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企业政研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施工企业政研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当前企业；思想政治；措施工作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时代，在这个阶段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想决策手段，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企业的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可以增强企业职工自身的凝聚力，提升企业职工整体的素质，使得企业各个方面的管理更加具有时效性，还可以对企业整体实施综合性的实践和指导，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可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是改变和引导人们行为以及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在现代企业机制以及制度转换这一个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以及新的情况，下面，笔者就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一、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是优化机制
想要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要求必须要优化企业的机制，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上实现创新，多年以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一直都在延续着自上而下这样的运行机制，企业的机构设置上下对口，企业上级负责任务的下达，下级负责安排任务，这样层层进行布置，一项活动要实现全员参与，自选动作比较少，规定动作比较多，十分容易发生形式主义的现象。所以，必须要积极倡导首创的精神，群策群力，独立思考，将自选动作增加，努力形成企业自身思想政治工作的特征，将主题活动和自选动作的作用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企业的管理机制上实施创新，建立起完善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考评的机制，定期或者不定期来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实施考核，并且将考核的成绩和企业先进评选、企业干部晋升以及企业绩效相关联。建立起两个文明建设一体化的机制，将生产经营目标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共同纳入到企业整体目标之中，同步考核、同步检查以及同步规划，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协调进行发展。
二、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是更新观念
在社会组成中，企业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是独立实施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更加是推动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支撑力量。而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是党思想政治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有的企业自身的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了弱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有企业环境和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影响就是企业自身党务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党务工作人员，他们在自我定位和更新观念方面并没有对企业快速发展形势进行适应，在自身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会有迷茫的感觉，有些企业的党务工作人员会抱怨企业的职工认为自己没有为企业做出任何贡献。当前形势下，企业的党组织工作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企业开展重大决策的时候履行自身的参与智能；其次，在生产经营过程之中履行在自身的服务保证职能；再次，在调动其他组织团体、共青团、工会积极性过程中履行自身的协调职能；在企业队伍建设方面和班子建设方面履行管理职能；最后，在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履行自身监督职能；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履行自身领导职能。想要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些职能和作用来实施定位和思考，组织开展活动。
三、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讲究方法
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围绕着企业经营和企业生产这个中心，讲究正确的方法和方式，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以及内容都要围绕着这样的中心，结合企业自身发展以及改革生产经营来实施，企业要积极开展党员科技创新岗、企业党员安全责任岗、企业党员先锋岗、企业直径线上党旗红等等活动，还要开展党建主题活动，这些都是结合企业自身施工经营和生产来组织的专题性活动。要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结合企业的中心工作，将施工生产过程中以及活动过程中的某一个专项任务和单项的工程相结合，将某一个阶段性任务进行紧密结合，将企业的施工生产所需要实现的安全文明目标、质量目标、工期目标、效益目标和党建工作内容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工作的活动方式和内容更加有影响力和活力。
加强当前新形势之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主导，充分认识到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内容，体现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注重企业的人文关怀，联系企业职工的思想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不仅仅要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还要鼓舞人、引导人和教育人，从本质上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使得当前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活力和生机。
四、结语
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是优化机制、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是更新观念以及新形势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讲究方法这三个方面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罗振明，祁亚洲，杨方伟.应对“入世”挑战 增强管理理念 不断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A].2002中国未来与发展研究报告[C]，2002.
[2]福建省政研会三钢理论研究基地第一课题组.关于国有企业经济环境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思考[A].探索·创新·实践——“福炼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汇编[C].2004.
[3]郝志功，刘伟.全方位运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A].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与思维创新——企业运行机制与思维创新研讨会议论文[C].2003.
第2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 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行为；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背景
能源的大量消耗，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了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顽症，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大户，实施节能减排责无旁贷[1]。与此同时，政府在生态环保资金投入及监管力度方面非常重视，“十二五”时期，中国生态环保投入将达到3.4万亿元，2013年发改委确定的节能目标为单位GDP能耗下降3.5%，较2011和2012目标提升了0.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实施节能减排不仅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政府监管工作的着重点。
在国内外学者对节能减排行为的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1 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内外学者对节能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关于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制约因素研究，另一个则是关于企业节能减排影响因素与管理对策的理论模型研究[2]。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行业特征、企业规模、管理者素质，政策层面的支持；外部的政府管制、商会和社会压力等[3]；而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外部驱动力和内部驱动力[4]。
1.2 企业采取的节能减排行为分析
在对企业主要采取的节能减排行为进行分析研究中，主要集中于耗能领域分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重点对高耗能行业可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进行研究说明。而在对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则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发展前景等的介绍。
1.3 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管理对策及政策建议研究
企业节能减排管理对策及政策建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国家的节能政策和经验，与此同时分析我国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式，提出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对策建议。
学术界已经对节能减排行为进行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呈现出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的特点，与此同时，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或行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原因及目的、采取行为、取得效果、政策建议等的研究仍较少，本项目研究则随机选择江西工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43家工业企业的实地调研及访谈来了解江西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目的、所采取措施、取得效果，最终提出改进建议。
2 研究设计及数据收集
2.1 问卷设计流程
问卷调查法是本次调研的主要方法，在问卷设计过程中经过了文献研究、企业预调查、资料整理、题目筛选、专家修改等五个步骤最终确定问卷。
问卷思路主要为获得五个方面的信息：企业基本情况的了解；企业节能减排原因及目的；企业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节能减排绩效；节能减排施行障碍；建议及期望。
2.2 样本选择
通过实地调研，以问卷及访谈的形式对江西65家工业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实际发出65份问卷，收回的有效问卷43份，问卷回收率为66.15%。在样本选择过程中，各行业占总调查单位的比例为：钢铁7.0%，有色金属7.0%，石油石化2.3%，电力4.7%，机械11.6%，化工2.3%，制药2.3%；同时，被调查样本企业中主要排放的污染物为：烟尘（23.9%）、粉尘（19.7%）、化学需氧量（12.7%）、二氧化硫（11.3%）、氮氧化物、重金属离子等。
3 调研结果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及文献参考，研究发现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由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决定，而节能减排意愿驱使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节能减排措施施行的效果则为节能减排绩效，节能减排措施绩效经反馈转而影响节能减排意愿，同时通过绩效改进进而使节能减排效率优化，而节能减排效率优化也将影响节能减排意愿，具体而言可由以下图示说明：
3.1 企业节能减排意愿分析
企业经营状况和所面临情况各具差异，因此各个企业采取节能减排行为的意愿不尽相同。企业节能减排原因是基于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22%）、企业社会责任与压力（22%）；其次是控制成本提高利润考虑（20.5%），政府的监管与扶持（18.9%），同样周围居民的要求（9.1%）及竞争者及顾客的节能减排偏好（6.1%）也会对企业节能减排意愿产生影响。
通过对企业调研结果及文献资料分析，我们将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因素分为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而内部驱动因素中主要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目标、社会责任、市场需求三个层面，外部驱动因素主要为管制压力、竞争压力、社会压力。
3.2 企业节能减排措施分析
由于企业本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各不相同，不同企业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也各具差异。大体而言，企业的节能减排措施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引进新技术、优化生产工艺，二是引进新设备，三是人才培训及企业文化宣导。
