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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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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特征

第1篇:传播特征范文

自2009年3G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迅速普及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技术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龙小农认为,中国要想建构与自身实力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应在此次传播技术范式转移中争做主导者,而非后期跟进者。① 当前,“美国方面在努力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宣传平台”。② 包雪琳、刘昶认为,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微博外交”折射出外国政府在外交领域极强的适应和创新能力,我国的涉外机构要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微博外交”路径。③ 相德宝研究发现,在自媒体时代,涉华舆论引导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广大自媒体用户的力量,积极开展自媒体公共外交,传播中国,提升中国国家形象。④ 由此可见,当前处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的中国对外传播对于新媒体的运用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

二、国家导向:统筹两个大局,创新传播机制

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可以发现存在着有所区别的不同的话语表述。这些不同主体发出的话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不断展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对外传播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要求和期待,期望中国具有和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年,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了建设“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人才强国”、“美丽中国”等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对未来中国形象构建和对外传播实践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⑤ 李长春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网络对外传播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不断提升新兴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⑥ 王晨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和平发展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努力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⑦

三、核心主题:透视他塑自塑困境,确立立体研究架构

2012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形成这一年的研究主题。

在国家形象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行建议。孟建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着两大现实困境:一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二是在中国形象“自塑”的过程中,则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错位的诸多问题。⑧ 郭可认为,我国需要一个相对真实的媒体国家形象,这样会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⑨ 刘琛以主席在解释中国的国际立场时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合作”等三个主题为框架,对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不会冒险轻言放弃与中国的合作。⑩ 周勇等研究发现,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物为中性偏正面的形象框架,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刻板印象。11 郑天亮认为,国内媒体应推出能够展现当今杰出华人形象的节目,从而助力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华人形象的整体塑造。12张结海等研究发现在西方受众眼中,中国男性身体形象偏负面,中国女性身体形象偏

正面。13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对外传播研究的热点领域。赵启正认为,为了使舆论中的中国和实际中的中国能够一致,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加强。14叶皓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就是国际传播。15 贾付强认为,我国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仍显不足,对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不足,缺乏从宗教的视角研究公共外交。16周厚虎认为,软实力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17 许静认为,在超越传统的对外宣传思想方面,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不失为一种选择。18 赵新利认为,中国一方面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生源地国,同时成为全球留学的重要目的地国,科学、合理、战略性地开展留学生公共外交,推动留学生对外传播工作十分迫切。19

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研究者已将军队形象提高到国家形象的高度来予以重视和研究。孟建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成为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建构和传播的“真正对话者”和“国际发言人”,迅速提升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自塑”能力。20许森认为,在“无国界”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军队对外形象传播行动已经很难区分军内军外、国内国外,对内传播可能产生对外的舆论效果,对外传播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社会稳定,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现象越来越明显。21曾率认为,军队应整合新旧媒体资源,面向移动网络优化现有传播力量,同时探索军地媒体结合新模式,利用移动网络媒体构筑对外传播新平台。22

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南海、等问题成为这年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建军认为,全方位提升新疆现代文化传播力,是新疆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23石锋以《纽约时报》近年来的新疆报道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西方主流媒体在“客观”“公正”的幌子下,隐藏价值偏见、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24刘晓程、王赞认为,边疆对外传播应该选择“地方(边疆)—中央(国家)—境外华文区—海外英文区”的传播路径。25周德仓认为,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百万农奴站起来》对于对外传播的启示在于准确的历史感是对外传播的关键。26阎学通认为,中国调整执行了30年的“不结盟”原则和20年的“韬光养晦”原则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南海利益和在全球的国家利益。27张军芳从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入手,认为这一政治事件话语的展现过程中,凸显的是隐含在各国媒体新闻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28

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软实力、孔子学院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世杰研究发现中国在美国的整体形象好于在德、日、俄、印,其中文化的贡献率最大,中国应加强中华核心共享价值观传播力度,建立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状况的数据库。29王异虹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整体认知和接受情况较为正面。 30梁云祥、王秀丽研究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 31胡泳则认为,应该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国际话语权。30吴瑛调查发现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不同层次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33

四、媒介形态:建构多元传播主体,准确传递中国影像

中国对外传播需要依托不同的传播载体和传播形态进行。王晨认为,近年来,中国主要外宣媒体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对外传播能力不断加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的平台不断得到巩固。34韩松认为,2012年外宣媒体应该有更多作为、提供更多的中国新闻、提供更多的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更加关注人才建设。35郝亚琳认为,新华社近些年在对外报道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注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和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36文建认为,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网络建设应注意核心站点与组织紧密配合、互为补充,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为全面的全球新闻网络覆盖。37张德修认为,在新形势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必须牢牢把握“解读复杂中国,抒发中华情怀”的时代主题。38柳斌杰认为,负有对外传播责任的出版社应“通过构建包括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海外主要华文书店、重要国际网络书店在内的中国出版物国际立体营销网络”。39饶谨、裴培认为,在广义的对外传播活动中,民间媒体与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使中国声音更加多元。40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或者说独立运行的自媒体,都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视野中重要的构成元素。

五、理论维度:贯通历史现实,重视实践前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基础制度、总体战略和国家定位等重大问题。姜加林认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对于研究国际传播,进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十分必要。41 隋岩认为,全球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国际传播再一次获得了信息传播的时空优势,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的即时自由传播。42 刘燕南、谷征认为,当前我国国际受众研究在理论体系、知识创新、方法应用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43 高红玲、金鸿浩通过以“对外传播”为主题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显著,国家级基金对于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支持明显提高。44

「注释

①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第47页。

②王迪逊:《哈默眼中的公共外交和中美关系》,《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59页。

③包雪琳、刘昶:《试论公共外交的针对性和人文指向》,《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45页。

④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现状、传播特征及引导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第73-83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1月8日。

⑥汪晓东、李章军:《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当好传统主流媒体进军新兴媒体排头兵》,《人民日报》2012 年9月15日,第001版。

⑦王晨:《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5页。

⑧董军:《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自塑”能力》,《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版。

⑨郭可:《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2月23日,第006 版。

⑩刘琛:《美国媒体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对外传播》2012年第6期,第9-10页。

11周勇、张雅佼、吴迪、吴储歧:《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第43页。

12郑天亮:《华人形象塑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新闻战线》2012年第10期,第92页。

13张结海、曲玉萍、吴瑛、康岚:《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人形象测量研究》,《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21页。

14赵启正:《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殊途同归》,《国际公关》2012年第4期,第30-31页。

15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第11页。

16贾付强:《公共外交研究: 理论、实践及不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2期,第151页。

17周厚虎:《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国际展望》2012年第1期,第34页。

18许静:《论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品牌化策略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6页。

19赵新利:《留学生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48-49页。

20孟建:《倾力建构中国军队国际形象传播体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9页。

21许森:《军队对外形象传播探究》,《新闻战线》2012年第4期,第81页。

22曾率:《构筑新媒体时代军队外宣大平台》,《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57页。

23李建军:《提升新疆文化对外传播力的路径选择》,《当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76页。

24石锋:《被价值偏见扭曲的“新疆印象”》,《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第111页。

25刘晓程、王赞:《让边疆不再遥远》,《对外传播》2012年第7期,第29-30页。

26周德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9页。

27阎学通:《从南海问题说到中国外交调整》,《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33页。

28张军芳:《国际媒体“黄岩岛事件”报道中的隐喻分析》,《新闻界》2012年第16期,第17页。

29关世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美国的现状与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72页。

30王异虹、龙新蔚、江晓川:《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德国的认知及接受度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0页。

31粱云祥、王秀丽:《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8页。

32胡泳:《互联网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三个维度》,《对外传播》2012年第11期,第35页。

33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4页。

34王晨:《向世界客观说明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5韩松:《做好2012年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2年第1期,第16-17页。

36郝亚琳:《讲好“中国故事”》,《传媒》2012年第3期,第71页。

37文建:《西方媒体海外传播网络建设的新趋势》,《中国记者》2012年第4期,第103页。

38张德修:《合作互利 放大中国声音》,《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9月29日,第008版。

39柳斌杰:《把中国的精品力作推向全世界》,《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10月8日,第001版。

40饶谨、裴培:《民间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外传播》2012年第3期,第20页。

41陈杉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第A01版。

42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31页。

第2篇:传播特征范文

[关键词]电视栏目剧;故事化;本土化;方言

电视栏目剧是近年来很多电视台纷纷开播的一种特殊的节目形式,它是电视栏目与电视剧的有机结合体,既具有栏目的特点,又兼具有电视剧的优势。自从1994年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开播,电视栏目剧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坚持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已经成为一种被观众广泛认可、接受的节目样式,保持了较高的收视率。电视栏目剧的出现,填补了电视栏目与电视剧相结合的空白:一是填补了缺乏短篇电视剧的空白,一般电视剧长度都在三十集左右,有的甚至更长,看电视剧几乎成了时间不宽裕观众的奢望,电视栏目剧的出现,短时间(一般是半小时左右)就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二是填补了电视剧不见本地声音的空白,电视剧往往是杜撰的故事,几乎看不到本地的消息,电视栏目剧则可以以本地发生的事件为依据,讲述观众身边的故事。

