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论文关键词：中日农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开发：农业资源国际化配置 论文论文摘要：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贸易与生产开发相结合的新机制的形成。这一新机制的形成，使贸易双方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贸易双方为了确保贸易产品的品质及安全等，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积极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国际化配置，使贸易双方的农业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今后中日农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 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 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 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是从分析一国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人手，阐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双方形成了贸易与生产开发有机结合的跨国经济体系。在此情况下，仅仅考察一国的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显然已经不能正确解释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因，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开发亦是如此。为此，我们用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实际，考察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 (一)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过程 日本大葱以脆、甜为其特点，适合日本人的食生活习惯，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种之一，全国年消费量超过50万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大葱的生 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量大的大葱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大葱生产量减少，价格开始走高，在此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商社开始把目光放在海外开发生产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葱“开发输入”主要来自于台湾、韩国，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农产品商社与中国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开始了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方公司与中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日方公司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劳动力、生产设施等，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第二，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的产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价格全部收购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无权自行处理。1996年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葱与普通蔬菜相比生产效益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同时，由于开发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行开发生产的公司不断增多，开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开发进口量由最初的1千吨增加到2000年的3万多吨，短短的4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这种旺盛的贸易生命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二)中日两国日本大葱生产中的资源效益比较 表1是中国及日本生产日本大葱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日本生产大葱的产出价值是中国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劳动力资源紧缺，生产大葱投入的劳动力价值皇中国投入劳动力价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农户生产大葱低于中国农户生产日本大葱的收益。不过，如果是中国农户生产中国大葱，其效益并不能达到生产日本大葱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葱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大葱种子技术含量高)，品质好带来了高价格、高收益。当然，效益好的原因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中国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说是日本的农业技术资源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跨国优化配置的成果。 (三)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效益分析 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项目，虽然比一般作物投资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好，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市场，所以，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国内普通种植业生产项目。表2是我们对日本大葱生产基地农户不同生产项目的收益情况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劳动收益率、资金收益率，日本大葱生产比粮食生产、中国蔬菜生产都成倍提高。这种土地、劳动、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应该说是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促进了大葱生产资源及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优化配置，产生了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效益。 三、结论 从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贸易关系，贸易同生产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贸易双方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促进两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命力，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目前，这种贸易形式虽然局限于部分农产品。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两国农业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如果推广到中日农业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中日农业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因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业衰退——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第2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2005年起,我国农业在加入WTO谈判中争取的过渡期已基本结束,农产品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市场风险日益加大。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及市场化程度更是不断提高,贸易格局逐步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主要讲述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相关发展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最后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农产品发展策略,旨在推动中国农产品国际化的步伐。

一、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理论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并获取比较利益,是自由贸易理论学派的一贯主张。

(二)绿色贸易理论

绿色贸易是指在贸易中预防和制止由于贸易活动而威胁人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对人民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形式。广义上来说,绿色贸易分国内绿色贸易和国际绿色贸易。狭义上来说,绿色贸易就是指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初级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这些产品的技术标准很难达到国际要求的水平,许多国家处于保护其国内市场的考虑便以此为借口处处设置障碍,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面对的机遇性环境因素

我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呈良性互动局面。首先,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双增长”,2001年到2011年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4. 9%,进口平均增长速度为23. 0% 。其次,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使我国农业保持了比较健康的发展态势,粮食连年增产,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也均居世界首位。农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为我国利用好世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性环境因素

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复杂。首先,区域贸易一体化在带来贸易创造的同时,也带来贸易转移;其次,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势力不强,跨国涉农产业巨头正在加紧登陆我国;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本身具有“弱质性”。首先,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户数量多、生产规模小、合作化程度低等特点,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在发展生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使得“小农户”与“大市场”难以对接;其次,我国入世承诺的关税水平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有限;第三,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

三、农产品国际贸易存在问题

(一)农产品缺乏品牌

品牌本身也代表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同时品牌也意味着良好的信誉,信誉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品牌可以带来的效应是贸易中不可忽视的必争利益。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缺少知名品牌,这使得我国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无法在交易中获得最优的价格。

(二)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

由于我国农产品结构不优、市场结构较单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大;受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的落后、农业经营成本的高涨、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下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低下。

(三)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构成严重威胁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为了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特定目的,已将其演变为一种技术壁垒,以此来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入。商务部最新调查显示,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四)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出现逆差。2003年,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大幅超过出口增长,2004年仍保持逆差状态,逆差额为46.4亿美元,2005年逆差额有所减少,为11.4亿美元,2006年为58亿美元,2007年为43.7亿美元,2008 年扩大到181.1亿美元,截至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扩大为341.2亿美元。

四、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原因分析

(一)资源制约

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来看,农业人均资源贫乏,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只有1.3亩,少3.5亩。在我国16亿多亩的农田中,七成左右的耕地都是靠天吃饭,这说明,我国农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将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二)农业科技不发达

农业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加大,没有科技进步,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就会遭到削弱。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明显,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为60%~80%,在中国仅为30%~40%。近几年,我国许多农产品良种研究投入不足,推广乏力,导致农产品品质提高缓慢,市场份额逐步缩小。