样本企业主要选取的节能减排措施为优化生产工艺（29.1%）、引进节能设备（23.6%）、发展循环经济（15.7%）、相关人员节能减排行为思想培训（18.1%）和参加节能减排经验交流、学习活动（13.4%）。
3.3 企业节能减排绩效分析
企业节能绩效是指单位产值能耗下降幅度；企业减排绩效是指主要污染物
（二氧化硫或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下降幅度[5]。样本企业选择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后，23.3%的企业认为带来的直接效果是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22.5%的企业认为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另有20.2%的企业认为污染物排放明显减少。
调研结果中，企业通过采取节能减排措施获得社会或政府的奖励的企业仅占14%，且仅有7%的企业产品的销量增加（顾客节能偏好），由此可见，政府及公众在激励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方面仍有较大欠缺，这也是企业节能减排绩效改进的重要提升点。
3.4 节能减排施行障碍
在节能减排政策施行过程中，企业节能降耗的开展，存在两方面的阻碍因素：第一，企业自身缺乏开展节能的积极性；第二，外在条件的制约，政府优惠政策与帮助不够、技术不成熟等。样本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施行障碍主要为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增加企业成本（17.7% ），缺乏资金、节能减排成本太高（16.7%），缺乏相关技术（13.5%），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9.4%）等。
4 企业节能减排效率优化
样本企业期望获得的支持中，主要是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所得税、增值税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专业人才，环保及节能降耗相关技术的引进等。企业节能减排行为优化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4.1 政府需加强规范、引导、监控、激励工作
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引导、监控、激励整个社会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工业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政府监督因素是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原因，这证明了政府建立健全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执法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同时，政府要扮演起一个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通过建立行业内技术、资源、信息等的共享平台，为企业提供相关人才、技术等的支持，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加速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推进节能减排产品的市场化，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4.2 企业需健全体制、提高意识、加大技术投入
企业应提升自身对节能减排的认识及重视程度，将节能减排纳入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致力于调动员工从事节能减排的工作积极性。一方面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为公司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加强与基层员工的交流，从实操细节优化生产工艺，减少资源浪费。
同时，企业应通过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设备、技术和人才，推进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展开，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再造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力争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4.3 社会公众需提升节能减排意识
企业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盈利性组织，其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的偏好及舆论影响。因此，充分利用社会公众的力量，无疑会对整个社会节能减排的进程起到一个推动和监督作用。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0%的企业认为“周围居民要求”及“竞争者及顾客的节能减排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企业产品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若能提升公众节能减排的意识，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选择并使用节能产品，必将促使企业在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下，加快研发节能减排产品的步伐，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压力在促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原因中占有极大的比重（29%）。社会公众作为社会舆论的载体和传播者，无形中对企业的产品起着一种有效的监督作用，为了能够获得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企业不得不改善自身形象， 塑造良好信誉。而在环保意识日益盛行的今天，节能减排也将成为企业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吴滢，冯瑶瑶，张晶.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6）.
[2]林永居.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管理对策研究述评[J].东南学术，2011（3）.
[3]邹艳芬.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角度[J].资源科学，2011.05.
第3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创新意识观念，谋全局、定目标
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引领机电集团科学发展
在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千亿机电的实施进程中，机电集团准确把握了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新思路、职工思想活动的新特点，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体现了时代性、创造性和引领性。
坚持科学谋划，实施“321”战略。思想建设重在学习、运用和谋划。集团上下经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讨论”、“创先争优”活动的学习研究和思考，提出了“敬业、创新、开放、提速”的新经营理念和“321”战略（即：完成三大建设，实现两个目标，达到一个愿景。三大建设：建设成为西部装备制造业高地；建设成为千亿级产业集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两个目标：2012年，力争实现营业收入500亿元；2015年，力争实现营业收入1 000亿目标。一个愿景：实现“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企业愿景。）促进了企业的科学发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华骏撰写的《论“一讲二评三公示”的实践意义》，获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优秀论文，收入《优秀论文集》，获中国机械政研会《百篇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坚持科学部署，目标措施明确。机电集团高度重视集团生产经营、职工的思想热点和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制定了集团政研会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意见，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化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政研会建设；用“一讲二评三公示”创先争优载体来促进政研会的工作；用四个“贴近”（即：贴近实际稳定人心，贴近生活感动人心，贴近职工温暖人心，贴近目标激励人心。）来夯实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基础，为实施“321”战略目标和文化建设大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支撑。机电集团被重庆市国资委推荐参加“全市首批学习型企业建设典型”评选。
坚持科学发展，勇敢理性 “走出去”。2010年，机电集团成功收购英国PTG公司百年老店及其5项世界先进技术，成为重庆“走出去”战略的学习样板。2011年8月，在英国设立重庆机电欧洲研发中心、欧洲营销中心；同年，与重庆市科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重庆市科委、两江新区管委会三方签订了联合引进院士专家团协议，成立重庆机电装备技术研究院。同时，推动实现了重庆轨道交通列车全过程本地化制造，大力推进重庆直升机产业的实施，为重庆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发展，为打造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智力支撑。
创新方法手段，有声音、显实力
用思想政治工作来提升机电集团品牌形象
在建设千亿机电集团的前进道路上，集团积极运用好报刊、视频、网络等各种宣传手段和媒介阵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做到“有声音，重引领，促发展、显实力”，为机电集团“321”战略目标实施加油鼓劲。
重视理论教育，多种方式学习。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的“龙头”和“示范班”作用，开展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为主要教材，以中心组学习、知识答题、征文比赛等为主要形式的“百万党员学党史”活动；举办了“与信仰对话、为青春导航、建功‘321’，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报告会和机电集团宣传群团骨干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会；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延安、井冈山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了生动具体形象的爱党、爱国教育。同时，通过学习教育及时掌握好企业干部职工思想状况、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员工培训、调研、报告、“五五”普法等学习教育活动；
重视舆论引导，强化网络宣传。在人民网《重庆视窗》等媒介开设了以“重庆机电迈向新腾飞”、“机电集团庆祝建党90周年”、“《机电之歌》——一首豪气蓬勃的企业壮歌”为题的专题宣传。人民网《重庆视窗》对机电集团“庆祝建党90周年创先争优表彰大会暨文艺展演”进行了直播。2011年，集团通过各大网络媒体发表新闻2 000多条，组织开展了10多次专题采访和两次到企业调研，全方位、多角度报道展示了机电集团的经营成果和经济实力。
坚持形象展示，用好传媒资源。2011年，我们成功接待了中央媒体走进重庆机电宣传采访活动，组织所属企业参加了“国企为党旗添光彩”主题宣传采访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具有深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宣传报道，向社会介绍了机电集团的改革发展成就和展示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重庆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在《公民导刊》刊登了《创新，让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走向世界》，在《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使命感，重庆机电重生的原动力》， 在《工人日报》刊登了《今有鲲鹏志 高路入云端》等宣传集团改革开放成就的多篇文章。集团及所属企业就有近200多篇新闻和专题报道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发表。为此，机电集团连续三年获得了“重庆国企新闻奖组织奖”。同时，集团出版《重庆机电报》20期，创办了《机电党建信息》，目前已编辑30期。
创新内容形式，重传承、抓提升
用思想政治工作来丰富集团文化内涵
在文化建设中，机电集团注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创新、引导与统一、思考与提升，来丰富集团文化内涵，用文化来凝聚人，用文化来鼓舞人，用文化来推动机电集团的繁荣发展。
创作《机电之歌》，展示机电精神风貌。邀请国家顶尖级词作家任志萍作词、曲作家孟卫东作曲，创作完成机电集团公司歌《机电之歌》,并于2011年7月1日，隆重举行了创作首演，启动了推介、传唱活动。面向全集团、全社会展现了机电集团“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壮志雄心。
践行“忠诚情义”，肩负机电国企责任。机电集团注重将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结合，提倡“忠诚情义”，通过强化组织的带动和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升华信心情怀，把发展和振兴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作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其中，我们倡导的“忠”，就是忠于职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诚”，就是以诚为本诚信为人。“情”，就是要以人为本，情系员工。“义”是大爱无边，是敢于担当。机电集团担当国企责任，一方面，产业布局助力重庆市区县发展，在双桥、綦江、铜梁等区县落户的项目，已完成投资23.1亿元；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对口帮扶，去年用于对口扶贫的资金超过1 100万元，机电集团荣获了“重庆市红十字奖章”、“重庆市扶贫突出贡献奖”和“重庆市2011年度慈善捐赠突出贡献奖”。
活跃“细胞建设”，促进机电文化发展。近年来，机电集团十分重视各级文明单位、工人先锋号、巾帼文明岗、青年文明号创建，并以各级各类创建活动来提升集团的软实力，努力把文化建设成果转化为企业品牌形象，提升机电的社会美誉度。近两年，集团先后有1家企业创建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两家企业创建为重庆市文明单位标兵，5家企业创建为市级文明单位，7家企业创建为委级文明单位，集团公司级文明单位有6家，公司级巾帼文明岗近30个。同时，机电集团荣获“全国机械行业文明单位”，“重庆市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优秀企业文化单位”。
