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新闻学院”(Journalism School)与“传播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是两个历史渊源不同、教育方法和研究目的迥异的学科。比如，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新闻学院，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北大学的Medill新闻学院等等，大多创立于20世纪初期，最早是以培训各种职业记者和编辑为目的的技能性学校。因为以实用技能训练为主，其主要的学科设置包括传统的新闻写作，编辑，摄影，广播电视制作，以及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媒体等新门类。一般而言，这类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师资力量大多来源于退役从教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而教授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教书育人，而不是搞基础创新性的研究。“传播学院”则大不相同了。现在美国有声誉的一些传播学院，都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它们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效果研究，基本的课程设置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组织间传播(公关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演讲修辞学，公众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整合传播和公众外交等等。这类传播学院，除去基础性的本科教育以外，都设有相当齐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而全职教授一般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并以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大学工作的主业。从学科起源的角度看，传播学是构架在社会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和新闻学基础之上的交叉边缘学科。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公立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了一股扩张整合的潮流，或者加入了传播学的课程，或者干脆与同校的传播学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三足鼎立”的混乱局面。有的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虽同属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学术背景、研究侧重不同，两个学科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有的大学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分而治之的情况，两个学院独立招生，学术研究上也互不往来。这种各自为政的学科设置和分布，也就难怪会让中国的学生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山头林立，学科设置混杂不清的局面，到底谁有资格和能力来评断所谓的“新闻传播专业”呢，而所谓的评选范围又在哪里呢?以前美国也进行过几次全学科的评选尝试，但都在嘈嘈杂杂的反对、置疑、抵制声中草草收场了。除了榜单上排名较高的几所学校，会在随后的对外宣传上浓墨重彩地宣扬几句以外，整个的学科内部，对于评选结果根本没有认可和共识。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1996年评选过唯一的一次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综合排名，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广告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四类；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里兰大学等。2004年，美国三大传播学学会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又不畏辛苦地进行了一次尝试；为了比较各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项目的实力声誉，它向美国数百所被认证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发送了1165份问卷。但是，这次动机很好的调查，很快碰了壁。很多主要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系主任不仅强烈置疑问卷士专业方向的分类标准，而且更不认同全国传播学会这一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美国三个主要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FJMC)会员最多，也最有学术权威性；相比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侧重于国际传播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全国传播学会(NCA)更偏重于以文化修辞学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学。最终，在一片非议和抵制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而且，一些公认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像密苏里大学，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根本就拒绝参加。因此，这次调查结果的实用性和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的历史背景、学科分野等客观因素以外，如何设置新闻传播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一个莫衷一是、令人头疼的实际问题。既然连业内的专家们都无所适从，其他的商业评选机构也就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但话又说回来，标准都是人定的。虽然像奥运会比赛那种严格的竞赛标准难以界定，但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业内专家来说，笼统的框架概念总是有的。硬性的标准，比如像一个学院里终身教职教授的人数，重要理论创立者和学术大师的人数，专职教授每年在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研究生的人数和在主要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数量，主要学术期刊的所在学院，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软性的标准，像学生的自我评价，各类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界口碑声誉等等。认真说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罢了。

从2000年开始，我先在美国作了五年的研究生，然后又在新闻传播学院作了五年教授。曾经教过课的学校，包括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约翰斯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而且，这十年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会议，走访过十几所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院校。对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现状沿革，虽不敢说权威客观，但是大致的印象判断总是有的。下面，我就不揣冒昧，补一回缺，说一说我心中的“美国十大新闻传播学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十所学院，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下面的排列次序，只是依循着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地理次序，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指代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如前所述，哥大的新闻学院属于偏重新闻操作实用培训的一类，但也兼顾传播理论的创建研究。在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建议和支持下，学院从1912年开始招生。依托

纽约大都市和美国媒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哥大在生源素质和新闻师资力量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在54名全职教授当中，不乏媒介批判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的大师，像Todd Gitlin，著有媒介批判方面的经典著作《众目睽睽之下》(The WholeWorld is Watching)等12部专著。虽然有着较强的研究生科目，但其培养博士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四名博士生导师，而每年也只招收四名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

宾大传播学院创立于1959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虽然历史不长，但得益于宾大学科构架的整体实力和几位大师级学者的贡献，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在现任教授中，有著名的Elihu Katz博士，他是民意双层流动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并深入研究论证了“媒介事件”的概念和意义；另外，Klaus Krippendortt博士，专攻交流理论，网络空域，复杂传播系统等领域；传播学者们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库本道夫指数，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像Vincent Price，Charles Wright教授等，也都是在世界传播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宾大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下设的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像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为传播学的应用和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各据一方的平行运作体制。在新闻学院里，一共有34名全职教授，大多数来自新闻业界，也有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前院长Ray Hiebert是非常有名的国际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现在仍担任着核心学术刊物《公共关系评论》的主编。而传播系则隶属于人文学院，共有25名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关系理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等。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的这两架马车都独领；特别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

