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 哲学 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 发展 。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2003）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2002/2004）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 文献 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WWw.133229.Com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008：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自然 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1998，1999）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 历史 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 教育 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 中国 、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 现代 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 总结 （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 中国 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 文献 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 现代 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 历史 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 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发展 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 自然 就比较缺乏，更加不要说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第三、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 & 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2000）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注释]

第2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可以通过图片、短片、生动形象的描述等形式列举地震波、水波、声波、无线电波和光波、扫描遂穿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引出3类典型的波———机械波、电磁波和物质波，指出虽然本质不同，但有许多共同之处……本章通过讨论机械波来说明波动过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这体现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新课教学环节

首先通过多媒体播放Flas引导同学归纳出产生机械波的条件，再通过实验，建立正确的机械波形成与传播的概念．为了便于分析机械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必须建立波传播的简化模型：一维波传播模型．通过下面过程逐步进行，演示“绳波”，可以看到一孤立的向上凸起的波向前传播，水平振动，可以看到连续完整的波向前传播．比较绳波与水波，找出二者共同点；介质各部分均振动、均形成凹凸相间的形状向前传播．最后得出结论：绳中传播的是机械波，它的形成与传播原理，就是所有机械波的形成与传播的原理．第一步，建立物理模型，将软绳简化为若干质点连接而成；第二步，利用箱式横波演示仪演示机械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通过以上教学过程，学生建立如下概念：（1）在介质中，前面质点振动，带动后面质点也跟着振动，但时间上有延迟，大量质点相互“配合”形成机械波；（2）质点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不会随波迁移；机械波传播的是“机械振动”这种运动形式．进一步发展科学概念，让科学概念理解更全面深刻，前面所分析的机械波均属于横波，对于一个完整科学的概念而言，还需分析纵波的情况：通过多媒体观看有关横波和纵波动画，弹簧中传播机械波的情况并分析此现象，让学生明确该现象传播的也是一种振动形式，是机械波并给出横波与纵波的概念；说明纵波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总结对机械波的形成与传播概念的理解，不论是横波还是纵波，均有：理解一，机械波的形成是因为前面的质点带动后面的质点，后面的质点重复前面的质点运动；理解二，介质中的质点并不随波迁移，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1，2］；理解三，机械波是大量质点的集体行为，机械波传播的是振动这种形式，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波形的传播（平移），能量的传播．这为波函数的建立提供铺垫．随后进一步联系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地震波且说明它的的产生，传播过程既有纵波（P波，首波）又有横波（S波，次波），两种波速的差异可以用来计算震源的位置，又由于横波只能在固体中传播，而纵波可以在固、液、气中传播的特点，指出人类可以利用地震波实现对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了解地壳地层的分布，它是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体现将物理知识转换成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利用唐山、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灾难来感受波动中的能量的传播．既然得出了波动是弹性介质内部大量质点参与的一种集体运动形式，如何来描述它呢？引出本节课的第二个问题———波的描述，对于几何描述和周期性描述，还是利用动画和绳波实验，直观明了以达化解难度之目的，从而得出：（1）机械波传播的速度与介质有关，与振源振动的频率无关；（2）认识到横波中的波长的意义，知道振源振动一个周期，机械波向前传播一个波长．在引入波速由介质的性质和波的类型决定这一概念时，解释为什么海啸波在开阔的大洋表面的浪高不过1m左右，不甚显眼，但随着向海岸传播浪头会越集越高达几十米，形成排山倒海巨浪拍岸的壮观场景．这再一次让学生体会学以致用，物理就在身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机械波的数学表达式的形式即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建立是本章的重点也是难点，在前面我们深刻理解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弹性介质中的各质元的振动状态沿波的传播方向依次落后的基础上建立波函数．目的就是找到一个能描述任意时刻t、任意位置x处质点运动（振动）状态的方程．这里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的有机结合详细分析和讨论，假设已知波源在原点O（xO＝0）处和已知波源在任意位置B处（xB≠0）的质点的振动表达式的情况下求波函数的方法，最后总结出一般规律波动中各质点并不随波前进，只是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做振动；各个质点的相位依次落后，波动是振动状态的传播，相位的传播，波形的传播（平移），能量的传播［3］．

3课堂小结环节

由自愿组合的10名同学手手相连，在教师的指导下组成“人浪”表演［4］，以教师的启发提问和同学的回答来归纳总结本次课的知识点（在黑板上一一标出）．最后提出问题：当几列波相遇又会有怎样的现象和规律？引出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以便学生预习．

4结束语

第3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电视传播　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电视诞生以来，围绕着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在不断思考着，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些学者从电视的消极影响出发，对电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许多学者也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对电视大加称赞。这些评价和争议大部分属于电视传播价值的范畴。什么是电视传播价值呢?对此，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整体理解的具体概念，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涉及了这一概念，但是简单的一笔带过，难以说服人，界定之后，其研究没有展开它自身包含着的诸多的价值认识是如何依据一定结构形成的矛盾统一体。笔者认为，要界定电视传播价值的概念，必须从其两个上位概念，即哲学范畴的“价值”和传播学中的“电视传播”概念的剖析和界定出发，进行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可获得对电视传播价值概念中的要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并由此获得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结论。

一、价值和电视传播的内涵

1　哲学范畴的“价值”

价值作为哲学概念从其产生时起到现在，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价值问题的对论和人们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忽冷忽热，可能就是价值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造成的。如果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价值，《辞海》以及一些大型的现代汉语辞书中，一般较统一地将其解释为两种意义：“(1)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2)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关于价值的概念，在我国还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主体性价值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适合、接近或一致；主客体统一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效应价值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等等。尽管对价值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但几乎都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其内在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是价值的中心；第二，客观事物的功能属性是价值的基础；第三，价值关系是主客体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关于价值的概念，一般来说，指的是主体(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问的特殊关系，是客体的存在及其功能属性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它的构成，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客观事物的功能属性，二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功能属性的需要。在这一特殊关系中，人是价值的中心，物是价值的载体，实践是价值的确定者。这一概念的厘定为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生成注入哲学的质。

2　传播学中的“电视传播”

传播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的移动和变化。电视传播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电视传播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关于电视传播的功能，1948年，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具有三个社会功能的经典性论述：环境监视；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1957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勾画对传播的看法时，在拉斯韦尔的三个范畴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威尔伯・宣伟伯根据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论述，在其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把传播的功能归纳为监视、管理、指导和娱乐4个方面。