创新工作思路，凝人心、聚活力
用思想政治工作来促进集团跨越发展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机电集团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不断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式。
坚持做到“落地”。在工作中改变以往“我们讲什么，职工听什么”为“职工关心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工作生活实际来开展工作，并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使其作用发挥在决策前，落实在执行中，渗透到管理上，准确把握职工思想活动的趋势，抓住思想和行为苗头，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重视选树“典型”。选树好典型并实事求是地宣传学习典型，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成效的好方法。因此，机电集团结合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精心选树和培育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示范、带领作用的先进典型，形成了比、学、赶、帮激励向上的良好氛围。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华骏先后荣获2011年度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1年重庆市国企贡献奖；集团及所属企业2011年有4个企业被评为重庆市国企贡献奖先进集体，5名职工被评为重庆市国企贡献奖先进个人，3个团队被评为重庆市国企贡献奖科技创新团队，4名科技人员被评为重庆市国企贡献奖科技创新英才。集团及所属35户党组织成功创建为市国资委“五个好”党组织。
力求工作“新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增多人们了解社会、掌握信息的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手段和方式上要有主动性。特别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对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生活的影响日渐微弱。集团在宣传企业大政方针、展示发展成果的同时，特别重视运用新兴媒体与职工进行沟通，掌握思想动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目前，已初步建成集团及所属企业网络信息化平台，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4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性假设；园区；管理模式
一、管理模式的概述
1.管理模式的概念回顾
在国外，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商业模式都用“Business Model”来表示。小詹姆斯.H.唐纳利( J. H. Donelly)在《管理学基础》中表述的管理学则为“讨论只与某一特定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他认为管理学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国内学者钱颜文等认为,管理模式是特定环境下组织内资源的配置的某种标准形式, 这种形式可以为别人所借用和参照;聂子龙在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及演变中把组织架构方式看作是管理模式,提出了工厂模式、科层模式和网络模式三种管理模式;郑和平认为, 企业管理模式, 包括结构模型和支撑模型。其结构要素主要有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管理技术、管理体制和规章、决策及领导体制;本文认为管理模式是在管理人性假设的基础上设计出的一整套具体的管理理念、管理内容、管理工具、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论体系并将其反复运用于企业，使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自觉，加以遵守的管理规则。
2.管理模式的种类
管理模式不但涉及了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方式，还有管理风格等管理模式的这种复杂性注定了管理模式种类的多样性，不同的学者和企业家对管理模式有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如海豚式管理模式（Connie Gloser,. 1995）,鲨鱼式管理模式(Lan R S M. 1996）,制约管理模式 (Akhil Kumar, J.1999),以流程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李垣，2001),刚性管理模式和柔性管理模式（李勇刚，2001）,双头鹰管理模式（梁远庆，2001）,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洪生伟，2001),物本管理模式和人本管理模式（谢水明，2002）, 海尔管理模式孙健，2002）及和谐管理模式、7S 管理模式、JIT 管理模式、MRP 管理模式、家族式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模式、日本式管理模式、美国式管理模式、邯钢管理模式等等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中, 有些管理模式被普遍接受，管理模式主要基于具体的环境和目标，因此环境和目标不同，管理模式也就不同。以上学者管理模式的观点均是从管理实践的基础出发来研究管理模式，现在本文主要评述从管理理论发展的角度及人性假设发展的基础出发，探讨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
二、基于管理理论发展管理模式的演进
管理模式的研究是人类对管理理论的认识和探索过程。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面对不同的情境, 为了实现对管理的效率最大化, 要求对管理模式的不同构成要素进行了调整并给以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因此形成了形形的不同类型的管理模式。
1、大约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 这一阶段基于“经济人”假设，管理模式的种类有 “经验管理”模式、“经济管理”模式“理性(组织)管理”模式及科层管理模式，其中以泰罗、法约尔等为代表，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 进行了著名的动作与时间的研究, 其核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他们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始萌芽。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理论。这些传统管理模式是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而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结果，仅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 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强调“数字化管理”, 重视决策方案的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 推崇通过生产技术、管理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公式化来实现效率目标，忽视了人性。
2、从20 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 管理学者们开始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梅奥主持进行的“霍桑实验”( 1924－1932) 的结果表明: 职工是“社会人”,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等, 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研究的兴趣, 从而奠定了“行为管理”模式、“决策管理”模式及“权变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西蒙的决策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行为管理”模式、“决策管理”模式、“权变管理”模式开始注意人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开始强调企业要充分运用企业的宗旨、信誉、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等“软性”的管理因素，形成了一套“人际关系”管理模式。但是这些管理模式还没有把员工看作是有价值观念、有思想、有修养的人, 因而难以使员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不利于充分挖掘员工的潜能, 进而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
3、基于“文化人”的假设，“人本管理”模式、“文化管理”模式和“知识管理”模式应运而生。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 由高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结构不断改革而引发的企业管理文化的创新运动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哈默博士和管理咨询专家钱辟先生于1993 年合著的题为《再造企业―工商革命宣言》一书,标志着企业再造作为一种创新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产生的。这些管理模式能够促使管理者透过企业管理的理性层面挖掘内在的、无法用理性加以涵盖的文化层面, 即员工的文化素养,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管理者根据员工的思想深层的文化定势, 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突出员工的主体地位, 从而对实现管理目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园区管理模式
1.园区不同管理模式国内外研究概述
（1）国外研究概述
园区的管理模式是指包括政府（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三方的领导体制、内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管理方式、法规制度以及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是动态与静态有机结合的统一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卡斯特尔和P•霍尔在《世界的高技术园区》一书中把世界高新区管理模式分为四类：第一类由建立高技术公司的产业综合体组成。典型例子是美国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128 公路地区。第二类是科学城。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第三类是技术园区。如：台湾的新竹等。第四类是日本的高技术城。这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模式。按照M•卡斯特尔和P•霍尔的管理模式分类标准，依据“三元参与理论” 杨明瑞（2006）将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划分为四类：政府管理型管理体制、大学和科研机构管理型管理体制、公司管理型管理体制、协会管理型管理体制。
（2）我国研究概述
近几年来, 我国的各类园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园区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王慧教授在《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肌理及空间效应》一文中，专门对开发区和城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空间规模、形态、空间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人口与社会、城市化与郊区化进程等方面指出开发区向城市新区发展、重构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武汉理工大学杨新年在其博士论文《开发区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中，总结开发区十年建设经验和我国城市化的趋势，提出开发建设融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发展思路;贵州大学科技学院院长张寒松在《城市新区开发建设应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之路》中，着重从新区开发建设资金筹措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提出园区开发建设应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之路;中国地质大学在《我国新区管理模式创新探索》中把我国各类新区的管理模式归纳为三类：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
2.园区主要三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1）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主要用于园区的初建期以及市场程度不高的地区。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的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园区的建设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该模式大体可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经营服务层三个层次。决策层即园区领导小组，负责园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处理园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园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管理层即园区管委会，它既是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又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集中了市政府的部分管理职能，负责组织、实施园区的建设与发展计划，管理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服务层即开发区总公司，通过房地产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技术引进、产品推销等方式为区内企业服务。
