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精选(九篇)

第1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我们沙龙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从纯理论层面讲，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与所谓的当代文化的发展相联系，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正像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和当代的生存发展不能构成关联的话，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如果不是出于对当代文化现状的感受或不想去感受，没有一种感受或趣味在心中积淀下来，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过去时代的文学?因此，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是研究时必然存在的一个观念，一个起码的出发点。不过，今天我们必须看到，在事实上，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之间也的确呈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相应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转变过程，其间有许多东西被遮蔽了，令人看不清楚，尤其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把它突出为一个话题。我的印象是：在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从鲁迅研究开始，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开始恢复起来。当时尽管没有特别提出这个话题，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有一个冲动，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新时期关于人、关于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从现代文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时人们经常把五四与新时期相比较，认为新时期是“又一个五四”，由此而引出的一些涉及到当代生存话题，如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也都落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文学界开始强调学术规范，突出所谓的学术性。在94年西安的现代文学年会上，有学者提出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古典文学范畴，而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划定在新时期。我理解其意在强调新时期文学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被认为与古典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总之，人们从强调学术规范、强调现代文学独立存在的历史情境出发，看到了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的一些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王晓明等学者又在谈“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卫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我们讨论这一话题很有意义。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怎样从现代文学出发对当代文化做点贡献，这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回想从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在新时期初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那时文学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而现在文学已走向社会的边缘，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者、包括对于当前的领导者来说都希望某一项研究对当代文化做出某种贡献，特别领导者更是这样。比如辽宁省省委书记去年就搞了一个工程，叫做21世纪辽宁省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工程，从全省挑选出45岁以下的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组成一个人才库。对这项工程的参与持两种意见：作为当地政府的领导者希望本省的社会科学理论人才为本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能够有所贡献；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研究仅仅考虑到辽宁省，是不是太急功近利?特别是有的学科和本地区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由此认为应该为整个现代文化、现代学术贡献力量，也要培养产生学术大师级的专家。我以为后者思路更宽阔，也更有长久的意义。而反观新时期之初提出的启蒙问题、人道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及现代性等都与当代文化联系密切。那么时至今日，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现代文学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开拓已经没有多少空白的领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做起来很难。难处在于：如果单纯考虑当代文化建设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联系，会造成文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而完全不顾当代文化，只为学术、只讲学术的创新，会使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经济式，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社会。你远离社会，社会也远离你，你可能变得越来越孤独。我也常常想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用?这种想法可能比较狭隘。但清代乾嘉学派也讲“经世致用”，我想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不讲经世致用。我觉得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脱离得越来越远。在这一意义上，王晓明重提“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应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

李怡：王晓明提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与他前些年提出的“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争论是有连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强调学术规范，进入经济化的研究后，学术研究的思想穿透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鲍国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这使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论断。我以为强调“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并不等于强调其“当下性”。未必要求研究者介入当下发生的具体的社会事件之中，研究者也未必具备这样的能力。“当代性”是要求研究者在保持前人的沉稳和冷静的同时，也能显现出文化人的睿智，有一种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境遇的自觉，通过自己的研究实现对社会现实、对人类的生命承担。这说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很难想象一个对现实生活没有热情、缺少趣味的人能够在所谓的学术研究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没有思想，学术也就没有生命的活力。

王卫平：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是相脱离的。进一步说，有些研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也难怪，未来30年的历史，而研究者如此之多，这也就使这种脱离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我也想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发展尽可能联系一下。但怎样联系呢?譬如说直到今天当代文学仍不能超越现代文学。原因何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能不能通过对这一原因的探讨为当代文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一点借鉴和参照?我的感受是，做一些课题研究，不联系到当代，会感到问题没有说透。这就和当下的文化、文学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这种联系往往是顺理成章而不是牵强附会的。我对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有些不满意，我觉得有些研究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写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作家，那么这个作家究竟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研究，研究他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发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真理?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性”问题。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不是没有值得再开掘的东西，鲁迅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以为文学研究不能过于走向经济式，而远离现实社会和人生。总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建设弄不好会造成两个误区：一是急功近利，为联系而联系；二是远离当代。我觉得二者应当兼顾。既然是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这一堡垒应把握住，不能丢掉，否则就没有立足的价值，同时也应努力和当代社会、人生、文化相联系，使我们的研究更有实际意义。

我们面对的三种文化传统

彭小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要想建设并推动当代文化，起码要有对三种文化传统的需要了解：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而中国现代文化传统要存在于现代文化与文学现象之中。在三者中与当代文化联系最紧密的还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因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其独特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而中国古代文化，到“五四”确实发生了断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现代作家有如鲁迅、胡适、周作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如民主、自由以及重估历史等等，是当代文化发展仍要面对的问题。当代作家的生存境遇比较严酷，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的裹挟，使人无力也无暇去面对这些问题。然而现代作家、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当代人同样也要面对。

王翠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中国华侨出版社编辑）：的确，要建设当代文化，除了要直面当下生存现实外，还必须了解和面对已往的文化传统。“传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是比较空泛地谈一点我个人的想法。我不大赞同古代文化到“五四”发生断裂的提法，相反，我觉得“五四”作家树起反传统大旗、对传统抨击最力的时候，往往是传统惯性（包括精华和糟粕）最为强大、最难断裂的时候，而近几年我们较少抨击传统甚至间或呼唤某种传统回归的时候，传统的影响力却正在逐渐淡去。我们只能在传统的长河中置入新的传统，而不可能割断传统，现代文学就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开辟了整合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时期，我们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次第展开了借鉴西方文明的尝试，其中，成果最为卓著的就是文化层面的五四作家的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封闭的、自足的、单一的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之后再整合的结果，这样，在它的精神内核中就容留了这两种截然异质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尽管“五四”作家的这种整合工作是在未及充分消化西方文化的略显匆促中进行的，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今人的文化创造无疑也在沿着他们所开辟的整合中西文化的新传统在进行。可是，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人最为显赫的生存背景的历史前提下，如何进行这一整合工作又变得十分尴尬。在一个经济和技术迅速趋向一体化——西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整合工作是应该顺应这种一体化潮流呢还是应该竭力保持我们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民族色彩？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界流行什么我们也紧跟着流行什么?或者正好同步流行什么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业已十分发达？在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要去既往的传统中寻找经验还是教训，现代文学都不失为一个极好的资源。

杜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传统本身是无法割裂的，我们内在的传统积淀是无法剔除的。而我们所说的反传统则应有必要的界定。

