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基本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第2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认识新媒体》，/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第3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全媒体转型已成为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向。本文从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辨析入手，探寻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之路，即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孕育、全媒体发展的报业转型和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而未来全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制度建构、流程再造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关键词：

全媒体 历史演进 媒体转型

中国传媒业的全媒体发展之风已从报业吹向了广播电视界，并引发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研究，截至2012年12月，在中国知网以主题“全媒体”进行检索，可检索到1500多条记录，在百度可找到相关结果2400多万个。从目前文献检索的全媒体研究来看，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或个案式的追踪探讨，缺乏学理性的深层次研究。

一、全媒体的概念建构

全媒体发展起于何时？由于认定的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标志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意见是，国外以2006年英国老牌报纸《每日电讯报》的全媒体改革之路为起点，随后，由《今日美国》2008年开始尝试的产业链重构推进了全媒体的实践。在我国，全媒体转型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广州日报》于同年6月成立滚动新闻部，专门针对报纸、手机和网站进行“联动发稿”。次年7月，我国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的首家全媒体采编系统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正式上线运营，自此，报社记者的角色悄然转型，开始以全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多个媒体终端――传统纸报、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移动报和户外大视屏等信息。2009年1月，浙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部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以全媒体命名的新媒体机构正式诞生。同年，南方报业集团也正式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的理念。那么，全媒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1. 全媒体概念学说。全媒体概念界定众说纷纭，通过文献整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学说：

报道体系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或者说是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和传播平台来构建的报道系统。这种报道不再是单一落点、单一形态和单一平台的，而是在多个传播平台上开展的多个落点、多种形态的报道体系。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及网络新媒体都是这个报道系统的整体组成部分。[1]这一概念从新闻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放在全媒体形态的报道体系上，较好地概括了全媒体报道的模式和特征，但将其限定在媒体“报道”业务层面，略显褊狭。

传播形态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综合运用多种表现符号，如文字、图像、声音、光线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传播内容，并通过多种传播手段传输的一种新型传播形态。[2]或者说，全媒体是在传统和新兴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进而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3]从本质上说，全媒体是指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嫁接、转化和融合。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资源的多渠道采集，信息资源的统一加工，全方位多业务系统的支持，多渠道的资源共享。[4]此概念将全媒体视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型传播形态，强调了各种媒体间融合生产信息内容的立体传播状态，较全面地概括出了全媒体传播的形态特征。

整合运用说。该观点在综合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广义而言，全媒体概念是指对媒介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狭义界定，是指立足于现代传媒技术和媒体融合的传播观念，综合运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联通、运营模式统筹等方面的整合性实践。[5]这一观点突出了全媒体更具宏观性的“整合应用”，将多因素囊括其中，但未清晰地概括出全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观照了全媒体概念学说之后发现，目前有几个共同点可作为界定和理解全媒体的要点：一是全媒体发展的主体是传统媒体，这是其面对新媒体而求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发展整合多种媒介形态，而缺乏多种媒介形态间的统合协同，就构不成全媒体；三是实行多媒体分流传播，并根据媒体的不同分流生产出不同的媒体产品；四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运行模式。

2. 全媒体概念辨析。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超媒体”“多媒体”“富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众多相关概念，其间有异同，要科学地认识全媒体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些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超媒体”“多媒体”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首先，“超媒体”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术语，它又与超文本紧密相连，超文本是包括文本、静止图片、表格、线图等多种媒体格式的非线性的计算机交互信息系统。而超媒体是包括超文本信息在内的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允许非线性与交互链接的信息系统。而多媒体是包含上述两个基本概念，并利用超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包括文本、静止或运动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来传播信息的方式。[6]因此，“超文本”“超媒体”“多媒体”一脉相承，都是依据计算机文件格式或传播符号类型提出的概念，全媒体也确实需要“多媒体”多元和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但 “全媒体”概念是传媒转型的一种运营方式。

“富媒体”指信息传播中，除提供在线视频的即时播放外，内容本身还包括网页、图片、超链接等其他资源，与影音同步播出，为网络公司和网民提供一种全新的媒介体验。富媒体与多媒体区别在于，富媒体增加了交互性，其用户可以在信息播放过程中控制和改变传播内容。[7]因此，富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体验方式，可在全媒体的具体操作中得到一定运用，如iPad移动媒介终端上由参与式构成的信息产品就是利用了富媒体交互方式。