一、故事化使得电视栏目剧传播具有竞争力

1994年《东方时空》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把中国的电视推进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讲故事的先例,从此开始,电视节目讲故事就成了各级电视媒体制作节目的“法宝”, 电视栏目剧也不例外,讲好故事也就成了电视栏目剧强有力的竞争力。

真实性既是电视栏目剧最大的卖点,又是当前电视传播的一大趋势。电视栏目剧多产生在地面频道,地面频道与央视或者省级卫视相比,接近性是最大的优势,“接地气”的表现之一就是可以利用当地强大的民生新闻做素材,经过加工和润色,创作出属于本地观众自己的电视栏目剧,牢牢地把握本土的市场份额。当然,无论是创作剧还是民生剧,为了追求观众的认同,也为了区别于引进的电视剧,取材都不能脱离最真实的生活。德国作家本雅明认为最为故事的源头,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是“取自经验——亲自或者别人转述的经验”。取材的真实性决定了观众看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生活经历,容易产生共鸣,观众很容易就融入到电视栏目剧的剧情当中,在收看电视栏目剧的同时体会生活的真谛。

现有电视栏目剧多数为周播,也有相当数量的电视台选择日播,这是电视栏目剧节目向品牌化、规模化迈进的表现之一,但是在创作过程中,选题的枯竭是节目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选题是所有电视台创作电视栏目剧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选题成为从创办电视栏目剧开始就一直困扰编导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新近发生的民生新闻就成了选题的首选,又因为电视栏目剧制作周期短,也充分地显示出电视栏目剧的时效性。例如,马加爵被捕后,以这个震惊全国的案件为选题的电视栏目剧几天后便呈现在湖南经视的《故事会》,西安电视台的《狼人虎居》将“宝马彩票案”几天后改编成节目播出。电视栏目剧紧跟新闻热点推出节目,虽然难度很大,无论是剧本创作,场景选择、现场拍摄还是后期制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高付出换回的高回报是超乎编导预期的,收视率平均上涨30%左右,比硬生生的“编辑”剧本效果更好,更有讲述邻家故事的感觉。电视栏目剧也正是因为结合了电视新闻和故事的双重优势,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本土化使得电视栏目剧传播牢牢占据本地市场

电视栏目剧多产生在地方台,巧打本土牌是实施错位竞争有力的方式。电视剧清一色的普通话,几乎听不到方言,与电视剧相比,电视栏目剧的故事多为本地发生,如果能用本地方言来演绎,效果定会非同凡响。赵本山、宋丹丹、郭达等东北笑星用东北话表演的小品,内容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的故事,语言表达是用东北话,让观众很容易接受,并广泛传播。电视栏目剧也是同样道理,方言的运用,使电视栏目剧更容易受当地观众的亲睐,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黑龙江电视台《开拍啦》、广东电视台《外来媳妇本地郎》等都是用当地方言演绎,效果很好。鲁迅曾说过:“方言土语里,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作家周立波在《方言问题》中指出,“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表现生活的地方性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当观众看腻了通篇普通话电视剧的时候,方言版的电视栏目剧定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草根性是电视栏目剧演员选择的一大特点。选用当地的演员,特别是非专业演员,让观众参与到电视栏目剧的拍摄中,降低了电视栏目的门槛,电视观众第一次拥有自己做节目的体验。体验是人的主动、自觉的能动意识,凡是参与拍摄的观众,一定会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讲述拍摄过程中的新奇事,邀请他们收看自己拍摄的电视栏目剧,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审美上的期待的心理。电视栏目剧广泛征集来自群众的剧本,招募群众演员表演,反映群众身边的故事,让参与的普通观众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拉近了观众和电视的距离。我们平时所说的“离观众近些,再近些”,真正的含义不是地理距离的问题,而是心理距离、情感距离的问题,情感距离上如果地方电视台比中央台要远,观众自然就放弃了你。这种做法一方面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另一方面还节约了人力成本,使电视栏目剧的制作成本降低,使电视栏目剧走出了一条低投入高产出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本雅明.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46-70.

[2]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

北教育出版社,1991,12-24.

[3]王成刚. 栏目剧的区域化与本土化研

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7月第27卷第4期,80-83.

[4]李三强. 电视栏目剧的传播价值与审

美特性.声屏世界,2006年11期, 37-39.

第3篇:传播特征范文

【关键词】相似序列重复度;特征稳定性;舰船辐射噪声

【Abstract】Multi-path parameters of underwater acoustic channel based on ray theory are got firstly. Next, similar sequence repeatability(RPT)feature of ship-noise is extracted based on RPT theory. At last the affection of multi-path channel is added to ship noise and RPT feature is extracted and compare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PT value change slowly when ship noise passes from the channels with different ranges and depths and its shape changes less. Namely RPT feature is steady passing through multi-path channel.

【Key words】Similar sequence repeatability; Feature stabilization; Ship radiated noise

0 引言

特征提取是目标识别与分类的重要前期工作[1-2]。尽管特征提取技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已提取出针对不同目标的多种特征向量,然而,在实际的海洋水声环境下,利用这些特征向量进行目标识别与分类的效果不甚理想。

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舰船噪声特征经过信道传输可能发生了畸变[3],或者说某些特征存在传播不稳定性。基于此认为,对提取的噪声特征向量进行稳定性分析是有效提高识别准确率的关键环节。

本文在射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多途传播信道,利用MALAB仿真计算,提出了舰船噪声的RPT特征,并分析了其在多途信道中的传播稳定性,为在复杂的海洋环境下提取稳定特征,准确识别目标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研究。

1 构建信道模型

1.1 声传播的射线模型

射线模型是声传播的基本模型[6],假设声波能量沿着声线传播,且声线的分布是多途的,以第i条声线为例,其幅度为Ai,时延记为τi,介质对声能的吸收和声波色散效应不计,多途的声线携带能量到达同一接收点产生干涉叠加效应,得到该信道的系统函数可表示为:

假设已知某一海区的深度、声速梯度,以及发射声源和声接收的位置关系,通过式(1)和(2)可计算出信道系统函数[7-8]。

1.2 信道系统函数仿真计算

假设发射声源和接收点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则其信道系统函数仿真为:

(1)声速负梯度(发射声源30m,接收点50m,设置0.1的衰减门限,发射声源与接收点间距依次设定为500m、1km、3km、7km、5km、10km,海面1510m/s,海底1460m/s),海区深100m,结果如图1所示。

(2)发射声源与接收点的距离改变为3km,海区水深设定为50m、80m、100m、200m、300m、400m,结果如图2所示。

通过仿真可以发现,传输函数类似于“梳状滤波器”,噪声信号在其中的传播过程会受到滤波效应的影响,从而使传输的信号发生畸变。

2 非线性特征提取

在非线性处理中,相空间重构是揭示数据内在本质特征的有效手段,本文重点研究在重构相空间下舰船噪声的RPT特征,从非线性角度揭示信号的自相似特性。

2.1 RPT特征的计算

相似序列的计算基于相空间重构的思路,计算的具体过程如下[9]:

s(n)为时间域序列,n=1,2,3,...,N;d为重构的空间维数量;T为延时量。则Yi=(s(i),s(i+T),s(i+2T),...,s(i+(d-1)T))为重构空间中的某一点,重构空间的点集合形成长度为N-(d-1)T,d维的相空间。

在d维相空间重构中,依次排列相空间点,形成序列Rj做为参考,计算与Yi的Ccoef(Rj,Yi),如果超出门限H,C(j)加1,将C(j)与N-(d-1)T比值排序后记为RPT特征RRPT(i)。

3 舰船噪声RPT特征及其传播特性仿真

提出A,B两型舰船的实录噪声,数据量为N=1000,参考文献[9]中的做法,设定延时T=13,d=50,TH=0.7。

(1)对长度相同的实录噪声信号和高斯白噪声计算RPT特征。

由图3可知,RPT值高于白噪声、低于确定信号,可以认为,舰船噪声信号具备确定性和随机性双向特征。

采用1.2节中仿真的信道函数,计算不同传播距离、不同接收深度下接收信号的RPT特征。

(2)声速梯度为(1530~1490m/s)的负梯度,接收器深度20m。传播距离为500m、1km、3km、5km、8km、11km、14km、16km、18km、20km。

(3)声速梯度为(1530~1490m/s)的负梯度,传播距离3km。接收器深度为5m、15m、20m、30m、40m、60m、80m、100m、130m、150m。

从图4到至图7可以看出,噪声在信道传播过程中,其非线性的相似序列重复度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且不同舰船辐射噪声的相似序列重复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始终保持可区分性,这对于目标识别研究克服海洋信道的影响是很有益处的。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射线理论,利用MATLAB仿真得到了多途信道的相关参数,并借鉴序列重复的的基本理论,在变化水平距离和变化垂直深度的信道中计算对比了舰船噪声RPT特征的传播特性。

研究表明:不同距离、深度变化的信道对舰船噪声的相似序列重复度的影响较小,即相似序列重复度这一非线性特征随着噪声在海洋信道中的传播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因而可以预见,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提取的非线性特征对于远距离探测和目标分类识别研究克服海洋信道的影响颇具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余秋星,李志舜.舰船辐射噪声的特征提取[J].鱼雷技术,2002,10(2):10-12.

