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精选(九篇)

第1篇：古代典籍范文

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休闲的时间较多，大多数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进行休闲活动，其追求的休闲境界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明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泡温泉养生了，并且根据温泉这一词语，许多文人墨客不得不为之填词作曲。古代杨慎诗人的《安宁温泉》一词曾写道：何如碧玉温泉水，绝胜华清礜石池。”

苏轼曾这样评价过：“汤泉吐艳镜光开，白水飞鸿带雨来。”清代时期的张凌云曾经给象鼻温泉题过词，他说：“入浴能教人似玉，到来几许貌如花。”还有许多诗人写过有关温泉的诗词，不过最终可以借用张凌云的诗词表达统一的观点便是“春寒我欲频经此，童冠讴歌乐岁华”，即是表达经常来到温泉中沐浴，能够使心态平和，感受到岁月年华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养生除了上述的方式还可以通过饮食达到养生的目的，《寿世保元》记载过：食为半饱无兼时，酒至三分莫过频。此句话理解为饮食达到半饱的状态就行，饮酒不要太过于频繁，旨在说明人要控制饮食，不要过量饮酒能达到养生的效果。民间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逛庙会了，古代妇女的地位普遍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闺秀的标准，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庙会来临时，女子却可以出门凑热闹，观看各种活动与大街上摆卖的各种商品，出门感受集市的热闹与繁盛，为心灵与眼界平添一丝休闲享受。

《周敦颐集》中记载过周敦颐与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结伴至山水间游玩，进行作诗、吟诗、谈诗，并被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住，而连续几个月流连忘返的句子，表现出古代诗人为除去内心深处的烦杂，追求宁静、休闲自得的生活状态而“游于山水间也”。

文学经典意识在古代人们对天地、自然、社会等中能够得到彰显，“诗”除了具有政治、社会思想意义，还能表达诗歌所具有的特定规则与法则。古人喜欢诗词歌赋，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光，还能锻炼脑力与思维活力，促进身心健康。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具有较强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的观念与经学的观念出现对立，并且与经、史等具有多种特点的文学相隔离，这样在品味文化经典中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不同学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对休闲的观念看法存在差异，从而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闲娱乐活动之趣味。伦理道德在古代人们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闲活动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礼”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包括射箭、投壶、乐舞等多种娱乐项目。

人们在进行娱乐项目时主要是追求清静无为、高雅休闲的生活状态以及愉悦的性情，贴近自然，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时期，“武力征诛”与“敬得敬礼”思想同样重要，人们在休养生息过程中普遍愿意进行“饰之以礼乐”。

二、结束语

第2篇：古代典籍范文

简介：《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作者是东晋的史学家干宝。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全书共20卷，共有大小神话454个。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

（来源：文章屋网 https://www.wzu.com）

第3篇：古代典籍范文

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第4篇：古代典籍范文

关键词：中医；古籍；电子教材；开发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5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Dou Xuejun

（The Libra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re still inadequate in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Using Ancient TCM books as teaching materials is needed， and electronic material is a good form of the ancient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scheme， auxiliary function and reference books system of electron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TCM，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is an ideal place for promotion of such teaching materials.

Key Words： TCM； ancient books； electronic materials； development

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包含课程计划与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近代以来，中医教育模式从传统的师承教育转换成院校教育，教材成为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传统教材在指导学生学习、成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中医古籍教材应引起重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型（数字化）文献得到推广，中医古籍教材也面临着数字化的机遇。