关于“跨媒体”概念，最初的全媒体化其实就是跨媒体运营，跨媒体实为全媒体早期孕育阶段的表现形态。有研究认为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是新旧媒体杂交、融合的产物”。[8]跨媒体就是要突破原有单一媒体类型的限制，跨向其他的媒体类型传播，并实现两方或多方联合与互动式的发展。

“融媒体”概念是由媒介融合而来，意指在以数字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推动下，组成跨媒体业的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与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从内容融合到传播渠道融合、媒介终端融合的全过程。[9]融媒体（融合媒体）正是媒介融合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在理想的媒介内外环境中，整合了新旧媒体的特征和优势，实行一个统一平台对不同媒介或终端进行信息资源集成配置和融通生产的媒体运行模式。

二、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

1. 孕育：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尝试。中国全媒体的启程在21世纪初，从报业的跨媒体运营开始。特别是兴起和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乃至出现“报业寒冬论”。在此情形下，报业如何突围？传统报业纷纷开始思考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开启跨媒体发展的探索之路。

2001年，《沈阳日报》的改革探索可看做是我国报业最早的全媒体尝试。该报率先在国内实现采编网络化和管理一体化，并通过图文合一的采编网络平台建立起集各种传媒业务于一体的系统，为报社未来实现信息传播流程一体化开辟了新道路。[10]

中国报业的跨媒体运营，从创办报纸网站开始，实施报网互动是其典型特征之一。报业网站建设，以200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其网络版基础上打造的人民网为起点，标志着报业开始跨向综合性新闻网站，在新闻业务上尝试不同于纸媒的内容生产。国内其他报纸也纷纷在人民网之后推出自己的新闻网站，自此，报纸与网络开始了报网业务联姻互动的尝试。“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每条报纸新闻的下面，都会用超链接方式转接提示相关的网络新闻；另一方面，网上点击较多的热点事件，也会成为报纸新闻的来源，而报纸新闻的重点稿件资源，又会被共享到网上做突出报道。”[11]报业跨媒体转型的另一探索是打造视频记者，这经历了一个从“视觉新闻”到“视频新闻”的变化过程。“视觉新闻”首先由上海《东方早报》发起，该报于2003年创刊伊始就明确提出了“新闻视觉化”的理念。视觉新闻最初就是强调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新闻图片，包括占据大版面的大幅照片，甚至推行视觉化的新闻叙事，以争夺受众的眼球。后来《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成立视觉新闻中心，尤其是《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将摄影记者、图片与视频编辑等人员进行整合。但此时的报业都还没有将视线转向视频领域，这在2007年取得了突破，《南方都市报》摄影部在报业首设视频记者岗位，国内报业的第一批视频记者随之诞生。《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推进视频记者岗位的专业化发展进程。[12]

2. 转型：全媒体发展的报业探索。在报业跨媒体运营探索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也于2006年8月5日开始组织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探索传统报纸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该计划在我国报业很快得以实施。同年12月20日，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打造的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沈阳今报》正式上线。与以前的数字报刊系统不同，在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刊平台上，该系统实现了从采集、生产制作、、交换、反馈到经营的一体化运营流程，增加了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元素，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13]

中国报业在经历跨媒体经营后，开始进入全媒体转型发展阶段，时间分割点大致在2007年，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为标志，确立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发展规划，并规划了“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和“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等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用文件提出“全媒体”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媒介发展方向。依然是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媒体数字采编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成为我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第一批试点单位，这标志着我国报业系统全媒体转型重大工程建设的开始。

2008年3月，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优化产品生产流程，推动报业集团从报纸生产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型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探索全媒体数字采编运行系统，初步实现了一次采集、资源整合、多途径的数字化传播。[14]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于2009年成立了全媒体新闻部，并组建了基于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的3G事业部，通过使用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实现了多媒体、即时的和互动的移动新闻播报。2009年6月上旬，该集团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评审和验收，实现了全媒体综合性新闻内容生产体系的新运行模式。[15]同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提出向全媒体集团转型，首先实施南都全媒体集群战略，构建起了包括报刊、音频、视频、网络、手机报及户外LED等全媒体形态集群，向着“全媒体数字信息运营商和现代通讯社”转型。[16]此外，南方报业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合作推出中国首家移动互联网电台；《广州日报》成立负责报纸与手机、网站等部门联动发稿的滚动新闻部；《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合力开创人民电视、人民播客、人民掘客、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原创互动型的系列全媒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实行报网合一并组建全媒体记者队伍等。在此时期，新华通讯社也在视频新闻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开通了新华视频新闻专线，还于2010年元旦和7月1日分别开播了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华语、英语电视频道，开始走上全媒体通讯社之路。

