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博克是蒙古族比力量、耐力与技巧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蒙古族草原盛会“那达慕”的主要内容。博克体现着奥运精神，既蕴含着人类团结友爱、拼搏向上的精神，也洋溢着现代文明竞争的色彩。通过全国农运会、民运会、国际博克邀请赛以及内蒙古博克选手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访问，古老的蒙古式摔跤，以其蒙古族名称“博克”闻名中外。

一、博克运动的起源及发展变革

“博克”是蒙古式摔跤一词的译音，因蒙古族的摔跤方法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摔跤方法，汉语称之为蒙古式摔跤。博克是蒙古民族强身健体、赖以生存的传家宝，是游牧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草原三技”博克、赛马、射箭是蒙古民族十分喜爱的群众性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蒙古族草原盛会“那达慕”的主要内容，现在均已成为广泛开展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

博克运动源于蒙古族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围捕野兽以及部落的战争搏斗中产生了博克的雏形。据考证，早在西汉北方匈奴人就盛行摔跤。相传成吉思汗从小非常喜欢摔跤，而且本领十分高强，几乎找不到对手。博克起初带有很大的军事色彩，主要用于训练士兵的格斗、发展力量、锻炼体魄和技巧的军事手段，并作为考核将士的科目，亦通过摔跤来选拔擢升力士。它还是团结大众、激励斗志、消除隔阂、凝聚着蒙古族各方面力量的政治手段。元朝建立以后，由于大规模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国内出现了安定局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et益提高，摔跤的社会娱乐成分也就愈来愈多。以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休闲时的一种体力角逐，一种娱乐活动。从此，博克在辽阔的草原上广泛开展起来。而现在的博克则是蒙古族比力量、耐力与技巧的体育娱乐活动。

那达慕竞技充分显示了蒙古民族勇猛威武的英雄气概和奋发进取的豪放气质，蕴含着草原游牧民族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在增进游牧民族的社会交往、加强团结、娱乐性情、调节精神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那达慕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克，是那达慕最隆重、竞争最激烈的竞技项目。在蒙古族的心目中，博克作为牧民喜闻乐见的体育娱乐项目，被当作优秀的民族文化瑰宝保存下来，传承至今，为世人称赞。如今，不仅增添了女子博克比赛，还有少年博克比赛，以及冰雪博克比赛等。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改革，现已发展成为一项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通过全国农运会、民运会，国际博克邀请赛，以及内蒙古博克选手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访问，古老的蒙古式摔跤，以其蒙古族名称 “博克”闻名中外。

2004年7月28日一8月1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办了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 “挑战吉尼斯世界记录西乌珠穆沁旗2048博克大赛”，共有来自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及蒙古国的2048名博克选手参加了比赛，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来自北京、辽宁、广州、内蒙古等全国2o余家的传媒进行了现场直播和报道，向世人展示和介绍了博克运动，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

二、博克的特点

博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逐渐发展成为符合现代文明的体育竞技项目。蒙古族的摔跤，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摔跤，也不同于日本的相扑，它在规则、方法服装、场地等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华丽而考究的蒙古博克服饰。按蒙古族传统，博克手上身穿牛皮或帆布制成的袖臂盖背、边沿镶有数百颗铜钉或银钉的 “昭德格”(摔跤服)，后背中间多有圆形银镜或 “吉祥”之类字样的镶嵌物。腰系 “来布尔” (即围巾)，下身穿着用十八尺白布制作的肥大 “班斯勒” (即摔跤裤)，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或马靴。颈套五色绸带制成的、标志着在一定规模比赛中获得冠军次数的 “姜嘎”，最多的可达到三百多条，这其中包括承传祖辈的彩带，这是战绩的记载和荣誉的象征。

(二)博克十分注重礼仪。博克的产生、发展、传播是游牧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博克比赛对蒙古民族来说，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文化。每年的那达慕博克比赛，入场仪式就很是隆重和讲究，当悠扬的马头琴声响起来，长调歌手引吭高歌。在悠扬激情的摔跤 “乌雅”赞歌声中，博克手们挥舞着双臂，跳着虎步或鹰步等独特的舞步进入赛场。跳跃是博克比赛的基本仪式，出场跳跃高而快，时间也长，这是激战前的准备活动。这些粗犷而豪放的舞蹈象征着古代勇士般勇猛，象征着雄鹰在搏击，是自信与必胜的展示。比赛开始，双方握手致意、并向观众致敬，然后开始较量。比赛结束双方跤手也以舞步跳跃退场，是在做放松活动。对获胜者来讲，跳跃还掺杂着喜悦的成分。

(三)以鼓乐助威，颂词激励是那达慕的另一特色。整个博克比赛始终在激情悠扬的摔跤 “乌日雅”赞歌声中进行。历史上曾记载着一段颂词：“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瑕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另一段祝词：“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博克从服饰着装、进退场的舞步表演、激情悠扬的音乐伴奏，无不体现出一种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氛。

(四)博克不受地区限制、不分民族、不分重量级别、不分年龄，人人都可参加。博克比赛也不需特殊的场地，只要是草地或松软的平地就可进行；比赛采取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博克赛的选手人数需是2n次方。通常是64名一1o24名选手参加比赛。与一般体育比赛不同的是，凡参加比赛的博克手 (包括失败者)都能得到奖励。

(五)优秀博克手能得到很高的荣誉。摔跤获胜者，在胸前挂一条彩色的布条，并被誉为 “赛音布和” (英雄摔跤手)，夺冠的摔跤手，被人们称为 “纳钦” (即雄鹰)博克手在民间享有极好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选手接连两年击败所有对手的，可以获得 “巨人”称号，以下则按名次分别为 “雄狮”、“大象”和 “雄鹰”等荣誉称号。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中有不少摔跤世家，名扬中外的摔跤手也层出不穷。最有成就、最具盛名和威望的摔跤手被授予 “达尔罕博克”称号，这是摔跤手终身的光荣，只有年老而不能继续争雄跤坛的摔跤手才会获此称号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刘德佩教授指出 “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摔跤。其中蒙古族博克的竞争意识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竞争意识，又保持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十分贴近生活等三个特点。”199年，《农民日报》曾报道：“草原上的人们把蒙古式摔跤称作博克，那达慕大会上那至少64人，多则 1024人的直接对抗最是激动人心。这个古老的竞技项目如今已越过蒙古草原，通过两届农运会走向南疆北国的田野；在日本，性喜柔道相扑的日本人也渐渐热爱上了这个激烈的竞技项目博克，走向世界的前景看好”。

三、博克的精神

(一)体育精神 所谓体育精神，“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社会意识，是通过体育运动而形成的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和进取心理的意识总和。”并成为 “人们在运动实践中精神追求的一种目标，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能够产生震撼、激励、鼓舞、教育人们等一系列精神效应这种精神力量，“可以激发起一个国家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可以激发人类的热情，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体育精神具有展示自我、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体育能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使人的价值得以确认。体育让人通过不断的锻炼和竞争去发展自己、塑造自己，完善自己；使人永不满足，去体验参与成功的快乐。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运动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永不满足、不屈不挠、努力实现着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是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也曾经呈现过许多叹为观止、盛极一时的文化现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那些特定社会时代的告终，这些文化现象日去凋零与衰败，唯独体育的发展经久不衰。从中会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以及体育对人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体育已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足以证明体育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性价值。

(二)那达慕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宝贵遗产。当古老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克里特文化都在历史沧桑中相继衰落而中断的时候，只有中华民族文化唯～地保持了它的连续性，留下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辉煌成果。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游牧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那达慕盛会便是游牧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那达慕体现了草原广袤的气势和牧民粗犷、奔放、宽广的胸怀，以及纯朴、热情、豪放的气质。游牧文化所具有的适应性、和谐性、历史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性，不仅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游牧文化的熏陶下，蒙古民族重友谊、讲义气；诚信朴实，团结协作，不畏艰难，开放进取；对大自然和人民充满了爱心。这些传统文化对振奋、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的繁荣昌盛，激励地域经济、促进文化繁荣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博克的体育精神。竞技，几乎贯穿蒙古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博克充分体现着公平、竞争、勇往直前的体育精神。博克因成吉思汗、因马背民族、因那达慕和辽阔的大草原而闻名遐迩；更因它所赋予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而流传于世。博克是在战胜自我，战胜大自然的斗争中发展传承下来的一项富有挑战而高雅的运动。每一个博克手都是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从失败中从挫折中建立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了不畏强手、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博克富有原始力度感的竞技或表演活动，在古朴、高雅、粗犷中表现出民族纯真豪放的情怀和顽强拼搏的奋进精神。谁若能在群雄角逐中夺魁，会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手是牧民心目中的英雄，历史上著名的博克手至今在民间传诵，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博克的人文精神。博克——蒙古语意为结实的意思 (攻不破、摔不烂、持久永恒)。其内涵丰富，涵盖着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也是聪明和智慧的结晶。“博克历来提倡人人平等、不欺凌弱小，重在参与；它既蕴含着人类团结友爱、拼搏向上的精神，也洋溢着现代文明竞争的色彩”；博克比赛一跤定胜负、不分体重级别，紧密贴近生活；激烈的对抗，残酷而无情，可谓是人生哲学的极佳体现。充分体现出每一个人在比赛中都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比赛从互不相让的激烈竞争开始，最终以友谊、和谐、欢乐而结束。这种文化内涵始终贯穿着博克整个发展过程，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平等、博爱、获得尊重的愿望。

