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学家范文
道德学家，不能说是中国的原产，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产了，至少他们已喋喋不休了几千年，现在也没见有停嘴的迹象。曾有人跟我说：现在中国人的私生活不丰富，就全因宋朝出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道德学家，把人性给框死了。这个我来不及深入考证，不敢擅自表态，但当时我就想：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道德崩溃，弄到要惊动总书记出来提倡“以德治国”，是不是因为80年代出了以李燕杰为代表的讲演团，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教我们如何讲道德？
那时候他们的风头之劲，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好在现在有了经济学家做示范——诸位如果对经济学家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他们有多忙了——私下认为中国的篮球不咋样，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空中飞人”做了经济学家，不去玩篮球了。我参加过不少经济学家的讲座，他们的开场白通常是“我前天在哪里参加了什么研讨会，昨天在哪里给某某企业做了报告……”总之，不忙得一塌糊涂是停不下来的。他们总是如此之忙，以至于我在台下都替他们和他们的夫人担心：还有没有时间搞搞别的？比如学问呀、娱乐呀……
我所在的那家国有保险公司财大气粗，所以时不时就请些经济学家过来“指导指导”，对于我们提出来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都会很快找到症结所在，并开出治理方子。那“自信心”和“煽动力”，丝毫不亚于陋巷深居中坐诊的老军医，而且连效果也差不多没两样：老病根不但没根除，新毛病又来了，有些还是服药后的并发症。当然，也有服了药方后见好的，但只限于局部，未见全局的，有的还像如下这样的笑话：某人父亲驼背，他听说某地有个名医治这个很了得，于是就把父亲背过去求医。名医在房间里给他父亲背上绑了两块直木板，推到地上，然后跳到身上猛踩。听到他父亲痛苦地哼了几声后，名医叫他进去，说治好了，交钱。他一看，父亲给治死了，就质问名医。名医说，我只管治他的驼背，其它的我不管，快交钱！
以我身在其中的观察，我们公司的症结并不在其它，问题全在于人——我甚至也不认为在时下千夫所指的所有制问题：君不见，同是国有的新加坡企业就搞得风生水起，经济学家所说要努力的方向，如什么“MBO”、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已经这样做的国外企业这些年倒下去的还少吗？
说到人，有些人马上就会说，是呀，我们的福利待遇不行啊，你看看人家的CEO，动不动年薪就上百万。其实，这也是错觉，就拿我们的头来说，虽然明拿的不多，但暗中的补贴，如全免费使用的豪华轿车，及私下可以动用的经费等资源也是难以估量的，加上在这个位置上所得到的社会地位，对绝大多数那些有才华的人的吸引力都不可低估。我说的症结，就是对于每一个级别的人来说，他对属下都有绝对的权威，没有人可以不绝对服从，由此引致上面的考核失灵，成独立王国，但他自己的未来却无制度保障，通常把握在他的上级手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类似封建社会的藩属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层内，他听不到别人的真实意见，只能做自己目光所及的事情，加上未来的不可把握，做短期见效的事情就成了首选，无暇顾及长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公司的毛病就出来了。
对于这点，在公司干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我——一个从公司中层干部干到底层员工的都知道，相信从底层干上去的领导也深明此道，只不过关系到切身利益，所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明说而已。之所以还要请经济学家到公司来指导，主要目的无非是想搞搞“企业文化”，面子上沾些光罢了！
对症下药，才是根治的唯一正确方法，其他一切，只会添乱。
楷模、师表式的道德学家，如孔夫子，我们是需要的，不然社会说不定真的“万世如黑夜”；目光锐利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我们也是需要的，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功莫大焉”。但人类之所以有时产生一个“人云亦云”的道德学家，并不是因为人类并不知“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产生很多“包治百病”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企业不知道该如何经营和管理——身在其中的人，大多并非“不知”，而是“不为”、“不能”也。倒是这些道德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出现，迷惑了某些不知情的人，以为别人还真的不知呢，认为他们开出的是灵丹妙药，却让那些讳疾忌医的人得以将整个社会或企业的病情拖延，以至病入膏肓，终于无法疗治。
第2篇：经济学家范文
首先，由于春节因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数年前已决定合并一二月份工业生产增加值等多种经济活动指标。这意味着，在1月中旬的上一年四季度数据后，一直到3月初前两个月合并的数据出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经济学家只能依靠有限的贸易、通胀和货币信贷数据来推测经济运行情况。
其次，即使是加上零星的行业指数和企业层面消息的帮忙，所有数据也无一不受到春节所引起的工作天数变化的影响。假设经济学家们观察到一些超预期的变化，也很难理清究竟是宏观基本面发生了改变，还是春节因素引起的短期波动。
除了以上这些短期内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们更加纠结的问题在于，经济形式与政策走向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似乎已经开始挑战其现有分析框架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临界点到来的判断。
经济预测是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宏观基本面，特别是增长、通胀和就业的预测；第二部分是对于政策走向的分析和预测。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只有了解政策环境，才能有效预测经济数据；同时只有对经济走势具有一定判断，才能揣测政府决策机构下一步政策的重点。而最近几年来经济与政策形势的变化，对经济学家在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和判断基础都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2012年初，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到了经济下滑风险，并根据一直以来的分析框架和经验所做出的政策判断——应及时采用宽松政策——事实上并没有马上实现。政策最终并没有倒向“保增长”、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而是逐渐过渡到“稳增长”的温和调整。
出现这样的偏差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看到经济下滑的风险，而是在考虑了多方因素，特别是刺激政策可能对“调结构”带来的负效应以后，政策制定者有意调整了干预经济的方式。这其中固然有从以前政策调控中吸取的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去年经济下滑并未导致失业率大幅攀升，根本没有触及政府要保证就业这个政策底线，因此也就不需要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