3. 风潮：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在我国报业全媒体转型之时，广播电视业也不甘寂寞，继报业之后迅速跟上全媒体建构的潮流。2010年前后，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先后开播，标志着电视和广播媒体也开始向全媒体发展。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电视行业介入全媒体建构的重要起点，它依托中央电视台向用户提供视频直播、上传、搜索、分享等服务，形成了以强大的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多终端立体传播平台。我国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首张绿卡”――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随即黑龙江、湖北、江苏等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陆续开播，诸多市级网络广播电视台亦相继涌现。

深圳广电集团从2010年开始打造全媒体集群，整合全媒体力量，试图建成我国第一家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运营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服务。浙江网络电视联盟则是浙江省县、市广电播出机构联合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创办的，初步形成了浙江地方广电视频网站集群。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等多家单位投资组建的杭州华数数字电视公司，专注于以互动、融合为特色的全媒体业务，在全国三网融合领域形成较大影响。华夏传媒集团公司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40多家城市媒体共同打造的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实施跨媒体和多终端的节目营销，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近8亿用户。

广播媒体的全媒体探索，始于2010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该台拥有61个传播语种、全业务媒体形态和新媒体国际传播平台。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为宗旨，向全球受众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紧随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同年9月获准建立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这是我国部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是继中国网络电视台之后又一个以网络视听节目传播及互动服务为核心的全媒体播出机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年年初还成功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声手机报，与之并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获得 IPTV 牌照之后又于2010年初步建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手持终端的英文信息平台――移动国际在线，大大拓展了自身的全媒体建构。

在中央级的广播电台带动下，全国地方广播电台也纷纷走上全媒体发展的道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着力打造全媒体直播室，集广播、网络、电视直播于一体，其直播节目通过光纤传输，由湖南电台交通频率、湖南移动电视、芒果广播网组成的全媒体进行传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报道中将网站视频与手机视频同步直播，将广播音频内容配上记者采访的图文内容，实现多媒体传播。沈阳广播电视台还可在播出过程中实现全媒体的节目与受众互动，真正迈向统一的全平台、全媒体演播室，实现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持终端平台的全覆盖播出。[17]

三、全媒体的未来发展思考

发展基础：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全媒体转型，是未来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任何改革一样，全媒体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思想障碍和阻力。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媒介观念的解放与调适，须首先从观念上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全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运行规律，寻求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体发展道路。

发展保障：全媒体的制度建构。传媒发展离不开传媒规制，就我国的传媒规制而言，还没有形成与全媒体发展完全配套的一系列制度，这就要求必须对现有的相关传媒规制进行革新，尤其是要打破以往森严的媒介壁垒。这点可从国外借鉴中得到启示，如美国1996年修正并通过的新《电信法》，打破了以往传媒产业跨越不同媒体运营的限制，带来了美国综合性传媒集团的整合性飞速发展。

发展途径：全媒体的流程再造。中国全媒体的发展尚在摸索当中，尤其在全媒体的运作模式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有效的模式。按照传统媒体的习惯和模式，很难适应全新的全媒体运营需求，这对于不同种类的媒体运作而言，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与磨合，找到适合自身全媒体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媒体的战略取向一般采取“媒体+平台”的建设模式，平台模式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性整体重构，它包括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基础平台的任务是架构基础网络，不直接向最终用户提品和服务。而应用平台则依托基础平台，搭建各种功能或专业性的平台，开发应用服务产品，与传播终端用户直接连接。媒体在内容应用平台层面，通过提供一种支撑环境，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及利益分配机制，可为全媒体平台的良性运作提供保障。在这个基础之上，实施全媒体的流程再造，即实现“前端全媒体采集，后端流媒体制作，终端互动式体验”。

