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中心—模型；研究现状

1.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早在19世纪就有经济学家发现经济过程与地理位置相关。1826年，Von Thunen在研究德国农庄的基础上，出版论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论述了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一百年后，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在继承和发展Von Thunen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德国区域理论，对工业区位和城市区位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Isard W在著作《区位与经济空间》中将Von Thunen、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框架，建立了“一般区位论”。1977年，Dixit和Stiglitz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简称D-S模型）。1982年，艾瑟尔发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国际规模收益”一文，为空间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基础。1991年Krugman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1999年和2003年，Fujita、Krugman和威纳伯利斯分别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新经济地理学从此正式确立。

2.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数学定量分析法，将现实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数学模型主要包括：中心—模型、历史和期望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

Krugman（1991）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简称CP模型）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它阐明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

Krugman建立了一个既考虑历史偶然性又考虑预期的动态经济模型，即历史和预期模型，以此来分析它们各自在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在经济分析中，历史和预期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基本经济结构，特别是调整成本的大小。

区域专业化模型通过从产业间的垂直关联、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三个方面来研究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情况。

3.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李小建（2012）从学科渊源和继承发展出发，指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有重叠，但在学科属性、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学科模式、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差别。

安虎森（2006）点评了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理论，认为，空间经济学为研究初始无外生差异的经济空间，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假设。

殷广卫（2008）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聚集结构的稳定性、经济运行和区域结构的演化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核心-边缘模型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我国的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兴起等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中探求理论根源。

梁琦，黄卓（2012）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

王先柱，高彦彦（2009）总结得出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研究，将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学领域，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本框架。

花俊（2009）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还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刘爱文，艾亚玮（2009）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两大主题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分别进行了阐述，然后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批判经济地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上与新经济地理学迥然不同。

赵朝，周冠男（2010）在剖析了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之后，陈述了地区不平衡的产业政策、解决失业的“以工代济”政策和环境保护市场化后得出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似乎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张玉卓（2010）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评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并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四个发展方向。

范华锋（2010）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对我国物流行业与产业聚集及规模经济递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发展我国物流行业的政策建议。

赵明霏，杨莹（2010）对天津引资数量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同时又基于区位熵对天津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识别，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天津产业集聚相结合。

4.总结

目前，国外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以及福利和政策含义的探讨上，侧重制造业地理集中以及区际、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但是，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们日益重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对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还较少。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罗庆，祝英丽.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区分[J].经济地理，2012（7）：1-5.

[2]安虎森，蒋涛.块状世界的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点评[J].南开经济研究，2006（6）：92-103.

[3]安虎森.空间经济学：新视角 新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02.

[4]殷广卫.空间经济学对称核心-边缘模型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08-116.

[5]梁琦，黄卓.空间经济学在中国[J].经济学（季刊），2012（4）：1027-1036.

[6]王先柱，高彦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及其拓展——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贡献[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花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与学科比较[J].经济经纬，2009（6）.

[8]刘爱文，艾亚玮.新经济地理学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分异[J].当代经济研究，2009（10）.

[9]赵朝，周冠男.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解析《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

[10]张玉卓.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评述——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范式的比较[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2）.

[11]范华锋.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2010（3）

[12]赵明霏，杨莹.天津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J].产权导刊，2010（2）.

[13]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

第2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摘要：笔者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分别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最后，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第3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地理 发展过程 基础理论 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地理学是研究我国“区域发展与运行”的一门学科，对象是全国及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条件、特点、规律与前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关于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相关书籍相继问世，并且培养了大批的经济地理人才。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它一直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主旨，根据国家各个时期的战略要求又开展了大规模的规划工作，为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

一、中国经济地理的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最初是以满足国家需求为目的的，即“以任务带学科”，也就是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主要是在建国初期，而提起中国经济地咯学的开山之作，要数1937年翻译的《中国经济地理》，该书虽然充满了政治和制度的色彩，但还是以“中国经济及资源分布”的基本认识为目的的。

（二）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处于发展阶段，多元化成为该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中国经济地理学在国土资源开发和规划、土地利用、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等领域成为主力军。所创造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自1978年12月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学术会议，和1979年12月到1980年1月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及一九七九年综合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国内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地理的重新审视和系统研究，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际需求。

（三）突破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1998年出版的，吴传钧主编的《中国经济地理》。该书系统的描述了我国不同类型的地理环境下经济的发展状况。与此同时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中国经济地理学着们的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协调理论的提出意义重大。经济地理学还与国内外的其他学科相结合，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也引进区位理论、计量方法和企业地理学等新理论。

二、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关于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学术界有很多种，尚无统一说法，本文将重点介绍人地关系理论、地域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及宏观区位论。

（一）人地关系理论

人地关系理论也就是人地关系协调理论，促进人地关系的协调也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本目的。主要研究包括（1）中国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流动及人的观念等,及其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影响。［3］（2）中国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基础,及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的现状特征对产业发展、产业布局的影响。（3）我国当前区域开发中存在的地区差异与协调等问题.。实际在实践的层面上人地关系理论是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都必须与人地关系理论密切结合,以缓解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环境污染、地区差距等。

（二）地域系统理论

系统工程方法的引入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地理的整体性研究.，它的引入衍生出了一系列与地域系统理论相关的区域经济地理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地带系、经济区系统、城镇地域系统、地缘经济地域系统等。运用不同的方式把中国划分为若干经济区域和经济类型区域，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学习者掌握各个区域的资源基础、区位、结构、布局,从而建立区域整体观念。

