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第2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第3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信息时代 大学文化 传播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大举.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2012，（6）.

[2]罗文涵.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探析[J].时代教育，2013，（1）.

[3]胡钦太.论信息时代的教育传播研究范式[J].理论探讨，2010，（12）.

[4]苏婧.解读“精神交往”视域下政务微博发展[J].科技传播，2012，（9）.

[5]吴果中.从“知识”到“生命”――课堂教学的精神交往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3）.

[6]刘春花.QQ访问：师生闲话中的精神交往[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7]徐婷婷.和谐社会背景下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1.

[8]史迎霞.基于5W传播理论的思政博客教育功能的实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

[9]徐鹏.大视频整合传播的波纹营销模型[J].市场观察，2010，（11）.

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房宁，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第4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主持人：艾 涓

主持人语：在数字环境和全球化语境下，信息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认知传播在这种环境下也有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已经把认知传播学视为以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研究认知传播及其功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人文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跨界的融合，更好地推动认知传播在全球化体系下的长远发展，使认知传播学为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服务。

本期“传媒大讲坛”重点研究认知传播和视频弹幕等议题，首先邀请中国传媒经济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周鸿铎教授撰文《认知传播功能力研究――超经典传播学现象探析》，周教授从事认知传播研究多年，曾多次来本栏目做客，此次探讨的是认知传播功能力，提出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并以研究“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为例分析认知传播功能力，为我们厘清了认知传播学的功能力内涵，展现了认知传播过程中的功能理论，从而得出认知传播是一种“超信息传播”的结论，周教授的研究为认知传播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其次特别刊发长春工业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周丽娟教授等的文章《审视与批判：虚拟与现实共存的视频弹幕》，该文是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娱教游戏下大学生学习乐观指数比对的研究”（S2016020）成果，文章从弹幕的起源、转变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等多个角度对弹幕现象进行解析，试图探索虚拟与现实共存的视频弹幕发展。

摘 要：功能理论受启于生物有机理论，产生于客观事物整体自身生存与发展对其肢体的需求规律，它是一切整体事物的发展规律。认知传播学是传播学体系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6+1”功能力说是功能理论在认知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展现，集中表现为超传播理论功能力、感悟功能力、智慧功能力、知识功能力、创意功能力、科学功能力及人类传播的基础功能力。根据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是21世纪各行业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行业的不同，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所体现的功能力也会出现差异性。

关键词：认知传播功能力；经典传播学；“6+1”超传播功能力；超媒介传播；认知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004-05

近啄昀矗为了给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名，笔者研究了“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切入点”――传播学、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例外”；研究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认知文化；研究了“认知传播学核心理论的支点理论”――智慧理论等。通过研究发现：认知传播学是一门超经典传播学（注：超经典传播学是一个由理论传播学和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大众传播学、公共舆论学、广告学、传播心理学等完整的应用传播学体系构成），也是一门以超信息传播――认知文化，即以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

本文研究的题目是：认知传播功能力研究，共分三个部分，即认知传播学的哲学和史学背景、认知传播学的特点、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同时，还分析了“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为认知传播功能力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依据。

一、认知传播学的哲学和史学背景

（一）哲学理论背景

从哲学来看，人类认知的宇宙存在大致源于三大基本要素，即人、事、物。“人”是对宇宙存在认知的主体；“事”是人对其认知之宇宙存在的描述；“物”是人对其认识的宇宙存在取的名目，或这说是人根据自身的文化方式给各自认知的宇宙存在取的名目。“人、事、物”三大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就是一个时期人类认知的宇宙存在。

认知传播学就是人类认知宇宙存在的“事”要素的一个范畴，是人们对宇宙存在体系内的传播现象认知度的一种描述，是人们对其认知的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的名目。可见，对于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名为认知传播学是客观的，它体现了认知传播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是一门更接近于真理的科学学科。认知传播学的这种永恒的发展性、科学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和它的功能力。

（二）史学理论背景

根据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认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经济时代，即远古经济时代、大陆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时代、技术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