致力于改革推广博克运动的代表人物李 ·巴特尔先生说：“博克是一个孕育着深邃哲理和民族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体育项目，同时也是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最贴近生活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博克的体育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驱使蒙古民族追求人的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也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蒙古族的道德和社会生活。它具有某种 “超越时间、地域、种族、政治和人的生命的特征”，属于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博克精神作为一种体育精神的体现，不仅追求竞技、健美，还追求愉悦和欢乐，这是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升华。这种精神不仅对于博克本身的存在、演变和发展具有科学价值，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因此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博克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的和地方的、又有着现代意识的东方体育文化奇葩。体现着奥运精神，洋溢着现代文明。是蒙古族人民的杰出创造和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实用性。古往今来，博克历经千年而不衰，以其独特的魅力、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在中华大地。

参考文献：

[1]钟秋．论体育精神的教育价值 [j]．体育文化导刊，2000，2．

第2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除草剂药害的症状及其危害，分析了除草剂药害发生的原因，介绍了避免除草剂药害的措施以及药害发生时的补救方法，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参考。

农田化学除草作为一项简化栽培措施，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应用。随着使用面积的不断扩大，除草剂药害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现就除草剂产生药害的症状、原因、预防措施以及产生药害后解除药害的途径展开分析，以供参考。

1除草剂药害的症状与危害

药害是指在农田化学除草过程中，由于除草剂的作用，导致作物受害。从整株来看，主要表现为植株矮缩、畸形、丛生；从根系上看，主要是根系生长受抑制，根尖膨大，根短而粗，无次生根或很少，无根毛；从茎上看，主要是茎缩短、变粗、弯曲、脆弱易折断；从叶片上看，皱缩、卷曲、失绿、变黄、干枯；从芽上看，生长点坏死或畸形，导致生长停滞；从花上看，萼片、花瓣、雄蕊、雌蕊数增多或减少，形状异常，花而不实，由此造成减产，甚至死苗绝产。其种类有以下4种：一是对当茬作物产生药害；二是对敏感作物产生药害；三是对下茬作物产生药害；四是“二次药害”。

2除草剂药害产生的主要原因

2.1用药不对路

除草剂具有很强的专一性和选择性，其防除对象有一定的范围，一旦用错就会产主药害。如2，4-D丁酯主要是在麦田使用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如果错用于棉花、瓜菜等，就会产生药害。如果把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或克芜踪错误地当成选择性除草剂使用，喷到作物上，也会产生药害。

2.2用药时间不当

除草剂的适用期是很严格的，有些除草剂只能是播种前或播后苗前使用，苗后使用就会产生药害。有的除草剂需在苗期使用，在苗较大时用就会产生药害。如麦田除草剂用在春天防除杂草，必须在小麦苗期至拔节前使用，小麦拔节后再用就会发生药害；玉米田使用的2，4-D丁酯，用晚了就会产生药害。

2.3随意加大用药量

除草剂的使用量是有规定的，任意加大用药量也会造成药害。当前农民在购买和使用除草剂时，为了保证除草效果，随意加大用药量，这势必造成一定的药害。

2.4环境不适

除草剂的使用是有一定环境条件要求的。如果把除草剂用于砂性土地，则很容易产生药害，特别是水溶性大、移动性强的除草剂。在温度过高或低温时作物抗逆性差，此时使用除草剂也易造成药害。不同作物品种对除草剂敏感性也有差异，敏感性强的品种也容易产生药害。在大豆田应用甲草胺、异丙甲草胺以及乙草胺时，喷药后如遇低温、多雨、寡照、土壤过湿等，会使大豆幼苗受害，严重时还会出现死苗现象。

2.5土壤残留

在土壤中持效期长、残留时间久的除草剂易对轮作中敏感的后茬作物造成伤害。如玉米田施用西马津或阿特拉津，对后茬大豆、甜菜、小麦等作物有药害；大豆田施用广灭灵、普施特、氟乐灵、氟磺胺草醚，对后茬小麦、玉米有药害；小麦田施用绿黄隆，对后茬甜菜有药害。此种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易于发生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2.6药械性能或清洗不彻底

如多喷头喷雾器流量不一致、喷雾不均、喷幅连接带重叠、喷嘴后滴等，造成局部喷液量过多，使作物受害。用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没经彻底清洗，又喷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往往致使敏感作物发生“二次药害”。

2.7雾滴挥发与漂移

高挥发性除草剂，如短侧链苯氧羧酸类、二硝基苯胺类、硫代氨基甲酸酯类、苯甲酸类等除草剂，在喷洒过程中，<100μm的药液雾滴极易挥发与漂移，致使邻近被污染的敏感作物及树木受害。而且，喷雾器压力愈大，雾滴愈细，愈容易漂移。在这几类除草剂中，特别是短侧链苯氧羧酸酯类的2，4-D丁酯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地面喷洒时，其雾滴可漂移1000～2000m。禾大壮在地面喷洒时，雾滴可漂移500m以上。

2.8混用不当

不同除草剂品种间以及除草剂与杀虫剂、杀菌剂等其他农药混用不当，也易造成药害。如酯类除草剂与磷酸酯类杀虫剂混用，会严重伤害棉花幼苗，敌稗与2，4-D丁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及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混用，能使水稻受害等。此类药害，往往是由于混用后产生的加成效应或干扰与抑制作物体内对除草剂的解毒系统所造成的。

2.9除草剂质量差

除草剂质量差，含有一些对作物有害的物质或杂质，也会发生药害。

2.10除草剂降解产生有毒物质

在通气不良的稻田土壤中，过量或多次施用杀草丹会形成脱氯杀草丹，严重抑制水稻生育，造成水稻矮化。

3避免产生药害的有效措施

3.1做好喷药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根据作物种类和防除对象，购买对路除草剂，依据标鉴上的说明，弄清药剂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含量和使用量；其次，搞好药械检修，做好试运转，进行清水模拟试喷，计算好喷幅，行走速度和1喷雾器（1桶）水应喷的面积；再次，准确丈量土地面积，按实测面积计算药量，防止药量过大或不足。

3.2严格掌握用药适期

根据除草剂的性能，播前土壤处理，播后苗前、苗期茎叶处理都必须掌握好用药适期，如播前施药要在播种前7d左右喷洒混土，播后苗前应在播种后3d内喷药，茎叶处理要在苗期进行。

3.3严格掌握用药量

用药量要根据杂草密度、大小以及气候条件等确定用药量，特别是一些高效除草剂，必须严格控制用药量，防止发生药害。

3.4农田化除作业区要远离敏感作物田

要根据除草剂的性能、对某种作物的敏感度确定间隔距离（至少500m以上），避免除草剂飘移到敏感作物上发生药害。3.5选择适宜环境条件用药

要根据土壤温度、湿度、土壤质地、整地状况等正确选择施药，在大风天和炎热中午禁止用药。砂性土壤应适当减少用量或不用。

3.6搞好药剂稀释

使用除草剂最好采用二次稀释法，即先把原药用少量水稀释搅拌均匀，然后再按稀释倍数加足水量，喷药时做到均匀周到。

3.7用药器械要彻底清洗干净

喷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械要认真彻底清洗干净，改喷杀虫剂或杀菌剂前要用清水试喷，确定无药害时再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不宜混喷。

3.8注意除草剂的合理轮用

因为连年使用同一种长效除草剂有累积作用，容易造成杂草产主抗药性或产生药害，影响下茬作物，要合理轮用不同的除草剂。

3.9要熟悉除草剂的药性

使用灭生性除草剂时，要在喷雾器喷头上加戴防护罩，定向喷雾，避免将药液喷到作物上，发生药害。

3.10搞好药剂试验

在推广使用新的除草剂之前，要搞好田间试验，检验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和对农作物的安全性，防止发生药害。

