被韩愈喻为“伯乐”。而对千里马随随便便饲养、调理、处置、对待的“食马者”是那些不知人善任的管理者的写照，是对人才的一种漠视、一种糟蹋。

第2篇：韩愈马说范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於奴隶人之手，骈死於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此文中，韩愈首先点题：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这就与常人的观点不同。通常以为，就是伯乐没有，千里马不是还在那儿吗？何况伯乐是人，与马何干？而韩愈的观点就是：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哪怕千里马就在眼前！

论点一出，你要以理服人呀！所以韩愈举例说明：没有被相中的千里马，只能在“奴隶人”手中受辱，只能死在马槽之内——谁知道你是千里马？

然后再举例：由于不知道你是千里马，所以就不按千里马来使用，你千里马再好，表现不出来，无用！于是，也不按千里马的标准来喂养，千里马的才能就更加湮没不为人知了。这时，吃不饱的千里马和一般的马相比也无什么出众之处，于是更加悲惨了。

韩愈最后又举例：千里马不服呀，于是“鸣”——叫呀——我是千里马！可是，由于没有伯乐。无人理睬呀！而此时，你却拿着鞭子对着眼前的千里马说：天下无马！一个有眼无珠的“饭桶”活灵活现在人们眼前。千里马的悲哀——没有伯乐！

杂文的逻辑应当遵循数学证明的逻辑：充分必要条件。即“是”且“只能是”的逻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事物的不同侧面来说明问题之意，叫人无懈可击。你看：韩愈此文，连标点符号在内，178个字！把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是不是从伯乐和千里马的不同角度而阐述的淋漓至尽？！美文当如斯也！

当然，韩愈毕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若此文再加入论述：伯乐因为一己之私而指千里马为驽马——说不行你行也不行，则论述就更加完美了。

附：狗尾续貂之杂说四。

第3篇：韩愈马说范文

韩愈号称“文人之雄”，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唐宋家之首。他的教育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如“五原”学说；二是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如《进学解》；二是尊师重道的教育实践理论，如《师说》。韩愈为了整顿当时秩序和振兴儒学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曾倡导古文运动，他的儒学思想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在此笔者就韩愈的教育观点展开探析。

一、人格培养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韩愈的教育目的主要强调的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即人格，与我们当今的现代教育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韩愈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其政治主张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在韩愈的“五原”（原道、原人、原性、原毁、原鬼）学说中，他把性分为三品，上品人“善焉”，中品人“可导而上下”，而下品人则是“恶焉”，除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善、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的人要求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有上品之人，远古的舜就是上品之人，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松而简单，所以处事不怠惰，对待别人乐于善举，他的为人是仁义之人。韩愈在“五原”说中究其原因：仁义之人做事都会由己推他，便会常常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舜、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人。”于是便有人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不足啊。对他人要求多，所以他人不容易有善举；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进取少。看到我的见解而记住它，那么国家差不多就能够治理好啊！”[1]这就是韩愈的原始教育理念。当今世人，指望自己的名誉美好、道德得以弘扬，在高尚的情操上想有所作为的人，就要培养自己的人格，人格更应该作为我们现代人的培养目标。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的，是“不移”的，不能相互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改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强调的教育与法制。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内使其性移动。看中他人好的一方面，而不求全责备要求其他的方面；认可他人现有的，不追究他人的过去。诚惶诚恐惟恐他人不能因为做善举而有好报。[2]一方面的善是容易做到的；而一种技艺就更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技术的同时要及时传授新的思想，注意性情的疏导和引领。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的观点，说明教育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他提出的“性情”说对宋明理学产生很大影响，也包括对现代心理学中性情说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怠惰和忌妒就是所说的根源，怠惰的人不能修养身心，而忌妒的人害怕他人有修养，所以在高尚情操的培养过程中，首要的是身心培养与性情的修炼。只有引导、修炼怠情和嫉妒，才会使人向善的一面去转化，这样才不失我们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目的。

二、韩愈倡导“古道”的学说

韩愈倡导吟读六经的文章翻阅百家的著作，对记事的作品—定记下它的要点，对立论的撰写一定探索它的头绪。对学问永不满足，务求有所收获，攻击异端邪说，排除佛、老学说，填补儒学的缺漏，阐发精深的道理；寻找那茫无头绪、行将失传的儒家道统，孤独地广泛搜寻远远继承；力挽已经倾泻的狂澜回到正途。对于儒学沉没在芬芳醇厚的典籍滋养之中，咀嚼体味当中的精华，[3]写出来的文章堆满房间。上古的典籍，先生学习《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内容博大深远，无边无际；周代的诰文、商代的《盘庚》，文词艰涩拗口：《春秋》谨严精当，《左传》铺张夸大；《易经》奇妙变化却有法则可循，《诗经》内容纯正而文辞华美；六经以下，直到《庄子》、《离骚》，《史记》，以至风格不同，却又各有特色的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昌黎先生的文章，可说是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

韩愈的《进学解》，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很有正义感。韩愈通晓治学的方法，更能融汇、吸收不同方向的学问。提倡公开、公平地提拔人才，使用聪明的、老实的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各方面的人才都得到任用。沉着委婉的人，可以表现他们特有的美态；卓越超群的人，可以显露他们非凡的才能。衡量各人的长短，恰当地加以分配任用，使每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韩愈认为：从前孟子喜欢辩论，孔子的学说由他而得以阐明。孔子周游列国，车辙遍布天下，最终在不获重用中了结一生；荀子坚持儒学正道，博大精深的理论得以弘扬，为了逃避谗言而跑到楚国，最终被罢免官职，老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说出来的话就是经典，做出来的事就是榜样，超出了常人的思想境界，优秀到足以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在世的遭遇又怎样呢？当时韩愈虽然学习勤奋，他本人认为还不是正统之学，言论虽然繁多，却未能掌握要领，文章虽然奇妙却不切实用，德行虽然有一定修养却没有传颂给别人。而现代人在陈旧的古书中抄袭一些说法，有一些行动便遭到诽谤，那就等于质问木工为何不用小木条做大柱，批评医师用菖蒲来延年益寿。