发展关键：全媒体的传播人才培养。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以全媒体技术平台为依托、以多媒体报道为主要方式的后报业时代，全媒体记者成为不可替代的新闻传媒专业人才，也是传媒集团实现全媒体转型的关键。全媒体人才要求既能用手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又能为网站写稿、提供视频，还能为报纸写深度报道，为广播电视台做现场报道。全媒体记者强调媒体的交叉、专业的多能，而传统新闻传播学总是把记者泾渭分明地分为报纸、广电或网络新闻记者。为此，必须随着媒体对人才的新需求，探讨全媒体新闻记者、编辑人才的培养途径，使一线记者能实现从单一传播向多元传播的转型，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同时采集图文、视频和音频信息。

全媒体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定阶段，全媒介进程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就是真正的融合媒体，或称为“融媒体”，即真正实现多种媒介全方位的融合运行。融媒体状态绝不只是技术层面或业务层面的融合，还需媒体所有权的融合。“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看，融合媒介促进了传统传媒业的全面升级，也体现了传媒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全媒体转型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适应所有的新闻媒体，但全媒体建构并向融媒体过渡，一定是未来传媒发展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学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部分成果

（下转第76页）

（上接第54页）参考文献：

[1] 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6）.

[2] 刘小帅，张世福.3G 时代：传媒价值链的重构[J].网络传播，2009（7）.

[3] 罗鑫.什么是“全媒体”[J].中国记者，2010（3）.

[4] 郜书锴.全媒体：概念解析与理论重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4）.

[5] 姚君喜，刘春娟.“全媒体”概念辨析[J].当代传播，2010（6）.

[6] 陶智勇，蔡进.超文本、超媒体、多媒体概念的界定[J].今日电子，1997（9）.

[7] 朱松林.富媒体：网络广告的新选择[J].传媒，2006（3）.

[8] 王学成，来丰.论跨媒体联合[J].新闻大学，2002（1）.

[9] 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1）.

[10] 刘延军.《沈阳日报》实现采编网络化管理一体化[J].中国传媒科技，2002（5）.

[11] 郜书锴.全媒体记者：后报业时代的记者先锋[J].青年记者，2011（7）.

[12] 郜书锴.视觉传播：融合新闻的转型与实践[J].现代视听，2008（8）.

[13] 王立成.中国首家全媒体数字报在沈阳诞生[J].记者摇篮，2007（2）.

[14] 蔡雯，刘国良.纸媒转型与全媒体流程再造――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创建全媒体数字平台为例[J].今传媒，2009（5）.

[15] 田勇.全媒体运营：报业转型的选择――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实践[J].新闻与写作，2009（7）.

[16] 曹轲，庄慎之，陈雨.南都全媒体集群构想[J].青年记者，2010（19）.

[17] 莫克.沈阳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交互式实验室系统设计与实现[J].现代电视技术，2011（12）.

第4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一、构建概念网络

该部分是由几个主要概念相互贯穿和对比起来的知识系统。概念间联系密切，可从其中抽象出共性的内容，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经过组织可以形成知识网络。学生掌握了一个概念后，就能从中引出另一个概念。

教学中，首先通过实例引入“形状”的概念。要求学生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经过思考、概括、抽象，给性状下一个定义，接着引导学生将自身的某些性状与父母的性状相比较。以眼皮性状――单眼皮和双眼皮为例，引导学生概括出“相对性状”的概念，并让学生思考后举例，如豌豆的高茎和矮茎。接着，再探索上一代性状传给了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并带领学生分析课本，引出“杂交”“自交”“正交”“反交”的概念。然后，将豌豆杂交试验的F1和F2进行对比，发现F2中出现了F1中没有的性状，引出了“性状分离”的概念。于是孟德尔提出的假说：生物的性状受遗传因子的控制，并且在体细胞中成对存在。由实验现象分析得出：控制一种性状的一对遗传因子表现能力有强有弱，强者称为显性，弱者称为隐性，从而引出“显性遗传因子和隐性遗传因子”“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概念。指出它们碰在一起时，只有显性遗传因子控制的性状才能表现出来。在解析遗传图解时，引出“等位基因”“纯合子和杂合子”“基因型和表现型”等概念。告诉学生，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某对基因的显性时，就可以根据子女的性状来推知其父母的某个性状的一对基因组成，也可以根据父母的性状推知其子女中出现同一性状的可能性。当学生基本清楚了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基因与性状的关系后，对继续学习分离定律的应用和自由组合定律的知识就轻车熟路了。