（三）地域分工理论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等的不同而产生了地域分工，也就是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构，产生不同的经济地域系统。地域分工依靠各种经济活动将各产业与部门联系在一起,其发展不仅决定着区域专门化发展的水平与规模,还决定了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地域空间结构状况,以及区域经济联系的性质和规模，是区域经济特色的具体体现。

（四）宏观区位论

宏观区位论的应用是中国经济地理产业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基石。各个产业在选择最佳的区位时，既要了解产业自身发展所需的条件，也要懂得各个地区的区位发展优势。所以宏观区位论在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4］

三、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方法

（一）比较差异法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一般首先从区域研究开始，围绕着各个区域之间的地区差异性这个核心展开，最后的研究成果又往往要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国复员辽阔，地貌形态千变万化，经济结构丰富多样，各区域根据自身的条件都有其发展的特色及代名词，如国内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塞上江南的宁夏，热带风光的西双版纳，干旱区的新疆和河西走廊等。

（二）模型分析法

建立模型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同时也可以更加形象和生动的阐述问题，如关于集聚形成的中心模型,、偶然事件影响模型,、劳动力市场拉动模型、区域凝聚力和排斥力的一般模型及各种数学模型和经济模型等等。通过正式的模型可以分析事物的因果联系，在架设的情况下，科学的推动出可能的结果，使分析更具系统和合理性，合理的运用模型分析法可以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5］

（三）科学技术运用法

在科技时代，信息技术被大量引入。技术科学的发展给中国经济地理提供了数量方法、计算机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也使模型建立和空间分析在区域研究在城市规划中逐步推广。它既可以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又可以进行静态或动态的模拟，达到地理预测的目的；同时，大量使用的教学软件也得到计算机技术的支持，比如试题库软件、地理资源技术平台、图库系统、网络远程传输、在线教学等；还有一些现代化GIS实验室以及经济地理系统的建立等。［6］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韩瑞玲，路紫，王晨燕..中国经济地理的学科发展、学科关系与基本理论问题［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21卷第4期

［2］ 刘卫东，陆大道.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4年第19卷第11期

［3］ 王慧.中国经济地理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探讨［J］ 经济地理,1998,

［4］ 夏丽丽.科技进步对区位论发展影响之初探［J］ 经济地理,1999,

第4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 键 词】秦都/咸阳/生态地理/经济地理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如果我们从生态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也可以获得新的有意义的发现。

秦都的转移：由林牧而农耕的进步

秦的政治中心，随着秦史的发展，呈现由西而东逐步转移的轨迹。

秦人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先祖来自东方的说法。而比较明确的秦史记录，即从《史记·秦本纪》所谓“初有史以纪事”的秦文公时代起，秦人活动的中心，经历了这样的转徙过程：

西垂—汧渭之会—平阳—雍—咸阳其基本趋势，是由西向东逐渐转移。

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而较为可信的事实（注：参阅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的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根据现有材料依然可以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注：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

秦都由西垂东迁至于咸阳的过程，是与秦“东略之世”（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国力不断壮大的历史同步的。秦迁都的历程，又有生态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背景。

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在形成古都的诸因素中，自然环境应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设置是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环境，则有关都城的一些设想就无异成为空中楼阁，难得有若何着落。”“都城的自然环境显示在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注：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7月，第180页。）徐卫民先生在总结秦都城变迁的历史规律时，也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环境）既是形成都城的基础因素，又可成为都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加之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要求的角度不同，因此就可能形成都城的迁徙。”他还指出：“在东进的过程中，秦人也对占领区的地形环境进行观察，以便选择较为理想的地方作为都城，因而随着占领的土地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多起来”。他于是认为，秦都东迁的过程，“因此完全可以说是优化选择和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的过程。”（注：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67页。）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考察择定新都的动机，还可以发现，秦人由西而东迁都的决策，有于生态条件和经济形式方面进行“优化选择”的因素。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历史。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先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最初立国，曾经得益于畜牧业的成功。

我们还应当看到，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陲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注：《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可以成为特殊的物产优势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不利于农耕经营之发展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与《史记·秦本纪》记载“调驯鸟兽”有所不同，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养育草木”，暗示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当时“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其饮食生活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有的学者指出，“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注：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9月，第9-10页。）注意秦人经营林业的历史，或许有助于理解有关现象。

《史记·秦本纪》如此记录秦文公营邑于“汧渭之会”的情形：“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文公决定在“汧渭之会”营建城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曾经说，“文公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注：《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王国维还就对《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的误解，指出：“徐广以犬丘为槐里，《正义》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内者，殊失实也。”并有附记：“此稿既成，检杨氏守敬《春秋列国图》，图西犬丘于汉陇西郡西县地，其意正与余合。”）而这一历史转变的契由，竟然是“以兵七百人东猎”。《汉书·地理志下》也写道，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等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注：《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之诗也。言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及《车辚》（注：即《诗·秦风·车邻》。颜师古注：“《车辚》，美秦仲大有车马。其诗曰‘有车辚辚，有马白颠’。”）、《四臷》（注：即《诗·秦风·驷辚。颜师古注：“《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诗曰‘四臷孔阜，六辔在手’，‘輶车鸾镳，载猃猃猲’。”》、《小戎》（注：即《诗·秦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俴收风·小戎）。颜师古注：“《小戎》，美襄公备兵甲，讨西戎。其诗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骐馵。”“龙盾之合，鋈以觼軜。”五。”）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秦文公的另一事迹也值得我们注意。《史记·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一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秦人已经以“收周余民有之”的形式继承了周人的农耕经验，接受了周人的经营方式，在岐以西之地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岐以东”同样具有悠久农耕传统和农耕条件可能更为优异的土地，则尚无全面占有的条件。