(三)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弱化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在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适用上,WTO 贸易规则规定的“绿箱”措施共有11 类,而我国目前仅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同时对农民培训的支出力度不够,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失去了以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给农民直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弱化,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产业内无序竞争的影响

高新技术在我国农业中的研发、推广力度不够,农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低廉的生产

成本。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广大出口企业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往往不惜成本,竞相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无序竞争的恶果, 一方面使本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持续下跌,出口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另一方面也是诱发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的重要原因。

五、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策略

(一)实施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1.建立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体系

产品采用国际质量标准是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关键。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了8项无公害农产品国家标准;农业部颁布了137项无公害农产品行业标准;另外,农业部计划以每年500项的速度制定农业行业标准,建立农业标准体系。我国应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研究国际农业标准和有关国家的农业标准、技术法规主要内容,建立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并转化成出口推荐标准,消除绿色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实现与国际接轨。

2.实施IS014000和环境标志认证,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

IS014000是一个系列环境管理标准,包括环境体系、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生命评估和环境行为评价等若干方面,是将环境管理贯穿于企业的原材料、能源、工艺设备、生产、安全和审计等各项目管理之中的自愿性标准。实施环境标志是对一种产品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环保控制,从而使产品从原料生产到回收利用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最小,是企业突破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

(二)加快产业升级,构建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

1.国内农产品产业升级

练好内功、加大科技投入是我国农产品企业国际化的基础。所有从事传统农产品生产的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农产品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力量。企业只有加强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开发安全有效、有特色的高技术产品,从低层次的价格战和广告战中走出来,转向高层次的技术战,才能缔造出品牌,走向国际主流市场。

2.构建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

面对国内农产品行业混乱、重复建设严重的现象,整顿国内农产品产业秩序、构建分工明细、优势互补的国内农产品行业价值链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从市场产业价值链的角度,联合农产品生产所需原料的上游农资公司,和下游的以这些农产品多原料的生产厂商,以及农户三方构建一条产业价值链。这种模式可以使下游厂商的产品更加富有竞争力,上游农药种子公司提高销量,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使农户收入稳定,实现三方共赢。

(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强交流与合作,减少贸易摩擦

近年来,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所产生的贸易摩擦呈上升趋势且处理效果一般,经常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加强国际间的贸易合作,减少贸易摩擦是中国农产品贸易中急待改善的问题。我国应成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减少突发事件对正常的双边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或者可以在两国之间建立贸易促进磋商机制,各方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通过定期对话,了解两国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向政府及相关社会机构提出政策建议,以减少两国间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第3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浙江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 实证研究

产业内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的，按照Greenaway(1987)的观点，“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给定产业内产品同时发生的输入和输出的活动”，其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由于对“产业”的界定会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理论研究中一般是把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归属于同一个产业。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是1975年由Grubel和LloYd给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GLIITi =［（Xi+Mi）-Xi-Mi］／(Xi+Mi)

（1）

其中，GLIITi表示第i章农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Mi分别为第i章农产品一定时期的出口值和进口值。GLIITi的取值在0到1之间。两种特殊情况是：当GLIITi=0时，即有Xi=0或Mi=0时，该章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当GLIITi=1时，即有Xi=Mi时，该章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表现为产业内贸易。一般而言，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反之，则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和技术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另一类型是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技术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借助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和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考察浙江农产品贸易的优势状况和竞争力。

为分析浙江省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本文采用海关统计国际分类标准，对共22类98章产品中的6大类31章农产品进行分析。即：第一类的01-05章、第二类的06-14章、第三类的15章、第四类的16-24章、第九类的44-46章、第十一类的50-53章。根据时间序列资料的可得性，选取 2002年至2004年作为分析的时间区间。

运用公式（1）测算浙江省6大类31章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通过该指数的测算和比较分析，可以考察浙江省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以及浙江农产品贸易的一些内在特征。

测算结果显示：浙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综合指数为0.336，说明浙江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这也就表明，浙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浙江农业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并且产业内贸易指数显示出小幅度上升，说明浙江农产品贸易的竞争能力在逐渐下降。

农产品按照产业内贸易指数大小的顺序是：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草、秸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0.635）、第十一类 “ 纺织原料”（0.458）、第一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0.217）、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其制品”（0.109）、第二类“植物产品”（0.108）第三类（15章）“动、植物油、脂、腊；精制食用油脂”（0.041）。符合产业内贸易的标准只有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草、秸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该类基本属于初级农产品。从该类农产品的贸易比重看，说明产业内贸易相对比较发达。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2002和2003年度比较接近0.5，从趋势上看，指数有可能大于0.5，说明该类农产品有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移的倾向。表明该类农产品一直以来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的产业间贸易，但目前因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或质量方面的优势而出现了产业内贸易。除了第九类和第十一类其余几类农产品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小，说明整体上均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的特征。但在该几类农产品的分章中存在着相对比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典型的有第4章 “ 乳；蛋；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0.756）、第17章“糖及糖食”（0.742）、第18章的“ 可可及可可制品”（0.893），结合进出口贸易比重来看，这几章总体上的贸易规模较小，整体上不会改变浙江农产品产业间贸易的现状。