[2]张福生.被动目标特征提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8.

[3]惠俊英,生雪莉.水下声信道[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4]赵春梅,宋俊,等.包络谱传播特性仿真研究[J].声学技术,2008,27(5):132-133.

[5]赵春梅,吴国清,等.噪声掩盖下包络谱传播特性仿真研究[J].声学技术,2008,27(5):212-217.

[6]欧晓丽.水声信道建模及其仿真平台的实现[D].厦门大学,2007.

[7]张仁和.水下声信道中反转点汇聚区(Ⅱ)广义射线理论[J].声学学报,1982,13(2):140-146.

[8]范敏毅.水下声信道的仿真与应用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0.

[9]陈向东,高翔,等.基于相似序列重复度的舰船辐射噪声时域特性的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1998,28(6):17-23.

第4篇:传播特征范文

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导致现代危机特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都可以在跨边界传播特征框架下进行解释。跨边界传播本质对现代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提升跨边界协同治理能力,识别危机的传播边界,防范与阻断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扩散能力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

[关键词]

现代危机; 风险; 危机管理; 跨边界传播

Transboundary Sprea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risis

Yang Anhua1 Tong Xing2 Wang Guanqun1

(1.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China;

2.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man to understand things.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determined by their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stinguish one thing from another. Only when we recogniz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ngs, can we really get to know their nature. For crisis managem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 profound knowledge and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ses are the key to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However, an important issue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ses — has been generally ignored in academic research. What the academic circle knows currently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ses has been proven to be insufficient to reflect the nature of modern crises, while tradi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inappropriate as well. Therefor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rises has become a pressing task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its working mechanism have brought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rises, increasingly making ″transboundary spread″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that distinguish modern crises from traditional crises. Specifically, the emergence of transboundary spread 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crises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otential nature of cris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k society, but also turns out to be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systemic risk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ever-increasing coupling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facilitates the transboundary spread of modern crises while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it.

On one hand,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modern crises spread; on the other hand, it represents its ability to cross a boundary. In modern society, once a crisis occurs, it can span more than one boundary. The boundary across which crises spread has become obscure and even disappeared in most cases.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tends to make a conventional crisis develop into an unconventional one. In recent years,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almost all major emergency events or public cris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an be interpre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ure of transboundary sprea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rises, once a modern crisis occurs, it may span the political boundary, the functional boundary or the temporal boundary, and sometimes even multiple boundaries. This transboundary nature can directly lead to rapid escalation of the crisis, which ma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management.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of modern crises has put new demands on crisis management. The ability of boundary-spanning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recognition, prevention and interdiction of transboundary spread of crisi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odern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modern crisis; risk; crisis management; transboundary spread

事物的性质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起点,事物的本质特征则是决定事物性质并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只有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时,才算真正认识了事物。对于危机管理而言,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危机的本质特征无疑是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关键。而在对危机的研究中,学术界却普遍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危机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当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对危机的特征进行了简单分析。概而言之,这些特征包括:不确定性、突发性、公共性、威胁性、无序性、紧迫性、变异性、破坏性、隐蔽性等等。这些特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危机的某些性质,但不足以反映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基于这些特征之上的传统危机管理也已变得不合时宜。要想对现代危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必须找到其更为根本性的特征。

近年来,一些学术眼光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危机的另外一大特征——跨边界性。国外学者Quarantelli、Boin、Birkland、Edwards、Hermann、Lagadec、Lodge、Rhinard、Roe、Santella、Ansell等基于危机的跨边界特性及其引发的连锁后果,对跨边界危机的概念、特征及治理方向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乌尔里希·贝克(Wulrich Beck)等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者也意识到了现代风险的跨边界传播性;我国研究者马奔、钟开斌、吕志奎、西宝、郭雪松、朱正威、金太军、沙勇钟、吕孝礼、马永驰等也从不同角度对跨边界危机及其治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看到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特性,但都只是将其视为危机的特征之一,因而未能准确把握现代危机的本质及其与传统危机的根本区别。本文认为,尽管现代危机具有众多特征,但以跨边界性最为根本。如今,跨边界传播不仅仅是危机的一般性特征,而且已经成为其本质特征。我们之所以将其视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跨边界传播不仅是现代危机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而且也是将现代危机与传统危机区别开来的特征。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都可以在跨边界传播特征框架下进行解释。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探讨四大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本质?跨边界传播何以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现代危机是如何进行跨边界传播的?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对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一、 跨边界本质:现代危机再认识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因人为原因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强辐射的碎片四处飘落,其影响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很快成为一场永久性的世界性大灾难。这场危机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极大地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而且造成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非典”发生后,我国政府初期应对不力,使之迅速从医疗系统蔓延至全国社会网络,最终成为一场全球性危机。2005 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从一个最初的化工厂爆炸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跨省、跨流域的饮用水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由最初的三鹿奶制品问题扩散至整个奶业生产体系,进而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婴幼儿健康危机以及国人对乳业乃至整个饮食行业的信任危机,并最终对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产生严重影响。日本2011年大地震及同时大规模迸发的海啸、水灾、火灾,造成房屋、车辆、船只以及大量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连锁性大毁坏,进而引发核泄露而造成严重的核威胁,不仅使离震中地区三百多公里的东京和首都圈出现大面积停电,给交通、企业等带来很大影响,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从而形成了一场罕见的地震、海啸、核辐射组合成的复合型巨灾。

上述危机的特点非常相似:它们影响与威胁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破坏关键基础设施与各政府部门的功能,升级迅速,在扩散的过程中变幻莫测[1]195。与传统危机相比,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其影响和危害已经不再主要局限在事发地,而往往会迅速跨边界传播,即现代危机与灾害的跨边界性质已经越来越凸显,相对于危机的其他特性而言,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除了上述危机之外,9·11恐怖袭击、千年虫危机、疯牛病、H1N1疫情、卡特里娜飓风、汶川地震和BP漏油事件等等所表现出的本质特征,莫不如此。显然,对危机特征的传统分析已经难以反映现代危机的这些重要变化。

基于对现代危机这种跨边界传播特性的认识,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灾害研究中心(DRC)的创始人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L.Quarantelli)等用“跨系统社会断裂”(trans-system social ruptures)来描述这类扩散速度极快、破坏力巨大的危机,旨在强调这类危机跨越不同的社会边界、瓦解不同社会系统结构的特征,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六大方面:(1)跨边界传播;(2)传播速度极快;(3)超越了传统的时间范围,丧失了传统危机发生与演变的明确起点和终点;(4)破坏潜力巨大,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5)事发当地应对危机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奏效;(6)尽管应急响应组织和人员是主要参与者,但会有一些其他的应急举动出现,并会出现很多非正式的临时性做法[2]2627。荷兰知名危机管理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等直接将这类危机命名为“跨边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es),即“当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生命维持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受到严峻威胁,以及失效原因或补救方案尚未清晰时,我们称之为‘跨边界危机’”[3]286。阿金·伯恩将其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1)极易跨越地理边界、功能边界和政治边界,传播速度快,破坏潜力巨大;(2)对关键基础设施具有潜在的影响;(3)难以界定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至少不是一个)归零点(ground zero);(4)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充足的准备;(5)传统危机的应急结构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具有结构[4]368。

相对于危机与灾害研究者而言,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者似乎更早地意识到了风险的跨边界传播特性。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将对全球风险的感知概括为三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去所在地化(de-localization)

另外两大特征为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和不可赔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贝克还进一步指出,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含义取决于大众媒体、政治决策和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083页。

,而不可计算的各种风险的去所在地化发生在三个层面:(1)空间层面。新的风险并不遵守民族国家的界限或者任何其他界限。(2)时间层面。当下对未来各种灾难的预测再也不能依赖于过去的各种经验;各种新风险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以致人们现在不能限制它们的长期影响。(3)社会层面。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时段的效果链(chains of effect),因果关系安排可能不再具有任何可靠性(例如金融危机)[5]134。正因如此,核风险、化学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的各大支柱。首先,某一地点所造成的灾难不再只是局限于此时此地(localization),而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具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所以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灵了。其次,在最致命的灾难过程中,风险计算这一理念所赋予的关于事故善后处理以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没有意义了。再次,因灾难性事故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范围与界限完全消失了,风险计算变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灾难性事故产生的影响或呈快慢交叉、疾缓重叠之态,使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有始无终的状态[6]102。

