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人才教育思想的现代解读

一、平等博爱的教育思想

诚如刘真伦先生在《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所评价：“对尧舜下至孔孟的儒学传承统绪的确认，对《论》、《孟》、《大学》、《中庸》心性理论的继承与发挥，由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移，都直接来自韩愈。”这里的“心性理论”实质上是指韩愈所倡导的“性善”的伦理价值取向，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性的内涵。按照儒家的思想标准，仁、义、礼、智、信毋庸置疑属于“善”的范畴，所以，韩愈道统思想的精髓是心性本善。如《原道》中提出的“博爱之谓仁”，《原人》中提出的“一视而同仁”，无不符合“性善”的伦理价值标准。不仅如此，韩愈的这种“性善”伦理价值标准，已然超越了孔子的“亲亲”“子子”等有差别的爱，而达到了墨子“兼爱”甚至是“泛爱”的高度了。为培养一批社会有用之才，扭转社会“耻为人师”的不良风气，振兴中唐教育的颓废局面，这一人才思想被韩愈广为运用。《圬者王承福传》是韩愈为当时一位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所写的一篇传记。所谓“圬者”，即泥瓦匠。在唐代的社会分工中，泥瓦匠的工作是既卑贱而又劳苦的。而作为“开启一代文风”的大文学家韩愈，却能够亲自为泥瓦匠的言行作记叙与评议，这不能不说是韩愈“平等与博爱”人才思想的最深切的佐证。广为后世所称道的《师说》，即是韩愈为回复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问答而创作的佳篇。《师说》最后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寥寥数语，生动而真实地体现了一个渴望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的“国子学”先生对年轻后生谆谆教诲的态度。这种平等博爱的思想对我们现在从事人才培养，尤其是从事高校教育的人来说，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韩愈这一平等博爱的人才思想发端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在《师说》中有更为深入的阐述：“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在这段话里，韩愈认为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只要具有这种特长和能力，人人都可以为师，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师只是比弟子先闻道或者有一定的专业特长。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韩愈认为师不一定非要贤于弟子，而弟子也不一定不如师，这种平等谦虚的人才思想，放眼于今天也仍然适用。

二、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

“兼容并包”思想的出现与中唐时代儒家正统思想地位动摇以及韩愈自身累受压抑的切身感受不无关系。正是整个统治集团愚昧偏私、昏聩庸碌，社会整体出现了不识才、不重才，乃至埋没人才、践踏人才的迹象，才使得韩愈萌生了从社会各个领域挖掘人才、重用人才的兼容并包思想，并“精鉴博采”般地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识别人才、举荐人才、培养人才。

1.唯才是举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自唐肃宗至代宗、德宗的几代帝王，一个比一个昏庸无能，也一个比一个贪婪无治；庙堂之外的异族政权也日益猖獗，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连年入侵，甚至于南诏、安南也侵扰不断。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最为突出、世道人心全面崩溃的社会背景下，“有忧天下之心”的韩愈更加认识到人才对于扭转时局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识别人才、举荐人才、培养人才的具体实践中，韩愈比一般处于统治阶层的达官贵人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渴望与热切，堪称求贤若渴，并且真正做到了举贤任能、不计贫富、唯才是举。以张籍为例，韩愈曾多次举荐张籍，他在《举荐张籍状》里说：“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沈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此外，还有《荐樊宗师状》里的樊宗师、《举钱徽自代状》里的钱徽、《举荐张惟素状》里的张惟素、《举韦顗自代状》里的韦顗，以及《荐士》里的孟郊等。韩愈在识别、举荐、培养他们时，都不是着眼于他们的家世和本人地位的高低，而是唯才是举，从他们的德行、才学等方面举荐，希望他们能成为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的有用之才。