通过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可以得出，浙江农产品竞争优势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这符合浙江人多地少，即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说明浙江农产品贸易格局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符合浙江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主要有水果、茶叶、蚕丝、蔬菜、食用菌以及禽畜、水产品养殖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入WTO以来，随着各成员国之间关税的减让和配额的取消，浙江省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水果。特色小水果及柑橘罐头是浙江省水果及其加工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优势品种。因浙江省自然气候条件独特，水果品种优良，浙江省杨梅、枇杷等名优、特色小水果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前景比较乐观。柑橘罐头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优势，目前已占据了国际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约占国际柑橘罐头贸易量的60%）。在产品质量上，浙江省柑橘罐头品质已超过西班牙等其他柑橘罐头出口国，与质量水平较高的日本产品不相上下。

茶叶。浙江省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出口量占国际绿茶贸易量的50%左右，且品质较好。尽管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绿茶产量持续增长，对浙江省绿茶形成了竞争，但国外绿茶在品质上、风格上难以同浙江省茶叶抗衡，浙江省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相当的优势。

蚕丝。蚕丝属高档纺织原料，国内消费量很小，大量供应国际市场，因而蚕丝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较浙江省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大得多。目前，浙江省年蚕丝出口量约占国际生丝贸易量的10%左右，蚕丝质量优于印度、泰国，但不及巴西，位居中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另据资料表明，国际蚕丝市场是一个稳定而有限的市场，浙江省蚕丝出口虽有一定优势，但要保持适度发展。

蔬菜、食用菌。浙江省的蔬菜和食用菌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浙江省的优质蔬菜和食用菌价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8-1/5，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蔬菜、食用菌种类丰富，蔬菜中的茭白、食用菌中一些珍稀菇种为我国特有，具有一定的品种资源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水产品。我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而浙江省是我国的渔业大省。在水产品结构中，海水养殖、捕捞都具有优势。浙江省位于亚热带，水温适宜，饵料丰富，水产品资源优势非常突出。此外，浙江省淡水渔业资源也相当丰富，品种繁多，历史悠久，技术领先，其中甲鱼、河蟹、青虾等名特优新产品，近几年发展较快，甲鱼、河蟹、青虾、河鳗等已开始打入日本、韩国及港澳水产市场。只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具有出口竞争优势。

畜禽产品。单从生产总量上衡量，浙江省畜牧业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但浙江省畜牧业在生猪、家禽、蜂生产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是规模生产优势，浙江省畜禽生产规模化程度较高。二是生产技术优势。浙江省畜禽生产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其中养蜂水平居全国前列。三是品种资源优势。浙江省畜禽品种资源丰富，高产优质品种多，出口优势也较为明显。

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

积极实施农业比较优势战略，调整农产品结构。农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加入WTO以来，实施农业比较优势战略应充分适应这一农业发展的根本变化趋势。为此，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业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农产品的品种与质量，促进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浙江实施农业比较优势战略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如谷物、油籽这类以土地密集为特征的大宗农产品，在保证安全供给的基本条件下，可适度减少生产，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供需缺口。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如水果、茶叶、蚕丝、蔬菜、食用菌以及禽畜、水产品等，应积极采取措施以进一步发挥其比较优势，增强外贸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加速发展浙江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动态规划农业产业发展。加速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符合浙江的资源禀赋特征。通过发展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我国不但可以学习贸易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生产方式、农业技术进步和追求产品个性化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还可以通过降低农产品的长期生产成本来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另外，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可以帮助实现农产品品种、规格和款式的多样化，提高消费者的满足程度，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选择余地。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分析，必须结合静态比较优势动态规划农业产业的长远发展，因为当前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是未来的比较优势。我国加入WTO以来，以农产品加工品为龙头的部分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而这类产品往往属于具有高附加值、发展潜力大的农产品。为此，我们应充分利用产业内贸易扩展的条件，扩展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链条来扩大浙江农产品出口。

加快科技兴农步伐，扩大浙江省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农业产业内贸易可以细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一般地，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一产业内具有水平差异的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活动。水平差异是指同一质量档次的产品在规格、款式上的差异。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指产业内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发生输入和输出的活动。垂直差异主要指同类产品由不同质量档次带来的价格上的差异。目前，浙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表明浙江农产品在质量上与国外同类农产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上对农产品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浙江省需要加大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快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以增大浙江省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比重。

参考文献：

1.陈芬森.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市场竞争战略.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2.陈讯，李维.产业内贸易的计量.财贸研究，2004

3.李晓钟.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理论与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4.毛晓红等.浙江省主要优势农产品评判与分析.浙江农业学报，2000（2）

5.潘文卿.面对WTO中国农产品外贸优势及战略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00（10）

