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精选(九篇)

第1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边建松

一、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学生真的难以接受现当代诗歌吗？

无庸置疑，当代学生中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宁可读小说散文等现当代文章，也不读现当代诗歌。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诗歌国度”，一向有写诗读诗评诗的传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文体的陌生转换。语文课堂分析讲解的多是实用文，以及少量的文学性文章如小说散文，这些文章至少在文体方面的概念表述上有相近之处：中心、内容、材料、层次、用词、表达方法……而诗歌在文体方面的概念上的表述是分行、省略、押韵、意象、感情流动……加上诗坛变化多姿，风格多样，新奇之作不断，的确造成很大的阅读难度。2、学生的阅读习惯。于是对学生的阅读习惯造成冲击。其他文体是朗读，诗歌是涵咏；其他文体抓材料归纳中心，诗歌是从意象中捕捉感情流程；其他文体对语言、感情、技巧的要求不如诗歌高。3、教师的学识修养。许多语文教师对诗歌的认识是陈旧的、过时的。他们对诗歌的了解还是大学《文学概论》里得到的知识（大概是十几年前编写的吧），时代在发展，诗歌理论也在发展，而早先很多文学史又只重思想内容评价、轻艺术技巧分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语文教师平时对诗歌的阅读写作是不多的。因此，遇到诗歌篇目，就感到不太好掌握备课的尺度，学生学习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其实，这种情况跟学生的心理成长和知识渴求是不协调的。中学生完全可以读懂、写好诗歌，甚至包括现代派的诗歌。我举几个例子。其一是开创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兰波，16岁发表诗歌，18岁写成《醉舟》等著名诗章，20岁出版《地狱里的一季》，21岁出版列入世界名诗集的《灵光集》；⑴其二是苏联的叶赛宁，20岁发表名诗《白桦》，入选苏联中学教材，被著名作曲家叶普科琴作曲，现在又入选新教材高中第二册《语文读本》；⑵其三是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19岁出版处女诗集《生活与诗歌》，风格兼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特色。⑶那么，中国呢？诗人海子19岁写出被中国诗歌界一致好评的《亚洲铜》，25岁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已入选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一单元第3课。⑷这些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现当代诗人的年龄和我国在校中学生差不多，他们能够在这个年龄段写出这些好诗，对我们语文教师是一个不小的启示：对中学生来说，接受现当代诗歌的难度并不太大。而且我手头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诗歌选评》，发现其印数达2万册之多；⑸还有一些学生拿着徐志摩、席慕蓉等人的诗作向我请教，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学生对诗歌的喜好。

诗和心灵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诗歌能够直接地、聚焦地体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深刻的启示性；诗歌又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能够巧妙地宣泄感情发生、延续、收结的流程，对学生有天然的感召，因此诗歌容易被学生接受。假如我们语文教师能够让学生明白诗歌的文体特点，改变学生的阅读习惯，提升教师自身的修为，指导学生读诗、写诗相信不是一件难事。这在语文教育界集体重视文学教学的今天，重视学生心灵教育的今天，也有莫大的意义。

二、一点来自自身实践的体会：感知语言、分析内容、领悟技巧

我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大学时是校诗社社长，毕业后参与组织跨地区民间诗社——绍兴龙山诗社，在公开报刊发表诗歌和诗评近80篇（首）。平时常阅读和写作诗歌，从自身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学习诗歌，必须做到能够感知语言、分析内容、领悟技巧。如果没有对语言敏锐的感知能力，没有对内容深层次的把握能力，没有对技巧独到之处的领悟能力，就不能使自己学有所得，学有所用。那么，怎样尽快有效地指导对诗歌只有粗浅认识的学生，使他们有个比较实用的学习诗歌的方法呢？我从文本阅读的角度，站在学生的年龄和知识水平的尺度上，在课堂教学中按“读熟/感知——读懂/分析——读透/领悟”三个步骤指导学生学习诗歌，务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也能够按此模式自学诗歌。

读熟——感知诗歌的格律和分行。

优秀诗歌十分讲究音乐性，席勒甚至认为“诗里的音乐在我心中鸣响，常常超过其内容的鲜明表象”⑹。旧体诗有格律，讲究押韵，讲究对偶，学生容易感受到诗歌的音乐性。但很多学生有误解，认为现当代诗歌和外国诗歌是没有这方面要求的，更有学生对诗歌格律的认识是模糊的。为了使学生对诗歌有更多的认识，我结合课本有关内容，介绍了世界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向——从格律诗转到自由体，外国20世纪前的许多诗歌是格律形式出现的，如雪莱、拜伦、普希金的诗歌大量的是格律诗。在此基础上，我向学生介绍了停顿、押韵和分行的常识，帮助学生朗读和理解诗歌。

要朗读好诗歌，除把握全诗的思想感情，还要处理好诗句内部的停顿，把握好诗句的感情节奏。如《就是那一只蟋蟀》，句式整齐匀称，节奏鲜明，读时会感受到适应思想内容的需要而产生的优美韵律。这是因为作者流沙河以语义为单元作有节奏的停顿来组织诗句。好的译诗也会注意到语种的区别，尽可能把格律的形式翻译出来。“以顿代步” ⑺是最常用的方法（即以语义为单位的自然节奏的停顿代替外国格律诗的“音步”）。《致恰达耶夫》原诗每一行分三个音步，译者戈宝权处理为每行三个停顿，加强译诗的节奏感，略举几例：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我们/忍受着/期望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献身的心/还没有死亡

通过朗读的比较学生发现，句内按语义节奏停顿的效果比按词语节奏停顿要好，气韵流转，情感呈自然流动状态。

关于押韵，我着重让学生整体读诗的基础上理解不同韵脚对内容的影响。不少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能够体会出不同韵脚的美感效应：如《致橡树》中押己、藉、仪、起、意、霓、里、地等字的“i”韵，显得绵长、细腻、清脆，有力地表达出爱情中的女性的感情；如《致恰达耶夫》中押亡、样、芒等字的“ang”韵，显得铿锵、悠远、深沉，表达对自由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必胜的信念。这些韵脚都很好地为思想感情服务。

不少学生认为诗歌一句一行，对如何处理分行没有什么要求。为了避免误解，我以《大堰河》中的一句为例：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这里分行一是合乎每行内部的停顿（每行顿三次），二是合乎感情节奏（两行安排为一行，读起来太拗口，影响抒情速度）。这样，学生强化诗歌朗读获得朗读技巧的同时，也体会了诗歌的感情节奏，很好地为分析内容和领悟技巧作准备。

读懂——分析诗歌的情感突破口。

诗人平时肯定积累了许多情感，受了某个契机，有了情感突破口，才演绎成章。这就是“灵感”。情感突破口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种事物，可以是一次经历，可以是一个念头。正如瓦雷里所说：“一个意外的事件、一个外界的或内心发生的小事：一棵树、一张脸、一个‘题目’、一种情感、一个字就能触发人的诗情。”⑻

从诗歌创作规律来说，突破口跟作者的写作情感状态密切相关。郭沫若写《女神》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沫若“长期郁结的民族感情、个人激愤，便在惠特曼粗犷的民主主义诗歌的启示下，找到了喷火口。”⑼如果不是一次被捕，一场大雪，艾青的《大堰河》恐怕会是另一番味道，而兰波的名诗《元音》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代表作《穿裤子的云》，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意象。作者找到了突破口，强烈的感情才找到一个泄口，喷涌而出，才写成诗歌。

突破口不仅成为倾泻感情的源头，还有深化思维延伸情感的作用。因为诗人最初的思考毕竟还较粗糙表浅、不够成熟，随着突破口的发现，情感在不停地流泻中会不断地自我调整，不断地开拓出新的领域，进一步深化已有的体验和感受。

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往往是“诗歌的核心和灵魂”⑽。如果阅读时找到它，意味着阅读思路从混沌到有序，为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打下基础。理顺突破口与诗歌情感的关系，可以使学生对诗歌创作的规律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有助于对诗歌文本的读解。普希金正是因为对恰达耶夫写作，而恰氏又是对普希金的自由思想有着深刻影响的人，理解这一点，学生可以更深入体会其诗对自由的感情流向：幻灭——期待——号召——展望。艾青正是因为雪，想到了大堰河的凄凉身世，从而引起对她的怀念、追忆乃至歌颂。