远古经济时代距今大约有200万年历史，人类的经济活动多是一些原始状态行为，尚未形成什么行为规则，它同研究认知传播学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这里提及远古经济时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经济时代的历史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大陆经济时代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大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各个国家或民族基本上都有独有的行为准则。其中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行为准则应该是由中国人制定的最基本的三大行为准则，即孟子的仁爱礼仪、老子的社会道义和孔子的智慧谋略。也正因为这样，在漫长的大陆经济时代中国始终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中国的单体型纸质传媒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在大陆经济时代的人们交往活动还尚未升华为与其相适应的传播理论。

海洋经济时代即经济较发达的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这个时代经历了大约300年左右的历史，其行为准则就是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以海上的军事实力为手段，疯狂地掠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财富，实施殖民化统治。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单体型纸质传媒在世界殖民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单体型广播传媒、电视传媒也在帝国主义各国争霸世界的战争中以及在其国内的权力纷争中产生并发展，同其相适应，传播学理论的萌芽也在其他学科的内部开始了萌发。

技术经济时代即二战后的工业经济时代，也可以说是美元统治世界的时代，大约经历了70多年的历史。这个时代的行为标准是美国人制定的，它的核心就是“美元+大棒”的寄生统治战略。为保证这一寄生统治战略的实施，美国政府采用了三种侵略手段：即武力侵略、金融侵略和技术侵略。这三种侵略手段是美国掠夺世界人民财富的“法宝”，也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利剑”。但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技术经济时代不仅形成了经典传播学的完整体系，而且也为认知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相当丰富技术力的支撑。在技术经济时代，一种新型的传媒――网络传媒也应运产生了，并得到了快速发展。

信息经济时代即自20世纪末开始的一个新时代，更准确的说应该是21世纪初开始的一新时代。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核心；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管理的主要手段；知识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与信息经济时代的这些特点相适应，一个新的概念――实践时代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并得到了普遍使用。实践时代概念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一个充满激情、具有创意、思维创新的社会浪潮已经到来，意味着改革、变迁、奋进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单极化世界政治体系的瓦解、多极化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一元化世界文化体制的崩溃、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制的形成。现在，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理念、倡议和战略，全面系统地诠释了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特点；“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原则”已成为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公认的行为准则；“一带一路”理念、倡议和战略的传播实践已成为认知传播学科学性的“检验器”，“一带一路”传播的功能力已从实践的角度验证了认知传播战略功能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经典传播学产生于技术经济时代，认知传播学产生于信息经济时代。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经济时代，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原始生态的信息传播，更需要原始生态信息的升华――认知传播或知识传播。人类对传播内容需求的升华，表明人类传播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知识传播时代，同时呼唤着一个新的学科――认知传播学的诞生。

二、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

（一）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

理论和实践已经把认知传播学视为一门超信息传播学，即以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并把传统传播学视为一门以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的经典传播学。这两种类型的传播学学科在总体上都属于理论传播学，但是在其本质上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两种类型传播学学科的差别凸显出来的就是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

概括起来说，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是：

其一，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经典传播学研究的是信息传播；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是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

其二，在服务目标受众上，经典传播学服务的目标受众是大众；认知传播学服务的目标受众是大众人群中的精英人群。

其三，在传播业务上，经典传播学强调的是对信息的采集或采编；认知传播学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感悟、加工、判断、提炼等，即信息的升华――对知识文化的创造。

其四，在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上，经典传播学对于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是传播实体的自身力量和受众对其传播信息的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并不关心受众对其传播信息的接受率、采纳率、运用率；认知传播学对于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受众对其传播知识的接受、理解度以及受众接受知识后的应用率和创新率。

其五，在对传播实体的要求上，经典传播学对传播实体强调的是高技术及其规模；认知传播学对传播实体强调的是知识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将知识文化转化成为传播功能力的速度和有效使用度。

其六，在对待传播理论革命的态度上，经典传播学虽然也有一定的理论革命思维，但是在本质上过多强调传播理论体系的稳固性和“继承性”；认知传播学在理论上强调传播理论的应用和创新等。

