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全文(5篇)
第1篇：古代文学史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第2篇：古代文学史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它的结构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史料确认。史料确认限于史料本身,主要是查询史料的有无,确认史料的真伪和时代、作者等。史料确认属于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个层次上,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唯客观,忌主观,使用的基本上是形式逻辑的方法。二是体悟分析。文学史料,特别是作品史料蕴涵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感情。人生活在思想感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就总体而言,一般不会满足于、也不应当满足于史料确认这一层次,不会单纯地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一种史实,而往往是要超越这一层次,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体悟分析层次,或审美体悟,或思考史料出现的原因,或探讨史料蕴涵的思想感情,或总结某些规律。由于人们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文学史料,常常会有不同的体悟分析。体悟分析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层次。史料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遗迹,自己不会言说。史料本身又常常是孤立的、分散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隐藏不露的。史料只有经过人们相继不断的体悟分析,才能使人们理解。在这一层次上,史料同体悟分析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三是价值评判。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是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上,对史料作价值评判。价值评判的生发,是研究者不满足于对史料的体悟分析,而是把自己摆在高于史料的位置上,根据个人、集团、社会的认识和需要,制定价值评判标准,对自己所接触的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地位等作价值评判。就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人们对于各种文学现象,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评价。
文学现象很难回避在历史中被评价的命运,它们的意义正是在历史的评价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体悟分析层次和价值评判层次同史料确认层次不同,在这两个层次上,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观和审美情趣等都介入了,都会起很大的作用。通常所说的文学研究具有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这两个层次上。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要体悟分析它,要评判它。从这一角度来看,没有人们的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史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四是表述。文学研究经由史料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三个层次之后,最终要靠表述来体现和传播。没有表述,对文学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都是无形的,不可能传达给读者。表述主要凭借的是语言文字。这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语言文字表述,可以因时因人而异,应当允许和倡导各种表述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清楚、顺畅,无文字障碍,要简练。成功的表述,往往是研究者好的品质和思想成熟的体现,不仅能把研究的成果表述清楚,而且还能引发人们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四个层次的划分是相对的。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很难截然分开,也不可能完全是依次进行的。人们在确认史料时,选择哪些史料,确定史料的真伪,往往离不开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在作价值评判时也不可能离开史料确认和体悟分析。
在表述时,也总是伴随着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和价值评判。从学理和方法上来看,上述的四个层次尽管各有侧重和要求,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各个层次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在史料确认的层次上,要考察某些史料的存佚,辨别史料的真伪,一个关键是要依靠其他史料。在后三个层次上,尽管研究者主观介入了,但对于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他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都不能是随意的,而是必须植根于史料,生发于史料,必须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总是要受到史料自身的限制。不以真实史料为根基、不受史料限制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是无本之木,是无源之水,是虚假的。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要摒弃以各种形式臆造的文学史料。因此,文学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有内在的箝制力。史料不等于历史本体,但史料源于历史本体。史料对体悟分析、价值评判和表述的制约,说到底,是历史本体对它们的制约。但历史本体是已经发生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者不可能直接接近它,把握它。研究者能够直面的是史料。所以,从文学研究的整体和系统来看,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在于史学这一学科有其自己的特殊性。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及科学与史学的区别时指出: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不可不知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①王国维论史学的特点,特别强调史学重在探求“求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这是由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物及其原因。
“事物变迁之迹”和“其变迁之故”,都是一定的时间的产物。而时间转瞬即逝,不可逆转,事物的产生和变迁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所以罗志田认为: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②整个史学是这样,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科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实事”指的就是史料。“文不虚生,论不虚作”,研究问题不能凭主观、想像,不能靠一时的热情,而要依据客观的事实。这一点,中外古今的许多伟人和著名学者,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卓有成效的实践。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资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③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在科学研究中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们的论述虽然不是针对研究古代文学而讲的,但是完全适用于研究古代文学。重视史料,把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