我在诗歌教学中，坚持把握情感突破口和诗歌蕴涵的整体情感的关系，采用“抓突破口——理感情流程——析思想情感”这一主线组织课堂结构。这样训练一段时间，学生已能够独立分析。如舒婷的《致橡树》，先抓突破口，是借用木棉对橡树的倾诉，其实质是女性对男性的倾诉，然后指导学生再阅读全诗认识，发现其情感流程是由反到正，其情感内容是女性对爱情渴求平等的观点。

读透——领悟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

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才华的诗人都在不断创新，于是出现了内容和技法上新颖别致的文本。可以说，诗歌是最具有创新意识、最需要创新意识的文体。当然，内容上的创新比较容易接受，但技法上的创新则不好把握。不少学生接触过诗歌，常常有这种困惑：读了诗歌，也有点感动，可就是不知道这份感动是怎么来的。尤其是接触到像威廉斯（美国意象派诗人）、西川（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作品，简直就找不到阅读的法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向学生讲授诗歌艺术表达技巧的问题。

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只是为技巧而技巧，为艺术而艺术，是不适当的。诗歌技巧归根到底是为更好地表情达意的。我们现行教材（如老教材第三册诗歌单元），说到抒情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抒胸臆，一是借景（物、境）抒情。这给我启发：分门别类也许可以说是最好的指导方法。从诗歌表情达意的角度，我粗浅地把上两种方法归纳为一重语言形式一重语言效果，并且和中学有关的修辞方法联系起来，形象地表达如下，使学生可以具体操作：

直抒胸臆：呼告、排比、反复、对偶（重语言形式）

借景（物、境）抒情：比喻、拟人、暗示、象征、对比、省略、变形、反讽（重语言效果）

如《大堰河》排比、反复的运用，不仅使语言形式整齐有致，具有美感，读来朗朗上口，也强化了诗段的整体内容，有利于联想的顺利开展。《致橡树》比喻、象征、对比、排比的运用，使语言整齐的同时也突出了借物抒情的效果。对现代派诗歌中暗示、变形、反讽等难度较大的技巧，学生虽无运用的必要，但了解一点，对阅读诗歌不无益处，我就借海子的一句诗“起风了/太阳的音乐 太阳的马”进行了分析例示，强调现代派诗歌的体验性、独异性和综合性更强，指出此句诗采用了省略、比喻、拟人、暗示等技巧，如把“风吹起来有声音、有速度”这个道理省略去了，而这声音是太阳吹奏的，风在天空运动好像马儿奔跑……学生感到分析现当代诗歌既有难度又有思路可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技巧是从诗人自己的经验中领悟出来、创造出来的，如艾青本来是一个画家，在《大堰河》中就凭借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体现在诗歌中就善于运用色彩、善于捕捉瞬间的动态，对这种出自自身经验的技巧，如果学用一致，将给学生莫大的收益。

为了加深学生印象，培养学生分析鉴赏能力，结合自己对现当代诗歌的感知、分析和领悟，我还编写了一组短诗赏析，投稿后有几则在山西《语文报（高中版）》发表。下面再胪举刚写的一例。

鹰·雪·牧人

[中国]昌耀

鹰，鼓着铅色的风

从冰山的峰顶起飞，

寒冷

自翼鼓上抖落。

在灰白的雾霭下

飞鹰消失，

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

横身探出马刀，

品尝了

初雪的滋味。

1956、11、23

[赏析]

昌耀（1936——1999），青海诗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韩作荣先生称作“诗人中的诗人”。本诗是他的早期诗作。

诗人善于写作中国大西北的粗犷剽悍的人文景观。本诗思维触觉敏锐，捕捉到能够象征这种人文景观的几个意象，“鹰·雪·牧人”，展示辽阔空旷的活动背景。本诗还善于在动态中把握意象的特征，鹰飞、裸臂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增加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伴有较实的人情味。全诗用冷色为主，铅色的风，白的雪，灰白的雾霭，白闪闪的马刀，但凛冽中自有生命充沛的豪气，反衬出豪壮雄浑的西部气质。昌耀认为真正的好诗“不可能靠纯粹的技巧取得”，“能使灵魂震撼的，还必须是灵魂的力，其获得的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灵肉的体察”。昌耀的艺术观可以作为本诗的最好诠释。

三、一句被事实证明的鼓励：“你可以写出好诗！”

对中学生要不要写诗这个问题，许多教师肯定会回答：到现在为止，高考一次也没有考过诗歌写作。言外之意是，学生不必要写诗。当然这样并不能说明中学生不可以写诗。真实情况是：许多语文教师本身对诗歌理解不深，既没有阅读经验，也没有写作实践，从而使诗歌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导致学生在诗歌阅读写作上“营养不良”的状况。

许多作家是从爱好诗歌逐步走向文学的殿堂的，还有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援引诗歌。如我敬佩的作品充满人文关怀的山东作家张炜、我省《东海》杂志编辑王彪……有中学生时代就在《语文报》发表诗作、如今活跃的“70年代作家”邱华栋、小海、朱文……张炜小说中的不少诗歌是他根据小说情景亲自创作的。尤其是我正在阅读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发现有大量的前代诗歌被他引用，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⑾诗歌增加了作品的情调，推动情节的发展，挖掘出了人物的内在品性。诗歌还潜移默化中在提炼语言的简洁、营造场景的氛围方面起了作用。因此，我认为，中学生写诗益处不小。经过教学实践，我还发现：如果指导得法，中学生可以写出好诗！

我分“揣摩——挖掘——联想——修改”四步进行模仿写作教学。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先根据情况选用一些便于分析、可以模仿的诗歌印发给每一位学生，以扩大阅读量，加深对课本诗歌内容和技巧的感知，多方提供可以揣摩的范本，再调动学生积极性鼓励大家写诗，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这时教师如果自己对学过的诗歌进行仿作，对学生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如《大堰河》一诗，我就针对排比这一手法进行模仿，写了《乡村景物》。该诗表达的感情是对乡村的怀念，因为“我”是从乡村出生成长的；感情突破口是题目，即具体的情景描绘；模仿的对象是《大堰河》的排比手段。并且把自己模仿过程告诉大家，让同学们体会：一揣摩原诗（《大堰河》）内容（暂略去）技巧（排比），二挖掘自身丰富的经验（乡村生活）中找动情点即感情突破口（乡村景物），三抓住感情突破口进行联想和想象（有关乡村的具体景物以及活动），四修改使诗歌内容集中情感强烈。

乡村景物

边建松

假如我能忘掉乡村景物

也将忘掉躲在阴影里看守樱桃树鲜红簇密果子的孩子

也将忘掉盛开白花的香檀树下拔香艾草的孩子

也将忘掉攀爬潮湿短墙在粗糙阔叶间摘无花果的孩子

第2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研究

现当代诗歌是我国文学界中的美丽的瑰宝，它作为作者抒发感情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同学们进入文学领域的重要环节。本文就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与措施，促进学生们文学素养的提升及高中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

一、提高学生诗歌理解能力

自以来，我国古体诗和旧体诗受到了国外现代诗歌的影响，同时在中国特色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现当代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当代诗歌是成长和发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因此，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也应该让学生比较清楚了了解到这些诗歌的来源于意义，只有学生懂得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才能够保证诗歌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来说，现当代诗歌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它不仅是教师教授的难点，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因此，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犯法，而应该采用有效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得以领悟。

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首先要让学生读懂诗歌，也就是说要对是各种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拆卸开来进行解读，了解诗歌的语言构成。其次，老师要引导学生理解诗歌的语言特点及艺术技巧，弄清楚诗歌表现手法与技巧，从而帮助同学们领悟诗歌的内涵。最后则是感受诗歌中的表达的思想感情，体会作者的思乡情趣。

例如在学习戴望舒《雨巷》时，起哄有一段较为精彩的语句：“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老师在这时就应该首先将学生解释清楚当时的创作背景，然后再进行这些精彩语句的分析。1927年，中国正处于半殖半封社会，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戴望舒作此诗正是以雨巷来喻指黑暗动荡的社会，表露出自己对社会显示不满及无助的思想感情。这样一来，不仅将学生们带入到当时的社会情景之中，便于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能够让学生们明白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

二、激发学生诗歌学习兴趣

一直以来，我国高中教学模式已经形成了预习、学习及复习的固定模式。高中语文也不例外，甚至已经成为了课前阅读、课中讲解、课后练习的机械化教学模式，诗歌学习本来是一审美乐事为成为了僵化的学习。在这一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下，我们更应该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在此本文并不是否认这一种教学方法，它也是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如果学生能够自发的去了解文章背景、熟悉字词、解读文本、拓展阅读必然更好，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学生寥寥无几，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仅仅是持一种敷衍的态度来应付的。而当前大多数学生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陌生感。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加以利用呢？