北卡罗来纳大学圣殿山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马里兰大学类似，北卡除了有一个综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传播系”，独立隶属在人文学院下面。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于1909年，现有50名专职教授，5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著名的学者当中，包括现任《新闻与大众传播评论》的主编、Daniel Riffe教授；这份核心刊物，被美国的传播学界公认为是最权威和有份量的学术季刊。另外，讲席教授Donald Shaw也在这里任教；1972年他与McCombs教授共同推出“议题设置”理论后，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界最被关注的热门理论，并开始成为社会常识性名词，被各国新闻界和政界广泛采用。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佛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从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上，佛大新闻学院都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2008年的入学本科生人数多达2700人，另外还有200名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博士研究生。在60名专职教授中，包括有像LyndaLee Kaid教授这样世界知名的政治传播理论方面的大师，以及公共关系中“关系理论学派”的创立者Mary Ann Ferguson教授。从理论建树上讲，佛大的优势体现在公共关系研究和“议题设置”理论的推进创新中。公共关系学术界核心刊物之一的《公共关系研究》就是由佛大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编辑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类似于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的情况，威斯康辛大学也是有两个平行的学科设置，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另一个是单设的传播艺术系。新闻传播学院创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学院之一。在1980年以前，威大的传播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至今仍是美国各大新闻学院的主导教师力量。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Sharon Dunwoody，主要研究领域是认知与传播路径分析；曾任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的主席；现任院长、新闻史学家James Baughman教授。在华人传播学界知名的潘忠党教授，任职于相对规模较小的传播艺术系，并是该系的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算得上现在美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综合性传播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告公关系，传播系，人际交流科学系，广播与信息媒体系等多个系所，在传播技术，健康与风险传播，以及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独有专长。50年来，密歇根州大传播学院培养了超过350名传播学博士。这里传播学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50个最多产的学者中，有11人或者是密歇根州大的毕业生，或者是现任教授；从1999年到2004年，在主要八种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汇总中，密歇根州大也是名列数量第一。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提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大多是耳熟能详了。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一直与中国新闻界保持着经常性和高水平的合作交流。作为美国名记者的摇篮，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统领着美国各大新闻报道奖的头奖桂冠。曾写下《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就毕业于此。密大新闻学院拥有超过80名全职教授，囊括传统新闻媒体，新网络媒体，战略媒体传播，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等各个门类。密苏里新闻教学法，仍然被推崇为经典完备的记者培训手册。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Don Ranly(新闻写作)和Glen Cameron(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等。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类似，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综合性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基地。德大的传播学院涵盖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现代媒体的公众传播，战略媒体的组织间传播，以及口头互动的人际间传播多个学科门类，共有超过3000名本科生，40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多达200名的博士生队伍。德大是最早颁授广告学博士的传播学院，仅在战略媒体传播方面就有超过1000名本科生和近200名研究生。德大的教授队伍可谓是众星璀璨，大师级的学者像Max McCombs(议题设置理论的创立者)，Steve Reese(媒体框选理论)，Roderick Hart(政治传播理论)，Mark Knapp(人际交流传播)等，都还活跃在授课和研究的前沿。

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

第2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http://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

第3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第4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媒介融合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为支撑，在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促使大媒体业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媒介融合带来了新闻媒介组织与工作流程的变化，需要一大批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使其胜任文字稿件编辑、电视新闻节目拍摄、网站编辑等综合性的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媒介融合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类是熟练掌握写作、拍摄、编辑等专业技能的全能型人才；另一类是懂传媒、会策划、善公关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新闻传播教育要根据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

（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建设尚处于探索期，一些院校将与网络传播相关的专业设立为独立专业，这显然与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为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将媒体技术与专业课程相融合，根据媒介融合发展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向学生传授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媒介融合素养。

（三）对教学体系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必须具备采写、编辑、拍摄、播发等多种新闻专业技能，并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电子通讯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一些新闻传播院系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是教学体系仍然缺乏完整性，课程之间的紧密度不足，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滞后，难以为学生提供集多种媒介于一体的实训环境。这就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深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定位，不断完善自身教学体系。

（四）对师资力量的要求

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力量以专业教师为主，能够为学生传授专业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些专业教师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容易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而拥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人，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又难以到高校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采取邀请媒体界人士来校讲座的方式，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然而这种方式无法满足新闻人才培养需要。所以，我国高校必须重视师资力量培养，引入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才，将媒介融合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

二、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科学设置融合性专业课程

新闻传播教育院校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引导学生形成跨媒体思维，促使学生掌握多种媒体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环境。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要具备口径宽、基础厚、专业精、实践多的特点，同时还要进行创新性、实用性、扩张性的优化，培养学生文字写作、电视摄像、视音频编辑、网络编辑、多媒体编辑等多种专业能力。新闻传播教育院校的融合性专业课程体系可包括两大方向，一是教学、实验、实践的融合；二是新闻业务、媒介经营、媒介管理的融合。所以，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更加开放、灵活，实现各课程之间的资源共享，并能够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作出相应调整。

（二）构建融合性的课程模块体系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传媒间相互独立的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发展，这就促使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转变按照媒介种类设置专业的做法，构建起一套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课程模块体系。如，新闻学专业可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形成三大课程模块，即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选修课要灵活设置，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包括新媒体概论、媒介融合理论与实务、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等；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包括品牌公关、广告策划、营销传播策划等；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包括新闻英语阅读、新闻英语视听说、报纸编辑、跨文化传播等。通过整合课程体系，形成融合多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块，从而为培养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奠定基础。

（三）建设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

新闻传播教育要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为学生创建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促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专业技能。首先，新闻传播院系要积极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联手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模式，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基地。其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还可以成立"媒介融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纸媒、广电、网络等多个类型实验室功能，能够完成媒体信息采集、加工、工作，实现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真正让学生体会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实务过程。再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与主流新闻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数字化媒体实习平台，使实习平台具备媒介融合功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新闻媒体运作的机会，让学生真正走入新闻传播过程中，培养多种专业技能。

（四）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

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积极与媒介合作，整合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邀请或聘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参与课程教学，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知识素养以及较强的业务能力。如，在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程教学中，学校可组织记者、编辑与教师一同编写教学计划，提供真实的典型案例，并参与课程授课，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新闻传播经验和媒介管理验，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鼓励教师参与媒体一线工作，增强采写、编辑、策划、制作业务能力，并能够运用媒介新技术完成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工作。在积累新闻传播从业经验的基础上，将掌握的最新理论知识、最新媒介技术带到课堂上，促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

结论：

总而言之，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顺应新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全能型、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充分借鉴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与课程模块，建设融合性实训实习平台，并优化师资队伍，确保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1]陈瑛，方艳.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转型探析[J].新闻知识，2015（7）：125-126.

[2]刘林山.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8）：85-87.

