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功力与性情

一、缘起

2018年9月20日，笔者参加了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接收外专业转入本科生面试。当一位本科生被问到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她决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时，她说有一天经过一间教室时，听到教室里传出吟诵古典诗词的声音，这个声音感动了她，让她陶醉，从那一刻起，她坚定了转专业的决心。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这位学生的讲述在给予笔者触动的同时，也引发了笔者的沉思。笔者在思考文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的距离是变远了还是变近了。文学教育有其特殊性，是知识的传授，又不能是单调的知识灌输;是方法的训练，又不能流于奇技淫巧;是文化的传承，又不是照搬照抄;是情感的绮靡，又不是煽情滥情。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难度较之一般文学教育而言更大，毕竟古代文学与我们隔着久远的时间，古人的语言形态、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等都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将古代文学这条奔流了几千年的河流导入当下的文学课堂，既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力，也需要充沛的文学性情。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所言: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1］对于一位学者型教师而言，功力和性情缺一不可。没有性情的功力，就好像封闭的书柜，散发出的是霉变的酸腐之气;缺少功力的性情，宛如醉酒的儿童，流露出的是非理性的癫狂。鉴于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功力和性情的比例失调和轻重失衡，笔者撰写此文，缕述前贤中国文学史教学的成功案例，以之为当下之借镜。

二、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袁行霈教授应邀出席北大青年教师培训班开班典礼，发表了题为“北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气象”的讲话。在讲话中，袁行霈回忆了老辈学者教学的深厚功力和敬业精神，他说:我上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这门课，我注意到他的讲稿是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的。我还上过李赋宁先生的西方文学史这门课。我注意到他是怎样在图书馆埋头备课。……我们当了多年老师的人都怕误人子弟，心常怀警惕。即使小心谨慎，还是难免出错，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就赶快改正，这不要紧。［2］王力和李赋宁是袁行霈心目中的典范教师，当然也是典范学者。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位优秀的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以孔子为例，学不厌始终被摆在教不倦之前，学不厌是教不倦的基础，没有学不厌的学术积淀，教不倦又从何谈起?优秀学者的养成，深厚学术功力的培植，虽然离不开先天的资质，但后天孜孜不倦的为学工夫则更为重要。诚如朱熹在《总论为学之方》中所言: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3］当代学术史上，不乏资质平常但成就巨大的学者，比如史学大家严耕望。严耕望本人自认为天资不高，其师钱穆也承认这一点，但钱穆勉励严耕望说后天的气魄和精神意志可以弥补先天资质之不足。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一文中回忆说:我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我总觉得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先生曰: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低，正可求长进!［4］学术研究有赖于后天学术功力的恒常聚集，教学则是把研究的独到之见传授与学生，同样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有此功力方能传授正确的知识，反之，则极有可能出现错谬，甚至误人子弟。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就曾经讲述过一位美国教师误人子弟的例子: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莫砺锋旁听了一位美国副教授开设的研究生讨论课，主讲的内容就是唐诗，而莫砺锋是研究唐宋文学的专家，对内容深感兴趣，就参加了讨论。这位教授当时讲的是韦庄《金陵图》，全诗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莫砺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反复讲乌鸦怎么样。我当时就很纳闷:这首诗跟乌鸦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中的鸟字被他解释为“乌鸦”。……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据我所知，这首诗里面没有“乌”字，是“鸟”字。他不相信，马上回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给我看。果然是“六朝如梦乌空啼”，是一个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是繁体字，“鳥”字少了一笔就变成了“烏”字。