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为园区的运行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如科技园发展所必须的建筑,住房,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优惠政策，离开了政府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大大提高科技园的管理效能"促进园区的较快发展，但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多，会出现政府和不同的矛盾。
（2）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的特点在于采用董事会经理负责的企业管理制度把园区看作是一个独立经营管理的公司，由公司负责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包括厂地，资金，开发条件，信息和人才交流，主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大学科技园区的管理适用于科技园区的成熟阶段。主要采取的是“开放式”三级管理体系。虽然在管理形式上以政府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是面向市场、以企业为主导的。在我国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被沿海开放城市的高新区所采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运作模式，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园区的建设提供了自由，民主，高效的管理环境，避免管理体制上产生障碍以致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该管理模式有利于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科技园区的开发，但是该模式也需要当地政府间接指导的方式予以支持。
（3）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新型的政企合一，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市场机制，这种合作机制可取得合作收益（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奎尔），表现在：处理艰难或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超越政府干预局限性的网络解决方式所获得的收益；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的政治需求；制度化的合作联系甄别和剔除了不断增多的次级信息；多元参与者在许多公共领域的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盟关系并努力促成制度，以从事政府不能独自完成的工作，同时也使政府能力得以产生和维持。
在园区开发初期，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有利于园区的快速起步和全面发展。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园区过多的依赖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不强，不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
四、小结
管理模式的演变历经了长时间的实践，管理模式很难说有最好的和不适用的，具体采用哪种管理模式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发展、创新中, 这不仅因为管理本身就体现为一种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中国管理在学习与创新中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管理模式会提高到理论高度, 并对企业产生深刻与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钱颜文,等.论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演进[J].管理工程学报, 2005(2)
[2] 聂子龙.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及演变[J].兰州学刊,2002.1:
[3] 郑和平.企业管理模式理论及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方向分析[ J].企业活力,2003 (1) .
[4] Connie Gloser, Barbara Steinberg, Smalley.Swim with the Dolphins[M].Warmer Books Inc.,1995:
[5] Lan RSM.Strategic Flexibility A New Reality f or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J].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spring 1996:
[6] Akhil Kumar,J.leon Zhao.Dynamic rout ing and operational controls in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J] . Management Science,Feb.1999,vol.45( 2)
（上接第237页）
（3）电仪调试人员为现场调试安全员，对设备调试过程中人生安全及设备安全负责。负责检查各机械设备、动力线路、照明线路是否有可靠接地，并有漏电保护措施，负责停送电工作总体协调及指挥，试车及停送电过程必须由电仪安全员全程监护，负责在试车过程中各设备停送电标示牌悬挂及每天检查。
各现场人员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形成有机的安全管理整体。
2.加强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
现场工程师负责全程跟踪安装及试车过程，结合现场实际及时调整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在各道工序进行质量验收时安全质量一定要摆在首位，要注重验收标准中的牢固性、稳定性等安全要求部分，在工序交接时，明确各个工序的工作职责，在确认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对接。
3.设备吊运安全
设备起吊前认真阅读设备说明书和查看相关设计图纸找到设备的合理起吊点。认真分析被吊设备重量以及吊具有可能对设备造成的损伤，合理选择吊具。吊运过程由指吊人员统一指挥，各施工人员配合指吊人员进行吊运。
4.试车安全
试车过程严格按照《CCS双18模云铜浇铸机预组装试车方案》进行，所有试车前检查、设备停送电、试车过程都借鉴操作票模式采用标准化流程进行操作。现场标识牌制度落实到位，在预组装过程中把可以运转的设备和不可以运转的设备用安全标识牌进行严格区分，杜绝因施工及试车交叉作业的误操作导致人生及设备事故。安装及试车过程分工明确，统一指挥，落实到位。
预组装试车过程严格按照《CCS双18模云铜浇铸机预组装试车方案》进行，该方案包括试车准备工作，停送电、气、水流程，试车顺序，试车应急方案等，所有试车前检查、设备停送电、试车过程都借鉴操作票模式采用标准化流程进行操作。
施工现场、用电设备采取“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的配电原则设置，使用过程必须满足“一机一闸一箱一漏”的供电原则。使用过程加强漏电保护器的定性、定量检查，确保保护装置灵敏有效，防止触电事故发生。
5.做好防护，规范劳动安全与作业环境，实现施工生产环境的本质安全
通过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制定完善的预防措施，加强现场危险源的控制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止事故发生。做好事故预防，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使事故应急方案更加合理，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优化监管制度，强化监管力度，注重监管实效，杜绝各类事故发生，确保施工安全生产可控、在控。
三、总结
预组装现场施工完成了一次现场组装前的全面演练，其中获得得的技术参数、安装经验将有力的保障项目达到合同要求目标，在预组装过程中积累的安全、进度、质量的控制措施也为将为现场安装调试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设备安装及调试现场是一个动态的作业环境，其实际的情况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作业内容的变化，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加强现场管理，理顺人、机、料、作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的作业现场不仅对提高现场安全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整个项目的有效控制和项目影响力有着深远的影响，真正使安全、质量、进度做到有机的统一。
施工过程是项目形成工程实体的过程，也是决定终极产品质量的关键阶段，只有抓好施工及试车现场安全，杜绝施工及试车事故，抓好施工试车质量、进度，达到项目合同要求指标，才能确保投资效益顺利实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第5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看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国有企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的几点思考
浅议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
关于建立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之我见
谈群众文化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贡献及其启示
浅议政工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和改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影响黑龙江省足球俱乐部发展因素
辛子维艺术作品欣赏
转业军人的后代张远清：黑土地让我有了不懈的追求
赤子心——中国红烛老区公益基金会赴房山区慰问
论加强全民海洋观教育的迫切性与可行性
试论以科学发展观引导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
中国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中国慈善事业特别贡献奖李厚霖——慈善是顶级的奢侈
浅论加强党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顽强、创新、奉献的灵魂——记“和谐中国·百佳管理与创新杰出人
打工女孩的无私奉献
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若干措施的研究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浅论播音主持人与时俱进的主持风格与工作方法
浅谈完善企业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的有效途径
发挥工会作用推动企业和谐发展
从迪拜金融风暴引发的热议
慈善要从零开始
净水行业又添生力军致福倚生通州隆重开业
横空出世的现代守陵人
听蝉与足球人生
因为山在那里
迪拜之殇与中国高房价之痛
浅谈如何加强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分析
浅析《边城》中的环境美风俗美人情美
新时期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思考
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若干措施的研究
浅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意义
浅谈韩国汉语学习者存在的语言迁移现象
新时期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
中国精神与中国的龙文化
动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第6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 政产学研合作 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 互惠互利
高职院校参与社会服务、增强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融合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不仅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符合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需求。近几年来，高职院校、政府和企业对政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理念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逐步实践，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教育模式。本文结合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称我院）材料工程技术专业（陶瓷工艺方向）的实践，对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
一、“互惠互利”是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前提。
高职院校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是缓解当地就业难和招工难的有效举措。是在政府部门的牵引下，借助高职院校的科教实力及利用企业的实践平台，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地方经济不仅需要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更需要面广量大的技能型实用人才，校企双方立足当地发展实际，发挥各自优势，创造高水平的产学合作、能够培育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人才。
实现政产学研合作办学的关键点是做到互惠互利，即政府、企业、学校三方都能从办学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否则，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在实施政产学研合作办学过程中，政府起引导作用，即由政府牵头推动开放创新平台，搭建并出台相关政策来推动学校教育与产业的有缝对接，提高高职院校知识与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起主导作用，即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寻找更适合企业发展的合作方式，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过程，以高校的人才、研究成果输出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方向，提高高职教育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学校起着主体作用，即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要更适应社会企业的发展需求，以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完成对行业内的转型需求，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二、“服务地方产业”是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立足点。
