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 传播教育 时间序列分析 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Case Teaching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urse

REN Di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022）

Abstract Take advertising specialty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urse teaching as research object， obtained from th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cases a time series analysis under three main issues： first， beginner's loss， stress and anxiety； Second， students for flexible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of reflective analysis； Third，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pressure and curriculum concerns into the process of capacity building， thereby generating a positive feedback at the end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cases in the future for tha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cross the curriculum， put forward relevant teaching proposals.

Key words case teaching metho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ime order analysis； teaching research

当前，面对传播产业的快速变动，我国学术界对于传播教育逐渐重视回应媒体产业的变化与本身学科的重新定位思考。目前我国传播教育研究方法较偏向宏观分析方法方面（Macro Analytical Approach），而较少采用微观分析方法（Micro Analytical Approach）。①因此，本文根据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行动研究结构分析，进行符合教育行动研究精神的教学研究，深度检视学生学习传播学概论课程的学习经验。

1 案例教学研究相关理论

教学研究持续地关注于教学与学习的过程，当教学研究深入评估现在施行的惯例，验证好的惯例，仔细省思教学，并寻找学生如何成功学习时，将最能体现其研究价值。②另外，教学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是不可忽视的，而应受到重视，因为教学研究是教学管理的一种现实需要，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一项战略需要。

而针对教育情境，发现课程问题，提出新课程发展的研究路径，应该以案例教学法推展课程发展，并提出系统化的主要程序步骤，这包括：③（1）通过案例陈述所关注的课程发展问题，规划可解决问题的课程发展方案；（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寻求可能的课程发展行动研究合作伙伴，实施课程发展方案；（3）案例教学课程评鉴与回馈，发表与呈现课程研究证据。

2 教学策略研究

新时代学理念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生积极建构知识反省行为，主动投入学习活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典范，意味着教师、教材、媒体、教学、情境、活动均围绕着学生。可以看出，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策略核心价值便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其具体特征包括：④（1）由点及面——个体示范学习；（2）小组协作学习；（3）媒体技术的融入；（4）衡量反思。增强学生使用远距教学资料库的机会，提升学生个体学习的学习环境；而小组协作学习，则有学生小组学习的教学设计。

传统教学评价中将学生智力和分数视为单纯的一种能力表现，因此评价方式主要采取纸笔测验方法，只重视学习结果，而忽略学习历程，当前许多教育学者纷纷提出正视智力结构多元的重要性。⑤因此，教师在教学评价时，应采取多元资料搜集方法，从不同时间、不同方式、不同地点，而有系统地搜集学生信息，以了解学生学习全貌。以不同方式评价学生为例，本课程着重于传播教育的改革方面，因此，较为偏重实际操作的方式，然而，由于课程评价也包含口头报告，因此，也涵盖口头发问方式，此外，以课程评量期末报告而论，评量方式也包含论文式测验，因此，可称为多元评量。

为研究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案例教学法，在每学期平均有七次学生实际操作的环节，针对不同产业新闻进行理论运用，进而解读关键产业新闻作品课程平时报告，其学生小组平时书面报告占30%，小组期末书面报告则占20%，个人及团体出缺席情况分占10%以及5%；个人网络学习及贡献则占10%；为避免大班教学中出现学生有Free Rider的现象，每次学生分组口头报告时采取随机抽签方式，进行学生个人口头报告成绩检验，其占25%，在每次学生的个人口头报告中，老师可进行学生个别学习成果的深度检验。这样长时间、多样式地搜集学生学习表现的精神源自教育学者对于多 （下转第210页）（上接第183页）样化智慧的重视，重视学生智慧的充实，不仅是对学生不同学习潜能的重视，也能带给学生多样的学习经验，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将活化教学。