这种传统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正如陆侃如师在1942年所说:“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②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留下的大量的名著,为我们提供了楷模。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没有这一步工作,就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③他又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④为了论证史料的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六章中,特设第四、五两章论述史料问题。鲁迅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具有开创性。他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⑤要开这门课,没有现成的史料,于是鲁迅就从搜集第一手史料开始。这一点,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⑥鲁迅从1910年前后开始搜集古小说史料到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再次修订出版,前后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一直关注搜集史料,使这部著作史料丰富、分析精辟,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从上面摘引的有关论述和实践方面的史料不难发现,文学史料确实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到,研究文学,首先掌握史料是最根本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把首先掌握史料贯穿于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史料是基础。而对读者来说,文学史料是认识文学史的基础。综观古往今来可以发现,有许多普通的人,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知道一些文学的历史。他们知道的文学历史,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具有多少不等的史料。文学史研究论著,是供读者阅读的。
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的角度看,一般都重视那些史料丰富而确切的论著,特别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郑振铎在1932年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指出,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史中,“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有鉴于此,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特别留心收集新史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⑦。1932年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首肯。浦江清赞许郑振铎先前出版的该书“中世卷”史料丰富,尤其能使用敦煌史料,“不失为赶上时代之学者”,并预言“郑君于近代文学之戏曲小说两部分,得多见天壤间秘籍,材料所归,必成佳著无疑也”。⑧与浦江清看法一致的还有赵景深。赵景深在《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一文中,肯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处在于材料的新颖与广博”,“尤其是,他有小说和戏曲两方面最丰富的藏书。他如难得的插图,史传的卷次,都是别本所无的”。⑨看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以后,之所以得到首肯,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许多新的、丰富的史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当会愈来愈感兴趣,希望用个人经历之外的文学历史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审美情趣。广大的读者希望阅读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当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论著应当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前后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所以受到欢迎和重视,发行量也比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套丛书史料相当充实。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二、新发现大都基于新史料
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每次重要史料的被发现,往往会引发学术上大的振动,对后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①王国维上面所说的“新发见”指的是新发现的史料。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属于古代的发现,近代以来的“新发见”主要有殷虚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书卷和内阁大库保存的元明以来书籍档案。王国维之所以特别重视上述新发现的史料,是因为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蕴涵。研究这些新史料,可以得出许多新的观点。王国维自己正是整理研究了上述的部分史料,在史学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建树。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也有和王国维近似的见解: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陈寅恪从时代学术潮流的视角,揭示了取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是学术新潮流形成的标志。王国维和陈寅恪上面的论述,虽是就学术发展的整体而言,但完全合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新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以下五方面:
一、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就已经出土的文物史料而言,有不少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古代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在出土文献中,有许多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在信阳长台关、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定县八角廊、荆门郭店等发现的简帛书里,相当明确地显示了许多经书和子书比较原始的面貌,有不少同以往人们看到的传本不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以郭店竹简为例: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一号楚墓,存有800多枚竹简,③其中涉及了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如先秦儒、道思想的流行区域、相互关系、前后嬗变;简本《老子》无“绝仁弃义”等语;儒家分派问题,特别是子思一派;儒家的一些思想精华,如“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友,君臣之道也”。④这些都是新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先秦时期的文学及其产生的文化思想土壤。以前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家的生平经历,主要是根据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中的传记史料。这些史料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有不少存有疑窦,有待解决。近现代以来,随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特别是不少碑刻和墓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见的传记史料。西晋女诗人左棻的卒年,《晋书》卷31本传没有记载,后来的研究者作了一些推测,误差很大。1930年河南偃城发现的《左棻墓志》明确记载,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有了墓志,左棻的卒年完全可以定下来了。①其它如唐代的大量的墓志的出土,提供了许多未见文集记载的唐代文人的传记史料,极大地推进了唐代文学的研究。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很快即成为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②新史料的发现,丰富了文学作品史料。这方面的事实很多。举一个关于《诗经》的例子:2000年以来,上海博物馆陆续公布了馆藏的1200多枚战国竹简,其中有31枚是记载孔子向弟子讲《诗经》的。从31枚竹简中,可以发现:(1)今本《诗经》分《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记孔子论诗,次序有颠倒。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记孔子论诗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刺”、“美”的内容。(2)有六篇佚诗。在七枚记载诗曲的音调中,发现了40篇诗曲的篇名,其中有的是今本《诗经》所没有的佚诗。由此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还可以证明,孔子当年删诗之说,不一定可靠。(3)有七枚竹简记载了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③