4除草剂药害补救方法

一些农民由于缺乏除草剂使用知识和经验，有的甚至用1个喷雾器喷用多种除草剂，因此导致除草剂药害农作物的严重后果。一旦农作物受害，应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减轻或避免损失。

4.1迅速用清水反复冲洗

喷除草剂过量或邻近作物的敏感叶片遭受药害时，要立即用干净的喷雾器装入清水，对准受药害植株喷洒3～5次，可清除或减少作物上除草剂的残留量。对于一些遇碱性物质易分解失效的除草剂，可用0.2%的生石灰或0.2%的碳酸钠清水稀释液喷洗作物，效果较好。对药害连片的田块，除进行叶面喷水冲洗外，还应足量灌水，促使根系大量吸水，以降低作物体内药物浓度，缓解药害。对于施药过量的田块，应及早灌排洗田，将大量药物随水排出田外，能有效减轻药害。

4.2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用1500倍液云大－120用量为375～450mL/hm2，或用225mL/hm2的1000倍植物动力2003；500倍或绿风95，在上午露水干后或傍晚用喷雾器喷在作物叶片的正反面上，可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针对药害性质，应用与其性质相反的药物中和缓解。如小麦、水稻喷施2，4－D丁酯过量时，可喷施20mg/kg的赤霉素稀释液，用量为600～750kg/hm2，喷后7d，茎叶生长即恢复正常，比未喷施赤霉素的增产10%以上。

4.3追施速效肥料

依照作物生长季节和对肥料的需要，适当增加肥量，结合浇水追施速效化肥。除进行土壤追施速效肥外，还要叶面喷洒1%～2%的尿素或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对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抗药害能力有显著效果。

第3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一）热爱草原文化。热爱草原人民，热爱草原人民的辉煌历史、文化传统和科技成果，热爱反映、赞美和讴歌草原人民生产、生活、历史的诗歌、散文、小说、故事、戏剧、电影、电视、美术作品等等。通过激扬和释放这些热情，就能产生强大的草原文化建设内驱力。草原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对草原有着深厚的家乡情、故乡情和民族情。他们创造了草原文化，并世世代代传递、发展和维护着草原文化。这种对草原和草原文化的热爱之情是深厚的、强烈的，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鼓励，使其充分地释放和表现出来。

草原文化建设者和工作者也要培养自己对草原和草原文化的热爱之情，才能激发出建设草原文化的内在动力。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庞大根系。我们要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来珍爱每一文化根系。特别是在自己所从事的文化事业领域，更要投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来做好这一工作。如果缺少对该文化的热情，就失去了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要坚决反对和抵制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极端功利主义思潮和做法。

（二）珍惜、保护、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要做到珍惜、保护、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首先要珍惜和保护草原本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草原文化与草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如果自然的草原因得不到珍惜、保护（例如因过度的开发建设和矿产开采造成沙漠化、荒漠化）而消失了，草原文化也就失去了生长和发展的基础，也失去了鲜活的内容，只能作为文化遗迹而存进历史博物馆。因此，必须严格依法保护草原自然环境和生态不遭受破坏。不仅要做好防沙治沙和水土保持工作，也要维护草原生物的多样性，防止农业和工业对草原的进一步侵蚀。

其次要珍惜、保护、继承和弘扬草原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无论是传统的游牧文化、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还是传统的风俗习惯、、故事传说、诗歌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竞技、建筑风格等，都应该从历史文化成果的角度予以高度的重视，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存档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珍惜、保护、继承和弘扬其优秀的精华部分，让其本有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深度在当代草原文化建设事业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同时，要在全体人民中形成共识，反对和抵制各种破坏草原与草原文化的行为和现象。

（三）享受草原文化。要在广大草原人民和广大草原文化建设者中大力提倡享受草原文化。享受草原文化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从呼吸草原清新的空气，沐浴草原的阳光雨露，欣赏草原的美丽风景，到品尝各种草原特产和优良产品；从感受草原文化气氛，接受草原文化熏陶，欣赏草原各种文化节目，到享受草原文化带来的各种经济收益，等等，都是享受草原文化的直接体现。同时，热爱草原文化，并进而从事各种珍惜、保护、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的具体活动，也都是一个满足文化心理诉求的文化活动享受过程。所以，享受草原文化对于广大草原人民和草原文化建设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奢望。

二、当代草原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

（一）人本理念。当代草原文化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草原文化建设应以培植文化亲和力为要务，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整体草原文化工程规划要以草原人民的长远和根本福祉为出发点。各个文化项目建设都要能体现出和谐气氛和人文关怀。要使草原文化建设过程同时又成为构筑草原人民的精神家园的过程。第二，草原文化建设应该充分继承和发扬草原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许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草原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故事传说、诗歌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竞技、建筑风格等，至今仍具有活力和社会积极影响力，都应得到积极保护、继承和发扬。第三，草原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大团结、大统一是中华各个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为此，草原文化建设要充分体现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精神，让草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家园中茁壮成长。第四，应让草原人民成为草原文化建设的主力军。现在学者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是草原文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要营造浓厚的草原文化气氛，就必须让广大草原人民成为草原文化建设的主力军。理论研究成果应积极传播到广大草原人民心目中去，转化为草原人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才能获得最大的实际成果。

（二）科学理念。当代草原文化建设必须树立科学的理念。首先，草原文化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走科学发展之路。其次，对草原的认识要突破“经验论”，人类对草原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和提高的过程。近代以前，草原人民对草原的认识主要是以经验为内容。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草原文化。当代人类对草原土质、草原气候、草原水文、草原物种、草原生态、草原环保等等领域，都有了科学认识的条件和手段，并且也积累了许多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成熟的和高水平的应用于草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如关于草场分类、草原评价和合理利用、草原维护和更新改良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所以，对草原的认识要突破原有的经验范围，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重新认知。这是建设草原文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其三，对草原文化的认识、理解、应用和发挥，也要上升到综合当代文化学成果的高度。当代社会，人类对文化的认识已经有了综合性的提高，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学理论成果，如文化层次论、文化多元论、文化软实力论、文化产业论等。这些理论成果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草原文化的认识、理解，帮助我们更合理地发展和创新当代草原文化，更高效地应用和发挥草原文化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三）环保和生态理念。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还不足以改变自然秩序之前，自然界的环保和生态完全是由自然界本身的运作来调节和实现的。人类则主要是以适应自然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以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环保和生态的自然调节过程相一致。这种适应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就反映了当时人类朴素的环保和生态理念。但当人类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有了足以改变自然秩序的强大的科技和工业手段，原来的自然环保和生态调节过程完全能够被人为地打破。这时，环保和生态的调节过程主要靠人类自觉来维护，人类就必须自觉树立起新的现代环保和生态的理念。

就草原地区来说，工业时代以前，草原人民主要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他们必须顺应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逐水草放牧或适时务农，基本上是“靠天得食”。与此相应，他们所创造和传承的草原文化包含和体现出一种顺应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生存理念，如蒙古族人民游牧文化中的 “逐草放牧”“围封转移”“轮牧休牧”“生态移民”等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典型的顺应草原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体现的是当时草原人民朴素的环保和生态理念。当工业生产力在草原发展起来后，原来的顺应草原自然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被完全打破了。工业生产力在发展之后也给草原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时，以前的顺应式环保和生态理念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草原人民必须树立起新的自觉能动的环保和生态理念。科学环保、法律环保、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都是现代环保和生态理念的具体要求和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就是为了保护草原环境与生态而制定的，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了草原各项建设过程中必须贯彻、执行的各种环保和生态要求，是为落实环保和生态理念提供的法律依据。现在草原人民开展的各种“退耕还草”“退牧还草”“草畜平衡”等活动，则是落实现代环保和生态理念的实际行动。

草原人民的环保和生态理念不仅关系到草原文化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草原人民子孙后代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当代草原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环保和生态的建设原则，并以宣传现代环保和生态理念为己任；还要不断探索、丰富、加深和提升关于草原环保和生态方面具体内容。

第4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一、草原生态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与草原生态文化相关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众多专家就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生态保护法等等，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有专家提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由牧民、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从物质层面来看，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以游牧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作为客观前提的；从精神层面上看，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等是古代蒙古人创造精神层面生态文化（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从制度层面看，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游牧人的生态观念已经被加以制度化并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监督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等。

近年来，有多篇学术论文如《论草原生态文化》对草原生态文化的概念、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探究；《论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特征、来源和组成等；《诚信伦理与生态伦理》分析了生态伦理是草原文化的思想精髓；《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则提出了“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草原生态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论草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草原民族“天人相偕的自然观”；《论草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提出了“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草原地区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