3 对课程的思考与建议

传播学概论课程本身即存在具体操作难于理解、量化和实验的问题。加上大一同学初入大学校园，尚不习惯自主性学习，一方面不能预先读书，结果听讲时要么听不懂、要么因思索而掉链子、要么课堂上热闹课后不知道学了什么……这些问题应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来解决。具体如下：首先，增强此课程理论与产业现况分析、此课程与广告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关系训练过程，以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误判此课程属于“过度理论”性课程，而降低文学院学生学习此课程的动机与兴趣。其次，传播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与目前大多数学科都形成了交叉领域，因此此课程所设计的多样化、互动师生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在复合式学习、修正式案例教学、小组写作等教学策略下，具体学习传播基础理论、整合产业分析理论与现况、传播在广告学专业中的实际应用操作，应该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学生原本的学习焦虑。该策略对学生学习习惯会产生良性冲击，可协助刚脱离应试高中生活的大一新生更快适应大学教育学习方式。再次，学生于课程结束前，实践课程应用理论与生活传播现况相结合的研究，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对于未来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针对此教学案例从一开始的学生对课程的忧虑，到过程中的能力建构，进而在期末产生正面回馈的学习经验，此教学案例对其他“概论”式课程的调整和跨学科实验充满了期待。提出以下建议：（1）设计新生入学焦虑问卷和新生新课的开课问卷调研，更进一步掌握学生学习焦虑的原因，并据此设计本学期的实践环节具体操作步骤。（2）设置反馈机制检测学生非常态学习态度的变化，及时掌握学生状态，为后续实际操作环节提供支持。（3）尽量采取互动性高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的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营造和谐学习氛围。（4）安排传播产业相关会议参观行程，让学生更贴近产业现况，从而在“产学研”发展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5）针对传播学的宽泛研究对象，学生学习跨学科的课程整合及评估，应特别重视学生是否将传播理论延伸到应用理论、从应用理论到实际操作。应学会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6）教师应尽力在课程中，让学生感受到教师重视学生意见以及不断强调学生问卷回馈绝对不影响学生成绩，成绩也尽量在学期中逐渐公布，以降低学生不敢真实反映意见的状况，致使问卷回馈内容无法呈现多元意见。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GH11096）系列成果之一，本作者为课题组成员

注释

① 左雪梅.高校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新探[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0（11）.

② 冯钢，朱光宝.案例教学法——新闻学教育的当展趋向[J].新闻界，2004（3）.

③ 辛蔚峰.案例教学法的课堂应用策略研究——以传播学课程教学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36）.

第2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概论》；互动式情境模拟法；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113-02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及问题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开设情况

《传播学概论》是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为广告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它是广告学专业的学科主干课程，安排了48学时的课堂教学。《传播学概论》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传播内容、传播类型、传播媒介、受众理论以及效果理论等。由于传播学发源于美国，学科渊源非常复杂，既涉及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又涉及信息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等，主要理论及研究成果也来源于国外，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传统《传播学概论》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对课堂教学讲授的理论理解不足

如前所述，传播学学科体系复杂，理论有一定的深度，如果采用传统讲述式教学，学生在课堂学习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不易理解相关基础理论。从长远来看，基础理论的缺失或者囫囵吞枣式的机械记忆，对学生的继续学习和专业培养将是极为不利的。①即使学生在课堂上初步理解了基础理论，由于当时没有较丰富的感官印象和具体案例的理解，初始印象相对平淡，不利于长久记忆。

2.课堂气氛死板，学生积极性不高

由于该课程理论性强，内容相对枯燥，学习时需要较大的耐心，不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和学生学习被动。

3.传播学教学实践中的矛盾――理论性强，应用性弱②

在实际教学中，作为一名从事《传播学概论》教学实践的教师，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传播学基础学科，尤其是经典传播学中的基础理论和现实社会生活实际的矛盾。一方面，单纯以理论介绍为主导的教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进而降低了学习热情。传统意义的传播学课程是讲授式的理论教学课程，考试也是理论考察的方式，以记忆为主，所以理论教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很难和实际建立联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学而无用。另一方面，一般的院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把传播学作为理论基础课程，安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学期，这一点是符合专业基础课的设置要求的。但是，笔者讲授《传播学概论》三年多以来，深深地感受到：对于刚刚入学的学生来说，很难在入学之初就对这个专业有一定了解。因为这个学科需要一定的理论与专业基础，所以授课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此，在讲授《传播学概论》时，必须引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以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既符合应用型本科的培养目标，又能有专业针对性；既能激发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学生学以致用，灵活分析具体问题。