老师如果能够紧紧把握住学生对诗歌陌生感这一特点，然后再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创设教学情境、介绍背景，再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直观、形象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这对于提高学生们对诗歌学习的兴趣有着巨大的作用，从而也能够帮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诗歌鉴赏课堂教学中去。

例如在学习诗歌《再别康桥》时，老师便可以结合同学们对诗人徐志摩的认识来加以引导。很多学生对徐志摩并不陌生，甚至还有一部分同学看过《人间四月天》这部电视剧。但是考虑到学生们对他的了解仅仅处于较为疏浅的层面上，并没有很深的认识，但是这篇诗歌的学习恰恰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因此老师在教授这一课文时，可以利用播放电影的形式来介绍徐志摩一生的经历及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后便展开《再别康桥》这一诗歌的学习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引导学生进入诗歌意境

众所周知，诗歌是一种艺术化的文学样式，而当代诗歌更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学体裁，在每一首诗歌的背后都包含丰富的意蕴及内涵。正因如此，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更应该结合诗歌教学实际，结合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融入到诗歌的情景和意境当中，才能够达到诗歌教学应有的效果。

例如，在苏教版语文必修三课本中节选了苏婷的一首诗《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有部分诗句如下：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在这段诗中，该作者运用了用写实和言情手法的结合，深深的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全文每一句、一字都体现出了作者的情真意切，实在是感人至深。而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向学生们传达爱国主义这一理念，让学生体会到作者的用意和感情。只有学生们觉得自己就像孤身一人站立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的土地上，吸取着祖国带给的营养而不断成长，学生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祖国的伟大，激发自身的爱国之情。

总而言之，高中现当代诗歌教学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们的人文素养与爱国热情，培养和完善同学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但是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当中正确的加以引导，只有让学生突破思想束缚、认真的体味诗歌，才能真正取得现当代诗歌教学的效果与意义。

【参考文献】

[1]高长秋.浅谈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方法[J].学周刊.2011（05）

[2]张玉芳.浅谈如何加强高中语文古典诗歌鉴赏教学的策略[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27）

[3]黄霞.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策略之我见[J].魅力中国. 2010（10）

[4]费淑艳.现当代诗歌鉴赏的“四要”[J].语文建设.2008（11）

第3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摘 要：当代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混乱驳杂，具有与现实混生、多元芜杂、无内在连贯性等特点，几乎总是凝固僵化或变动不居两种态势交替或综合作用着，引领诗人被动机械地反映、即时性地追踪穿梭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迁变，使诗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日益减缩。而从诗歌的道义关怀和本体层面上来考察诗歌的“现实性”，发现它作为自外于人的客观存在，在不等同于“现实功利性”的同时，是一个历史的也是一个未来的概念，隐含了多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向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消费欲望和消费观念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泛心理和日常景观。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尤以诗歌的边缘化为甚。诗歌处境日益尴尬，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日益减缩、下滑。一方面是诗歌读者大量减少，诗歌越来越丧失其艺术感召力和对现实的渗透性、影响力；另一方面，诗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自我价值确认也日益暧昧不明。对此，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更多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时代和读者，而较少清理诗人混乱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也较少对诗歌的“现实性”内涵进行检视和省察。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认识诗歌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丰富又贫乏的精神思想资源

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诗歌界，表面看来是诗歌创作与批评话语的空前繁荣与丰富，而内里则空洞、苍白、贫乏，以至有人并非耸人听闻地宣判“诗歌死了”。造成如此怪异而荒诞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诗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贫乏、诗歌创造力的衰弱与诗歌对现实语境的包容力日益减缩等因素却也不容忽略。

有论者曾经通过对中外文学的一番考察，发现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而能成为文学巨人的尚无一例，据此认为正是一个民族的伟大的精神思想资源，才造就了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①诚然，任何写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更离不开写作者的主体精神的创造与渗透，写作者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其精神思想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是可以用来作为考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那么，当代诗人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思想资源呢？

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这是自“五四”时期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占据中国文坛的主流话语。它应和着近代以降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和革命者渴望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冲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独霸一方的革命话语在对文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将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倚靠社会的“现代化”而与之前文学形成断裂的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则复兴了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的强势地位。直到今天，尽管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对社会历史进程和公众的精神生活不再具有深刻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但至少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话语”作为主动选择的投影和影响（渗透）之后长期的心理反射，作为一种批判社会、直面人生的情感（伦理）向度而不是现实武器，仍然具有某种引而不发的强旺的生命力。

西方现代主义话语。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引入、渗透到文学界，至今仍是一部分在困境中孤独守望诗歌先锋品格的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新文化的猛烈批判，“文革”时期对它的清除和驱逐更甚，以至于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血脉。但是，这种割断只是就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一面而言，在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结构和几乎是集体性的文化遗传基因中，“传统”虽面目模糊却仍具魅力。而80年代以来总的来说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全球化”语境下对于本民族未来文化图景的期许和想象，也给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某种复活提供了现实依据。

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它实际上已是当今最具影响力和最强大渗透性的精神思想资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期待已久的文化的“现代化”却以“新时期”想象之初所始料不及的方式到来了。意识形态解体、神圣话语崩溃，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思想盛行。精神性的维度和追求遭到嘲笑与放逐，思想自由生长的空间、诗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缩减到几乎没有存身之所。人们既难以把握触手可及的现在，对创造一个未来也失去了信念。高居一切之上的是“欲望”及身体的存在，而离开了精神的维度和思想的支撑，个体感性的欲望及身体只能被瞬间的激情所消磨和耗损，本身并不具备超越现实、想象未来的能力。因此，虚无主义/犬儒主义话语的长期盘踞会抽空人们的精神意志，使得生命的恒久激情与活力瘫痪，也使得“现实”更加不可辨认，“未来”更加虚无缥缈。它或许可以暂时缓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价值龃龉，帮助人们克服（或曰回避）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却在更久远的社会历史演进中加深了人们的异化。

考察当今诗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资源，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与现实混生、多元芜杂、无内在连贯性等特点。这些精神思想资源的获得，主要对应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迁变，而难有历史自身生长演变的内在逻辑。它主要是作为单向度的方法论武器而不是洞穿现实、搭建历史想象力的价值依据。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在我们这个最具历史感的国家，每当民族遭受外来的压力和威胁而产生危机感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亲切就会滋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所说：“从过去而不是从现在寻求指导。通过回忆古代辉煌以使自己感觉良好，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②当然，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思想可以有机地嵌入当下的历史生存，但对传统的盲目迷信和普遍呼唤则意味着对它的理想化想象以及由此而唤起的良好感觉和亲切记忆。这实质上对严酷的现实生存构成了遮蔽，它在试图厘清现实的同时更深地被现实所牵制。诚如诗评家陈超所言：“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话语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③但是，长久地被各种驳杂的精神思想资源所壅塞与挤压，我们却也难免会患上一种急于表达（或自动表达）的强迫症。因此，尽管在表面看来，中国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所能拥有的精神思想资源空前的丰富，但同时也空前的贫乏。相对恒定与稳固的精神思想资源的趋于凝固僵化或似乎永远变动不居两种态势，都会在引领我们被动机械地反映、即时性地追踪穿梭于社会现实生活迁变的同时，堆积起一层又一层的时代碎片和假象，从而使真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无从找寻，使诗人对现实的超越和对历史的想象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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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歌的现实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层，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渐趋定型带来了新的民生问题，促使人们普遍加强了对诗歌道义力量的呼唤。作为一种集约化拜金时代的应力反映，人们普遍对诗歌曾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历史场景记忆犹新，对诗歌理应担负起的精神引领作用仍有期许，对“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仍然怀有不容辨析的认同（只不过是以一种逆向运动的态势和反讽的态度进行着）。这就使得有关诗歌“现实性”的思考不仅在诗歌的道义关怀而且在诗歌艺术的本体论层面上被推到了前台。