二、电视传播价值的内在规定性

1　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是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既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中的普遍人；人既作为相对的独立个体存在，又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之中。个体、群体、人类都是人的存在形式。社会的“细胞”是人的个体，社会的“器官”或“组织”是人的群体。而在世界历史和全球社会上的主体则是人类。它们与电视传播之间都存在对象关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将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分为若干类。

从电视传播内部系统看，电视传播价值主体主要是指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电视传播工作者主要包括电视新闻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导播，电视剧的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等。电视传播工作者主要是通过信息的选择、采写、制作、编辑、播放等行为来参与传播活动的，电视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由广大电视传播工作者确定的。电视观众是电视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接收者，他主要是通过收看电视节目、对电视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对电视传播的信息进行评价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等行为来参与其中。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有时又互为主、客体。如在单向传播时代，有的人把电视传播活动看成是传播者对观众的教育活动，把传播者看成是传播的主体，把观众看成是传播的客体，传播者传播什么内容，观众就看什么内容，观众是传播的客体。在双向互动传播时代，有的人却把观众看成传播的主体，认为电视传播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是为观众服务的，观众的喜好是电视传播的命令，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是电视传播的指挥棒。传播者则成了电视传播的客体，是观众需要的对象。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电视传播的主体主要是指人，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同是电视传播的主体。

从电视传播外部系统看，电视传播价值主体主要是指社会(人类)和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始终是把人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又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由此看来，社会存在的第一前提就是人。作为电视传播价值主体的社会或曰人类，总是希望电视传播能充分发挥其信息交流、宣传教育、文化知识、审美娱乐等功能，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可见，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群体和个体，还有处于全球社会结构中的人类，它们与电视传播之间建立起了主体与客体的现实关系。社会或曰人类作为电视传播价值系统外的主体，主要是通过社会体制和社会环境对电视传播产

生作用。

组织主要包括广电部门、宣传部门、电视台主办单位、电视台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西方学者在对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进行研究时，除了看到具体的人(编辑)对传播信息选择的影响外，也感受到了组织的强大影响力。1969年，巴斯(Bass)撰文认为卢因的“把关人”指的是一小群体中的一员直接决定某一物是否能够进入渠道的命运，而怀特研究的电讯编辑是在现成的新闻稿中选择，不过是一个二传手，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把关人”。他认为，真正的“把关人”是从事新闻采集的人或者组织。由此拉开了从组织层面研究“把关人”现象的序幕。现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新闻是整个组织正式与非正式运作产生的结果，因此应以整个组织为分析对象。在电视传播实践中，宣传部门要求加强政策宣传力度，电视台要求提高经济效益，广电部门要求提高社会效益，这些组织与电视传播也建立了特定的主客体间的关系，因此，组织也是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之一。

由上所知，电视传播价值主体包括了类(一般)的人或曰社会，包括了类别(特殊)的人或曰组织，包括了类的分子(个别)的人或曰传播工作者、观众等，他们都是在一定电视传播中从事一定活动的人，他们都有现实的具体的需要，这些需要与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发生关联，建立起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

2　电视传播价值的客体是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在价值体系中的物称为价值的客体。在电视传播价值中，我们把相对于人而言的物分为“宴物”和“虚物”。“实物”主要是指电视机、卫星、电视网络以及包括摄像机、照像机、编辑机等在内的采写和编播等的工具。这些物体是传播者和观众开展电视传播活动的实体工具。所谓“虚物”主要是指电视传播的功能、电视传播模式、电视传播符号、电视节目形式、信息等。把电视传播功能称为价值客体，是因为电视传播的信息交流功能、促进人的社会化的功能、知识教育的功能、舆论监督与引导的功能、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功能、宣传教育的功能、娱乐的功能等能满足不同人们的需要。同样，我们把电视传播模式、电视节日等也称为价值客体，是因为这些东西同样也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属性。如越来越多的观众越来越喜欢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真人秀和电视剧节目等等。

3　主客体间特殊的关系是通过电视传播活动来实现的

主客体间的关系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其中主观是主体(人)的内在尺度，首先表现为需要。这是问题的逻辑前提；客观则是指客体(电视传播)的内在尺度，以及表现出来的意义或曰有用性，可用性，也就是功能属性。电视传播的功能是最外在的性质，它与人的需要之间构成最直接的关系，可分解为诸多方面。这些客体功能属性的发挥，与电视传播过程中所运用的载体、方式和手段等客体的内在性质有关。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首先，主观要符合客观，主体要客体化，即在考虑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之前，对电视传播的特质要有认识基础。然后，才能让客观服务于主观，让电视传播的变化与主体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一致。电视传播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观众需要来传播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主客体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是通过传播者根据社会和观众的需要，运用物质和非物质手段，制作和播放信息；观众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这样一个传播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三、关于电视传播价值本质的认识

由以上分析推论，我们可以对电视传播价值的概念作一界定：电视传播价值，就是主体在电视传播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电视传播在其传播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电视传播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为把握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加强认识：

(一)电视传播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涵义。也就是说，研究探讨电视传播价值，就是追求电视传播中的“真”、“善”、“美”，使电视传播价值客体最大限度地满足电视传播价值主体的需要。尽管在价值研究过程中，可能要分析某些负面影响或日负价值，但其宗旨在于揭示人们积极的价值意向活动规律，从而使人们对电视传播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电视传播实践中、社会生活中去自觉地维护电视传播价值，坚持不懈地追求美好的电视传播价值。

第4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宣传 对外宣传 对外传播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很多国外媒体的有意丑化或误解下,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被严重扭曲,而2008年年初西方媒体在报道奥运圣火境外传递情况和拉萨“3・14”事件时的惊人偏见,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强化媒体对外传播力度的重要性,以及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效果不彰,这与我国对外传播理念仍然停留在对外宣传的层面不无关系。本文试从梳理宣传概念的变迁入手,探寻我国对外传播应该采取的新策略。

一、宣传的起源及其概念演变

1.宣传的起源

“宣传”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三国志》中多次出现:“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①, “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宣传军事,……”②。 在上述语句中,“宣传”的含义为宣布和互相传布。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产生于拉丁语,有播种、繁殖之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Propaganda这个拉丁文词汇还不是一个大众用语。这时的“宣传”还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彩。

2.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实践和研究

Propaganda的拉丁文语义为“to sow”,最初是一个中性词,意思是“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往往被赋予一种否定性的、反面的含义,宣传信息被认为是“不诚实、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③。这与一战中宣传的大规模运用和显而易见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它使得人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控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竞争的双方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宣传运动,人们也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程度。