原来所谓“保八”的原因在于，多年以来，政策制定者们发现，实际GDP增速持续下降到8％以下，创造就业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失业率上升则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2012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持续维持在8％以下，但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良好，工资上升趋势平稳，全年新增就业的目标更在9月就提前完成。
这样的变化是对于传统分析框架中就业预测和政策判断的一次否定。经济学家必须思考，这是否意味着趋势性的拐点出现，从而更新其分析框架或改善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信贷出现新形势，短期经济走势预测的框架也面临更多挑战。经济学家短期预测工具一般依赖对于金融状况、企业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及季度内已公布数据（投资、零售和贸易）的分析。从我国实际来看，采用货币信贷等不同金融指标对短期经济活动进行预测一直效果不俗。
然而从2011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高速发展，传统的银行信贷已不能涵盖绝大多数的新增信用活动，而一直以来最有预测力的广义货币M2也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如果仍然不对一直以来使用的增长和通胀模型进行更新，预测结果就会产生更大的误差。
经济学家预测宏观基本面与政策走向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也出现在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中。如果未能将近期的重要变化考虑在内，沿用原有的思维模式和经济监测手段，恐怕有可能会造成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甚至影响其政策调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宏观分析难度加大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影响投资人对企业业绩和资本市场前景的判断。在可靠信息不足的环境中，市场受到随机事件影响也会产生较大波动。
第3篇：经济学家范文
可惜并非所有人都可品尝收获的滋味。
近来有报道言有人状告著名空头股评家，原由是因信其言少赚了几十万(还不是亏了哦)。同样，社科院的学者们出了本《房地产蓝皮书》，断言房价三年要降50％。有网友回应：“如果专家敢把自己的房子全部卖了，等房价下跌50％再买回来，我才佩服他们!”而现实是，在随后的几个月房价令人吃惊大涨。
想到从七八年前号召大家“千万别买房，一定会降”的某经济学家，陷其忠实的拥趸于“以前咬牙还买得起，现在咬牙都买不起”的境地，实在也是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其粉丝们如果知道这发出号召的人在此期间至少买了一套别墅加一套公寓也一定是有所惊诧。
数年前调查显示，最受尊重的是科学家，股评家倒数第二，仅次于，经济学家应也在科学家之列。《迷惘的经济学家》中讲经济学家的绝大部分预言都不准确。实际上经济学家预测的准确性与股评家确有一拼。名列两个极端的原因是经济学家通常做较长期的预言。股评这个行业今天推荐，明天九点半就验证。所以千万不要问我对于近来股市的看法，答案只能是“不知道”。现在经济学家也开始受到指责，是什么模糊了最受尊重和最不受尊重的界限?因归于大众的兼容并包培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娱乐化倾向。
宋鸿兵近来出了《金权天下》，书称其“成功预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特地回翻旧书，却没找到任何预测线索，倒是无意中看到8月时宋先生接受电视专访回答“‘2009年4月会有金融危机第二波’为何没来”一问时，称是因为没算到美联储会在3月份会狂印钞票，并再次预言危机第二波确定9月来。
宋推断这次金融危机也是西方大鳄的阴谋之作，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阴谋”将西方一流金融机构一举打残。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用演义的方式普及了金融知识。可惜亥成果被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斥为“胡说八道!”这位断言“中国没有一个行业是有潜力的”郎教授在被观众问及“郎教授，你怎么赚钱?”时，回答：我不告诉你!有人模仿郎秀：各位观众请想一想，为什么生长在台湾、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郎教授总是在大陆做节目’请不要把郎教授当傻瓜。
经济学家金岩石公开“向听信8000点预测至今没有卖股票的投资者道歉”。又是次近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到有统计称金“3年预测命中27％”，基本不靠谱。金以其贯的从容和幽默回应：27％已经是很靠谱了。金学者最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论断：未来这20、30年很可能是中国超级泡沫的崛起和破灭的过程。从期限上看这倒像是经济学家说的话，超越了股评家的水平，准确与否乃是后话。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即便目前的房价真的下跌50％，还是比数年前易学者建议“别买房”时高许多。即便一个阳光般的少年终究有一天也会故去，也不代表也应该不学习、不努力、不创造。“神龟虽寿，犹有竞时”，如果万物注定要归于无，那么至少请灿烂下吧。资讯发达多样化的今天，危机虽放大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也是他们五彩斑斓的观点让我们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元。“尽信书，不如无书”，广览博征、为我所用时，记住社会“盈亏自负”、洒胡上“愿赌服输”的规则，没有人因为抱怨而成功。
第4篇：经济学家范文
黄志凌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可能性不大。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占GDP比例26.7%，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7.9万亿元，占GDP比例达到30%以上。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如承诺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多，维护区域稳定、承担社会道义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削弱，2014年和2015年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还款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趋于上升，部分地区的政府性债务已经严重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资产规模远大于其负债总额。地方政府举债也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些投入可以使政府获得多方面的“投资回报”。此外，地方政府规范性发债的法规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各相关部门有强大意愿和动力去化解债务风险。
综合以上因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不大。（12月17日）