韩愈在《马说》中宣扬重用人才的观点，文章匠心独运，用“伯乐——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于幕下”的难得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写温生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实学而隐身不仕的。

三、韩愈尊师重道的教育实践理论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韩愈倡导的“道”也有特定的含义。其内容是要“忧天下”、“兼济天下”，而不是像传统儒家那样。韩愈是不主张“独善其身”的，而更重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因材施教。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强调“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而荒废在于嬉玩的态度；德行的成就在于思考，而失败在于随便。”[4]韩愈运用事实“粗大的木材做屋梁，细小的木材做屋椽，柱上的斗拱、梁上的短柱、门臼、门坎、门插、门楔，各用合适的材料建造，用以做成房屋，这是木工的心思。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粗贱的牛溲尿、马屁菌，破鼓的皮子，都收藏起来，以备使用时无有遗缺，这是良医的修养”来例证学习是一个积累过程。

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最可贵的品质是创造性。而创造教育应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新世纪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在教育战线工作的人感到欣慰的同时，更感到了压力。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教书育人，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劳动的知识性、专业性、艺术性、创造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决定了教师素质构成的特殊性。为此，我们只有加强自身的修养与磨练，才可能成为称职的教育者。

参考文献

[1]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第4篇：韩愈马说范文

出处：唐-李商隐《韩碑》

原诗：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译文：

还有那智勇双全的行军司马韩愈，十四万大军，龙腾虎跃陷阵冲锋。攻下了蔡州，擒住叛贼献俘太庙，功业盖世皇上加恩无限；天子宣布裴度功劳第一，命令韩愈撰写赞辞。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诗。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

第5篇：韩愈马说范文

一、道学与险怪

受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代李氏皇族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创始人李耳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称为“国教”，一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帮助，发展态势极其旺盛。到开元天宝间达到极致。此时儒家至圣周公被推出学宫，由老子来安坐其位。孔子虽被封王，却成了老子的侍从。而到了中唐，国家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于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这一凌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厌倦，大多走上了服药炼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虚幻的快乐来抵消现实痛苦。

处于中唐的韩愈其世界观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他力排佛老，振兴儒学，想使国家步入礼乐文化的正统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个体，他又要张扬个性，要找回自我，回归到自我本性中去。这时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这就导致了韩愈文学上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用散文来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另一方面又在诗歌领域抒发自己的个体感情。并于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美学理论和意象。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画为一。”从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万物不分善恶，不分美丑。所以这种思想使韩愈突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条，顺理成章的将怪异之景引入了诗歌领域。

但是现实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韩愈又将道教中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道教神仙体系引入诗中。如《陆浑山火》中写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烧周四垣，神焦鬼烂逃无门……”从诗中不难看出韩愈将冬日山林火灾写成了惊天动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对道教意象并非简单借用，而是顺应自己情感及审美需要对意象进行加工，从而使其富于新的内蕴。所以我觉得对韩愈“险怪”诗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道家瑰玮的意象及神仙体系，而是道家的万物皆统一为道的美学范畴。

二、生平遭际

韩愈一生中的种种遭际也是导致他诗风走向险怪的一个原因。韩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养，在他十三岁时，其兄又去世，随其嫂郑氏千里奔丧，而且无亲朋相助。这些幼年时的苦难势必在韩愈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种子，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

苦难除了促使韩愈勤学苦读外，还教会了韩愈忍耐。所以当十八九岁的韩愈到“名利之都府”长安（《复志赋》）求功名的时候，忍受了数次落第的痛苦。为了支付长安昂贵的开销，“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群墓志》）的韩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殿中少监马群墓志》）过起了寄人篱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负，韩愈终于中了进士，但是仕途似乎离韩愈还是很远，因为他又被拦在了吏部的博学宏辞的门外。为了做官韩愈忍受着人们的讥笑、拒绝与侮辱，最终沦落到钻营一辈中。他到处干谒，俯首贴耳于达官贵人之中，摇尾乞怜。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做过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样通过钻营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为报国有门的韩愈却迎来了个“朝为青云志，幕作白首囚”的下场。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被贬阳山，后待命郴州。在这个期间，他创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险怪诗就有23首，从而把险怪诗风推向极致。

韩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大量创作险怪诗呢？为什么能够把险怪诗写得那样出色呢？笔者认为，韩愈险怪诗的创作紧接着阳山之贬而出现，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奥秘在于韩愈心灵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阳印记”，所谓“滴阳印记”，是指韩愈在滴阳这段“贬历”中的心态和感受。注之于诗的“滴阳印记”，是指诗中所描写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险怪，所发泄的贬谪之臣的怨愤和不平。这种“滴阳印记”不仅贯穿在韩愈首次南贬诗作的全过程，而且还深沉地影响到诗人返京以后的诗作风格，被古今学者公认的韩愈险怪诗中的代表作，如《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赤藤仗歌》、《记梦》等险怪诗名篇，均写于阳山之贬返京后的元和初年。这些力作大都激荡着岭南的“炎暑之气”，烙刻着深重的“滴阳印记”，因而光怪陆离，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滴阳印记”使韩愈得以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进而成为中国险怪诗派的鼻祖。