《史记·秦本纪》还记载：“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秦文公时代的这一史事，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裴骃《集解》有这样的解说：

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

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张守节按：“今俗画青牛障是。”其实，也有可能《录异传》的这段文字为张守节《正义》直接引录，而并非由《括地志》转引，如此，则应当读作：

《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官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这样断读，并不影响我们对文意的理解。

对于这一“大梓牛神”的传说，可以进行神话学的分析，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析。其内容告诉我们，已经进入农耕经济阶段的秦人，在其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于以往所熟悉的林业、牧业和田猎生活，依然保留着长久的怀念。（注：《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人）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可知秦的国际形象长期未能洗刷畜牧文化色彩，而秦人内心亦并不以“牧犊”为耻。）

自雍徙都咸阳：从农耕区的边缘到农耕区的中心

自“武公卒，葬雍平阳”，以及“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注：《史记·秦本纪》。）之后，雍城成为秦的行政中心。建都于雍的秦国，已经明确将东进作为发展方向。雍城是生态条件十分适合农耕发展的富庶地区，距离周人早期经营农耕，创造农业奇迹的所谓“周原膴膴”（注：《诗·大雅·》。）中心地域，东西不过咫尺。而许多学者是将其归入广义的“周原”的范围之内的。（注：史念海：《周原的变迁》，《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214-231页；《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2期，收入《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357-373页。林剑鸣先生也明确说，“雍位于湋河上游的雍水附近，这里是周原最富庶的地区。《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43页。）

秦人东向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以军事方式推进的。从秦穆公发起对晋国的战争，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到“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至于秦孝公时，“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注：《史记·秦本纪》。）秦国以战争手段力克强敌，艰难发展，逐步扩张疆土。

还应当看到，在这一历史阶段，在与敌国进行持续的战争的同时，秦人又进行着与自然的持续的战争。

秦人由于从畜牧业经济中脱生不久，在文化传统方面还保留有许多旧时礼俗，于是被中原人仍然看作“夷翟”、“戎翟”。《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以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人以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六国年表》还写道：“秦杂戎翟之俗”，“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注：《史记·六国年表》。）

不过，以雍城为中心的秦国，实际上已经在农业经济的轨道上平稳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雍城出土的铁制农具，是迄今所知我国发现最为集中的早期铁农具。（注：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0-12页。）

秦国农业的进步，还表现在秦穆公十二年的“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略同：“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另一可以反映秦国农业成就的史例，是《史记·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戎王使者由余来访，秦穆公展示“宫室、积聚”，炫耀国力，致使对方不得不惊叹。所谓“宫室、积聚”，后者是农耕经济的直接成就，前者是农耕经济的间接成就。

尽管以雍城为都城的秦国的农业水平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在与东方诸国的竞争中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除了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积累方面的不足而外，雍城的生态地理与经济地理条件与“岐以东”地方相比，也处于劣势。当时的雍城，临近林区和耕地的交界，也临近畜牧区和农业区的交界。正如樊志民先生所指出的，“关中西北的农牧交错地带，受生产类型之制约，只宜农牧兼营，维持相对较低的农牧负载水平。”（注：樊志民，前引书，第63页。）与东方长期以农为本的强国比较，“秦僻在雍州”，形成了生态条件和经济背景的强烈的反差，于是也成为致使“中国诸侯”不免“夷翟遇之”的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形势下，秦孝公和商鞅为了谋求新的发展，决定迁都咸阳。

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

秦自雍城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迁都咸阳”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19年3月，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89页。）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高潮。而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据《商君书·更法》，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垦草令》。其内容现在已经难以确知。我们从《商君书·垦令》中，可能推知其主要内容。《商君书·垦令》提出了20种措施，一一论说，分别指出各条措施对于“垦草”的积极意义，如：1.“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2.“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3.“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4.“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5.“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6.“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7.“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8.“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9.“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10.“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11.“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12.“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13.“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14.“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15.“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16.“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17.“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18.“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19.“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20.“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以“垦草”作为新法的首要内容，体现了执政者大力发展农耕业的决心。其基本措施，是全面动员民众务农，严格约束非农业经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各种政策保证。有的学者指出，商鞅倡行垦草、徕民，是主要针对关中东部的政策。“关中东部作为秦新占领的地区之一，土地垦殖率相对低于关中西部，有‘垦草’之余地；人口密度相对小于三晋诸邻，有‘徕民’之空间。”（注：樊志民，前引书，第63页。）从这一角度理解商鞅推行《垦草令》的意义，秦定都咸阳所体现的进取意识，可以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大规模“垦草”促成的田土面积的空前扩大，可能超过了周人的经营范围，使得农产品富足一时，秦国于是成为实力强盛的农业大国。周天子以及东方列国都已经不能再无视这一以成功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了。 　始都咸阳：新的生态地理条件与经济地理形势