以有效供给管理对接“新常态”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
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
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
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
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以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
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
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12月23日）
M2不能再被用作衡量货币松紧之尺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下行压力依然，中国经济或回落至7.1%。
仔细分析世界银行提供的1960年至2013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M2/GDP数据后，会发现M2/GDP的比值未必是度量货币超发的合适指标，即便其比值很高，也不意味着必定出现通胀或资产泡沫（特别对于我国M2/GDP的比值已达到195%）;无论我们如何卖力控制M2，也不可能令M2/GDP的比值最终出现系统性地下降。
在厘清上述流行误解之后，放弃M2的数量要求，转而以“保持适度的实际利率”作为度量稳健货币政策松紧的新“尺子”就是合适的。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就不仅仅是个操作层面改善和提高的问题，而是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转型，而这是一个需要自国务院层面进行的重大“顶层设计”问题。（12月24日）
2015年人民币不会大幅贬值
屈宏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正在加大，这一局面将延续至2015年。鉴于人民币对美元走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预期，汇丰已将美元兑人民币的预测目标从人民币6.10元上调至6.22元。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将产生两个主要影响。
首先是外汇市场资金流入结构性放缓对货币状况的影响。目前不仅经常项目规模逐渐缩小，金融账户资金流出也在增加。由于中国希望保持资本流动的平衡，所以外汇市场资金流入减少可能成为结构趋势。中国2015年可能需要实施定向流动性释放措施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才能确保基础货币稳定的增长。
第二个影响在出口方面。预计2015年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不到1%。不过这对人民币兑贸易伙伴的汇率（名义/实际）的影响则比较难以确定。
事实上，考虑到对欧元区可能采取量化宽松措施以及日本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预计欧元和日圆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将大于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兑贸易伙伴货币的名义汇率可能升值，而且考虑到中国的通胀水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实际汇率也可能升值。
决策者仍然有充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通过内需来提振经济增长。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措施和更高的财政赤字是支持2015年内需的途径。（12月24日）
2015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五大变数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当经济面临的压力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又或者经济预期大幅恶化，将会导致经济格局在短期内骤然失稳，进入“硬着陆”状态。从2014年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个突变点已经距离不远。考虑到2015年经济增速可能相对2014年进一步放缓，经济突变式恶化风险不可低估。
第二，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在2015年仍会以宽松基调为主，但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存在不小变数。
如果近期刺激信贷增长的宽松方式成为趋势，将有望将积压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疏导至实体经济，在起到稳增长功能的同时，为金融市场降温。反之，如果定向宽松基调延续，那么金融资产泡沫化倾向还会加剧。
第三，房地产复苏强度。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刺激对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地产投资的资金瓶颈，是决定地产复苏强度的关键变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地产行业虽然复苏大方向没有问题，但强度和速度有不小变数。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估计不会放大太多（不超过2万亿元）。
第5篇：经济学家范文
探险队的一位队员朗福德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讨论：“有人提议，利用我们的探险成果，可设法占据最有前途的一块景区。如果谁能抢先占有黄石下游瀑布对面三块区域的土地，并设法占有沿峡谷延伸的河流地带，这块地皮最终会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摇钱树。”
然而，科尼利厄斯・赫奇斯，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年轻律师提出，这块区域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应该为私人所有，应将整块地盘划出来设为一座伟大的国家公园。
1872年，在重重阻挠之下，美国国会终于批准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也确定了国家公园的公益性。
“门票经济”
公益性决定了国家公园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面向生态系统保护和游憩活动的保护区。
从这一点而言，中国多数的“国”字头公园都表现得不太尽如人意。2014年国庆长假，最为游客诟病的仍是景区门票价格。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国内部分景区联票价已逼近500元，且其中不含景区内交通费用。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彭福伟说，部分景区门票超过300元，其实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一些核心景区往往通过打包的形式加价，一两个5A级景点加若干个小景点，门票价格最高可趋近500元。国内景区门票价格占我国居民月收入比例，远高于国外的同类数据。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利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要充分体现公益性，严格控制门票涨价。遗憾的是，早在2014年国庆节到来前，包括广东丹霞山景区、丽江玉龙雪山在内的多家景区纷纷上调门票价格。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秘书长周雄告诉《t望东方周刊》：“‘门票经济’的确是目前国内景区的主要营运模式。中国景区多是属地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鲜有拨款，景区依靠不断提高门票价格，维持养护经营。”