通过对认知传播学特点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知传播学是人类传播规律作用于经济社会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是，应该明白：认知传播学的诞生不是要代替或取消经典传播学，而是填补传播学体系中的空白，把大众信息传播和精英知识文化传播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更充分地、全方位地为发挥传播功能力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撑。

（二）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

功能理论家们认为：功能理论是受启于生物有机理论，产生于客观事物整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其肢体的需求规律。这是一切整体事物的发展规律。

如果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经典传播学和认知传播学都是肢体，它们都具有特殊的独立功能和功能力。

具体到传播学来说，它是社会科学的子学科，具有社会公认的功能主要有：传播功能、服务功能、引领功能、调控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这些功能也是经典传播学和认知传播学都必须具有的功能。

那么，认知传播的功能力有那些呢？根据当前对认知传播功能力的研究，可概括为“6+1”超传播功能力：

第一，超传播理论功能力，即跳过信息传播直接实施知识传播的理论功能力。这种超传播理论功能力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按知识传播效果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2）按知识传播作用深度的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3）按知识传播普及率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

第二，超传播感悟功能力，即相对于信息传播影响力所形成的高层次感悟力，进而提高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超传播感悟功能力，一是自我对认知传播功能力的提高、价值观的修炼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深度认知；二是受众对传播知识文化的感悟力及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超传播智慧功能力，即建立在丰厚的知识文化传播基础上的高层次的、理性的认知世界的能力。智慧与聪明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又是两个不能相互替代的概念。人类的智慧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类具有的一种高水平的感悟力、理解力、联想力、判断力、抽象力等功能力的综合，而这种智慧功能力是在特定的环境状态和规范的影响下对人类智力的一种提炼。智慧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是区分层次的，不同的人其智慧是不相同的。聪明即耳聪目明的简称，它是人类的一种先天生理现象，它具有思维灵活、速度快的特点，但是思维分散，形不成体系。所以，没有智慧的聪明，思维无论如何灵活、快速，也只是小聪明，成不了大气。只有聪明与智慧实现科学结合，才是有意义的聪明。可见，超传播智慧功能力既不是聪明人的天赋，也不是虚无智慧的创造，而是聪明与实践智慧有效结合的结果。

第四，超传播知识功能力，即认知推进信息升华为知识的能力和知识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力的总和。超传播知识功能力的主要表现是：知识即能力；知识即技术；知识即资源；知识即资本；知识即工具；知识即科学；知识即文化；知识即动力；知识即智慧；知识即孵化器等等诸多方面。

第五，超传播创意功能力，即新型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效力。当前，人们对于知识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两种，即静态性思维方式和动态性思维方式。在常态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多是静态型思维；在变革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多是动态型思维。当代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是动态型思维。动态型思维是认知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主体思维方式，即创意。可见，创意是当代认知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力。

第六，超传播科学功能力，即选择或确定接近真理的最高层次学问的功能力。科学就是解读真理的学问，距离真理越近的学问，就是科学元素含量最多的学问，就是最科学的学问。任何门类的科学都属于相对真理范畴的学问，这表明，现代被人们认知的科学都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可以发展的。这也就是说，科学是区分层次的，根据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度，凡是科学都必然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这是科学学的发展规律。认知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传播知识文化的新兴科学，选择或确定接近真理的知识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是认知传播学的重要任务，也是认知传播学科学功能力的表现。认知传播学的这种科学功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新型知识文化成果；（2）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传统知识文化资源再开发的知识文化成果；（3）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历史知识文化的常识性知识。

认知传播学的超传播科学功能力的凸显是避免或减少伪科学传播的关键。

（三）科学认知“超传播”概念

在分析认知传播学“六功能力说”时曾使用了“超传播”这个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超”的本意是越过、跳过、胜过、高出等，这里用“超传播”这个概念包括五层涵义：其一，它表明认知传播学是传播学门类体系内的一门理论传播学，但是它不是大众传播学，而是一门新型的理论传播学――精英传播学；其二，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信息的高度升华――知识文化；其三，它表明认知传播学不仅具有经典传播学的共性传播功能力，而且具有认知传播学特有的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力；其四，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的科学是一门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传播行为实施科学管理的科学学；其五，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结构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它既拥有多学科、多门类的历史文化知识，又拥有当代人创造的新型文化知识，并由这些厚重的文化知识相融合构成了完整的超传播的认知传播学理论体系。