二、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了以前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新的重要的观点。这突出地表现在《诗经》、先秦诸子、辞赋、俗文学等方面。安徽阜阳曾出土了一批有关《诗经》的汉代竹简。胡平生和韩自强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而实际在民间流传的另一家。这说明《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情况,不限于像文献记载的那样。以前关于辞赋的研究,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文献记载,有些结论缺乏确凿的证据,有些并不正确。而新的出土史料则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汤炳正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否定了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说法。④对于俗赋,过去有不少研究者承认我国有俗赋,但追溯源头时多认为始于建安时,代表作是曹植的《鹞雀赋》。同时认为,从屈原和荀卿开始,赋就文人化、雅化了。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的六号汉墓的竹简中,有一篇《神乌赋》。此赋的发现,证明上述观点应当修正。《神乌赋》基本完整,是以四言为主的叙事体,语言通俗,用的是拟人手法,具有寓言的特点。经学者研究,推断这篇赋当作于西汉中后期,作者是一个身份较低的知识分子。《神乌赋》的发现,把我国古代俗赋的历史,上推了二百多年。同时证明,汉代有俗赋,汉代的辞赋应当是雅俗并行。《神乌赋》是文人受俗赋的影响而写成的。⑤关于其他俗文学的研究中新见解的提出,也常常是基于新史料的发现。敦煌俗文学史料的发现,就使我们对通俗小说和弹词等俗文学的产生有了新的认识。郑振铎早在《敦煌的俗文学》一文中就指出:敦煌俗文学史料,“将中古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他使我们知道直到中近代的许多未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产生的情形与来历究竟是怎样的”。“这个发现可使中国小说的研究,其观念为之一变。”⑥在戏曲研究方面,一些重要戏曲史料的相继发现,也推进了研究者对戏曲史的认识。1958年在河南省偃师县酒流沟水库西岸发掘的一座宋墓中,有三块画像雕砖上雕有宋杂剧的演出图,刻画了五个人物。⑦山西省蒲县河西村娲皇庙至今保存有宋杂剧角色的石刻,其中有乐伎、副末色、副净色、化生童子、引戏色、末泥色、装狐色等。①以前,人们对宋杂剧的演出缺乏形象的了解。上面列举的戏曲文物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宋杂剧的演出和角色行当的一些情况。关于南戏形成的时代,王国维说:“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②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他在章节的安排上,把南戏一章安排在元杂剧之后。1920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为南戏产生于宋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③
三、影响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理念的提出。从我国古代的文献来看,的确存在着伪书。自明代以来,以胡应麟、姚际恒、崔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大量怀疑古书,到清末,康有为也多疑古。“五四”之后,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20世纪的上半期,不少学者对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疑古学派的影响。疑古学派有重要的贡献,但有时缺乏客观的依据,缺乏多元的思考,走入极端,有碍于我们我们对古代文献的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古代史料存佚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后人所谓的亡书、阙书和伪书,并不完全可靠。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就有“亡书出于后世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的见地。郑樵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考古史料的发现,不少以前被认定是亡佚的、伪作的或晚出的,经考古史料的证明,并非是亡佚、伪作或晚出。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李学勤从学术理念上提出了应“走出疑古的时代”。他说: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④“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学术理念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争论,有的赞同,有的反驳,至今还在讨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有一点当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走出疑古的时代”这一理念,是基于大量的考古史料的新发现而提出的。大量新史料的新发现,对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良树和李零提出了用“用古书年代学代替辨伪学”。这一主张的提出,也是鉴于出土了许多“真古书”。⑤关于新史料的发现的重大影响,饶宗颐在1998年12月香港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特别予以强调。他指出: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竹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⑥考古新发现的作用会不会像饶宗颐所预想的那样,可以讨论,但他十分强调新史料的发现的重大影响,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四、重要新史料的发现,往往导致了新的学科的形成。这里,仅举两方面的事例。一个是,我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简牍、敦煌石室史料的发现,逐渐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和敦煌学。另一个是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石学形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超出金石的范围。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和各种出土文物的增多,对古代遗物的研究,已不是以前的金石学所能包容的了。于是,过去所说金石学增加了新的内涵,成为“广义的金石学”,即古器物学。
五、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以前对文学史料的训诂,由于主要依据流传的典籍,结果有不少文字难以解释,或者解释不确,或者语源不清楚,而新的史料的发现,往往使一些文字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汤炳正利用新的出土文献,对《楚辞》的文字训诂多有创获。⑦《汉书》卷30《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何时设有稗官,除《汉书•艺文志》有记载外,不见于其他文献。饶宗颐在《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一文中,根据新出土云梦秦简中“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一语,认为“《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有之”。①这就把稗官一词的语源由东汉上溯到了秦代。上面列举的五个方面,进一步印证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精辟见解,说明文学史料的新发现对文学研究能够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料虽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我们又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在这方面,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曾提出并且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国外,19世纪德国的史学名家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别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②。“历史要像过去发生的事一样。”③在中国,傅斯年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们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④此外,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言》中也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兰克、傅斯年和蔡元培等提出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呼吁把史学建立在史料的严密的考辨的基础上,有其针对性,强调研究历史要客观,有纠正轻视史料、拘于空疏游谈的作用,但从完整的史学科学体系来看,他们的观点至少失之于全面。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史料是基础,十分重要,但史料不等于史学,史料学不能取代史学。历史本体是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是活生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⑤。