“张家界现在的通票价格为248元，核心景区面积264平方公里，游道长度以百公里计，仅清洁工就有几千人。”张家界市外宣部副主任王建军对本刊记者说，“这个价格真不算贵。媒体和游客指责高门票，但也要考虑到景区有那么多工作人员要发工资，还有基础设备的维护、环保等费用支出等。不靠门票收入，靠什么呢？”
有专家说，国务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系，意味着新的国家公园将遵循公益性这一基本属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苏杨就认为，“这个‘公’，一定要是对公众开放的‘公’，体现公益性的‘公’，如果还是把一个地方圈起来，然后收高额门票，怎么能让民众增强国家共同意识呢？”
美国的国家公园有严格的特许经营机制，理念相当清楚――进入国家公园是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票价非常低廉，“但是餐饮、住宿、交通这种弹性很大的公共服务就由经营性力量来做，国家公园对它的价格和服务进行监管，这样也避免了既是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国家公园属于公共资源，是全民所有制。依照中国的体制，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都应严控门票价格。”
周雄表示：“如果门票价格降不下来，就意味着国家公园体系试点不成功。”
金字招牌的利润
景区的现实与政策走向存在矛盾，与众多专家的意见存在矛盾，也与公众期望存在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多数景区将回避成为新国家公园体系下的试点？
其实，关于国家公园的竞争早已开始。2006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就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2008年6月，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
2008年9月，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获得环保部和国家旅游局的批复开建，这被认为是我国首个获得部级政府部门批准核定建设的国家公园。
2012年，贵州称将投资3万亿元打造“国家公园省”，这个计划依据的是2012年编制完成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该规划由贵州省政府、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联合编制。
住建部《中国风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公报（1982―2012）》算了一笔账： “十一五”期间，我国部级风景名胜区共接待游客21.4亿人次。其中，2010年部级风景名胜区接待游客4.9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占全国国内和入境过夜游客总数的23%。
浙江、江苏均超过6000万人次;接待境外游客1171万人次，占全国入境过夜旅游人数的32%;直接旅游收入397亿元，增长11%，占全国国内和入境过夜旅游总收入的2.5%，安徽、浙江两省均超过60亿元。
另外，风景名胜区自身开展特许经营的收入也不断增长，“十一五”期间，部级风景名胜区经营服务收入1402亿元，年均增长9.9%，其中2010年达到328.5亿元。
而在前期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国家公园，也的确从这块金字招牌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2006年8月1日试运行后，2007年收入1.05亿元。在此之前，被整合进入普达措国家公园的两个景区――碧塔海和属都湖的总收入不过几千万元。
截至2012年底，云南已建立8个国家公园。据统计，2008～2012年，云南国家公园总游客量达到1624.49万人次，门票等直接旅游收入达到16.85亿元。
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获得批复的当年，仅门票收入便达到180万元，是前一年门票收入的3倍。2009年，公园所在地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的区长刘学进估计，汤旺河区当年的旅游收益可以达到6000万元。
保护与开发的天平
国家公园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寻找平衡点并非易事。在国家公园的历史中，许多著名的景区都走过过度商业开发的弯路。
19世纪早期，尼亚加拉大瀑布开始受到游客青睐。1818年，威廉・福赛思建了一条有顶盖的楼梯步道，以便付费游客可以步行前往瀑布底端。1822年，他建起一座三层楼的酒店，其中一大特色是建有一条通往最佳观景台的私有步行道。
紧接着，其他人如法炮制，结果酒店和客栈布满了所有的最佳观景台。1870年，尼亚加拉大瀑布沦为低俗不堪的旅游景区开发的代名词。
将土地划出来既给予保护，又用作公众欣赏，加拿大是最早秉持这种理念的国家之一。“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1964年、1979年和1994年制定的加拿大国家公园政策。但后来出台的《加拿大国家公园法（2001）》，最终确立了“保护”高于“利用”。
“害怕过度开发，不是回避旅游的借口。我们国家的多数国家公园，只管保护不管开发，才是现实问题。国家公园的性质决定其既要严格保护，也要好好利用。比如奥地利将茜茜公主的故居建成了酒店，就是成功案例。”吴必虎说。
中国公园协会副秘书长李亮向《t望东方周刊》介绍了国内的一个成功案例――武夷山风景名胜区。
1979年，约为570平方公里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5个最早的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1982年建设部批准其成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核心保护面积64平方公里。1992年，紧靠风景区边界，占地12平方公里的武夷山部级旅游度假区成立。这是国务院借鉴巴厘岛的努沙杜瓦度假区，为吸引外资和招揽海外游客而在中国启动的一项政策。
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面积为999.75平方公里。遗产保护区域涵盖部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一些珍贵的考古遗址。其中有公元前一世纪建立的汉代城市遗址（陈村），以及一些与朱熹有关的寺庙和书院。
得到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严格的保护。世界遗产边界内的居民人数、居住面积、工业设施、矿业开采都有着极为严苛的规范。
2006年，武夷山已建有140多家酒店，拥有14000多张床位，每年可以接待大约380万游客。除此以外，还有400家零售商店、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和其他娱乐中心。如此高密度的旅游开发，必然给保护带来挑战。
“在九曲溪漂流项目20多公里外，就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缓冲区和实验区。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游客提供了休憩场所，同时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而保护区内严格控制了旅游功能，限制游人进入。旅游区的盈利能贴补保护区的营运，形成良性循环。”李亮说。