笔者认为，“现实”作为自外于人的客观存在，天然地具有某种已完成性和合理性，它在被使用和意指时就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诗人的任务（或曰语言的任务）就是对这个历史的概念进行阐释和命名以使它成型并显现，它隐含了某种有限的被动的向度。但另一方面，“现实”既然需要被语言阐释和命名才能成型并显现，它同时也是一个未来的概念，为诗人的发现和创造预留了空间，诗人也被应允了某种无限创造的权力。“现实”固然可能改变诗人的内心图景，但“现实”也更可能在精神和象征的意义上被诗人的个人化创造所改变。“现实”与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静观”式的相互打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对话与相互建设的关系。因此，所谓诗歌的“现实性”，在我们的诗歌创作和阅读活动中至少可以容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向度：朝向历史的和朝向未来的；趋于凝滞的和趋于流动的；闭锁的和敞开的；有限度的和无限的。这意味着诗人要坚持基本的道义关怀，有力地介入并揭示现实生存的驳杂、含混、尴尬、荒诞和复杂喜剧性；意味着诗人仍得在一个综合复杂的精神思想资源的勉力支撑下，在过早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中国式后现代语境中，高扬历史性和个体性相结合的主体性精神，用强大的语境包容力完成对现实和当代人驳杂丰富的此在生存经验的剥离、命名、审视与拆解，生成并丰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就读者而言，诗歌的“现实性”意味着诗歌对读者的勤勉和创造力、想象力发出了有难度亦有诱惑力的强烈吁请。正如毕加索的绘画改变了人眼对画作固定方向的“凝视”习惯一样，诗人的创造必然改变既往的诗歌图景和言说方式。对读者而言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视野的必要和紧迫。它将是全景式的面向全部的人类历史和未来，而不是随一己之癖好对这历史和未来作任意圈定、分割和浅表化想象；它将在欣喜地发现“熟悉”感受“现在”的同时，也不断经受“陌生”的惊吓和来自“未来”的检验。它的创造权力和快感几乎和诗人所拥有的一样大，当然，它的难度和所需付出的辛劳也与此相当。

其次，诗歌的现实性不等同于现实功利性。诚然，文学的任何种类包括诗歌都应该关注现实，追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但如把现实意义的实现作为诗歌最高的衡量标准和终极目标，则会导致诗歌的急功近利，会削弱、淡化甚至丧失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超功利的艺术价值，使得诗歌等同于翻云覆雨的政治宣传与“日日新”的媒体报道，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某种蛊惑并有再次沦为工具和武器的危险。许多诗人也许正是基于对此种历史“痼疾”的警惕和反动，近年来大量的诗歌出现了一种轻逸、唯美的文体和语式。他们或借他民族之酒杯浇本民族胸中之块垒，想象着“生活在别处”以否定当下的生活；或把理想的生活圈定在古代，拒不接纳现代社会的喧哗与骚动；或在一个终极关怀先天缺失的古老国度，呼唤“神性”的降临以拒斥世俗化对人的完整性的侵害；或借对古典诗歌“诗意”的褊狭圈定和分割，为诗歌营建一种出入自由相对稳定的“类士大夫”抒情品格，使得诗歌成为文人遣兴和保持道德自恋精神优越的单薄容器。于是，火焰、麦子、玫瑰、粮食、村庄、磨房、炊烟、农具等成为这类诗歌的核心意象……以上种种，都与诗歌的“现实性”相背离，与当代人驳杂丰富的此在生存经验无涉，其虚弱的语境包容力既无法真正综合时代的核心命题，将之命名、揭示、审视、拆解，也无法生成并丰富充实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无法为人所栖居的现世界提示一个具有“历史想象力”（陈超语）的另一世界，这正是使得诗歌边缘化处境日益加剧、诗人创造力日益萎缩衰减的本体性根源。面对此种颓势和危机，一些诗人对此已有足够的警惕和自省，如西川就曾这样深刻反省和自觉审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④这就如同陈超所赞许的那样，“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⑤个体诗学立场，它对于当下诗歌写作的意义在于：一些诗人至少从意识层面上对“现实”进行了重新体认和发现，也就使得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真正实现了“现实性”的大量优秀诗作的诞生。

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很难不认同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过的另一句话：“过去的种子当然会存在于现在和未来，但它们很难起支配作用。每个时代有它对未来的期望，但它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未来的序幕。”⑥是的，过去和现在并非决然断裂，未来也并不始于现在。也许，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问题和找到的答案尚远不足以涵盖它所遭遇到的尴尬处境和深刻危机，但只要人类还需要诗歌，人类晦暗的生存还需要被一颗诗心所烛照，人类仍未放弃辛勤劳动，人类就仍有希望被诗神所引领并看到它以种种新异的面目一次次重返人间。

① 摩罗.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文艺争鸣，1996：（5）.

②⑥ [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480.210.

第4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关键词：西方后现论；文学思潮；女性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1]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2]

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3]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 / 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 / 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4]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彬.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3（03）：27-31.

[2]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11-19.

第5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关键词：诗歌；现状；影响因素

“诗歌衰老”指涉的是当下――也即二十世纪末以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现代诗歌发展情形，尤其是当下诗歌呈现出一系列不容乐观甚至的令人堪忧的发展趋势，因而想从诗歌发展现状入手寻求产生这种结果的作用性因素，以求为诗歌进步给予帮助。

一、诗歌舞台的逐渐冷清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诗歌领域再也没能热闹起来，这个舞台渐渐地流于冷清、落寞。

（一） 诗人数量和诗歌质量的双重下降

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北岛、海子、顾城、芒克等诗人辈出，而在接下来的九十年代，诗歌界却迎来了当头棒喝――“诗人之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的疼痛――海子卧轨自杀！既海子之后，戈麦、顾城等也相继在九十年代帷幕即将开始或刚刚开始时自杀，历史似乎给九十年代诗歌一种痛彻的警示：这将是一个诗意与童话消失的年代。

九十年代诗歌在最初的几年处于“真空状态”，而后走向了对日常生活表达，与之前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断裂”。笔者更倾向于原本诗歌的形态，因此认为诗歌的这种转变趋势代表着诗歌质量的下降。诗歌与社会、时代之间的“整体性”关系遭到了破坏，开始变得若即若离直至全然崩溃，其所谓的“中心”位置也渐渐被其他文化力量（如影像）所取代，诗歌其实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

（二） 读者的缺失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在阅读过程中由读者重新赋予的，读者是作品的“真正完成者”，甚至认为整个文学史都是读者接受作品和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影响、形成特定效果的历史。诗歌衰老，意味着诗歌缺少了生命力，而诗歌的生命色彩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读者实现的。九十年代进入一个世俗化时代，人人嫌弃诗歌，不再把诗歌作为一种可以表达情感和理想的载体。除却在相关领域需要接触诗歌的那个群体，高校的学生甚至是老师，作为诗歌读者的比重都大大减少了。

相应地，诗歌出版也存在着巨大危机。媒体、出版社是经济社会的产物，他们不会违背生存的原则去一味地抬高诗歌。因此，诗人减少、诗歌数量和质量下降、读者缺失以及出版媒介的妥协等共同造成了当下诗歌生存状态――诗歌走向衰老。

二、促成诗歌冷清的助推力

诗歌一步步地走向衰老，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当然并不排除诗歌发展的自身所体现不足。

（一） 诗歌自身走向误区

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诗歌发展几乎是处于“真空状态”，后来也进行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在诗歌探索的新阶段却走进了误区。正如著名的诗评家孙绍振所言“总的来说，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提高”。诗歌走向了抒情的反面，偏离了传统。这种评论是十分全面而中肯的，可以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叙事性诗歌的要害。诗歌自身的探索致使诗歌质量良莠不齐，增加了接受难度。

（二） 诗歌生存环境改变

1990年代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文化的兴起，对中国诗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位诗人这样表述：“在写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时，什么样的动力才是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动力，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我们需要在写作中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再者，进入1990年代伊始，由于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中国诗歌面临着一种艰难的重新选择：是向上领略“黑暗中的肖邦”，还是“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

诗人之死，醒目地放大了荷尔德林所提出的问题：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更令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死亡不是个体的偶然死亡，而是一个小的群体的非正常的死亡。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有包括戈麦、方向、昌耀等大大小小在内的十多位的诗人自杀身亡。当中国诗歌走到这一步时，我们不得不感到悲哀。

（三） 市场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

二十世纪末，中国进入改革的大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次体现。如果说“市场经济”带给诗歌以积极影响，当推“汪国真现象”。汪国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跟市场的合作，不得不承认这是诗歌走向新世纪的一个奇特景观。既汪国真之后，诗歌热逐渐冷却。当商品经济的浪潮已经汇成一股汹涌的急流，全面而又无情地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以及人们的灵魂时，诗人与诗歌的生存环境已变得日趋艰难。

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隐形的精神路标，指示着当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向。鉴于诗歌与市场双方均需要生存、发展的背景，90年代诗歌开始选择“丛书”、“诗丛”、“书系”等形式节约成本、降低资本消耗，纯文学版面也日渐萎缩。市场因素不仅影响诗歌数量，同时，“诗歌可能会由于市场化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审美趣味的负增长现象”。现代人普遍具有“精神缺钙”的病症，也就是物质富足、精神缺失的外在表现。