鲍国华：我插一句，我们今天使用的“传统”概念确实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传统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单位，如语言、文学等等。这是一个人在成长和求知过程中最先获得的，不能拒绝，不能排斥。比方说是中国人，首先就得说中国话，用中国字，这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五四新文化变文言为白话，但仍使用汉字。这部分传统沉淀在人的思想观念行动之中，我姑且称之为“业已植入现实的传统”。另外一个部分是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对人的思想行动有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这部分传统是有时代性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要针对的是这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和文化与传统确实发生了割裂。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问题联系不是太大，我这里仅仅是补充说明。

杜霞：这几天我在读王富仁老师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我的感受是，他前几章在谈论中国文化，直到最后一章方谈鲁迅，他一点一点地梳理传统文化。要考察传统文化与鲁迅，首先要弄清自己眼中的文化是什么。这不是冯友兰的文化，不是新儒家的文化，也不是李泽厚的文化，而是王富仁的文化。而这一工作正是我所欠缺的。比如说“当代文化”，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指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可能使用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境里。但这是什么样的“共生”，这种文化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现代文学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一个文化资源?确实都需要认真梳理。我们所揭示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其中肯定会掺杂研究者个体的生命感受，但一点一点地认真梳理和思考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做的工作。

鲍国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一些现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概念做出认真梳理和界定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些具有关键词意义的概念有了客观准确的把握，我们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一些延续到当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能引起回响的问题和文化现象。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能够贴近现实、贴近当代文化的一点。因为我们尽管在学科上有“现代”与“当代”之分，分别指向前者的历史性和后者的当下性，但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许多问题是一以贯之地在发展的，并不因为现代与当代的划分而中断。

当代的学界与现代的文学

高俊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当代文学批评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往往不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来评价，不是看一部作品产生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较出现了哪些新的东西；而是横向的平行比附，与某些经典作品相挂靠，以此提高新作的品味。如前些年贾平凹的《废都》的出现，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它揭示了什么，对当代文化有什么新的贡献，而是喻之为“当代《金瓶梅》”。除了挂靠还有通过贬低经典来达到抬高新作的目的。比如王朔曾说看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后觉得鲁迅的《野草》浅薄得可怜。当代评论界也是如此。他们不是把作品排成一个有序的序列，从文学史的角度慢慢梳理思路，而是预先找一个经典，盲目比附，或者把新作与经典相提并论，或者通过贬损经典来抬高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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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河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对此我有不同意见。当代评论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虽然有联系，但大致来说还是各有各的领地。偶有交插，也不是群体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这样的现象80年代最多，90年代渐少，再以后两栖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批评与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造成的。不是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成为一个批评者，而是说批评本身对批评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像别林斯基这样的大批评家他们的素养是非常高的。而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批评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现代文学怎样介入当代文学研究，介入当代文化建设，在89年以后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有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人提倡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学术规范，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是针对90年代以前现代文学过于强调当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学术品格，造成浮躁现象；同时90年代以后启蒙知识分子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这种学院派的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他所擅长的也是一种经院化的研究。如果让他们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不客气地说，他可能会像唐·吉诃德一样。而且在针对社会问题的争论时，也很难像8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观众，有那样大的反响。这是一种令人难过也无可奈何的现象。这是时代的问题，不完全是个人造成的。所以说现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影响，更多地应该与一些商业操作区别开来。对于个别批评家或作家的言论，就不能去理睬他，否则会把自己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继承五四传统，有必要利用五四以来的思想资源对此进行清理和打击。这有时真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想象，很难实现。因为我们现在说话其实只有自己在听。

李怡：这里有一个论断值得考虑，就是说两栖的学者以后是否越来越少？但事实上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我举一个例子，《丛刊》近年来开辟了以前没有的“17年文学”研究专栏，这就把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话题纳入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了。还有就是今年的现代文学年会有一个议题就是“17年文学”和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转换。这些研究以后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还是有待观察的，至少现代文学界有学者在推动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时，我感到同现在的学生无法对话。在阐释经典作家的意义时，也要回答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而当你对学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感受一无所知的时候，无法和他对话，无法向他阐明现代经典的意义。因为我以为还是有两个趋势，一方面有学院派的学者沿着学术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也有思想上的交锋，不完全按古典化的道路发展，研究者不一定完全是想解决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思想问题。一个人即使从事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而不做另一方面的研究，这其中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动机，肯定是与当代生存有所关联。

孟庆树：您刚才说的“17年文学”进入《丛刊》，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但有意思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把近代文学也纳入其中。可见，现代文学研究者并不是有意识地介入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去。我所理解的当代文化更主要的是贴近目下的情况，而1978年之前包括文革文学应该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了，而当代文化还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它只是处在批评视野中，还谈不上研究。那么《丛刊》把“十七年”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到学术刊物中是合理的，是自身学术品格逐步完善的明显表现。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化事件作为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这一看法不是要成为我们自己研究的工作。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学者的倾向也是多元化的。对于现代文学学者而言，也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都能接受的问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主题。就算是对当代文化有一些关注，也是一些研究者个人的问题，就研究者而言对有些问题关注得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刚才大家提到现代文学界在1989年以后提出重建学术规范，实际上在86年就有像樊骏这样的学者提出过学术规范的问题，只是在当时不为人所注意。

李春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大家刚才更多是从学术、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问题，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这与我论文的方向有关。我的论文方向是现代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我主要是从传播文化的视野去看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我本科时学的是编辑学，与传播学有所关联，后来又在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中我感受到当代文化学术环境中非常需要从现代的视野来观照，包括传播文化有时与文学是重叠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文学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文学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学的载体，比如现在一些出版社面临出版集团化的问题。如果向现代文学与文化借鉴的话，会发现非常有启迪意义。现代文化包括出版文化其实就是在以集团化的方式在运作。比如说良友出版公司，其实它最初就是一个画报——《良友》画报，以画报起家，后来又有杂志，又有赵家璧主持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它的集团化不是像当代某些浅薄的认识就是把一些小企业结合在一起，而是说这个集团的意义是既有书又有杂志，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行政的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学评论，在现代文学阶段其实很多人，如茅盾，做了很多很好的评论。对现代文学，今天的很多评论，茅盾其实早就说过了。但为什么评论在今天越来越趋于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因此，作为研究者能够认真去做、有社会良知地去做都是有意义的、必要的。