政府补贴的可控与不可控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员简・安德森此前告诉媒体，按照美国立法规定，各公园的门票与娱乐项目收费80%可以留在公园，用于支付维护和管理开支，其余20%上交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支配，用于援助不收费的公园。门票收入在公园预算中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依靠财政拨款。
苏杨介绍，美国国家公园运营主要由联邦财政支持（占其运营资金的约70%），门票、特许经营收入和社会捐赠只是补充，使得所有公园都能做到票价低廉（10美元左右的多日通票），国民进入国家公园成为基本公共服务。
“美国国家公园的收入主要来自三部分：政府补贴、特许经营和企业慈善捐款。”李亮说，企业向国家公园捐款不仅能赢得良好声誉，更能得到实惠，在缴税和贷款方面都有体现。
吴必虎认为，中国国家公园新体系建立后，并不需要过多的政府补贴。需要落实的是，将旅游收入从地方财政中剥离，直接上缴至可能成立的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保证收支两条线，再依靠特许经营收入，就能维持营运。
目前，多数中国景区没有特许经营的经验。周雄分析说，除了特许经营之外，风景资源有偿使用也是日后国家公园收入的来源之一。在政府补贴到位的情况下，中国国家公园有望摆脱门票经济模式。“但是企业慈善捐款这种方式并不乐观。这需要与其他政策联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
第6篇：经济学家范文
张伟，男，汉族，1964年11月生，原籍河南省上蔡县，环境经济方向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第2届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第7批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绿色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特色为绿色投融资。张伟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在国际期刊Energy Policy（SCI与SSCI双检索刊物）、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SCI检索刊物）等10多篇；在国内权威刊物《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等4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经济研究参考》、《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1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国家软科学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0多项；先后出版著作3部，主编教材4部；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优秀研究成果奖10多项。
二、研究领域
张伟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绿色经济理论与政策。该领域着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污染或预防污染的措施。他的研究专长是绿色投融资，主要研究环境保护的投融资设计、路径优化及相关政策支持。先后被聘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山东生态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济南绿色经济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等。曾被授予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济南市理论人才工程成员、济南大学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三、研究成果
张伟教授近5年内在高水平期刊发表了13篇论文。目前已在Energy Policy（SCI与SSCI双检索刊物）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相关SCI（SSCI）论文5篇，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等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相关CSSCI论文8篇。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经济研究参考》等转载。并主持部级及省部级研究项目7项，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低碳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研究”；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金融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理论、实务与案例研究”；国家环保“十二五”规划项目“非环保系统资金投入、项目运作的经验与借鉴”；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山东省产业集群升级优化战略与融资对策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创新发展半岛城市群循环经济园区，建设生态强省与有效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研究”；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利用外资增强山东省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全国统计科研规划项目“城市环境设施产业投资绩效的经济统计评价与改进对策研究”。以上项目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均已按时完成，并得到专家好评，所提对策建议有些被国家环境保护部采纳，进入“十二五”规划；有些被山东省领导批示，并被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环保厅等采纳应用，取得了可观的社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近5年内获得8项科研成果奖励。主持完成的成果或撰写的论文，先后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共计3项；获得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共计2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共计2项。
四、主要论著
1、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区域竞争力研究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2011年。
3、桥隧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探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4、外商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5、金融业绿色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
6、发展蓝色经济应当继续加强节能降耗，统计研究，2010年第7期。