这不仅表现在他人的活动上,即使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歌德晚年为自己写传记,题目定为“诗与真”。他之所以用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知道对自己的过去已不可能再重复其真实,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诗情的回忆”。另外,“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⑥从存传的史料来考虑,有其有限性和局限性。历史实际是丰富的。流传到今天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史料,即使是很多的,也只是原生态史料的一部分,有很多原生态史料由于多种原因所致,没有留下实物或记载。记载的史料远远少于没有记载和留下的大量空白。有些当时可能有记载,后来散失了。现存的史料即使是非常翔实的,但和历史实际相比,也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从传下来的史料来分析,有些具有客观性、可靠性,这主要体现在个别史实上。除此之外,大量的史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固有的偏向。因为它们是记叙者把许多个别的史实加以组合,使其成为一种可以叙述、能够使人理解的史实。记叙者即使在现场,由于视角的限制,他所留心的和见到的也只能是事实的某些方面。对同一事件,耳闻目睹者有不同的记叙,就是证明。如果记叙者记叙得比较全面,那他记叙的内容肯定有许多是得之于他人。既然得之于他人,自然就有他人的眼光,不可能全是原貌。记叙者即使“直笔”,也会程度不同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意识。既是记叙,记叙者就会有取舍,许多史料是记叙者用观点串联、整理出来的,其中夹杂有主观理念和某种权力的运作。还有,即使记叙者不存爱憎,全面观照,客观记叙,那他所记叙的只能是古人外在的言行,未必能得古人内在的精神世界。⑦
现存的史料的非原始性、简约性以及主观的参与,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真实的。我们很难知道过去发生的真实的一切事实。史料的整体是这样,作为整体史料一部分的文学史料也是这样。因此把史料等同于史学,不仅否定了史学,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探讨。由于史料的有限性、局限性、隐匿性,也由于人有感情、能思维、会想像,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有所揭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片段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①陈寅恪上面这段话指出,鉴于我们研究历史依据的史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所以我们“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就明确地肯定了研究历史,不可能仅仅依靠实证科学的思维做纯客观的研究,还要依靠体悟和想像。有时还要从没有记载的空白处运思,去探索历史隐藏的深层意义。否定了主观的介入,实际上就否定了史学。另外,从未来之维的角度来思考,主观对史料的介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我们知道,史料是固定的、有限的,但史料永远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变化的、无限的,永远处在过程中,没有终点。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们想借助对史料的不断体认来谋求继续发展的希望。看来正是由于主观的不断介入,才使史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整个历史研究是这样,文学史研究更是如此。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呼吁,研究历史应当客观,让史料说话。但只要我们对史学实践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呼吁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顶多具有某种纠偏的作用。
唯史料是从,纯客观地对待史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前面述及的曾经宣称“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到后来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转变。“1947年傅斯年赴美医病,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逗留近一年时间,他了解到科学实证主义在欧美已不再流行,而客观史学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傅斯年似乎已迷途知返,计划回国后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撰写中国通史,编辑《社会学评论》,开办‘傅斯年论坛’等。”②还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学者刘大杰,在20世纪30年代末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时,十分崇奉郎宋的意见。郎宋认为:“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越我的信仰。”应当尽力追求做“客观的真确的分析”。当他上卷完成后,他叙写在写作中,时刻把郎宋的三个“切勿”记在心中,但无奈“人类究竟是容易流于主观与情感的动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仍是失败了”。③刘大杰切记郎宋提出的写文学史要力戒主观的介入,应作“客观的真确的分析”,但他最终却自认“失败”了。其实,他的“失败”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在文学史研究中,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史料不同于史学。史料是客观的、有限的,而“天下之理无穷”④,人的认识是主观的、无限的,史学理论是无限的,是与时俱进的,对史料的解读、体悟和阐释是长久的。很早以来,许多学者都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在《史观》一文中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⑤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历史研究,但也完全符合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本身是静止的。许多文学史料的意义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模糊的。意义的模糊是常态。史料自己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意义。而只有当人们介入时,其丰富的意义才能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对待同一史料,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体悟和阐释。这表现在不同的时代上,也表现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读者身上,甚至也表现在同一个人前后的不同的体认上。纵观古代文学研究史不难发现,每个时代对同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尽管有继承的内容,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每个时代的研究者,一般都是依据自己所遭际的时代,所生活的境遇,所接受的学术思想和审美情趣,作出了不同于前一代的体悟分析、评价和表述,都在发现新的历史。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齐梁时期,开始受到钟嵘等人的关注,但评价不高。至隋唐,特别是到了宋代,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至于同一时期,一个文学史家的阐释被另一个文学史家所否定的事例,或者同一个人对某一史实前后不同的阐释,举不胜举。