首先，被贬谪的失意人生与压抑心态，触发其作诗鸣不平情愫的形成。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任监察御史，而后他发现朝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心中忧急，不禁托物起讽。不久，他为民请命被贬阳山令，后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他这种志抱高洁与失意人生相交织、忠君思想和怀才不遇相和合的复杂心态，使他满腹怨愤，不能不作诗以抒发感受，鸣其不平。在这几年中，韩愈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统治者给予他不平的待遇无处申诉，盘亘于心头的忧郁和悲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发泄，于是他只好移情于物。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某些居心险恶的权贵和其爪牙的感觉印象和情感移位于自然界的险怪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自己的坎坷处境的感觉和情感移位于与之有类似之处的外物上。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结晶，险恶幽怪的意象之中融注着诗人悲愤不平的思想情绪。

其次，滴阳途中见所未见的异地景物，触发其丰富的奇异想象。岭南的奇风异俗，激发其猎奇的创作意识。韩愈此行，途中不仅经过湖南，在“浩浩荡荡”“浊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临武入粤时攀登了高山险岭；而坐船由连州到阳山，则历览连江三峡之奇美、连江河水之湍急、阳山气候之奇特；在离阳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个月，赴江陵途中历览名胜古迹。南方的奇山异水激起具有好奇个性的韩愈的创作激情。而好奇个性与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诗人的笔触更多地伸到险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韩愈贬阳途经湖南，湖南不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话与传说，而且由于湖南原属楚地，还保存了较浓厚的巫风。“巫之别名，曰摊教、曰师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为人求神驱病。”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谴虐鬼》和《郴州祈雨》里，都曾反映了上述情况。同时韩愈谪居的阳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许多令中原人难以理解的奇风异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话传说和巫风、阳山的奇风异俗激发了韩愈的猎奇意识，对韩愈写险怪诗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已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如《县斋有怀》、《送惠师》、《送灵师》、《刘生诗》等。

最后，阳山贬所的艰苦生活，引发其神奇的幻想。贬官的休闲生活，又为其创作险怪诗提供了时间保证。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幻想。韩愈在请阳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阳山贬所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穷困落魄的阶段，因此，韩愈险怪诗中，处处可见一种“虚幻世界”。韩诗中的虚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间世俗社会的影子。这就更给诗歌增加了一种灵异缥缈、光怪陆离的气氛。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愈的险怪诗风的形成，是其个人遭际及道教兴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个人遭际所导致的心灵创伤是直接动因，道教美学系统是突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支持。应该说，他的生平遭际，特别是被贬阳山是险怪诗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钱冬父《韩愈》

肖占鹏《韩孟诗派研究》

唐晓繁《唐文学思想研究》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第6篇：韩愈马说范文

关键词：史官；史学；古文运动

作者简介：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

王福元，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张荣芳先生曾指出：“从韩愈、李翱、李汉等的交往看来，可能韩、柳的古文运动的渊源之一，也是来自这些史官传承的史学。” [1 ] （210）并将“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列为他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氏已意识到史官、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可惜未见深论。笔者通过对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生平的考察，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史官经历或者与史官交往密切。同时，通过对他们文学观的考察，发现其中颇多与史学精神及史传文学相通，如文道观，对文体、文风的态度等。由此看来，古文运动与史官及史学二者关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学的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兴起，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一、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追随者与史官在人员递承上存在着交叉的关系。他们或曾任史职，如柳冕、韩愈、李翱及李汉，或具有强烈的史学思想且与史官交往密切，如萧颖士、李华、梁肃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他“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左补阙、史馆修撰” [2 ] （4537）。韩愈，曾任史馆修撰，并修《顺宗实录》。史载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2 ] （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肃、萧存等与史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曾从梁肃游，“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3 ] （4195）。韩愈与萧存关系密切，“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赡其家”。萧存乃萧颖士之子，史称其“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萧颖士有史才并有史著。李翱、李汉被看作古文运动的追随者。李翱，曾为史馆修撰。史载“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 [2 ] （5280）。李汉，曾为史馆修撰。“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汉为韩愈女壻，深受韩愈影响，“汉，韩愈子壻，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李汉曾“预修《宪宗实录》” [3 ] （4453-4454）。

萧颖士，史称其有史才。“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又“著《梁萧史谱》”，“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俄免官” [2 ] （5768）。则萧颖士有两部史学著作，或许还在史馆短暂为官。萧氏与柳芳、韦述、孙逖等史官有交游。萧颖士“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據、李华、邵轸、赵骅” [2 ] （5769-5770），其中柳芳即曾任直史馆、史馆修撰等史职，并撰有《唐历》 [2 ] （4536）。萧颖士集中有《赠韦司业书》、《仰答韦司业垂访五首》，韦述有《答萧十书》并尝荐颖士自代，足见二人交往之厚。韦述，曾为起居舍人史职。《新唐书》记载他撰《开元谱》二十卷，修《六典》；又与柳芳编缀吴兢所修国史。萧颖士以韦述为“谯周、陈寿之流”，“为史官二十年，澹荣利，为人纯厚长者” [2 ] （4530）。又孙逖，也曾任起居舍人。其任考功员外郞时“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 [2 ] （576），与颖士当有一定的交往。

李华，虽未曾任史职，但与史官贾至及有史才的萧颖士交往密切。“李华，字遐叔，以文学自名，与萧颖士、贾幼几为友” [4 ] （170）。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称“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5 ] （3946）。史载“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 [3 ] （5047），“（萧颖士）尝与华、據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據三乃能尽记” [2 ] （5770）。李华又为萧颖士文集作序，亦可证二人交往密切。另外，李华与刘迅亦有交往。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 [2 ] （5565），刘迅虽未任过史官，但“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 [2 ] （4525），则承续了其父刘知几的史学家风。