生态学者皮尔特·斯特多姆(Piet Strydom)也指出,生态风险“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限制,突破了政治边界,影响到微生物界以及大气层;在时间上,它们是不可逆转的,对人类和物种的后代产生了消极影响”[7]83。基于此,贝克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涵义依存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并进而指出,“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危险”[8]72。

可见,现代危机的跨边界特性已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只不过他们还只是将其视为危机的众多特征之一,这种认识已经不足以概括现代危机的本质。笔者认为,跨边界传播特性已经成为现代危机区别于传统危机的最根本特征。所谓跨边界传播,一方面是指现代危机的扩散性,同时还表明其跨越边界性——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就可能跨越一个甚至多个边界传播与扩散,其传播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消失了。跨边界传播的结果则是常规危机演变为非常规危机。当危机与灾害跨越边界传播时,常规危机往往会迅速演变成非常规危机。不过,要理解现代危机与灾害这一特性的转变,并非易事。这种转变是一种深层次的转变,表面上并不易察觉,因为“与传统的危机与灾害相比,其威胁源似乎并未变化(例如自然力、暴力与技术系统的失效),只是表现出来的威力和后果却大不一样了” [4]367。那么,为什么一样的危险源会产生如此不一样的后果?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现代危机的本质性变化,从而使跨边界传播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与传统的危机与灾害相比,现代危机的威胁源已经有所变化,主要是核危机、生化危机与基因工程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危机等。但这些方面的变化并不对本文论述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 跨边界传播何以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

跨边界传播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与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风险和危机的潜在性直接相关。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随着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的核危机与生态危机等的出现,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当今已经与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均有着本质的区别。”[6]101“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几乎不可预测的风险”[9]11。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不能通过被封闭于国家容器中这种比喻而得到正确的理解”[10]51。而从社会历史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看,当今的生态、核、化学和基因灾害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历史和政治危害,源于政府管理上的失败及由此造成的管理系统的崩溃,源于科学技术和法律理性的丧失,源于针对危及社会每一个人之灾难所需要的政治安全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因人类在社会生产和巨灾管理方面的失败所导致的社会失序[6]104。因此,这些风险转化为危机是必然的,而风险一旦突破这些看似坚固事实上非常脆弱的系统和边界进而转化为危机,就会突破各种现有框架的羁绊,并迅速向全球跨时空传播,威胁到整个人类乃至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跨边界特性日益成为当代危机最根本特征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第二,现代社会关键基础设施的耦合性日益增强,为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提供了便利途径。“耦合性”(coupling)指的是不同基础设施之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联系[11],通过这些联系,某一类基础设施的状态将会受到另一类基础设施状态的影响,即两者状态相互影响。现代关键基础设施系统联系的紧密性极大地增加了其脆弱性:一方面,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现代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相互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基础设施网络日益成为“系统的系统”,在提升系统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系统的内在风险;另一方面,现代基础设施网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日趋严重,如自然环境的恶化、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猖獗的恐怖袭击等[12]1785,而一旦某个关键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就可能带来系统性崩溃。现代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耦合性日益增强,这为现代危机的传播提供了种种“失效高速通道”,其直接后果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会引发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在现代社会,一旦危机事件的局势具有高耦合性时,危机的边界就会变得不确定起来,且其不确定的程度会随着耦合性程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其后果是危机通常会轻易越过系统的功能边界与地理边界,从一个基础设施系统传播到另一个基础设施系统,从一个城市进入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

系统之间的耦合性可以是设计的耦合性,也可以是非设计的耦合性。例如,火力发电厂与运煤的铁路线之间就属于设计的耦合,而哈尔滨的饮水系统与吉林省的化学工业之间则属于非设计的耦合。有关耦合性对现代危机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可参见西宝、马永驰、王洋《现代危机管理:一个基于耦合性—嵌入性—内卷化的认知框架》,http:///index.php/default/releasepaper/content/201007458,2011年11月18日。

第三,跨边界传播是现代社会系统型风险导致的必然结果。现代科技的发达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进而使其面临大量新风险。2003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报告《21世纪面临的新风险:行动议程》,该报告提出了“系统型风险”(systemic risks)的新型风险概念,强调现代社会的关键性系统在未来将变得更加脆弱,成为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系统型风险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社会各个要素与各大环节的相互依存性,使一个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现代社会这种相互依存性的增强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其脆弱性,使之在危机的冲击面前变得更为脆弱不堪

基于对现代社会脆弱性的认识,国外一些知名的危机管理学者如恩里克·克兰特利、阿金·伯恩等认为,现代灾害与危机是传统灾害与危机的一个升级版本,是新老威胁与新的脆弱性之间的一种重新组合,并以此将新老危机纳入一个统一连续的认知框架。详参E.L.Quarantelli, P.Lagadec & A.Boin,″A Heuristic Approach to Future Disasters and Crises,″ in H.Rodriguez,E.L.Quarantelli & R.R.Dynes(eds.),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2007,pp.1641;A. Boin & M. Ekengren, ″Preparing for the World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Security Paradigm for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Vol.17,No.4(2009),pp.285294。

。通常情况是,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危机,马上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整个社会系统。在现代社会,食品、供水、服务、卫生、交通、能源、信息和通讯产业领域的关键系统容易遭受单一或一连串灾难性事件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如2008年我国南方雪灾,大规模持续强降雪和冰冻导致运输、食品、能源、通讯、银行系统等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瘫痪。现代化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过度集聚,导致相关的要害系统在灾害或危机中更加脆弱,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危机一旦发生,便会跨越各个系统迅速蔓延。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显然是现代社会系统型风险导致的必然结果。如在金融方面,全球化和信息通讯技术已经把大部分国际市场和金融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看似独立的市场的一个小问题就有可能触发世界另一端金融市场的崩溃[13]74。

第四,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跨边界传播。全球化不仅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出现,而且为风险与危机的跨边界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因而加剧了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跨边界传播。知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

转引自薛晓源《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代序,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赫尔德等人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概念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群体产生影响”。全球化可视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它包含了四方面的变化:(1)跨越了政治边界、区域或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活动;(2)不断发展的网络和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的流动;(3)运输和通信体系支持的全球交往和联系;(4)事件的全球效应。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边界(尤其是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地区、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显著增强

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对全球化的认识尽管存在观点迥异的不同派别,但大致形成了分别以大前研一(Ohmae)、吉登斯(Giddens)和哈维(Harvey)为代表的“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距离遥远的行动”和“时空压缩”三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当代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影响,以及相互影响的跨边界、跨时空性。详参K.Ohmae,The Borderless World,London:Collins,1990;A.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流动的加强不仅会带来新的危险源,还会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危机更容易扩散到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如全球化使“非典”危机、疯牛病、H1N1疫情发生之后,极为迅速地跨越了地区与国家边界而向全球蔓延

“人员、商品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迅速流动是疾病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仅旅游的人数增多,而且速度加快,所到的地方也远远超过以往。一个携带危及生命的微生物的人可以随意搭乘一架喷气式飞机,等到病征显露出来时,他已到达另一个大陆。喷气式飞机本身、机上货物都可携带昆虫,将传染性病源带到新的生态环境中。旅游者和其他出行者为了寻胜访幽、经商发财或休闲作乐而跑遍极其偏远、人迹罕至的地方,于是世界上便不复存在什么孤立世外无人涉足的居住地。”参见[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2页。

。基于此,贝克等西方学者在反思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9·11事件之后认为,风险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领域,全球化的快速进程把风险带到世界各地,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

第五,现代传媒信息获取与传播的超时空性催化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现代传媒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获取与传播的超时空性和无缝隙性。信息通达与因特网大大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致使全世界形成一个“错误的诱导系统” [14]193。当全球都被互联网联系起来的时候,也是全球网络风险与危机积累达到最大值的时候。互联网还造就了海量的信息“生产/消费者”,尤其是在web2.0时代,像twitter(微博)、youtube等“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信息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3G技术则进一步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影像的跨时空即时传输。现代传媒(如互联网、手机等)不仅使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与传播信息,而且使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的网民既“围观”,又(“晒”)各种信息。于是,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媒时代,网上与网下、大事与小事、公事与私事、单位内部事与全社会的事、国内事与国外事、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的边界日益模糊。处理不慎,小事就演化为大事,私事就变成公共议题,国外的事情就会转化成国内事务,国内的事情就会转化成国外事务,单位内部事务会成为全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小事件会酿成大危机,使一些本不起眼的“茶杯里的风暴”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使一个地方性的突发事件演变为全国性乃至于全球性的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传播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显然,上述因素及其交互影响导致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最本质特征,其传播与扩散速度极快,破坏潜力也因此大大超过了传统危机。可见,尽管传统危机的威胁源仍然普遍存在,或者说孕灾因子基本上没变,但现代社会孕灾机制与危机演变发展的环境却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现代社会为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特性日益凸显,使之已然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能否准确把握各类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已成为决定当代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那么,现代危机是如何跨边界传播的?