《史记·秦本纪》说，商鞅建议秦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新法的基本原则，是“内务耕稼”。商鞅变法在促成“耕稼”发展方面的成功，是在定都于咸阳之后取得的。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可见咸阳位于关中之中，是两分关中的中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咸阳位当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恰在沣、渭交会以西的大三角地带。这里有着大片的良田沃土，早为人们所开发利用，是个农产丰富的‘奥区’。”（注：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1页。）咸阳在当时因生态地理与经济地理条件的优越，本身已经成为富足的“天府”，同时又具有能够领导关中地方的地位。

对于秦定都咸阳之后继续推行变法，国势日盛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史记·商君列传》也记载：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我们看到，商鞅在咸阳推行了3项重要的政策，终于使得“天子致伯”，“诸侯毕贺”：

(1)确定并完善县制。（《秦本纪》：“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商君列传》：“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2)确定并完善田制。（《秦本纪》：“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

(3)确定并完善税制。（《秦本纪》：“初为赋。”《商君列传》：“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落实这些政策之后，秦国与东方传统农耕国家在体制上已经没有差别，在农业经济的管理方面，已经迈进了成熟的阶段。也就是说，秦孝公和商鞅在咸阳领导了一场在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的经济革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这就是说，当时不仅秦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咸阳，国家的礼祀中心，也开始向咸阳转移。

《史记·封禅书》列述秦人经营的关中祠所：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嶽胥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峙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畴，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時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硅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农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畤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事实上，秦人西方故地依然是祭祀重心，如“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但是东方“华山”与“河”等名山名川列为祀所，是秦成为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特别是所谓“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以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都说明咸阳在秦神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而所谓“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则暗示西方传统祭祀形式有所变革，其祀所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山川风雨神崇拜以及岁时之祠，其实所体现的都不是纯神学的与经济生活无关的信仰，而往往是对自然恩遇的祈祝，体现着一种自然观、生态观。中国古代的农业和牧业部族，在这一点上彼此类同。但是秦人在以咸阳为中心的祭祀格局中河川崇拜的地位特别突出，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所谓“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以及“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等等。

第5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聚集

一、 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广泛地结合。从此，“经济”这一传统概念已不再单一、单维，而是具有空间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开始关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并且逐步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改变了以往只关注时间维度的问题，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扩展到了空间范畴，标志着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与广化。

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从理论上借助消费者行为和企业管理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对区位选择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CP模型重点关注了空间经济结构的问题，从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关系入手，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第一次从微观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研究进行了指导。该文的发表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端。

克鲁格曼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其本质上任然是研究区位选择的问题，不过其入手点却是在空间角度，重点关注经济活动与区位选的空间关系。在空间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而被经济领域越来越关注和研究的现在，克鲁格曼当时的观点具有十分明显的前瞻性。他对研究空间与区位问题的重要性曾指出：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次，在某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市场中，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可以认为是一致的，两者的界限并不明显。最后，随着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从国际和国内经济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却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撑。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

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十分综合的学科，它涵盖了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及经济增长等领域。为了更好的研究区位和空间选择的问题，新经济地理学把多门经济学科进行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其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同时新经济地理学以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作为分析基础，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对区位选择与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观点，开阔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更好地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指导。

新经济地理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但是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多个传统经济理论综合的基础上的，所以它也不可能超越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对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运用，并对空间这一新经济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它也依然具有，比如，一般均衡理论的使用方法，其核心模型条件苛刻的约束，求解过程方法的争论，结论与实际现象差异的解释等。

二、 新经济地理学的缺陷

1. 一般均衡应用的不足。在克鲁格曼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创新点就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进行了问题的研究，但是很多经济学者都指出其理论的最大的缺陷也恰恰在此。他们认为克鲁格曼并没有真正运用一般均衡理论进行建模和求解，从本质上其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的视角下的。

克鲁格曼构建和求解CP模型时，他首先假定市场上企业的个体行为并不能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或者说企业间不存在相互博弈。然后通过寡头垄断的相关理论对企业间的行为加以界定，他认为市场上的企业实际上是处于Cournot或Bertrand竞争的某种状态。所以企业自身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其他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总供给。同时垄断状态下，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权利，也就是可能处于市场价格制定者的位置。对于企业自身的产品，企业具有一定的价格影响力。进而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谋取更大的利润。在这一假设下，企业边际成本是市场份额的递减函数，在超额利润的刺激下，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对区位选择进行影响，产生集聚效应。

而整个市场上企业间的非独立正是一般均衡的重要方面。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市场上任何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对其他企业与其他产品产生影响。同时一般均衡的市场上，市场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企业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单一厂商供给的任何变化都会带来市场总供给的变化，即总供给不可能为常数。显然，克鲁格曼的一般均衡视角，假设中的垄断状态，价格和总供给不变化等，在理论构成和建模过程中，仍然属于局部均衡的范畴。

2. 建模与实证的问题。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现今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数学模型是对实际问题的抽象化，其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模型与实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对客观存在社会关系的描述问题等，所以模型解决经济问题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CP模型也同样不能避免。

空间维度的研究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大创新点，但是咋CP模型中假设区域是同质，即认为本质上区域是没有差异性的，但是实际中不同区域因其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包含的自然资源不同，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基本不存在同质的区域。同时CP模型中，区域被抽象为一个点来进行研究，只关注了区域间的联系问题，比如区间运输距离，运输成本等，但是区域内部的相关问题被忽略了，CP模型假定区内运输无距离也无成本，但这是与实际极为不吻合的。CP模型中，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这样确实便于问题的研究与解释，但是实际中存在多种其他的投入，比如土地投入。而且对投入问题的简化，也带来对土地租金，外部性等问题的忽视，使得CP模型进一步的脱离实际。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还使模型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解决，最优解存在问题；模型的一些简单假设与现实不符，但放松假设又导致模型无法处理，造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