还有学者在专著《草原文化的生态魂》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是以蒙古族为主的中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遵守的生存、生产、发展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生态文化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新的生存方式；蒙古族生态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主要是指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物质生产、生活技能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命的认识、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可以概括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感念自然，知恩图报。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不仅将草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指明了草原生态文化崇尚自然的研究方向。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草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质和重要内容，也是草原民族的行为规范与处事准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主要包括对大自然敬畏崇尚，尊重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意识。

可见，草原生态文化就是崇尚自然的文化，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师法自然、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的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其他生物及人与人共存共荣，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得益彰，草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

草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草原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等的综合与抽象，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制度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以及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等。

二、草原生态文化的特征

系统性与整体性。草原区域的生态文化可以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系统。草原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以及经济、社会、人、自然等的全面发展，既充分合理地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也为综合、全面、持久的传承与发展创造条件，不追求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效益。草原生态文化要维持、恢复自身及草原生态系统整体要素的多样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要有效保护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多样化的组成及其结构，才能使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互补互惠、相生相克、共存共荣及协调稳生、循环再生、多样共生，从而增强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抗逆性、承纳性及稳定性、持续性。以多样性、多层次网络结构为基础的物质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的效率决定草原生态文化系统的兴衰。

协调性与和谐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即生态与经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持续高效”是草原生态文化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目标，而“协调和谐”是其过程。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和谐性包括生态经济结构的协同性、生态经济进化的同步性以及生态经济功能的一致性等。草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要有合理协调的生态经济文化结构，其系统的要素、层次、子系等必须维持一定的对应和比例关系即“秩序”，生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要相互对应、相互适应、有机关联、合理变换，不能以破坏和削弱生态结构为代价来建立与增强其他结构，从而形成协同一致、功能高效的耗散结构状态。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和谐发展也包括生态经济文化系统各子系统协调同步进化，即经济要发展，生态要改良，文化也要进步，而且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在生态发展、文化进步的基础之上，保护与恢复生态及文化重要，建设与扩展生态及文化也同样重要。

持续性与高效性。草原生态文化要求不断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增强其功能；要求不仅要维持传承与发展适宜的速度，更要保证质量和效果；不仅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与文化效益。要以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主导，实现生态经济文化效益及技术、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从而形成草原生态经济文化综合效益的最佳协调值，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草原生态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原是在草原上生产生活的人们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根基。长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珍视草原、爱护草原，使得绿色的大草原生生不息、演替至今。 在“崇尚自然”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并完善“崇尚自然、维护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游牧业生产方式，可以说开创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先河，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人、草及畜的和谐，实现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进展演替。游牧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的过程，就是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有效保护的过程，也就是草原生态经济文化协调持续发展的过程。

草原生态文化要求资源的永续利用、发展的可持续，要求遵循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承纳力原则。极限，就是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支持能力及资源环境承纳力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生态阈值的存在性。过度利用、消耗了自然资本的存量，自然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吸收与再生能力便下降，自然总资本减少，也就谈不上持续协调高效发展了。在草原牧区的经济社会中，维持自然资本主要是草原资本的完整和增值已成为维持发展的最关键因子。草原生态文化具有平等性与共享性，追求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共享。人们在考虑自身需求与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消费负担历史性责任，确保当代及以后各代人相对平等地获得资源与环境的机会与权利，当代人在保护环境基础、合理利用资源以满足生存发展享受的同时，有计划地为后代人保留、培植富足的资源与美好的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基础与能力。

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是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独立存在的运动系统。它在草原生态和草原经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特性：系统的综合性、结构的协同性、功能的潜在性、天然的依附性、条件的严酷性、机制的脆弱性、地域的差异性、生物的多样性、牲畜的双重性、劳动的特殊性等。而这些基本特性又与草原生态文化的形成、发展相互关联。

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孕育、生成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是多要素、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物质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也有精神层面的草原生态文化；生产方式中有草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中也有草原生态文化。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各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的、协同的整体。而草原生态文化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文化成分、文化功能，可以说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子系统，也以一定的结构、一定的功能，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协调运转，从而产生草原生态文化功能放大作用。

草原生态经济受自然生态因子制约，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附性。在草原上形成的、主要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生态文化，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天然依附性，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师法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巧用天时地利、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文化。

草原一般分布于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域，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干旱、风暴、白灾、黑灾等灾害往往给草原牧区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为了应对这样严酷性的条件，草原生态文化中就出现了诸多的避灾、防灾、减灾的内容，逐水草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中就有避灾、防灾的科学文化理念。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机制、经济机制、技术机制具有脆弱性。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较森林生态经济系统的要小，其经济和生态综合抵御灾害的能力比农田生态经济系统要低。一定程度的人类的干扰行为或天然的不良影响作用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很可能带来草原生态和经济两方面的损害。为此，草原生态文化 要求人类必须谨慎对待草原，强化草原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措施，对草原要实施轻度利用，要保护水源、林木和野生动物。

我国的草原从东向西呈现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的类型特征。不同的生态系统，草群结构和草种组成不同。人们为了适应草原的地域差异性，实现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不同草原饲养不同牲畜，这就形成了与不同的草原生态类型相对应的不同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而不同的草原生态经济类型也形成了有一定地域差异性的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的多样性、草原生物的多样性、草原生态经济类型的多样性等，使得草原生态文化丰富多样、光辉灿烂。

草原生态文化归纳、总结了放牧劳动的特殊性，认为放牧劳动具有对辽阔草原的人、草、畜的广泛适应性和优越性，只要在科学指导下使其不断完善，仍将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和发展。放牧劳动是草原畜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性之一。牲畜这种活有机体的生产包含在其生命的延续过程中，牲畜群体生命的连续性，决定了畜牧业生产的不停顿，以及保证畜群生命延续的放牧劳动的不可间断。同时，放牧劳动的强度基本是均匀而稳定的，只是在抗灾保畜、接羔保育、驱虫剪毛、打草贮草时会有所增大。这与农作物只在暖季生长、农民有忙有闲的农业劳动以及林业劳动、渔业劳动、工副业劳动等是显著不同的。

第5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主题酒店；草原文化；食品；饮品；服饰民；礼俗

草原文化主题酒店以满足旅游者个性需求为目的，展现“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内涵为宗旨，通过多种形式营造独特的蒙古民族草原文化文化氛围。

一、特色饮食重在突出绿色天然、养生保健的草原文化魅力

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文化精髓，既保持了民族传统，又迎合了时代的消费理念。

蒙餐原料环保天然。蒙餐中的肉食、奶食，是由当地牲畜所产，牲畜所吃的草、喝的水，不喷农药、不施化肥、没有污染。游客戏称内蒙古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就充分说明了蒙餐原料的天然与绿色。

蒙餐讲究原汁原味。蒙古族习惯把食品按其基本颜色分为白食、红食。白食为奶食，红食为肉食，饮食习惯是“先白后红”，即先品尝奶制品，再品尝肉食。蒙餐在制作上讲究原汁原味，除了食盐以外不用调味品，讲究食材的鲜嫩和食物的原本味道。

蒙餐功能养身保健。以肉、奶为主的蒙古族传统饮食，注重营养成分和合理的食谱结构。蒙古族营养学家、医学家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提出分餐而食、营养均衡的观点。在两品龙头伊利、蒙牛的合力带动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已经成为全球产奶量最高的城市。连续多年保持了总产奶量全国第一、乳品加工量全国第一、人均占有鲜奶量全国第一的成绩，于2005年8月被中国乳业协会命名为“中国乳都”。

特色餐饮对于体现草原文化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受到了广大旅游消费者的欢迎。

二、就餐礼俗的魅力注重表达敬祖好客的草原文化内涵

蒙餐讲究敬祖尊神。蒙古民族在喜庆、隆重、盛大的场合以乳品行祭祀之礼，表达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祝福。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民族对白色的尊崇，与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融合，对“天地万物皆有灵”表达敬畏所演绎出的一种礼仪行为方式。

蒙古民族是好客民族，从客人进入蒙古包到送客离开，都有成套的规矩和礼节。敬客礼。在就餐中，吃烤全羊同样有个开羊仪式。仪式主要有敬酒、献哈达，表演好来宝、歌舞、呼麦、马头琴演奏等内容。在音乐歌曲声中，席中的贵客受邀，走到全羊前，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蒙古刀，在羊的左前肩切一刀，即表示“开羊”，此时工作人员载歌载舞，场面非常热烈。随后将羊进行改刀，即可食用。送客礼。酒足饭饱，客人起程之际，主人又会手捧银碗装满奶酒，以歌饯行，以酒告别，这是蒙古民族的送别酒“上马酒”。