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记者、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等开始从各个角度回顾和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宣传运动。一些参与战时宣传的新闻记者著文揭露战时宣传中歪曲事实、夸大敌方暴行等内幕,并对自己丧失新闻道德的行为表示忏悔。从此,西方公众对宣传一词开始有了坏语感。西方人从此普遍认为,以控制人的心灵为目的的宣传对于战争成败和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对于可能与专制相联系的宣传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和英国也设有政府的宣传机构。而在一般英美人眼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西方社会存在的基础,信息的垄断(尤其是官方的垄断)则与此背道而驰。因此,即便是在战时,开展宣传虽属必要,但毕竟是一种“邪恶”。

在今天相当多的西方人眼中,宣传常常与党派私利、偏见等相联系。当一个人被称为宣传家(propagandist)时,他是很难获得公众信任的。因此,宣传一词被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公关”、“促销”、“广告”等字眼。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

3、二战后西方宣传概念的演变

“二战”后宣传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把宣传与意识形态剥离,把它作为一个中立的传播现象加以研究;二是反其道行之,把宣传概念作为一个批判现代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把宣传界定为“由有组织的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纵使大众中的个体达到心理上的统一,团结在一起,积极地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④他认为,所有带有倾向性的讯息,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宣传。

他把宣传分成鼓动宣传(propaganda of agitation)和整合宣传(propaganda of integration)。鼓动宣传是短期的,主要激起人们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为。整合宣传出现于20世纪,它是一种制造一致和服从的宣传。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短期的政治动员,所以为了达到其动员目的,必须要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致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和鼓动宣传诉诸感性不同,整合宣传诉诸理性,让个体接受既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周围人保持一致,使用神化(myth)、民族意识、常识、习惯、意识形态等,通过群体的约束使个人接受某种宣传。整合宣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它不一定以说服传播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教育、消费、通俗文化、日常生活等逐渐形成,所以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前宣传”,(pre―propaganda)。埃吕尔提出,预宣传或前宣传不是立即产生某种所需要的态度或行动,而是逐渐造成某种思维方式,为鼓动性宣传做好铺垫。

侨伊特和奥唐纳(Jowett&O’Donnell)提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宣传就是有意地、系统地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进一步强化符合宣传者目的的某种反应。”⑤英国的宣传研究权威菲利浦・泰勒(Philip M.Taylor)则把宣传定义为一种有意图的对宣传者有利的传播方式。⑥

在埃吕尔之后,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针对新闻媒体商业化、集中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政府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政府对公众的宣传策略并不是直接的鼓动,而是间接地过滤事实,使用通俗文化,进行“整合宣传”。阿什德和约翰逊注意到了宣传主体和策略的微妙变化。他们把传统上由国家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旧宣传,而把由组织通过现代公共关系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新宣传。从传统宣传到新宣传的转变,说明了宣传概念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宣传概念缺乏科学性没有存在价值的论断。

对宣传概念的产生、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感觉到现代的宣传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宣传实践也更加普遍和更加隐蔽,了解宣传实践和概念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宣传的规律,揭示宣传的秘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所生存的社会。

二、中国语境下的对外传播

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长期以来秉承国内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念,把对外传播机构等同于对外宣传机构,用国内宣传的实践经验和理念来指导对外传播活动,致使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效果不明显,付出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与收到的实际效果严重失调,而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也受到西方同行的长期诟病。不能否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努力提高我国对外传播质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全球性重大新闻事件中,中国媒介的声音微乎其微,我国传媒在海外的实际接触率比较低,传播效果不如人意,国际受众对我国媒体的信任度、认同度不高。我国对外传媒的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形象往往与侵犯人权、武器扩散、威胁和平、非法倾销等连在一起。甚至在某些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对外报道中,中国媒介也失去了主动权,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传媒以可乘之机。世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致使国外公众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形象,完全是由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境况下,中国对外传播活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这种现状,是一种尴尬的窘境。

冷静的思考一下,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理念上存在着偏差,我们往往把对外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仍然秉承国内新闻宣传的套路。而事实上,在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的观念中宣传是一个负面的、令人恐惧的概念,与我们的宣传概念存在天壤之别。中国对外传播一直存在障碍,主要是中国以政治宣传为主的媒体传播理念和西方人回避、恐惧宣传的心理相矛盾。

三、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中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单个作者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传播理念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外传播还停留在对外宣传的理念上,对对外传播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或者说虽然懂得对外传播的规律但是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并不能实际灵活运用。实际上,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传播活动。中国长期把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相混淆,或者把对外传播当成对外宣传,效果不彰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应当根据世界形势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尽快完成从战争年代继承过来的对外宣传体制向对外传播体制的转变,才能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媒介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与西方的媒介巨头把盏过招,谈笑风生!

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呢?

对外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意识形态构成的复合式传播环境,单一的传播内容或传播形式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对中国来说,把对外传播从对外宣传的误区中拉出来只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要实现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传播机构的目标,消除对外传播的宣传色彩,去除西方受众的戒心,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还必须谙熟国际传播的策略与技巧,掌握平衡报道的艺术。

平衡报道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一个合格的对外新闻传播机构而言,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都要做到以下8个方面的平衡,才能发挥国际影响力:即东方报道与西方报道的平衡;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平衡;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平衡;官方态度与民间态度的平衡;赞成观点与反对观点的平衡;热点问题与冰点问题的平衡;人的报道与事的报道的平衡;不同报道体裁之间的平衡。⑦

参考文献

①②展江、田青,《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与“宣传世纪”》,省略

③【美】E・M・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19

④⑤⑥刘海龙,《 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国际新闻界》,2007(9)

第5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本体；本体匹配；结构特征；相似度算法

中图分类号：TP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00（2012）012-0042-04

0引言

Web应用已深刻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语义Web是当前Web的一种扩展，是很多智能应用实现的基础，并已在电子商务、数字图书馆、信息检索、知识工程和生物医学等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体形式化定义了领域内共同认可的知识，是语义Web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由于本体创建和使用的主观性、自治性和分布性，造成了本体异构的问题。本体异构已成为本体应用的一大瓶颈，本体匹配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它可以实现不同本体的应用程序间的互操作性。本体匹配对于本体映射与集成、本体的检索和重用、信息集成、语义Web服务的匹配以及基于本体的软件需求工程等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解决本体匹配问题对于语义Web、生物医学、Web Service、智能 Agent通讯、P2P、电子商务、情报科学、软件工程和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中的语义信息交互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都对本体匹配进行了研究，并且针对进行本体匹配的过程、本体匹配的方法以及本体匹配所采用的技术和工具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基础。