二、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

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③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运用一定的模拟情境，使学生在接近现实的情况下扮演某种角色，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提高教学效益的一种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是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教师讲得多，学生听得多，参与机会少；情境模拟教学则注重实践应用，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结合的深度、广度、紧密程度超过其他教学方法，因而此法最能达到让学生学以致用和培养综合素质的目的。第二，情与境的有机结合。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的目标是建立情与境相结合的教学模拟系统。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情，即人的感情、理念、心态等属于情感性的因素的模拟；一为境，即对实际案例中的非人因素进行模拟。第三，教与学的真正结合。长期以来，教与学存在严重脱节现象，实施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可以将教师与学生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教与学的任务。第四，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圆满结合。情境模拟教学活动真实生动、多姿多彩，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可以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在《传播学概论》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一）理论联系实际，将应用型的培养目标在课堂上落到实处

1.情境主题讨论

这一环节是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模式的核心和重点，教师主要应该把握好互动讨论方式。大致步骤是：第一阶段，定向，即介绍和阐明疑难情境，把概括地陈述疑难情境作为探究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提出假设以探索或解决问题；第三阶段，确定和阐明假设中的术语；第四阶段，根据假设的设想、含义和逻辑的有效性探索假设；第五阶段，收集事实和证据以支持假设；第六阶段，形成概括的表述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传播学概论》“宏观传播效果”章节教学中，可先概要介绍议程设置、知沟、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等四个经典理论，然后将学生分为四组，每组针对一个理论展开研究，结合传媒实践问题进行研讨。学生分工合作互相交流，可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再如，在讲授受众行为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时，我们设定了情境主题叫“南腔北调”，用当下的《一周立波秀》和郭德纲的“德云社”进行比较讨论，并提出问题：近几年这类节目受到追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同学们经过讨论，对这个问题都有了深入的思考，现代社会人的生活压力变大，这类节目用幽默的言语调侃生活，每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心理的满足，进而延伸到应用领域。如何运用这一理论去指导实践，比如创设电视节目、广告策划。用讨论的结果去讲解这个理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情境辩论

创设两种情境给学生，让学生进行辩论，最后从学生的辩论结果中进行理论的系统讲解。这样的方法笔者在每学期都使用，效果非常好，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能促使他们把传播学理论与现实的实践融会贯通。例如，在讲到大众传播这章时，我们把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分成两种情境，一种是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一种是基于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这两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播学界。同学们通过激烈的讨论，从自己身边的实际出发，找论据并将其进行逻辑性的整理归纳，将抽象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且自己学会应用。

（二）课堂改革，将广告学专业的需求摆在首位

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的优势，还在于它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传播学概论》课程的学习主体是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在长期的专业培养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具备一种专业素养，那就要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针对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广告业界最新的案例来进行讲解，学生对此也多有关注，讲解起来可以很好地跟学生互动。

1.情境实践

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把学生带入一个复杂、逼真而又困难的情景中，身临其境地体会实践的复杂性、多变性。通过对角色的体验，留给学生广阔的建构空间，让学生针对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策略。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学会自己分析问题，寻求与学习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例如在讲解人类语言特点时，让学生做某个品牌的广告策划，根据讲解的理论原理，设计相应的广告语，再让其他同学来进行评价。学生非常喜爱这种教学方式，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课堂效果也很好。

2.情景模拟设计

这是教学中的关键。情景模拟设计是“意义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学习情境的创设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尽量合乎可迁移性、真实性、多样性、变通性等原则。如果可能，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创设情境。例如在学习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时，将学生分组，分别把他们放置在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让各组同学根据所在的时代特征传播同一个广告产品，让学生自己去实践，事后再去讲解各个时代的特点和优势就迎刃而解了。情景模拟设计既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媒介，又可以让学生对各种媒介对广告的影响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