通过这些接待礼仪，表现出了蒙古民族的热情好客，尽现蒙古民族饮食文化的精华，为草原旅游增添了色彩。

三、通过民族服饰的展示传递出自然和谐的草原文化内涵

蒙古民族是一个崇尚色彩、热爱生活，善于运用色彩表达情感的民族。他们崇尚白、蓝、红、黄等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颜色，表现出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内涵。

尚白。在《蒙鞑备录》中有“成吉思汗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认识，此外另无他旗”的记载。白色在这里传递的是纯洁、神圣、高贵的精神特质，这与蒙古民族生活的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如白色的乳汁、白色的羊群、白色的蒙古包、白色的蒙古袍、白色的哈达、祭奠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许许多多的白色，既美化装饰了生活，又传达出吉祥美好的祝福，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崇蓝。蓝色象征着睿智、诚实、博大、永恒，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受到热爱并被广泛应用。蓝色的蒙古袍、蓝色的哈达、蓝色的装饰图形等实际应用。蒙古族把自己的故乡称之为“蓝色的故乡”，“蓝色的蒙古高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名为“呼和浩特”即“青色的城”之意，其中“呼和”就是蓝色。

重金。蒙古民族敬重象征着崇高和永恒的金黄色，他们认为这是太阳、月亮、星星的颜色，具有神圣、高贵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源于“黄教”对蒙古民族的影响，反映到他们的服饰中，就是把黄色作为配色来使用，在袍子、坎肩等大量的服饰中以金色镶边作装饰。

蒙古民族在服饰中选用大气、庄重的白色、蓝色作为服饰的基本色，然后选取色彩鲜亮的金黄色作为搭配，通过色彩的强烈对比，表现了蒙古民族豁达、率真、开朗的性格。

四、结语

通过对草原文化主题酒店代表――内蒙古饭店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可以采用通过餐饮特色展示草原文化，通过接待礼仪表现草原文化，通过民族服饰彰显草原文化。让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迈向世界，为繁荣我区的文化与经济建设，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团英.论草原文化（第三辑）[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2] 董恒宇.论草原文化（第四辑）[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

第6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近现代以来，草原文化从单一的传统游牧文化演变为集多种经济因素于一体的多元文化，又遇到急剧的社会变革和人民革命带动的文化变革。特别是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融入，启动了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助推器。然而，草原文化总体上仍未超脱传统文化的范畴。因为人的主导性的生存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转变仍处于初始阶段，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远没有实现。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性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全球化把各国的经济活动纳入共同的场域之中，置于共同的规则之下，资本、技术、管理、商标乃至企业文化都在国家之间纷纷流动，从生产到流通和消费越来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和依赖性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单一经济体的震荡都可能引起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工业化的深刻影响更是无所不在的，传统牧场、农田正在变为矿区或工厂，其产值和效益远非放牧和耕种所能比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从家庭结构到居住方式、从社会结构到人际关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信息化时代是智能化的时代，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至生存方式。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或理论使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引发了种种思索和忧虑，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和民族对世界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深入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把国力提升上去，就不可能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如果不能顺利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可能失去自身文化的存在空间，同样不能屹立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由此，我们一定要用新的眼光和新的观念审视我们的文化。

历史上，草原文化经历过几次重要变迁或转型，每一次变迁或转型虽然都使自己得以丰富和发展，但都是在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以自在的方式完成的，始终没有超越自在文化的范畴。比如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文化的传入给传统草原文化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带来了深刻影响；以农民、戍边官兵、旅蒙商人为主体的汉族移民的大举迁入，使汉文化对草原的影响与日俱增，致使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民情、文学艺术、思想观念等诸多要素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文化形态日渐多元化，成为草原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转型。然而，这些转型并没有改变草原文化的自在特性，并没有改变缺乏自觉的文化精神、缺乏变革的内在张力的基本态势，致使其文化结构日趋板结、强化，自主更新的阻力进一步加大。可以说，不论藏传佛教文化还是中原汉文化的渗透，游牧文化对它们的整合，都是一种自在文化对另一种自在文化的整合，远远算不上自觉的“批判性重建”。这个整合过程的基础和起始点都不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关系引发的文化变革。甚至在这种文化整合、融合的过程中，游牧文化丢失的未必就是本应该丢弃的东西，吸纳的也未必都是值得受纳的东西。其结果无非是文化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同时又很难由自身内部孕育出现代文化的胚胎。

进入现代以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成为时代主题，草原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继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民主、科学、理性等现代性理念不同程度地融入到草原文化当中，使之具备了部分的现代性品格。但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化程度整体上还比较低，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没有根本改变，培育现代文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都还不足，从而使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或断裂现象进一步凸显。这一切就是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性所在。

二、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

原来的文化形态向新的文化形态转化，其动力往往与挑战和机遇联系在一起。文化发生转变，不外乎两种作用力的结果：一是文化内部产生新的因素、新的需求，原有的文化结构失衡而导致转型；二是文化整体遇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文化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而导致转型。转型有时是主动的，有时则是被动的。主动的转型往往是有序的、保留原有文化合理内核的，而被动的转型则往往是无序的，甚至导致文化解体，即原有的文化失去内部协调与整合的能力，从而丧失文化发展的动力并逐渐衰退。

文化转型是一个过程，每一次转型都有其不同于以往的动因。这种转型的动力可能来自于文化内部，也可能来自于外部，既有可能是文化体系本身求生存、求发展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外部文化影响、冲击或挤压的结果。

现代历史上的草原文化转型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构成部分，有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共同性特征，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现代性理念清楚地指明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又将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统一起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而作为边远民族地区的草原文化，不论其思想理论资源还是社会组织资源，现代转型的基础都显得分外薄弱。蒙古族民众虽然走上了“民族救亡”的革命道路，但新文化建构的任务却没有与社会革命同步完成。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是草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蒙古民族都不曾拥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专家教授；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普通群众去消费；蒙古族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蒙古族人民群众整体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提升，使蒙古族文化的内涵得以空前丰富，文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均有了明显的提升，也使草原文化有了全新的面貌。

当今的草原文化已经同传统草原文化有了很大的不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超越了以往各个时期。但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从文化内涵到文化结构还不能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要求，而这后发型的变革欲求正是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

概括起来，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力有如下几种：一是文化差距动力。草原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许多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如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生存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能为人提供适合当下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生存手段，日渐显示出与当今先进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本身就是文化转型的一种动力，促使文化变革、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二是文化创新动力。现代化大潮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草原地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催生了大量新的文化因子，文化创新，以适应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要求，保证文化体系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需要，正在成为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三是多种文化影响和作用的动力。随着各国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日益加深，西方现代文化、国内汉文化的诸多因子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草原文化当中，甚至对草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从而使有效整合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并融之于草原文化当中，已经成为传承和弘扬草原文化的必备条件。唯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草原文化才有灿烂的未来。四是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使经济、社会转型正在成为现实，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又必然要求旧的文化形态的转型，要求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等与现代化相适应，因此，现代化为文化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资源及方向

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路子，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子。

我们今天面对的草原传统文化是已经融入许多异文化因素、现代文化因素的传统文化，与近代以前的游牧文化、蒙古族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我们面对的西方文化，主要还是西方的现代文化，即作为西方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产物而存在的文化形态。其科学与民主精神、务实与效率原则、个性张扬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以及许多物质的、精神的乃至组织的元素，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吻合，我们没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外文化、异文化学习借鉴什么，如何学习借鉴，如何选择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途径与方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要论断，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更突显了现代性和民族性，不仅深入揭示了“现代文化”的内涵，明确了文化转型的方向，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这也是草原文化发展和转型的方向。

首先，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要立足于草原文化的根基，依托草原文化的资源，继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优秀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一般来说，文化精神、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维系文化体系完整健康、使之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比如草原文化贵壮尚勇的英雄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乐观进取的开拓精神、简约朴素的务实精神、豁达奔放的自由精神，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核心理念等等，都是引领草原人民从远古走到现代，草原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创造无数奇迹的精神支柱，草原文化现代转型所必须依托、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因为，这些精神和理念完全符合人类普世的价值标准，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诸如衣食住行、仪尚礼俗、方言土语、审美情趣等等，既是文化系统中最具形态特征的部分，也是随着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而相对容易变异的部分。其中有些东西会以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和传承下去，另一些东西则会渐渐褪色、变异、消亡，我们也无须为之伤感。因为，这是文化系统新陈代谢和生命活动的必然结果。