认知传播学“6+1功能力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功能力作用的真正发挥必须同提高传播者的素质结合起来。“六功能力”是认知传播学的基础功能力，传播者素质是实现认知传播学“六功能力”的核心功能力。所以，要充分发挥认知传播学基础功能力的作用，提高传播者素质是关键。

三、认知传播功能力案例分析――“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借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开启的与沿线各国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共同打造经济振兴、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是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实施的一种推进“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命运共同体”的部级的顶层战略。对于这样的部级的宏观理念、倡议和战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传播战略呢？从总体上或理论上分析，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是21世纪社会各业行为的最佳选择。

认知传播战略是关于知识文化传播全局的筹划或谋划。具体到“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来说，认知传播战略功能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强化“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容传播。“一带一路”鹇阅谌萏逑蛋含的内容相当多、相当复杂，但是，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局来看，强化“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容传播，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思想上、理论上的服务是完整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它既代表着国家间合作的方向，又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抓手，同时对于保证区域安全、推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推促“一带一路”战略的超媒介传播。在习惯上，人们把传播都理解为是媒介传播，这种理解在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是，对于“一带一路”这种部级顶层战略来说，仅仅依靠常态化的媒介传播功能力是不能完成“一带一路”战略传播任务的，它必须在充分发挥媒介传播功能力的同时科学的实施传媒组合，即采用“传媒组合拳”模式推促“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那么，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传播的“传媒组合拳”模式结构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传播实践提供的信息，这种“传媒组合拳”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传播媒介构成，即由传统的单体型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和新兴互联网传播媒介构成，其中组织传播媒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带一路”战略的超媒介传播还包括诸多非传媒性质的、对“一带一路”战略传播的实施具有核心引领作用的非传媒的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主要由五种非传媒性的传播类型构成：（1）借用大型的、重要的国际会议传播“一带一路”战略；（2）借用国事访问的机会，结合出访国的基本国情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思路；（3）借用我国倡导的“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力来传播“一带一路”战略，既显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彰显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智慧力；（4）借用联合国号召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决议的推促力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实践，不断提升“一带一路”的影响力；（5）借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传播“一带一路”战略。

现在，“一带一路”已是世界人民“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据统计，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50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100多位部长级官员以及1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代表出席本届高峰论坛。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理念和倡议，它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第三，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特色传播。“一带一路”战略的特点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也许是很多人尚未弄明白的问题。丝绸之路是一个历史概念，“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继承历史丝绸之路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一个时代性的新概念。从基础性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既包括厚重的历史知识文化内容，也含有高度创新性的现代人类智慧和思维方式。具体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特色传播，应重点强化三大领域的传播：一是要强化21世纪我国目标市场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由于我国经济还欠发达，极需要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我国的市场目标是西方市场。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目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重心已有西方市场转向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未发达的国家市场。我国市场目标转移的传播是凸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性特点的传播；二是要强化21世纪我国主要优势的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我国的主要优势是资本和基本建设技术能力。我国主要优势变化的传播是凸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特点的传播；三是要强化规则、“游戏”制定者和主导者的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我国既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游戏”的主导者，只是参与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遵循别人订立的不公平规则。“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根据和平发展、平等互利、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原则制定的21世纪的规则，它是我国地位的象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凸显规则、“游戏”制定者和主导者的传播，其实质也就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掌控能力和国家地位的传播。

第四，认知“一带一路”战略的知识文化传播。知识文化不等于文化知识。文化知识是指人们对于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其核心多指对某一文化符号的认识，比如毛笔，这是一种文化符合，其功能是可以用来写字、绘画等；知识文化指人们对于某一文化体系的认知，它包括一定的文化符号。比如“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知识文化，它是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其宏观体系主要有五部分构成，即“一带一路”历史文化、“一带一路”现代文化、“一带一路”创新文化、“一带一路”应用文化、“一带一路”相关文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全面认知“一带一路”文化，这既是深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也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备的知识文化。