高职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产业的支持，我院坐落于江苏省宜兴市，地处长三角中心位置，是我国著名的“陶都”，并建有以陶瓷产业为主、规划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省级经济开发区――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宜兴市拥有陶瓷及非金属材料类生产企业达千余家，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贡献较大的产业部门之一，人才需求量很大。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我院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创建于1958年的我院陶瓷工艺（材料工程技术）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从建校至今，依托陶都宜兴当地的有效资源，已培养了数千名陶瓷工艺专业技术人才，为当地的陶瓷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面对地方经济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企业、行业的发展需要，我院材料工程技术专业按照现代陶瓷类企业所需人才的要求，在企业行业专家的参与下，重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产业。
三、“教学模式改革”是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高职院校，都深刻认识到高职院校传统教学模式面临新的考验，需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适合高职院校教育的教学模式，为此，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教学体系改革
为适应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以职业素质为本、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切实转变观念，大胆进行教育创新的探索。重视工学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引入企业案例开展项目教学，将完成工作任务必需的相关理论知识构建于项目之中。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的过程中学会完成相应工作任务，训练职业能力，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鼓励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研究训练等项目，支持和鼓励学生进入实训中心或基地进行科学研究，把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纳入教师的某项课题的研究之中，让学生亲自参加教师的科学研究，加快技艺实践与专业的融合。
2.课程体系改革
通过实践，探索综合课程建设的新思路，建立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根据职业岗位（群）的要求，参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与行业、企业共同确定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校企紧密合作，共同开发符合生产实际的实训教材，在实践教学环节，强调学生以直接经验的形式，掌握融合于实践行动中的新知识、新技能，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政、产、学合作”是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措施。
高职教育主要为当地经济服务，就要针对地方经济发展设置相应的专业和进行人才规格设计，但仅依靠学校自身力量则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为了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必须在政府的介入下，实现学校与产业群体的有效联合。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实施政产学研合作的措施主要有：
1.健全校企互动合作机制
依托学院校企合作理事会，我院材料工程技术专业成立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健全了校企互动合作机制，通过多方合作共育人才，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工学结合方式始终体现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材料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进行指导，资助优秀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一些受资助的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到所资助的企业就业，实现政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紧密结合。
2.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以本地区陶瓷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为依据，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对接。引入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校企合作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和教学资源。将学校教学过程和企业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校企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建立行业、企业和社会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3.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聘请企业中兼具专业理论和丰富实践技能的业务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承担部分校内实践教学指导及校外学生顶岗实习指导工作，并且开展专业讲座与职前培训，同时，学校每年都派出学生到企业进行实习锻炼，借助合作单位的设备、设施、项目指导培训学生。
4.合作开发课程
校企双方共同编写工学结合校本教材与实训指导书，参与从校本教材名称确定、市场调研、大纲编写与审定、教材体例设计、教材编写、案例提供、审稿、论证的全过程。参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指导学生各项实训的具体操作和自主学习。参与校外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建设、指导学生技能实训、指导学生参观企业、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等具体工作，为专业的建设发展和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提供师资保障。
此外，学院与企业开展生产项目联合开发、科研项目联合攻关，同时充分利用学院先进的教学资源和高水平的教学团队，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陶瓷工艺培训基地”、“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等为载体，为企业提供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
总之，实施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多种多样，各院校应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找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政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在实施政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必须兼顾政府、企业、学校三方的利益诉求，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如此才能调动各方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共同推动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洪才，朱如龙.政产学研合作：高职发展的新模式[J].教育学术月刊，2011（9）.
[2]刘全胜，陈玉平，王怀宝.构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1）.
[3]殷惠光，宋思运，朱炯等.地方高校开展政产学研合作的基本模式和保障措施[J].江苏教育，2011（4）.
第7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校企合作影响因素；二维分类；非变化因素；变化因素
作者简介：傅新民（1962-），男，湖南津市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湖南省教育科学校企合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专项课题“湖南省其他地区与长株潭地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比较研究”（编号：XJK014BJD034），主持人：杨文明。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9-0026-04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开展得并不顺畅。对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多角度的研究为克服校企合作的障碍、促进校企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这些研究中包括对影响因素分类的专门研究或在论述中涉及到影响因素的分类。各种分类都有其各自的意义，分类可以是多维的，也可以是二维的。本文力图归纳梳理现有研究中的二维分类，并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提出另一种二维分类。即在省域内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市州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将影响因素分为不随地区变化的因素（简称非变化因素）和随地区变化的因素（简称变化因素）。
一、主要的二维分类
（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作为合作双方的学校与企业，校企自身的属性、特征及校企间的相互作用属于内部因素；除此之外的因素皆为外部因素。
1.内部因素。（1）学校自身因素：学校对校企合作的认知，学校投入校企合作的力度（包括成本投入和努力程度），学校校企合作的基础，学校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以及学生规模、专业设置和专业性质、学校发展阶段等等。（2）企业自身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对适切性人才的需求、企业技术改进和产品研发的需要、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企业文化特征、企业的顾忌等等。（3）校企相互作用因素：一次性或短时间内的合作，或许校企双方关键人物的个人感情起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持续的校企合作需要有效的合作机制予以保障，校企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驱动机制、沟通机制、分配机制[1]。驱动机制是促使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人才、进行技术创新、提升社会声誉等的动力源；沟通机制力求使学校和企业互通信息、形成共识、畅通情感，是顺利开展校企合作的剂；若合作的成果产生了经济效益（如共同研发了新产品、获得了市场认可的专利），则合理的分配机制能够避免可能产生的利益纷争，使彼此得到应得的利益。
2.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含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管理体制，行业组织等。社会文化环境主要由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构成；科学技术环境是指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经济环境是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运行状况、发展趋势、产业结构、交通运输、资源等情况；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如《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常州市教育局等八局）、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行业组织是行业自律的践行者，是行业成员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是行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者和协调者。
（二）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和微观一是具有方法论意义，宏观着力于整体的、系统的视角，微观着力于局部的、元素的视角；二是具有论及范围的意义，某一范围之内的属于微观，涵盖此范围的属于宏观。如：讨论湖南省校企合作时，湖南省域及以上地域（全省、中南地区、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全国等）属于宏观，各市州地域、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长株潭地域校企合作时，长株潭及以上地域（长株潭地域、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常德市校企合作时，常德市域及以上地域（全市、湘西北、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各县区（市）、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时，学校及以上范围（全校、全市、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各系各专业属于微观。
1.宏观因素。就湖南省而言，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布局及结构、文化传统等等属于宏观因素。但是，并不一定湖南省或以湖南省名义所做的涉及校企合作的所有事情都是宏观因素，如果某位领导人出于个人偏好或情感对某所学校的支持，由于不是着眼于整体和系统，当不属于宏观因素。就长株潭而言，除开全省、全国性的宏观因素外，湖南省政府提出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规划、便利的交通条件、众多的产值在百亿元以上的龙头骨干企业、相近的方言和习俗等等属于宏观因素。就常德市而言，除开全省、全国性的因素外，常德市与全省全国同质的相应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及结构、文化传统、教育发展规划）以及常德职业培训教育集团、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等属于宏观因素。