6.宋玉华，刘春香.我国农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4（2）

第4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 GL指数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和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农产品贸易来往密切。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统计，2015年巴西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525.8亿美元，其中中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63.3亿美元，占其总进出口额的18.8%。其中农产品是巴西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农产品的出口额就达到了183.26亿美元，占其总额度的51.465%。（数据来源：商务部）且自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欧盟成为巴西农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国之后，连续三年都蝉联第一，同时，中国还是巴西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6年9月，我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参加了于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六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并指出，金砖国家在耕地面积和农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对各国农业发展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5年中巴农产品贸易额仅为30.07亿美元，2010年达到110.48亿美元，增长了3.6倍，创历史新高，随后在2013年达到了十年间的峰值230.31亿美元，此后有所下滑但差距不大。从中国对巴西农产品出口的情况来看，2005年出口额仅为0.68亿美元，持续上升到2009年的2.06亿美元，并在次年翻番达到5.01亿美元，随后继续稳健上升且在2014年之后有少许回落。中国对巴西农产品的进口情况类似，2013年达到峰值221.93亿美元之后开始有些许回落。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在近十年我国国内的学者所发表的研究文献中，有如下几种分类：

第一种是主要研究使用贸易指标计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与单一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如荣静、杨川（2006）在研究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选择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相对竞争指数和出口相似性指数来测算其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最终发现双方在农产品贸易中竞争性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且出口相似度程度较高。耿晔强（2008）在期刊《国际贸易问题》所阐述的巴西农产品出口对于我国市场的影响一文中，也在选择采用了贸易互补性、相对贸易优势、贸易集中度以及贸易特化指数四个指数分析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特性之后，选取了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和Jpema模型并进行两个层次的分解来探讨产品结构效应、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的增长是巴西向我国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增长的主要原因。结论表明，我国和巴西之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迅猛发展，且巴西主要向我国出口大量土地密集型产品。[1]

第二种情况是运用回归方程来分析对这些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刘雪娇（2012）首先采用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Grubel-Lloyd）和Greenaway et.al（1994）提出的GHM划分方法来分别测算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产业内贸易结构，接下来她选取了市场规模、两个国家的贸易距离、对外直接投资、人均收入差异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等几个解释变量与作为被解变量的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Grubel- Lloyd）来建立了回归方程，随后提出了落实金砖国家之间的农业合作机制、保持和发展更多的双边合作等建议。[2]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测算方法

1.G-L指数。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方法为Grubel和Lloyd提出的以进出口额来衡量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这个方法也被称为G-L指数，其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因变量GLIi表示第i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且GLIi的取值在0和1之间，当GLIi越接近1就表示该类农产品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水平更高，反之接近0则代表该类农产品产业间贸易更高。

2.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1994年Brülhart为测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提出的，具体公式如下：

同（1）式一样，Xi和Δ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ΔXi和ΔMi分别表示该类产品两个相邻时期出口和进口额的变化量。因变量BIi的取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1时表示该类农产品的变化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引起的，反之接近0则是产业间贸易引起。

3.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该指数主要测算边际产业内结构贸易水平，由Thom&McDowell（1999）提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意为产业内贸易由同类但不同质的贸易引发，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则是由同类但存在不同特性引起。总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为两者之和。

（二）农产品界定与数据说明

因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标准）相对较过时，本文采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分类标准）来界定农产品，具体包括HS01―HS24。本文原始数据均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世界上目前公认的比较完整和权威的数据库。从该数据库中选取2005～2015年中国与巴西之间HS编号为01-24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

四、中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结果

（一）G-L指数分析

经过对两个国家GL指数的测定我们发现，13章的GL指数值在调查的年份中均大于0.5，且在2011年达到峰值0.97，具有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1章的GLI值在2005～2015这11年间几乎都大于0.5，且近六年的变化都非常微小，并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1，产业内贸易特征也十分明显。09章在2011年之前都超过了0.5，2008年达到最大值0.86，但在2012年开始之后一直都小于0.5。06章在2008-2011年间GLI值均超过了0.5，却在此前后都处于相反的状态。08章在这11年间GL指数值比较不稳定，但也有超过半数的时间超过0.5，产业内水平也相对比较高。23章在2010年前有部分年份超过了0.5，具有一定产业内贸易特征，却都在此之后处于产业间贸易的状态。01章、02章、07章和12章在调查年份中GL指数值均等于0，说明这些农产品的贸易基本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其他各章农产品的GL指数值都小于0.5，说明都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因此，在中巴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占领了超过半数的部分，是主要的贸易方式。

（二）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经过测算我们发现，2005～2015年中巴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值中13章和08章的Brülhart值在多数年份均大于0.5，说明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01章和02章的Brülhart值全部为0，且04章、07章、10章、11章、12章、15章、17章、19章和24章的Brülhart值绝大部分为0，意味着这些章节农产品贸易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其余章节的Brülhart值绝大部分都小于0.5，反应出这些章节农产品贸易增量变化在部分年份里来自产业内贸易。