梁肃，曾被授史职，但未就。《新唐书》云“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修史，以母羸老不赴” [2 ] （5774）。梁肃是独孤及的弟子，并受到李华的识拔，又与萧存交往，而这三人都是受史学影响极深的人。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年十八，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 [6 ] （4967）史载“（萧存）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柳宗元，虽不曾为史官，但有修史之志。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 [7 ] （812）并作《与韩愈论史官书》阐发史官的责任，又作《段太尉逸事状》向韩愈提供史料。

由以上可以看出，从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到韩愈、柳宗元等倡导者，再到李翱、李汉等古文运动健将，他们或任史官或与史官交游，与史学关系密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与史家之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

我国史官自古就有秉褒贬之笔、寓劝善惩恶的志向。孔子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8 ] （3297）。这种劝善惩恶的观念带有明显的道德裁判性质。刘知几《史通》论褒贬史事，继承了儒家道德裁判的思想。“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9 ] （106）。唐代史官大都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劝善惩恶的原则，以执行历史撰述与道德裁判的任务” [1 ] （1 ）。柳芳《唐历》就因为“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所讥讪” [2 ] （4536）。

古文运动的先驱以及倡导者也多具有这种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萧颖士极力赞扬《春秋》示褒贬、惩恶劝善的义法，并曾依鲁史编年之例，著《历代通典》。他在给韦述的书信中说：“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又批评司马迁、班固所编史书“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 [5 ] （3277-3278）。其对司马迁、班固的看法虽有些片面，但却明显体现了史书任务在褒贬的史学观。又认为史学的功能应是“立言寄青史，将以赞王道” [10 ] （1596），“王道”即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此，他曾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标一字以举凡” [5 ] （3278）。

李华赞同史的功用在于褒贬惩劝，其《著作郎厅壁记》曰：“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赞扬孔子作《春秋》“因历象以正时元，假鬼神而讨有罪，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5 ] （3204-3205）。《安阳县令厅壁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 [5 ] （3210）柳冕也明确地表达了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5 ] （5355-5356）。独孤及也说：“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 [5 ] （3927）梁肃亦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在给独孤及集作序时说：“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 [5 ] （5260）

韩愈同样表达了劝善惩恶的史学思想。进士及第后他曾表示：“若都不可得，犹将……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11 ] （688）这种观念正是《春秋》褒贬手法，即史家的道德裁判。但是后来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却说：“愚以为凡史事褒贬大法，《春秋》已备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又举例以证明“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11 ] （3103）似乎否定了史家褒贬之法，但仔细一思考，韩愈所举的事例却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如“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 [11 ] （3103）等均与史实不符，韩愈不会连这点史识都没有。此文是韩愈任史馆修撰后不久所作，此时重要工作是修国史。韩愈不是不赞成褒贬，而是感到修国史要排除外界干扰正确地褒贬，公正地实行道德裁判非常艰难，所以他感到恐惧。正如他的文章所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11 ] （3104）柳宗元明确指出：“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7 ] （809）故此文并不代表韩愈否定《春秋》褒贬义法。其后他所完成的《顺宗实录》证明他不是一个“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 [11 ] （3104）的人，依然执行着史家道德裁判的职责。

柳宗元有很强的史学意识，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 [7 ] （812）他赞同史应该褒贬，《谥议》篇云：“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 [7 ] （190）又作《段太尉逸事状》标举段秀实高尚的道德，实践史家的褒贬之法。李翱在史学上继承了韩愈的思想，“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12 ] （42）。李翱的史学观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史官要“以记录是非为事”，这个“事”实际就是编史的原则，具体内容是“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二、李翱指明了正确的历史方法论。他强调修史应该“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13 ]

与史学上强调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相对应，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在文学上强调“道”，这种“道”基本上指的是儒家道德思想，从而使文学与史学在“道”的层面上得到统一，表现在古文运动先驱的身上即强调文学的“宗经”。萧颖士在文学上主张上承“六经”，亲近“风雅”，而有益于“王化”。萧氏有极强的崇经思想，在《赠韦司业书》中云：“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 [5 ] （3227）同时，萧颖士强调为文要亲近“风雅”，《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说：“质文一变，风雅大兴。” [5 ] （3268）《江有归舟序》则提出“文也者……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 [10 ] （1594）。他还进一步强调文章要有益于“王化”，即行使美刺教化的功能。“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之益，此其道也” [5 ] （3275）。

李华在文学上宗经。他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盖《六经》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甚至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5 ] （3196）独孤及评论李华的文章时说：“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 [5 ] （3946）柳冕在文学上强调“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 [5 ] （5356）。独孤及为文亦主张宗经，梁肃《祭独孤常州文》记载：“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 [5 ] （5306）梁肃在文学观上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他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5 ] （5261）又“言文必及经”，“以经为师” [5 ] （5268）。

韩愈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平衡“文”与“道”的关系。《争臣论》首先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11 ] （469）。在《上兵部李巽侍郎书》中重申了此观点，“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 [11 ] （600）。韩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 [11 ] （562）。柳宗元赞同“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 [7 ] （87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道而已耳。” [7 ] （886）当然，柳宗元所指的“道”内容更加广泛，但不可否认，其“道”仍以儒道为主。李翱在文道关系上继承了韩愈的主张又有所发展，他强调文、理、义三者兼备。“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工” [12 ] （44）。李汉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5 ] （7697）。

综上所述，史家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精神不但存在于史官中，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亦有很强的道德裁判精神，他们通过“宗经”将它化为“古文”中对“道”的追求，进而提出“文以明道”原则。从而使儒家的道德思想在“古文”中得以激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吸收史学精神的重要方面。