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到,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研究者主观的作用在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主观,指的主要是研究者的立场、知识结构、理念、审美情趣和研究方法等。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价值观念。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常常体现在对许多文学现象的选择和评价上。(2)理论范式不同。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研究文学史总是有自己事前设定的理论范式,“你的范式让你看见多少,你就只能看见多少”。①文学研究的史料是客观的、不变的,但人们研究的范式是主观的,是变化的。由于研究范式的不同,对同一对象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3)情感的差异。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常常是带着自己复杂的情感去体悟文学史料的。文学史研究,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史料是基础,文学研究要依靠史料,同时也应当注意史观的重要和史观对史料的影响。综观古代文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时有一些新发现的提出,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由于现实中提出了某些新问题,由于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
这些不止影响了对已经搜集到的史料的阐释和评价,有时还直接影响了对某些史料的重视、搜集和整理。关于后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小说史料。我国古代的小说,源远流长,史料丰富,但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许多小说作品被掩埋、甚至被销毁。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西学的激荡,引发了文学史观的变化,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小说的重要,甚至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②社会的变革,史观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人们对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另一个例子是近代文学。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对近代文学不够重视。受这种观点的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当单薄,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近代文学史料有所轻忽。后来有不少学者看到了近代文学独特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它是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一个关键,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认识上的变化,使人们提高了对近代文学史料的重视,许多近代文学史料相继得到了发掘、整理和出版。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说明,文学史观的变化往往能够对文学史料的认识和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肯定和容许主观作用的存在。单就文学史料的整理来说,史料的选择和整理,都离不开一定观点的指导。何况文学史料不等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不是文学史料的堆砌,而是表现研究者的观点,浸透着研究者的情趣。试想,如果一种文学史研究论著,只是堆砌罗列史料,没有自己的体悟发现,没有自己的观点,它有多大的意义?文学史研究之所以需要,之所以有生命,之所以能够古今相通,主要是由于时代的需求,由于研究者主观的介入。实际上,文学史研究不存在是否容纳主观的问题,需要思考的是怎样不断地提高研究者的认识,思考主观的理论范式和思想感情等正确还是不正确,健康还是不健康,是陈词滥调还是有所创新?如果一种文学史研究论著,即使没有新的史料,而是用自己的观点对史料做出了新的、有益的阐释,就应当予以肯定。另外,文学史论著,不应当是单纯地复述史料和阐释史料,而应当提倡“有我”,提倡带感情的论述,提倡艺术化、文学化的表述。言之少情,行之不远。“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这方面,国内外不少学者有鲜明的倡导。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要他不偏袒他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则并无必要。③罗素是就整个历史叙述而言的。中国的杨周翰则特别就文学研究强调说:研究文学仅仅采取一种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也许能找出一些“规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学批评也应同文学创作一样,应当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动读者感情的。①
缺乏感性和文采的表述,会弱化研究论著的传播和保存。中国古代有学综文史、史以文传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文学研究论著,应当把学术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在各种文学史研究论著中,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来自主观方面的不同的见解和表现的感情上的差异,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作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丢弃了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更不是不尊重文学史料。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但这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底线。这个范围和底线就是史料。正确的史料体悟、阐释和评价,都是基于史料本身的,应是史料本身所含有的意义。体悟、阐释和评价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同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也会乘虚而入。因此,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历史学家必须诚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他的《历史研究讲演录》中强调说: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被当作是一个证人;除非他的诚实能得到验证,否则是不能信任的。②意大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罗齐在他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认为:对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我们当代精神的活动。同时,他又强调:“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切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③历史是有客观性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进程是实在的,是绝对的,是不变的。史料作为一些遗迹,不可能重新恢复。不过人们通过长期的对各种历史遗迹的发掘、考证、鉴别和分析,能够大体上确定许多遗迹的轮廓。人们无法复原历史,却可以借助于史料去逐渐接近实际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重视主观作用的时候,必须坚持以史料为根基。“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④我们研究文学史,应当接受史料的制约,只能以历史上已经“透露的东西”为依据。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偏失。我国的史学界,在20世纪,受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史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被重视。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曾经风行过一种“以论带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提出,旨在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但由于理解的偏颇,有些人往往把史料工作简单地看成是“烦琐的考证”而予以否定。受这种风气和观点的影响,有些研究者研究历史,不是从史实出发,不是以史料为依据,而是简单的基于某些政治上的需要,理论、逻辑先入为主,然后再去拼凑史料加以论证。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历史事实往往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所依据的理论和逻辑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是相对的,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3篇：古代文学史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