三、 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机理

现代危机一旦发生,通常会依照如下路径进行跨边界传播:

第一,跨越政治边界传播。传统危机往往主要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和行政辖区,当代危机一旦发生,首先往往会跨越地理与行政边界,即政治边界,从纵向、横向上迅速传播,给众多的部门、城市、地区、国家甚至全球造成威胁与损失。纵向上,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往往会沿着地理边界向多个城市、地区、国家蔓延(例如传染病、金融危机等),同时对这些不同层次的政府造成压力和威胁;横向上,现代危机会在同一行政区划中的不同区域跨边界传播。“非典”最先在我国广州的农村爆发,由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疏忽,使之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边界快速蔓延,最先扩散到香港,之后又迅速传播到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国以及其他十数个国家和地区。N1H1流感的传播也并不遵守政治边界,而是快速向全世界蔓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扩散并不区分国界,在美国发生之后,便迅速横扫整个世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污染在整个松花江流域迅速蔓延,最后演变成了一次跨省、跨流域的饮用水危机。当危机同时跨越横向与纵向边界,则需要在横向与纵向的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危机治理将变得非常复杂,难度迅速加大。

第二,跨越功能边界传播。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往往会跨越功能界限,同时威胁多个生命线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例如,现代危机能从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系统(信贷紧缩使得美国汽车制造商深陷困境),从私部门进入公共部门(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产业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汽车产业的危机会影响到钢铁产业)[13]73。危机一旦跨功能传播,复杂性便迅速升级,管理难度明显加大,因为这些危机包含了逻辑不同的系统。“非典”危机升级之后,不仅迅速向全球蔓延,而且很快由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政治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据澳大利亚的威克·迈基宾教授和韩国高丽大学李忠华教授估算,历时半年的“非典”事件仅对亚太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400亿美元[15],对全球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第三,跨越时间边界传播。传统危机的发生和结束大都是清晰可辨的,但现代危机往往跨越了这样的时间界限。危机发生之后,其影响与危害往往根深蒂固(例如9·11事件、全球气候变化),甚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危害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因为现代危机通常不再是单一事件,而往往是系列相关事件的聚合,或它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可能会产生多重影响。例如漏油事故,可能对岸上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立刻产生影响,而对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跨越时间边界的危机管理难度更大,因为一方面要求危机应对者维持长时间的应对措施,同时却并不能确定何时才能撤销应急响应状态;另一方面,它们还带来了危机应对的碎片化,因为在危机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应急能力[1]197。

第四,同时跨越多个边界传播。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遵守任何边界,会同时跨多个边界迅速传播与升级。例如,核危机、生化危机、生态灾难等的发生,往往会超越时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些常规危机发生之后,其传播与演变也会迅速跨越多个边界,不断升级。如2008年南方雪灾,由最初的自然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压断电线)演变为事故灾害(机场关闭、堵道、缺水、断电、车站拥堵、旅客积压),并进而演变为等局部社会安全事件,最终导致我国运输、能源、食品、通讯、银行系统等部分“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瘫痪,由最初的自然灾害迅速演变为典型的现代复合型灾害。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只会影响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国家,如英美等高度工业化国家,但这场危机在极短时间内就向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各国蔓延,迅速威胁到了那些最初并未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如冰岛和俄罗斯等国家。不仅如此,它又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量新的危机,甚至产生了各种新的、极端的全球不平等。

危机跨边界传播的直接后果是危机迅速升级。而在当代社会,即便是常规性危机,发生之后往往也会跨边界传播,而一旦跨边界传播,便会迅速演变为非常规危机事件。

恩里克·克兰特利等学者将现代危机分为三大类,即新危机、旧危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危机。旧危机即为传统型危机,或称常规危机。他们认为,新旧威胁源与现代社会新的脆弱性相互组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新型危机以及介于新旧危机之间的混合型危机,可分别称之为“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和“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

有关“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和“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的详细论述可参阅E.L.Quarantelli, P.Lagadec & A.Boin,″A Heuristic Approach to Future Disasters and Crises,″ in H.Rodriguez,E.L.Quarantelli & R.R.Dynes(eds.),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2007,pp.1641;T.Wachtendorf, ″Trans-System Social Ruptures: Exploring Issues of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y,″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Vol.26,No.4(2009),pp.380393。

。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往往更加普遍。根据这一划分方式,基于危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跨边界传播途径,我们进一步将现代危机的传播机理纳入如下框架

由于跨时间边界传播更多地由危险源或危机的内在性质决定,如核泄漏事故、全球气候变暖等,故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的时间维度未在该图中标示出来。

图1清晰地显示了现代危机是如何从常规危机事件跨越各种边界,由常规危机向非常规危机演变的。现代危机(即使是常规危机)一旦发生,通常会较为轻易地跨边界传播与扩散,要么是跨越系统的政治边界,从一个城市/区域进入另一个城市/区域,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要么是跨越功能边界,从私部门进入公共部门(如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产业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进而迅速跨域不同行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威胁(如“非典”危机)。而有的危机一旦发生或升级,其传播根本就不遵守任何边界,既跨政治也跨功能边界同时传播,甚至超时空肆意扩散,迅速给整个区域及区域中的所有行业、所有人群造成严重威胁。

四、 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对危机管理能力的新要求

以上论述表明,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导致跨边界传播特性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危机跨边界传播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人类很难完全阻止其快速跨边界传播与扩散,因此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现代危机不仅会迅速升级,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借助于现代基础设施网络进行跨边界传播与扩散,从而变得更为复杂和相互缠绕,让人难以琢磨,也更难以控制。“阻止危机的唯一的办法或许就是只有将系统关闭” [16]204。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当代社会已严重依赖于这些相互耦合在一起的系统,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系统被关闭,其他系统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无法运转,进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因此,准确认识与把握现代危机的这一根本特征,对有效提高现代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至关重要。现代危机的这一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对现代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首先,在观念上,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创新危机管理理念,更加注重危机管理中的跨边界治理乃至全球视野。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深刻表明,当前的危机管理不仅需要不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需要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联动,而且需要组成同时包括私部门、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内的跨边界治理网络,树立危机管理中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跨边界治理观念。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现代危机跨国界传播特性的日益凸显,现代危机管理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核威胁、生态危机与传染病等各类危机的存在与发生,不仅使全球危机伦理建设迫在眉睫,也要求各国在危机管理能力建设中要以全球性的视野思考现代危机的危害与应对举措,因而迫切需要打破目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况,树立“全球合作,共管危机,共创美好家园”的现代危机管理新理念

在瘟疫的防治方面,美国作家劳里·加勒特在多年前就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世界需要——现在就需要一套全球性的早期警报系统——能够发现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并采取对策的系统”。参见[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3页。

其次,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高层政府改革当前危机管理的“碎片化”状况,提升危机管理的顶层设计能力。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对危机管理主要采取的是按照危机与灾害种类分类管理的模式。例如,我国的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主要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主要由卫生部门负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主要由政法部门负责,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中也会因灾害的不同主要由地震部门、水利部门等处理。这种危机管理体制机制设计的“碎片化”,严重削弱了对现代危机的管理与应对能力。在危机的跨边界特性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这种危机管理模式已显得先天不足。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作为危机管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尤其是高层政府提升危机管理的顶层设计能力,立足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加强系统设计、通盘考虑,打好危机管理制度设计的“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政策与传统模式

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学界正在寻找和构建一个“全景式”研究框架,以整合式(holistic)灾害研究的理念,从概念到方法都加以整合,以适应21世纪以来灾害管理实践所面临的新议题。

[17]。

第三,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提升跨边界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实质上是跨区域、跨组织和跨部门传播。因此,现代危机管理与常规危机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跨区域、跨组织和跨部门协调运作的要求更高。为了应对危机和减轻危害,不仅要求各类组织必须在危机识别、调配、运输和提供资源等方面进行协作,而且要求在组织应急响应的过程中,所有的组织及其人员也必须协同行动,以确保应急响应的有效性[13]75。危机一旦跨边界传播,其地域、时间和功能界限就变得难以界定。这不仅使责任变得模糊,而且因合作需要而大量增加当事人和参与者,极大地增加了人员动员与调配的难度——每一个合作方及其具体人员应该在应急响应的大系统中充当何种角色,应该如何摆正参与各方及各人在危机处理中的位置等等。在跨边界危机的处理中,两大合作难题显得十分突出:一是辖区内纵向与横向合作的困难。在纵向上,级别相当的城市必须与其所在的省级和国家级层面的政府机构予以合作,国家政府必须与国际合作;在横向上,一个城市必须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合作,一个国家必须与其他相邻的国家进行合作。每个行政单元在管理上的相对独立使行政区划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重重。二是部门之间合作的困难。虽然制度安排使不同的职能部门并不像行政区域那样各自为政,但它们的行事逻辑、方式与目标却互不相同,这在公、私部门中的差异尤为显著,从而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困难重重[1]199。因此,这就要求现代政府不仅需要提升常规性危机管理能力,更要强化跨边界危机治理意识,打破目前各政府部门相对独立的危机管理系统,加强各分系统的整合与联动,努力形成整合私部门、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内的跨边界危机协同治理能力。