1 中医教育需要古籍教材

建国以来，不同出版社对中医教材多次出版，此类教材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体系，但在中医思维方式传承和中医学信息传递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1.1 中医教材应引导建立中医思维方式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基本理论、知识、技能都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医学体系有显著的差别。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被否定、丢弃，代之以西方的思想观念，形成“西学东渐”的风气。学习、借鉴西学之长应得到肯定，但片面认同西学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为传统科技文化包括中医的传承设置了障碍。自此，西方科技文化成为评审标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内容被放在此标准体系中评判。因此，目前国内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所获得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潜移默化中建立起来的是符合现代科技文化观念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高校人才培养基本是仿照西医的办学模式，缺乏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传统文化背景的氛围。由此积累的知识对于学习西医知识可产生较好的迁移，而对于中医学知识迁移效果差，甚至可能形成负迁移。强化、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保证中医思维方式，学生在中医思维方式方面需要重新启蒙，教材应该引导学生入门，建立中医的知识结构[1-2]。如顾植山先生指出的“现在应该对近代以来以教材为代表的被异化和失真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作出反思并进行溯源归真了。”[3]

1.2 中医教材应全面传递中医学信息

现行统编中医教材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对经典进行梳理和白话文解释，这便于接受了十几年现代教育的学生理解。但白话文与文言文有较大差别，转换过程中也可能受翻译者知识结构因素的限制，不能全面、真实地传递古代中医文献中的信息。同时，当前现代科技文化观念几乎无处不在，教材编撰者如何能保证以传统思维方式还原古人思想？在“重编”过程中，如果现代科技文化观念起作用，对素材的选择、编次和解释将改变方向，教材不但无法将原著的内容准确无误地“翻译”过来，而且会异化、变味。《内经讲义》作为经典著作课程教材，虽经历了多次以及多数学者的编纂、分类、整理，但并未使学生认识到经典著作的原貌[4]。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原著作为教材，将古籍原文全面呈现，应当是中医教育的一条可取之路。古籍教材应包括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有重要影响的中医学著作；前者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后者如《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景岳全书》《医宗金鉴》《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歌括》《汤头歌诀》等。这些古籍既包括中医的基本理论，又包括古人的临床经验，具有不可替代性。

2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形式

以往推行古籍原著教材的难度很大，在载体形式方面，纸质图书存储密度低，检索功能不足。纸质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相比，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对人们获取信息有一定的制约。当前电子图书日趋成熟，为中医古籍数字化提供了契机。对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可提高中医药文献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2.1 电子教材的特点

知识记录在一定载体上形成文献，文献是知识存储、传递的介质。存储载体和记录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知识传递、交流方式的变革。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当前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化阅读是知识传递方式的又一次变革。电子教材便是这种新技术在教育领域延伸的产物。韩国2007年开始投入20亿美元推行电子教材的试点研究，预计到2015年全面推广电子教材；日本教育部2010年投入10亿日元用于10所小学开展电子教材试验研究；2011年，我国第一次将“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列入“十二五”重大工程项目。电子教材可以向师生提供大量的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信息，并有效应用网络资源。电子教材不仅可以作为课本，而且可以成为学生的整合型学习工具，是课本与多种教辅书、参考书融合的产物。电子教材节省纸张，能源消耗低，其成本将逐渐下降并低于印刷本教材[5]。在中医学领域引入电子教材，将会带来中医药知识学习、交流的变革。

2.2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设计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面临保真的问题，即客观地反映古籍原貌，力求不遗漏古医籍的任何信息。要保证教材内容可靠，真实地传递其中蕴涵的知识信息[6]。

2.2.1 版式 教材的基本部分为古医籍文本内容，应选取当前公认的善本书作为底本，参考现存其他版本。在版式上可开发简体版和繁体版两种。简体版采用横排，将古籍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并断句加标点。繁体版采用竖排，不断句，不带标点，读者可通过点校功能进行句读。繁体版减少了繁简字体转化，可更好地传递古籍信息。从汉字演变源流角度来看，繁体字本身携带古文信息更全面。未经句读的书显然比加标点的书读得慢，山东中医药大学刘更生教授认为这正是古籍不加标点的智慧所在，读者自行断句过程中会加深对著作的理解，而且此后阅读速度会越来越快。笔者也发现，虽然翻译后的教材便于理解，但读完硕士、博士不得要领者不在少数。因此，对于三年、五年乃至更长期的读书规划，不必担心繁体版教材读得慢，相反这种教材是古代医家必修的基础。