“启蒙”的价值与问题

梁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我想探讨一个具体问题：启蒙问题。这个问题现代和当代都在谈，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在现代主要是诸如国民性等问题，是评诸于文本之外的，所以当时社会问题小说极为流行。而新时期初期，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也是这一理念的延伸。但到了先锋派作家那里则演变为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启蒙，主要牵涉文体的变化、小说内部生存的问题。到新生代作家，启蒙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没有启蒙，却是个人化写作，回归自身，涉及一些更具体的问题。那么启蒙何在?像刘震云这样的作家曾说自己是站在平民立场上说话。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他放弃了某些精神立场的东西，不再像某些现代作家，如鲁迅，有一种深沉的负担，对民族的苦难有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当代作家把启蒙由严肃转化为游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启蒙的立场，这反映出当代文学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作家放弃了意识形态之内的东西，而站在边缘或者是貌似边缘的立场来看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通过更民间化、更个体化的方式表现出启蒙立场。这也可算是由现代到当代文化变异的例证。可能是现代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待遇给当代作家留下了一种记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迫使他们采用一种更隐蔽的立场。另外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它更注重审美了，注重比较纯粹的艺术追求。

李怡：启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当代和现代相比，文学格局要大一些，包括作家对人生理解的丰富性和他所感知的艺术技巧的繁复性，都比现代更复杂更混乱。反过来使现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显得更单纯一些。如“五四”时期提到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其很单纯的一面在当代就变得极为复杂。

彭小燕：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可能超过现代文学，但是厚重度远远不及。不过我以为刘震云是当代作家中启蒙色彩比较浓厚的一个。他的小说对历史的颠覆和拆解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梁鸿：但他的启蒙方式与现代作家完全不一样。他没有采用一种深沉严肃、居高临下的方式，而是通过文本化、审美化的方式来表达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如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故乡天下黄花》，完全以游戏的笔调实现一种文本的“狂乱化”。读后使人既能体会到审美的感受，也能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惯性思维。这可能就是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区别，即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不完全从社会层面，而更多地从文学层面思考问题。

高俊林：启蒙问题百年来知识分子在考虑，政治家也在考虑。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启蒙。毛泽东也在搞启蒙，用的话语和表述方式就不一样。比如《讲话》提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大众化问题。多年来不同启蒙者对启蒙的概念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27年以前知识分子启农民的蒙，1927年之后有倒过来的趋向。而1942年《讲话》后，知识分子成了被启蒙的对象。以后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现象值得思考。正像汪晖提出毛泽东是“反现代的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反启蒙的启蒙”呢?今天，启蒙的内涵、启蒙的对象有没有搞清，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杜霞：王富仁老师在《说说我自己》中说：我是农民，我说农民时心里是很苦的，别人说农民时心里可能是有些乐的。我读到这段话时我的眼里一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情绪。我不是农民，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体验。王老师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就是要说人话，中国人就是要说中国人的话，现代的中国人就要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身为现代人我们该说什么?农民可能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但他们会认为联产在包了，我吃饭了，我是幸福的。像启蒙一样，我们的生存境遇有问题，我要改善，然后像那种人的内趋的完善、健全去改善。我怀疑一些相对的价值体系，但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在招引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内在的尺度的。

李怡：启蒙是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当代文化在世纪之交呈现出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引起反省，就是对现代性的质疑。既认为西方文化霸权传输给中国人，本来可以不接受，但是认同了这个东西，以至于对作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基础的现代性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化现象，它刚好可以作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联接思考的一个关键地方。事实上在刚刚提起质疑的时候，现代文学界的反应是不知所措。从90年代以后，文艺学界和当代文学界联合对现代文学的整个价值体系做出了颠覆性的判断，认为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价值标准是西方文化霸权强加给我们的，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自身的追求。他们提出这些观点时整个现代文学界是沉默的，为什么呢?因对他们那套术语不熟悉。他们涉及的是当代文化，而且是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通过对哈贝马斯、福柯进行横向移植。从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不存在所谓文艺学，都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翻译，慢慢梳理出来的。

彭小燕：打一个比方说，这就像西方的素食主义者，他们吃饱了饭，然后提供素食主义。就像王富仁老师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的，你首先要弄清你是谁的儿子，你活在哪块土地上。在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得到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要颠覆它。

李怡：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比如郑敏关于新诗的文章，他反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他使用的又恰恰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今天质疑启蒙的言论的人，一方面认为自己可以抛开西方的话语模式，而背后对他形成强有力的启示，鼓励他这样做的，恰恰来自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摆脱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

彭小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你认清自己需要什么，忠实于自己最日常的生活感受。否则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随便扯过西方文化的一块面纱，在面纱笼罩下开始说话，开始做事。就拿农民问题来说，我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中国实质上也是一个农民国家，我怀疑真正的现代人究竟有多少。就像秦晖先生所说，中国就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包括城里的农民和乡下的农民。他解释说农民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人身的依附性，如果人身的依附性没有打破，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依旧是农民，不能自身流动，不能进行相对自身的自我事务管理。

梁鸿：这其实包含着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人确实对五四启蒙了，但研究者的启蒙对农民可能离得比较远。当然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认为农民应该启蒙，这是毋需质疑的。但更应站在文化人的角度，围绕自身看到的问题，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大背景，牵涉到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在鲁迅的时代，启蒙者首先是知识的传播者，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应是一个层层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其中立场是非常关键的，而启蒙的概念没有那么关键。关键的问题，像妇女解放问题，在封建社会是提不到的，而西方文化传入后，有了这个概念，才注意这个问题，这就是启蒙。具体到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启蒙，所以说鲁迅的时代是启蒙的时代。而当代作家应该说也有启蒙的色彩。有的作家把审美与商业结合，表达的也是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能有的作家迎合了这一方向，有的作家是逆向的。当代作家就是在迎合和逆向的双向拉力作用下展现出一种启蒙的姿态和知识分子的姿态。因此，不能因为商业化就完全否定作家对文学真正的追求。因为在当今社会，完全靠非商业化的手段，“酒好不怕巷子深”，文学很难有出路。转贴于

李怡：对启蒙这一概念首先应搞清，需要有一个界定。它肯定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最初是在18世纪的法国产生，是理性精神的代表，强调以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而引入中国后，可能发生了变异，我们在讨论时应该辨析清楚。

彭小燕：我关注的是作为理性精神的启蒙在引入中国后，有没有内化成我们内在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借助西方的精神资源我们认识到以前我们是为君、为父而存在的，而现代“人”应为“人”而存在，为生命自谋发展。

杜霞：我以为新时期的启蒙和“五四”的启蒙其实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可能更深刻一些。而新时期文学，“伤痕”也好，“反思”也好，意识形态性、政治文化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起点与“五四”不一样。

张恩秀：我感觉今天提到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对二者太隔断化了，有些割裂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一贯性的，不能把二者过于对立。如果把“五四”时代的文学过于经典化，来反现当代文学，有些勉强。另外关于启蒙问题，我们韩国文学在中国“五四”的同时也进入了开化期，引进了西方文化。而相比中国的启蒙太中国化了，过于政治化了，与西方的、与韩国的启蒙相比照有很大不同，中国色彩太强烈了。

农民、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

梁鸿：我在接触一些当代作家时，他们往往说自己是农民。我说你们不是知识分子吗?他们认为当代知识分子说的废话最多，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但对于现代作家，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巴金是知识分子。但当代作家不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好像知识分子是非常学院化的、固化的，是离开了现代文学语境，在一个封闭的小园子里做学问的这样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点贬低化。这好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不好的名称了。这意味着什么?