（三）TM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巴农产品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值显著低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不仅如此，我们也观察到2009～2011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几乎为零，且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值的变化趋势基本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值相同，这表明中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即中国在中巴农产品贸易中主要是向巴西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进口高附加值农产品。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GL指数，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m&McDowell边际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和测算了2005～2014年间我国和巴西两国之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现得出如下结论：

1.中巴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的情况，且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较低。从中巴GL指数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中非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占到了主导地位，且其中部分商品如HS13，HS21，HS06，HS08，HS09和HS11等，在大多数年份GL指数值都大于0.5，说明在这些种类的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为主要形式。但在中巴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仍然是主要的交易形式，只是个别种类的农产品GL指数值较高。

2.产业间贸易是导致中巴农产品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从总体水平来看，各个时期的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的波动是存在的但是差别不大。在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Brülhart值小于0.5的农产品超过了半数，表明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带动的，反之，贸易增量由产业内贸易带动的农产品数量屈指可数，双边农产品贸易仍以各自资源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对Thom&McDowell边际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这是由于在和巴西的农产品贸易中我国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来与巴西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作交换，说明我国农产品在质量上与巴西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建议

中国与巴西地理位置相距较大，但是在两国在资源禀赋上具有较高的互补性，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针对中巴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且产业内贸易占据小部分贸易份额、贸易增量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拉动等等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政策建议来考虑如何促进中巴两国之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1.继续深化加强中巴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改善过程中，中巴两国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建立和完善双边有效合作机制、出台更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也能有效地解决双边贸易问题。

2.加强双方农业生产与消费的信息网络结构。

3.积极寻找如何改善中巴农产品贸易的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耿晔强.巴西农产品出口我国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1期，50-57.

[2]刘雪娇.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12期.

[3]Grubel H G，Lloyd PJ.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M].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

[4]Brülhart M.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3）：600-613.

第5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政策工具；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F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5107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逐渐呈现出“小部门化”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加速使得农业面临着生态恶化、耕地退化、农耕文明失落等诸多问题。针对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被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悄然诞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各不相同，而由于该类支持常常不计入生产者成本，造成了国际农产品贸易价格的扭曲。WTO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划分，使得发达国家不断改善其农业保护措施，农产品世界贸易保护争端日渐凸显，从而使得农业多功能性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是指农业生产活动除了具备粮食和原材料供给功能外，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持农村文化遗产等多重功能。从农业性质和功能来看，农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市场价值上，还直接表现在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经济性，且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效应。由于农业多功能性所产生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或非商品产出价值，在不适度的国内政策干预情况下，农业多功能性的存在导致了贸易双方福利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各国尤其是农产品大国对其的重点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世界农业的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的范畴，内涵更为丰富，并被赋予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首先概述分析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演进，其次基于贸易政策视角梳理了各国在农业多功能性背景下的法律法规、价格支持、补贴等农产品贸易政策工具，最后对新时期农业多功能发展方向作一展望，以期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多功能性的历史演进

自农业多功能性概念被提出以来，各国及国际组织对此的理解和研究各有侧重。Renting和Rossing等（2008）在探索欧洲各国（芬兰、荷兰、英国、德国等）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后发现：欧盟各国认为农业具有和土地相关的一切功能，如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农业景观保留、文化遗传、乡村发展、粮食安全等[1]。Boody和Vondracek等（2005）在以明尼苏达州为例的研究中认为，美国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强调农业与环境特性相关的功能，比如改善水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收益[2]。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研究也是国内农业理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肖爱清（2008）认为，欧盟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定义侧重于挖掘人们忽视或没有重视的农业功能；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则侧重于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农业多功能性，包括研究农业生产中产品的联合生产、农产品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等特征[3]。周基、邬东峰（2010）归纳了国内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后认为，我国学者主要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的内涵与意义、价值表现、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4]。综上所述，农业的多功能性涵盖了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其特色突出体现在各功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上。

然而，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阶段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梳理，按照其理论演进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源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

孙新章（2010）、陶陶、罗其友（2004）等学者认为，农业多功能性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的“稻米文化”中，其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保护日本国内稻米市场。日本国内许多节日和庆典都是根据水稻播种、移植、收获活动确定的，水稻的种植不仅是粮食生产，还具有水土保持、环境净化、文化传承等功能，保持日本的水稻生产就保持了日本的稻米文化[5][6]。而欧盟在1985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后，明确提出不仅要确保农业的战略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功能，还要促进农业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功能。

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让这一概念由抽象走向具体，内涵也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功能（粮食、原材料供给等）；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文化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即是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其鲜明特色。Rossing、Zander等（2006），Rossing、Groot（2009）在探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理解后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业生产相对过剩并达到顶峰后，欧盟各国开始重视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更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文化、乡村发展等非经济功能的开发，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更侧重于与农业生产经济功能相关的农业功能的开发[7]。陈秋珍，Sumelius（2007）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文献中认为，欧洲农业多功能性包含有环境保护、景观保留、生物多样性、农村生存与发展、粮食安全、食品质量卫生、农村农业历史文化遗传以及动物福利等[8]。目前，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功能的定位与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二）发展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积极拓展