2.2.2 辅助功能 电子教材不是纸质教材的简单搬家，它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媒体表现的多样化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整合方面。中医古籍电子教材应当能提供文本、图像、声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形式，具有点校、检索、注释、笔记、书签、加高亮、复制、复读、超链接等功能。此外，电子教材还能对学习过程进行管理。

教材中除文本外，还应对相关知识点添加链接。原文中涉及的形体、器官、经络、腧穴、药物、方剂、人物、书籍等均可链接到相对应的图谱或文字注释；经典著作及其他医籍的重要部分录制原文朗读声频资料，便于学生跟读或记诵；有关生理功能、病因病机或手法操作等内容可开发视频或动画资料，以增强感性认识。

对于检索功能，可以开发词语检索和文句检索两种方式，分别检索字、词和句子的出处。检索范围可以限定为原文和注释、笔记等辅助资源。对于古籍中同义词、多义词、异形词、生僻字等较多的问题，还可以借鉴主题检索语言的方法开发语义检索之类更高级的检索形式。

2.2.3 参考书系统 为便于学习和理解古医籍文字内容和医理，需附设教参系统，主要为参考工具书、中医书目等。用于文字解释的综合工具书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源》等；中医专科字、词典有：《简明中医字典》《实用中医字典》《中医难字字典》《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黄帝内经词典》等；中医书目有：《中国医籍通考》《中国医籍提要》《中医学重要著作选介》等。此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医史年表》《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中国历代医家传录》《中医人物词典》等亦可选用。

3 图书馆是推广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理想场所

中医古籍电子教材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可能需要经历一定时间试用、多次改进才能达到功能完善、系统可靠的目标。当前阶段这种教材形式还不能全面普及，但需要进行适当推介，让中医院校师生了解、试用以便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这种新的教材形式，同时也能提供反馈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更新。中医古籍电子教材正式推出之时，各高校可能很难一步到位地用其替代纸质教材，学生也会持观望态度，这个阶段也需要推介。作为学校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是推介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理想场所。可以在馆内设置电子教材试用区，师生感受到这种新型教材的优势后，中医古籍电子教材的推广也会水到渠成。

学无止境，中医学的传承尚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把中医古籍原文作为教材，可以给学生留出空间，这样形成的开放式教材更有益于学习、研究。电子教材的出现为中医古籍教材的推行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这种结合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达到完好保存传统思维方式为中医学发展服务的目标。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刘更生教授指导，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张星平.新世纪中医教材建设探析[J].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5，39（12）：56-57.

[2]洪蕾.论中医思维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的体现[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12）：3180-3181.

[3]顾植山.中医要发展教材是根本[J].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3，21（1）：38-40.

[4]刘春援.高等中医教育教材的现状分析与改革探讨[J].中医教育，2006，25（6）：69-71.

[5]袁丽娜.电子教材给高校教学改革带来的启示[J].出版参考，2012，25（24）：47-48.

第5篇：古代典籍范文

（吉林师范大学博迭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本文结合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发展过程和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几点建议：1．提高人员素质和加大经费投入；2．建立统一的文本格式，实行统一的著录规则；3解决文字转换的问题；4实现资源共享，统一开发利用；5．建立功能完善的古籍全文检索系统。

关键词 ：古籍资源数字化；文字转换；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数据库

DOI:10.16083/j. cnki. 22 - 1296/g4 2015. 08. 067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144-03

古籍资源数字化最早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近30年来，人们对古籍资源数字化的探索始终在不断向前推进。结合专家学者的不同认识，可以将古籍资源数字化做如下定义：从保护和利用古籍的目的出发，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古籍中的文字或图像信息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并使之结构化，从而实现古籍整理、存储、检索、阅读、传输的电子化，是古籍整理和开发的一项系统工作。