第5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在媒介高度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坚守不二

当今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传媒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中国,一谈到新媒体,我们的传媒教育可能就会考虑开设诸如网络、动漫设计等专业。这当然是需要的,同时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似乎也都呈现这样的趋势。但一定要认清新闻传播教育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存在根基,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无论怎么演变,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秉承自己院系的传统,秉承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因为新闻学院和传媒学院的媒体有各自不同的标签,但是他们最好的标签都应该是秉承新闻界的传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譬如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专业规划、培养模式等,但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应该保持不变,即以下四点应该是持久不变的:一是政治觉悟,诸如政治胸怀、政治境界、政治眼光、政治责任等,都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新闻人坚持的;二是文化素质,尤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积淀;三是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坚持实践意识;四是国际视野,新闻人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界视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技术相比,观念显得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变成“新闻技工”的培训场所,因为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则更是尖锐指出,传媒技术在瓦解新闻教育。把学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以游戏动漫专业教育为例,一方面我们千百万父母为子女沉溺于游戏而揪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游戏动漫教育。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但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甚至在歪曲和玷污历史,这是我们当下新闻教育改革尤其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等均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

在新闻传播学系群雄并起的时代,是追求办学的大而全,还是突出自家特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当前以互联网、移动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跨媒体、跨产业、跨国界、跨地区融合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是对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推动,作为现实社会中,包括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教育同样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融合。在交流中体现融合非常重要,差异性文化的互补度更高,不同的经验和基础也同样可以受到启发和激励,但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个性,从而增强不同新闻院系的比较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没有必要四面出击,搞全面开花,各个新闻院系要结合自身资源、规模、特长、地缘等要素,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根据院校的传统、使命、愿景、奉献等来做一些实际的安排,每一个院校在教育改革中一看自己的情况,二看社会的要求等,自己选择自己的位置,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按实际情况发挥自己所长,力求自己的进步。像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基本上是以新闻实务教学为主,研究是有,但并不是很主要的,有一点大众传播,但焦点还是在新闻方面;而同样知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其研究偏重一点,主要是理论的,实务基本上没有,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出色。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所作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800个新闻传播的院系都面临着“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问题,大家的课程设置都是“老三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的教育办成有高水平的,但又是有特色的教育。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学情况,胡教授阐释道:“怎么走一条特色化的道路,就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如何跟中国传媒大学、跟复旦大学、跟武汉大学区别开。我们培养出去的学生如何让大家知道是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里面两个重要的目标:如何去回答你现在面对的服务对象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就是去解决你、引领你方向性的学术研究的学科;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回应现实的走向,现在的媒体变化非常快,如何回应现实的走向,这就使得你课程结构的设计、专业结构的设计,包括学生的培养方案可能都要设计一个面向实践的、相关度非常高的培养方案。”

在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语境下,是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教授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发言中首先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新闻学的关键点,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正在加速,新闻学的教育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并且参与到变化之中;接着他分析,“现在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首先是公众的参与……现在,公众可以参与到各个角度的新闻制作,可以和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合作,或者是单干。第二个是连接性,现在每样东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他们可以分享、传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制作……记者不再是守门员了”;最后,他主张,新闻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敢于在传统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上不断突破陈规。

作为一种呼应,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教育构成的挑战,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樊篱,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则是通过对上海新媒体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他吁请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创新性传媒人才的培养。郑州大学的董广安教授提倡将“教学途径”与“非教学途径”相结合,培养实用性新闻人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建伟建议推行“3+N”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使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都能学有所长,独当一面。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赵心树、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本杰明・希尔・蒂伯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石义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铭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吴予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等众多学者和院系负责人也都结合各自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改革是“各自为政”,还是“合作共荣”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认为,当前随着以报刊、广播、电视为教学样本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日渐滞后,新闻学院要想知道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富有成效,除了与商界新闻业合作,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外,还要与其他国家,譬如与复旦有机会展开合作,以探索新的方式来写新闻。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在其题目为《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目标》的演讲中,更是“从四个方面(新世纪知识方面的转变;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亚洲新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新闻研究和教育必须打破国界“被连接在一起的”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存在同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共同地去努力解决所面对的同一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同仁们,亚洲的同仁们,我们在研究和教育共享的世界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一起为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艾夫根・扎特斯耶夫在追忆了与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一些成功合作历程后,提出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项目当中,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能与从北京、复旦和上海大学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复旦新闻学院的“两个期待”(期待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合作生生不息,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发展;期待与相关学术刊物的合作,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有新的拓展),一方面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达了很多与会学者的期盼。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积极回应童兵教授的“期待”,他结合陕西经济穷省、文化大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等多项自我发展规划,并吁请与东部像复旦这样的知名新闻院系展开全方位合作,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民族学院、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西部众多新闻院系的同仁的较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才能最终实现中西新闻教育“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教授更是提倡国际间新闻传播教育互动互助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系交流机制长期化、惯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愿望。

当代中国社会以媒介社会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媒介教育提出了挑战,在以互联网带动的数字化媒介下,传统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网络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可谓浩浩荡荡,给整个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带来致命性的冲击。教育的最终指向是实践。新闻传播教育面对媒介融合这一传播实践该如何挑战、如何应对,已成为各国新闻传播教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相信,复旦新闻学院借庆祝自己建院80周年之际,举办的这场为期两天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一定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未来合格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起到建设性、启示性、指导性作用。

第6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师资队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126-02

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体行业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强势崛起，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成为冲击中的重中之重。面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该如何应对，这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课题。

一、新媒体语境下我国教育模式革新的内涵

关于新媒体对教育传播模式的影响，在学术界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2012年国内就有学者结合香农-韦弗传播模式对教育者、受教育者、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提出新媒体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的观点[1]。而本文即从其理论框架出发，结合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多元性、虚拟性，对新媒体语境下传授双方媒介使用权、教育信息传播渠道、新闻教育的社会价值发生变革的基本内涵进行阐述：