一、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文学史料的研究是一项较系统、全面的工程，就研究过程而言，它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对史料的确认、对史料的体悟分析、对史料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史料的准确表述。这四个阶段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连接紧密，层层推进。
一是对文学史料的确认。这个阶段是研究者对史料本身的真实度进行了解辨认，主要证实史料存在与否，进而明确史料存在的时代以及史料的著作者等问题等。在确认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自然科学，通过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对史料进行鉴别，排除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进行史料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文学史料的体悟分析。通常在对史料确认完毕之后，研究者要开始对史料进行研究分析，这个过程会融入更多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加丰富完善了文学史料的研究。当然他们在呈现出史料所具有的史实后，根据对史料的切身情感体验，会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感悟，进而探寻史料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史料的成因等。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于史料的感知和领悟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经过体悟分析所得出的史料结论也不一样。体悟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臵，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三是对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而这一阶段的评判必须要以体悟分析为基础，评判是要将自己的位臵臵于史料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而价值评判的出现是由于个人、集团或者是社会认知的需要，由他们制定较为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对其所认识的文学史料从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价值评判。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存有差异，那么对于同一种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也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使得评判标准有了存在的意义。
四是对文学史料的表述。当某份古代文学史料经过前三个阶段之后，最终能够得以传播与体现的途径就是通过人们对文字史料的表述，如缺少这一环节，对于文学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文学史料的价值就不能完美呈现，也就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二、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史学界每当有重要新史料的出现，都会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特别是近几年考古学家出土的大批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实物支持，同时在文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史料
就目前已被发现出土的古代史料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古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形成后在当时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如在出土的史料中，很多都是属于秦汉时期的，在马王堆、银雀山、八角廊等发现的帛书内，很清晰地还原了部分经书和子书的原始面貌。随着时代的前进，新史料的发掘成果也日益显著，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宝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新史料修正、补充、完善已有的研究结论
新史料的出土问世，能够使文学研究者们不断推陈出新，对先前已有的结论与观点进行修正，不完善之处得以及时补充，甚至将先前结论推翻，提出新的看法。如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研究者就指出，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并不是鲁、齐、韩、毛这四家中的任意一家，很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记载但却是在当时流传的另外一家。可见《诗经》在汉朝的流传状况并不像文学史料里记载的那样，真相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探索。
（三）新史料的发掘促使新学科的诞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敦煌石室的史料相继被发现，之后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日后的甲骨学和敦煌学。再者，由金石学向古器物学的转变。在之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金石学于宋代时形成，明清时得到发展。清末民初，随着一大批新史料和出土文物的的出现，使得史学界已不再只拘泥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是将其增加新的内容，由狭义上升到广义，称其古器物学。
（四）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产生影响
由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史料，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从明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怀疑古书的真实性，清末时康有为也对此产生过质疑。后，则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对于文学的研究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消极体现为研究者们思想过于极端，造成评判标准失衡，反而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
三、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文学史料并不等同于文学史，因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有些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史学与史料学是相同的含义。比如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和我国傅斯年、蔡元培均认为史料就是历史，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1]。这些史学家毫无例外地强调史学应该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并且需要在科学考辨基础上建立史学。他们的哲学言论虽然可以让以后的众多学者充分认识到史料的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全面。尽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史料和史学二者不能划等号，谁也不能代替谁。历史的本质其实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的活动一经发生就是不可逆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2]。不论是个人自身的活动还是他人的活动都是如此。