模型数学上的严谨性保证了模型推导过程本身的正确性，但这并不能保证结论对于指导现实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现实中的变量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实证过程中不得不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3. 对于集聚解释的缺陷。聚集对区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古典区位论与区域科学由于完全竞争框架下进行分析，很难推导出聚集，正如斯特瑞特所认为的，城市、区域专业化和贸易在一个同质的空间经济中是不会出现竞争均衡。对于这个有点令人惊讶的原因分析和很少提到的结果是空间专业化的非凸性阻止了竞争均衡的出现。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被看成是解释这个理论死结而出现的，可以通过结合贸易和区位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运用D-S框架、冰山运输成本、演化和计算机技巧成功地解决了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进而成功地解决了聚集的问题。然而，即便几个建模策略被用来研究经济聚集的出现，但是对于聚集研究的潜力还没用真正的探求出来，就连克鲁格曼（1998）自己也认为：到目前为止，新经济地理极大地依赖于D-S框架、冰山运输成本、演化和计算机建模策略。同时在运输成本足够高使得贸易不能发生的情况下，聚集也有可能发生。在Behrens（2004）看来，空间均衡的类型被移动要素与非移动要素的比率所决定，比率越高，聚集越大。因此，与一般的观念相反，聚集不是贸易的“副产品”，它有可能出现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可以认为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聚集分析还存在以下几个缺点：第一，新经济地理学缺乏福利分析，第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两个区域假设来自于贸易理论，而这种假设不能解释以丰富和复杂层级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第三、与事实相关的基础问题是区域劳动力市场模型太过简单：营业利润常常支付给了熟练工人；第四，新经济地理过分依赖于新的垄断竞争模型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均质空间中，在哪里聚集这个问题也是新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拥有不完全信息的经济人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策博弈，新经济地理下的垄断竞争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环节，藤田也承认，新经济地理学忽视了个体博弈分析确实是一种缺陷这种观点。

三、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CP模型的相关方面。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对模型中的假定进行完善和约束的放松，并对最优化求解的过程进行优化，同时合理运用更加成熟的理论工具，比如区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并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模型中已经涉及的因素外。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1. 扩展研究范围。新经济第地理学对集聚问题的提出和解释是其核心之一，但是通过CP模型对集聚的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CP模型通过约束条件和最优解，对集聚的向心力进行了基本的解释，但是并不充分。而对于集聚离心力的解释就更加不能让人信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扩展研究范围，即对CP模型进行完善和优化，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垄断竞争模型。

（1）CP模型的拓展。CP模型是建立在静态框架下，因为在模型的假设中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零，对于集聚的动态性的研究不够，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对集聚的影响。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率的重新假定，对模型中加入经济动态变化因素，从时间维度上进一步解释集聚现象。对于抽象为一个点的区域，在CP模型中加入与区域内部因素有关的变量。对区域内部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加入其它产品与农产品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区间因素的研究也要扩展，重要是需要加入对政策因素的研究。应通过某种方式将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引入CP模型，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对经济空间结构，或者说对于集聚的影响。

（2）扩展垄断竞争理论。D-S垄断竞争模型可以看作是CP模型的基础。在CP模型中对于集聚的解释主要是依靠附加上的运输成本的分析。但是经典的D-S模型中，因为隐形成本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是不变的，所以均衡价格与市场空间分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运输成本这一附加因素，作为经典D-S模型中的隐形成本，是无法对集聚产生影响，也就不可能成为集聚的原因。所以需要对垄断竞争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考虑竞争性效应，建立能够体现价格和市场环境之间关联的模型。

（3）深入研究集聚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对于集聚的解释主要针对集聚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对集聚产生的过程和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对于集聚产生的过程的研究，需要增强动态方向的研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理论框架。对于集聚未来的趋势，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区位选择的关系研究，或者通过对贸易与集聚的关系研究，来实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同时，集聚的现有解释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上的解释不足，背离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初衷。需要从微观层面上的深化建模，进行实证分析。

2. 加强实证研究。线性模型是较容易进行实证研究的，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范畴涉及规模报酬递增，一般均衡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等，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这也就造成了其核心模型实证研究的不足。实证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变量的选择上入手，确定约束条件，界定因素关系，精确量化变量，明确处理方法，以进一步深化实证研究。从抽象的数学模型出发，逐步放宽约束条件，最终实现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对模型进行修改和完善。

（1）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达瑞坦和欧佛曼提出，对区位选择的实证衡量方法应该具备5个特点：在不同的产业间是可以比较的；能够控制覆盖整体经济活动的集聚水平；能够控制产业的集聚；对于规模与集聚的概念是公正的；对于最终的结果给出明确的指示。基于以上观点，有学者已经通过对产业集中化程度的地理分解性数据进行检验，研究不同的产业之间集中化水平，同时分析大城市间产业组织分层结构的现象。