7、利用FDI增强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与思路探讨，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
8、外商投资环境规制与东道国绿色创新，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9、外商投资、创新能力与环境效率的结构方程分析：以山东为例，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3期。
第7篇：经济学家范文
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急剧下滑的担忧正在扩散。然而，在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积极主动的。
中国对其政策进行了调整，以遏制通货膨胀、推动国内消费并防止房地产泡沫。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中国政府为了给经济降温采取了大量的干预手段，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猛跌至1989年的4.1%。
中国政府在1993年再次对经济进行干预。一些人认为，这一次没什么不同，政府明确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就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了六位中国顶级分析师，问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是会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以及我们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美国银行美林金融管理部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2012年软着陆，但会遭遇强劲的逆风。”
中国的住房价格正在连续下降，表明政策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下滑正在加剧，令人担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会硬着陆。
我的观点由两个部分构成。首先，我们确实看到了经济增长预测存在外部和内部风险。软着陆预测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大幅恶化，而第二大风险是，严厉的房地产收紧措施导致房地产投资不断减少。其次，中国经济拥有相对良好的资产负债表，而且当有必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时,适度的下滑是可以接受的，政府有能力灵活地调整政策。
法兴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炜：“是带来一些痛苦的颠簸着陆。”
中国将经历一次颠簸的着陆，与软着陆和硬着陆都有所不同。鉴于北京对经济的掌控以及其财政能力，北京能够防止硬着陆。然而，经过多年来由投资推动的单向经济增长，经济失衡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在不经历痛苦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的，而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又进一步加大了其难度。尽管外部动荡和国内社会紧张局面都要求加快改革进程，但政治结构内部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放缓进行必要改革的步伐。对现有资产泡沫的纠正，以及缺乏前瞻性和具体改革计划将使得着陆的过程变得非常颠簸。
理解“颠簸”着陆的另一个角度是，在中国调整经济、使其朝着以消费为导向的方向转变时，经历一定程度的痛苦是必须的。尽管中央政府不能避免这种痛苦的发生，但它仍然能够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冲击分散在几年内吸收，而不是让现有投资泡沫在6～12个月内全都爆发。
野村证券公司资深政治分析师阿拉斯泰尔・牛顿：“硬着陆概率不低。”
从现在开始至2014年年底，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概率为三分之一，硬着陆的定义是连续4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不高于5%。
硬着陆风险朝着这段时期的后半部分倾斜。从现在开始至2013年中期，中国领导人将坚定地把关注重点放在确保经济增长轨迹在政治拐点――即将权力交接给第五代领导人――附近保持平滑的问题上。
他们有许多手段来确保做到这一点，即使考虑受到相当剧烈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
不过，剧烈的外部冲击，比如欧元区解体、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及其所导致的油价持续飙升，显然将使得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目标从非常难以实现变得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2013年中期之后，中国领导人将需要解决重要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挑战，而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驾驭经济渡过惊涛骇浪的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亚太债务部门负责人安德鲁・科洪：“中国拥有实现经济软着陆的政策灵活性。”
惠誉预计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欧元区危机以及中国本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带来下行风险。中国拥有应对这些冲击的政策灵活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在长期内是否能够完成转型，实现由消费推动的、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穆迪分析公司经济学家陈志雄：“中国经济将有序减速，会软着陆。”
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一直存在，但我们的预测仍然是中国经济将有序减速。中国近期内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房地产市场。有大量迹象表明中国一级市场房价将出现下跌，二级市场将出现销量萎缩。在我们看来，这完全符合预期：政府显然仍然愿意承担严格管制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挤掉泡沫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
北京有许多选择来抵消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在取消对房地产市场限制的同时，中国有能力解决由地方政府所导致的任何财政问题。对银行进行救援几乎是必然的，但政府早有经验。中国人的工资低于日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工资，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结构性的，这就使货币政策有更大操作空间，以降低出现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屈宏斌：“多亏了中国财政有灵活性。”