现存的史料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历史发展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史料经过多年的流传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史料的数量规模非常大，在某些事件上的史料也会出现缺乏记载的情况，所以流传下来的史料要远远少于没有记载的空白事件，史料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相比显得非常渺小。有部分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事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史料对历史的反映是有偏颇的，这些史料并不是最原始的资料，而是作者通过整合多个史料形成了更便于他人理解的史料。作者即便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所见也是有限的，因此记叙也是片面的，如果作业的记叙较为详实，其中必然包含着很多来自他人的内容，也必然杂糅了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不可能完全客观地体现出当时的历史原貌。作者的记叙即使再客观，也会掺杂进自己的观念。现在的史料都有人为参与，所以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实在在是客观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史料如此，当然文学史料也是如此，所以认为史学就是史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客观研究。
陈寅恪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依靠实证科学，想象在历史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是存在空白的历史记载也能够深入探索其中的深层次意义。史学没有主观意识也就不能称之为史学，而且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在史料中加入主观意识不仅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对史料更是有益处的。我们都知道史料数量无论在何时都是有限的，但是人们通过史料看到的内容确实无限的，而且不同人对同一史料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人们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出正是将主观融入到史料中才会充分激发出史料的活力。整体的历史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作为历史一部分的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呼吁要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对历史的研究要完全立足于史料，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呼吁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纯客观地看待史料、研究历史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前面提到的傅斯年开始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后来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间时对史学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亲身感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下降，完全客观的史学更是水中月、镜中花。刘大杰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史研究学者，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傅斯年的基本一致，最开始崇尚在历史研究中将主观因素完全剔除，但是经时间验证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文学史料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而且很多文学史料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模糊的，其实史料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人们的主观意识介入之后，史料才产生了价值。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对同一史料有各种各样的感悟。每个时代对文学史的研究固然有继承前人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境遇对史料产生了新的评价。就拿陶渊明及其作品来说，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根本没有受到任何重视，后来虽然在齐梁时期得到了钟嵘等人的关注，但是对其的评价也不甚高，直到唐宋时期，陶渊明及其作品才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高度评价。乃至于同一个时期两个学者对同一史料的阐述相互对立甚至同一人对同一史料的前后认识完全不同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见，文学史的研究者从来都是主动的，学者在研究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观指的就是学者的知识体系、所处立场以及研究方法等自身独具的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理论范式。不管自己有没有刻意的控制，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总是会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范式决定着学者看到内容的广度和深度。[3]第二，价值观念。学者自身的价值观念通常会通过文学现象的评价体现出来。第三，情感差异。很多学者会将思想感情融入到文学史料中。
文学史的研究中当然也存在主观能动性，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都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且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并不能划等号，文学研究不单纯是文学史料的体现，最主要的是学者自身通过文学史料表达出来的观点，其中蕴含着学者的思想感情。完全堆砌史料的文学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学者的文学研究即使没有立足于新的史料，但是却从旧史料中提炼出了新的观点，就应该对其进行肯定。我们在研究各种文学史著作时不仅应该看到学者思想见解和情感上的不同，同时还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互补作用。虽然我们肯定研究者主观性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必须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指的就是史料。不论是评价和阐述都应该是立足于史料自身的，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就会出现意图哲学、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因此，我们无论是对文学史料进行研究还是对已有的古代文学进行研究，都应该在客观与主观共同的作用下开展，不能专注一方，而是应该相互融合，才能做好研究。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史学论略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第4篇：古代文学史范文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西藏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第5篇：古代文学史范文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为标志。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嬗变直接导致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部分传统经典身份的转换，20世纪初期和中期问世的多部文学史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能否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取决于书写者的文学观念与经典遴选标准，早期文学史的撰写者普遍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作为专家，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描述与肯定，实质上构成了文学经典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必须在现代语境中重建对文学的描述，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努力扭转长期存在的单纯从道德政治层面去品评文本的倾向，大力提倡从文学的层面去发掘文本的价值。如此一来，不少传统经典作品的标签被改写和置换，原本作为儒学思想经典存在的著作，经过“去经学化”的阐释后被认定为文学经典。