目前的本体匹配工具和方法大都是针对特定领域的本体或本体的某些特征效果比较明显，缺少综合利用本体中各种特征元素进行映射的方法。而且本体匹配方法主要侧重于本体概念本身，以及概念的实例信息来求取本体元素的语义相似性，并没有充分挖掘本体结构中概念的相邻元素及其语义联系。

因此，本文在分析现有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改进的基于结构特征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并给出本体匹配算法设计。最后，应用改进的本体匹配算法实现异构本体的匹配，并验证该匹配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1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算法分析

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通过分析实体在模式中的位置比较周围节点的信息来计算相似度，该方法在本体缺乏充分的文本信息时尤为适用。在结构匹配方法中主要用到了图结构、路径结构、分类结构的匹配模式，这些方法大部分融入了相似度传播的思想。

在概念相似度计算过程中，概念的结构特点同样是值得重点考虑的因素。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算法的核心是相似度传播算法，而相似度传播算法中较为典型的是Similarity Flooding和GMO。它们的核心思想主要基于：如果两个概念的父类或者子类相似，那么这两个概念也可能相似，基于此特征把该两个概念的父类或子类的相似度通过相似度传播算法传播到两个待匹配概念中。它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Similarity Flooding相似度的传播只考虑已匹配的概念对邻居节点的传播，而GMO则是本体全局的相似度传播。

1.1Similarity Flooding算法分析

SF是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Sergey Melnik和德国莱比锡大学Erhard Rahm于2002年提出的一种匹配多种数据源的通用结构层次算法，算法思想是基于相邻概念节点之间的相似传递性，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概念节点的邻近节点是相似的，那么它们趋向于相似，即两个元素之间的相似性繁殖到了它们各自的邻居。

1.2GMO算法分析

GMO中使用RDF二部图模型来表示本体。其主要思想是：两个来自不同本体的实体的相似度来源于所有与它们连接的statement节点之间的相似度的累加，而statement节点之间的相似度又来源于与它们相连接的subject，predicate和object之间的相似度的累加。其存在的缺点：本体图结构相差太大，本体存在多对多匹配的情况，因此会产生匹配结果相似度很低但却有可能匹配的问题。尽管有向二部图清晰地表示了本体知识，但是它没有区分概念间的不同关系，而且没有考虑不同邻接概念对于相似度传播的影响不同。

2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算法改进设计

2.1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算法思路

本体包含概念、属性和实例，这三个元素是本体的实体元素，另外本体还包含连接实体的关系、公理等。映射基本上在实体元素之间进行的，而且通过简单的推理后都转化为概念—概念映射关系。因此在本文中，着重讨论的是概念—概念映射的相似度计算问题，并对其进行一些改进。

本体实质上就是一个树状层次结构，利用Protégé等工具，可以将本体以树结构显示。结合对几个基于结构的相似度算法的分析和比较，本文提出了基于概念在结构中深度和密度对相似度传播值的影响。

为了说明处于结构中不同深度和密度情况下相似度传播的差异性，我们将Vehicle本体表示成如图1所示的树状层次结构，以此来讨论，该本体默认关系为subclassof。在图中只有一个入口结点，为根结点，这个结点是最大概念。第2层结点是对入口结点第1层结点的划分，第3层结点又是在第2层结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层都是对上一层概念的细化。越到下层，概念越细化，含义就越具体，反之越上层概念则越抽象。

假设通过语言级匹配后，得出源本体中的Vehicle和Car概念和目标本体中的Vehicle和Car概念存在匹配关系，现进行结构级的相似度传播。我们先讨论Vehicle子类和Car子类的匹配情况，由于Car相对于Vehicle处于结构层次的下层，概念含义更加具体细化，因此Car的子类匹配可能性要比Vehicle大，固概念Vehicle对子类的相似度传播值要小于Car对其子类的相似度传播。我们再讨论同一层次的Plane子类和Motor Vehicle子类的匹配情况，由于Motor Vehicle概念的分类更加细化，结点密度相对大一些，因此Motor Vehicle子类匹配可能性要比Plane大，固概念Plane对子类的相似度传播值要小于Motor Vehicle对其子类的相似度传播。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处于结构中不同位置的概念，它们的相似度传播是有差异的，相似度传播计算应该和概念在层次结构中的深度和密度有关。

2.2基于概念结点深度和密度的相似度传播算法

针对以往相似度传播算法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基于结构中概念结点深度和密度的相似度传播算法，并制定相似度传播公式，从概念所在结构中的深度和密度综合考虑对相似度传播值的影响。

（1）抽取本体中的概念，将概念结点近似构成一棵本体树（设Root为根结点概念，D（Root）=1），则任一非根概念结点x在本体树中的深度值D（x）为：D（x）= D（parents（x））+1（1）式中，D（x）为概念结点x的深度值，parents（x）为x的双亲结点。D（x）的值为[1，+∞]。

由于从根结点到一个概念结点可能存在多条不同的路径，因此有通过不同路径计算得到不同深度值的情况，在此，D（x）取深度值最大的一个，而此深度值对应的父结点即为parents（x）。

（2）结点x的深度系数：Dd（x）=12+…+12D（x）-2+ 12D（x）-1+ 12D（x） =

∑D（x）n=112n（2）当只有根结点时，深度系数为0.5，对于非根结点x的深度系数的值在大于0.5而无限接近于1之间，即为（0.5，1）之间，结点深度值越大，深度系数值也越大。

（3）结点x的密度系数：Dc（x）=indegree（x）+outdegree（x）indegree（O）+outdegree（O）（3）式中x为概念结点，O为本体，以概念结点x所连接边的出度、入度之和与本体的出度、入度之和相比来计算结点x的密度，Dc（x）的值在大于0而小于等于1之间，当本体的出度、入度之和一定时，结点x的出度、入度之和越大，即结点密度越大时，则Dc（x）的值越大。