结语：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该成为人文科学发展缓慢或者停滞的理由，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更不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当下，诗歌发展状况令人堪忧，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通过对诗歌自身以及外部作用的探究，寻求诗歌发展的新出路、新方向，是诗歌乃至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1]刘剑 赵勇 经典化与大众化：海子诗歌接受中的两种倾向[J] 文学评论

[2]宋亚莉 20世纪以来诗歌研究综述[J]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四辑）

第6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中国的新诗伴随着中国新文学走过了瀚海沉浮的历史征程，面对挣扎与思考，杀戮与重生，苦难与自省，它从来都高声吟唱，独舞云端。然而今天的中国校园诗歌却只能用疲惫的嘶哑喉咙靡靡低吟，喃喃自语，校园诗悄悄地寂寞了，校园诗人也寂寞了。它遭遇着的是从未有过的“落寞”。众多的诗歌文学期刊面临着“以销定产”和“多出多亏，少出少亏，不出不亏”的尴尬局面，甚至面临停刊和倒闭的危机！谁来关注校园诗歌？谁来拯救校园诗歌？我们该怎样捍卫自己的灵魂“乌托邦”？是盲目的呐喊？是迷离的诗歌改革？还是试图接近所谓的以青春为名义的纯洁？

一、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黄金时代”除了回味还有启示

请允许我用黑色字体闪回八十年代辉煌的校园诗歌，去怀念那些故去的文字，但更多的是想用过去了的辉煌来照亮今天校园诗歌的沉寂与灰色。

八十年代，中国高考恢复刚过几年，大批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们凭借各自的实力纷纷考上大学，走进校园。这群经历过年轻的新中国苦难与反思的青年，急切地渴望着在大学校园――这个充满梦想和力量的地方，吼叫出时代最强的声音。他们高举着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直面现实的英雄主义、洋溢真情的浪漫主义三面大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八十年代的校园诗坛，组成具有强大创作力量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

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像伊甸园的缩影，空气中弥漫着的全是诚挚的爱情、湿润的泥土、金色的麦田之类的混合体，集体发誓要把“红楼梦”继续做下去。汉字像算盘珠一样在那批校园诗人的手中扒拉着，一本陈年老账被清算出了无穷新意。校园诗歌复活了自由的古希腊时代：朗诵出现在校园的圆柱广场上，诗歌变成了对信仰的呼唤，做梦的学子们一律模仿预言家或雄辩家的面目呐喊校园、指点文字……

对大多数校园诗人来说，青春和爱情因为有了诗歌的存在而焕发出更为奇异和持久的光环，家乡也成了孱弱心灵永远的避风港，成了精神最好的补充，更成为部分来自乡村的校园诗人对抗城市文明的凭据。在咏叹传统题材的同时，他们更用他们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窥伺着这个社会的腐肉与鲜丽，不断地实验与创新。由此出发，构建起了校园诗歌复杂而相对简单的意向体系，并以此为基石支撑起了校园文学的大厦。

八十年代以来的叶延滨、徐敬亚、王小妮、吉狄马加、翟永明、韩冬、海子、西川、西渡等校园诗人已成为当代新诗的代表诗人。校园诗歌成就了他们，同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又承载了校园文化，宣传并发扬了校园诗歌的优秀品质，在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了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

但校园诗歌的这个黄金时代迅速地跟我们擦肩而过了，如今屈指可数的几篇校园佳作更多的是渲染了一种对昔日诗歌辉煌成就的怀旧情绪。

当下的校园诗歌话题令人深思：爱情不再变得神圣，变成了空虚和寂寞的代名词；青春激情耗尽在虚拟的激战；故土成了放纵的羁绊；乡村已是城市的附属。

我无意判断这是一种迷失，还是我们背叛了诗歌，或者责备诗歌遗弃了我们。我只愿上帝能将校园诗歌曾经的“黄金时代”的变成现实的“他山之语”。

二、当下，校园诗人和读者的“星星点灯”

现在的校园文化早已经被优裕的物质文化、功利性的现实主义，消遣低俗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所充斥。校园里追星族此起彼伏，奢靡的小资情调渗透入生活和文学，校园诗歌被涂抹了一层层斑斑驳驳的胭脂味和奶油味。用这样鄙薄的扇情文字来概括“象牙塔”的众生，请不要责怪我的苛刻。

校园书店里无处寻觅《诗刊》的踪迹，《星星》躺在阴暗的角落没有光泽。偶尔有几篇尚且称作诗歌的符号点缀在小说散文杂志的屁股上，美其名曰“珠海拾贝”，随处泛滥的是时尚杂志和低俗小说。

1.社会价值把读者和校园诗人分化为文学星空的“孤星”。有读者说，是诗写得不好，没人读。这是资本写作时代最省事最振振有词的理由。看北岛、多多、西川、于坚、柏桦、臧棣、吉狄马加等人，从意蕴到技艺，现在的新诗不差于过去任何时代的诗歌。就数量而言，当下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之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

资本写作时代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早已改变，纯净的校园也过早泛起衰老的色彩，校园文化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单一化变为多元化。青春的躁动已经不再化为奋斗的动力和无限的诗情，取而代之的是伦理行为的混乱和百无聊奈的空虚。如今的大学生看问题更多的是直接考虑现实的价值，他们是利益型的阅读者。他们需要现时现报的读书结果，背诗歌不如背英语，“有用就是真理”。好的成绩可以拿高等级的奖学金，可以免试上研究生，毕业了可以进好单位。肥皂剧、娱乐新闻、流行歌曲，是他们本能选择，诗歌等文学与自己的前途无关，爱它没有理由。

因此，在诗歌圣地坚守着的校园诗人只能孤独地对抗流行文化带来的冲击，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们的力量也越来越弱，很多校园诗人最后不得不在现实的面前低下曾经高傲的头颅。如果有大学四年级仍然活跃在校园诗歌社团的学生，定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

2.校园诗人的写作与读者的断裂。

“我钉在我的诗歌十字架上任合唱似的欢呼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任天谴似的神鹰天天啄食我的五脏我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那篇寓言 那个理想（《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写这篇诗歌的时候，舒婷不是大学生。但她的诗歌代表了当年大学生们内在的心声，这不是豪言，是自觉体现了那代人的生命意识。怀着庄严的使命踏上并思考自己的诗歌之路，并且和诗歌的关系又那样的纯粹，纯粹到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这是那一代诗人共同的特点，他们把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和内容很好的展现给诗歌，诗歌成了那一代人心声的载体不足为怪。

用八十年代的诗人榜样来要求今天的校园诗人是不现实的，当下的校园诗人很多是关起门来造车，他们既不用心灵去体悟生命所赐予的最微妙的情感和美丽，也不愿走出“象牙塔”，走到社会的角落和低层，反而喜欢坐在空调教室里用一种想当然的方法，来支离破碎地描绘烈日下劳作的农民。

同时，当下的校园诗人对“朦胧派诗歌”、“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先锋诗歌”等八、九十年代成熟诗歌的模仿出现了极其迷茫的状态。他们一方面希望从这些成熟的诗歌里寻找到一种提高自我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可笑的一方面。当下很多的校园诗人甚至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朦胧派诗歌”、“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先锋诗歌”，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的诗歌理论知识，就开始大放厥词，我的诗歌是什么主义、什么风格。而这样缺乏思考的校园诗人写出的缺乏真情实感的“云里雾里”的诗歌当然也得不到同龄人的认同，自然读者也就少了。

3.传统的诗歌价值体系已经解构，诗歌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取向和象征；新的价值体系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一直以来，情愁和乡愁是校园诗歌坚固的主题，经济大潮的变革和诗歌所谓的一些 “颠覆”、“解构”，使这些坚固的主题在校园文化急需重建的今天已经逐渐脆弱。日渐枯竭的艺术浪漫的和日益膨胀的功利社会价值观，导致大学生在二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同样，要生存的校园诗人也要选择，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读者离开这片神圣的土地，而外面人也懒得进来。曾经的“校园诗人”是多么大的光环，现在的校园诗人更多的是揶揄的称呼。“大风正把世界的灯拿走”，一位校园诗人看着日益陌生的诗歌，或许无奈，或许痛惜，亦或是麻木。

三、校园诗歌，虽是“星星火”，但“可以燎原”