李怡：这不一定是贬低。因为实际上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自己不创作，专门评论别人的，而且发明了好多概念。而另一类从事创作的人本能地就有一种倾向：认为知识分子是僵死的凝固化的。鲁迅的文章常提到“中国文人”，而不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从事创作的人总要突出自己独特的身份，从中获得一种价值。所谓文人或知识分子两个概念，在他们看来，自然就带有一种为人所认可的、形成规范的、经典化的一系列内涵在里面。而从事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的人也有这样的区别。现代作家可以以知识分子身份标举自己，而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会这样回避这个问题。

梁鸿：他们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的观念对现实起不到什么作用，认为创作对当代社会有一种影响，而学者、知识分子的研究则没有什么意义，对社会影响小，思想僵化，为了表达自己的独立性，应更有一些思想。

孟庆树：我觉得这些作家在思想上有民粹主义倾向。“五四”时期，郭沫若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非常明显，歌颂劳工，贬低知识分子，与俄国当时的民粹主义思想有很强的联系。当代有些作家如阎连科、刘震云都是从写农民开始的。但他们在挖掘农民归根性的同时，民粹主义色彩非常强。因此当代作家否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一种民粹主义情绪问题。但不承认你就不是了吗?

李怡：还有就是中国文化的结构，总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互动。民间有自身的一种力量。今天我看到《中国的白话报》的发刊词，其中说：中国已经面临死亡了，人都很愚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不读书不看报，而文人、知识分子是读书看报的，那为什么中国还不行呢?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讲空话、大道理。我以后只寄希望于那些做工的、务农的实实在在从事正当行业的人，对知识分子我早就不寄希望了。我向你们讲世界大势，只要你们明白了，中国自然就强大了。

梁鸿：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农民情结。王富仁老师就常说自己是农民。王老师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但有的作家也有自我标榜的意思。

彭小燕：秦晖曾通过英语分析农民这个概念。英语农民有两个单词：peasant和farmer。而我们现在说的是凡在乡里种地的都是农民，而在城里工作的是工人、知识分子等等。而在西方最原始的农民的意义是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的种地的、不能自由流动的人；而可以自由流动，他就不是peasant，而是farmer。农场工人解除了与土地的固定关系，是具有自由意义的，他就不是具有原始意义的农民。所以秦晖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只有城市中的农民、乡村里的农民。就连国企里的工人，也往往没有自由流动的可能。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只有浙江的一个小镇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事职业，有自我管理的权力，是真正的市民。秦晖这样讲的意思有很洋的背景。市民应该有一定的文化权力，没有这些文化权力，他只能是peasant，尽管生活在城市里。

杜霞：我感觉王富仁老师说自己是农民的时候，他往往要梳理一下他自己的文化脉络，就是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他说的我是农民和一些作家所说的我是农民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

梁鸿：我觉得其实所有人说我是农民都有一种生存感受、生存体验在里面。而作家说我是农民往往是体现他写作的立场的，即通过乡村的生活状况来展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高俊林：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状况有关，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不像西方贵族有延续很长时间，而中国各阶层的人，不出三代，几乎都能挖掘出农民的根。也许一个人不是农民，但他与农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和农民脱离关系的人有，但非常少。同样当代作家与农村也有血肉联系，看到农民的苦难，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生活揭示出来。

杜霞：如果大家都说自己是农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值得考虑了。

王卫平：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回想一下现代到当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说“我是农民”、“我是乡下人”，可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知识分子。

梁鸿：其实说“我是乡下人”，已经代表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不愿意明确说出来。

鲍国华：鲁迅的一个观点可以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借鉴。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说嵇康阮籍毁坏礼教，实际上是太相信礼教，不像司马懿等人打着礼教的旗号谋取私利，亵渎礼教。而现代知识分子看到自己阶层中部分人戴着知识分子的面具，实际上却是人生卑琐甚至堕落，而对自身命运产生深深的忧虑，自称乡下人，否认知识分子身份恰恰是注意真正的知识分子价值的一种曲折表现。

王卫平：这是还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我上周和王富仁老师探讨讽刺文学问题。我想中国作家从现代到当代，调整得最厉害的恰好是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呢，这是不是自嘲?王老师对我讲，做这样一个课题很危险，知识分子总有最后一层面纱，这个面纱是揭不得的。而我总想把这最后一层面纱给揭掉，这就不好做了。王老师讲：知识分子从过去到现在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是一个阶层，永远是依附别人的。这是知识分子最深层的劣根性。许多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实际上就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处的地位和尴尬的生存处境。我看到很多作家对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本身他是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特别瞧不起。

彭小燕：葛兰西曾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鲁迅推崇的俄国式的知识阶段或“有机知识分子”的精神，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这块土地上的血肉之痛，就必然不会得到平民百姓的太多认可。像许多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们的成功之路是非常艰辛的。而当他们面对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经历的艰辛对知识分子根本是无关痛痒，是为他们所不关心的，这时他会很自然地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无论这个作家是否有一定的文化。

梁鸿：我不这样认为。当代作家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认为一些学者缺少对社会的干预，远离了社会。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远离社会发议论的人，而作家则是面对社会敢于说自己的话。

李怡：这就有一个矛盾：一个是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当下感受中的知识分子。

梁鸿：这可能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因为他们认为某些学者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就同时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

高俊林：刚才提到“有机知识分子”，其实中国古代有优良的“士”的传统，如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这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有道德感、社会正义感、责任感。而葛兰西没有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否则也就不会下这样一个定义了。

王翠艳：其实，我们很难拿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界定去衡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是体制外的，他们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分子，一直秉持着对于国家政治、政权的批判立场，常常以科技创新或对于某一专门知识的掌握作为自己的职业资本和人生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秉持的则是经世致用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是体制内的、是国家政权的直接参与者，自然要服务于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权。他们头脑中的主要知识谱系均来自以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般不追求科技创新或对于某一专门知识的掌握，入仕做官（次一点的只能入幕为僚）是他们主要的职业选择也是他们最高的人生追求。作为现阶段的人文知识分子，我想我们除了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之外，还应该担当起社会大脑的职责，去思考我们当前社会、文化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2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比如说，“中国文学是垃圾”这种判断。此判断出自一个德国汉学家，如果该汉学家是研究中国小说也罢了，实际上，他翻译一些中国诗歌；如果他读过不少中国小说做出判断，那也可以参考他的意见，问题是，问他读过多少中国小说？他表示读得很少，可能只有几本吧，也只是翻翻而已。因为他说，中国的小说很糟糕，他有限的时间，为什么要读中国小说？奇怪的逻辑，也违背认识事物的基本常识，你没有看，怎么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呢？你难道是算命先生？这样的说法，本来只能当作玩笑，说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国人又违背常识，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一阵狂喜。外国汉学家都说中国文学是垃圾，这下中国文学非得打入垃圾堆不可。