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实录”、“直书”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史记》历来被称为“实录”之典范，班固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 ] （2738）则“实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虚美，不隐恶”，还包括文方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唐代刘知几继承了这种实录的精神，“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9 ] （402）“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9 ] （529）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史传文学在文体上基本保持了散体的特征，而在文风上遵循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原则。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先驱及领袖人物由于与史官的密切关系，而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这种传统，在文学形式上提倡“宗真尚质”，即在文体上提倡散体、反对骈体，在文风上强调质朴自然，反对雕琢矫饰。

萧颖士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5 ] （3276）崇尚周、秦、汉之文。反对六朝骈俪之文，“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 [10 ] （1594）。李华在文体上称赞元德秀的文章“可谓与古同辙” [5 ] （3249）。文风上他“反魏晋之浮诞”，反对“化物谐声为文章” [5 ] （3197）。柳冕反对“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的文章，提倡“古人之文”。独孤及则指出：“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5 ] （3945-3946）由此可见，他同样反对“俪偶章句”之文。梁肃则认为：“文本於道，失道则博（一作传）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5 ] （5261）由此可知，古文先驱者在文体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骈俪之文，并对偶章俪句进行批评，同时赞扬和欣赏先秦、秦汉散体文。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及追随者李翱等也都提倡散体，反对雕琢矫饰文风，同时他们又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古文作品，真正使“古文”代替了骈文，推动古文运动走向胜利。韩愈虽然并不绝对否定骈文，但他仍然反对骈文那种过分雕琢的风气，在《答李秀才书》中他就曾说“不以琢雕为工” [11 ] （725）。当然，韩愈的最大功绩在于以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古文”创作冲击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其论说文格局严整，层次分明，说理透辟，理足气盛；其传记文高屋建瓴，条理分明，迭宕起伏；其抒情文感情真挚，融叙事、抒情为一炉。柳宗元也反对形式主义倾向，认为：“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以为能，不亦外乎？” [7 ] （886）批评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7 ] （489）的创作风气，要求文章写作要“本之《书》以求其质” [7 ] （873）。柳宗元也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山水游记尤为出色。李翱追随韩愈，致力于“古文”创作。曾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将文与道结合起来。又反对文章尚异、好理、溺于时、好难或者好易。 [12 ] （44）李翱“至今行世的100余篇文章大部分是推行古文的产物，他的文章神似韩愈，但却独具一格，呈现出自然、朴实，重事实、少虚浮的特点” [12 ] （前言4）。

韩愈、柳宗元不仅反对骈体风气，提倡散体质仆的文风，而且在创作中还不断向史传学习。韩愈的碑志文就大量继承了史传的写法，方苞说：“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叙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其义法。” [15 ] （615）钱基博也说：“韩愈碑志之文，可大别为三，有豪曲快字……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有奇字拗语……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 [16 ] （135）柳宗元为文亦本经而参史，“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参与《国语》以博其趣”，“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7 ] （876）。

参考文献：

[1]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M].台湾：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

[2]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董 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李 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7]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 韩 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 李 翱.李翱集（郝润华校点）[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13] 李红霞.论唐代诗歌的仙隐情思[J].求索，2011，（5）：188.

[14]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 方 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第7篇：韩愈马说范文

【关键词】韩愈 教育 哲学

韩愈（公元768―公元824），唐代文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世称“韩昌黎”，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冠三军之帅。”他在教育事业上贡献巨大，主张“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并以“性情三品”说为其教育理论基础。[1]

一、“性情三品”说与教育对象

对人性的研究，是中国自古以来众多有识之士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先秦以来，传统儒者对人性的看法不一致，其中许多观点影响深远，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扬雄的善恶混论等等。韩愈的人性说可谓是承秦汉之前，启两宋之后，滥觞于孔、孟，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人性说，是其中的关节点。[2]263

把人性分为三等，在孔子的论说里已初见端倪，孔子有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从本质上分析，韩愈“性三品”说与孔子人性说如出一辙，并无太大差异;唯一不同的是韩愈由“性三品”说派生出了“情三品”说，从这一点看韩愈是在孔子和诸家人性说的基础上作了积极的推进。同时，韩愈把“性”、“情”合而为一，放在一起分析，强调了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并指出“情”接于物生，充分体现出了典型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观。[2]264-268

韩愈将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强调个体的先天差异性，同时又说明了后天环境对人性的重大作用。因此，韩愈指出人性是能够通过教育而发生改变的。正所谓“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3]123相比之下，韩愈的这一主张扩大了教育的对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尽管韩愈认为教育对于不同的人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是他终究承认了教育是能够对所有人产生影响的，从这一点看来，该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道统论与教育目的、内容

自汉代以来，虽然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佛教、道教思想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悄然存在，并在隋唐时期得以蓬勃发展，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三者之间斗争形势非常险峻。然而，鉴于唐朝一统天下的形势，对思想的统一更显迫切，以此巩固政权的稳定，因此，儒家思想再次被予以高度重视。韩愈基于统治阶级的立场，极力主张“崇儒学，反佛道”，拉开了重振儒学的序幕，他以辟佛抑老为己任，以建立道统、传道以治国为旨归。[2]274然而韩愈所传之道究竟是什么呢？他在《原道》里提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时，他所提倡的儒学道统思想又包括哪些内容呢？韩愈在《原道》里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为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4]2662由此可知，韩愈所传之道是仁义之道，仁即博爱，义即行宜，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教人以礼乐刑政。

韩愈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并主张通过教育来实现儒道的普及，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就是传授儒道，并用其教化人民，使人民之行为合于孔子之道，以便统治者更好地管理国家。然而，“道”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概念，人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呢？韩愈认为应该学习“仁”、“义”、“道”、“德”，即儒家思想的核心成分。[5]