（4）综合概念结点的深度和密度系数，定义相似度传播因子W，W的值应在[0，1]之间W=α（ Dd（x）+β（ Dc（x）

α+β=1（4）其中，Dd（x）为结点的深度系数 、Dc（x）为结点的密度系数。α、β的取值应该来自于领域经验值。但是，目前己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没有足够的数据帮助我们求得基于本体的数据集成领域的这一经验值，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先取一组样本，变换α、β的取值求得多组实验结果，然后进行分析，从中选出合适的W值。

可见，W值随着结点深度和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以W值来影响相似度传播值的大小，则W值越大，相似度传播值越大。

（5）相似度传播公式：stk+l=stk+∑i∈M（t）Wi*sik（5）其中t=l，2…n；k=l，2…n；stk+l表示概念对t第k+l次迭代的相似度值；stk为概念对t第k次迭代的相似度值；M（t）表示概念对t的邻居中已匹配概念对的集合；sik表示t的邻居概念对i在k次迭代时的相似度值。最后进行标准化，将概念对之间的相似度除以相似度最大值，保证其值在[0，1]之间。经多次迭代，直到达到收敛要求为止。

2.3相似度传播算法设计

（1）基于结构中深度和密度的相似度算法描述如下：

输入：本体O1和O2

输出：本体匹配表

步骤1：为了正确地引导匹配，减少不必要的候选匹配对，提供相关的匹配信息，在匹配前做好以下预处理工作：使用Wordnet或字符串匹配方法算出节点间的初始化相似度值，并选取相似度值较高的相似对作为初始相似对，利用Protégé等工具将本体分解成概念树的形式；

步骤2：根据初始相似对中概念结点的深度和密度，计算概念结点对邻接概念结点的相似度传播因子。

步骤3：利用相似度传播公式，多次迭代计算待匹配概念结点的相似度值。

步骤4：利用稳定婚姻算法确定映射概念对。

（2）传播算法设计。针对以上分析，本文给出相似度传播的改进算法主要过程。caculate_w （ ），是相似度传播因子计算函数，其实现方法在2.2节中介绍。similarityPropagate（ ），是相似度传播函数，其实现内容采用了2.2节中公式3～5。相似度传播是一个迭代过程，迭代至达到收敛要求。

输入：O1，O2

输出：final mapping between O1 and O2

StructSimilarity（ ） {

Preprocess（ ）；//WordNet初始化

ExtractSimilaritySeeds （ ）；//提取相似对

Do{ FindSimilarPair（ ）；

Caculate_W （ ）；

Do{

SimilarityPropagate（ ）；}//计算相似度

While（IsConverge（SimilarityPropagate（ ）））}

While （！AddSimilaritySeeds（ ））

S=GetSimilarity（ ）；}

ExactMapping（ ）

3改进的基于结构特征的本体匹配算法实验验证3.1开发环境和平台

本文采用的开发语言是Java。使用的Jena开发包是使用Java语言开发的，使用Java更容易实现代码重用和移植。本文选择Eclipse作为开发环境，Eclipse是开放源码的Java集成开发环境（IDE），适用于各种客户机和Web应用。

3.2实验设计

本文采用OAEI国际组织提供的测试用例集作为实验测试数据集，再通过利用信息领域的查全率、查准率或F-Measure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到相应的数值，实验结果与利用其它结构特征匹配方法生成的结果相比较，借此以分析该算法的优劣性。

OAEI 2007提供的benchmark数据集为本文的测试数据集。此数据集中，共包含51个本体，其中本体#101为参考本体，其它的本体均为该本体某种特征的变化或缺失后的变体。该测试集共可分为5类：基本测试 （#101-104）、标签和注释测试（#201-210）、结构测试（#221-247）、 综合测试（#248-266）和现实本体（#301-304） 。

本文采用信息检索领域的查全率（r）、查准率（p）和F-Measure作为评价映射算法的主要准则，并定义如下：

（1）本体映射查全率（recall）：

r=发现的正确匹配对/所有存在的匹配对

（2）本体映射查准率（precision）：

p=发现的正确匹配对/发现的所有匹配对

（3） F-Measure值由查准率和查全率计算得到，综合反映了映射算法的效果：

F-Measure=（p（r（2）/（p+r）

3.3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改进的相似度传播算法的匹配效果，本文将使用Benchmarks测试用例集对其进行测试，并分析不同测试用例的匹配效果。本实验单独运行基于图结构的匹配算法，将Wordnet匹配器或字符串匹配器的输出作为图结构匹配器的输入。为取得较好的匹配效果，在挑选初始相似对时规定相似度大于某一阈值的相似对被设为种子，实验表明种子的质量会影响匹配效果，经验证阈值设为0.8时效果较好。实验结果将与采用传统SF算法和Falcon系统的GMO模块的计算结果做比较，来分析改进的SF算法的优劣性。由于测试用例102中的两个本体的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本体，因此得不到结果。

表1改进算法与其它算法的F-Measure值比较

测试用例改进的SF算法SF算法Falcon系统GMO101～1040.960.950.92201～2100.930.890.93221～2470.620.690.56248～2660.500.520.53301～3040.090.130.11针对实验结果，本文进行如下分析：

（1） 首先由实验结果计算Benchmarks测试用例集中各类测试用例的平均匹配结果，其中测试集中101～104包括相同的、语言泛化和约束特定的语言本体对；201～210保留了本体结构，但自然语言的信息被大大消弱，如用随机字符串替换实体名字等；221～247给出了本体结构变化的情况，如层次被扩展或去除；248～266中语言和结构信息同时被消减；301～304是实际的本体。三种匹配方法在本体信息完整的情况下，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对于结构信息变化或是缺失的情况，总体匹配效果都不理想。

图3实验结果比较

（2）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本体自然语言描述不足的情况下，GMO能取得较好的结果，而对于结构差异较大的两组本体，GMO匹配结果稍差。SF相似度的计算是简单地利用繁殖系数进行迭代，因此元素的相似度只由与它同边的相似对决定，而初始相似对是由字符串等预处理方法确定，因此在前三组测试集中的效果要比GMO略好。改进的SF，前两组的测试集实验结果的查准率和查全率方面比SF要好，但在后三组中效果相对较差，可见算法对语言和结构信息均发生变化的本体匹配效果还不佳，还需要其他匹配方法的辅助以提高精度。

4结语

本体匹配为不同个人或团体对同一客体创建的本体异质性，为数据与服务集成障碍解决了问题。本文设计改进SF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根据结点在结构中的深度和密度情况，通过计算传播因子的方式，改进SF中繁殖系数计算相似度的方法，并给出本体匹配算法设计。通过实验数据验证本文提出的匹配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而有效提高本体匹配的精确度。在后续研究中，还将对算法作如下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似度算法，以更好地计算本体间相似度，从而提高发现映射关系的准确率。结合多种策略，研究更深入、丰富的相似度计算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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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ntology Alignment Evaluation Initiative[EB/OL].http：//oaei.inrialpes.fr.2007.