在日本、欧盟提出农业多功能性之后，这一概念迅速在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中引起共鸣。此后，韩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也根据国内农业生产情况，赋予农业生产类似的特点。姬亚岚（2009）认为，在国际组织间，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此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地方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等国际文件对农业多功能性给予承认和利用[10]。OECD、WTO、FAO等国际组织也在不同场所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农业多功能性也因此迅速传播。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积极探索，促进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功能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也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开拓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和各国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化。非贸易关注、可持续农业、公共品和外部性等已经成为其外延研究的热点方向，而非贸易关注（Non-trade Concern）更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狭义的非贸易关注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利益受损。广义的非贸易关注还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内容。Prestegard（2003）认为，非贸易关注与农业的非商品生产关系密切，并且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两个概念常被用来分析非贸易关注[11]。姬亚岚（2007）认为，非贸易关注注重的是农业政策对市场或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果政策不影响贸易或不产生市场扭曲作用，那么它在非贸易关注上的意义就是可以接受的[12]。罗芳（2007）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存在的联合生产特征、公共产品特征和外部性三个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认为，通常观察到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利益受损的原因是农业的外部性没有内在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由贸易所致[13]。Blandford和Boisvert（2002）认为，当涉及到正的非商品性产出时，必须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对此的积极贡献，对负的外部性也必须给予政策性的惩罚[14]。OECD（2003）在《多功能农业：政策含义》中也依据联合生产、市场失灵及非经济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空间分布，提出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最优政策设计方针[15]。

（三）应用阶段：各国积极推进本国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这一理论尚在探索阶段，而各发达国家已着手推进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张小慧（2004）认为，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对日本农业发展十分重要，该法案中有专门的阐述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条款，并根据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提出了食品稳定供应、农业多功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振兴的理念和农产品自给率目标[16]。杜鹰（2000）认为，以1999年制定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标志，日本的农业政策正处在战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调整期，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评估。据此，日本政府提出了若干新的理念，明确了农业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积极推进实施一系列新的农业政策[17]。同年，法国通过立法制定了国家的农业战略，主导思想就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欧盟委员会也在1999年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该议程在继续强调保证欧盟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市场和收入政策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召开了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性会议，会议指出：所有人类活动均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也是如此。除了其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原料，农业还具有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重功能和目标。尹成杰（2007）总结了欧盟各国及日韩等国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在乡村甚至全社会范围内激发对土地保护的热情，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给予农业政策支持，并提供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保证农业经费的供给；将环境成本和健康纳入农业收益的总体评估；将农业科学技术和本土知识应用于农业发展中；支持小农场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制定适应拓展农业功能的国家政策。我国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这表明，中国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2008年、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6届、17届政府间会议中，农业多功能性也是“77国集团+中国”、欧盟、美国等利益集团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各国纷纷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先后以政策形式出台关于本国农业多功能性的文件，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到了积极应用阶段。

二、世界各国对农业多功能在贸易

政策层面上的应用 农业多功能性的提出虽然只是农业产业功能变换的产物，但就其理论政策而言，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本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趋于合理化。Swinbank（2001）、Potter（2002）等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认为，农业多功能理论是寻求农业保护合理化的理论支撑，在所有的研究中，联合生产是理解农业多功能性的核心。如果农产品的商品性产出和非商品性产出因技术上的联系而成为联合产品，那么，农产品自由贸易及其扩大则会影响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进出口国家的福利水平[18]。一般情况下，对农产品进口国而言，由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大量农产品进口会促使进口国农业产业萎缩，不仅影响本国农业发展，还对农业产业产生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文化保护效应等一系列非商品产出功能产生影响，最终减少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国内净福利；对农产品出口国而言，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会促进国内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等非商品供给的增加，农产品出口国的整体福利趋于改进。

基于上述福利经济学原理，在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形成了三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代表的反对方；二是以欧盟、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赞同方；三是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由于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直接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所以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成为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重点。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更偏向于通过国内支持进行，从而使得削减国内支持成为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焦点之一。在农产品世界贸易谈判中，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等一直是谈判关注的焦点。本部分通过介绍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三个层面上的政策，来分析三大集团中的代表国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基础上对以上三种贸易政策的应用。

（一）美国和部分凯恩斯集团成员

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实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于1986年成立于澳大利亚凯恩斯，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19个农产品出口国，是农产品出口国为提升其谈判地位而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作为世界第一的农产品生产体，美国的农业政策不仅对自身有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走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其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市场准入方面，由于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在强调关税保护的同时，通过突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功能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农产品进入的门槛。在国内支持上，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1996年美国对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以“生产灵活合同补贴”取代之前的价格支持补贴。王三兴（2007）指出，2002年的《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中提出的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销售协助信贷和差额支付花生、糖、牛奶等计划目标就是用严密的安全网来保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直接支付事实上替代了1996生效的生产灵活合同。尽管反周期计划遭到WTO和他国的批判，但反周期支付目标价和有效目标价、销售协助信贷价格事实上构成了国内支持的层层保护网[19]。在出口竞争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出口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此外，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项目支付，商业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

尽管凯恩斯集团由于国家众多，在农产品贸易中没有统一协调的农业政策，但该集团均提倡农产品出口的自由贸易，因而该组织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呼吁通过取消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来改变农产品贸易、根本性的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期最终促成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政策，改变由此造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

综上所述，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在对待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类活动都具有多重功能，“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只能被用来作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工具，因此坚决反对粮农组织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二）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

以日、韩及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对立面，他们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在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此外，这些国家还认为，“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下一世纪农业发展战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6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贸易争端 贸易保护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ttp://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http://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高潮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温海波.《论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7年.