综上所述，互动式情境模拟教学法在《传播学概论》课程中的运用，将有助于提升本门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有助于增加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帮助学生结合自己专业将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抽象原理的深刻理解。同时，通过积极开展互动式课堂讨论，可调动学生的课堂思维和学习兴趣，通过教学互动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注 释］

?q?陈红艳：《情境模拟教学法在〈传播学概伦〉教学中的应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第3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 哲学 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 发展 。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2003）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2002/2004）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 文献 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008：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自然 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1998，1999）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 历史 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 教育 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 中国 、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 现代 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 总结 （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 中国 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 文献 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 现代 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 历史 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 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发展 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 自然 就比较缺乏，更加不要说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第三、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 & 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2000）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注释]

第4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第5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　电视传播　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电视诞生以来，围绕着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在不断思考着，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些学者从电视的消极影响出发，对电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许多学者也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对电视大加称赞。这些评价和争议大部分属于电视传播价值的范畴。什么是电视传播价值呢?对此，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整体理解的具体概念，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涉及了这一概念，但是简单的一笔带过，难以说服人，界定之后，其研究没有展开它自身包含着的诸多的价值认识是如何依据一定结构形成的矛盾统一体。笔者认为，要界定电视传播价值的概念，必须从其两个上位概念，即哲学范畴的“价值”和传播学中的“电视传播”概念的剖析和界定出发，进行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可获得对电视传播价值概念中的要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并由此获得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结论。

一、价值和电视传播的内涵

1　哲学范畴的“价值”

价值作为哲学概念从其产生时起到现在，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价值问题的对论和人们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忽冷忽热，可能就是价值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造成的。如果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价值，《辞海》以及一些大型的现代汉语辞书中，一般较统一地将其解释为两种意义：“(1)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2)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关于价值的概念，在我国还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主体性价值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适合、接近或一致；主客体统一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效应价值论，即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等等。尽管对价值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但几乎都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其内在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是价值的中心；第二，客观事物的功能属性是价值的基础；第三，价值关系是主客体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关于价值的概念，一般来说，指的是主体(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问的特殊关系，是客体的存在及其功能属性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它的构成，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客观事物的功能属性，二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功能属性的需要。在这一特殊关系中，人是价值的中心，物是价值的载体，实践是价值的确定者。这一概念的厘定为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生成注入哲学的质。

2　传播学中的“电视传播”

传播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的移动和变化。电视传播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电视传播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关于电视传播的功能，1948年，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具有三个社会功能的经典性论述：环境监视；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1957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勾画对传播的看法时，在拉斯韦尔的三个范畴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威尔伯・宣伟伯根据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论述，在其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把传播的功能归纳为监视、管理、指导和娱乐4个方面。

二、电视传播价值的内在规定性

1　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是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既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中的普遍人；人既作为相对的独立个体存在，又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之中。个体、群体、人类都是人的存在形式。社会的“细胞”是人的个体，社会的“器官”或“组织”是人的群体。而在世界历史和全球社会上的主体则是人类。它们与电视传播之间都存在对象关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将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分为若干类。

从电视传播内部系统看，电视传播价值主体主要是指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电视传播工作者主要包括电视新闻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导播，电视剧的编剧、导演、演员和制片人等。电视传播工作者主要是通过信息的选择、采写、制作、编辑、播放等行为来参与传播活动的，电视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由广大电视传播工作者确定的。电视观众是电视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接收者，他主要是通过收看电视节目、对电视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对电视传播的信息进行评价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等行为来参与其中。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有时又互为主、客体。如在单向传播时代，有的人把电视传播活动看成是传播者对观众的教育活动，把传播者看成是传播的主体，把观众看成是传播的客体，传播者传播什么内容，观众就看什么内容，观众是传播的客体。在双向互动传播时代，有的人却把观众看成传播的主体，认为电视传播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是为观众服务的，观众的喜好是电视传播的命令，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是电视传播的指挥棒。传播者则成了电视传播的客体，是观众需要的对象。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电视传播的主体主要是指人，电视传播工作者和电视观众同是电视传播的主体。