如果说汉学家只是随口而说，或者说为了在中国引得一些轰动，有意夸大其辞，说些违背常识的话也罢了。媒体为了娱乐公众，为了吸引眼球，跟着热炒，这也罢了。问题在于，一些号称文学教授的人，也跟着起哄，也在跳着脚指斥中国文学。这就有些奇怪了。我说过，中国文学当然可以批评，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怎么来谈论这些问题？则是多少要有些专业态度和专业水准。甚至都不需要专业水准，只要守住常识，就不会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以哗众取宠。

有人说，现在的文学不如八十年代的文学。这样说貌似正确，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固然有对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记忆，但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限定在说当今的文学对社会影响没有八十年代的文学那么大，这是确实的。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发生在文学本身，而是社会生活改变了。八十年代文学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式，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文化，更没有网络和其他的休闲方式。人们所有的业余时间唯一的文化经验就是文学。当然给人们产生的影响要大，从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显著。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本身就不行，因为时代不同，人们所拥有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不同，文学不再可能占据人们精神生活或业余生活的主导地位，它的影响当然要小得多。但由此把当今文学不能产生社会效应的问题归结到文学创作本身，那就是缺乏基本的常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兴起，文学必然不可能再对社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只能是众多影响中的一种，而且受众相对于影视和网络来说，要小得多。这是正常的现象。

有人说，当今的文学不再那么激动人心。文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直至五六十年代，乃至在八十年代都具有激动人心的效果。这是由于那样的时代文学承担了最为主导的宣传功能，它是时代精神最直接和突出的反映。当今时代也变了，也没有什么事件、事情可以激动人心，我们为什么要求唯独文学可以激动人心？文学要去激动人心？那个时期，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并不是人们渴望永远保持的社会状态，那时激动人心的文学，就是要去努力改变那种不安定的动荡剧变的社会，许诺去迎来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又被注定了是平静的、平和的、甚至是平庸的，不在于文学如何不能激动人心，而在于人心已经失去了激动的环境，失去了激动的主体期待和主体能动性。

有人说，当今的文学没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产生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这样的说法又是违背常识。鲁迅属于他的时代，这是其一，今天可能会产生王迅、周迅、刘迅，但不可能产生鲁迅，因为产生鲁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拿鲁迅的标准来要求当今作家则是违背常理。其二，鲁迅的时代，优秀的作家其实屈指可数，鲁迅是在他那个时代杰出无双，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无数的政治家、作家、批评家不断地将其经典化，他的作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阐释，收入各种教科书，收入各种经典作品集，鲁迅的身上注入了无数的研究者的理解、汇集了他们的智慧和知识，这才使鲁迅的作品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据说英国的大学课堂上，曾经列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批作家的作品供学生阅读，阅读时把作家的名字抹去，读后让学生打分。结果不少学生给莎士比亚打了很低的分，相反，有些不知名的作家，或者被称之为二三流的作家的作品，却被打了较高的分。这当然不能说莎士比亚的作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是可以说明，那些伟大作家让后人崇拜，也与它头上顶着巨大的光圈有关。我们本来就是仰望他们，他们本来已经被放在崇高的位置，你要把后人、未经历史经典化的作家与历史上的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相比，这当然也是不公平。

第3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1.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不可能全部接触或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例如，古人一般都有名、字、号，如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对学生进行名字文化常识教学，可以让明白古人的名、字、号都有具体的规范，与现代人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

2.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

古代文言文中很多知识点有时凭借逻辑、语法等知识是不能解决的，有时得从古代文化常识方面来解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中的“青庐”，就是一处关于礼俗的文化常识。“青庐”是指用青布搭成的蓬帐，行婚礼的地方，东汉至唐有这种风俗。所以，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准确理解文意。

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实施

1.随文突破

古代文化常识涉及面极其广泛，天文地理、伦理纲常、经济社会等等无不有所体现。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时，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式，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学习和掌握。例如，在讲授《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涉及到“鸡鸣”“黄昏”“人定”等时间信息，就此可以对学生讲解古人的纪时情况。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段，分别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那么相对应的，文中的“鸡鸣”则相当于后半夜的1－3点，“黄昏”相当于现在的19－21点，“人定”相当于21－23点。对时间的正确理解，能够有效地梳理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背景。

2.专题解读

为了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有必要对相关的常见的文化常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以便学生学习掌握。例如在对古代称谓知识进行讲解时，可以分成国讳、家讳两大块。国讳指的是臣民必须遵循的避讳，其中包括皇帝名，字，谥号、皇帝父祖的名、前代年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如，在《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在古代历史记载上，由于秦始皇名政，和“正”同音，所以把“正月”改名为“征月”。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做法，是和国讳相对应的。例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祖父的名字叫做僖，所以在史记的创作中，所有有关“僖”的词皆用“厘”代替。

3.方法突破

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了更好的去应用于实际，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应该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还应该交给学生运用知识的技巧，也就是答题技巧。高考以及平常考试，都不时出现关于文化常识的试题。例如，对联，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对联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上下两联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等），还需要节奏相应，平仄和谐。在解答对联题时，可以借助相关、相似、相反的联想方法把句子进行拆分，给每个词分别作对，再把这些对出的词连缀成一句话。例如,上联为“扫千年旧习”，便可以拆分为“扫、千年、旧习”三个词，结合所学知识，与“扫”有关的词有“除、改、树、立”等，与“千年”有关的词有“万载、百岁、一代”等，与“旧习”有关的词有“陋习、新风”等，从中选词连缀成句可为“扫千年旧习，树一代新风”。教会学生对对联进行有效的拆合分析，既有助于学生答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

4.课外扩充

在课改实验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还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外对例如官职、科举、地理、历法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做“课题”研究，即是对相关文化常识进行收集整理，并将“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更是积累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爱国情怀。

5.开展竞赛

第4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21世纪我国的语文教育将发生巨大的变革。“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内容，是实现从传统的旧的教育思想到新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教育思想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要求我们探索合乎时代需要的、现代化的语言教学之路。没有面向现代化的语文教学思想，就不可能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语文教学实践活动。

 