三、师道论与教师责任、资格

韩愈倡导了以“道”为中心的师道论，构成其教育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成分，并阐明了教师在儒道的推广和继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他的师道观点在我国教育哲学史上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贡献。[6]78

基于师道论的观点，韩愈较为细致地论述了教师的责任和资格问题。首先，他向教师指明了三大责任，即“传道”、“授业”、“解惑”。其次，在论及教师资格时，韩愈认为其合格的条件只有一个，即“闻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同时还大大地削弱的了师道的封建性，把师生关系社会化，打破了师法和家法的壁垒。[2]324

四、教育主张和人才观

在韩愈的文集中，论及教育主张和人才观的篇幅可谓是相当丰富。

韩愈提出了许多经典的教育主张。（一）主张教人以知识。在《师说》里他就给教师下了明确的定义：“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二）主张兴办学校。韩愈首先是倡导整顿太学;其次是兴办乡学，韩愈被贬潮州期间，积极开办乡学，并聘请德高望重的名师执教。（三）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韩愈的这一见解是对孔子教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他在《进学解》里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学习和教育方法，通过对木材的形象比喻，指出教人时必须因材施教才能培养出学有所长的人才。在论及人才方面，韩愈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并在各种实践中积极培育人才。（一）重视人才。韩愈对人才非常看重，并指明了发现人才的两条捷径：一是博采而后精鉴;二是要有如饥似渴的求贤热情和慧眼识才的伯乐精神。（二）开启后学，导引后进。[2]339韩愈既是“千里马”类型的贤才，也是慧眼识才、勤于育才、敢于用才的伯乐。

五、总结

综上所述，韩愈的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在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内涵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天凤.中国教育家简介[M].北京：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2011

[2]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屈守原，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第8篇：韩愈马说范文

关键词：思想家 韩愈 潮州

被贬潮州的韩愈，即使个人于王朝而言只是宠之贬之的臣吏，但是深受儒学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浸润的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为国为民的抱负。在潮州短短的七个多月里，以其巨大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促成了中原主流文化和潮州地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潮州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请赵徳为师，置办乡校，开启潮州兴学育才之风；他祭祀界石、湖神，驱鳄除弊，祈求风调雨顺；他因为潮阳灵山寺的禅宗和尚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而和他交往，他的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潮州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岁月中，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在潮期间的贡献，不仅塑立“韩庙”祭拜，“韩江”，“韩山”也因韩命名。韩愈登临手植橡树的笔架山被称为韩山，韩愈驱鳄的恶溪被改称韩江。如今还有一部分潮州人保留祭拜韩文公的传统，开学之前，家长带着孩子到韩祠向韩文公行礼问好，体现了潮州人对韩愈的缅怀和崇敬。

祭拜韩愈的祠庙在潮州城区东面的韩江东岸、笔架山中峰，是中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祠庙，名为韩文公祠。韩祠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最初是北宋咸平二年（999年），潮州通判陈尧佐于城北金山麓辟建“韩吏部祠”，元佑五年（1090年）潮州知州王涤徙至州南七里，苏轼为其撰碑记；及至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潮州知州丁允元认为韩公尝游于笔架山并手植橡木，遂将原本在城南七里的韩文公祠迁建于此。以后历代屡有整修，现祠主体于八十年代中期重修，成为潮州一处著名的文物旅游胜地。1998年，市委、市政府又对韩祠景区进行了重新规划和综合改建，使千年古祠焕发新的风采。

韩祠以笔架山主峰为基准点，依山而建，青砖灰瓦，侍郎阁、主祠阁、石牌坊由东向西，排成一线，中间有平台、石阶、甬道间隔。远远看去，整个韩祠景区的建筑群依山傍水，高低错落有致，翼以长长的碑廊，甚是庄严肃穆。

通往韩祠是一串长长的石阶，中间花坛是一本石头雕刻的书，上面刻着韩文公的教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石阶的尽头是韩祠所在，进入韩祠，可见祠堂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祠前南侧有一甬道，是名为“天南碑盛”的碑廊，有近百米长，墙上嵌着四十面石碑，都是当代名家赞颂韩愈的题词。内容有诗词、警句，书法则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令古祠更加庄重典雅，文气斐然。

登上五十一级石阶便可到达主祠，五十一级石阶象征着韩愈当时来潮州做官是五十一岁。相传当年韩愈所植的橡木，就在祠前，人称韩木，也称韩祠橡木。据宋礼部尚书王大宝《韩木赞》的描写，橡树形如华盖，遮蔽屋檐，其外皮作鱼鳞状，叶细而长，叶脉凸起，作棱角状，春夏之交开花，红白相间，甚是美丽。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韩木花朵怒放，满城官吏百姓纷纷过江赏花，那一年，潮州有三个举子考中进士。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和宣和六年（1124）两年，韩木花开的盛，又各有三人中了进士。于是大家认为，韩木花期的繁稀，可以预料科举的兴衰。于是，祠吊先哲，木卜科名，“韩祠橡木”便成了潮州八景之一。清代嘉庆年间，韩木走完它的生命历程，潮人在原址栽种了挺拔的木棉树，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树龄，每年花开时节，火红的木棉树点缀着古朴深幽的韩祠，为韩祠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主祠的建筑简朴雅致，墙壁全是水磨砖砌成，祠内分前后二进，并带两廊，后进升高七尺。主祠大门上书“韩文公之祠”五个大字，这是清嘉庆十六年（1811），潮州知府温承志重修韩祠并为韩祠题写祠名。门口是一对古朴典雅的石鼓，进入韩祠，迎面可见韩愈端坐的塑像，凝视远方。祠内四周，是琳琅满目的古碑刻，记载着韩祠的兴废历史和韩愈治潮业绩，其中最有名的是苏轼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 浩然而独存者乎？”是苏轼对韩愈一生最精到的评价。祠内现存有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和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次重刻的苏碑。另一通引人注目的名碑，是落款“退之”两字的《白鹦鹉赋》，这是雍正十二年（1734）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篆刻的。据龙作霖的跋语说，这是韩文公的遗墨，写得遒建茂密，浩然之气充溢。龙知府把书法买回潮州，刻了碑嵌在韩祠的墙上，一时引起轰动。从碑刻书写的历史，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后世文人带着崇敬仰望这位被贬南方的文豪，看到韩愈在潮人心中崇高的威望。