从电视传播外部系统看，电视传播价值主体主要是指社会(人类)和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始终是把人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又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由此看来，社会存在的第一前提就是人。作为电视传播价值主体的社会或曰人类，总是希望电视传播能充分发挥其信息交流、宣传教育、文化知识、审美娱乐等功能，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可见，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群体和个体，还有处于全球社会结构中的人类，它们与电视传播之间建立起了主体与客体的现实关系。社会或曰人类作为电视传播价值系统外的主体，主要是通过社会体制和社会环境对电视传播产

生作用。

组织主要包括广电部门、宣传部门、电视台主办单位、电视台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西方学者在对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进行研究时，除了看到具体的人(编辑)对传播信息选择的影响外，也感受到了组织的强大影响力。1969年，巴斯(Bass)撰文认为卢因的“把关人”指的是一小群体中的一员直接决定某一物是否能够进入渠道的命运，而怀特研究的电讯编辑是在现成的新闻稿中选择，不过是一个二传手，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把关人”。他认为，真正的“把关人”是从事新闻采集的人或者组织。由此拉开了从组织层面研究“把关人”现象的序幕。现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新闻是整个组织正式与非正式运作产生的结果，因此应以整个组织为分析对象。在电视传播实践中，宣传部门要求加强政策宣传力度，电视台要求提高经济效益，广电部门要求提高社会效益，这些组织与电视传播也建立了特定的主客体间的关系，因此，组织也是电视传播价值的主体之一。

由上所知，电视传播价值主体包括了类(一般)的人或曰社会，包括了类别(特殊)的人或曰组织，包括了类的分子(个别)的人或曰传播工作者、观众等，他们都是在一定电视传播中从事一定活动的人，他们都有现实的具体的需要，这些需要与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发生关联，建立起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

2　电视传播价值的客体是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在价值体系中的物称为价值的客体。在电视传播价值中，我们把相对于人而言的物分为“宴物”和“虚物”。“实物”主要是指电视机、卫星、电视网络以及包括摄像机、照像机、编辑机等在内的采写和编播等的工具。这些物体是传播者和观众开展电视传播活动的实体工具。所谓“虚物”主要是指电视传播的功能、电视传播模式、电视传播符号、电视节目形式、信息等。把电视传播功能称为价值客体，是因为电视传播的信息交流功能、促进人的社会化的功能、知识教育的功能、舆论监督与引导的功能、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功能、宣传教育的功能、娱乐的功能等能满足不同人们的需要。同样，我们把电视传播模式、电视节日等也称为价值客体，是因为这些东西同样也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属性。如越来越多的观众越来越喜欢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真人秀和电视剧节目等等。

3　主客体间特殊的关系是通过电视传播活动来实现的

主客体间的关系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其中主观是主体(人)的内在尺度，首先表现为需要。这是问题的逻辑前提；客观则是指客体(电视传播)的内在尺度，以及表现出来的意义或曰有用性，可用性，也就是功能属性。电视传播的功能是最外在的性质，它与人的需要之间构成最直接的关系，可分解为诸多方面。这些客体功能属性的发挥，与电视传播过程中所运用的载体、方式和手段等客体的内在性质有关。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首先，主观要符合客观，主体要客体化，即在考虑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之前，对电视传播的特质要有认识基础。然后，才能让客观服务于主观，让电视传播的变化与主体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一致。电视传播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观众需要来传播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主客体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是通过传播者根据社会和观众的需要，运用物质和非物质手段，制作和播放信息；观众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这样一个传播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三、关于电视传播价值本质的认识

由以上分析推论，我们可以对电视传播价值的概念作一界定：电视传播价值，就是主体在电视传播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电视传播的功能属性是否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电视传播在其传播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电视传播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为把握电视传播价值概念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加强认识：

(一)电视传播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涵义。也就是说，研究探讨电视传播价值，就是追求电视传播中的“真”、“善”、“美”，使电视传播价值客体最大限度地满足电视传播价值主体的需要。尽管在价值研究过程中，可能要分析某些负面影响或日负价值，但其宗旨在于揭示人们积极的价值意向活动规律，从而使人们对电视传播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电视传播实践中、社会生活中去自觉地维护电视传播价值，坚持不懈地追求美好的电视传播价值。