第四,危机传播边界的识别与防范能力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从根本上要求将危机的跨边界传播的识别与防范能力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来培养。诚如前文所言,由于现代社会孕灾机制在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现代危机发生之后,往往很快就会跨越政治、功能边界甚至同时跨多个边界进行传播,由常规危机事件迅速演变为“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进而升级为“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危机管理效率要有很强的边界识别和防范能力,需要根据危机的类型与性质,及早识别危机可能传播的边界,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阻断这些传播边界,以防止危机发生后沿着这些边界传播与蔓延。而在危机发生之后,则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危机及早作出判断:

危机传播的路径是常规事件—社会放大性危机1型(SACD1)—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还是常规事件—社会放大性危机2型(SACD2)—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或是常规事件—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

第五,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在具体的危机管理中,应将阻断危机的传播边界贯穿于整个危机管理全过程。基础设施耦合性的日益增强加大了现代社会各个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和依赖性,其直接后果是现代社会的脆弱性明显增加,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后,某一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坏与失效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即危机对某一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坏往往会导致危机由于基础设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继续传播与扩散,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一连串的基础设施失效,并使危机沿着基础设施损坏面的扩大而迅速升级。这种基础设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却是难以发现的,“这种潜在的、难以觉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现代关键基础设施连锁失效的重要风险源,同时也是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中风险控制的关键点” [18]44。为了有效防止危机的跨边界传播,除了必须培养跨边界传播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外,还需要将阻断传播边界贯穿于整个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在预防阶段,就需要对各基础设施之间耦合性程度(高、低)作出评估,并以此为重要依据作出相应的阻断措施,即在各基础设施之间设立有效的防火墙,以切断危机发生之后的可能传播路径,从而阻断危机的传播边界。在应急准备阶段,需要在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种类与性质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找出其可能传播的路径,提前做好切断危机传播路径的准备。在危机响应阶段,根据危机的类型与性质,及时开启各基础设施之间的防火墙,阻断危机跨边界传播。而在灾后恢复阶段,需要对基础设施中在危机中受到破坏的防火墙进行修复,使之重新发挥作用,以便在以后的危机中再次发挥阻断作用。

[参 考 文 献]

[1]C.Ansell & A.Boin,″Managing Transboundary Crises:Identifying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n Effective Response System,″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Vol.18,No.4(2010),pp.195207.

[2]E.L.Quarantelli,P.Lagadec & A.Boin,″A Heuristic Approach to Future Disasters and Crises,″ in H.Rodriguez,E.L.Quarantelli & R.R.Dynes(eds.),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New York:Springer,2007,pp.1641.

[3]A.Boin & M.Ekengren,″Preparing for the World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Security Paradigm for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Vol.17,No.4(2009),pp.285294.

[4]A.Boin,″The New World of Cris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and Research,″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Vol.26,No.4(2009),pp.367377.

[5][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王小钢译,见邓正来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冬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32139页。[U.Beck,″A ′Cosmopolitan Moment′ of World Risk Society,″ trans. by Wang Xiaogang,in Deng Zhenglai(ed.),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2009 Winter),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32139.]

[6]U.Beck,″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9,No.1(1992),pp. 97123.

[7]P.Strydom,Risk,Environment and Socie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

[8][德]乌尔里希·贝克: 《“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083页。[U.Beck,″Global Risk Society after the 9.11 Event,″ trans. by Wang Wulong,Marxism & Reality, No.2(2004),pp.7083.]

[9]U.Beck,″Politics of Risk Society,″ in J.Franklin(ed.),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p.922.

[10]U.Beck & J.Willms,Conversations with Ulrich Beck,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11]D.D.Dudenhoeffer,M.R.Permann & M.Manic,″CIMS: A Framework for Infrastructure Independency Modeling and Analysis,″ http://inl.gov/technicalpublications/documents/3578215.pdf,20120925.

[12]K.Wolfgang,″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t Risk: A Need for a New Conceptual Approach and Extended Analytical Tools,″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Vol.93,No.12(2008),pp.17811787.

[13]张伟、杨安华、徐元善: 《跨界危机的兴起及其对公共管理者的新挑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7276页。[Zhang Wei,Yang Anhua & Xu Yuanshan,″An Analysis of Cross-border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s for Administrators,″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2(2011),pp.7276.]

[14]郑美华: 《灾害风险之主、客观评估与风险伦理之探讨》,《竞争力评论》2004 年第6期,第168200页。[Zheng Meihua,″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Disaster Risk and Risk Ethics,″Competitiveness Review,No.6(2004),pp.168200.]

[15]M.T.Osterholm,″Prepare for the Next Pandemic,″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352(2005),pp.18391842.

[16]A.Boin,″Disaster Research and Future Crises: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Vol.23,No.3(2005),pp.199214.

[17]陶鹏、童星: 《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08120页。[Tao Peng & Tong Xing,″The Concept of Disaster Revisited: Research Schools and Holistic Trend in Social Science Disaster Research,″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2(2012),pp.108120.]

[18]马永驰: 《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的缺失风险对应急准备的影响》,《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4453页。[Ma Yongchi,″Emergency Preparation for the Risk of Unavailability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n Crises,″ The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5(2011),pp.4453.]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6.121

[收稿日期] 201206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21022

第5篇:传播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新闻按其本质来说,就是捕捉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和人物.以这些事件和人物动员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整个社会 发展 与进步。而新闻传播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的纪实性、事实性、真实性和主体性。因而笔者从这四方面特征入手.探讨新闻传播所显示出的文化特征。

一、 新闻信息的纪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纪实性是新闻信息基本的传播特征  它是衡量信息是新闻还是 旧闻的惟一尺度 ,也是新闻的价值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信息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的状态 以及这种方式或状态的及 时的表述 新闻的纪实性有 多层涵义 其一 ,它要求 新闻所传递 的信 息新颖、及时,能够引起受众的关切和兴趣 .对受众产生吸引力。

其二 ,纪实性意味着新闻传播价值是由时间法则决定的。新闻的时间法则要求传者努 力缩短信息流通时间 ,将新闻报 道和发布 的时间规定在离 事实发 生或发现 的 “最近点 ”,以适应信息社会快节奏文化的需要。

其三 ,从新闻的宣传价值 ,从体现一定 时代 、一定社会集 团利益的新 闻文化观看来 ,新闻的纪 实性还标志着报道时间~—更准确地说 ,应是新闻面世 时间——恰 到好处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人们把新闻的这种“纪实性”称之为“时直性”。新闻的时宜性往往表现为某一具有特殊意义 (或称文化意义的时间,客观事实只有适应这一时间的事态变动 ,才能成为新闻,或成为更具传播价值 的新闻。

二、新闻信息的事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如果说纪实性是新闻的时间特性的话 ,事实性则更 多地体现为新 闻的空间特性  新闻不仅要快速反映新 闻对象在时间中的运动状态 .还要反映它在空 间结构上的存在状态。新闻对象在空间结构上的存在状态 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事实的发展和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 .新闻所报道的事实都具有~定时空环境 ,时空含量是事 实的映像。同样的事实 ,很可能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而带来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这便是新闻事 实的相对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 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彻尔说 “新闻显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它随着地理、人 口和时间而变化  一个世纪以来 ,80%的美国人 以农业为主 .所以农业新 闻是重要 的  今天 ,只有不到百分之八 的人 1:3干农业 .那么 在农 业区以外 .只有 当农业 的结 果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时候 ,农业新 闻才是重要 的。 ”在我们这个由农业大国向 工业 大国过渡的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三、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及其文化特征 

新闻学学者刘建明认为 :“新闻中每个事实必须完全符合客观实际  而一系列报道又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 的整体 ,叫新 闻的真实性。”新闻对客观事实的报道是否真实,实际上往往取决于报道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观察角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 就事实而言 ,真 实性应该像一个擦得通 明透亮的三棱镜 ,能够让 受众通过它的折射一览无余地看到事实的真相。然而 ,生活在一定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报道主体,总是 自觉或不 自觉地让 “三棱镜 ”蒙上某种阶级 或集 团的色彩 ,使 它游离 于客 观范畴之外 .而呈现 出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所 以说 ,新闻的真实性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它的客观性 ,或日“非文化形 ” 另一面是 它的主观性 .或日“文化形”。那就是,我们 不得不承认 ,新闻真实性包含有主观因素 ,显示 出文化特征 。因为新闻的真实与否毕竟是通过人的认知和反映来实现的 