与韩祠一墙之隔的是韩山师范学院，师院前身最初可以追溯至宋元佑五年（1090）设立的韩山书院。宋代潮州兴建韩文公祠，祀贤传道，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贤，于是有了韩山书院，“潮人以思韩之故，而有庙祀，而有书院，扁以韩山。”[1]其后多番兴废，清康熙二十七年，韩山上又建立起了一座书院，当时叫做昌黎书院，雍正十年又改叫韩山书院。此后，韩山书院一直办学。光绪二十九年，正是清政府推行新式学堂的年头，韩山书院根据《钦定师范学堂章程》报请上头批准，改名“惠潮嘉师范学堂”，成了一所新式师范学堂，它是广东省第一所师范学校。如今，韩山师范学院是广东地区重要的师范院校，每年为祖国培养大批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每天清晨，安静清幽的韩祠是师院学生们晨读的好去处，青山绿叶间，青砖灰瓦下，回廊构架中三两学生捧书晨读，浓浓的文化气息让人向往。我想毕业于此的学子都不会忘记曾经在韩祠晨读的那份专注和情怀。

一座名胜抑或一个地方，不是因为历史尘埃的厚重而显得深厚，而是有可供研读的历史文化遗留下来。在潮汕文化发展史上，韩愈有着独特的贡献，他的精神穿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存在于韩祠，存在于师院，存在于潮州人生活的这片土地，滋润着千千万万学子的心。

第9篇：韩愈马说范文

美味佳肴须用材料来烹饪，锦衣绣服须用材料来制作，亭台楼阁须用材料来建造。同样，佳作华章须用素材来构建。毫无疑问，作文需要素材。素材的质量与作文的质量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精心选择素材。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对素材方面的要求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内容充实，二是材料丰富，三是材料新鲜。充实、丰富、新鲜的素材，无论对记叙文、议论文或其他文体，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个以素材为主的写作时代，素材充实不仅看数量更看质量，素材丰富意味着平时积累要深厚，素材新鲜预示着对不断出现的事物要敏锐，素材妙用展现着你驾驭素材的能力要高超。因此，我们在平时就应扩大知识面，积累写作素材，激发写作兴趣，培养勤于观察、善于表达的能力，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高考作文需要什么样的素材？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素材？高考作文素材的富矿到底在哪里？以下几点，但愿能给同学们有所启发。

一、从教材中寻找素材

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实用的写作素材，等待我们去开发。写作时，可以根据需要挖掘其中的一点或多个方面，灵活加以运用。教材中会出现重要的作者（或篇目中重要的人物），还有重要的篇目，这些都需要我们下功夫去研读。

试以教材中经常出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为例来加以分析。

人物：韩愈

课文：《祭十二郎文》《师说》《马说》《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

经历：韩愈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12岁时，兄韩会病逝，由其嫂养大成人。25岁，考中进士，29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35岁授四门博士，36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38岁遇赦，39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等职。再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57岁去世，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并称“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韩柳”：指“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

“韩孟”：即韩愈和柳宗元，“韩孟诗派”，中唐时期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

“韩潮苏海”：指唐韩愈和宋苏轼的文章如潮如海，气势磅礴，波澜壮阔。

观点：

“不平则鸣”：所谓“不平”，主要是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不平则鸣”更多在于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

“陈言务去”：陈旧的言词一定要去掉，指写作时要排除陈旧的东西，努力创造与革新。

“文以载道”：与“陈言务去”一脉相承。道，指道德、义理等有益于人格修养的文字，主要是针对唐以前那些浮夸的文风而提出的，写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

“知人善任”：“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人才，只要善于鉴别、培养人才，人才就会大量涌现。

评价：

杜牧对韩愈的评价：“杜诗韩笔”。杜牧把韩愈的文章与杜甫的诗歌并列，以体现韩文的高超。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韩愈的文章胜过前面八个朝代，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请看选自教材中的重要作者杨绛的素材，摘自2016年上海考生优秀作文《莫让评价成为“绑架”》。

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回忆了“十年浩劫”中自己生活的改变，出人意料的是，她非但没有指责那些曾经迫害她的红卫兵们，反而说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羊”，更反思如果是自己是否也会做出如此疯狂的行径。在散文《老王》中，她没有去猜测老王为何瞎了一只眼，也不去评价他的生活，而是捕捉到了老王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更为自己的“多吃多占”感到愧怍。她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冷眼观察他人生活之后将判断与评价留在心底。给他人的生活留出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尊重。

我们再以教材中的重要篇目《鸿门宴》为例来加以分析。

重要篇目：《鸿门宴》

写作素材1：在攻入函谷关的时候，项羽拥有四十万人马，实力很强大，士气也正旺盛。“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他始终认为刘邦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中。于是在鸿门宴上，他坦然接受刘邦的谦卑，傲慢轻敌的思想最终毁了自己。