第五，注意“一带一路”战略的差异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战略，也是世界战略。所谓中国战略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考量：（1）“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率先提出的符合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2）“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平台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整合创新的大战略；（3）“一带一路”战略是符合中国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所谓世界战略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量：（1）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符合欧亚非大陆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2）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这就是说，“一带一路”这条红线，一方面将当今世界的两极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推进或带动腹地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为实现世界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一宏伟的“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共赢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经济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性、世界性决定了其实施的复查性。这种复查性集中表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的差异性、经济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性、区域环境的差异性、国家结构的差异性等。面对这种“差异性”的现实，认知传播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施差异化传播，这是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的关键。

通过对“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个案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带一路”传播的实质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传播、是一种知识文化传播、是一种国际商务贸易传播。总之一句话，它是一种超信息传播，即认知传播。现代人类传播有两类：一类是一种常态化的信息传播，比如央视《远方的家》的“一带一路”传播就是这种常态化的信息传播，它可以通过采访，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让受众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拥有的资源、民族风俗、社会文化等，但是它不能够让受众了解“一带一路”理念、倡议、战略传播的实质。一类是认知传播，比如“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传播、超媒介传播、特色传播、知识文化传播、差异化传播等就是认知传播的范畴，它可以让受众从认知的角度把握“一带一路”传播的实质，进而提高受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有效地发挥“一带一路”理念、倡议、战略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2014年8月18日在第四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I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R].

[2] .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R].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3] .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R].

[4] 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N].人民日报，2017-01-11.

[5] 周鸿铎.传媒经济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6] 周鸿铎.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分析[J].今传媒，2014（8）.

[7] 周鸿铎.“知识就是力量”与知识资本研究（收入《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一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8] 周鸿铎.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探析[J].今传媒，2015（4）.

第5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媒介；人性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1]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王晓朝.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及外来文化的本土化[J].江海学刊，1999（2）.

[3]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1）.

[4]Edward Tylor.《原始文化》.

[5]吕坤良.大众传媒伏众文化咬化危机一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7]肖峰.信息、文化与文化信息主义[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0（02）.

[8]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9]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02）.

[10]肖峰.论信息技术决定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第6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 2002 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 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 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 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 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 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 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 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 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 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 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 建议

4.2.1 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 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1]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J].国际新闻界，2002（4）.

[2]王永盛.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高钢.学界与业界在交流中融合、发展――新闻学者的思考与期待，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J].中国记者，2009（3）.

第7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艺术试论 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第8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纳家营；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纳家营位于云南省通海县西北部纳古镇，背靠狮子山，面临杞麓湖，南去县城14公里，北上昆明110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是云南著名的回族聚居地。纳家营的祖先擅长制作刀剑、工具，以手工业为生。由于土地面积有限，后世们发挥历史发展优势，以冶炼钢铁，制作工具为主要产业。纳家营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围绕着钢铁产业，近年来发展了手工制品、食品加工业和旅游业。

纳家营人民在独特的地域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当地居民大部分同属一个姓氏，祖上属于亲戚关系，加上信仰伊斯兰教，整个社区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他们的民族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传统和发展；二是伊斯兰宗教文化。

为了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纳家营探索了很多方式。传统的传播途径包括：以伊斯兰宗教知识为主的经堂教育；办杂志，出版书籍，结合宗教经典著作制作宣传册和广告标语。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纳家营积极运用新媒体包括网站、论坛、微博、QQ群等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

本文根据对田野调查的梳理，介绍纳家营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方式，并描述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传统方式

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乃至各种习惯，反映着本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信仰、国民品性等属于‘深层结构’的东西”。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传播是精神现象转换成符号并在一定的距离空间得到搬运，经过一定的时间得到保存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理解，传播包括信息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空间上的扩散。本文讨论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既包括民族文化历时性的传承，也包括空间距离的扩散。在历史发展中，纳家营探索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播方式。