……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不可能是“乌”字。这是首七言绝句，又是晚唐韦庄写的。韦庄是词人，他更是讲究平仄的。如果是“乌空啼”，则是114三个平声字连用，变成了三平调，这是律诗的大忌，晚唐人是不可能写出三平调的。所以平声字“乌”一定是仄声字“鸟”。［5］这位在课堂上讲授唐诗的美国副教授连最起码的绝句格律都不清楚，都是糊里糊涂的，又怎么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呢?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不乏此类事例，即使是声名卓著的汉学家有时也难免在基础性问题上犯错，比如日本汉学泰斗级人物吉川幸次郎，在解读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时说:所谓的“至理”，是指把皇帝赏赐的东西丢掉这件事，这样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至理”的“理”，应写作“治”，为避高宗李治的讳而写作“理”。［6］这段解读就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至理”指的不是“皇帝把赏赐的东西丢掉这件事”，也就是说不是“君岂弃此物”，而是“实欲邦国活”。中国学者对此没有疑问，如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至理’，即上句‘实欲邦国活。’”［7］傅庚生《杜诗散绎》对这四句诗的白话今译为:“天子把这些金帛之属一筐一笼地赏赐给群臣，本意是指望他们能够出力把国家治理得鼎盛起来，使得一般老百姓能过些好光景;倘或文武群臣忽视这些爱民活国的大道理，天子凭什么把这些金帛白白地浪费掉呢?”［8］第二，“至理”的“理”字不存在避讳，不是“为避高宗李治的讳而写作理”。据陈垣《史讳举例》第七十六《唐讳例》所考:“高宗，治改为持，为理，或为化。稚改为幼。”［9］120唐代确实存在吉川幸次郎所言的那种避讳处理方式，但却忽视了陈垣关键性的一句考证成果，陈垣说:“唐时讳法，制令甚宽。”［9］119所谓“制令甚宽”就意味着可以避讳，也可以不避讳。有些情况下必须避讳，有些情况则不需要避讳:一般来说，在涉及公文、科举等政府行文时要避讳，在诗歌等个人性写作时，没有严格的避讳要求。因此，杜甫在此没有必要把“至治”改写为“至理”。另外，如果杜甫果真要避高宗李治的名讳，那么杜诗中就不可能出现“治”字，凡是“治”字都必须避讳。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杜诗中“治”字经常出现，如《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典郡终微眇，治中实弃捐。”《戏作俳谐体遣闷》“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如果吉川幸次郎熟读杜诗就不难发现这些“治”的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对杜诗的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学与杜甫》中说:杜甫的诗总共约有一千四百首，依照中国方式，注释这些诗，先要全部背下来，达到任何一首都能答出来的地步，方可落笔。实际上，在过去的中国，恐怕就有这样的人，但我能背出来的大概是一百首。［10］作为一位以杜诗研究为主要学术致力点的学者，仅能背诵一百首杜诗，只占杜诗总数的十四分之一，从功力方面来说，还是欠缺得太多。在中国，确实有能把一千四百余首杜诗全部背诵下来的学者，比如康有为。在当代学者中，马茂元先生的记诵工夫更是令人惊叹，他能背诵一万多首唐诗。不仅是便于记诵的诗词，甚至枯燥泛味的古典辞书字典，也有学者背诵如流，如国学大师黄侃。吉川幸次郎在《我的留学记》中记载了黄侃带给他的感动，他说:首先让我佩服的是:对《经典释文》中《谷梁传》的部分，我一直有几处疑问，在北京问过好几位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先生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并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觉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他可以把《广韵》全部背下来。［11］正是因为深厚的学术功力，再加上至情至性的学者情怀，让黄侃成为北京大学“当年国文系最受尊敬的名教授”［12］之一。王国维深厚的学术功力也令梁启超钦佩，梁启超在《与清华研究院同学谈话记》中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最为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13］梁启超自言“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研究”，乃是虚怀若谷的谦虚之言，不必引以为据。但他称扬王国维为“国内有数之学者”，确实是不刊之论。王国维之博雅精深，可以敦煌写本《秦妇吟》为例，王国维《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曰:此诗前后残阙，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亦英伦博物馆所藏，狩野博士所录。案《北梦琐言》:“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此诗中有此二语，则为韦庄《秦妇吟》审矣。［14］这个文本首尾残缺不全，又没有著录篇名和作者姓氏，当时学者包括日本学者都不知为何物，王国维看到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诗，就断定其为韦庄亡佚已久的诗歌名篇《秦妇吟》。其根据是，宋代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著录了《秦妇吟》这两句诗。当时还没有电子检索的文献查找技术，王国维全靠对《北梦琐言》的熟稔，而且记诵下了这两句诗，才能作出如上论断，学术功力确实令人敬佩。之后陈寅恪撰写了《＜秦妇吟＞校笺》，周一良撰写了《秦妇吟本事》等，学术界对这篇诗作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但开山导源之功自然要归之于王国维。