（一）传受双方媒介使用权趋于平等

在新媒体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纷纷开始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报纸与互联网技术融合产生了电子报刊、手机新闻客户端等融合媒介形式；广播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后产生了播客等新媒体形态，电视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后产生网络电视等新型视频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使得载体性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将面临更为广阔的空间方向。互联网将不同的媒介形式融合起来，进一步扩充了信息容量和丰富了信息形态，信息获取形式得到拓展，同时，也使得教育传播中的传受双方都能具备同等的发言权和媒介使用权。因此，变革中的新闻传播方式让信息传播的方法和手段越发多样化，让信息传播的传受双方地位越发平等化。

新媒体这些技术特性，打破了传统媒体长期固守传播领域进行填鸭式教育的格局，传统意义的新闻生产从采集、制作、等传播流程上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要加强如何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教育内容，将听、说、读、看、写、录等多种手段集合展现在新的媒介终端上，以此吸引更多的受众。

（二）教育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拓展

在传统媒体时代，职业新闻工作者承担着新闻采访和信息的主要功能，而为职业新闻媒介提供信息线索的是以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的群体。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被强制性地改变。用户自身参与到新闻生产活动之中，一方面丰富了媒介内容、扩充了信息容量、解决了信息的供给问题，但另一方面，受众因为自身知识架构、媒介素养、对新闻价值的认知等方面的能力存在差异，使得摆在人们眼前的信息良莠不齐，如何在海量的信息面进行有价值的信息分析、判断、筛选、整合、评论成了新闻传播者越来越重视的工作。这就要求新闻专业人才不仅具有信息搜集和能力等“工具理性”，还要有着渊博的知识存储、开拓的国际视野、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以及厚实的文化修养等“价值理性”。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在面对海量信息所带来的挑战时，不仅要巩固学生的“工具理性”，夯实学生新闻采写的基本功，更要提升学生的“价值理性”，强化学生的信息分析能力。

此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成为现实，各种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可经互联网的传播而被受众广泛认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等纷纷登场，竞相传播；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猛烈碰撞；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开始变味。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地球村”里，新闻工作者尤其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把关人，才能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让信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因此，在新闻教学中强调“价值理性”的培养，应该成为新闻传播教育在面对海量信息挑战时的必然选择。

（三）新闻教育的社会价值得到放大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渐趋成熟以及传统新闻媒体的转型，信息的采集与已经不再是传统传媒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更多地将竞争重点放在了对各种内容产品的整合上。传媒集团力图通过这种整合，以此提升其价值，使得其内容生产成为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较大范围扩展到更广的社会领域，并生成传媒集团的新型的产品服务链和社会价值链。因此，新闻传播教育不能再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水平，它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层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此外，我国的社会大环境也需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目前，自媒体已经成为各个企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在国家层面的“互联网+”的要求下，传媒集团也在进行着“传媒+”的实践：传媒+房产，传媒+旅游、传媒+通讯，传媒+游戏等形式日渐多样，这些新兴领域的创立更需要上述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多种需求，重新设计课程体系，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二、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结合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进一步梳理有关新闻传媒教育的文献以及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可发现，我国现行的新闻传播教育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学科建构和师资队伍等三个方面：

（一）教学理念不能与时俱进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的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2]。纵观国内各大高校，新媒体环境下其教学理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1.通识教育不足。通识教育源自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当时的学科知识较为单一专门，严重割裂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通识教育的观念。它的宗旨在于培养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独立思考，建立起知识的相互关联，实现人才培养的完全性和完整性。结合新闻传播教育的具体实际，通识教育主要是指学生不仅要学习新闻学基本知识，同时还需要培养全面的素质。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要将精力集中到信息处理能力和不断推新的媒介形态使用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哲史等多学科的知识。目前来说的国内高校里，大多数新闻学院还是以新闻类课程为主，其他学科课程安排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安排，这就造成了学生通识教育的不足，在此背景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显然不能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

2.前沿知识缺乏。新媒体的前沿发展趋势带来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视野，比如，大数据传播、网络舆情引导、新媒体营销等，随着新媒体介质和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新闻传播的新概念不断涌现。然而，在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中，部分学校和教师缺乏这些新媒体理念，没有及时进行课程调整和理念转变以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还在使用传统媒体时代编写的教材教授知识，即使部分院校开始了与新媒体相关的课程，但是建立全媒体工作室的学院则十分少见，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能满足当前新媒体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只有将通识教育和前沿知识相结合，才能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培养出优秀合格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二）学科设置不合理

新闻学的学科架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学学科的专业框架，也就是新闻学的专业和方向设置；另一个是新闻学科的组织扩建，也就是新闻学的各个专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3]。目前，我国高校中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基本上还是在传统媒体对人才需要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与新媒体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较为单一的专业设置。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院系的专业设置，基本上是按照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以后，教育部所指定的专业目录来划分的，是在网络和新媒体等数字化信息技术全面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所指定的[3]。传统的专业分类方法的培养目标更为注重以单一的新闻传播规律和信息传播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新媒体传播中已经注入的新传播技能和新传播元素。比如，新闻学侧重培养能在报社、电视台、广播和杂志等传统媒体做记者的新闻人才，广告学主要培养的是从事广告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等。而在新媒体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同媒体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还以媒介的共性特征来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新闻传播教育就已经难以适应信息传播的需要。目前有些走在改革前列的新闻院校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按照新媒体的特性来安排课程，比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开始了数字营销的课程，以适应新媒体对新型人才的需要。

2.较为平行发展的课程体系。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扩展加快了新媒体在新闻领域的广泛运用，倒逼了不少新闻院系逐渐开始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在原有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上做出了较大的改变，比如增加了舆情应对、大数据等体现新媒体特性的专业。只是比较遗憾的是，新开设的专业相对传统专业来说，还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它们还是主要围绕某一单个媒体来进行具体教学，比如舆情应对只注重微博等新媒体上的舆情监控，对于线下传统媒体的监控则又少有问津，这就使得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课程缺乏交叉，容易导致各个专业的学生只注重本专业的学习而忽视了其他专业知识的基础，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显然也是不符合新媒体发展的需要。