一、我国古籍保护的急迫性与严峻性

（一）古籍保护的急迫性

我国古代藏书丰富，官修古籍从西汉时期就有由刘向、刘歆编著的《别录》、《七略》。东汉时期，班固编撰了《汉书》，《汉书·艺文志》：“分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清代编成第一部《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装订成3.6万余册。另外，私人藏书也甚多，唐代私家藏书在万卷以上者就有近20家。宋代雕版印刷大兴，刻书成风，私藏之风渐盛，明清两代的知名藏书家多以千计，各家所藏几万、几十万不等。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有关佛教、道教的估计藏书量超过3000万，其中善本古籍超过250万册。然而，这些图书历经朝代更迭，惨遭十次书厄，受到物理化学等外界因素的破坏，流传到今天实属不易，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宝贵财富。

（二）古籍保护的严峻性

我国古籍保护与修缮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组织专家典校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建国不久后成立了古籍修缮出版组织；“文革”时期，“四人帮”组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书籍的损毁使古籍工作停止下来，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书厄”：20世纪70年代，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集中全国图书馆界的力量，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情况得到初步梳理；从1989年开始，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华大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具备了比较成熟、规范的古籍修复技术，上百万册濒危古籍得到修复。但是，由于保存不善和人为的破坏，众多古籍断烂破损，等待修复，古籍的保护形势仍然很严峻。

二、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一）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古籍资源数字化的提出阶段

古籍资源数字化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P．J．Ivanhoe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数据库。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和大陆受美国的影响，开展了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事业，主要是利用新开发的计算机技术对古籍进行整理，由于当时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远没有现在强大，这一阶段的古籍资源数字化还是以建立可检索的数据库为主要方向。因此说，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兴起阶段。

2．第二阶段：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古籍资源数字化得到迅猛发展，文本化、数字化、图像化在这一阶段得到广泛的利用，形式也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这期间，古籍资源数字化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字转化、全文检索、汉字字符集、元数据的建设等。这一阶段古籍资源数字化的理念与实践相结合，使古籍资源数字化的长远发展向前走了一步，为后来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3．第三阶段：古籍资源数字化的成熟阶段

从21世纪初到现在，古籍资源数字化在理论上显得更为成熟。互联网和新的计算机技术使得这些理论得以实现，古籍资源数据库的存储量、运算水平、检索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古籍资源数字化主要探讨理论，技术被忽略了很多。由古籍资源数字化的理论研究转向古籍深度挖掘和深度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古籍资源数字化的研究方向与目的更加明确。

（二）我国古籍资源数字化发展现状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国家针对古籍损坏、残缺不全、散落民间等缺乏统一管理和保护的现象，委派相关部门对古籍修复、复制．出版印刷等。这样既能增加古籍副本量，有利于流通、利用，也能扩大保存量。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能有效利用和共享图书信息资源，上传古籍书目信息与内容，对古籍的内容进行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从20世纪末启动，将经、史、子、集各部分光盘化，从秦朝之前到抗日战争之前，大约有10000多种，共制盘500余张，而且能够进行全文检索，有利于弘扬卉籍中的重要知识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三、古籍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经费不足

现有收藏大量古籍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大都缺少经费，许多公共图书馆虽有许多古籍文献资料，但是因为缺少经费，很难开展古籍数字化的项目。只有在充足的经费保障下，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大项目才能顺利无忧地进行。

（二）标点的问题

在《汉书·艺文志》的古籍善本中这样记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而在现有的被数字化的《汉书·艺文志》中却是这样记载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原文中是“故春秋分为五”句号，“诗分为四”句号，而被数字化的古籍都是逗号。在汉语中句号跟逗号是有差别的。逗号一般表示句子内的停顿，句号在一句话结束停顿时才会使用。标点的不同用法往往会改变一句话的含义，使原本不是很难懂的文章变得支离破碎，使文章变得晦涩难懂。

（三）没有统一的格式与著录规则

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制作单位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著录以后的数字化资源各不相同。以数字化格式为例，有HT-ML(超文本)、XML（可扩展标记语言）、PD（便携式文档）等众多格式，由于阅读器不同，难以相互兼容，不光给读者带来了很多麻烦，也影响了各个单位之间对已经数字化的古籍资源进行共享。