一、要强化对语文学科实践性、社会性的认识

语文观即对语文学科性质、任务的看法。语文课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语文教学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但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现在，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人文性已被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理解、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语文学科的社会性、实践性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因而为数不少的语文教师现有的语文观是不全面的，进而也是不科学的。

 

语文是思维与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工具的一种，它具有工具的共同特点：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掌握，这就是它的实践性、应用性。掌握工具，使用工具是一种能力，而能力只有在反复练习、反复实践中才能培养起来，然而语文教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特点，却常常被忽视。把讲知识当目的，阅读课上重讲轻练，用过多的分析代替学生自己的读书，这是我们语文教学的一大痼疾。

 

要想从根本上医治这一痼疾，就必须强化对语文学科实践性的认识，不应当只满足于语言的认知，语言的理解，语言的积累，尤其要注重语言的运用，要强化语文训练，以训练为中介，促进知识向能力转化。

 

社会生活是语文的源泉，也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土壤。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的广阔背景，这是语文教学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常常有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是以为学生的全部语文知识和能力，都是由教科书提供的，都是由教师教学生学的。于是编教科书就要面面俱到，讲起课来，也就滔滔不绝。过低的估计学生的语文能力，一切从头讲起，在课堂上大量重复学生已经理解的内容，或是越俎代庖，不让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去攻克新知，使得语文教学和社会生活脱离。把学生关在狭小的教室里，枯竭了学生的思想情感，影响了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重视语文学科的社会性，要求语文老师摆正课内学习语文与课外学习语文的关系：课内学习应当成为课外学习的向导和示范，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课外学习的酵母，课外学习则应成为课内学习的应用与发挥。

 

知识经济社会在对人的实践应用能力方面要求很高。在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的同时，强化对语文学科实践性、社会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使语文教改沿着正确的方向，科学的轨道向纵深发展。

 

二、要着力于提高人才的语言素质

关于教育思想的争论，实际上都是围绕人才观进行的。人才观是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在人才观方面也应从传统的知识型、专才型、工具型向现代化的能力型、通才型、智能型、创造型和国际型转变。人才问题的实质是人的素质问题。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有机结合。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提高人的语言素质是提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必不可少的条件。时代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应具有相当的语言素质，包括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解、表达、观察、思维能力，高尚的道德和健康的心理。基于以上论述，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语文教学人才观应当建立在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基础上。为此，语文学科在人才的培养上，必须实现以下两个转变：

 

1.在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上，要实现由近及远的转变 现在在校的学生，将是21世纪的主力军，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要与时俱进，要有前瞻意识，不能有近视行为。不能只顾眼前，甚至急功近利地瞄准中考、高考的升学率。要做到重视实践，立足未来，切实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与生存、创造的能力。要努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自学能力、语文实践能力、语文迁移能力和利用图书馆、利用语料库的能力。不仅要发展学生的一般能力，而且要发展学生内在的创造能力；不仅着眼于学生的现阶段发展，更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终身发展。

 

2.在语文学科的教学形式上，要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要重视基础，注重应用，突出实践，切实解决语文“双基”的应用性、技能性、实践性等现实问题，即切实解决语文基础知识如何获得、语文基本技能如何培养、语文应用实践习惯如何形成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民主、开放的教学，走出课堂，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进生活，让学生少一些约束，多一些学习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使学生树立市场观念、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彻底解决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实践；重解题训练，轻生活磨练这一“老、大、难”问题。

 

三、实现语文教学思想的现代化，必须强化效率观念

知识经济社会是一个高速、高质、高效的社会，不讲速度、不讲效率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反映。语文教学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益。为此，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几点：

 

1.摆正教与学的关系，优化教学结构，提高单位时效

教与学是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两个方面。要切实使教学主体由教师转为学生，并在此基础上改革课型、创新教法、优化教学结构，实现教与学的最佳结合，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最佳结合，认知因素和情意发展的最佳结合，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最佳整合。

 

2.摆正讲与练的关系，抓好双基训练，增强训练实效

讲与练是课堂教学的两种基本形式，必须做到精讲多练，切实加强字、词、句、章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这是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训练要有目的、有重点、多层次、多形式的展开，要讲求实在，符合实际，注重实效。

 

3.摆正知与能的关系，减轻学生负担，追求发展长效

根据现代化对人才的基本要求，知识、能力、素质是构成现代化教育目标的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和能力是人才成长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转化，密不可分。未来人才的素质不仅反映在对知识的占有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对知识的运用和创造能力上。语文素质教育要求的语文知识指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本语文知识，还包括与生活、生产、经济、科技等发展的实际广泛联系的语文应用知识；语文能力指的是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实践、适应创新的语文应用能力；语文素质指的是通过语文学习，语文的知识、能力、智能结构不断完善，促进整体素质得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切实把语文教学重点放在语言能力的提高上，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5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1．1文学批评是文学欣赏的重要手段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文学批评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考虑到文学欣赏的现实需要，合理的文学批评是保证文学欣赏效果的重要方式。由此可见，文学批评可以认为是文学欣赏的重要手段，应在文学欣赏中得到有效开展。考虑到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批评手段的运用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了解到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扮演的角色，还要重视文学批评作用的发挥，使文学批评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开展。

1．2文学批评是文艺评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文学批评属于文艺评论的范畴，对文学发展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不但要认识到文学批评在文艺评论中的重要作用，还要将文学批评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来看待，保证文学批评取得积极效果。鉴于文学批评在文艺评论中的重压角色和作用，在文艺评论中，我们不但要对文学批评手段进行正确利用，还要做到深入了解文学批评的应用前景，做好文学批评的研究和应用，保证文学批评取得积极效果。

2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可被视为是文学批评功能的发展和延伸，文学批评不仅对当下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或向读者推荐好书，它会超出具体的文本批评进入哲学层面，通过批评实践和理论思考提炼和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在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中实现自身。文学批评哲学功能表现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的革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前边已经有所叙述;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的革命，这是从批评对自身的反省开始的，表现为对常规认知模式和概念的解构或颠覆。在文学批评的开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学批评的实际作用。目前来看，文学批评除了哲学作用之外，其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以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为例，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但表现在对文学发展的定位，还表现在对文学发展方向的把握。所以，正确理解文学批评的作用十分必要。基于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想实现文学的快速健康发展，就要学会正确运用文学批评手段，保证文学批评工作得到全面开展，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文学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2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树立正确的文学发展观具有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作为重要的评论手段，对文学发展方向和文学发展定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这一现实了解，现当代文学批评成了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重要推动力。从当前文学发展观的形成来看，现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树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要想保证文学发展观的正确性，就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做到正确运用文学批评手段，促进文学发展观的形成。