第6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

第四版

（美）菲利普・帕特森

李・威尔金斯 著

李青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由著名新闻学教授刘建明主编、六位新闻学博士共同执笔的《新闻学概论》，近期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众多新闻学基础研究著作中较为出彩的一部。它于大处着眼，细处着墨，呈现出一种“广而深”的研究视野和“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研究视野即著者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阐释广度与深度，二者之中又以深度为要。传统基础新闻学研究多把落脚点放在新闻的本源、特征、价值等方面，《新闻学概论》则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正如此书前言所述：“新闻学实际是研究新闻媒介演变的法则、新闻的构成与报道手段，以及新闻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基于这一认识，该书不仅涉及新闻传播法治、媒介经济等近年来新闻学的热门分支学科，也将研究触角伸及当代新闻媒介理念、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等业界紧密关注的话题。研读文章可以感受到：著者结合业界新事物、新现象，对传统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

在媒介控制逐渐放开和商业化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媒体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润之间的抉择越发艰难。这种现象敦促人们思考：在当前中国传播语境中，西方新闻价值理论对我国新闻媒体仍是否具有指引和修正作用？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传统的西方新闻价值理论以新闻的吸引力为标准，目的在于增加发行量、获取经济效益，难免弃媒介的社会责任于脑后。面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我们有必要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闻价值观以修正西方传统新闻价值理论。”并且从“价值”的本义出发对“现代新闻价值”作了阐释：“现代新闻价值是指新闻在受众思想活动中产生的效益，它不仅来自于媒体的劳动，而且还来自新闻事件对受众的重要程度。”这种理论认识扎根于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大环境，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说“全面”是一部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的必要因素，那么“精深”则是该书价值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学概论》的研究视野是“广而深”的。

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著者的学术价值观。与传统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不同，《新闻学概论》第一次在基础新闻学著作中引入了网络传媒的研究取向。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网络媒体的地位――它抢走纸媒大量的广告份额，使得传统报人和学者纷纷惊呼“报业的拐点”到来；它正逐渐改变年轻一代受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它具有传统三大媒体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巨容量。当今时代的新闻生产、传播链条、受众构成和传播效果都因网络媒体的急速发展而发生改变。相对于业界的风起云涌，众多基础新闻学著述对网络媒体也多限于基础性的介绍。《新闻学概论》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出发，不但对网络媒体及其衍生物有明确全面的介绍，而且以网络传播的独特视角对新闻媒介的演变、新闻事实的特性、新闻传播规律与受众的关系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释，体现了“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第7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南唐诗人李中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古义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信息”概念勃兴，如1872年《申报》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此时，信息的近代含义仍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传输》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Weaver将信息论引入传播学，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并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观点的是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信息概念也发生了意义偏转。

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中所说，香农信息论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而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信息侧重于消息、音讯，是指向内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其内涵接近于事实，这就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处于新闻无学到有学的艰难转型中，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

第三，20世纪90年代，“信息”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人们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主要任务，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这一认识直接关系着我国“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这是种不确切的提法，其实质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这种做法参照了信息论的信息计量，但却并不可取，因为信息论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

虽然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一番局面，新闻媒介努力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但随着信息泛滥的态势，其弊端逐渐显露。现代人陷入对潮水般信息的依赖，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又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最终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钝化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

此外，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认识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甚至被指为是其产生的理论根源。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与公共利益有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

第8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 中国 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 农村 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 英文 名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 j. severn和james w. tankard, jr.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 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 总结 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 自然 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 交通 ”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 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论文 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 curran和michael 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jennings bryant和 dolf 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liver boyd-barrett和chris 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第一本有 台湾 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 l. defleur和和sandra 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 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 参考 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 w. 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 a. lowery和melvin l. 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 a. 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iological 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 文献 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 现代 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 r. 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 中国 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 现代 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 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 工业 ”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 教育 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第9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一、传媒学院简介

传媒学院设有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数字媒体艺术五个本科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学院拥有现代传媒实验教学中心，设有11个实验室，实验设备价值1300余万元,是山东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山东培训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和山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挂靠该院。