2.微观因素。就全国而言，各省（含直辖市、自治区）与全国同质的相应因素，如法规政策、管理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统以及各省独特的条件、举措和各院校、各企业等属于微观因素。就湖南省而言，各市州与全省同质的相应因素以及各市州独特的条件、举措和各院校、各企业等属于微观因素。就某所学校而言，学校章程、规章、全校性的举措等属于宏观因素，但若学校或以学校名义不从学校大局出发，只因为某种原因而迁就某个院系的做法，不属于宏观因素。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各专业校企合作计划、各院系规章和举措等属于微观因素。
（三）必要性因素和支撑性因素
校企合作长期持久地开展涉及多种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有些因素的缺失，对校企合作是否开展不具备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影响合作的成效。前一类可称之为必要性因素，后一类可称之为支撑性因素。在学校以及校企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必要性因素和支撑性因素可能会发生转化，比如初级阶段的某一支撑性因素，到了高级阶段时可以变为必要性因素。如初级阶段，法规政策属于支撑性因素，当全国、全省的校企合作水平达到较高级的阶段时，法规政策就成为了维持高水平校企合作的必要性因素。
1.必要性因素。从学校的角度看，主要包括：①关于校企合作的意义、内涵等的理性认识是校企合作得以开展的思想基础。否则，校企合作或流于形式甚或徒有虚名，或感性随意，或只顾眼前，或行为单一（顶岗实习）。②学校、院系对于有关行业企业的了解是甄选、寻求合作企业的必要信息。③校企合作的专设机构或专门工作人员是学校校企合作工作得以延续和日常事务得以及时处理的保证。④校企合作的专项经费或适当的物质提供是校企合作必不可少的开支。
从企业角度看，主要包括：①企业认识到并愿意承担职业教育实习实训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企业，其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天然”责任外，还有诸如保护环境、促进文化教育、发展慈善事业、保障职工健康等社会责任。现实中不是所有企业都理性地认识到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那些愿意承担、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称之为好的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称之为不良企业。对于不良企业只有在居于自身眼前利益考虑，才可能借校企合作之机、假校企合作之名，一时性地进行所谓的校企合作。②基于校企互赢的合作动机。诸如解决用工荒等着眼于企业眼前考量的短视动机，达不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起码要求，学校有过这样的体验后会主动放弃这样的合作。③企业具备校企合作的基础条件，如能够满足学生实习的工位和实习指导教师（师傅）。
2.支撑性因素。一切有利于校企合作的开展、能够提高校企合作成效的方法、举措和环境，都属于支撑性因素。例如：①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国家层面关于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散见于《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劳动法》等中。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校企合作的专项法规，如《山东省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技工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件》等[2]。②国家和地方政策措施。国家层面有关校企合作的政策，如《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地方政策措施，如上海市《关于本市推进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常州市《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③政府建立的校企合作协调机构以及企业建立的有关校企合作工作机构，如医院的科教科等。④行业组织对于校企合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⑤学校制订的有关校企合作奖惩措施。⑥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等等。
（四）现实性因素和期望性因素
校企合作的现实性因素指已经客观存在的影响校企合作的各种因素。期望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存在，但不尽人意有待改善的因素。如我国现行的涉及到校企合作的法律《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法律法规比较，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足，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开展。
二是当下不存在，但为了促进校企合作的顺畅和持续发展，在借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有望形成的各种措施。如各地方政府依据地方特点，制订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更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校企合作实施细则。目前全国有的地方政府（如宁波市、深圳市等）已出台了校企合作法规、实施细则，但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校企合作工作力度还不及这些地方。再如学校可以收集所有合作企业的信息，编写《校企合作企业介绍汇编》[3]。由此让学生在入学之初就对将来可能实习、就业的企业情况、企业文化有所了解，增强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
二、非变化因素和变化因素
就全国范围而言，变化因素和非变化因素可根据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省域的变化而变化来划分。就省域范围而言，变化因素和非变化因素可根据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市州（或其它同级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化来划分。变化和非变化具有时间的相对性，如果对时间不做限制，任何因素都是变化的。只不过有的因素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间节点（如某项法律的出台或修订），有的因素没有时间节点而是时间的累计效应；有的随时间变化缓慢，有的随时间变化较快。
结合我们的研究需要，我们将着重分析探讨湖南省范围内，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中，哪些是不随市州变化的因素（非变化因素），哪些是随市州变化的因素（变化因素）。并且，我们的比较是在同一时间截面，这样在讨论校企合作影响因素时就可以不考虑时间维度。
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繁多（有的影响直接些，有的影响间接些），我们侧重分析影响因素中各种文献上提及较多的几种因素，是否随市州变化。
（一）法律法规政策措施
必要说明的是，下文提到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均系与职业教育有关。
1.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适应于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地方（除非有特别说明），别说市州，省、直辖市、自治区也一样，即具有普适性。所以国家法律法规属于非变化因素。而国家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全国通用的政策，属于非变化因素；但对于地方针对性的政策，如果涵盖湖南省的某个或某几个市州，则此项政策属于变化因素，如国家一系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就湖南来说涵盖了湘西自治州。若政策虽具有地方针对性，但没有涵盖湖南省的市州，则此项政策仍属于非变化因素，如曾经对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施行的优惠政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逐渐完善，后面一类特殊政策会越来越少。
2.湖南省法规政策措施。湖南省法规和面向湖南省所有市州的政策措施属于非变化因素，针对市州的政策措施或者特别说明某市州例外的政策措施，属于变化因素。如湘政发[2002]1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的通知》，是针对长沙、株洲、湘潭的文件，属于变化因素。
3.市州法规政策措施。每个市州的法规政策措施，包括与省配套的政策措施，都是针对本市或州的，对其他市州没有效力，属于变化因素。如常德市2007年的《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常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二）经济发展状况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4]：①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②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③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经济总量越大往往也标示着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旺盛――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质量越关注，对培养过程越可能有参与的动力和行为。职业教育的专业主要是按照职业分工与职业岗位群对专门人才的要求而设置[5]，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会导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变化和调整。经济质量对职业教育专业的稳定性、人们选择专业的理性、社会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和认识等产生一定影响。
国家和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是对全国和全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宏观层面的整体影响，湖南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虽也会通过影响全省的经济发展而间接影响其它市州的职业教育，但对本市或州的影响无疑会直接得多。对于与地方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高职教育来说，前种影响对本市或州的作用甚微，后者影响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市州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归为变化因素。
（三）企业群体状况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愿意与学校合作，也不是每个企业都具备合作的条件。但不管是合作企业，还是非合作企业，作为一个地域的企业群体会对校企合作产生或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一项实证研究表明[6]，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结构、企业文化特征和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时间等因素对企业是否采取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参与校企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政府拥有或部分拥有产权的企业倾向于参与校企合作；创新和成长型的企业文化特征越有利于参与校企合作；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需要时间越长，参与校企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譬如，作为中西部较发达的省会城市长沙，汇集了众多的大中型企业，这是常德市、湘西自治州等市州无法比拟的。对于每个市州的企业群体状况，有的可能比较相似或接近，有的可能差异较大，也有的相去甚远。总之，市州间企业群体状况的差异总是存在，而这种差异会导致校企合作的差异。因而，市州企业群体状况属于变化因素。
（四）行业组织状况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有一些领域是仅凭政府或市场都无法解决的，需要行业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传递双方之间的信息，制定相应的运行规范，行使政府或企业都无法履行的职责[7]。各地行业组织的发展不一，主要居于两个方面的原因：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改革逐渐推进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尽相同，与此相关的是行业组织的发展程度有别。譬如，在市场经济化程度较高的温州市，行业协会发展较好。一是行业协会覆盖面广，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和企业；一是职能较全面、运作较成熟。②不少地方政府对行业组织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探索，表现了管理体制的不尽相同；各地行业组织的整体结构、每个行业组织的构成状况不可能一样。结构决定功能，行业组织状况不同，由此对校企合作的影响随之不同。即行业组织状况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会随市州的变化而变化，属于变化因素。
（五）高职院校
作为校企合作主体之一的高职院校，没有哪一所高职院校不具备校企合作的动力、不希望校企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从校企合作的动力来说，任何地方、每个市州的高职院校没有什么差别。从学校内部的实体因素来说，学校和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学校领导层、学校的机构设置、有关校企合作的规章制度、学校的人力结构（含师资结构）、专业设置等都会对校企合作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如果说也受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影响，甚至制约的话，那已经变成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等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了。这意味着对特定的学校而言，其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不因市州的变化而变化。基于此分析，可以认为高职院校属于非变化因素。