（一）经堂教育

纳家营与其他回族聚居地相似，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手工制造业的历史沿革，具有民族工业文化区域的特征，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区域。历代的探索中，发展起了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是在清真寺里进行的宗教教育，以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培养宗教专业人员为目的。纳家营清真寺经堂学院开设了普及班、短期班、业余班、专业班，分为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普及教育是为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掌握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宗教功修知识，主要是内容是简单的阿拉伯语、五大功修、六大信仰、拜功仪式、相关祷告词、大小净、学会礼拜并熟悉《信仰》要素、清真言和作证言及简单的阿语会话。专业班是为了培养专门的宗教专业人员，学生不仅要掌握普及教育的基本教义，还要原文学习《古兰经》、圣训、教义学、教律学等。

除了将本民族的文化纵向的传递给群体内部成员，纳家营还开展了在全国民族区域都很有影响力的暑期宗教学习班。每年暑期，纳家营清真寺组织全国各地对伊斯兰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来学习宗教知识。每年都会有300-500名大学生从全国各地赶赴纳家营，吃住在清真寺，参与规模宏大的暑期宗教学习。清真寺从世界各地请来在伊斯兰宗教文化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讲授宗教哲学、宗教和科学、宗教和社会等等方面的知识，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形式多样。

（二）杂志《纳家营》

《纳家营》是一本由纳古镇政府主管，纳古镇文化事务中心主办，清真寺协办的刊物，开设了在线阅读网站。包括卷首语、名人名著、纳古春秋、经训感悟、时事聚焦、八面来风、乡风民俗、企业之窗、纳古论坛、综合文苑10个板块，主要内容涉及纳古镇的历史、名人、宗教文化、企业时事、论坛、读者感悟等等，至今发行了17期，属于内部刊物，免费赠阅。该刊物排版严谨，内容积极，与时事结合紧密，印刷精致，是由纳家营人自己编辑出版的正式刊物，读者主要是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清真寺经堂学院的学员和外部到纳家营参观交流的人员。

《纳家营》面向的读者是具有一定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人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英教育。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经堂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需求。民族文化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现代文化对传统的乡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质疑，使得纳家营民族文化的传承向更为系统、深刻、全面的方向发展。 《纳家营》出版一定程度上回应来精英群体的诉求，为丰富民族文化传承的路径作了有益的探索。

（三）广告标语和手册

在纳古镇的街头巷尾的墙体上，清真寺建筑的墙体上，政府办公楼的墙体上都可以看见很多《古兰经》和圣训的语句，有关于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行善止恶、公道正派、谦虚好学等等方面。标语简明扼要，一般都是摘自《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只要有识字能力的人都能够阅读。这些标语遍布纳家营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当地政府印制了《纳古廉政文化建设―古兰经和圣训辑选》的廉政建设知识手册，结合宗教教义和党的廉政建设方针政策，弘扬伊斯兰教义中的廉政观，服务回族地区的廉政文化建设。

纳家营的广告标语通过引起人们的注意，将朴素的宗教教义传递给他们，希望人们能够根据教义的提醒时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中，宗教教义和民族文化就根植到人们的心中，内化为一种习惯和精神。运用宗教教义宣传廉政政策的手册不仅是政策实施的本土化探索，也无形中传播了民族文化，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传播技术迅速发展营造了新的媒介环境，新媒体语境下，纳家营的民族文化传播也发生着新的变化。

（一）新媒体及其传播特性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曾经的新媒体在遇到更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形态就变成了传统媒体。本文探讨的是当下以数字和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多媒体形式互动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的媒体形式和传播形态。当前主要的新媒体包括门户网站、论坛、博客、空间、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的特性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介以传播者为中心单向的、点对面的传播。新媒体是点对点、点对面以及面对面双向、互动传播方式，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链接方式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博客、微博、空间、微信等手段发表言论。新媒体的传播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传播者和受众的地位的变化。传统的大众媒介环境下，传播者充当“守门人”的角色，信息的决定权在传播者手里。新媒体语境下，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或手机，以点对点的方式传播信息，大大地淡化了传者的中心地位，受众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