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1）多媒体化静为动，强化学生的理解。利用多媒体化静为动的特点模拟原始生殖细胞在进行减数分裂时，等位基因随同源染色体的彼此分离而分离的动态变化和产生配子的种类及比例。多媒体会把静止化作可观可感的动态图，把微观难见物质变为宏观可见物质，在便捷有效地突破难点的同时，加深了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第5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及发展

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众传播”这个概念，“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

后来的传播学学者不断对“大众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修正和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如：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社会过程”。

“当消息来源(通称是某个组织)采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

这些对“大众传播”概念的定义无非都是从大众传播的主体“传播者”的界定，或者对信息传递的技术的不同描述，或者从信息接收的终点的范围的界定等传播的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着手，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作的发展。虽然传播学的研究者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的阐述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在所有传统的定义(诞生于现代传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来的大众传播的特征都非常类似(传播三要素)：

1　作为信息来源的“传播者”是一个组织。“组织”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日本学者见田宗介在他的《社会学事典》里认为组织是“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统一的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2　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是“技术的媒介”。

3　作为信息传输的终端是人数很多的大规模的受众。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目前面临的“挑战”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博客、播客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的主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很多同学认为，博客这种新的传播现象，它的传播主体不是一个组织，但它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这个介质，对大规模的受众进行传播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信息来源不是一个像传统的“大众传播”定义中的一个“有实现共同目标”的“组织”，而是一个“个人”，它在其他特征上都非常符合大众传播的特征。

博客这种传播模式给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提出了很多挑战和质疑，包括传统的把关模式、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新闻价值的时效性等，不能说是完全颠覆，但是最起码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虽然传播主体不是一个“为实现共同目标”的一个组织，但是很多博客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吸引了大规模的受众，并且达到了非常显著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现象属于大众传播吗?

“新现象”和“老定义”的分歧在哪里

传统的大众传播从它的概念延伸出一些固有的特征，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此，只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比较两种传播方式的异同，以解决学生们的疑惑。

笔者认为，在先前提到的现象中，同学们感到迷惑的关键点在于：

分歧一：“传播者”是谁。概念的主语是什么。

从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与特征来看，“传播者”是一个组织。比如广州日报(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使用印刷和报纸(技术和中介)来影响他们的读者(大规模的受众)。凤凰卫视(也是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主持人使用视听技术来影响他们的观众(大规模的受众)。不管是广州日报社还是凤凰卫视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设置或者成立的，他们与一般的社会群体不一样，他们跟个人更不一样，他们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去实现他们明确系统的目标，于是这个“传播者”内部，有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分工，有清晰的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有等级分明的各个阶层，有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一套严密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代表着组织本身的利益，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利益。

在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是个人。这个“传播者”不受组织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权利表面上是非常自由的。传播者的目标很难确定，有很多的博主并不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传统媒体一样有严格的制度保证，比如像一个报社有对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指导，有明文规定的编辑大纲之类的文本等。所以，五花八门的博客中根据传播者的目标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没目标。很多的博主不管是在开创博客的当时还是在维持自己博客网页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是自由散漫的。博客中的内容可能是自己的心灵感悟，也可能是随笔，也可能是日记，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也就是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记录在自己的博客上。

第二类是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比如有很多希望通过博客让自己一举成名的人。他们在博客上一些另类的、跟这个社会的常态所不相容的东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获取个人的名利。或者在博客上兜售一些个人的文化产品，扩大个人的影响力，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

还有第三类博主，他认为自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利益，在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一个博主(也是一名在传统媒体中工作的新闻行业中人)这样描述他利用博客信息的感受：“我可以解脱组织制度的束缚。就是我不需要再害怕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稿件被掩藏，不需要看上司的脸色和制度的框框去实现新闻的专业追求，当然，我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追求。”这类博客常常对传统新闻媒体发起挑战。2004年年底，博客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就很好地体现了博客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在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抵达现场之前。已经有很多博客了大量真实反映灾难的新闻图片及相关的报道：密歇根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胡安・科尔的博客“知情评论”开通，他的博客关注整个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博客的点击率很高，吸引了很多受众，并对主流媒体和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三类博客传播现象其实在大众传