[16]靳涛.面向语义Web的多策略本体映射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责任编辑：杜能钢）

The Improving Ontology Matching Algorithm

based on Structural Features

第6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科学传播；地理类杂志；《中国国家地理》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9-0014-02

1 地理的知识传播历程

1.1 从“科普”到“科传”

培根曾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在于其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其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深度和广度。倪延年在《知识传播学》一书中认为，“知识传播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借助特定的知识传播媒介，向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传播特定的知识信息，并受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的社会活动过程。”

学科知识传播经历了一个 “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科学传播”的发展、演进过程[1]。传统“科普”概念立意偏低，传播者往往习惯于把科普任务等同于具体科学知识结论的灌输，科普被预设成一个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过程。《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认为，“传统的‘科普’概念暗含三个前提，一是科普似乎是说科学本身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不需对其自身进行反思，剩下的问题只是普及而已；二是‘科普’这个概念似乎是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普及，而不包括新的探索和有争议的问题；三是科普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2]因此，“科普”在机制上是自上而下的，在心态上是俯视的，在内容上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忽视了受传者的感受，已不再适合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科普观念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促使观念发生改变。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前提，强调科学传播双向互动和内容形式多元化[3]。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两者的联系和结合是科学传播的应有之意。同时，弥合两者之间看待事物，思考问题中的角度和方法，也为自然科学传播的传播提供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基础。《中国国家地理》在改刊之初就提出了“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的办刊宗旨，就是对科学传播概念的一种诠释。

1.2 地理知识与大众地理杂志

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媒介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不仅是用以完成科学知识传播的手段或工具，而且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杂志，最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在知识传播连续性、传播内容的深度和持久性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

1888年1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创立，宗旨是“增进并普及地理知识”。如果考虑到世界最早的大众科学类杂志《Vokrug Sveta（环球）》1861年12月在圣彼得堡出版。那么，以地理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大众科学类杂志与地理学一起发展、壮大，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光景。早期，欧美各国的地理学会通过其杂志，以文字和图片展示会员赴世界各地探险和旅行的收获，还刊载一些地理资料汇编的成果。这些内容不但对航海、商业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还非常受普通大众的欢迎。其中部分杂志的社会影响增大，读者增多，其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是学者。学会中学术期刊和大众杂志开始分化，这便是大众地理杂志的初形。探险和科考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两者在推进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同时，也为大众地理杂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探险以搜集地球上仍然未知或者所知不多的地区的信息为目的，作为传播媒介的杂志则担负着将这些信息以可利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职责。早在1890年，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第一次资助探险队沿着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边境探勘圣伊莱亚斯山的地形，并且绘制地图。这次探险行动发现了加拿大境内的最高峰洛根峰。

进入20世纪，无论地理学的学科门类还是地理知识的总量都明显增多，这使得可供大众地理杂志传播的知识内容越来越丰富，尽管探险的描述记录式地理不再是地理学科的代表，其重要性减弱，但这一传统在大众地理类杂志中仍然有所保留。另一方面，科考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实践活动。各种地理学的科学考察活动为大众地理杂志提供了更为专业、前沿的地理知识，丰富了大众地理类杂志的选题。

《中国国家地理》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科学背景强大。作为杂志选题策划的顾问，和内容的主要稿源，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团队在各阶段所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向和项目，专家们研究活动的侧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杂志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从2003年10月号的“青藏科考50年”专辑到2007年8月号的“西北科考80年纪念”专辑再到2009年10号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专辑，中科院进行的大规模、多学科，有的长达几十年的科学考察和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为《中国国家地理》提供了扎实而丰富的选题内容，科考在杂志中的重要性足见一斑。2007年第7期“美景出自喀斯特”的特别策划仅有3篇文章，2011年第10期则400页巨厚，涵盖天坑、洞穴、峰丛、石林等7大主题的“喀斯特”专题，在深深感受到《中国国家地理》选题策划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进一步的文本分析说明，“贵州2004”中法联合考察、2005国际喀斯特天坑考察等科考项目的名字也在字里行间彰显科考对《中国国家地理》的内容提升的重要性。

2 大众地理类杂志的传播特点

2.1 百科全书式的传播内容

区别于数学、物理、化学等数理和实验传统的学科，地理学拥有悠久的博物学传统。博物的本意是“Nature history”即“自然的故事”。自然差异体现了人文过程，人文兴衰包含着自然背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结合是大众地理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

获得跨学科的视野和相关的知识对大众地理杂志十分关键。大众地理杂志在内容上往往冲破传统地理概念，包括了重大科学发现、地理区域专题、生态环境、动植物、考古与发现、文化与民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不但跨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等自然学科，更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起来。自然和人文的浩瀚深远，决定了内容的丰富多彩。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例，杂志涵盖了天（文）、地（理）、生（物）、人（文）四个方面[4]，因此内容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2.2 新闻话题式的传播方式

让地理知识插上新闻话题的翅膀，及时把握社会热点，重视时效性，是大众地理杂志传播方式上的新特点。由于受众接受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一些相对专业的选题内容缺乏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些差异表现在文化水平、观念、职业、求知欲等方面上。因此，将地理知识与受众日常关注相联系，以地理学的视角解读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有利于地理知识的传播，吸引读者。

2011年第9期《中国国家地理》抓住入夏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因暴雨导致内涝的问题，适时推出“世界下水道”专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下水道是埋藏在地下的城市实力”。专题首先通过三篇文章，从城市建设与环境规划的角度出发，对巴黎、伦敦、东京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建设进行了介绍。随后，以《中国的下水道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一文，分析造成我国城市降雨内涝的原因。先从概念上辨析了“污水管网”与“下水道”的区别，指出“在中国，没有下水道只有污水管网”，挑战读者常识，引起阅读兴趣。

对专题推出的时机把握也体现了大众地理杂志传播的新闻方式运作。2011年3 月 11 日，日本遭受严重海啸，福岛核电站发生重大核泄漏事件，国内一时间“疯抢”碘盐，盐成了大家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中国国家地理》用3、4月两期杂志推出“盐”专辑，正抓住了舆论的最佳时机。通过文本分析，两期“盐”专辑本身的内容与日本海啸以及抢购碘盐事件并无太大联系，专辑的部分稿件可以说是杂志社的备稿。适宜的出版时机，合理的组织编排，不失为成功的传播方式。