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诗经》阐释的权威《毛诗序》遭到现代文史学家的抨击和否定，他们极力发掘和强调《诗三百》的文学本质，旗帜鲜明地将其定位于“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在对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阐释中，“情歌”说取代了“后妃之德”说。同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也被置于文学的视角之下，开始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看待，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便出现了“‘曾点浴沂’一章，颇近文学的技工”，“《孟子》其中多用比喻，以润色枯淡之伦理说，实有功于儒教普及之大文学家”之类的分析。其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的大力推崇，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定位的热潮。胡适欲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白话文学提高到文学史的中心地位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统的观点，他说:“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在代表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自然趋势。”加之其时西方文学虚构理论的引入，胡适等人对“写实主义文学”大力提倡，树立起文学经典遴选的新标准，从另一角度提高了国人对于原本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的古代小说和古典戏曲的重视程度。于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对“文学”的界定，出现了诸如“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之类的言说，随之而来的便是，元代杂剧的文学史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成为史家书写的重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元代文学“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元之文学有杂剧、传奇二种”，“元代之文学所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即通俗文学，实开中国文学之新生面”。在大力推崇杂剧的学术潮流中，关汉卿的杂剧尤其是《窦娥冤》和《救风尘》作为创作范本，得到了多位文学史家的较高评价，其经典价值得以广泛承认。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给［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经典化带来历史转机。
相对于杂剧，元代散曲受到的冷落异常明显，问世于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多部中国文学史，论及元代文学时，纷纷采取忽略散曲不写的策略。间或有著作对散曲进行了专章或专节介绍，但对关汉卿及其《不伏老》套曲的评价始终不高。陆侃如、冯沅君于193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推举张可久为清丽派曲家的领袖(与之相对的是以马致远为领袖的豪放派)，而将关氏置于张可久旗下，《不伏老》“黄钟煞”出现在所举“丽”曲代表作之列，且一笔带过。赵景深完成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同样将关汉卿归于清丽派，对［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则是给予负面评价，称之为“简直是享乐主义者王尔德的口吻”。显得与众不同的是郑振铎先生，他在完成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为散曲历史开场的“第一人”，高度赞赏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认为“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所举代表作有《一半儿•题情》《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以及《一枝花•题杭州景》等，遗憾的是只字未提《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即使经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不伏老》套曲仍然缺席于文学经典的行列。文学史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出现，属于典型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使用白话写作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形式特征，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则是其现代性的重要内核之一。产生于文学转型时期的多部文学史，之所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重杂剧、轻散曲的倾向，显然与学术界日益重视白话文学和叙事文学研究的时代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多数文学史家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念并未真正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文学观念的转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面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他们对什么是“文学”或者“纯文学”明显缺乏明晰的认识与科学的界定，对古人称之为“词余”的散曲也未能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一旦得出“元世纯文学之粹，杂剧、传奇二者也”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对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自然不可能给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在此，必须再次提及《不伏老》陌生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仍然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甚至因其鲜明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伸
1949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入的研究，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情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给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作为批评的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给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到70年代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80年代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肯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到90年代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该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准确的还原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色彩，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文学发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承担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研究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所展开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喜欢白居易，不喜欢《水浒传》，甚至不喜欢《西游记》，他们更歧视和蔑视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学界前辈对推进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研究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其中包括散曲、杂剧两部分)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积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仍然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