新世纪的校园诗歌不能沉寂，它应重新焕发魅力，重新找回它的社会责任感。校园诗歌不是早晨的快餐更不是午夜的流星，它需要所有诗歌爱好者用真诚的目光和温暖的双手给予呵护和。“温暖来自内心的关注”，只有关注校园诗歌才会拥有更多的文学新作家新诗人。

1.当下的校园诗歌，经历了许多阵痛和风雨，就像襁褓中脆弱的婴儿，他需要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无条件的呵护，由此产生的意义无法预测。

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种校园诗歌活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呈现给爱好诗歌的莘莘学子，给校园诗歌与大学生搭起了最佳的平台。如：中华校园诗歌节，北京大学的未名诗歌节，浙江大学的艾青诗歌节，西南大学的五月诗歌节，海南大学的天涯国际诗歌节……这些诗歌活动的举办，让校园学子更好的审读现代诗歌的现状和未来，挖掘了潜在的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同时让优秀的诗歌进入校园，让优秀的校园诗人走出校园。其中，四川绵阳市政府主办的“中华校园诗歌节”最值得赞扬。因为，这种以全球华人大中学校老师和学生为对象，以诗歌为内容举办的诗歌节在全国为首例。我相信，有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的扶持校园诗歌的火种将可与艳阳争辉。

2.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校园诗人应当用当代大学生所能接受的方式创作作。在诗歌题材方面，除了传统题材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发扬风雅典范和汉魏风骨，将更为深刻广阔的视野纳入诗歌的怀抱，必将与当代大学生共鸣。

在诗歌价值取向方面，既然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变化，诗歌的价值也应该顺应潮流。当然不只是追求潮流，而是根据校园诗歌本身找到一个切入点，放下自己固有的矜持，步下神坛，走向大学生，采用平等对话的姿态，张扬平民化意识，从大学生群体中吸取营养，为大学生所想所需；并联系社会各阶层，以期辐射整个社会，有所感悟，有所影响。台湾的校园民歌曾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大陆的校园诗歌为何不可呢？！我甚至认为，先锋诗人黑大春提出的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方式，非常适合在大学校园运用，这能与大学生得到很好的契合，同时，有利于推动诗歌在校园的再次繁荣。这其实本身也就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

3.校园诗人应该“以笔为旗以心为镜”，在校园的沃土上捍卫青春不该丢失的精神家园。在冲刺、探索和超越的同时更需要走近每一颗心灵，如同走近每一个空灵、朴素、激情纯美的世界，它能成为我们生命必要成长中正确飞翔的导向。也能让我们全新的认识到诗歌不是呐喊和鼓吹，而是一种冷静而又成熟的大超越和新突破。

校园诗歌需要文学冲浪者，需要能经历比十年寒窗过之的文学煎熬者，而这些冲浪者、文学煎熬者则需要坦荡无私的心境，需要懂得远离急功近利，远视盲目邀功的情操，而且还要懂得该怎样关注时代现实，如何完善自身的写作水平，需要让自己情感细胞“放肆”成文学的无限记忆。

第7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文革”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锞持校谡庑┪按笫璧墓馊倨羰鞠拢煤河镄醋鞯氖嗣怯质窃跹伎己透璩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四人帮”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庵局哐锏内韬鸵魉小庖皇逼诘氖栌谩案鎏逖运怠焙汀凹逖运怠贝婧途芫璧摹罢逍匝运怠?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

第8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似乎已经不必再赘述南京与诗歌的历史渊源了。六朝古都，江南文枢，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政治文化身份让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理想的栖息地，灿烂的诗歌薪火相传，影响深远。李白曾在这里登上凤凰台，留下“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佳句；韦庄醉卧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秦淮河畔，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杜牧留恋风尘处，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的感慨；李煜更是柔肠百转，“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具相关史书记载，古代关于城市的诗歌里写南京的最多。

民国时期，因为南京是首都的缘故，更是集聚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吟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代诗歌史上，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他们”诗派，曾占据第三代先锋诗歌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南京评论”诗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一批生于70后的先锋诗人的崛起，以及由更年轻的一代创办的“南京我们”逐渐崭露头角……从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70后诗人，甚至80后90后诗人，每一波当代诗歌的潮流中，都有南京诗人的活跃身影，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声，参与着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建构和进程。可以说，南京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歌之都，一座被诗歌宠坏了的城市。它的诗歌书写，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某种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从未间断，指向更远的未来。

考察南京当代诗歌，总体而言，南京诗歌的民刊、社团和流派较多，“民间”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成为推动南京诗歌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现代高校林立和六朝古都的独特身份让南京诗歌有了较为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能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南京诗歌写作可以说就是在这三者的交融影响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并呈现出具有某种“南方特质”的独立、坚韧、沉静、优雅的美学风格。

一、民间力量是南京诗歌发展的助推器

一般而言，南京的小说成就似乎更为人知，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赵本夫等小说家打造着南京的文化名片。但我一直以为，南京诗歌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对南京当代诗歌缺乏全方位的了解。

此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较之于其他城市的诗人，南京的诗人似乎更喜欢一种“民间”的状态；他们具有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那种“清高与自傲”，更加独立、内敛、沉静，不喜欢闹腾和扎堆，诗歌写作指向内心，厌恶制造一些文化和诗歌事件。正如《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所说：“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说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 这种安静与淡定，使新世纪南京诗歌的文本意义远大于那些热衷于诗之外躁动的媒体效应。诗人于坚曾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南京的诗人几乎处于一个“潜水”的状态，安然自足，没有惊雷，他们一般不会跃出水面。但是，从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角度而言，“各自为战”不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南京诗歌在文化占位上的“劣势”。所以，实际上，南京的诗歌写作要远远超出我们基于表面的评估。在此意义上，我觉得很有必要祛除人们对于南京当代诗歌的某种蒙昧，全方位展现出其诗歌创作风貌。

南京的诗歌写作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蕴含较多的“民间”色彩，而且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独立、强悍的特质，“曾经为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丰富的美学资源和悲壮、坚韧的诗学立场”（何同彬）。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之时，南京诗人以非常活跃的姿态参与了当代诗歌的进程，并产生了一系列星光耀眼的民间社团，如韩东、小海等人发起的“他们”，海波、叶辉等人发起的“日常主义”，朱春鹤、赵刚等人发起的“新口语”，以及“超感觉”、“东方人”、“阐释”、“呼吸派”、“色彩派”等，在众所周知的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这些诗群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后来还有周俊等人发起的“对话使节”和车前子、黄梵等人发起的“原样”等等；新世纪以来相关民刊主要包括黄梵、马铃薯兄弟等人的《南京评论》，李樯、朱庆和、林苑中、育邦等人的《中间》等。这些非常活跃的社团和群体丰富了南京城市的诗歌内涵，并对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南京诗歌写作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里很有必要重点提一下声名遐迩的“他们”。1984年，诗人韩东、于坚等人在南京发起创办“他们”诗群，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群体，成员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昆明和西安等地，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王寅、普珉、于小韦和吕德安等。1985年诗歌民刊《他们》问世，到1995年出版了9期后停刊，几乎刊载了八九十年代国内大部分代表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诗派的文学实践相当活跃，除诗歌创作外还进行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诗学理念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实践，在全国影响巨大。

“他们”是第三代诗歌的典型代表，韩东等人所提倡的“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理论建立了崭新的口语写作的坐标，对剥蚀“后朦胧诗”遗留的国家政治美学与宏大话语、开辟独立的口语写作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希望在“传统”和“本土”上找到诗歌发展的脉络，注重挖掘“东方的、原始的、民间的文化”，企图找到一种对抗的语言来排斥“西方的、现代的、正统的意识主流”，并为反抗体制化的写作树立了时代的标杆。

在某种程度上，南京诗歌的状况也是当代诗歌变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80年代南京诗歌群落和诗人个体的蜂起，在当代诗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南京诗歌社团的趋于瓦解和诗歌面貌的混沌无序，也是时代转型的一个表征。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精神内涵上打上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消费心理等的局部转型的烙印，相对于80年代诗歌，它以自己独特的言述逻辑建构起了具备一定审美合法性的话语形态，尤其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诗歌显示出叙事性、个人化、口语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时代的文化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市场大潮的席卷、西方思潮的涌入及价值观的转变造成了诗人身份的游离，这必然反馈在诗歌写作上。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南京诗歌进入90年代也呈现出一些多元化特征，同时诗歌写作也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的状态。他们努力“在语言和现实的联系中，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的有效方法”（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但是由于陷入后期写作方式上的个人化和狂欢化，诗歌“合法性”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使得诗歌标准和诗歌评价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以致诗歌阵营逐渐开始裂变和分化，对诗歌的伤害较大。当然，这样的状况在新世纪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清理。此外，诗歌史就是一个不断淘汰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跋涉中，许多人掉队了，很多人变异了，最后坚持留下便是诗歌的赤子。