感悟赏评：轻敌思想万万要不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了强大对手的存在。我们可以尊重对手，但还要警惕对手，切记不管在何时都不能傲慢自负，否则就可能自毁长城。

写作素材2：谋士范增向主公项羽进谏，认为刘邦“其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急击勿失”。但是项伯却劝项羽，“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最后呢？项羽却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失去了自己的主张。

感悟赏评：作为领导者，要善于采纳别人的建议，当不同意见摆在自己面前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主张。

写作素材3：项羽讲究所谓的仁义，在宴会上不忍杀死强大的对手刘邦；刘邦谋士樊哙闯入军帐，义正辞严斥责项羽，项羽反而赐与酒肉，没有怪罪于樊哙。

感悟赏评：讲仁义是有条件的，对待敌人心存妇人之心，只会被敌人利用。面对项羽，我们也不禁要问：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值得司马迁如此费尽笔墨为其立传吗？

当然，这里仅仅选取了三个方面素材并加以感悟赏评，同学们还可以再思考几个角度并加以分析。

请看选自教材重点篇目《廉颇蔺相如列传》的素材，摘自2016年河南考生优秀作文《陟罚臧否可异同》。

廉颇出谋划策略逊一筹，难道就不是良将？蔺相如领兵杀敌稍差一点，难道就不是贤臣？不，不是的。标准因人而异，廉颇率军也能破敌军，“拔石城”。蔺相如出谋亦可完璧归赵，将相和。两人都是赵王的左肩右臂，缺一不可。

二、从生活中寻找素材

叶圣陶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生活犹如源泉，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就会活泼，昼夜不息。这话的意思是说当前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情绪的储备达到了丰满的程度，心中的写作欲望就会逐渐萌动和强化，在成熟到呼之欲出、不吐不快的时候，受到老师的点拨和某种灵感的诱发，就会不可抑制地发生通过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冲动。

写作不是原样照搬生活，生活之美只垂青于观察并思考它的心灵和心思细腻的人，生活的意义需要省察才能发现。

生活与作文是统一的，生活作文是寓于生活教育之中的。但现实是有的同学抄作文书，有的同学根据一个固定模式瞎编作文，有的同学训练出了抄写的能力，却丧失了自己组织语言、自我表达、写自己内心世界的能力。作文成了实实在在的编文。学生作文严重脱离了生活。

一是选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既然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起来才得心应手。经历过的事情很多，一定要有所选择，千万不能“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家乡环境的变化，季节的更替，校园环境的改善……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别把看到的不分青红皂白，都写进文章中。

请看下面亲身经历的事例，摘自2016年湖南考生优秀作文《走得更远》。

我一松手，弟弟摇摇晃晃地开始走路。刚一开始，弟弟右脚向前迈去，又吃力地将左脚向前迈，那表情好像担着百斤重的重担，如此劳累。看着弟弟走路的模样，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步三摇”，又不禁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一个不注意，弟弟左腿忽然向左侧弯去，侧着身子倒在了地上。我有些恼怒，怎么这么笨！

弟弟兴许是摔着了，大哭起来。我心中的火更甚，正准备发火，妈妈走了过去，一把扶起弟弟，用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不是让你看好弟弟嗎？”

我叹了口气，说：“他学不好走路怪谁，谁叫他那么笨！”

母亲一边安慰弟弟，一边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可不记得你一生下来便会走路，当初你还不是一样，经常摔倒。”然后又对着弟弟说：“乖，不哭，来，走路给妈妈看，有没有走得更远呢？”

二是选体现时代特征的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一带一路”，“神舟飞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富于时代气息的素材，会让人耳目一新，激起阅读的兴趣。试想一下，手握这些鲜活、生动的热点素材，定将在作文中一举突破作文难关，取得飞跃性的分数提升。

请看下面具有时代气息的素材，摘自2016年四川考生优秀作文《小羽的成功拷问了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微创”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创业、创新呢？像小羽那样被迫公开和分享自己的专利？否。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惩处力度，让假冒伪劣产品无处遁形，让制假售假者如“过街老鼠”，无翻身之日，以净化和规范市场，维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大对“创客”们创新的扶持、奖励力度，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自主创业，奖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只有让缺位的法律“王者归来”，才能为创新注入不竭的动力，使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发扬光大，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盛局真正到来！

三、从名著中寻找素材

从名著中找素材时，无论采用哪种形式，人物形象都需与原著中的人物“接通”，内容要与时俱进，体现新的理念，将名著人物用于作文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借用”；而“借用”必须与原著衔接，人物描写必须符合各自原有的性格特点，想象要丰富、贴切，反映当代热点的切入口要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

下面是从名著《红楼梦》中寻得的素材，摘自2016江苏考生优秀作文《于无声处听惊雷》。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从尊重一个偏见开始。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四、从名人中寻找素材

名人事迹是我们作文中广泛使用的素材，经过岁月的洗礼，越发显得光彩夺目。运用名人的素材，我们先要做足功课。可以考虑把名人分类，按照不同体例来划分：古今中外、性格特征、创作风格、人生际遇等。

要根据文章主旨，选择一些最贴切的名人。少选择一些别人已经用烂了的名人，注意适当避开一些过热的名人。名人的出现，既厚实了作文的文化底蕴，也诗意、雅化了作文的语言，巧妙地提升了作文的档次。

请看从名人中寻得的素材，摘自2016年江苏考生优秀作文《大音少声》：

偶遇梵·高，彼此无言，我看着他沉默地将笔触在画布上，一处处落下。绚丽的色彩牵动起最激烈的心跳，万千言语仿佛将要冲破画布，向我驰骋而来，又如浪头一般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