（三）师资队伍新媒体知识背景缺乏

目前在高校新闻学院中任教的老师，大部分是一种单一型媒介，只熟悉某一具体媒介形式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登上讲台讲授课程，缺乏全媒体的概念。此外，从事教学任务的老师大多精通于自己所教授的课程，而对其他新闻类课程所了解的不多，更不用说跨学科去了解互联网、企业营销这类新媒体课程。这样的师资队伍不利于培养新媒体技术特性所要求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跨媒体的工作能力。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路径

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要求新闻院校应该与时俱进，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新媒体的特性，对传统新闻传播教育进行革新。根据上述三大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三种建议。

（一）调整教研理念，革新教学方法

新媒体发展变化速度快，新闻传播教育者应引导学生研究媒体生态圈和捕捉新媒体发展态势，主动应对新媒体中出现的问题和带来的挑战，调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内容和方法。比如，要积极地传授新媒体知识教育，指引学生掌握与新媒体相关的传播技能，如大数据挖掘、融合新闻写作等，让学生成为主角，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和新型的教学工具与学生开展互动教学，比如可以将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媒体作为教学工具和教学手段开展新闻传播教育，这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实践，亦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的特性和功能，掌握新媒介的运行理念，提高学生新媒介素养。总之，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应关注通识教育的传授，关注新媒体知识的融会贯通。

（二）课程设置要倾斜于新媒体方向

新媒体的出现引起了媒介生态圈的巨变，这要求高校新闻课程设置应打破传统媒体时代专业教学的壁垒限制，引导学生在积累多元化知识和跨媒体思维的基础上，掌握新媒体的各种技能。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设置要重点扩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运用新媒体的实践能力，建构起基础厚、跨媒体、精专业、重实践的新闻学科课程体系，培养出数字化的记者。在新的课程体系中，文字能力仍旧是基础，口头播报、视频剪辑、网络编辑以及事件策划能力等仍旧是新闻专业学生的重要生存技能。在当下新媒体时代，课程设置要注重加强对数字化记者的培养。

此外，新闻学课程设计要注意将两个方面融合起来，一是将教学、实验、实践融合起来，另一方面是要将新闻业务、媒介经营与管理融合起来。课程与课程之间，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也要留有一定的扩充余地，以便适应新媒体更新换代周期比较短的特性。

（三）重构教师队伍内涵

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是新媒体时代的主要教育工作者，新闻传播专业教师要不断学习新媒体知识和更新知识结构，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实现新媒体知识的重构，达到知识系统的重启，才能承担起培养高素质的新闻学生的责任。高校可从媒体中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记者、编辑、新媒体平台管理人员等，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教学任务中。这就要求学校在引进人才时，要突破学历上的过高要求，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外，还应具备一个让教师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保障。新媒体的发展显示了技术的强大力量，技术的进步更加凸显创意的珍贵。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技术平台的保障[4]。没有前沿的技术理念和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力，师资队伍的重构就很难实现，创意的活动也难以实现。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为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必须进行教育模式的革新，更新教育理念，进入移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作为教学手段和工具，进行跨学科的通识教育的培养，积极构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时，还要进行课程设计的革新，将课程设计的重点放在新媒体上，加强对数字记者的培养。此外，由于教师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核心[5]，这要求在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中，要特别注意教师队伍的内涵重构，从而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完善。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蒋银健.新媒体对教育传播模式的影响分析[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2] 孙亚玲，傅淳.教学理念辨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第7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院系究竟应该培育什么样的传媒人才，学界众说纷纭。国家重点高校的新闻院系和一般高校的新闻院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是不一样的。在实际教育过程中，目标定位是一回事，而执行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反馈信息表明，新闻传播专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社会评价并不高。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眼高手低，业务能力较差。实际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不少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主要由没有业界经验的学术型老师操刀，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实验设施简陋，不能满足业务技能课程的要求，其专业实践平台也比较低，绝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的专业实习都是就地安排，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到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其二，一些学生思想太过活跃，甚至有自由化的倾向。大学是摄取知识，探求真理的地方，思想开放是前提，一切价值都要重新经过理性的审慎判断。大学生需要想象和创新的思维品质，敢于探索，敢持异见，坚持真理，毫不退让。但是学生一旦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或进入媒体，其职业身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持论不仅影响到个人，更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个过于自由的媒体或新闻工作者，可能会给社会造成困扰。其三，视野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不少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开得很专、很深，而一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却很少纳入学生的必修或选修的课程范围。即便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范围内，专业之间的界限壁垒森严，学新闻的不了解广告，学广告的可能不了解广播电视，学网络的不了解出版。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无法立体透视，更难以触类旁通。其四，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学生不了解国情、不了解省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面对社会问题、重大事件，往往从西方历史、普世价值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国际社会日益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家底不甚了了。其五，责任意识淡漠。现代大学生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理想缺乏、责任意识淡漠。上个世纪80年代莘莘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肩负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可是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丧失了对于政治的激情，虽然也要读书，但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未来的职业，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功，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很少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富有责任感和大局观的优秀传播人才。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

大学生或职业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温家宝在2004年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信中，专门论及了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温家宝认为，责任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刻理解，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①

大学生或传媒从业者的大局观，体现在对国情的了解、对世界大势的洞悉，以及建立在历史洞察力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和政治判断。有大局观，才会知所进退，才会有轻重权衡，才会有优先次序，才会有行为底线。一个传媒人、一张报纸，如果没有大局观、大局意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失去审慎，缺乏节制，难免会给国家、社会造成困扰。

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这是新闻传播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志。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应该具备新闻传播方面的系统知识，能够解析复杂的传播现象，理解并且善于利用传播规律；同时还要具备熟练的媒体业务能力，适应媒体运作全流程各环节的岗位需求。在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综合素质中，虽然专业技能不是最重要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传媒职业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其他行业，就在于这种专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

总之，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是传媒工作者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责任与大局对接，决定了传媒从业者的行进方向；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则直接影响到传媒从业者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怎样实现培养目标