其次，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要适应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需要。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建构的关键在于价值取向，在于能不能丰富和发展文化内涵，能不能更新和优化文化结构，能不能增强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能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持。草原文化转型的目标、途径、形式是由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总体要求设定的，也是由当下草原文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文化发展的方向决定的。换言之，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应当是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性与现代性、西方文化中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先进因素与草原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因素等相统一的转型。这种转型应当体现鲜明的民族性、凸显时代精神、融通中西古今而成为现代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复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要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遵循这一路径。这就要求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形式上应当是民族的，文化的风格、表达、阐释应当符合草原文化的形态特征、体现民族性格，不但要凸现时代风貌，还必须是草原民族乐于接受和认同的。这就要求草原文化要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型结构。

再次，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序推进。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强势国家文化扩张导致的同质化与弱势民族追求文化独立性之间的价值冲突。这就要求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正确面对和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增强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始终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二是深入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特点，把握好文化传播的科学机制，增进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交往能力，在输出与吸纳、趋同与变异、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运动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是摆脱旧的思维模式，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气度对待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将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公平、正义、人权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理念融入到草原文化当中，使草原文化更加符合全球化的现代语境。

第7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草原电影；草原文化；马；生态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草原上的人们》《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是到20世纪90年代的《黑骏马》《天上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嘎达梅林》等，再到获得第2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季风中的马》以及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展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等，草原电影正以其独特的艺术质素引起了国内和国际影坛的关注。早期电影对草原生活进行了“揭秘式”呈现，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关注较少，而到了《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图雅的婚事》等电影的出现标志着草原电影走向成熟。草原电影在视觉和听觉元素上体现出草原文化特有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景观造就了它独特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草原电影中所蕴涵和依托的生动鲜活的民族文化和丰富厚重的历史底蕴，也正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影坛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研究草原电影的成熟壮大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草原电影与草原文化

草原电影是以电影的方式反映草原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用镜头捕捉草原之美，关注草原人的生活状态，描绘草原风俗习惯、社会背景，带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视觉艺术。在实际拍摄和制作中，草原电影以反映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草原人民的影视作品居多。

草原电影是草原文化的表达和书写。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是地域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为有了草原文化的强大内核才使得草原电影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草原电影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以表现草原历史、草原文化特有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特征为主。

以《季风中的马》为例看草原电影的文化思考

《季风中的马》聚焦在一匹蒙古牧民家的老马身上，马的命运和牧民乌日根一家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伴随着牧民对马的态度将草原生活的细节处和真实处、草原文化核心的民族心理淋漓尽致地诠释出来。

（一）马的符号化表达

蒙古族历来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马在蒙古族民族历史中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伴随着民族的发展壮大。“马的驯养和骑乘，使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畜牧部落逐渐具备了驰骋于无垠草原上的能力，转化为真正的游牧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马是他们忠实的朋友，为之负重致远；在狩猎过程中，马的快速奔驰使得牧人随心所愿地围追堵截猎物；特别是在战场上，马是牧人战士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战友，正是马的速度造就了北方草原民族铁骑的高速机动的能力和强大无比的冲击力。”②马已经进入蒙古族的文化观念之中，马身上所承载的奔放、自由、刚烈、执著、坚忍、老成负重等性格元素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稳定成分，甚至抽象为草原文化的符号，代表着草原主体的文化价值和自我塑造。电影中乌日根从养马——护马——卖马——赎马——画马——祭马——放马一系列的情节中，马的符号化意义尤为明显，它不仅是动物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草原人情感投射的对象，是乌日根草原生活的标识和民族身份的重要见证。对于沉默而倔强的乌日根，潜意识中民族性格和心理本能地抗拒生活的变化，内心曲折复杂的情感又无法直接抒发，只能将所有情绪宣泄在他的参照系和对应物——一匹曾经血统名贵的老马身上。

这是乌日根惟一的和最后一匹马，为维持草原生活，乌日根找草场，借草场，甚至不惜为草场的事和人发生冲突进公安局。哀伤、愤怒、行为暴躁、丧失理性、无奈苍凉都统统汇入了这一人物的情感之中，最终乌日根无奈地将马卖了。直到舞厅重遇老马的一幕，最为震撼人性，使电影的情感冲突达到了最高点，当乌日根看到白马的眼睛被一副胸罩蒙着，背上骑着一个半裸的女人在酒客的嘈杂哄闹中扭动着身体时，他彻底愤怒了，自尊和信念的底线被冲垮了，于是整个人像疯了一样企图夺回老马。最终乌日根的画家朋友帮他赎回了白马，并要求他穿着古代铠甲骑在马背上，作为绘画的模特。曾经驰骋在草原上勇猛难敌的骑士已经不复存在，那样一种鲜活生猛、斗志昂扬的民族精神也在现实和平安宁的生活中退去了光环，而这样一幅企图复制往昔时光、追忆民族精神的骑士图显得如此颓败和可笑。

（二）文化冲突反思：草原生活的挽歌与忧患

乌日根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是沙漠化的草原无法保障游牧生活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侵袭，发达富庶的城市生活吸引了无数草原人放弃游牧的生活到城市中谋生。当自成一体的、崇尚自由的慢节奏的草原文化与开放多元、快捷便利的城市文化狭路相逢时，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正如城里酒厂的宣传车开进草原时，乌日根的妻子、孩子根本无法理解人群的行为和内容，只有本能地捂住耳朵以抵抗喧闹，而老马更是因此受惊，隐喻着草原文化在未知的城市文化面前猝不及防和惊恐拒斥。

乌日根有一句经典的台词：“鱼是鱼，马是马。”这是一种草原牧民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在他看来，牧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由于生活观念、民族习惯和性格的差异必然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对于文化冲突，很多人会把影片解读为哀叹古老草原游牧文明消逝的挽歌，然而仅仅将影片定位在怅惋和忧伤的情绪基调上，这样的评价未免过于简单粗糙。在对待老马去留的态度，乌日根一家三口人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具体而微地演绎了草原人对待文化冲突的不同态度。乌日根眷恋草原生活，对老马的感情更是坚决；而妻子却与丈夫不同，她虽然熟谙了游牧生活，却在现实压力下计划去城里谋生，对老马也没有太多留恋；年幼的孩子几乎是高高兴兴愿意去城里，虽然他留恋老马，但这种单纯的感情和脱离贫苦生活相比分量要轻很多。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成年人或多或少对草原文化有所眷恋，在是否离开草原的问题上犹豫徘徊，而新一代草原人在还没有对草原产生依赖之前已经被城市文化所吸引。

作为一个蒙古族电影编导，宁才在拍摄和主演电影的同时融入了对草原文化的自身体认和深沉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对民族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将乌日根这一典型的草原牧民形象演绎得如此执著质朴，让人为之忧伤，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文明的推进，倔强执著地固守在草原上也并不是惟一出路。影片中，乌日根对于妻子去卖酸奶极为愤怒，这是古老的草原民族性格中顽固和保守的一面。再如乌日根的画家朋友活在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自负虚荣之中，靠吃祖宗饭生活。在文化冲突之中一些草原人墨守生活常态，拒绝接受新事物，在现实无奈与忧伤中又不敢面对未来。影片中的季风也是时代更迭、文化触碰的隐喻。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电影编导，宁才致力于带领观众感受真正的草原文化以及其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变化，产生的种种问题，在乌日根的身上也包含着宁才对民族文化和文化冲突的深沉反思。宁才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民族文化在这种生态恶化和文化冲突的嬗变中重获变革和新生。

（三）草原生态与文化生态

电影中贫瘠暗黄的草原、耳边的风沙声、牧场被圈起来保护以及乌日根寻找牧场的艰难，无一不凸显着草原的生态问题对人类的作用。虽然电影没有探讨草原沙漠化的原因，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战乱、过度放牧、把草原变成耕地等行为都加剧了草原的沙漠化，人类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逐渐毁坏自然与人的关系，造成了今天草原人的生存危机。在生态断裂的背面更是潜藏着人类的中心主义观念。《季风中的马》以电影的方式传递忧患，深入思辨，必然会影响到观众对于自然价值观念的重现建构，把对生态的关注纳入人类的文化范畴，审视人类膨胀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建立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草原的生态恶化也会作用在草原文化之上，挤压草原文化的发展空间。作为草原文化的传承者，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离开草原的牧民如何去传承和发展草原文化。乌日根对于老马执拗顽强的态度、不肯搬离草原是他珍视民族身份、难以割舍民族传统的情感流露。电影的最后，乌日根采用郑重的萨满宗教仪式，请萨满诵经，将马放归自然。虽然他本人不得不离开草原，对马的祈愿和祝福，正是对草原生活方式的祈愿和诀别，从中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草原人对大自然始终保有的一颗敬畏之心。诚然这种敬畏之情是以宗教力量作为支撑未免有些无奈和苍凉，而现代人正是缺少这种对于自然和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心境。如果以宗教精神可以抵御外界利益诱惑，宗教的虔诚和谦卑可以对自然给予足够的尊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救赎方式。在蒙古族历史上，萨满教曾是成吉思汗号召众族统一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召唤。作为一个身处都市的蒙古人，编导宁才努力挖掘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宗教色彩，旨在现代生活中重建民族悠久强健的文化，保留住更多丰富的文学资源。