（2）本地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可以运用双重规范差异模型来检验本地市场效益的存在。比如通过对两个隶属于普通优惠性贸易区域的出口国产品的出口研究，研究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和运输成本的关系。通过对克鲁格曼模型的扩展，可以为分析跨国范围的本地市场效应创造了一种新的检验性框架，检验在多国范围内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一国的生产对其本国市场的相对大小和与国外市场的相对距离的依赖关系。同时，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跨行业数据进行检验，分析本地市场效应理论的存在。

（3）多重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累积过程与多重均衡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跨区域的经济活动分布中存在多重均衡，这些多重均衡的状态依赖于历史性的事件或预期。尽管在区域多重均衡的理论拓展方面存有较多的研究，但是目前仍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证明这种多重均衡在真实经济中是否也同样显著存在。

四、 结论

现今，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正是解决新经济地理学困境的一个新尝试。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同质性企业假设，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垄断竞争和企业异质性为切入点，分析企业成本差异、效率差异与集聚经济的关系，构建了新新经济地理模型。尽管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极大反响，但仍需要在本地效应，城市集聚的微观基础，组织行为与企业布局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解析异质性企业与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以不断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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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顾朝林，王恩儒，石爱华.“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地理学报，2002，（4）.

第6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邮政史

一、经济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组织(决策)的学科，即经济活动系统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形式、相互关联，以及布局决策和依据等问题(刘艳芳等，2006)。①将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和市场的社会结构》。首先，该文运用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农村聚落的静态分布，发现现实中的基层市场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边形”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构建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中心地等级序列。其次，该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基层集镇数量的动态影响。施坚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基层市场区域面积(及覆盖的村庄数量)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因新的基层市场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环”理论。同时，现代交通方式(铁路、公路)的引入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所经之处的集镇会上升为高等级中心地，辐射面积扩大，并导致周边基层集镇逐渐消亡。学界对施坚雅理论的批评与质疑，多以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论模型的反例为依据，如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对该理论的误解外，这些声音更多反映出的是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偏重历史事实的描述，注重细节与个例，较少关注一般规律的抽象与理论构建，经济地理学恰好补充了这一点。依笔者愚见，施坚雅的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基层市场区域的具体形状(是否为六边形)或覆盖村庄的精确个数(6、18或更多)，而在于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了市场边界的两项决定因素，即人口压力与运输费用，以及现代交通方式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对传统市场区域的整合与重塑。换言之，该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的数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加以检验，而不是简单的举例。根据统计学，如果一个或多个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另外一些变量“显著相关”，前者与后者间便可能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仍需通过逻辑推理与经验常识加以验证。回到施坚雅的理论，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人口密度”与“运输费用”会显著影响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这无疑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为部分经验常识证明。但是，该理论仍然可能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普遍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其它误差，即统计学所谓“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干扰，导致具体影响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就是出现大量的“反例”，以及“举例”的方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否定该理论的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施坚雅的理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根据华北的情况总结出新的影响因素。但应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可靠数据与统计学分析进行证实或证伪，举例的方式再多，也无助于加强或否定理论。

二、历史学(制度史)视角下的邮政史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下。吴昱的《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④认为近代邮政弥补了传统通信体系的不足，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障碍。首先，我国传统的社会通信体系表现为官方的驿传体系与民间的民信局“官民分立”的二元结构，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商埠邮局”“客邮”等外国机构。缺乏统一通信体系的弊端日益明显，驿站“岁耗三百万两白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民间信件的安全、速率与寄达范围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与保障体系，“客邮”更是肆意横行侵犯主权，近代邮政的创办势在必行。但邮政的发展过程却举步维艰，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对邮政是否能满足文报传递时效性与保密性的顾虑，以及“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导致部分官员激烈反对。二是驿站、民信局、“客邮”等原有通信机构与大清邮政的利益冲突，减缓了新式邮政推广的速度;三是由于运营目的的不同，驿传体系与民信局、客邮等机构在寄递方法、邮路设计、交通工具、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系统的整合也需要时间。此外，该文还详细讨论了大清邮政与驿站、民信局、“客邮”的博弈与竞争。刘文鹏的《清代驿传体系研究》⑤指出，近代邮政的发展经历了地方试办、海关邮政局、设立文报局、台湾改铺为邮直到国家官办邮政等一系列过程。他认为导致传统驿传体系向近代转型的因素有二:一是驿传体系自身的僵化，无法保证文报传递的安全性与效率，传统驿路分布无法适应晚清的军政形势的变化(内部因素);二是国外新的信息传递理念已受到晚清有识之士的关注，为驿传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外部因素)。同时，传统驿传体系与近代邮政体系间存在联系，“站改为邮局，驿传路线改为邮政路线，旧有的站差改为邮差，是中国国家邮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有之路”。近代交通发展缓慢也是阻碍邮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国的《从兴盛到衰败: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①一书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专门针对民信局的研究。该书详细讨论了民信局的经营方式、理念和特色，以及与大清邮政的博弈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与原因，并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分析了民信局的空间分布与寄递网络。他发现民信局通信网宏观上呈“T”字形分布，以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省市延伸，寄递网络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镇三个层级展开，但并未覆盖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出网络的稀疏性、线路的选择性与地点的有限性等特征。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单纯的制度史叙事范畴。此外，谢彬的《中国邮电航空史》、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龚达才《中国邮政一百年》、郑游《中国的邮政与邮驿》、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等论著也以通史性的研究视野和专门史的方法，对近代中国邮政及其制度分支的发展脉络及业务拓展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侧重于评论不同时期邮政发展的特性，以及在邮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背景与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根据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变革的重要原因，邮政的创办除客邮侵犯主权，驿路僵化、文报时效性与安全性丧失等政治因素外，还包括民信局网络的局限性、甲午战后财政窘迫、晚清铁路迅速发展等经济因素。换言之，近代邮政业务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邮政的经济属性体现在其分布中，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