三、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

深厚的学术功力是学者型教师的立身之本，但仅有功力而无性情，同样还是有缺憾的，尤其是面对中国古代文学这种特殊的学科门类，性情乏味的学者无法领略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之美。毕竟，中国古代文学有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大的特色。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对此有深刻的剖析归纳，他说: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我以史诗和戏剧表示它)并列，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这一点，不管就文学创作或批评理论，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明。人们惊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惊异它们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中国文学的荣耀不在史诗;它的荣耀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抒情传统始于《诗经》。［15］抒情性的特质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张伯伟教授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周汝昌甚至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情文化”。周汝昌《＜红楼梦＞与“情文化”》曰:一位侨居日本的女学士写信告知我说，在一个日语班的课堂上，老师提到日本文化是X文化，韩国文化是X文化，都用一个词语来代表那个文化的特色;然后问中国的学者，中国是什么文化?没有人能答上来。她信札中很以为憾事。我“听”了这段话，很感兴趣，于是自己也试寻起答案来。想了很多，最后的“决定”是，如要我答，我将回信道:中华文化是“情文化”。［16］周汝昌所言中华文化之“情”，不是局限在男女爱情上，还包括亲情、友情、忠君爱国之情、朋友笃厚之情，以及对植物、动物一体之仁的恻隐悲悯之情。最迟从孟子开始，儒家就已经意识到人既是道德主体，也是情感主体。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文学，既要担负惩恶扬善的道德感化，也要宣导创作者的喜怒悲欢之情。道德感化一定程度上还容易滋生说教之呆板，但文学作品中充溢的情感脉冲，更容易引发后世读者的心灵共振。遗憾的是，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五四以来建构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在追求所谓客观性、公正性、规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重视理性分析而忽视感性认知，重视逻辑思维而忽视情感体验的弊端。张伯伟教授《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对此有过警示性的分析: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的大量涌进，导致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文学研究也走上另外的途径。研究小说，则注重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典型环境等;研究戏剧，则注重冲突、人物、布景、对白;甚至研究抒情诗，也会更加注重主题、题材、韵律、句式。从总体上看，越来越趋向于崇尚思辨，强调分析，轻视感性，忽略整体。……可以说，文学研究若抛弃了感情的因素，则必然是隔膜的，因而也必然是不圆满的。［17］如果说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学探讨尚且可以适度容忍情感体验的缺席的话，那么文学教育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情感抛掷在课堂之外。因为文学作品不是尘封已久的僵死文本，而是承载着古人歌哭悲喜的船舶，顺着历史的河流缓缓驶来。如果把文学课堂比作宏大的舞台，那么学生是观众，教师是演员，文学作品是舞台的剧本。比如，把《牡丹亭》搬上舞台，无论你费多少唇舌分析爱情的伟大，都抵不上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句唱腔。因为后者的感情可以感动观众，而前者因过于理性而消解了作品的魅力，这或许就是章学诚所言“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的原因吧。独坐书斋的学问尚且不能如此，更何况面对学生的文学教育?纵观民国以来的文学教育，称得上是大师级的学者，他带给学生的震撼绝对不仅仅是功力深厚的学术著作，必然还有性情洋溢的课堂风姿。比如，程千帆心目中的胡小石，他在《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中回忆说: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我希望头一点告诉你们的，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的作品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18］在南京大学，胡小石留给程千帆最为深刻的唐诗教学记忆就是对柳宗元诗歌的吟诵，时隔多年之后，程千帆可能早已遗忘了当年胡小石讲授的具体内容，但那一连串声音却一直萦绕心间。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中行，也有类似的记忆，他在《负暄琐话》中回忆了黄节授课的情景: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19］黄节没有过多地阐述顾炎武诗歌的艺术技巧，单单是那“一面念一面慨叹”的真情流露，就足以感染学生，激发起学生的爱国激情。这需要的不仅是学术功力，更是学者性情。相反，那些被公认为博学的学者，如果在文学教育中不注重性情的浸润，就会严重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乃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例，他在《知堂回想录》中所说: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算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帮闲罢了。［20］对于周作人的文学课堂情景，亲炙者也有回忆，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说: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他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听讲课来又不善言辞。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泊桑(Porson)教授:“他讲起来希腊文，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21］周作人课堂的乏味虽然与其不善言辞的语言表达障碍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周作人性情的寡淡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性情等同于口才，口才好未必性情佳，口若悬河也有可能导致滥情和浮夸，而吉人辞寡的前辈学者往往也是文学课堂难得的别致风景，比如南京大学的管雄教授。其弟子张伯伟教授在《绕溪师的“藏”与“默”》中回忆当年问业情景曰:先师不仅惜墨如金，而且也惜“言”如金，他的话总是不多的。读硕士阶段，每周一次师徒对坐两小时。每次去时，绕溪师就已经坐在那里。我进去后，师母总是再端一杯茶给我，然后把门掩上。我虽然比较喜欢讲话，但在老师面前总应该少讲，因而常常是默默地相对无言。先师如老僧入定，沉默无语乃本色当行。［22］沉默不语或者寡言少语也未必不是好的教学方法，反而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之道的传承，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可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寻求答案，张伯伟教授就是管雄教授缄默教学之道的获益者，他说:一次，我问何以从明代开始钟嵘《诗品》大受欢迎?先师答曰:“与评点有关。”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乃以目询之，但绕溪师已眼帘微垂，作“予欲无言”状了。后来，自己读书渐广，对于《诗品》与评点的关系有所了悟，更加钦佩先师的提示堪称要言不烦。也就是在这样的锻炼下，逐步养成了我凡事多自己钻研的习惯。［22］管雄教授对《诗品》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播极端熟稔，故能一语中的，这是学术功力的呈现，“与评点有关”五字则是缄默寡言的性情使然，功力与性情交映生辉，成就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育面临很多困境，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存在着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问题，很多学者片面地认为只有藏之名山的论文和专著才能传之后世，教学只是一场华丽而易散的演出，文字的寿命比金石还长久，声音则会随着下课的铃声而中止。殊不知，课堂上教师的一个声音，一个手势，一个转身都有可能留给学生美好的记忆。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知识的掌握，对文学研究方法的研习，需要研读教师的科研论著，也需要课堂教育的体知。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又有其特殊性，深厚的学术功力是基础，但基础不是唯一，性情同样是这门课程的必备修为，前辈大师级学者的成功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个规律的合理性。

作者：赵永刚 单位：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