因此，传播地理知识，不仅要从科学价值上挖掘，更应当着重从读者的阅读兴趣上挖掘其价值。以读者阅读兴趣为着眼点挖掘新闻价值，唤起了读者的潜在阅读愿望。

2.3作为表现语言的图像

现实中，人们对景观的欣赏会有一种“尽收眼底”的，景观中的各种元素在同一空间内同时展现出来，但若将所见通过文字语言描述出来，就变成了有先后顺序的，线性的内容。因此，将空间事物的共时性和文字叙述的续时性有机地结合，图像无疑是最好的空间语言。因此，对大众地理杂志而言，图像（照片、地图、图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即要将图像最为一种独立的表现语言来使用，用图像来讲故事。航拍、俯瞰照片是地理杂志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熟知的景观展现出令人惊奇的面貌。具体、繁复的内容被抽象成简单明快的线条、色块和肌理，视觉比文字更加地震撼，更有说服力。

图片语言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只阅读图片不阅读文字”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准阅读方式。1904年12月，时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的吉尔伯特·格罗夫纳因下一期《国家地理》急需11页内容，大胆地使用了俄国探险家拍摄的拉萨照片来填补空白版面，出人意料地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此后，大众地理杂志中图片的比例越来越大，抽象的科学概括被还原为形象的图像，枯燥的数字被转化为图表，庞杂的地理信息被解读在各种专题地图中。一张选用恰当的特写镜头，将充满专业名词、公式、符号的资料翻译成“白话文”。大量的图像正在将地理知识浓缩为更易读者理解的信息符号。

3 大众地理类杂志在知识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学科术语的解释与置换是影响地理知识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理科学经过百年的发展，衍生出大量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或并不使用的术语。有的术语难以用普通语言解释或置换，高度概括的抽象，会使传播显得枯燥乏味，直接影响受众的兴趣。前苏联科普作家，《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伊林曾说过：“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枯燥的叙述”。大众地理杂志面向的是社会普通大众，充分了解受众的阅读特点，用通俗、形象的语言传播地理学知识才能增强杂志的吸引力。

如《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8期中“雪线”和2011年第9期中“林线”两个概念，都是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科技名词。只有概念阐释清楚，读者理解并接受，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相较于“所谓雪线，就是永久性积雪的下限”，林线的概念要更复杂，它还有郁闭型林线、树线、树种线等下位概念。因此，杂志的传受双方，是否就杂志所传播的地理知识处在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中是十分关键的。

4 结论

王云五先生在为《科学大纲》作的序中说：“夫传布科学，似易则实难。一、传布者非自身亦为创造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深。二、传布者非淹贯众科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广。二者具矣，而无善譬曲喻引人入胜之文字，仍未足尽传布之能事……” 大众地理类杂志作为地理知识的传播者，其地理知识的传播过程也是地理学展示其价值的过程。紧跟地理学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资源，做好选题开发，创新地理知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出“析理以辞，解体以图，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大众地理杂志，才是日后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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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之蔷.从“科普”到“科传”[J].中国国家地理，2002（12）：15.

第7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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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第8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定义　传统媒体　内涵　外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和迅速普及。“新媒体”这一概念不仅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媒体”，不仅普通使用者难下定义，就是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诸多障碍。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大相径庭的新媒体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已经用于公共通信方面的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对于新媒体较为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国内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了解它们将有助于对新媒体的定义加以重新建构。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

阳光卫视的执行主席兼集团行政总裁吴征给出的新媒体的定义是：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从前任何媒体都不曾具备的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若干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定义，即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美国俄裔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关联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

康涅狄格州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文・克罗斯比的定义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融合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事实上，上述定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各自的强调重点。但无疑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定义所必须依据的新媒体的特点。因此，在给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的特点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定义，就是通过归纳出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揭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内涵定义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定义则是要划定该概念所指的范围。从以上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定义一个对象概念，关键在于抓住它的特性，或者说是要理清它的特点，抓住它的本质特征。我们通过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媒体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报纸写什么，读者就只能读什么；广播说什么，听众就只能听什么；电视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很少能主动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根本无法和媒体互动。而新媒体则不同，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具有连接网上任何用户、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功能，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交互式的双向交流。

个性化。由于计算机网络把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方位的交流，通过联机网络，只要拥有一台信息处理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提供者或报道者。这样新闻报道便成了个人行为，即所谓“人人即媒体”，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

复合性。以往的传统媒体传递的信息符号较为单一，而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还包含视频、音频、动画等，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

集成性。集成性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于一体。如：计算机网络媒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交互式电视＋交互式广播＋电子图书馆＋……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

新媒体定义的重构

对于“新媒体”一词的认识，既可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索，也可以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事物或者更先进的和最近出现的事物。而“媒体”一词，按照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界定，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信息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报纸、电视等：第二层含义是指信息的机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即是能够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或者说是这些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形式(如电视机、报纸、影片等)。可见，“媒体”一词越来越被专有化、特指化。从而“新媒体”的含义也被用来仅仅指新的信息载体，而不再涉及媒体机构。

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其内涵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内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即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

可见，无论新媒体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对它加以定义，本质上它无非是一个中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而可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多媒化复合信息的中介。其中。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电脑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即HITP

协议的发明，它们是新媒体兴起的首发阵容。但是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兴起，数字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卫星通信技术’、宽带技术及手机无线服务平台，成了新媒体出现的最基本的科技基础。发展新媒体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快、更好地相互交流、获取信息。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种种阻隔人们沟通的障碍得到了革命性的清除，人类从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新媒体――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受时空等的限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接收信息的新平台，而且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可能。然而，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的双重影响和对传统媒体的双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新媒体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怎样控制信息有序流动问题。由于以新媒体为工作的信息传播自由度非常高，信息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有时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时会发现，虽然有众多的链接和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无论什么信息都有可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遍了这些信息后并未感到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外，网络的相互抄袭现象也非常严重。正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怎样保护个人隐私问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被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个人隐私，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新闻理论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列为传统媒体不得涉足的三大，严加保护。但是自从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后，个人隐私的保护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些与公共事务无关、只涉及私密生活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而且不断加以放大，最后常常使当事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很受伤”，如台湾的“璩美凤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得不让人惊叹新媒体的可怕与可恨，也使得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人们的隐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在新媒体，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中，舆论导向的偏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些网民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常常会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情节、胡编乱造的信息，因为其具有刺激人的眼球的特征，就免不了会引来一些不明真相、不明就里的网友跟风评论，甚至不乏恶意发展其故事的情形发生，所以网上以讹传讹、以假当真甚至弄假成真的事件(即网络事件)时有发生，误导网民，损害社会诚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好奇心重，对各种信息都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他们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之前。舆论导向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青少年过早地接触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的话，往往会受到一些负面信息的冲击，甚至受到一些敌对网站错误信息的不良影响，这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9篇：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价值中立；价值关联；新闻传播；客观性；把关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138-02