（四）文字转换的难题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录入方式分为全文版和图像版。全文版是将古籍中的文字转录到计算机中，并在已建立的检索系统中检索

关键词 。然而，这种数字化方式会产生很多有误的地方。汉字中有很多同音字、繁体字、通假字、简化字、异体字等，如“昂首观之，项为之强”（《童趣》）中，“强”是通假字，而其本字是“僵”；如“不亦说乎”中，“说”是古字，“悦”是今字，在一个数据库中很难进行统一的处理。

（五）软件功能和精确检索难以统一

软件功能是否健全对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程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适当的软件可以加速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程。现在大多数单位选择的OCR软件，对部分繁体字和不规则用字的识别能力很差，需要大量人力时间校对。进行全文本数字化的古籍可以实现任意字符的检索，但是，检索到的内容精准度不高。图像版本可以提供精准的信息，但往往却不能在全文检索中体现出来，通过标引有效的检索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是会漏检到某些重要的信息。由于古籍中的古汉字有很多同词不同意，同意不同词，使数字化的古籍在检索系统中很难制定一个标志词，将全部的有效词汇进行标引。如何建立关联检索和前控后控词表也很难统一。

四、优化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建议

（一）提高人员素质，加大经费投入

古籍资源数字化工作不仅繁杂，还需要系统认真地对待，因此，古籍资源数字化这项工作对人员的素质与工作能力的要求都要比一般的图书馆员高出许多。从事古籍资源数字化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掌握整理校对古籍的专业知识，还要精通新型的互联网及各种科技技术，同时还要内外兼修，崇尚文化，能够坐住冷板凳，能够创新。因此，必须培养一些优秀的具备整理古籍并精通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人才。有了资金的保证，古籍资源数字化才能从过去的混沌工作中扭转过来，在不断吸纳优秀人才的同时给予丰厚的待遇，鼓励研究人员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古籍资源数字化做出贡献。

（二）建立统一的文本格式，实行统一的著录规则

建立方便检索的统一机读目录格式是古籍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著录标准，只有在一个标准下制作的古籍目录才能有效地实现古籍数据库的资源共享。在制作条目时执行统一分类方法和著录标准，这样才有利于读者利用，实现跨数据库的检索，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除此之外，古籍资源数字化工作更应该注重古籍数据库的自动化、智能化的研究，开发古籍数目的元数据，自动翻译，自动校勘，自动编纂，开展古籍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以及异体字的显示，字典词典、历史年代对照表、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官名辞典等各种知识库和辅助工具库的配备等。有了以上研究的支持，可以极大地改善古籍检索和利用的质量。

（三）解决文字转换的问题

在古籍资源数据库中，如何解决古今汉字的转换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Word虽然有简体字转换的功能，但是还不够强大，虽然有些研究人员提倡使用《简繁字对应表》，但是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还要翻阅对照表，因此有人提议建设相关数据库，即使现在一些研究古籍资源数字化的人想到了一些可执行的方法，如Unicode字符集虽然可以解决字库问题，但是很多软件不支持，常用的输入法和搜索引擎不支持大字符集，很多生僻字仍不能正确显示和检索。用造字的方法费时费力，而且很难共享和检索，生僻汉字的处理仍是古籍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因此，还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可执行的文字数据库。

（四）实现资源共享，统一开发利用

古籍文献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并且分布不均匀，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必须共同遵守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单靠个人力量或者是单个组织很难实现数量庞大的古籍数字化。因此需要有一个权威组织或带头人进行资源等各方面的协调，个人或组织之间要密切配合，相互帮助，对已经数字化的古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人力、物力的大量损耗，健全各个学科的古籍数据库，把数字化技术和资源充分地调配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

（五）建立功能完善的古籍全文检索系统

古籍资源数字化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检索，所以有一个功能完善的检索程序是古籍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标准。首先，检索速度要快，在几秒钟之内，应列出