（六）校企相互作用
学校和企业一旦进行了合作，就产生了相互作用，不论作用的强度和方式如何。从校企双方互利互惠的角度，据鲍洁等的研究，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可归纳为5种[8]：经费-服务、报酬-服务、学生-报酬、服务-服务、其他。选择哪种机制或者实际上运行于哪种机制，取决于合作的两个特定主体――学校与企业。如果说和其它外部因素有关的话，也是通过两个主体而起作用，此时其它外部因素已不属于校企相互作用因素了。这说明校企相互作用属于非变化因素。
综上所述，在分析的几种校企合作因素中，湖南省内归为非变化因素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全国通用政策、湖南省法规和面向所有市州的政策措施、高职院校、校企相互作用等；归为变化因素的是涵盖湖南省市州的地方针对性国家政策、湖南省地方针对性政策措施、市州法规政策措施、市州经济发展状况、市州企业群体状况、市州行业组织状况等。
参考文献：
[1]邱璐轶q高职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J]q教育探索，2011（4）：156-157.
[2]尹庆民，等q校企合作研究――基于应用型高校的模式及保障机制[M]q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37-164.
[3]林润惠，等q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方法、策略与实践[M]q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63.
[4]经济发展[EB/OL]，2013-10-20.
[5]刘春生，等.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13.
[6]张利庠，杨希q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职业教育，2008（33）：56-59.
第8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267-02
一、引言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文化产业必然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已经被提上日程。无论是《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还是《支持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纲要》的制定都表明文化产业在近期必然会开创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现阶段，资本市场中以影视传播、游戏动漫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也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关注。因此，研究新兴的文化产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具有先驱意义。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下，并购这种外延式发展路径逐渐受到文化产业的认可。并购作为延伸产业链（Baum， Xiao Li， and Usher，2000）、进行组织变迁（Carpron et al.， 1998）的工具，获得财务协同效应的手段（Leland， 2007），取得规模效益的路径，逐渐在文化产业市场掀起波澜。尽管并购能够给文化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但是并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是否应该出现如此之多的并购案？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企业规模成为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舆论监督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高管的高额薪酬不断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为了摆脱社会公众的质疑，同时迎合国家政策，文化企业高管可能将“并购”作为高管过高薪酬的一种解释工具，从而降低社会公众对高管过高薪酬的质疑。在这样的条件下，并购战略的实施与公司绩效的提升不具有关系，并购仅作为高管过高薪酬的解释工具、掩饰工具。文化企业可能通过并购做大了，而非做强。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引发了国家的重视，企业高管在过度自信的影响下天然地觉得应该获得高额薪酬，为了降低社会公众的质疑，以“并购”作为粉饰手段，解释其获得高额薪酬具有正当性。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治理是否能够发挥其监督作用？很明显，公司治理的作用很弱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刚刚起步，一方面，国有文化企业正在经历“转企改制”，许多企业的高管还没有从政府官员转变过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完善。另一方面，民营文化企业大多数是在政策的刺激下，抓住时机进驻该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跨界并购进入文化产业，在传统产业、文化产业受到重视的情形下，许多以材料、能源、乳制品等为主业的制造业企业进驻文化产业，面对新兴的文化产业，即使其以前具备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可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所以，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公司的并购过程中很少发挥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的文献很少单独研究文化产业，没有足够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笔者从文化产业出发，研究了文化产业高管、文化企业并购与文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理清了“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文化企业高管高度自信高管高额薪酬高管高额薪酬辩解（并购）”的逻辑顺序。为文化企业频繁发生的并购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以期为投资者在投资时正确分析文化企业的并购战略提供借鉴作用。第三，本文发现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慎完善，不能发挥其监督监管机制的作用，以后文化企业的繁荣发展还需要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日臻完善。
二、文化企业并购提升了公司绩效吗？
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最早用于解释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Polk and Sapienza， 2009）。股利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认为公司“是否支付股利的决策”是为了迎合投资者的意愿，由于企业的高管足够聪明，能够洞悉投资者的意愿，当大多数投资者希望公司支付股利时，公司会发放股利；当大多数投资者希望公司将剩余现金流用于再投资时，公司不会进行股利分配。由于企业的高管足够聪明，不仅能够洞悉投资者对股利的需求程度，还能够深入解读政府的政策，随即引申出了政策迎合理论（catering theory of policies）。中国的股市称为“政策市”，中国的资本市场离不开政府的监督、管理与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政策的需要关系到许多企业的生死、关系到企业高管能够晋升。文化企业的大发展离不开市场需求的刺激，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鼓励支持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通过并购的路径打造文化航母、引导文化企业通过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在多项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背景下，加之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企业高管为了迎合政策，实施了并购战略。在政府政策在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情景下，实施并购行为尽管可能导致公司绩效下降，但是并购作为公司一项中长期战略，其效果要在以后显现。但是，现阶段文化企业迎合了政策，却能马上获得许多短期收益，比如政府补贴等。因此，现阶段，文化企业并购战略的实施大部分是由于政策的刺激，对公司整体实力的增强效果不甚明显。
三、文化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与其并购战略的实施有关吗？
代理问题源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由于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具有不一致性，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出现（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高管薪酬制度的设计。随着舆论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公众逐渐开始关注高管的高额薪酬，社会公众能够通过多渠道获得高管的薪酬水平。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的结果，当社会公众在比较之后，发现自己薪酬水平与高管的薪酬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时，不公平感就会产生。随着网络的发展，这种不公平感通过众多渠道得以宣泄，从而导致了现阶段社会公众对高额薪酬的关注。多年连续亏损的中国远洋其高管薪酬明显超过平均水平，引发了社会大众的质疑。
面对高额薪酬遭到社会的质疑，政府出台了《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和《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等规章条例，希望缓和公众质疑与高管高额薪酬之间的矛盾。而企业高管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认为高额薪酬是对其能力的肯定，不愿意使自身利益受损。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managerial power hypothesis），管理者的薪酬是管理者能力的体现（Bebchuk， Fried and Walker， 2002），高额薪酬是董事会对管理者管理能力的认可。因此，企业高管必须在公众质疑与高额薪酬之间就必须寻找到一种解释工具，既能够消除社会公众的质疑，同时又能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此时，“并购战略”就摇身一变，从企业外延式成长路径转变成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李增泉等（2005）、张鸣和郭思勇（2007）、陈庆勇和韩立岩（2008）等研究发现在并购没有带来绩效提升的情况下，却提高了高管的薪酬。
“并购战略的实施”为什么能够成为缓解公众质疑与高管高额薪酬二者矛盾的工具呢？首先，并购战略的实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合并以后的公司经营规模变大。获得规模效益作为并购的动因之一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而且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经营大型公司的高管天然地应该获得更多的报酬。其次，现阶段政府出台的政策鼓励支持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从而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文化企业高管通过迎合政府政策，进而获得政府补助等优势，同时响应政府的号召也为自身的晋升奠定了基础。再次，并购重组具有长期效应，短期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甚明显。也就是说并购战略的实施并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定的缓冲期，而且在远期，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无法分离。即使并购导致了公司绩效下降，高管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纵观资本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高管由于并购失败而在多年以后被追回一定数量的报酬。高管可能通过过度投资获取高额薪酬，而并购就是过度投资的一种表现。所以，并购重组扩大了公司规模、响应了政策号召的同时规避了被处罚的风险，这些管理层自利因素的存在（Mork et al.，1990）都导致了并购成为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
四、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了监督和监管的作用吗？
文化企业并购重组战略未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绩效，反而沦为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发挥了监督和监管的作用？现阶段，国家倡导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打造全新的市场主体，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的平衡。也就是目前文化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迫切需要使文化企业摘掉“小、弱、散”的帽子。在目前文化企业“小、弱、散”的背后就必然隐藏着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直接导致了企业并购战略的实施缺乏监督、高管薪酬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国有文化企业正在经历“转企改制”，通过转企改制扔掉企业中存在的政府力量，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尽管许多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企业的转企改制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而不少民营文化企业是伴随着国家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出现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是通过“跨界并购”，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进驻到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在管理过程中也区别于一般的制造业，因此新转型而来的民营文化企业在监督和监管方面也存在问题。
因此，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识别出“企业的并购策略”是否是高管高额薪酬的解释工具。也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不能抑制高管通过并购获得高额薪酬的行为。