其次，新媒体语境下，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性增强。传统媒介环境下，传播者和受众地位并不平等，传播者占据主体地位决定了信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单向的流向受众，而受众少有机会反馈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新媒体语境下，传者和受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双方具有了类似人际传播的互动性。

（二）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1. 网站和论坛

以“云南纳家营清真寺”为名的网站是纳家营传播宗教和纳古文化的一个窗口，网站包括清真寺、图片中心、文化教育、新闻记事、古兰圣训、纳古春秋、企业之窗、论坛、同学录、留言、下载11个板块，主要介绍纳家营清真寺的基本情况，新闻事件，纳古镇的企业和经济，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文化等等，图文并茂，将伊斯兰文化和纳古镇文化融合起来。

在伊斯兰文化著名社区网站“中穆网”中建立了“纳古社区”，论坛的活跃分子经常讨论关于纳家营和清真寺，很多问题涉及民族文化的保护，当地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优良传统的发扬等等。论坛的使用使得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更为快速的进行传播，而且这是一种类似人际传播的方式，有很强的互动性。论坛中的活跃分子设置议题，其他成员积极回应。回应中既有对议题的回复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有简单表示支持或反对。例如论坛中一个关于“马从德博士在纳家营的演讲”的议题。讨论者上传了马从德博士在纳家营演讲的视频，吸引到了很多话题关注者参与到讨论中，有就演讲内容发表看法的，有对纳古镇发展提出建议的，有关于宗教与社会。在热烈的讨论中，通过交流信息，交换意见，参与成员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民族文化在网络人际传播中得到传播。

年轻人是网络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以民族文化为主要传播内容的网站和论坛体现了纳家营人民传播民族文化过程中对新媒体的利用。与此同时利用新媒体传播民族文化行为本身也成为了新时代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世代传承的文明成果，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注入新的元素，进行再生产。传统的民族文化借助现代化的手段与途径，使文化传承与时俱进，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纳家营网站和论坛的运用，为民族族文化发展和传承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2. QQ群和微信

QQ群是纳家营传播民族文化的又一个新媒体。纳家营有一个由当地年轻企业家、学者、政府青年干部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他们组成了一个群组，将常在群里面讨论纳家营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民族文化等问题。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或者认识，或者互不认识甚至没见过面，因为共同关注的问题聚集在一起。通过在虚拟世界里的交流和认识，他们逐渐也开始在现实世界中的交往。参与慈善环保事务时，通常是在群里面邀约联系好，约定时间地点一起去做。往往一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的问题，通过这种群体的合作得以实现。这些年轻人都表示，网络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使得他们的想法得以实现，也使得他们的行动更有组织性，效率更高。

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媒体也被运用在文化传播。名为“纳古社区”的微信经常关于纳古镇的发展变化，纳古青年志愿者志愿活动的图片和文字。微信集数码相机、计算机、网络的优点，实时信息，现场直播事件，有很强的现场感。微信操作简便，只需要普通的智能手机，而且以图片为主，生动自然，吸引了大量的普通群体。一些民族内部的道德观、态度、品质等优秀的民族精神得到弘扬和发展，好的行为模式的到赞扬，民族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

（三）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总的来说，新媒体的运用使得民族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范围增大，形式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1. 新媒体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速效

传统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或多或少的受到时间限制。例如传统的大众媒介是由专业的组织和人员掌握的，信息的生产和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传播速度也会受到影响。新媒体的运用使得民族文化传播的速率得到显著地提高。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使得民族文化传播几乎可以达到现场直播。在网站和论坛中可以上传直播的演讲视频，手机微信可以上传图片。新媒体及大地压缩了文化传播的时间限制，瞬间将少数民族文化信息传达到受众，实现传播的高速率。