2.推举无类

“推举无类”这一思想在韩愈的散文《进学解》篇中有生动的阐述：“夫大木为杧，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人才的选拔如同盖房子，那些大木料可以做大梁，小木料可以做椽子、斗拱、短柱或者门枢、门橛、门检和门柱等，各自都得到适宜的用场，这是木匠的工巧；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等待需要时取用而没有遗漏，这是医生的高明；用人明智，选拔公正，各类人才都能进用，厚重和缓为美好，旷达豪放为杰出，比较优劣按照才能安排适合的工作，这是宰相用人的方略。在这里，韩愈以木匠、医生、宰相三类人物为比喻，形象地指出：好的木匠、医生、宰相，不论是盖房子的木材长短大小、材质如何，还是做药用的物品贵贱如何，亦或是做宰相在选拔旷达的人才时，都能够按照情况，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生动地呈现了韩愈推举无类的可贵思想。推举无类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韩愈识别人才、举荐人才、培养人才的具体实践中。中唐诗人贾岛本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穷困出家人，韩愈慧眼识人，认为他可以为国家社会做一番更大的事业，于是竭力劝他还俗，并帮助他摆脱生活的困境，耐心指导他写文作诗，参加进士考试。在《送元本师归范阳》一文里，韩愈对贾岛的诗品及诗艺高度赞扬。韩愈推举无类的人才思想最可贵之处还体现在：即使是面对与自己政见不同，或者是文论不同的人才时，韩愈依然能够积极举荐，不吝称赞，不假私心。如韩愈在《举韩泰自代状》里，举荐王叔文集团骨干、被贬偏远之地的韩泰，称赞他“词学优长，才器端实，早登科第，亦更台省；往因过犯贬黜，至今十五余年。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宁，并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与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远所不如。乞以代臣，庶为允当”。

三、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教育思想

“重视人的主体性”这一教育思想体现了韩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的尊重。他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借王承福之口传达了这一思想：“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於人哉。”王承福身处社会最下层，却能够清醒地观察到“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的道理，选择自己所能做好的事情来做，这正是韩愈所要宣扬并称许的，深刻地呈现了韩愈“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的思想，重视人才的自我选择与主体性。韩愈在《原人》一文中曾言，“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认为人是“狄禽兽之主”。被韩愈尊为圭臬的儒家伦理认为，人同时也是“天地之心”（《礼记•礼运》），意为人是天地意志的体现者和代言人。因此，韩愈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道统思想是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为前提的。这种对自我的认知与肯定，应该说是韩愈上述人才思想的发端。正是这一重视人的主体性的人才思想，使得韩愈在具体的识别人才、推举人才、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如韩愈在《冬荐官殷侑状》里，凭借着自己对殷侑“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见伦比”的了解，举荐他为御史、太常博士，后殷侑出使回纥，因正直坦率、心性纯朴而不辱使命，圆满而归。在《嗟哉董生行》里，韩愈的本意是赞美董生的不仕之举，揭示当时世风日下、世道堪忧的社会现实，但实际上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韩愈的这一尊重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人才思想。文中称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渔。入厨具甘旨，上堂问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寥寥数言生动地描写了董生虽怀才不遇，过着躬耕自足、砍柴打渔的贫苦生活，但却丝毫不怨天尤人，相反，却具有着甘守清贫的高尚品行，这一点颇与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颜回的称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脉相承。“甘旨”是指美味的食物，韩愈在这里是表现董生虽自己清贫，却竭力奉养父母；“戚戚”是指心里忧愁；“咨咨”是指叹息声，充分体现了董生好学、忠厚、仁孝的品格。因此，董生虽不能在仕途上显达，但却因为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内心的信仰，秉承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被韩愈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结语

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所论述的韩愈人才教育思想，也仅仅是韩愈作为“唐代人才问题的专家”研究的冰山一角，是笔者的管窥之见，谨希望能够有更多有识之士关注、研究韩愈的人才教育思想，为我们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识别、挖掘、培养乃至重用更多的有用之才。

作者：唐丽丽 单位：山东交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