[2]章东权.《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产品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8年.

[3]李晖.《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杨昌举，黄灿.《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的潜在生态风险》.《环境保护》2001年第5期.

[6]马述忠、李晓嘉.《转基因食品是把“双刃剑”吗》.《粮食与油脂》2001年第2期.

[7]王志振.《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农村百事通》2008年第19期.

[8]程涛.《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9]候鲜明.《美欧之间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和启示》.《国际市场》.2007年第6期.

[10]陈俊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贸易争端》.《中国食物与营养》.2003年第1期.

[11]刘正良.《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争端及我国对策》.《对外经贸实务》2003年第8期.

[12]桑乃泉.《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中国农业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9期.

[13]张彩萍，黄季焜.《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政策取向》.《农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3期.

[14]袁宜.《wto责无旁贷——论转基因农产品贸易规则及其制定》.《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5期.

[15]廖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16]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7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一、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世界贸易市场现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所得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趋势，2014～2018年中国的农产品世界出口额由894.99亿美元增长至973.14亿美元，进口额同样有增加，由1，338.8亿美元增长到1，462.4亿美元，增速分别达8.73%和8.23%。中国对高品质棉花、高筋小麦及面粉、动物毛皮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强烈。与世界农产品贸易相比，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属于能源型经济，大多数自需商品需要进口。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产品出口额由7.85亿美元下降至4.69亿美元，进口额由8.74亿美元降至5.41亿美元，贸易逆差额降速达17.6%。农产品主要是棉花、羊、蚕丝，这也是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在其国内耕地，将近一半用于种植棉花，土库曼斯坦对反季节蔬菜、水果以及部分加工农产品有巨大需求。

（二）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现状。土库曼斯坦与中国贸易主要在能源领域，而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除去能源贸易的影响，中土农产品贸易仍存在不小贸易逆差。2014～2018年这5年中，在2016年达到进出口一个高点，进出口额分别达到0.176亿美元和0.408亿美元。整体来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出口额处于低迷态势，进口相对平稳，贸易逆差五年间存在较大的波动。从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产品的集中角度看，中国出口到土库曼斯坦的集中度与进口的比较强。2018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HS52、HS51、HS13，贸易额达0.25亿美元，占全部进口农产品的86.3%；中国农产品出口至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是HS09、HS12、HS20，三种农产品贸易额达0.079亿美元，占全部出口农产品的88.6%。目前，中土两国农产品贸易额较小，贸易种类较少。

二、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由于各数据来源网站对农产品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基于分析数据一致性的要求，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全部来自采用HS编码的ITC数据库。根据中土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的农产品标准是HS中一至二十四章，以及第四十一、四十三、五十一、五十二章。后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TC、贸易结合度指数TCD、产业内贸易指数G-L三大指数分别对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结合度、互补性进行分析。

（二）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1、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通过贸易竞争力分析指数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得出，在所有农产品种类中，在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章等共11类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数，但其中只有第七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这4章接近于1，说明这几类农产品相比于其他国内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他数值为正的章节基本上处于一个接近于零的状态，保持一个平均水平状态。而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的章节有18章，而且有变低的趋势，说明这些项农产品竞争力趋于弱化，这也反映了我国长期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不平衡，产品质量较低的现象。2、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相比于中国，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结构相对简单。TC指数为正数的只有五章，分别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四十一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除去五十一章外，其他4章TC指数极其接近于1，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土库曼斯坦TC指数为负的农产品，数值基本都接近于-1，这也符合土库曼斯坦的国内情况，农产品种类单一、大多产品需要进口的现状，整体缺乏竞争力。

（三）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无论是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还是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TCD指数都小于1，说明两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联系较为松散。另外，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始终大于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说明中国对土库曼的进口能力大于土库曼对中国的进口能力。在2018年，中国进口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0.35%，同时段土库曼斯坦进口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比为2.83%。两国之所以TCD历年小于1，主要原因在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市场体量相对较小，当前还不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家。另外，其国家在国际上保持政治中立原则，这也较大程度制约了其国内的对外发展与合作。