2. 新媒体扩大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范围

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方式具有很强地域性，传播空间范围局限在一定的区域。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范围扩大。传统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范围有限，信息传播局限在特定领域或特定人群。新媒体的互动性和海量信息使得民族文化传播的范围扩大。以往小众的民族文化借助新媒体实现了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传播的迁移，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展现出来。新媒体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不但传播信息，还在不断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交流态度和意见，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3. 新媒体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新媒体时代，网站、论坛、微博、微信、即时聊天工具等新媒体发挥多媒体的功能，集视频、图片、文字为一体，传播着民族文化。民族建筑、音乐、服饰、宗教等物质和精神文化以文字、影像制品、漫画、游戏等方式得以传播。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掌握在一定的社会群体手中，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偏向一定群体的价值取向。新媒体语境下，普通大众可以利用新媒体这个平台，按照自己的偏好传播民族文化。个性化媒体平台同时也带来了个性化的传播，民族文化传播因为新媒体的运用更加个性化。

三、结语

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有很多，新媒体的出现为民族文化传播增添了新的途径，提高了民族文化传播的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丰富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新媒体语境下，运用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其能够发挥作用的程度还有待考察，但是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正在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本文是西南少数民族运用传统的和现代的方式传播民族文化的个案，体现了少数民族运用媒体提高文化影响力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对民族文化传播路径的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1] 孙杰远，刘远杰.融合与认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其路径[J].中国民族教育，2012（1）.

[2] 马胜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中共伊利州委党校学报，2008（2）.

[3] 章超.新媒体时代的区域民族文化传承[J].新闻世界， 2012（1）.

[4] 晏鲤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综论[J].思想战线，2007（3）.

[5] 龙双丽.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

[6]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7] 曹能秀，王凌.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8]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9] 陈玉峰.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发展[J].前沿， 20l0（16）.

第9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一、传播学视角下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网络、广播在不断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中，因此，传播学是后现代媒体的一种。从1988年开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成为艺术院校的一门学科，受到各大艺考生的青睐，同时，这类学科本科编制的出现，更受到广大学生的关注。但是，因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仍然处在发展摸索阶段，教学制度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一、各大高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发展的教学媒介比较单一化，比如只注重于对电视、网络等的研究，但是却忽略了报刊等文字媒介的发展。

二、教学脱离实际。现在教学方式偏向于虚拟化，使得各大节目都缺少时效性，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意义

(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不单单只对物质文化进行追求，还想不断发展精神文化。这样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成为精神文化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就业机会不断增多

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着重要发展的一项，遍布在各大行业。例如:记者、主持、影视制片人、经纪人等。所以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到各大行业任职，这样在人口增多，就业机会变少的现代社会，无疑为其增加了就业机会，减轻了就业负担。

三、传播学视角下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新定位

在各个高校中，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开展虽然有很多方面的好处，但是因为大部分院校的教育方式没有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往往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显得学习这种专业的人很业余。所以要想更快更好地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要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进行精准的定位，下面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教学保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直是教学模式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只有将理论和实践一起发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注重于理论的发展，学生就会空有想法，却无法赋予行动。但是如果只注重于实践，没有理论知识的指导，学生就会在很多地方吃亏，摸索不到正确的方法。所以，学生在完成一部分的理论知识后，马上进入实践，就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分组布置模拟电视类节目拍摄的作业，这样组内的一部分学生可以进行理论知识的研究，制作出剧本等理论方面的内容，然后另一部分再进行拍摄，这部分就是实践类作业。由此看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不仅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且更有利于掌握理论知识和提高实践方面娴熟能力，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注重培养有创造力的新型人才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是对创造力要求极高的一个专业，只有对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培养，才能培养出更新型的人才。现代社会的很多行业都需要从业者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教师要给学生看一些有想象空间的影视作品和文字作品等，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更好地了解这部作品，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生自己也可以参加各项电视类的活动，通过参观现场的工作流程和感受现场的氛围，来激发自己创造性的思维。

(三)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同时发展

传统媒介就是报刊、书籍等。新型媒介就是电视、网络、广播等。现代社会，传统媒介在新型媒介的冲击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够重视传统媒介的发展。但是传统媒介对新型媒介的发展是具有很多促进作用的。同时这两种媒介的发展和文字是息息相关的，都是以文字作为基础，所以对文字的掌握也相当重要。由此看来，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同时发展是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结语

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培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中的新型人才相当的重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只有进行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进行新型的定位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电视行业的新领域，才能让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杨淼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宁．传播学视野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定位和思考［J］．青年文学家，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