播的传统概念的界定中，主语虽然都是个人，但是这个主语本身有不同的定语，定语就是传播者传播时的目标。

分歧二：制度化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一个制度化的传播”，这个所谓的“制度化传播”，笔者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大众传播中，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另一方面是指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而我们在这里分析到的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行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传播的主体不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看似自由的网上传播行为，其实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作为当下社会传播的一个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方式，从传播制度的角度上看，其实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在关注它，国家和政府仍然是博客后面最深层次的“把关控制人”。同时道德伦理范畴的追问也同样在质疑网上传播这个领域。

分歧三：单向性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的一种传播活动”。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在今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贴近受众，去跟受众发生更多的互动，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互动依然是有限的、滞后的，依然受到体制、技术等方面的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体现传播的单向性这个特点。所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是直线的、近乎单向的。如下图拉斯韦尔提出的著名的大众传播模式：谁　说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对谁 取得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

而博客这种传播方式，却由于技术的便利打破了传受之间的隔阂，实现了“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如下图所示：

博客的传播模式

这种“传受一体”，不仅仅是指作为传播主体的博主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也指博主同时也作为他人博客或者其他传统媒体的受众，引用其中的信息或评论其中的信息。互动在博客这种传播方式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事。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为这种即时的双向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笔者浅见

从实用角度讲，咬文嚼字推敲定义是否精准意义不大，我们并不需要对一些现象去归类。但是，站在传播学研究的立场上，应该去分析这两种传播方式在关键点上的不同，看是否有必要对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在外延上进一步延伸。

回应在前文提到的课堂上同学们的疑惑，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博客(特别是文中提到的第三类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虽然是一个个体，但他在选择信息、编辑信息的时候遵循着普世的价值观念，新闻的采集和编辑也基本上是遵循新闻专业的价值标准。它的受众从数量上来讲也常常大于传统的新闻媒介，从传播效果上衡量考察，博客的传播效果对不管是它的受众还是对社会本身，都是非常巨大而不容忽视的。其次，网上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也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它跟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一样，可能是强权的工具而发挥巨大的作用；最后，就像麦克卢汉指出的：“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博客(网上传播)也像传统的大众媒介一样，给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一种新的尺度、新的体验、新的进步。

第6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定位 大众传媒 分众 文化观念 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中国要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同样，西部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观念的现代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与文化观念的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大众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再系统地考察目前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就大众传媒和文化观念的发展的有关理论看，如英格尔斯、施拉姆、罗杰斯等人，他们都从宏观上认识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方法，却较少论及。就这些问题，学者们针对自己的研究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针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要借助于大众传播以促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思路。

严格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包含了特定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规范（习俗、道德、法律等）、行为方式乃至于像衣、食、住、行等这样的具体生活方式，它是在不同个体的基础之上综合概括起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关于文化的著名概念，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曾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见，广义的文化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文化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速度也不断提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尤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学者看来，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而出现的文化产品，主要是指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如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音像出版物和流行纸质出版物等。西方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而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的问题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提出来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可以突破时空地传遍全球，世界变成一个村落，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在20世纪后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已成为现实，而此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的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其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沦为弱势文化。在地区范围内，发达地区或城市文化也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使其逐渐弱化或消亡。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农村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现代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文献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第7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传播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提升,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近10余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正是由于非规范化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未规范化的表现,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

一、原因在于: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

二、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新晨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2、娱乐传播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在人们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闲聊、赶集、游戏、运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这类非劳作方式,并使人们得到身心愉悦的交流是一种“娱乐传播”。在直接交流的娱乐传播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沟通方式,使人们一直维持着乡邻之间的情谊关系。而间接交流则是通过游戏和运动等娱乐方式进行信息沟通。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

第8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自然科学概念是自然科学现象、过程的概括化和抽象化的思维形式，是自然科学学习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单位，是自然科学知识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在自然科学教学中形成自然科学概念呢？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过程。因此，正如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完整的自然科学概念的形成也要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观察，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想象等科学思维方法，排除各种非本质的干扰，掌握自然科学现象和过程的本质特征，并在此过程中，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过程，受到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熏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认为：概念不是按照感觉知觉表象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下图中的结构（2）产生的。