在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深深影响着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媒介提供的信息成为了人们了解社会环境、认识世界的依据。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成为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重要途径，传播者如何设置议题、选择信息，怎样对信息进行编码、传送，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的认知与解读，进而影响受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同时，媒介传播的信息也会引起舆论的产生与扩散，舆论的整合与引导也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因此，传播者，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中的传播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应依循怎样的价值立场，成为媒介营造出怎样的“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拟态环境”能否尽量接近于真实的“客观环境”，能否客观公正的反映现实社会，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新闻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影响。

新闻传播应依据怎样的价值原则也是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本文亦试从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角度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

一、“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社会学价值思想中及其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旨在说明科学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价值立场与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现对这两个概念做简要的阐述：

（一）“价值中立”的涵义

价值中立观是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创性的贡献，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性的态度。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能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1]

此外，韦伯还认为，社会科学只能解释社会现象，不应对社会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就像自然科学家不对他所研究的自然物作好坏判断一样，价值判断等于把一种伦理强加给人们，如果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事实做出了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就失去了科学性。[2]

（二）“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关联”这一概念最先由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出，他在其《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探讨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一般规律性，属于“规范性科学”；社会科学则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属于“表意性科学”。自然科学描述事实，寻求一般规律，避免人的主观介入；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与构成这一现象的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上做出的选择，因此，研究者就必须诉求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以最终认识社会现象本身。[3]

在此之后，韦伯也认可了经验现实对于社会研究的意义，认为人不能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纯客观的去反应社会现实、认识社会事件。

二、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体现

（一）新闻传播原则与“价值中立”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都要求新闻传播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原则，强调传播者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在新闻报道中介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新闻业务的实施中，要求传播者弄清事实真相，不可盲目传递信息或做出判断；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将各方的意见都平等的呈现给受众，交由受众自行判断。

可以说，这几项原则的要求都遵循着“价值中立”的立场，要求新闻传播者只是将事实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尽量不要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念，避免价值观念的介入对受众接收和解读信息产生影响甚至误导，维护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二）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与“价值关联”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之后，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及相关从业人员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被传递给受众。

通过对“把关人”理论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想要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该理论明确指出，把关人的作用就是选取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进入传播的渠道，相反，不符合的信息则不能被传播。那么，把关人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呢？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则不可能避免的要涉及媒介组织的价值判断，必然会产生“价值关联”。然而，对于“把关人”而言，虽然面对的信息成千上万，但选择哪些信息进行传播也不是任意的。信息的选取与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媒介组织本身、以及具体的组织成员（编辑、记者等）的价值标准相关联。在宏观层面，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和传播管理控制体制、制度环境等构成传播语境，影响“把关”；从中观的层面来看，信息的选取则考虑传播组织所运用的行业惯例、传播价值观念、经营定位、技术手段等因素；同时，传播者个人的相关因素，如价值标准、业务素质、道德标准也会对选择哪些信息进入传播渠道产生影响。因此，从“把关人”的理论来看，大众媒介对新闻的传播，要涉及三个层面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的介入也就导致了“价值关联”。

三、“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新闻传播中的关系

（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要求传播者保持“价值中立”，即要求传播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将真实的、不受干扰的信息传递给受众。新闻传播需要尽可能以本来的面貌反应现实，而不应加入传播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这是新闻从业者的职责所在，也体现着新闻传播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如前文所述，由于大众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存在，大众传播媒介会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来选取将要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凭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价值关联”是存在的。虽然传播者在社会、组织、个人这三个层面都会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进行“把关”，但这些依据的标准同样也是对“价值关联”的约束。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把关人”也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以客观性、公正性为业务操作的原则，要以追求客观公正的进行信息传递为目标。因此，大众传播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相互制约，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

（二）新闻传播中，“价值关联”以客观性、公正性为前提

媒介的“把关人”虽然要依据多个层面的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取舍，但各个层面的价值标准都应在不违背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遵循，如果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意通过反映某些事实、回避另一些相关的事实从而影响或歪曲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将媒介的价值观点介入信息的编码和传递中，违反新闻传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则是应当被制止和更正，并承担相关责任的。所以说，新闻传播者不可避免的会处于“价值关联”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应当是在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前提下的。

（三）新闻传播中的“价值中立”不是绝对的

另一方面，“价值中立”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价值中立说”强调的“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人对于事件或现象的描述都会以一定的“先验”经验为依据，而这种“先验”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某种价值判断或选择。

此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单从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角度来看，“价值中立”是传播活动的规范和基准。但出于传播监测环境、进行社会协调的功能考虑，若涉及到意见整合、舆论引导等问题时，则传播活动不能依据“价值中立”任由事态自行发展而仅仅只反映客观事实，通常还要以一定的价值标准来整合和引导舆论，维持社会稳定。

四、新闻传播中传播者应持有的价值立场

通过对“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概念阐述，以及对于两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及相互关系的简要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一对相伴相生的观念，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联系的。

在新闻传播中，“价值中立”或“价值关联”不能独立的存在，“价值关联”要以“价值中立”为前提，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公正性；“价值中立”要以“价值关联”为依托，表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同类型的媒介组织也会根据自身特点依据特定的价值观念传递信息，协调社会、引导舆论。所以，在新闻传播中正确对待两种价值立场是很重要的，两种立场不是绝对的分隔和对立，传播者在进行大众传播活动时要同时考虑到两种立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依照特定的立场处理和传播信息，这样才能既维护新闻传播的原则，又体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承担社会责任，对受众和社会负责。

参考文献：

[1] 王效仿,高薪.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对举而不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 尹广文.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之研究方法准则[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6).

[3] 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J].社会学研究,1995(3).

[4] 肖昭理.论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2).

[5] 陆自荣.“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