怎样才能实现既定的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的系统论述，是他们对传播现象与传播规律的全面解读。它是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它不仅保证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方向，而且直接影响到新闻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必须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完整的教学过程，在学生中入脑入心。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优秀的传媒人才必须有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取决于课程体系的设计。新闻院系在设计课程体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业界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媒介传播技术发展不同的水平下，在不同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是大不一样的。当前世界传播发展的大趋势是媒体融合，所以新闻传播院系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顺应传媒业界新的人才需求，与时俱进，加大改革力度，在该做加法时做加法，该做减法时做减法，大刀阔斧，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教师是教育之本，教师的水准决定了学生的水准。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生。教师队伍如果主要来源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系统地受过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这等于是教师品质的重要保证。但即便是重点的一流大学，教师的来源也要尽可能地多元化，来自同一个学校、学院、学科的老师的数量要有控制，出身单一学校、学科的老师比例不能过高。除了来自高校的学术型师资外，还要有来自业界的、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的师资，要确立一个原则，即没有业界经验的老师不能担任传媒业务课程的教学。除此之外，师资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都要趋于合理。

开门办学，实现与业界的对接。新闻传播教育要开门办学，向业界开放，向社会开放，与业界接轨，与社会接轨，缩短与业界的距离。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离实际太远，离业界太远。学校不知业界前沿的动态，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学生毕业出来，才发现学校与业界的天壤之别。新闻教育界必须开通与业界连接的快速通道，一方面可以借助于业界的实践平台，开拓新的教学资源，补充学校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以在服务业界的过程中，提升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进而将此转化为日常的教学资源。

强化第二课堂，增进学生对国情的了解。新闻教育要以第一课堂为主，但是不能忽视第二课堂。通过第二课堂，可以弥补学生知识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增进对国情的认识，强化学生的职业精神，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适应业界规则的能力。

发展新闻教育的四点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始于1983年，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传媒教育蓬勃发展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28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从刚创办时的单一本科教育，不仅发展成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龙的全程传媒人才培养体系，而且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重镇，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成就，得到了学界、业界的认可。总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自然地融入学生的知识体系。采取切实措施，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占领思想阵地，成为新闻传播类大学生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华中科技大学不长的办学历史上，形成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统。学校有公共基础类课程大平台，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党史、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前置课程；学院有专业基础课，其中新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导读等，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除此之外，还有新闻业务课程、新闻历史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等，其部分内容可能直接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某些具体的原理，如采访学课程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及群众路线，写作评论课程中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闻史课程中的对唯物史观的坚持等，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第一批教材建设中，学院就有两名教授参与。2010年，学院又有两名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新闻史、新闻评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多年来，学院出版了几本专著，近百篇。

第二，以需求为导向，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教学体系。传媒教育要以传媒业界的需求为导向，业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院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输送什么样的人才。新闻教育界也要坚持三个面向，即要面向业界、面向社会、面向国际，不能自以为是，自娱自乐。要把握业界演进的脉动，瞄准行业竞争的前沿，了解媒体变化的需求，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引入传媒精英，构建“双师”队伍。师资队伍结构应该多元化，但应以学术型教师与实务型教师两种基本类型为主体。学术型师资，应该重视学历的完整、全面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型教师不一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但一定要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他可以不写高深、抽象的学术论文，但一定要是传媒行业的行家里手，在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方面，要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办以来，就一直重视从业界引进高端精英，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是来自湖北日报，时任湖北日报理论部主任。在世纪之交，学院又从业界引进了赵振宇教授、石长顺教授、何志武教授、孙发友教授，如今他们已是学院教学科研的顶梁柱。两种不同类型的师资应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使用不同的指标体系，使之在大学生态环境中，彼此理解，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一起服务于传媒人才的培养。

第四，与业界结盟，建设高水平的实践平台。学生的专业技能养成，首先要依赖于学校的业务课程教学和实验教学设施，但是要提高其专业能力，缩短与业界的距离，必须要到专业的权威媒体去实践。传媒行业是以高新传播技术装备起来的信息产业，传媒的竞争不仅是报道业务的竞争，也是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竞争。所以，绝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重视学生的专业实习及其平台建设，但是由于办学条件的差异，各个学校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千差万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把实习平台建设作为学院办学的重中之重。笔者作为学院现任院长，曾多次带队到长沙、广州、深圳，拜访当地权威媒体，商谈双方合作；今年还专门到北京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新浪、搜狐、网易等媒体的高层领导，建设专业实习基地。有高水平的实习平台，学生就可能接近行业的最前沿，其专业能力的养成就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两点具体建议

发展与改善新闻传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需要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支持。

第一，通过制度化安排，拓展、固化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大多与媒体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对新闻传播院系而言，媒体不仅是实习基地，更是就业的主要渠道；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专业师资的蓄水池。对媒体而言，新闻院系不仅是后备员工的主要来源地，而且还是员工继续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不仅是人才培养基地，而且是媒介发展的主要智库。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在产业链上也属于上下游的关系。但是客观地审视目前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仅仅是建立实习基地，或者聘请媒体高管为院系的兼职教授(基本上是名义的)。这种合作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的友情，没有落实在制度的层面上。一旦人事变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要提高媒体与新闻院系的合作层次，必须发掘彼此对对方资源的需求。新闻传播院系需要媒体，媒体也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媒体委托的专项研究、媒体发展的战略规划等，都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两者互利合作，诚心以待，就可达到双赢的结局。

第二，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资助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大学的事业，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实际上媒体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媒体每年都要从新闻院系吸纳源源不断的新闻从业者，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是家长、纳税者的资金投入，维持着新闻传播院系的运作，媒体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摘下成熟的果子。这是不合理的。媒体应该主动介入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并且应该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源支持。笔者认为，可以尝试提取媒体广告收入的一定比例，比如一个百分点，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当地的传播教育事业；或者政府对媒体支持、赞助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行为，可根据媒体赞助的额度在税收方面予以减免，以鼓励媒体继续支持新闻传播教育的行为。