2001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态平衡那样不可少”，“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多样性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精神基础”③。宣言的出现反映出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健康发展的重视。在文化全球化对个体民族文化语境不断消解的今天，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式微和文化生态的失衡呼唤像宁才这样的编导站出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贡献出自己的不懈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惶惑、失落，正如乌日根在草原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无法轻松、从容地选择，痛苦地煎熬和挣扎一样。宁才将草原人、草原文化在走向未来进程中的阵痛表现得非常真实。《季风中的马》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时代内容，更是引发我们对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

注释：

①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6日。

② 晓克：《草原文化史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第8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1“舞草龙文化”溯源

“舞草龙”起源于唐朝，相传源自唐代的一场旱灾，传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叶榭埝泾村人，为解家乡旱灾，召来东海“青龙”，普降大雨，使得叶榭盐铁塘两岸久旱逢甘霖。当地百姓为报韩湘子“吹箫召龙”的恩德，便将盐铁塘更名为“龙泉港”(唐贞元790年)，并用金黄色的稻草扎成四丈4节、牛头、虎口、鹿角、蛇身、鹰爪、凤尾的草龙，并在“龙泉港”举行庄严、隆重的村落群体性祭祀活动。仪式举行时需供奉“神箫(象征韩湘子)”和“青龙王”牌位，仪式分为“祷告”、“行云”、“求雨”、“取水”、“降雨”、“滚龙”、“返宫”等7个程式。以后该仪式逢农历五月十三、九月十三以及当地“关帝庙会”时举行，并延续至今。这种接近古代原生态的祭龙求雨仪式，因为有整合村落集体力量的文化功能以及健身、休闲、娱乐功能，已传承了近千年。现流传于上海松江地区，它是百姓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活动，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心灵上的一种寄托，也是先民们劳作之余进行健身娱乐休闲以及教育活动的载体。

2舞草龙文化集体失忆之因

“舞草龙”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智慧、情感和精神。文化并没有强弱之分，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相悖，所有文化都有其价值，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充满生机的文化版图。但调查发现，在上海居住超过20年的上海居民对“舞草龙”的知晓程度还不到5%，这说明民俗体育文化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舞草龙”文化存在失忆事实。“不用则失”是遗忘规律，但在当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教育市场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今天，造成遗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2007年，我国学者陈清研究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忆的原因有奥林匹克运动大规模融入造成的冲击;世人对中华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国人崇洋的心态以及民族文化的自卑。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所难免，但文化主体造成的失忆是不可忽视的。“舞草龙”文化发源于被称为“上海之根”的松江，属于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土文化，对“舞草龙”文化的记忆不仅是对上海历史的认识，更是上海市民自我身份确认的象征形式。“舞草龙”文化在上海失忆的原因有: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击;都市化、城镇化侵占了“舞草龙”等民间文化的生态空间;“教育失范”带来的传承断层;时尚娱乐主义、科技异化占据着市民们的休闲时间等等。

2．1异质文化的冲击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在所难免。上海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线”，1842年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就不断融入上海，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民间传统文化(包括“舞草龙”文化)并没有被边缘化，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舞草龙”还广泛流行与上海地区，尤其是松江。例如1949年10月1日至1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松江人民制龙105条，举行长达半月的大型灯舞活动，分别在集镇闹市区和各乡村共舞，呈现五最: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舞队最多、舞姿最精彩，观众激情最高。(2012年12月19日，访谈记录)至此以后，类似盛大的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舞草龙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其被边缘化最严重的三十年。上海是一座•12•商业气息相当浓重的城市，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但是经济资本投入于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比例极不协调;体育文化设施、宣传媒体(如报刊杂志)对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宣传格局不对称:上海市有很多大型的体育场馆，如万人体育场、江湾体育场、上海源深体育中心等，都只是承担规模宏大的世界顶级赛事;《文汇报》、《新民晚报》是上海乃至于全国性的大报，五星体育也是上海乃至于全国影响力比较强的体育电视频道，但稍微做一下内容分析就可以知道，其宣传对象主要是异质体育文化(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此外，正如张闳在“倾斜的天平”中所说，堂皇的上海大剧院等，功能强大，有着宏伟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国际戏班子”搭建的临时舞台。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到这里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对“舞草龙”等本土文化宣传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都市化以及松江城镇建设过程中没有为本土体育文化搭建展示平台，以至于这些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造成“文化失忆”。主要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西方体育文化对本土民间体育文化的冲击)造成本土文化的失忆，这些因素背后更多隐藏的是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不可避免，但主观因素是可以避免的，“舞草龙”文化在上海失忆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虽然上海市政府认识到本土文化失忆的危害，组织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一些展示平台，但是还存在投入不够、缺乏专业群体的指导等很多问题。

2．2都市化、城镇化侵占了“舞草龙”文化的生态空间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黄浦江上游，距上海市中心39公里。松江县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上海开埠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苏(苏州府)松(松江府)财赋半天下”之美誉。叶榭镇是松江第一大镇，是“舞草龙”文化的传承基地，该镇在近些年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快速城镇化给“舞草龙”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叶榭镇城镇人口结构如表1。由表2可以看出，其人口的特点有流动性强;出生率低;老龄化严重等。根据预测，2015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28.10%，2020年为34．10%，2030年为38．00%。这种特点对“舞草龙”的传承带来巨大挑战。首先，“舞草龙”产生并扎根于农村社会，其传承方式主要依赖于老人对孩子的口耳相传，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原先的传承方式没有办法继续。其次，人口流动性强导致没有稳定的传承人。再次，人口的急剧城镇化导致乡村本地居民减少，以至于传承人萎缩。而如今，随着社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俗体育文化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消失，该项目无可依附，其民俗文化内涵被消减，从而逐渐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传统舞蹈节目，原生态不在。

2．3“时尚娱乐主义”和“科技异化”占据着市民的休闲时间现代人们追求娱乐和时尚，导致这些项目不合追求潮流一族的口味，因而被迫改造创新。但是改造后道具的制作成本高、易损坏，缺乏资金、服饰、道具的保障;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当代人娱乐方式愈发丰富，外来文化与流行风潮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Iphone、ipad等现代化娱乐电子产品，电脑游戏，瑜伽、跑酷、轮滑和街舞等外来体育项目牢牢占据着青年群体的业余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民俗传统休闲体育项目的传承载体)的业余时间，人们的生命实践变成了在以“时尚、尊贵”为指向的人生阶梯上的不断提升“档次”的过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异文化”不是遥远、陌生、异己的力量，而是紧紧环绕着每个市民日常生命实践的基本元素。这种“异文化”会毫不费力地侵占了民间传统文化的阵营，民间体育的生存和活化面临着众多挑战。

2．4“教育失范”带来的挑战近年来，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失范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传统文化传承断层，教育没有承担其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导致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淡出学生群体视野，在学生群体中间“集体失忆”。学生群体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要使广大青少年接触、学习和接受民间体育文化，学校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高考制度影响学校开设体育课程的数量，“舞草龙”等本土民间体育项目就更难进入课堂。除此之外，上海体育学院黄聚云教授系统研究后提出了“教育柔性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存在“刚———柔”的两种维度，理想的教育应当是“刚柔并济”的，然而纵观历史不难发现，随着尚武文化的弱化、节制的被冷落和个体化的兴起，发生了由“刚性教育”向“柔性教育”的历史倾斜。当代中国的教育出现了教育功能服务化、教育环境温室化、教师职业女性化、教育手段轻快化和教育对象柔弱化等倾向，从而导致了一种注重带给学生愉悦感受的教育手段大行其道、过度溺爱保护的教育氛围笼罩四方、“顾客即上帝”式的教育价值甚嚣尘上的社会问题———教育柔性化。体育在教育“刚”“柔”维度中扮演着刚性教育的角色，我国教育重视智力教育，轻视体育教育，教育柔性化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通病。访问中，叶榭学校书记徐XX表示:“舞草龙”在我们学校(叶榭中学)传承最大的障碍来至于家长，现在的学生都是独身子女，家长为了保护子女，都不让他们参与“舞草龙”，担心他们会受伤，也害怕影响到子女考试成绩。