第6篇：古代典籍范文

其一,古籍数字化养育出许多读者不读原典的风气。古籍数字化虽然给读者带来了便利和效率,但也在悄无声息地弱化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古籍阅读能力,甚至养育出许多不读原典,只会检索的学术“懒人”。在急功近利世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读者不去认真阅读原著,只是根据预设的想法,在数字化古籍中检索、复制、下载能证明或支持自己预设想法的文献材料。断章取义,曲解材料,不考虑句意、语篇,不了解古籍中相关事项的其他论述,只是根据检索结果,任意剪裁文献,对问题的理解不恰当或是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的现象很突出。

其二,古籍数字化使读者勤于检索,少于思考。系统地阅读一本书与从一本书中检索出特定的资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习或研究过程。前者是与典籍作者对话,在阅读中思考,在阅读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而后者只是一些特定信息的获取。传统阅读的卡片记录和批注,暗含着读者对事物的认识态度和分类意识,而数字化古籍以信息检索为基本内容的阅读方式带给人们的是囫囵吞枣式的阅读。

其三,古籍数字化易使读者用电脑代替人脑,不重视隐性资料。数字化检索功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误引、误用成为常事。现在一些读者不是逐书翻检,只输入关键字词,点击鼠标。殊不知,这样检索的结果,并不都是可靠的。中国古代文献由于汉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产生歧义,字面所反映的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真实意义,如果要了解事物的全部内容,则必须从字里行间去寻找“言外之意”或者“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我们去仔细阅读原典,细心体会文献中的隐意,再强大的检索也无法代替。

其四,质量低劣的数字化古籍产品误导读者。一是错字错句多;二是正文和注混在一起;三是疏于校勘。四是古籍中一些特殊字词古今混用。

第7篇：古代典籍范文

汉语典籍的英译工作对译者有很高的要求。首先，一个译者必须具有相当的国学基础和中国古典文化基础，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典籍文献；其次，译者必须具有高超的英语语言驾驭能力；最后，译者必须有严谨治学的精神。只有具备这三种素质，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典籍英译工作者，而这显然需要在本科学习阶段进行针对性的、严格的训练。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传统的笔译教学偏重词汇、句型翻译等基本技巧训练，篇章翻译多以介绍、说明等实用性强的中短篇幅文章为主，专门针对传统中文典籍的英译训练尚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翻译是一项语言活动，在此过程中，要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感情、风格、思想等方面忠实地重新表现出来，因此它涉及两种语言中的各种知识，要从事典籍翻译工作，首先要对以文言文写就的汉语古代文献有正确的理解。在迄今为止的汉语典籍英译中，因为对原文理解不准确或不深刻而造成的误译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语言是一个民族表达思想的工具，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习俗制度，因此在语言上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文化上的差异对翻译造成的障碍远比语法要难。汉语作为中国古代先贤们阐述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不仅有独特的结构形态，还有一些本身固有的文化意蕴。要把在叙述内容、表达形式、思想意境等方面都迥异于英语的中国古典文献准确地翻译成英文，在本科阶段的系统训练是极为必要的。