因此，自然科学概念并不是由自然科学知觉、自然科学表象产生的，而是由学生的观察活动建构起来的认识图式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认知经历阶段

这个阶段的活动是让学生初步形成概念，其次，要求学生明确这些知识的物理含义，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例如，理解自然科学术语的含义，了解自然科学概念的引入、原因和方式。再次，还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一阶段，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

1.1 动机激发：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心理动因，激发动机是通过教师创造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的意向心理处于活跃状态。如在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时，可以这样安排，分别播放小溪的流淌声、鸟儿的叫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那么，大家能否借助手头现有的一些物品发出声音吗？于是学生异常踊跃，纷纷借助物品发出声音。通过学生听声音、动手发出声音，然后引入，大家想知道声音是怎样发生和传播的吗？把学生的积极思维意向领入新课的探索之中。

1.2 全面感知：既然感性认识是形成概念的基础，在学生学习概念时，就要让他们全面感知，做好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渡的充分准备。又以《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为例，可以这样安排，每桌同学中，一位拉长橡皮筋，一位试着让橡皮筋发出声音，并观察橡皮筋发声时有什么特点？让学生初步了解音叉发声时的特点。在通过乒乓球靠近发声的音叉和不发生的音叉的情况的比较，来验证音叉发生时在振动。又如在教学《电磁感应》时，为了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以便为建立正确的概念作准备，在这个实验中，通过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的多种方向的运动是否会产生电流的比较，突出了“切割磁感线”才会产生电流的本质。

1.3 科学思维：输入大脑的信息要想储存下来，必须经过登记、分类，必须将旧信息加以调整，组成新的认知结构，以便进行检索，因此，要在学生已有正确观念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科学的思维，即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想象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排除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又如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为例，可以通过靠在发声音叉和不发声音叉旁的乒乓球运动情况的观察，推测如果音叉是静止的，乒乓球会弹起来吗？那么发生音叉旁的乒乓球弹了起来，说明了什么问题？

2、巩固完善阶段

学生一般只重视概念的定义，但定义往往是仅从某个主要方面来揭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除此之外，概念还有其他侧面的表现。所以只有掌握了概念的各个侧面，对概念的认识才比较完善，才可能对概念灵活运用，而这个完善过程必须在应用概念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去完成。

用来完善和巩固对概念认识的自然科学问题，要典型和灵活。

2.1 典型：所谓典型就是要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考察。如在教学了种群的概念后，可以引入以下题目。下列属于一个种群的是（ ）

A、在一起饲养的马、骡和驴

B、一块水稻田里的全部青蛙和蝌蚪

C、生活在一个池塘里的鱼

D、人体内的全部细菌

如果学生掌握了“同种生物个体的总和为一个种群”这个概念的本质，那么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在学习了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后，可引入下题：某一种相对原子质量为12的碳原子的实际质量为m克，则实际质量为n克的另一种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学生如果知道计算某种原子相对原子量时，标准为某种碳原子的1/12，其它原子的质量与这个标准的比值，就是这个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这个题目就很容易了。

2.2 灵活：所谓灵活，就是从概念的各个侧面提出问题进行考察。例如对于沸腾的概念的教学，可以创设这样的情境：一只杯子放在开水锅中，使杯底不触及锅底，当锅中的水继续用火加热时，问杯子里的水能否沸腾。学生由于对沸腾概念没有完全掌握，往往错误的认为只要不断用火烧，杯子中的水肯定是要沸腾的。这样的回答就暴露了学生对沸腾概念还掌握得不确切、不完善。又如在学习功的概念时，引导学生分析这种或那种力有没有做功的情况下，通过讨论，学生对功的概念就掌握得更全面，更巩固。

3、深化扩展阶段

第9篇：传播学基本概念范文

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

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

“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

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④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

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

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

“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

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

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

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

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

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

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

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

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

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

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

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

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

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

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

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

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

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

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

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

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

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图2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

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

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

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

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

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

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

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

一个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

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

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

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

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

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

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

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

图3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

注释：

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

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

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

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

(14)informationa

(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

(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

(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

(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

(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

(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

(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