民刊《南京评论》是一个不能绕过的话题。这个诗歌群体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001年诗人黄梵和吴晨骏发起创办“南京评论”网站，2003年纸刊问世，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是一本同仁刊物，虽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诗学主张，各人的写作风格也不一样，但它几乎集聚了南京大部分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比如黄梵、马铃薯兄弟、育邦、傅元峰、何同彬、梁雪波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们显示出更加活跃的姿态，通过杂志举办的重要聚会、年度性纪念会、朗诵会、诗人交流会、沙龙等不计其数，几乎代表了南京诗歌写作的现场。

诗歌是青年的特权。南京高校林立，诗歌传统的延续性较好，加上城市文化氛围浓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青年学子内心的诗歌情愫。2010年，80后诗人马号街、卢山等共同发起创办集中展示80后、90后诗歌的平台《南京我们》，并力争成为南京乃至江苏民刊第三代的标杆。他们持续出刊，举办诗会，既与知名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又广罗潜行而有实力的新人，影响力迅速提升。此外，90后诗人炎石等人创办的“进退”诗社，也是锐气十足、有声有色。除了这些诗歌民刊及流派外，高校内的一些诗歌社团纷呈多样，来势凶猛，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萤火”诗社，南京大学的重唱诗社等。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在年轻的诗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他们的诗歌梦想和激情足以建立起我们对南京新生代诗歌的期待和信心。

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派别意识已经几乎淡化，诗学主张也在沸沸扬扬的口水里化为沉寂。时代风云湮没了诗歌圈子的喧嚣，诗人似乎也受此影响，纷纷退却一旁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和八卦新闻。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展示，整体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自足和安稳的状态，但是“他们在个体化写作上的坚持、探索并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因为不求闻达，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更突出，诗歌写作总体上也显得更沉静、笃定和优雅”。（何同彬《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暗处”的民间力量，南京的诗歌得以薪火相传，继续向前推进。

二、学院气质影响下的诗学风格

如果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南京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以子川、胡弦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已经炉火纯青，一批70后如梁雪波等新锐诗人已经崛起，更加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开始跃跃欲试，南京的诗歌写作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实际上，今天活跃在南京诗歌现场的诗人主要有子川、胡弦、黄梵、马铃薯兄弟、梁雪波、育邦、雷默等等。考虑到时代与文章篇幅的关系，在这里仅仅选取十多位较为年轻的新生代诗人为代表，试图通过“管中窥豹”来扫描南京诗歌写作状况。

此次推介的一批70后、80后和90后诗人，他们构成今天南京诗歌写作的新的血液。70后的诗人主要有梁雪波、育邦等，这些年轻的新锐诗人是维持南京诗歌名城的主力军；80后、90后诸如潘西、焦窈瑶、炎石、卢山等则是后备力量，他们多数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在写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风格尚不成熟，但“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们涌现出对诗歌的激情足以令人刮目；在宽容看待的同时，我们要抱有足够的耐心和广阔的视野。

南京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歌写作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这和这座城市众多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密不可分。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作家班、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三江学院“四月诗会”都对南京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的诗歌写作多数呈现出一种“学院化”倾向，学院气质与江南情怀明显，诗学风格总体温婉、沉静、优雅。

历史古都的底蕴与现代高校的林立的影响让南京的诗歌写作始终处于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之中，诗人大多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谦逊、内敛的性情，所以南京的诗歌圈子洋溢着难得的儒雅气质，而摒除了叫嚣似的口号和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考察南京诗人的写作，我们就会发现南京的诗歌几乎没有粗俗的口语写作，这在口语诗歌大行其道的当下近乎一种奇迹。诗歌圈子似乎也不够热闹，但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他们秉承严肃、真诚、负责的态度，在写作中清理内心和建构诗歌理想，维护汉语诗歌的纯洁和尊严。

之前曾有学者提出“南方诗歌”的概念，正如柏桦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当代中国的诗歌风水已经由最初的北京经四川流转到了今天的江南。南京是江南的重镇，是“南方诗歌”的代表。实际上，在更加广阔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诗歌创作都相当活跃，如前所述的诗歌复兴的种种征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和分析“南方诗歌”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只是“借题发挥”，主要论述的是南京诗歌。

2008年4月初举办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的学术主题的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这里所说的“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何言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正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

南京这座城市似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但是南京诗歌显然没有被这种“尴尬”缠住双脚，而是继续延续其诗歌的南方精神，把诗歌写作和诗歌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比如，2002年《扬子江》诗刊（2002-2005）把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作为办好诗歌刊物的一个重要方略，开辟了“读诗会”（与首师大新诗研究中心联办）、“新诗第二课堂”（与《诗刊》下半月刊联办）、“对话”、“圆桌”、“评论”、“视角”、“双月短评”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栏目。这些都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年来这种双向互动不断延伸、拓展，由何言宏、黄梵、傅元峰、何平等人发起的“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由陈东东、庞培、长岛、张维等人发起的“三月三”诗会，由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食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都放大了这种效应，使得江苏诗歌现场，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共生互动的良好态势。

在展示这些学术活动与诗歌活动之外，我们有必要解读南京诗人的诗歌写作，深入诗歌文本探析南京诗歌的内在质地。实际上，这种学院气质和江南情怀也体现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比如傅元峰的《三月》：“输光半生的人，有谁，还可以叫做同伴？/一块石头被点燃/紧接着，铁/最后，花朵化为灰烬//再孤寂一点！当白鹭在乌鸦中看到自己/曙光飞来，去抓沾满露水的铁轨/食物赶走母亲，并把你遗忘”。因为学院出身的缘故，他对诗歌语言的修炼极为严格，诗歌里有一种“苦涩”的气质，诗歌中象征与转喻较多，挑战想象力的空间边缘，正如他所写：“时至午后，有谁还睡在三月的东京都/只有樱花暂时落在他黑色的想象上？”

还有这首《钟声》：“犹疑不但会生根，而且会建成一座城市/在它西南，花事正逼近//湛蓝的钟声背着一面镜子/墓地在寺庙温暖的怀抱里酣睡//氏族的水桶在树荫下/和我一起，听到了樱花嘈杂的来声”，诗人以优美的笔调写出江南诗歌中所特有那种典雅、灵动与内敛。“杂花生树”，纷繁的意象内部隐忍诗人的情感，它讲究陌生化的效果，并通过词语的交织组合，言说着荒诞和深远的主题。他的诗可以说是冥想的盛宴，内部空间宽阔，不断逼仄着读者的想象空间和激发着其跳跃性思维，没有诗歌阅读理论基础的读者是很难获得其解读的密匙。

此外，诗人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似乎是一种回应：“沿着栈道/我们登上栖霞山/眺望过去/长江似练，枫林如涛/伏在江边和林下的/是我们那日益卑微的生活/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在山林之间慢慢铺展开来……”时空变幻，错位交织，对个体存在进行哲思，且白描的运用让诗歌更具有立体感。他的诗歌的语言相对没有傅元峰的晦涩，但梳理有致，节奏感较好，并且洋溢着江南才子的才气与智慧。

三、古典情怀与现代都市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诗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摆脱历史与传统的浸染，所以，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稍一处理不慎，诗歌风格要么就成为古典的注脚，要么就会流于情感空泛无病。正如诗人朱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体现出创造性与想象力实属不易。像关于玄武湖的诗作，古人已经写了很多，如果没有个人情感由内而外的渗透，但又想表达那样的感情，就会给人以伪造的感觉”。这的确是一个在南京诗歌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酸涩无味的抒情似乎已经败坏了大众的胃口。南京诗人如何突破这种写作瓶颈，在关乎历史文化底蕴的时候，抵达当代诗歌现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很好的处理了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和一群年轻的学僧坐在教室里/喝茶，聊天/过去的我呈现出来/夕阳照在西峰上时/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身在一座喧嚣的都市，如何处理好现实境遇与内心指向的关系，如何适当的唤出“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我们从他的诗歌里寻找到了答案。他的《顽石》虽然用的是口语的表述形式，但诗歌的内核仍是传统的古典情怀，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中的关于“顽石”的故事。

实际上，南京诗人的写作融合了一些古典韵律与现代口语，而且诗歌的“江南”特征较为明显。比如90后诗人炎石的《咏怀系列》，在口语写作的背后显示出一些古典的韵律和气质，诗歌语感较好，整体风格也比较成熟。在他们写作的背后是南京这样一座被历史和文化沧桑数千年的城市的浸染，这种骨子里的文化与历史的交融，显得深厚、大气，游刃有余。