3“舞草龙”文化在上海松江的记忆重构

文化之记忆重构任重而道远，学校教育、城镇文化建设以及地区生态建设都将是促成“舞草龙”文化记忆重构的重要因素。

3．1“舞草龙”文化在学校重构“舞草龙”是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是民族文化的记忆载体，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智慧、情感和精神。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榭中学老一辈学校领导、老师就开始了“舞草龙”文化的挖掘与整理，率先推动“舞草龙文化”在学校的重构。通过访问老艺人，挖掘整理出《上海民间舞蹈集成．松江卷》一书，该书是现今人们了解舞草龙历史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舞草龙”在叶榭中学实现了课程化教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理论篇主要是校本教材(图1，表3)，实践篇主要是将“舞草龙”技术动作安排进体育课课程内容和组织“舞草龙”俱乐部(图2)，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舞草龙”这样的民间体育很适合在学校传播与发展，叶榭中学为“舞草龙”文化在学校构建点燃了星星之火。为什么适合在学校重构?“舞草龙”是实现体育教育、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的载体。首先，“舞草龙”的动作对提高学生的耐力、力量以及心肺功能都非常有帮助;其次，一支舞龙队伍队员有五六十人，相互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完成舞龙动作，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的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第三，“舞草龙”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龙文化、稻耕文化、民间传说(八仙传说)、民间宗教文化以及感恩文化等。舞草龙”是中华感恩文化的载体，是松江叶榭村民感恩“韩湘子吹箫求雨”的纪念活动，它还是感恩天时的活动:农业社会人们祈求风调雨顺，每逢丰收之年，“乡民们”会立刻组织盛大的“舞草龙”表演。但它只仅仅局限于一所学校———叶榭中学，没能形成影响力，实现由点到面全面铺开。

3．2舞草龙文化在松江城镇文化建设中重构文化是一个城镇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化内涵的城镇是没有生命的。近些年来，各地区纷纷增强本地文化建设来打造特色城市，以至于出现争夺人文景观的现象，例如“梁祝”在浙江宁波，还是江西宜兴;“孙悟空”在福建泉州，还是连云港……这是一场人文景点的争夺，它们各有各的理由，背后则是文化、旅游、经济的博弈。“舞草龙”是上海松江地区文化的典型代表，松江城镇化建设应该将“舞草龙”等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城镇建设过程中。依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历史文物的保护实为历史文化的保护，因为文物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介，一定意义上历史文物的保护唤醒了许多历史记忆，重新展现了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内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松江人民政府也积极将“舞草龙”文化的记忆重构纳入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目前在静态和动态保护方面均取得一些成绩。静态保护方面表现在:开展灯舞的普查工作，进一步摸清项目的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归档保管;目前记录舞草龙的文献资料有《上海民间舞蹈》、《松江民间舞蹈集成》、《松江风俗志》三本书;对松江地区的所有民间艺人进行登记;邀请有关行家对流传松江地区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作论证。此外还致力于保护好项目道具、表演技巧、音乐，建立展示平台。例如松江叶榭“舞草龙”建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中心、叶榭张泽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马桥羊庄非遗陈列室以及叶榭学校的草龙滚灯陈列室。动态保护表现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老艺人，进行录音、录象存档;已恢复的草龙队按时排练;丰富草龙表演活动，扩大影响;镇财政保证每年有专项资金投入;组织青年学习灯舞，加深印象，提高兴趣，培养传承人，建立继承队伍;在原生态表演的同时，开掘它的潜在价值，实现“活态保护”。虽然，在政府的带动下，“舞草龙”的传承开始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掌握编制即能的传承人大多年龄超过65岁，青少年学生迫于生活压力和高考压力都不愿学习技艺等。由此，“舞草龙”这项古老的民间休闲体育项目要在城镇化背景下得到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还需要社会企业的资金投入，而这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舞草龙”项目自身的改造创新以融入现代化的城镇文化。

3．3舞草龙文化在松江打造生态旅游城镇背景下重构许多社会人类学者认为，大众消费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旅游业是大众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云南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丽江纳西文化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和推动力。因此，我们在探讨“舞草龙”文化在上海松江的再生产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与旅游牵扯在一起，“它虽然逃脱不了文化和学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再生产模式，但也体现出一种被动的文化自觉。［1］松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方塔园、醉白池、佘山公园、上海影视乐园、西林寺、庙前街、泰晤士小镇、辰山植物园和欢乐谷等等。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虽然这里旅游资源丰富，但“舞草龙”等本土民俗文化没有被挖掘出来，这些旅游景观都为“舞草龙”等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记忆重构平台，利用这些平台实现记忆重构，不仅能提升城镇化质量，还能带动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结语

第9篇：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草原；牧户意愿；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就要建设新牧区，新牧区建设关系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草原生态的安全和保护。草原是牧民的生存、发展保障，也是新牧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从1984年在全区实施草原经营权和承包权一制开始，不断的加入法律条令，来完善土地制度。随着条令的增加牧民间自流转现象变得要越来越多，这有利于草原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意愿选择会影响牧民自己的收支、草地流转机制、，进一步影响该区域的经济社会稳健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也不断的补充现有法律的缺陷，使之完善草地流转法律制度，更好地引导牧户参加草地流转，给牧户草地流转提供了更安全、更权威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草原流转是指拥有草地承包经营权的牧户将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牧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姚洋指出当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支出的时候，牧户就倾向参加流转，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洪名勇，关海霞指出，现有就业的不公平行性和农村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土地法律的不全面，让土地成为农户的生活保障，”。郑书刚指出牧户之间的流转很少有正式的合同，以口头形式为主；流转对象也出现很多类，流转主要向大户集中；在发达地区，也有企业参加流转现象。张引弟指出现有草地流转只涉及规模化经营，对生态、牧民生计很少考虑。

三、牧户草地流转意愿

为了深入分析内蒙古地区草地流转的基本特点， 本课题组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对不同类型乡镇的约56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1. 样本户基本情况

2. 草地流转意愿现状

（二）牧户流转意愿模型分析

Logistic回归是分析因变量为两种值的分析。本文因变量将 “不愿意”选为参照水平，设不愿意流转入=0，愿意流转=1。

（1）牧户户主年龄。统计方差一致性检验的显著值为0.034 ，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极显著。年龄越大的牧民越倾向于不转入草原。原因：牧民的年龄越大，劳动能力就下降，倾向于保留自有草原提供生活保障，不愿意转入草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会进行放牧，而进城进行家庭劳动。

（2）承包草原面积。统计方差一致性检验的显著值为0.017，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极显著。承包草场面积越小，则牧户越倾向于转入草原。因为草原面积过小，不仅不能进行规模化生产，还限制了畜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畜牧业生产成本，降低了牧民的畜牧业收入水平。随着草原面积的增加，规模化经营产生，牧户愿意进行流转。如果承包的草场面积大的话，自己本有规模经营的可能，所以牧户的流转意愿会少。

（3）家庭畜牧数量。统计方差一致性检验的显著值为0.084，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极显著。牧户畜牧业数量越高，其资本更能与草地资源相匹配，转入草原的意愿愈强烈。

（4）文化程度、劳动力数量、净收入不是影响牧户草地流转意向的主要因素。统计分析显示，检验结果不显著。这说明 ，在对草原土地流转问题的看法上， 劳动力数量没有根本性影响 ，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未对此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适当控制草原流转价格，引导牧户自愿流转。结果表明，牧户畜牧业数量越多则意愿越大。国家或政府应充分考虑牧户利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让牧户感受到流转草地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激发自愿积极性。

（2）对自愿接受培训的牧户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牧民素质。研究表明，拥有职业技能的牧户意愿较强。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培养人才，采用单位招工、技术培训、上岗资格获取、就业等一条龙模式。另外，调动各类技校、社会办学等多种培训机构，构建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体制。

（3）增加牧户家庭年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家庭年收入越高，意愿越强，追求较好生活环境的意向更强。政府可实施多方面的支农惠农政策，增加牧户收入，激发意愿。（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钱文荣. 浙北传统粮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02，07：64-68.

[2] 张引第，孟慧君，塔娜.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对牧民生计的影响：中国草原发展论坛，合肥，2009

[3]洪名勇，关海霞.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问题，2012，（8）：72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