学院现有一个博士点，五个硕士点，分别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硕士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广播影视语言艺术三个硕士点)、教育技术学硕士点、传播学硕士点;另有现代教育技术、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电影四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传媒学院现有教职工76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1人，副高级职称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2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7人，另有国内外兼职、客座教授10余人。学院现有本、专科生1700人，研究生249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172人，全日制专业硕士75人，此外还有在职研究生85人。

二、招生专业简介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播音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音像公司、互联网站、电子传媒及其他事业单位从事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能够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采访、编辑和制作以及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普通话语音、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与主持艺术概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传播学概论、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形体训练、语言学概论等。

主要选修课程：化妆与造型、公共关系学、影视配音艺术、体育评论解说、活动与会议主持、类型节目主持、音乐鉴赏、现代礼仪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要、中国艺术鉴赏、西方艺术鉴赏、社会热点等。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培养目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以培高素质、高水准的从事广播电视艺术类节目、栏目、频道策划、编导、制作、主持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艺术史、中外电影史、中国电视艺术史、艺术学概论、文艺美学、素描、色彩构成、速写与构图、摄影技术与艺术、电视策划学、影视语言与导演、摄像技术与艺术、电视节目编辑、影视特技、数字动画基础、动画艺术技巧、画面造型与影视用光、数字录音制作、电视节目创作、影视美术、影视化装、戏剧艺术、主持艺术、影视表演艺术、音乐基础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五官端正，无形体缺陷，有一定艺术素养;非色盲、非色弱。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电影与电视剧剧本创作、影视编导与制作、影视产业策划、影视艺术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创造、鉴赏及选题策划和市场推介营销能力，能在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与营销机构、各类媒体、相关院校、文化艺术市场从事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创作、选题策划、影视制片、宣传、营销，以及评论、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影视学概论、影视文学创作、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艺术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精要、创意广告文案策划、影像产品的市场营销、影视编导、视频制作、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经典影片解读、中外戏剧名作解读等。

主要选修课程：艺术传播学、美学原理、艺术哲学、信息与网络技术、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鉴赏、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讲、西方文化名著选讲、平面设计、广告创意案例解读、文化人类学等。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掌握影视动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影视动画编导设计、影视动画制作的基本能力，能够独立策划、设计、制作动画作品，具有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动画创作人才。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动画造型基础-素描、色彩、创意造型，动画艺术概论，动画人物速写，动画角色造型，动画剧本创作，动画美术设计，Photoshop图像处理与数字绘画，美术构成法则，中外艺术史，动画运动规律，动画分镜头设计，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无纸动画技法，三维动画技法，无纸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艺术学概论，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动画后期制作与特效，数字雕刻艺术，定格动画，漫画创作，动画衍生品设计开发，广告动画创作，网络技术与网页设计，连环画鉴赏与创作，动画策划与项目推广，插画创作，动画导演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热爱数字艺术事业和动画创作，有一定美术基础;品行端正，身体健康;非色盲、非色弱。

三、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播音与主持艺术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初试3月2-4日，复试3月5-6日。

初试科目：基本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朗读、模拟节目主持)。

复试科目：综合艺术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播读、即兴评述、现场答问)。

广播电视编导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6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7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影视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影视创作与评论：(1) 电视编导基础;(2) 命题故事编写;(3) 电视栏目、节目分析。

戏剧影视文学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4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5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戏文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戏文创作与评论：(1) 分镜头脚本写作;(2) 命题故事写作;(3) 电影评论写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 3月2日

考试科目：彩画、连环画

1、彩画

考试要求：根据考场提供的黑白动画截图，绘制一幅彩色动画图像。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水粉颜料等。

2、连环画

考试要求：根据提供的动画稿本故事绘出连环画片断，采用写实画法，不得采用变形夸张等手法。包括：(1)设计主人公形象;(2)绘制三幅能代表故事情节的连环画画面;每幅都应画出边框线并注明顺序号;在每幅下面写出对故事画面的文字描述或角色语言对白(每幅不超过50字)。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