换个角度说，这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流露也是诗人对现代文明身份焦虑的侧面表达。中国古典诗歌文化博大精深，足以具有某种文化精神上的向心力和包容现代蹩脚诗学的厚度。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可能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静穆和清新的话语表达，以此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孤独与癫狂。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是诗人思考自身存在的产物，他们以诗歌来打量着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诗歌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正确厘清都市与诗歌的关系。

南京是一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城市，它的诗歌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这种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诗人角在和平公园诞生；秦淮河边一幢楼的楼顶露台成了南京诗人雅集的地方，被命名为“都市庭院”。另外，南京的先锋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已经成为南京诗歌的主要现场，在南京诗歌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名人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关系，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诸如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等文人消遣方式，并认为如果没有都市的物理环境和设施，对施蛰存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一批优秀的诗歌。都市生活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诗歌写作需要处理的新题材，成为新的感情抒发的对象。南京作为中国的东部的一、二线城市，它的复杂性必然投射在诗人的写作中，而南京诗人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都市景观来观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的。

70后诗人梁雪波可谓是近年来南京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选取的这几首诗歌多带有个人自传的性质。“在我饥馑的少年大梦，夕阳愤怒的公牛/斜卧的柳树下，一把旧时代的铁器/穿破蓬草，带着斗争的必然性/在故事中咔咔震响”（《日月铲》），这是青春的回响，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首诗里诸如“公牛”、“铁器”等意象具有明显的“阳性特质”，坚硬、强悍，他的诗歌在抒情的背后充满直达人心的力量，质地明亮，落地有声。“十八岁，我带刀远行/沿运河而下，头枕民脂民膏/一路数着前朝的霓霞与落花”（《少年游》），这样的诗歌语言肆意铺展，一气呵成，带有青春激扬的，读来是一种享受。

此外，他还有一些质地坚硬、熔思想性和修辞艺术于一炉的诗歌，比如《断刀》、《闪电》、《雪豹》等；还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民生的诗歌，比如《断指》、《强拆》、《开胸验肺》等；这体现出他诗歌写作的驳杂与丰富。他诗歌的丰富与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诗歌实践。梁雪波的写作始于90年代初，感受过那个年代诗歌的热烈与骚动，这一经历对他的写作的重要意义在于，90年代诗歌氛围的浸染，不仅让他从中获得诗学的滋养，而且能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其间的创造与局限，不断开创自己诗歌的新路径。诗学上的突破亦是个人的成长，成为“撕去了语录的野孩子，从石头里蹦出/数字和线段随水蛭游走”（《日月铲》）。

“他在城市里，习惯了棚居”，潘西的诗歌写出了诗人蛰居城市的孤独，读来让人动容。“黑黑的屋外，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活着，只要还活着……/可除了死亡，这里的人还共用着什么/和遮羞布一样/希望总是和穷人一道，被高高挂起”（《裁剪》），他的诗歌显示出对叙事性的娴熟把握，并且内部情感十分饱满。他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甚至是忧伤的，最后他只能寄托于一支虚幻中的“未来的玫瑰”：“填满它花瓣的，是另一面镜子/映出我的禁忌，我苔藓般的孤独/我心的黑暗与饥渴/分担我每个入夜时辰里的冒险”，诗人以想象慰藉生命，然而，“这我未知人生的第几朵玫瑰啊/它还没到来就已即将寂寞逝去了”（《未来的玫瑰》）。

90后诗人任少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显示出异样的才华。“在广阔的春天之绿中，/我将是一尾低沉的游鱼。/在春天之稍颤栗，每一朵花瓣/都是我善变的鳞片”，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化叙述气质的语言浑然天成，才气逼人。他的诗歌多反映青春期内心的哲思，以文字经营内心，“与内心的虎豹为伍”，但又“时常为这虎豹所擒获”（《虎豹之说》），这大概就是青春之惑吧。同样为90后诗人的萧肃的诗歌相比之下整体风格较为朴实，在《乡村之夜》里他写道，“无限洞穴的几何图形把/我的全部重量抽空、吸进”，这种真切的体验亦是一个青年的怀乡之思。

80后女诗人焦窈瑶在《镜子和钟》里思考个体的存在之感，“时间是我袖珍的恋人/我们的恋情发生在镜中”这样的句子足够精彩。她的《午夜之雨》多带有女性独特的思考和体验，“春天 一个精神病患者/从你的墓前 拉走/二十五年前的车马/去赎回 你的河流和麦地/雨水和姐妹”（《春天，一个精神病患者》）则饱满热烈，洋溢青春之血。实际上，对比分析两位80后女诗人顾星环与焦窈瑶的写作，她们都注意向内挖掘诗歌内核，象征和隐喻的运用较多；风格上，顾星环的诗歌温婉一些，焦窈瑶则显得激烈、奔突。

在审视自己与现代都市文明关系的诗歌里，一部分80后90后年轻诗人的作品更为激烈。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身份背景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交织在他们的诗歌写作里，他们仿佛一尾游弋于城市边缘的鱼，在细碎的痛苦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文化的源流。我们似乎能从这些疼痛的诗句里触摸到诗人内心的情感焦虑和精神寄托。比如炎石写道“就在昨夜，父亲将存了四十年的勇气传给我”（《咏怀》），萧肃看见了“宿命主义的词语，撕咬城市飞奔的”（《废墟中的孤岛》），顾星环说“我的蒙尘的双眸只能看到钟山的溶化”（《日暮灵谷》），卢山表示要“忍住春天，病痛泛滥繁花似锦/忍住吐蕊，拒绝绽放”（《与君书》）……

第9篇：现当代诗歌范文

刚刚开篇。它是人

——海德格尔《诗人之思》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文革”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 锞持校谡庑┪按笫璧墓馊倨羰鞠拢煤河镄醋鞯氖嗣怯质窃跹伎己透璩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四人帮”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 庵局哐锏内韬鸵魉小庖皇逼诘氖栌谩案鎏逖运怠焙汀凹逖运怠贝婧途芫璧摹罢逍匝运怠?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

2．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

第二代诗群系指“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文革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

1．先锋诗人及其生存境况

第三代诗群，即所谓先锋诗群，从时间上看是指自80年代中期(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现代诗”大展为标志)迄今为止活跃在诗坛上的一代青年诗人群体。从诗歌本身来看，是指从这一时期诗歌所涵摄和展示的诗歌之精神性及艺术性(诗歌技巧)上对传统诗歌(第一、第二代诗群)实现全面突破与超越的诗人群体。这一代诗人的生存境况，或者说这一代诗人在诗歌中所表露的对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体验，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用个体生命和存在意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的悲剧性体验之中。而悲剧性正是这一时代的实质。这是一个被哲学家、诗人尼采确定为“上帝死去”，被诗哲海德格尔称之为诸神隐退的“世界之夜”，是被精神分析学家弗罗伊德分析为“病态的社会文化”，以及被思想家萨特斥之为“荒谬”的时代。正是如此，本世纪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家如卡夫卡、乔伊斯、里尔克、劳伦斯、加缪、艾略特、庞德、叶芝、昆德拉……对之发出过愤怒的诅咒和无情的批判。对历史与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形上的思考、终极的追问，是这一代诗人诗歌精神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在特定的汉语生存语境中，命运使得他们必须承受来自至少四个方面的精神压力。一是建立在扼杀人的感性生命及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理性力量——整体主义的力量；二是建立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之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型态对个体生命的抽空及对存在意识的剥夺与消解；三是在病态的现代文明中加速上升的物质主义文明等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性摧毁和破坏；四是来自诗歌本身的困惑和寻找突破契机的巨大精神压力。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生存状态中，一批对历史怀有更大使命感对诗歌艺术怀有更大热忱的青年诗人，开始了对诗歌更加潜心的钻研和更加困难的写作。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具有本质区别的是，第三代诗群在80年代中期一开始是以反对人类一切道德、文化、历史、价值观念、传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语言、诗歌……等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开始其写作生涯并树立其诗人形象的(其激进的口号是“反文化”、“反传统”，当时这些诗人几乎所有作品都只能刊登在他们自己印刷的“地下刊物”上面，其影响一开始仅局限于诗人内部及大学生们中间)。这些作品中较有影响的是一些颇具史诗意味的长诗，如欧阳江河的《悬棺》、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刘苏的《海葬》、廖亦武的《死城》，以及四川“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诗人中的一些作品。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