第7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第一，即人口，对此学科的研究需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正确地理解，我国是人口大国，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虽有放缓的趋势，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不容小觑。第二，资源，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享有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第三，环境，环境的教育是伴随“废水、废气、废渣”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而产生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洁净程度近些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生态文明教育需进一步落实。最后，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学就在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要素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环境，对资源造成了消耗，经济学则是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对资源的边际破坏量等于边际收益。另外，人口迁移的存在，使以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性。例如，我国人口迁入大城深圳，约80%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79~2010年间，从0.15万人上升到798万人，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容纳了5201人，原本资源丰富的城市，在30年间，资源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

二、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原则

1.批判性原则。

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

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

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核心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

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3.网络探究。

第8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需要；需求；经济学；房地产高价

作者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然后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了如何解决我国房地产价高居高不下的现状。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可谓是风光无限。但也让无数的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造就了无数的房奴为房梦而奔波。是什么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居高不下?下面作者将从四个方面解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一)需要与需求

1、理论分析

需要是人的本能反映，它源于自然性要求和社会性要求。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它是有机体自身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中需求是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在经济学中，必须区分需要不等于需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求是指既有愿望，又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如果没有支付能力，则不能将需要称为需求。形成需求有三个要素：对物品的偏好，物品的价格和手中的收入。需要只相当于对物品的偏好，并没有考虑支付能力等因素。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意愿并不构成需求。需求比需要的层次更高，涉及的因素不仅仅是内在的。所以在经济学中，必须注意不要将两者混淆。经济学的基础分析工具是需求与供给理论，而非需要与供给理论。

同时由于文化习惯等原因，中国人对于购买房屋等类的固定资产是有着强烈的心理偏好的，即商品房是缺乏弹性的，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的反映欠敏感，需求量随价格的变动变化下。同时，对于缺乏弹性的商品，提高商品的价格会使厂商的销售收入增加，这也为商品房价格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

2、实际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而且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因此，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中来，形成了对商品房的庞大需要。但是有了需要并不一定能形成需求，因为刚刚进入城市的很多人并没有购买商品房的经济能力。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商品房的需要量大于需求量。

通过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知，商品价格是指有市场上商品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均衡价格。但是，现实中往往将需要和需求混淆，错把需要当做需求，而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差别。由于房地产供给的有限性和房地产商的极力宣传，大家错把需要曲线看做需求曲线，需要曲线的需求量大于需求曲线，同等供应曲线条件下，商品房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形成了高房价。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房的需要量不断加大，而需要住房的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商品房的高价位一次次被刷新。

按照常理推断，既然我国商品房价格形成是由市场需要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市场需求量被高估了，那么多开发的商品房进入市场会冲低商品房的价格并形成商品房滞销的局面。但现实为什么常常出现商品房热销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的趋势，大家认为商品房的价格会持续走高。因为按照现实中参照的市场需要量，商品房市场的供应量还较小，商品房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的局面，存在升值的空间。而且商品房是缺乏弹性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随价格变动不敏感。同时，由于受土地等因素的制约，商品房不可能实现无限的供给，这就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对商品房升值的信心，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商品房极度热销的场面。

(二)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

在前半部分的介绍中作者指出，由于经济承担能力的因素，我国众多对商品房的需要没有转化为需求。那为什么多开发的商品房还是依旧被销售出去了呢?这是因为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大，富人虽少但富裕程度相当高，趋于利润的追逐，他们把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大量买进并炒作商品房，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的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的GDP总量位于世界第三位，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大，穷人太穷、富人太富。社科院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0年我国人均GDP预计超过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并不缺钱。在本书中还指出，全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穷人的贫穷程度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城市化进程等原因对于城市商品房的大量需要，商品房存在升值的空间，富人为了获得升值利润，将房地产作为其投资的一种手段，大量买进炒作商品房，待高价时卖出商品房以赚取差价。

由于较高的基尼系数，中国富人的资金持有量相当可观，同时商品房的升值空间比较明朗，所以中国富人的大量买进和炒作房地产，极大地促使了中国商品房价格的提高。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土地，甚至可以说地理区位因素可以决定房地产的价格及档次。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供应量是有限的，而且每一区位的土地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土地在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稀缺性和独一无二性，加剧了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加剧促使了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地王的记录也一次次的被刷新。土地的价格最终会分摊到商品房的消费者手中，这进一步加剧了商品房价格的攀升。

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考察基本上还是唯GDP论：GDP高，地方政府的绩效则高；GDP低，地方政府的绩效则差。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更高的GDP和更好的绩效，也在推动土地价格的持续攀升，进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四)国际热钱的流入

热钱的流入也在推动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一步步持续走高，在所有的商品房价格的影响因素中，热钱的流入是最可怕的，它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我国尚未发现境外热钱有组织、大规模流入境内。违规流入的热钱多采取蚂蚁搬家方式，呈现多点式、渗透的特点，从去向上来看，部分热钱流入后直接或辗转流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价格继续走高。

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解决措施

认清原因是途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下面作者将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途径。