随着通货膨胀迅速转变为通货紧缩，中国政府将优先考虑稳定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宽松政策。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衡量的通货膨胀水平近几个月来已经迅速下降。然而，经济增长也在减速，主要指标的最新数据都表明2012年经济将进一步放缓。欧洲债务危机和不断下跌的房地产价格只会加大经济的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北京必须要果断采取应对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
预计央行将实行全面的宽松政策。与政策收紧周期一样，政府将使用量化工具，其次，预计财政政策将与货币政策同样重要。中国2011年头11个月的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27%，中央政府的净现金头寸达到大约4万亿元人民币（近GDP的9%）。北京这样的财政状况能够为经济减速提供缓冲。等待政府为中小企业减税的消息吧，中国将增加在公共住房和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开支，并将对农村贫困家庭提供更多补贴。
第8篇：经济学家范文
很多经济学家都喜欢从宏观经济层面来对股市发表意见。由于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数据丰富、言之凿凿，所以他们的言论有很大影响。
朋友问我:要不要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进行投资？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经济学家和投资家的异同。我认为，一个好的投资者本身就应该有经济学家的素养，努力研究政策,关心宏观调控对股市的影响，在宏观特别是微观经济方面做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在重视和研究宏观经济，包括供给与需求,失业率、利率和汇率水平,投资、消费与出口数据等等诸多方面，一个好的投资者与经济学家是高度一致的。说得严格一点，一个好的投资家应该像半个经济学家那样努力。所以，经济学家的很多意见，值得投资者充分尊重和重视。
但是，他们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职业，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理论和实践的侧重不同。经济学家主攻理论，致力于在经济现象中寻找和总结经济规律，重在研究；投资家则运用已经发现的经济规律指导自己的投资实践，重在参与。经济学家是在对经济和市场进行评论，不管他们的看法正确与否，只要能吸引人、言之成理，就能成功；而投资家必须承担风险,必须以投资结果论英雄，能赚到钱才算事业有成。所以,在某些方面投资者比经济学家更能够理解一个经济学的著名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笔下虽有千言，帐上实无一物；一些中学也未毕业的投资者，却往往开着宝马、奔驰在校园外扬长而去。
立场的不同。经济学家虽然也要图名图利，但研究总是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所发意见多为国家献策献力，忧国忧民；投资家则主观上是从自己的投资回报出发，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只要做多作空机制齐全，则无论经济好坏，都有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就象名牌烟酒和其他奢侈品的畅销，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一大矛盾,因为价格上升销量应该下降,而在投资家和高端消费者眼里是合理,因为价格上升更符合炫耀式消费者的特殊需求,会卖得更好；在经济学家眼里满是分配不公导致的现象以及官员的腐败和公民的不理性，在投资家的眼里却是特殊的行业定价能力和最佳的抗通胀投资品种。
由于以上两个根本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股市看法和操作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9篇：经济学家范文
前不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在网上网下受到了激烈批评，这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一位年轻的老朋友给我写信。他说，从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提出承认人性的自私自利开始，就被骂得厉害；最近的吴敬琏，提到春运涨价的问题，也被骂；当然，被骂的还包括去年的改革第三次大争论中的经济学者。但事实上，我们都从经济学家们那里获得好处，他们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进程，那为什么人们还要骂他们？是民众真的不知道谁代表他们的利益吗？还是经济学家太傲慢或是太过于理性？由经济学家来开中国药方会有什么问题？
这倒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挨骂。从中外历史看，经济学家挨骂不乏其例。经济学家被骂的原因随时代的不同情况也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学家被骂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被骂的原因可能是相当个人化的原因，例如观点错了，或者人格有问题，又或者是某些做法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遭致被骂。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学家被骂更接近于某种�������������“社会现象”，因此需要探讨其中的社会原因。
经济学家被骂的历史溯源
经济学家被骂，最根本的一点是与今天中国社会利益的分化有关。经济学是所谓的世俗哲学(worldly philosophy)，它关心的是社会公共福利，其研究结论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除某些极个别的例外，纵然是声称只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或者标榜自己做的完全是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其研究结论隐含的政策含意也往往牵涉到利益。这使得经济学家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很容易陷入到利益争执的漩涡中，成为不同利益各方或称赞、或攻击的对象。
经济学的历史并不久远，如果从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算起，到现在为止不过231年，如果从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将这一学科的名称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算起，则只有117年，但中间曾经历过激烈的论战。最明显的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以“革命者”的角色出现，他们批判和怒骂的前辈及当代经济学家可以排成长长的名单。
马克思还首创“庸俗经济学家”一词，并将所有他骂的经济学家归入“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怒斥他们的理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应该说，马克思的批评并非出于私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民众。假设当时有网络的话，他们的言论想必会赢得最高的点击率以及最多的喝彩。