（四）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互补性分析。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得出，近5年，基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测算情况来看，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HS编码下，其中九章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分别是第三、五、九、十三、十四、二十、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章，涉及到肉类、水果、蔬菜、皮毛、棉花、植物材料等多个种类，而其他章节双方贸易水平为较低，说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已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中存在有一定的互补性，拥有较大的贸易潜力。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1、在未计算中土两国能源贸易和其他非农产品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仍显示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并在近5年有较大的波动，贸易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2、中土两国农产品贸易有较强的集中度，贸易种类较少，规模较小，双方在主要贸易的农产品中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分别是第三、五、九、十三、十四、二十、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共9章，具有较大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和空间。3、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都相对较弱，根据TC指数反映，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过去5年有逐渐弱化的趋势，这也反映我国长期进出口不平衡、农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的问题。

第8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将近年来的进出口数据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专门化指数（TSC）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为了提高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必须从质量体系、监督机制、规模效应等方面进行改善。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整个进出口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顺差曾是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处于逆差。本文基于6年的进出口数据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专门化指数（TSC）3个指标衡量了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与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国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其影响因素，寻求提高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一、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为了便于国家间的横向比较，本文采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表1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呈现递增的趋势，特别是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贸易额有大幅度的提高，说明加入WTO为中国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但是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也说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挑战。 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本文选择了2000-2005年全球农产品贸易进出口额位于前列的11个国家，并将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与它们进行比较。本文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进出口数据对各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TCA）指数、贸易专门化（TSC）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的竞争力状况。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的实证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各国农产品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计算见表2。 在2000-2005年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美国始终是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保持在10%左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其市场占有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在5%以上，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率相差不大，都保持在3%左右，并且较为稳定。而巴西作为除中国以外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在2005年达到4.7%，达到了世界第五。“以农立国”，“以农富国”是巴西的国策，大宗农产品出口是巴西主要出口创汇来源。 加入WTO并没有使中国的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显著的提高，在3%左右波动，在12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中处于相对劣势。 （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标的实证分析 巴拉萨（1976）提出了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指数这个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用该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来显示。 RCA=（X[i，j]/X[i]）/（X[w，j]/X[w]）其中，RCA代表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国的j类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代表j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代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 一般而言，如果RCA指数大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在这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RCA指数小于1，说明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 从RCA指数来看，在农产品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有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巴西和澳大利亚。其中巴西和澳大利亚的RCA指数最高，都超过了3。特别是巴西，从2002年起连续4年都在4以上，表现出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意大利的RC A指数在1附近波动，而中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的RCA指数都小于1，处于比较劣势（见表3）。 从6年以来的变化趋势来看，RCA指数有波动上升趋势的国家是西班牙和巴西。特别是巴西，从2000年的3.61上升到2011年的4.22，2005年虽有下降，但是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中国和澳大利亚在RCA指数上有明显的下降趋势。除2011年外，澳大利亚的RCA指数从2000年的3.76下降到2005年的3.03，呈现与巴西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中国的RCA指数变化也不容乐观，2000年到2005年下降了近50%，国际竞争力较弱，农产品已经不再是中国出口的优势产业。 显然，在RCA指数的比较中，巴西和澳大利亚是世界农产品市场上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三）贸易专门化指数（TSC）指标的实证分析 贸易专门化指数（TSC），也称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越接近1，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指数为负，表明该产品为净进口，没有国际竞争力。 TSC指数取值的范围在[-1，1]之间。若该指数大于0，表示该国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若该指数为0，即为水平分工，说明该国食品贸易与国际水平相当。 由表4的数据可知，TSC指数6年来一直为负数的国家有中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说明这些国家是农产品贸易的净进口国，是农产品贸易进口专业化国家，也说明其农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差。与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家相比，中国的TSC指数排在较后，出口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统计中的国家大多数TSC指数近年来都是正数，表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是出口专业化，拥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其中，巴西和澳大利亚的TSC指数从2001年开始始终保持在0.6以上，甚至达到0.7以上。加拿大、法国、西班牙、荷兰的TSC指数也都基本保持在0.1以上，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而美国和比利时的TSC指数则与0接近。 从6年的变化趋势来看，有上升趋势的国家是德国和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特别是巴西，从2000年的0.4上升到2005年的近0.8，处于世界第一，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十分显著。美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有缓慢的下降趋势。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的TSC指数在稳定中有波动，而比利时的TSC指数呈倒“N”型变化。中国的TSC指数在2003年、2011年下降较为明显，2005年略有回升，但总体来说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 （四）实证分析结论 通过以上3个指标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巴西和澳大利亚在RCA指数和TSC指数两个指标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上处于领先，这3个国家具有最强的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法国、荷兰等国的竞争力也较强。目前来看，中国的农产品与这些国家相比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而且有恶化的趋势，中国农产品要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说明中国农产品贸易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三、提高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目前我国农产品仍然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成本高、技术含量低、品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农产品本身的问题，离不开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为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尽快全面建立出口企业的HACCP、GMP等产品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出口食品质量追溯体系。 第二，国家要建立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机制，保障出口企业的HACCP、GMP等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运转。防止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徒有其表。 第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农村逐渐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的前提下，允许经营权流通，土地适当集中经营形成现代的农业企业。 > 2、毛凤霞，冯宗宪.新贸易格局下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3、闫国庆，陈丽静，刘春香.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4).

第9篇：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范文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