2．3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促进文学创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要想保证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就要把握创作原则，并学会正确利用文学批评的作用，确保文学创作在方向性和内容性方面满足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既是保证文学创作质量的重要支持手段，同时也是保证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方式。为此，我们应认识到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作用，做好文学批评的运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内涵分析

对于现当代文学发展而言，文学批评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当代文学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一阶段中，要想正确把握文学发展脉搏，理清文学发展思路，就要学会运用文学批评这一手段。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实际运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批评的总体认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主要是对文学批评手段的总体认识和概括。在文学发展中，现当代文学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中，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表明，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批评的总体认识，对现当代文学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运用分析后可知，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可以被认为是文学批评的全面总结，对促进文学发展，提高文学发展质量，提升文学批评水平都具有现实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正确理解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点。

3．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考虑到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现实特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已经成了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在分析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内涵的过程中，如何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特点，如何正确理解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阶段性特征，是保证文学批评观研究效果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文学批评的发展中，要想保证文学批评发展取得积极效果，既要重视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也要重视文学批评观的发展，使得文学批评观的研究能够保证准确性和全面性，满足文学批评的实际需要。

3．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基于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现代文学批评观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不但为现当代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现当代文学作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指导作用。所以，对于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而言，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可以理解为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

4结论

第6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概述

现代教育技术指的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包括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模拟音像技术及数字音像技术等多种。现代教育技术一词中的现代两字清楚地说明了其与传统教育技术的差别，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当中，将非常有利于改变传统教育中以黑板、粉笔以及教师的讲述三者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中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的知识，同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及教学效果的改善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此可以说，现代教育技术是非常值得被利用在教学当中的。

二、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相整合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语文课堂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关键，传统的教育方式过于枯燥，根本无法谈及提高学生兴趣的问题，但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整合在一起，能够使中学语文教学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解放出来，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将是非常有利的。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对书本上的文章以声音及音响等方式进行演示，与此同时，还可以适当地拓展学生知识面，使其了解到一些与课文有关的其他知识，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非常有利的。

（二）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及创新能力的增强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对中学生的培养要一改以往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方式，转变为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为主，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方式。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来为学生呈现更多的课外知识，为学生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课堂，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获取到其他具有实用性和趣味性的知识，从而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方位的培养，同时也使其能够开阔眼界，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育相整合，对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及创新能力也是非常有利的。

三、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相整合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避免多媒体屏幕成为黑板的替代品

在多媒体教学中，很多中学语文教师会忽略了多媒体教学最初的目的，这会导致多媒体的利用不再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标准。大多数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将多媒体屏幕作为黑板的替代品，这样做仅仅是将黑板上的文字照搬到屏幕上来，与传统的教学方式并无异处，因此，中学语文教师一定要加强对这一点的重视，避免由于此种问题的出现，而造成多媒体资源的浪费状况的发生。

（二）要谨慎利用网络信息

如今互联网上的信息过于繁杂，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网络信息的筛选，要使学生能够获得对自身发展有益的课外知识，同时教师还应注意，在对网络信息进行提取时，要充分关注其与课堂的联系，不能将所有的信息都一股脑地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这样会导致学生抓不住课堂的重点，同时过于繁杂的信息也为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负担，不仅不会提高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同时还会使其产生厌倦情绪，得不偿失。由此可见，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一定要谨慎地利用网络信息，使课堂中所呈现的信息能够真正达到对学生的发展有利的标准，从而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典范，引导其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7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第8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哪些基础知识储备呢？

1 熟悉人文学科，了解自然学科

新闻工作的人文学科属性，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非常熟悉人文学科知识，把它作为自己基础知识储备的根本，并在新闻工作中信手拈来、熟练运用。人文学科类别多达几十种，要全面精通它们不现实，但尽量多地涉猎它们是做得到的。作为构成一个社会现实大框架的元素并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及进程的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是新闻工作者应该重点掌握的，比如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伦理、哲学、艺术、民族等等学科或领域的知识。只有对自己这些重点人文学科或领域的相关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拥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新闻工作者才能准确地反映新闻事件本质，把握时展的脉搏。新闻工作者只有重点人文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储备还是不够的，对于一般的人文学科或领域的相关知识同样需要掌握，比如语言、文字、文学、宗教、风俗等等人文学科或领域的知识，往往都影响着新闻工作的质量。例如，现在诸多媒体把“空穴来风”理解为无根据的谣言，在“唯一”的后面再加上“一个”，把“始作俑者”、“倾巢出动”、“守株待兔”、“梦想”等当作褒义词等等，就是语言基本功欠缺所致；有的媒体把佛教禅宗“直指心性、明心见佛”的“禅”与道家“清静无为、天人合一”的“道”混为一谈，就是缺乏相应的宗教常识的表现。别说是一般媒体，甚至一些主流媒体也经常犯类似低级的错误，让受众大跌眼镜。新闻工作者应该不断学习，使自己拥有足够的人文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储备，尽量避免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

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人文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还要有自然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作补充。自然学科的类别也有几十种，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电信、食品、能源、交通、航天、医学、环保等等。当今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对新闻工作的影响也不断加大。新闻工作者大都是人文学科专业出身，自然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是一条短腿，很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例如，当今许多媒体经常使用“温水煮青蛙”诠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象，让受众信以为真，却不知“温水煮青蛙”是一个典型伪科学命题。这是因对自然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认知错误，而给受众带来的宣传误导。又如，1961年的一天，《安徽日报》一实习记者到安徽医学院采访一位老教授——国内细胞学研究权威，因缺乏细胞学知识而被“驱逐”。但他离开后即全面搜集该教授和国外的细胞学研究资料，连夜写出3000余字的专访稿，于次日送老教授审读。老教授审读后握住他的手连声说：“你前途无量！”这实习记者就是后来《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编、《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兼华东分社社长周瑞金！由此可见，缺乏自然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会影响新闻工作的正常开展，熟悉自然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对新闻工作的作用有多大。

2 熟悉当代知识，了解古代知识

“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也好，“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也好，“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和“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也好，不论新闻的定义怎么变化，但它反映作者和媒体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这一特点是不会变化的。基于此，新闻工作者应当立足于“当代”，尽量丰富自己“当代”的人文、自然学科或领域的基础知识储备，并使之在自己的知识储备库中占主导地位。不仅要对当代已有的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还要认真学习和汲取当代新出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基础知识储备，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必要时，甚至需要对某些未知的知识进行初步的探究，以适应特定新闻报道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新闻工作者如对当代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道德体系缺乏认识，对当代政府的政策方针、国家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那其新闻工作是难以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并推动当代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例如，要是新闻工作者不了解当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相关内容，无法用当今的社会道德标准去评判是非，而以“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来评判是非，岂非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又如何教育现代的民众！从小的方面看，新闻工作者如缺乏当代相关知识，可能会闹出笑话，甚至会影响新闻工作自身的发展。例如，目前一些媒体上出现的现代汉语中夹杂“之、乎、者、也……”等的文白混用现象，以及中文外文夹杂的“洋泾浜”现象，原因就是无法很好驾驭当代的语言文字，或是对语言文字缺乏应有的审慎态度。