第8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人才需求；新闻学教育；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13-03

一、契机，在融合时代

如果一定要给“媒介融合”找到一个概念上的开始，多数学者不会绕开1978年尼葛洛庞蒂在阐释计算机产业、出版印刷产业和广播电影三大产业发展趋向时，使用的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这位聪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或许不会诧异于他的麻省理工同仁政治学教授普尔，在1983年提出的“模式的融合模糊了媒介之间界限”的学说。时隔30年之后，当“媒介融合”已经从一个概念层面演进为一场以“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大传播网络深刻整合的变革浪潮时，关于时间和概念的讨论早已经让位于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洞察、探寻和求索的更为务实的研究。即使是最敏锐的新闻教育家也不可能在瞬息间将培养体系调整的如此灵活，以即时适应传媒领域的多变。事实上，新闻学教育本身发展至今，已经是一套完备的系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进入这个培养系统的学生抛开如此众多新闻学专业最初设立的初衷如何，而仍旧视就业为首要的时候，新闻教育系统的专业人才供给与传媒行业专业人才需求的契合是一个潜在要求。值得深思的是，上述要求却一度被认定为是新闻学教育的发展至现阶段的一大困境。一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的说法：“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高校却在大量培养。”重要的是，传媒行业人才供需的不契合究竟体现在哪里，以媒介融合为背景在分别审视传媒行业与新闻教育系统之后，或许会有更为准确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被这个困局一度袭扰的新闻教育学者，破局契机或许就在这个悄然展露的伟大时代里。

二、格局之变与结构整合

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研究逻辑是，媒介融合直接影响和改变的其实是传媒本身，而对机构从业人员需求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传媒为了在上述影响和改变中存续和发展而做出的回应。在最初的起点上，融合给传媒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重新构建了传媒行业的格局：电视机不再是唯一的视听终端、手机不再是简单的电话工具、电脑不再是互联网专属的物质载体。当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络整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终端上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媒变革。在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的框架里，融合时代的传播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机构，甚至涵盖了社会个体，这使得“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正在去中心化”；传播渠道技术壁垒的突破，让受众在一个手持的终端上就可以轻松地获取和方便地反馈；传播内容也因为平台的扩展而涵盖了图文音画；即时反馈和信息共享的实现模糊了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站在传媒行业的角度看，是如此的值得敬畏。新知识体系中的整合包括：传播与营销的整合、传播渠道技术优势与符号优势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大众传媒与管理学中经济实体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受众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的整合、新闻学中的新闻内容与营销学中的产品的整合、新闻学中的发行与营销学中的渠道的整合等。反观教育系统和传媒行业的中间环节，传媒市场出现的人才结构性供需失衡，实际上就是上述知识体系整合尚未在新闻学教育环节实现之前的阵痛。在新媒体浪潮的席卷之势出现之前，传媒经济的兴盛令传播媒介对专业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彼时，新闻传播业界需要的人才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既能跑动又有学问；第二种既会管版面或节目，又会管人；第三种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如果将新媒体崛起和媒介融合加入考量，今天的传播媒介对人才的需求至少可以在原有的新闻学专业素养基础上加上多媒体整合的内容生产和营销能力。单从这一点来说，现阶段的新闻学教育尚需要进行培养系统内的相关调整才能达成这一人才需求。

三、体系内的重构

第9篇：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失衡；优化

一、高校新闻传媒及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的概念和构成

高校新闻传媒是指高校面向师生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提供资讯服务的各种载体。当前，高校新闻传媒主要包括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手机报、微博等。“高校”的“出生身份”决定了高校新闻传媒兼有新闻性、服务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的特征，而且思想性和文化性成为高校新闻传媒区别大众新闻传媒的重要特征。

马歇尔・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媒介生态”的概念，后来波兹曼将媒介生态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传媒生态的概念由生物学的生态转借而来，英国的植物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最早指出，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通过互相作用和影响，维持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传媒生态系统是指在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媒介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和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通过竞争、淘汰、平衡、互动和发展而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与状态。高校传媒生态系统要素包括学校、媒介和受众。媒介与学校的互动构成了媒介的外部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竞争优选的互动构成了媒介生态环境，媒介与师生受众的互动形成了媒介生产、传播和反馈环境，媒介外部环境、媒介生态环境及媒介生产、传播和反馈环境相互组合并作用，进而构成了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

二、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失衡的原因

高校新闻传媒生态通过建立学校―媒介―受众的动态、有序、和谐关系，强调三个要素之间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在平衡―失衡―平衡的动态循环中，任何一个要素薄弱或缺位、要素之间互动断裂都将影响整个新闻传媒生态的平衡，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当前，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存在生态失衡甚至断裂的现象。

（一）系统缺乏整体设计。学校系统、媒介、受众三者的良性互动循环才能实现生态平衡，对高校来说，新闻传媒既有行业媒体的特点，也要应兼具新闻传媒的基本功能。但在新闻信息采集与创造、处理与加工、与传播、接受与反馈、再采集与创造过程中，一些学校不重视学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建设，仅把新闻传媒当成传播信息、舆论引导、实现宣传的途径，而没有通盘考虑和整体设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建设，更少有人研究系统优化对策。

（二）媒介系统不够完善。高校相继创建各种媒介，但媒介系统有待完善，作用发挥还显不足。第一，宣传化运作。高校新闻传媒的宣传意识大于新闻意识，以宣传替代新闻，文件新闻、会议新闻多，师生鲜活的新闻少，传媒综合实力不强。第二，同质化运作。校报、校网、电视、广播、手机报、微博等不同媒介选题相似、策划雷同、内容相同，媒介特长和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现象严重，媒介资源重复浪费。第三，低水平运作。高校新闻传媒缺少主动策划、内容丰富、受众喜闻乐见、传播效果好的创意，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视频、广播、微博、手机报等新媒介使用较少，新闻传播效果不佳。第四，业余化运作。当前，高校新闻传媒专业人员比例不多，大多从业人员非专业出身，兼职化、边缘化现象依然存在。