第9篇：施工企业政研论文范文
【关键词】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 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长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污染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把加强环境规制作为一个主要的规制领域。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十分关注技术进步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又在维持生产率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也会影响新技术的形成及扩散。因此，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部分研究者认为，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占用企业的创新资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以波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则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分析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竞争力，但在长期意义上，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压力，企业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以及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经济和环保的双赢，这一结论被称为“波特假说”。我们发现，如果环保只是作为企业被动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权益之计，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企业的环保措施只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但是，如果企业将环保与长期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行为相整合，主动加速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和绿色产品的更新和升级，转变旧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制定恰当的环境战略，展开相应的技术创新。总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一主题，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并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国外的研究
1、理论研究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观点是环境规制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简称“制约假说”，根植于外部性理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企业给其他企业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市场无法自动解决，需引入政府的适当干预，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企业加征一个适当的“税”，实质上是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将社会成本企业化。从企业角度看，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收益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增加生产成本，影响竞争力和收益。另一类与“制约假说”相对的观点是“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有利于技术创新。许多研究尝试从理论上证明“波特假说”，在早期，Milliman和Prinee（1989）、Bradford和Simpson（1996）、Palmer（1997）等在这方面进行许多有益的探索，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Mohr（2002）、cambell（2003）等学者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的研究模型以机器设备的年限来衡量生产的技术水平，以污染税的变化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污染税越高代表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具有生产率效应和利润/排污效应，最终的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改进了生产率并降低了污染水平，该研究模型也是目前理论上较重要的模型之一。Mohr（2002）在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假定：首先，假定使用的新技术必须是更清洁和更有效率的，且这种技术必须是市场上可获得的；其次，假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外部性。研究表明，一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增加生产率的同时将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该结论与“波特假说”相一致。Ambec和Barla（2002）将博弈论用于该主题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六阶段的博弈模型，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种情形下的状况，结论表明在考虑了社会福利的基础上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预期利润和R&D产出。Greaker（2003）从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的上游市场的视角对波特假说进行证明，结论表明，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上游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利于增加环保创新产业的进入，降低上游企业环保创新的成本，该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波特假说”。
比较两种观点的前提假设，“制约假说”采用静态标准，假设资源配置、技术、消费需求是完全固定的，企业在固定的约束下选择成本最小化的资源配置行为。“波特假说”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从静态模型走向动态模型，资源配置、技术和消费需求等条件是可变的；第二，环境规制工具必须是“恰当设计的”，并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制约假说”理论忽视了企业行为的动态化，“波特假说”认为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将引起企业行为的改变，对“制约假说”提出挑战。
2、实证研究
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在国外，“波特假说”的提出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有些研究认为波特假说不成立，Jaffe和Palmer(1997)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美国制造行业的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的技术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产生激励作用。Cesaroni和Arduini(2001)对欧洲的化学工业研究得出结论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Nakano(2003)通过对日本纸浆和造纸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没有显著地推动技术进步。
另一些研究支持波特假说，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激励被管制企业创新。Lanoie（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一定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
二、国内的研究
我国学者开展此项研究较晚，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围绕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增加收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解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治污投资增加不显著推进技术进步，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治污投资程度很弱地减少效率。江珂（2009）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且存在区域差异。第二类围绕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创新的条件。熊鹏(2005)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强调了标准制定的合理化及执行的严格化，只有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才会激发企业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若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企业创新。江珂（2011）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人力资本条件，认为环境规制必须要与一定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才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类围绕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行为选择方面。许士春(2007)通过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建立了企业对环境的反应函数，认为“机会追求型”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会寻求创新机会，提升创新能力。
三、文献评述
上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环境规制指标较多，往往只选取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环境规制变量难以获得并且数据质量相对较弱，因此对经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未来可尝试将多种度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量综合，使用综合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水平，可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第二，检验方法多为回归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各类统计数据的失真肯定会对论文经验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并且理论模型的差异性，实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仍然需要推敲。第三，目前我国采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市场导向型的规制工具，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方向、规模等方面的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并不是所有的环境规制政策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关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果的研究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难以对不同政策的影响效果进行比较，特别是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系统、深入地理解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四，目前的文献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检验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较少，这是较大的一个研究空白，且多从全国的角度笼统分析，而较少结合具体的地区、行业特征，从地区、行业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做相应的突破。第五，案例分析不足，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需要挖掘和企业的积极配合以及政府的支持。
（注：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环境管制、自主创新对中国FDI资本效率影响的研究”(10YJC7902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项目“中国环境管制对FDI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CUGW1002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zncjzfbsh2010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齐：环境管制促进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的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5.
[2] 李云雁：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与技术创新行为[D].浙江工商大学，2010.
[3] 李瑾：环境政策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2009.
[4] 江珂：中国环境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5] 江珂：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J].科研管理，2011（7）.
[6] 江珂：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