“庸俗经济学家”被痛骂的最主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当时的欧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迅速，“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共产党宣言》)。然而，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成果并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相反工人阶级陷于极度贫困，阶级对立特征明显。例如，根据恩格斯的调查，当时的情况，“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的人们的苦难！”(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社会的不公使得马克思成为斗士，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家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他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29页)。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剧变后的情形与马克思时代多有不同。一方面，西方的市场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分配中产阶级化，阶级对立几成历史。另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实证”，数理化特征明显，融合了古典市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在解释现实还是指导现实都取得明显成效。所有这些，带来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地位的认可，以及人们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信服，挑战与批评渐渐不闻。经济学家的自身责任
中国的情况，则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批懂得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对市场经济思想较为了解的学者，因为能够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建设性方案而迅速应运而起，而经济学家们的建言在相当一段时间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受到了民间的鼓励。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与政府及社会公众的关系都是最好的，他们得到的“表扬”和眼球相比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事实上，放眼全世界，人们很难看到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成为媒体的明星，具有那么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
说到底，是中国贫穷的时间太长，中国的老百姓太渴望致富，政府太渴望经济发展了！这导致了致力于研究“国民财富”的经济学家一枝独秀。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从大红大紫突然成为被骂的对象呢？其原因同样在收入分配。今天的中国，许多情形当然与19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但有两点非常相似。一是发展神速，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中国在过去20余年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1000年的成就。第二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迅速由平均主义式的分配走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许多人甚至陷于赤贫。也就是说，经济繁荣了，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被社会公平地分享。当初，人们对中国经济繁荣充满了希望，然而现实却是一些人仍然贫穷甚至更加贫穷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能不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
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的困境，人们要问，谁该对此负责任？第一肯定是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决策者；第二则是富人，当然是致富不当的人，在公众看来他们的财富有原罪，他们剥夺了公众的财富(如房地产商的财富增长就的确有掠夺的嫌疑)；第三就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那么理所当然地也要承担其中的责任。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被骂的其实不仅是经济学家，社会愤怒的矛头所指，是决策者、富人以及为经济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社会公众以此来表明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感激与原谅
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需要有一个理性而平和的反思。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承认，过去的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或者说更多地注重了经济的变革却忽视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所有上述不足，最主要的责任无疑要由决策者承担，而不能由经济学家负责，但经济学家无疑要对今天的中国走向失衡负一定的责任。
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却因为被骂而走向与民众意见的对立面，以为民众是愚昧的，不可救药的，没有看到社会的批评其实更多包含的是公众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未来改进的希望，其中也包含着对经济学家们的期待。
中国经济学家还必须承认，他们至今仍然缺乏勇气面对真理和真实，缺乏维护民权的意识和意志，缺乏推进中国最需要的政治改革的决心，以及在今天利益多元、改革纷繁复杂的时刻提出真正合理的改革方式的智慧、能力。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一己利益的得失，而不是社会公众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学术能力与国际相比有明显差距，他们的政策建议也常有不周到的地方。中国曾经出现过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卓炯和孙冶方等，他们是那些勇于探索真理又敢于表白真理、坚持真理的人，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即使与前辈经济学家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我个人对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诸多被骂的经济学家大多抱有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历史贡献，也深知在中国建言仍有许多羁绊。我个人同时也对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的更加全面、平衡、科学的发展方面抱以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