二、典籍英译课程应涵盖的内容

（一）强化对汉语古文典籍的理解能力

一些中华典籍，如《论语》《旬子》《道德经》等，产生的年代距今久远，表达形式也是高度抽象化、诗性化，内容往往充满人文体悟和哲学思辨，今天的中国人读起来也有一定困难，往往需要经过认真研读并借助工具书的帮助，才能正确、充分领会其中含义。以《论语》为例，这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其衍生出的“儒学”，更是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本书语言简练，往往一个字就表达非常复杂的意思。如其中的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此处“立”字意思比较抽象，联系上下文，应该懂得它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整句话的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胜任的才能”，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的翻译出“立”字：beestablishedorbequalifiedforaposition。又如，《荀子•议兵篇》中的“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此处的“数”指的不是“数字或计算”（numberorcalculation），而是指“注定的”“必然的”（destined/inevitable），因此整句话翻译成英文应为“thiswasnomerechance,butsomethingunavoidable.”《道德经》是道家哲学的思想体现，它对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中“道”是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要翻译好这部作品，一定要了解老子心中的“道”之含义———“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和规律，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这是他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所体悟出的客观世界的道理（principleorlaw），人应法天、法地、法自然，即“道法自然”。如果不能理解“道”之所指，不能领悟道家哲学天人合一、清净虚空、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很难翻译好《道德经》的。如《道德经》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此句英国翻译家威利译文为“ThereforetheSagerules/Byemptyingtheirheart/Andfillingtheirbellies/Weakeningtheirintelligence/Andtougheningtheirsinews/Everstrivingtomakethepeopleknowledgelessanddesireless”.而中国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文为“ThereforetheSagerules/Bypurifyingpeople’ssoul/fillingtheirbellies/weakeningtheirwills/andstrengtheningtheirbones/Healwayskeepsthemknowledgelessanddesireless/sothatthecleverdarenotinterfere”.此处“虚其心”并不是说使人心灵空虚，而是道家所谓的“心灵宁静与清静之极致”，所以威译的emptyingtheirheart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弱其志”翻译成“Weakeningtheirintelligence”也不准确，而许译则与原文要表达的精神实质更为契合。

（二）注重中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做到交际翻译

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还需要把原著的意图忠实地传达出来。典籍英译时要考虑的因素有方方面面，如字、词、句式的选择；文体风格的对等；而最重要也是最难操作的一个因素是文化意象的传达。翻译是将对象从一种语言中的文化表现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中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进行调整、斡旋的过程。在从事典籍英译时，译者应采取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文化，实现文化信息的对等传递，另外，译者也需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性，即实现“交际翻译”。中国的古典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从交际翻译的角度入手，帮助学生分析、认识典籍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在翻译实践中可以用到的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也就是说，翻译教学应充分重视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现通过《红楼梦》中的一处片段的翻译来加以说明。《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均堪称古典文学中的颠峰之作，在宝黛两人初次见面时，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相貌做过十分传神的描写：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对于这段文字的翻译如下：Herduskyarchedeyebrowswereknittedandyetnotfrowning,herspeakingeyesheldbothmerrimentandsorrow;herveryfrailtyandcharm.Hereyessparkledwithtears,herbreathwassoftandfaint.Inreposeshewaslikealovelyflowermirroredinthewater;inmotion,apliantwillowswayinginthewind.ShelookedmoresensitivethanPikan(AprincenotedforhisgreatintelligenceattheendoftheShangDynasty),moredelicatethanHsiShih(AfamousbeautyoftheancientkingdomofYue).杨先生不仅将“烟眉”“含情目”“娇花照水”“弱柳扶风”这类汉语中用来描写女性之美的词语翻译成比较鲜明的形象，使英文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又注重到了形式的对仗之美。后面一句话中对于“比干”“西子”这两个深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意象理解和处理得均十分到位。传说中商朝的贤臣比干心有七窍，聪明绝顶。而曹雪芹在此用比干比林黛玉不仅是想表达她的聪明，还有她的多心、敏感，所以译文中用的“sensitive”是非常准确的；“西子”是中国古代越国著名的美女西施，因心脏有疾，常作捧心之状，故有西施捧心之说，被认为是病态美的代表，用她来描绘林黛玉的弱不禁风和美丽脱俗非常贴切。译文中用了“delicate”一词将这两方面的含意都表达了出来。杨先生还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于“比干”“西子”两个文化意象的陌生，采用脚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使得译文在忠实性和读者接受方面都堪称典范。