四、新闻信息的主体性及其文化特征 

第6篇:传播特征范文

【关键词】网络传播;计算机;信息;交流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48-01

网络传播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

一、网络传播的特征

(1)数字化:数字化是网络传播的前提。正象原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一样,比特是构成信息世界的基本单元(比特,英文Bit,意为字位,仅存在O和1两种状态)。在因特网上,无论是色彩缤纷的图像,还是美妙晚耳的声音,归根到底都是通过“O”和“1”这两个数字信号的不同组合来表达。这使得信息第一次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获得了同一性。数字化的革命意义不仅是便于复制和传送,更重要的是方便不同形式的信息之间的相互转换(如将文字转换为声音)

(2)网络化:网络化是网络传播的基础。网络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得通过因特网、传播和接收信息。网络传播的普及程度,主要取决于因特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程度。目前的第一代因特网除了传送文本、图片文件外,已能顺畅地传送音频文件,使得广播在网上直播毫无障碍。由于受因特网传输带宽限制,现在电视网上直播效果尚不理想,但下一代宽频高速网很快会打破这个限制

(3)多元化:网络传播的传者多元化。网络传播是人人均可创办的媒体,任何人上网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消息的空间。目前,新闻单位、网络信息公司和个人构成网络传播的三大主要传者。新闻机构垄断新闻的专权被打破,但仍是核实新闻和进行深度报道的权威。传播者的多元化在造就大量个性化网站的同时,也导致网上色情泛滥和假新闻流传。

(4)全球化:数字时代的还乡,天涯若比邻。信息一经上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

(5)实时性:网络媒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梯度信息,即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会并存于一个网站中。以往传媒特别是报刊媒体的刊期界线,在网际信息传播中已经开始消失。

(6)双刃性:人类传播具有认识环境的功能、协调行动的功能、文化教育的功能、调节精神的功能。这些功能历来都有正负两个方向:真实信息的传播有助于正确认识环境,虚假信息的传播会迷惑人们的视听;正确理念的传播能够形成有益社会的共同行动,邪恶观念的传播会导致有害社会的破坏性行动;先进思想、优秀文化的传播有助于历史进步,错误思想、腐朽文化的传播必然阻碍历史的前进;健康向上的娱乐内容会给人以鼓舞和精神升华,低级庸俗的娱乐内容会使人腐化堕落。网络传播由于它的种种传播优势,既可以极大地发扬传播活动的正功能,也可能产生极大的负影响。谣言谎话、流言蜚语、好战言论、宣传、种族歧视、色情诱惑等等有害信息,而今正在网络世界大行其道,这种传播的广泛性、渗透性、危害性已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媒介和领域。在网络世界里如何弘扬正气、遏制歪风已成为进步人类面临的更加重要、更加艰巨的任务。

二、网络传播发展现状与趋势

在网络传播技术方面,其宽带化、移动化、互动性等技术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在网络内容发展方面也呈现出参与性、创造性、视频化等特征,从如下所述的几点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网络传播的主要发展趋势。

(1)网络新闻传播地位:从边缘到主流

2006年中国新闻奖首次将网络新闻作品纳入评选,并且评出了三类(网络新闻评论、网络新闻专题、网络新闻专栏)首批13件网络新闻获奖作品。这次评奖标志着网络媒体作为我国重要传媒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反映了自2000年以来网络媒体快速的发展及其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力的网络传播现实

(2)手机媒体是一种以手机为载体的网络媒体

手机媒体是一种以手机为载体的网络媒体,是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体之后出现的,有人称之为“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作为新时代高科技的产物,是在电信网与计算机网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最新移动增值业务与传统媒体的结晶。换言之,就是将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内容,通过无线技术平台发送到用户的彩信手机上,使用户随时随地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阅读到当天报纸的内容或观看电视正在播出的节目。与不同的传统媒体结合形成不同的手机媒体类型,如手机报纸和手机电视等。

(3)博客实名制和博客官司:自由和责任的博弈

第7篇:传播特征范文

【关键词】网络谣言;谣言特征;传播动因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辟谣平台,平台于2018年8月29日在北京正式上线,并于次月推出8月十大网络谣言榜单,此后的两个月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依托新华睿思数据云图分析平台,不断完善榜单的呈现内容,在2018年10月的热点谣言榜单中增加了谣言信息总量、地域传播Top3两种维度,2018年11月又新增了传播信源维度。为便于分析,本文基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网络热点谣言榜单,选取了2018年10月-2019年8月11个月的109条谣言作为研究样本,从谣言类型、地域传播、传播信源、传播形态等方面分析网络热点谣言的传播特征,并在对谣言传播规律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案例分析这些网络热点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网络热点谣言的传播特征

网络热点谣言除了具有辐射广、程度深、传播快等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外,[1]还具有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更迅速、社会影响力更大的特点,更加容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笔者对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网络热点谣言榜单进行梳理后发现,网络热点谣言的类型以社会、政治谣言为主;地域传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为主;传播信源方面,微信与微博成为了谣言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传播形态上,网络热点谣言常与舆情事件相伴相生。(一)热点谣言传播类型:社会谣言占比最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谣言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根据谣言发生的领域,将谣言划分为社会谣言、政治谣言、文化谣言、科学谣言、健康谣言和食品谣言六种类型。通过对109条谣言样本进行梳理分析,网络热点谣言的类型主要集中于社会谣言,谣言总数为59条,在所有谣言类型中超过了半数,其次为政治谣言(22条)、健康谣言(13条)和科学谣言(7条),最后为文化谣言(6条)和食品谣言(2条)。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谣言本身具有可信因素是其广为传播的内在因素。[2]社会谣言屡屡出现在公众视野,往往是因为谣言本身具有可信性,谣言的某些要素是真实的。例如2018年11月谣言榜单中排名第一的“上海快递员因快递被偷雨中暴哭”这则谣言,造谣者在微博上传了一名快递员在雨中哭泣的视频,但并没有证实快递员哭泣的具体原因,而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哭泣是因快递被偷。其所发布的文案有地点、事件起因等要素,再辅以视频,网友缺乏证实的渠道,自然容易信以为真。(二)热点谣言地域传播:北上广发达地区是主要传播地域。在有地域传播统计的79条上榜谣言中,北京(75次)、广东(69次)、上海(51次)等地是谣言传播的重点地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媒体发达,自媒体林立,有些自媒体为博人眼球,获得流量,对信息不加以证实,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助力者。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从一定程度来说并没有跟上媒体发展的步伐。凯迪数据研究中心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显示,与一般人印象相悖,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得分并没有得到最高分,相反的是二三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得分更高。[3]当受众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筛选能力、表达能力无法适应信息环境时,受众就成为了谣言的潜在传播者。(三)热点谣言传播信源:微信、微博是谣言传播主渠道。腾讯和新浪的财报显示,微信月活跃账户达到11.3亿,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了4.65亿。众多的活跃数,便捷的信息获取、发布和传播渠道构成了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谣言传播主信源。在99条统计有传播信源的热点谣言中,微信占据了其中的87条,微博紧随其后,占据了86条,微信和微博成为热点谣言的主要传播渠道。热点谣言假借“新闻”传播的特征明显,74条热点谣言以“新闻”的形式传播。以2019年5月的热点谣言“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为例,多家商业媒体客户端将2018年的旧闻当作新闻进行推送,闹了个乌龙。此外,网络热点谣言并不仅局限于单一传播途径,其会被网民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从而使谣言的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四)热点谣言传播形态:常与热点舆情相伴相生。一方面,热点舆情事件发生时常出现网络谣言。网络舆情热点,是网民思想情绪和利益诉求在网上的集中反映,是网民热切关注的聚焦点,是民众议论的集中点,反映出一个时期网民的所思所想。[4]这意味着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具有较强的话题性,易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和传播,有关舆情事件的报道都有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期间一旦有关于该舆情事件的不实信息传播,就有转化为热点谣言的风险。另一方面,网络热点谣言易发展成为网络舆情事件。某些造谣者出于报复性心理或为满足自身的诉求,恶意捏造谣言,当谣言与社会或公共安全等领域相关时,经过发酵和蔓延,就易形成舆情事件。