（三）受众需求未能满足。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不够重视新闻传播中的受众环节，或没有主动贴近师生，或忽视师生的反馈，不能很好地满足受众的求新、求真、求近、求短等心理，未能及时培养受众市场，丧失受众效果。

（四）与系统外联系和互动少。与开放、多元的社会大众新闻传媒相比，高校新闻传媒系统是个相对封闭的自我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系统及校外的社会大众传媒联系不紧密，相互之间的联动也较少，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差。一旦产生负面新闻，更是缺乏良好的反应机制和补救措施。

三、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优化路径探索

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优化，就是在正确的新闻传播价值和舆论导向的指引下，把握学校系统―媒介―受众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明确学校系统、媒介、受众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学校、媒介、受众及校外媒体之间的动态、有序、和谐的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关系，使高校新闻传媒的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成立新闻中心，积极推进新闻中心一体化建设，整合校报、校网、校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手机短信、微博平台等新闻传媒的优势，积极探索“整体策略、联动策略、受众策略、互动策略”“四大策略”下的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环境优化路径。

（一）整体策略。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环境优化，学校的职能在于从宏观角度认识新闻传媒的重要性，整体设计和完善高校新闻传媒的发展框架、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健全传媒生态系统各要素，为高校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起到良好的规划、统筹和协调作用。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专门成立新闻中心，整合原先的校报、校网、校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资源，融合校内新闻传媒力量；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形成由党委宣传部主管，党委部门、行政部门、群众团体、学院、研究机构相互配合，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相互补充的新闻宣传体系，为学校和媒介系统创造了生存和互动条件。

（二）联动策略。联动策略就是从全局把握学校系统―媒介―受众的关系，立足媒介的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意图，实现媒介之间并存、互补、融合、创新，形成报道合力。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充分发挥校报、校网、校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传媒优势特长，开展多媒体联动。第一，发挥多媒介优势，实现新闻异质化。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实施“网络求快，报纸求深，电视求活，电台求新”的媒介联动策略，校网及子网快速报道，用文字、图片、视频、视觉等报道形式达到良好的新闻报道效果。校报则力求深度报道、专业报道，主动策划深度新闻，确保每版头条重量新闻，并创办学科专刊、学术特刊、学工专刊、后勤专刊、读书节专刊、电影节专刊等专（特）刊。发挥多种媒介的互补作用，创造及时、全面、权威、生动、有趣的报道立体格局，确保快速报道新闻事件、深度解读新闻背景、深入采访师生故事、引导高端校园文化、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第二，利用新媒介途径，提升新闻传播效果。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结合新媒体发展形势，不时推出图片组合报道、视频报道、微电影在线播放、在线电子视觉阅读杂志等，并利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互动平台，提升新闻传播的效果。2012年推出的招生微电影《遇见》走红于网络，受到网友的追捧。第三，提升专业化程度。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不断充实新闻传媒从业人员队伍，通过专业培训、短期学习、与社会媒体交流等途径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能力。

（三）受众策略。与社会大众传媒所不同的是，高校新闻传媒的受众群体为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师生，对新闻传媒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第一，主动服务师生。高校新闻传媒按照“三贴近”原则，既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又满足师生对新闻信息、舆论分析等方面需求。《浙江师范大学报》针对教师重点关注一线教学改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举措等，针对学生常年开设求职、就业创业、心理健康服务、考研、校园达人、记者关注等栏目。第二，加强媒介与师生受众的互动。浙江师范大学校报征集毕业创意照、校网开展“十大新闻评选”、电视台举办全校寝室K歌赛、广播电台举办“我是新主播”比赛、微博发动“快拍校景”等形式丰富的互动活动，让受众参与媒介传播，增强新闻传媒的反馈机制，形成良好、有序、螺旋上升的媒介―受众关系。

（四）互动策略。这里的互动策略指高校新闻传媒与社会大众媒体的交流和互动。在与社会大众媒体的互动中，高校新闻传媒要形成与部级、省级、地市级等各级传媒，与电视、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社交网络等各类传媒，即从纵向到横向的全方位互动。浙江师范大学学生献血救助教师产妇、师生接力救助白血病学生、大学生宿管员登上大学生毕业典礼等事件，除了校内媒体大篇幅立体型的宣传报道外，还积极与各级各类媒体持续互动，及时报道事件进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此外，在互动形式上，除了常规的新闻采写外，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还面向大众媒体举行新闻会、通气会，联合媒体开展师生恳谈会、校园文化品牌评选会、学术报告会、大学生就业讨论、主题价值观辩论赛、文化高端讲座等，拉近与媒体的距离，促进内部新闻传媒与外部大众传媒的对接互动。

四、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优化效应

浙江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经过十年整合与实践，新闻传媒生态系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取得了良好的优化效应。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提高了新闻传播力。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优化，既有效整合了校内资源，也充分利用了大众媒体资源，多方位立体型的新闻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媒体的新闻传播力。

（二）扩大了舆论引导力。在受众策略的引领下，高校新闻传媒贴近师生、了解师生，赢得师生信任，舆论引导力进一步扩大。

（三）提升了文化服务力。高校新闻传媒立足高校，面向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效结合校内的高端人才、高水平学术、高雅文化等优势，开展科学研究、学术对话、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报道及活动，促进文化服务力提升。

（四）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力。通过传媒生态系统优化，校内的报纸、网络、电视、电台、微博等传媒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学校―媒介―受众的良性互动又进一步促进了传媒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然，高校新闻传媒生态系统构建和优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学校―媒介―受众三大组成要素及相互作用，为高校新闻传媒发展寻找实践系统优化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对高校而言，实现自身新闻传媒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质量和效益的联动、平衡与发展，还需要进行更加积极有效的探索，为高校新闻传媒可持续发展，也为高校思想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