立足“当代”，并非完全抛弃历史。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和传承性给后人提供了很大的学习借鉴空间，使得各个时代历史变得连贯。只掌握当代的知识而不了解近代、古代的知识，对于当代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很不够的。当代的知识它构成了新闻工作者所需要的基础知识的主干，而近代和古代的相关知识则是新闻工作者基础知识储备库的补充，两者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缺乏近代、古代的相关知识，同样会使新闻工作受影响。例如，一些媒体把郜子的“食色，性也”当作同时代孔子的观点，把因让秦始皇泰山避雨而受封的“五大夫”（ 秦第九等爵位）松 当作五棵被封“大夫”的松树，把关羽“汉寿（地名，现四川广元）亭候（爵位）”当作“汉朝或蜀汉的寿亭候”……都是因缺乏相应的历史知识所致。又如，对于地震预测这一当今世界性难题，曾有媒体说“东汉张衡地动仪就能准确预测地震了，现在的技术到哪去了？”这是对地动仪功能认知不清的表现。认真学习并善加利用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呀。

3 熟悉当地域情，了解异地域情

所谓“当地”，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指某一新闻事件发生的区域范围，简言之就是新闻事件的具体发生地。而“异地”则是相对“当地”而言的，它指新闻事件具体发生地之外的区域。如新闻事件发生在某村庄，这村庄就是“当地”，其余区域则为“异地”；新闻事件发生在某乡镇，这乡镇就是“当地”，其余区域则为“异地”……

任何一起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孤立而突然形成的，促使它发生的除了使之酝酿、形成并主导它发展方向的内部因素，同时还有许多对它的发生起着催化和推动作用的外部因素。这个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是由新闻事件具体发生地的域情所构成的。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面对一起新闻事件，他绝不应仅仅把“当地”当作新闻事件发生的地点要素来处理，而应对这个“当地”的域情即新闻事件发生区域内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伦理、自然等各方面的概况都有所了解，否则是很难做到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新闻事件的本质属性和特点的。例如，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事件，高明的媒体在当时对之的宣传就不只局限于该事件的本身，而是同时分析并挖掘事件发生的根源，使新闻宣传更为丰满。如新闻工作者对小岗村的自然条件、历史演革、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以及当时凤阳县主要领导的暗中支持等情况不了解，是无法取得良好的新闻宣传效果的。有时，如不熟悉当地的具体情况即开展新闻宣传，甚至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又如，新闻工作者要是不了解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就向他们倡导道教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思想以及宣传养猪致富等，那结果会怎么样？

了解“异地”的“域情”，并非要求新闻工作者了解新闻事件发生地以外区域的无关情况，而是要了解“异地”与“当地”新闻事件的发生有着某种联系的一些情况。例如，如果一个区域内发生了某起典型的新闻事件，那新闻工作者在抓住典型新闻事件及“当地”域情外，还应适当了解该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否完全出自当地，有无受到异地某些因素的影响？它发生后是否波及到与之相邻或相近的一些区域？如有波及，那波及的程度又如何？……如果新闻工作者对“异地”的此类情况能够有一个较好的了解，那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反映就会更全面、更准确。立足“当地”，抓住新闻事件现象及本质，适当地了解“异地”的概况，概括两地自然社会属性的相同点或不同点，对之进行合理取舍以作新闻报道的补充材料，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新闻工作者更高使命，也对新闻工作者的基础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强化“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立足人文学科而兼顾自然学科，重点把握当代知识而合理掌握古代、近代等历代知识，熟悉新闻事件发生地的“当地域情”而适当了解与之有联系的“异地域情”，不断丰富自己的基础知识储备，为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作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第9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

一、当前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对文章情感诉求的分析。语文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当前，在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只重视语文教学的工具性，而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如在讲解张晓风的《行道树》时，需要引导学生通过表面上行道树的自白，读懂作者要表达的情感诉求，使学生感悟到作者通过象征手法表现出对奉献精神的赞美。 

2.忽视了对文章表达的道理的感悟。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讲究诵读，普遍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事实上如今的学生难于做到对文章的精读，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对文章表达的义理的讲解。只有引导学生学懂了课文、读透了课文，才能使学生在面对新的文章时，能通过自主的分析了解到文章表达的道理。 

3.缺乏课外知识的有效积累。文字是知识的载体，现代文涉及范围广，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空间。当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在课文本身，而忽视了向学生传授必要的课外知识，从而不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课文。 

二、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教学有效策略 

1.引导学生做好基础知识的储备工作。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现代文阅读能力，首先必须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让学生打好基础。基础知识的储备工作是非常细碎和枯燥的，教师应该做好有效的引导工作，储备的基础知识除了基本的字词知识，还包括必要的文体知识。根据中考的题型规律，文体知识的教学应该贯穿于整个现代文的教学过程，如常用的表达方式、修辞方式、写作手法等。根据文章的类型不同，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如说明类的文章注重说明顺序以及说明方法，记叙类的文章注重记叙的顺序以及线索，议论类的文章则关注文章的结构以及论据。 

2.优化教学步骤，让学生掌握阅读顺序。语文现代文阅读是有规律可循的，特别是在考试中，时间有限，学生必须提高阅读效率，找到阅读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阅读的顺序。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通过合理的教学步骤引导学生掌握阅读顺序。在讲解教材中的现代文时，要注重引导学生掌握合理的阅读顺序。合理的阅读顺序一般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要全面阅读文章，掌握作者创作文章的写作主旨，记叙类的文章要抓住主要事件以及关键人物，议论文则要抓住主论点和分论点；其次要根据课后习题的引导找出与题干相关的句子和段落，并加以分析；最后是对筛选的句子和段落进行总结，通过调整语言表达的方式，用自己的话概括出习题的答案。 

3.引导学生把握作者的写作主旨。在现代文阅读中，理解文章的主旨是理解整篇文章、把握作者思想情感的关键。作者的写作主旨可以从文章的关键句子以及文章整体上的脉络进行分析。在对教材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关注文章的重点句子，在关注首句、过渡句、承上启下的句子的同时，要注意寻找文章的中心句，以概括出作者的写作主旨。 

4.引导学生增加课外阅读，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语文学科具有非常丰富的外延，特别是现代文阅读，仅仅依靠课本本身、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还必须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知识积累，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