1、认清房地产市场的需要与需求。需要是人的本能，需求才会创造市场。因此，应该分清房地产市场上的需要与需求，以需求为基础来对商品房进行定价，避免因高需要、低需求造成商品房市场价格的居高不下。

2、创造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探讨的重点，但也是众口难调，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太高，两极分化太严重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要进一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公平的因素。

3、改变地方政府评价指标体系。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过程中，要改变唯GDP论的方法，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的综合执政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GDP而提高转让土地的价格。

4、抵制热钱，发展正常跨境资本流动。国家相关部门在发展正常的跨境资本流动过程中，也要严查热钱，抵制热钱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打击。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抵制不合理因素对我国经济体系的打击。

论文中，笔者从需要的推动、高基尼系数下的贫富差距、土地的稀缺性、国际热钱的流入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对如何解决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为推动房地产高价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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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 房地产；特征；意义

所谓房地产，是房产和地产的合称，指房屋与土地在经济关系方面的体现，属资产范畴。房屋与土地反映的是物质的属性与形态，即自然属性；而房产和地产则体现着相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属性。由于房屋和土地不可移动，或者一经移动就要丧失极大价值，因此，房地产又称不动产。房产有两种分类方法，其一是按房屋的所有权性质划分，可分为国有房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房产、公民私人所有房产等。其二是按房屋的用途划分，可分为住宅、生产用房、营业用房等。住宅一般要占到房屋总量的一半左右。地产一般分为生活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

房地产是实体、价值、权利三者的结合，可以从物理、经济、社会三个角度来分析房地产的特征。就物理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单件性和耐久性；就经济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房产价值和地产价值的结合性、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投资大、房地产投资的流动性较差、房地产具有保值和增值性；就社会特征而论，房地产具有复杂的法律关系以及受到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经过六年的过渡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发动了反扩大化运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紧接着又发动了，造成了中国的十年浩劫，生产力发展缓慢，生活水平低下，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中国人。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房地产产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出租土地

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单位无权处置，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指导规划。一旦政府决定开发哪一处土地，该处的土地便产生了地租，有房地产开发商支付。社会主义的地租与资本主义的地租基本一样，所不同的是收地租的主体不一样。社会主义收地租的主体是政府，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资本主义收地租的主体是资本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地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同样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段地租等类型。

目前，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租，不仅仅是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而且是根据供求关系、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等而定。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在增加，用地面积在增加，耕地面积在减少，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土地价格猛涨。所谓土地价格，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而在我国，所谓的土地价格实质上还是土地地租，因为在我国，开发商开发土地，时间最长是70年，而不是永远。各级政府通过出租土地，大幅度增加GDP，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江苏南京江宁区为例，出租土地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都是极为可观的。江宁区开发商租用土地，租期为70年，租金为250万元。每年租金是3万6千元。现在农民种一亩地，每年收入达不到1万元，就按政府每年支付给农民1万元来算，政府每年每亩还净得利润2万6千元。这是政府一份不小的收入。政府用这些收入为人民谋福利。这是政府出租土地的直接效益。还有间接效益，即，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出租后，原耕种土地的农民转向其他行业，在其他行业继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贡献。

二、收取税金

无论是公务员的薪水、教师的工资……还是建设公路、学校……所需费用基本上都是来自地税、国税等税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获得税金的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强弱。由于我国经济的逐渐强大，国家在不少领域免去了税收，例如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但是，如前所述，房地产产业现已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命脉支撑点之一，如果房地产业稳步发展，就可以征收大量的资金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事实胜于雄辩。仍以江苏南京江宁区为例，该地区10到11楼每平方米商品房售价9230元（10层以下价更高），税金按7%计算，每平方米商品房可收取现金646元。国家收取税金后，再反哺农业，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等几方面的内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着中国梦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保障的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是这些需要在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功能等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能为维护社会安定提供可靠的保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而再再而三多次提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要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得到正确解决，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够为社会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能够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所需的制度保障。据调查，在农村，钢筋水泥砖结构型的房屋每平方米造价400元，而且鳏寡孤独老人者较多，政府出资为这些人每人建筑10平方米的房子供其居住。在江宁区每出售100平方米的一套商品房所收获的税金可满足15个这样的老人居有定所。房地产业势在必行。

三、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铁的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一，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所以，要做到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把它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房地产产业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改革的催化剂，是稳定的方向盘，因此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

四、保证人民居有定所

唐代诗人杜甫尽管通过游览祖国的名胜古迹，写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诗篇，鼓励着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辛勤耕耘、努力点缀祖国的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锦绣江山，但他居无定所，整天为生计而愁闷。杜甫家境贫寒，居住在不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庵内。一年深秋，大风呼啸，风雨交加，杜甫的茅草庵眨眼间随风飘扬，茅草像仙女下凡一样散落在山脚下、河流里、湖泊中……风停云止，雨过天晴，村童们争先恐后哄抢杜甫毛草庵上随风飘落在各处的茅草而据为己有。待杜甫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家门哄赶村童们的时候，地上的茅草早已不见综迹了。杜甫仰天长叹，写下了千古辉煌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述说了他一生的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悲剧在当今社会不会重演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有志智士在城市建功立业，并取得了“一席之地”。城市的商品房是对他们开放的，他们购置了商品房，白天在外面打拼，晚上回到了安乐窝，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真是神仙日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促使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而房地产产业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房地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坚强柱石。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是今后房地产产业健康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发展房地产、实现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