二、网络热点谣言传播的动因

谣言传播既有技术动因也有其背后的心理动因。在心理动因层面,王国华等从网络谣言传导主体的角度分析了谣言形成、传播和模仿的动力机制,认为不同行为主体都有强烈发布或传播网络谣言的动力;[5]宗益祥、马雅妮认为恐慌心理、趋利心理和宣泄心理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三大个体心理动因,理性缺失、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为代表的群体心理也与网络谣言传播存在密切联系。[6]宁雪文、王虎在分析了2015至2017年30起微信谣言事件后指出,微信谣言产生的本因是一种社会心态投射,是民众对于社会矛盾及社会问题的应激性反应。[7]熊炎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时则更直接地指出,焦虑感、可信度、不确定性(或含糊性)、相关性(或重要性)是直接影响谣言传播力的四类心理因素。[8]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网络谣言得以形成和传播,既有出于个体某种目的的心理动机,也有更深层次社会心态的投射。在技术动因层面,雷霞认为删帖容易、查根源难,拷贝陈贴、死灰复燃,情景拼接、以假乱真,娱乐先行、技术恶搞,植入广告、营销造势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技术推动因素。[9]靖鸣、王瑞则将网络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技术根源归因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匿名性、低成本的基本特性。[10]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技术动因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心理动因是热点谣言形成并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技术动因也为推动因素。(一)热点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作为网络热点谣言传播的主要类型,社会谣言一般具有较强的话题性和相关性,网民易于形成求证心理、恐慌心理和宣泄心理。如“2035年养老金将耗尽”这则谣言,最早于2019年4月形成和被广泛传播,并登上了该月热点谣言榜单的第二位,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时进行了辟谣,但2019年7月这则谣言还是再次被广泛传播,占据了7月热点谣言榜单的第二位。作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养老金被耗尽”无疑会引起网民的恐慌和担忧,在这种恐慌心理之下,网民一方面通过转发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希望国家能对此给出权威解释。(二)热点谣言传播的技术动因。互联网时代,网络除了为谣言提供更便捷、更快速的传播途径外,还通过视频、图片、音频等形式,增强了谣言的“真实感”。在网络传播中“有图有真相”并不一定能告知大众“实情”,“有图有真相”的错觉,让网民更容易相信谣言,进而传播谣言。正如雷霞指出,技术提供的虚拟“在场”感,是谣言蛊惑大众最重要的杀手锏。[11]谣言传播中人们运用网络技术更容易将相关信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8月份热点谣言榜首的“XX地凤凰山路漏电”,后被证实为谣言。在这则谣言中,造谣者仅仅篡改了事故的发生地,就能使其在网络上引起广泛传播。在网络技术助推下,造谣成本更低,谣言传播也更迅速、更广泛。

第8篇:传播特征范文

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是电视传播的主要内容,而人的个性魅力又赋予电视传播以真正的美感与灵魂,这正是电视传播的人性化特征。

友人笑谈这是一个沟通的年代。保险经纪人会与你“共享一个财富的秘密”,人力资源经理会不断告诫你“有效沟通”将决定你是否成功过完此生。扭开电视开关,原先播音台的位置,尽数都换成了圆圈沙发。

人们从内心深处渴望沟通。电视传播以人为核心,在传播中突出人的个性,以生活为切入点,真实记录现实生活的流程,对现实世界保持不间断地记录,营造人们可以参与其中的社会交往空间,电视传播是人性化、生活化和参与性的传播,因此电视传播具有鲜明的人际传播特征。

人是传播的主体,对人的关注已经成为电视传播中最重要的因素。业界曾经对电视新闻报道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几句话,“新闻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个性化”,也就是将报道的最终落点放在事件中人的身上,讲述一个与人性相关的故事。

“面对面”在2003年1月25日播出了《刘子亮:直面“艾滋”》,这是“面对面”开播后的第三期节目。举一段访谈中的例子――

记者:一夜之间没人理了,这种变化明显吗?

刘子亮:太明显了,有些人就说,怎么不把刘子亮抓起来,要是刮一阵风,我们村不就完了吗?

记者:刮一阵风就完了,刮一阵风怎么就完了呢?

刘子亮:他好像是说空气也会传染。比方说我从这过去,你从那边过来,看到我以后,你本身是往这儿看的,马上就往东,站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以后,你再过来走你的路,就给我让道,就那样怕我。

记者:那时候你心里的感受呢?

刘子亮:我真想搂住,抱住他们。

记者:你为什么想着要去搂他们,抱他们?

刘子亮:我脸上挂不住,我心里挺苦恼的,挺可恨,我有这么可怕吗?我是个――

人啊!

记者: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头有一点怨恨?

刘子亮:我不(只)是怨恨,几乎泪都要出来了。

记者:委屈?

刘子亮:嗯。

当刘子亮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忍不住想要流泪,但是他又不想让摄像机镜头拍下来,于是他起身离开了座位,留给摄像机镜头的是空空的座位后面一堵厚实的围墙。①

该期收视率达到1.62(此前两期节目收视率分别为0.51和0.94),我们相信这是源于观众对于节目的认可。宏观来说,该期节目的选题和策划都是统领在艾滋病这个全球性重大问题之下,但从具体的电视节目表现形式上看,节目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可归功于创作人员对于刘子亮这个新闻人物非常个性化的心理和生存状态的刻画展现。

朱羽君教授曾经指出:“电影电视画面是直接以人为表现对象的,画面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人的外貌及心灵,人的形体动作、身姿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以及人的生活经历,画面在展示这一切时,获得了真正的美感,获得灵魂。在电视画面中,永远的真正的主角是人。”②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是电视传播的主要内容,而人的个性魅力又赋予电视传播以真正的美感与灵魂,这正是电视传播的人性化特征。

注释

①王志、耿志民、欧阳询:《面对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第9篇:传播特征范文

[关键词] 政治外宣;对外传播;特征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24-1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我国急需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层面走向世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因此,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一、外宣翻译与对外传播

黄友义对外宣翻译的界定全面而深刻:“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加深,需要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这就是外宣翻译。”张琳曾说“换言之,就是把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政治经济状况、国家大政方针、自然风光、市井风情、精神面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宣传资料介绍给国外读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认为,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对象的交际活动。

结合一些学者的言论,对外传播的定义是指:在国际领域内发生的,跨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意识形态的交流、扩展、传播行为。

外宣翻译与对外传播都强调国际领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交流,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向外世界展示,让外国人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由此看来,从本质上讲,外宣翻译本身就是对外传播活动。

二、政治外宣文本的特点

政治外宣是外宣翻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宣传文本的翻译面向国外受众、渴望了解中国的华侨和香港同胞、澳门和台湾同胞等。政治文本的翻译帮助外国人和海外爱国者了解中国国情,方针和政策,政治制度,政治立场及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服务,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宣传我们的国家,并建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它不仅具有告知人们的政策和政治事务的功能,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其特殊性,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更加认真对待。翻译的不准确或微小的错误会影响读者的理解,甚至造成读者对国家重大政策的误解,这可能会对我国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坏的影响。

(一)政治外宣文本的一般特征。1.政治外宣文本具有政治性。政治外宣翻译与其他翻译的最大区别就是翻译内容的政治性强。政治外宣文本除了要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还要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政治外宣文本通常是政府的原则、立场、政策的体现,往往与国家和领土完整有关,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直接相关。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谨慎小心;2.政治外宣文本富有文化内涵。对外宣传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由于文化背景、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观念等差异,各国文化各有不同,在政治外宣翻译中,尤其要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再现。很多汉语文本英译时,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目的语,这就要求译者灵活处理,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如解释、新词创造等来准备传递原语的文化。可以说原文中文化现象是否准确传递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3.政治外宣文本具有时效性。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要么有新词出现,要么有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更应体现词汇的变化。随着国际环境和国情的变化,国家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时在宏观政策及大针方针方面会有新的调整,而这些都会体现在政治文本当中,所以在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时效性。

(二)政治外宣传文本的词汇特征。1.政治外宣传文本通常充满大词、术语、抽象词汇等,有时还会重复使用以示庄重和严肃。如中部崛起(中部崛起),扩军备战(军备竞赛),与国际接轨,等。在实际翻译中,类似的词汇可以不译;2.政治外宣传文本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尤其是四字结构。四字结构是现代汉语中最活跃、最具有表达力的精华,其特点是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形象生动,节奏感强,富有音韵美、形式美、意象美。四字结构是汉语中一种特有的语言形式,也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载体。因此在政治文本中广为使用。

(三)政治外宣文本的句法特征。1.在中国政治文件通常比较正式,它们力求严肃,庄重和权威。这就需要特定表达形式和语言规范。政治文本中大量使用长难句以示政府成才恶化决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2.大量使用无主句是政治外宣文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为了显示政治文本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政治外宣文本中经常大量使用无主句;3.政治文本中大量使用平行结构和重复。

平行结构是政治外宣文本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是对句子结构的重复,是增强的文本权威性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黄友义.对外新闻编译的忠实于叛逆[J].中国翻译,2004,(6).

[2]张琳.外宣翻译的特点及要求[J].榆林学院学报,2011,(5).

[3]张健.报刊新词英译纵横[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4]赵启政.中国人眼中的美国[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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