（三）诗词翻译中的审美效果及意境传达

中国古诗词的翻译是典籍英译中的难点。中国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注重对仗、音律、选词，更注重音韵之美和意境之高远，此外，古诗中往往蕴含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因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中国文化特征。如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看似简单朴实的文字却蕴含深刻的哲理，作者借景写情，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翻译如下：Thesunalongthemountainbows;TheYellowRiverseawardflows.Youcanenjoyagrandersightifyouclimbtoagreaterheights.译者同样是用简洁、质朴的词汇和语法，把原诗中的意境和蕴意都表现了出来，同样对仗工整、音韵优美、简洁凝炼，而且西方读者接受起来不会有任何障碍，是古诗翻译中的佳作。应该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况下，中文典籍的意境和形式很难完全转化为英文，这时该如何取舍呢？这也是在典籍英译课上需要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典籍注重辞章之美，如意与象、神与形、文与质、虚与实、雅与俗以及意境论、风格论、章法论、修辞论等，而西方美学并不十分注重语言审美。因此，有些中文典籍中的语言审美因素，英译时能否全部保留就值得思考。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传世佳作《声声慢》。该词是李清照在北宋灭亡后南渡建康居住期间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在国破、夫死、家亡、一个人独居异乡的情况下，心中的痛苦、凄凉、孤寂和哀伤难以名状。这首词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叠句的运用渲染了重重哀怨和愁绪，有极佳的美学效果。美国翻译家KennethRexroth在翻译时充分注意到了诗开头几句叠句的美学效果，在翻译时试图将这种修辞形式在译文中保留下来：Search.Search.Seek.Seek./Cold.Cold.Clear.Clear./Sorrow.Sorrow.Pain.Pain./Hotflashes.Suddenchills./Stabbingpains.Slowagonies./Idrinktwocups,thenthreebowls,/OfclearwineuntilIcan’t/Standupagainstagustofwind./Wildgeeseflyoverhead./Theywrenchmyheart./Theywereourfriendsintheoldday.译者试图传达中国古诗音韵之美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具体在这首诗中，这几个英语动词、形容词、名词如此叠加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境与中文原诗有较大出入，没能充分表达出女诗人当时的孤寂、悲和空虚。尤其是“cold”和“clear”这两个词没有传达出原文的双关含意———即指天气之冷，又指心中之凄冷无着。相比之下，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文放弃了叠句这种修辞方法而是采用了意译，但在传神方面效果却更佳：IlookforwhatImiss,/Iknownotwhatitis;/Ifeelsosad,sodrear,/Solonely,withoutcheer./Howhardisit/Tokeepmefit/Inthislingeringcold!/Hardlywarmedup/Bycuponcup/Ofwinesodry,/Oh!HowcouldI/Endureatdustthedriftofwindsoswift?/Itbreaksmyheart,alas!/Toseethewildgeesepass,/Fortheyaremyacquaintancesofold.此译文前两句虽没用叠句，却是在充分理解、领会了原作者心情的基础上，将原作的意境和情绪忠实地传达了出来，使读者马上体会到诗人想找回以前的生活和伴侣却不可得、孤自思念时的若有所失和凄凉苦楚的心情。通过分析、比较和讲解，使学生了解在典籍英译时，一些中国古典文本中的语言审美因素如叠句、双关语等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译的，如果硬译则会破坏原文的意蕴。这时就需要译者在充分理解、领会原文的情况下，将原文的内涵和情境表达出来。

三、开展典籍英译课程应注意的问题

第8篇：古代典籍范文

关键词：古代藏书家；典籍；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

[4]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第9篇：古代典籍范文

（一）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要对文学经籍与经籍文学进行认真的区分，使它们各自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比较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以此界定研究的对象，而不至于使其模糊不清。文学经籍，首先必需是文学，然后才成为经籍，即经典的文学古籍。例如《诗经》，它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即由民歌、雅词和颂词集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学作品，由于经过孔子删诗，和后来一些鉴赏家、评论家、注解家、历史家的不断分析、评价、记述，它的价值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成为了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经籍了。同样地，《楚辞》、《乐府诗集》、《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集，和《离骚》、《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春江花月夜》等文学家的个人作品，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成为文学古籍中的经典作品，也就成了文学经籍。而经籍文学，它首先是宗教经书，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价值，才成为了经籍文学。例如《圣经》，它首先是基督教的一部宗教经书，流传的地域十分广泛，历史时期长，影响很大。由于《圣经》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它同时也被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如其中《雅歌》中绝大部分是优美的爱情诗，《赞美诗》是优雅的赞颂词，等等。又如《古兰经》，首先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宗教经书，影响非常广泛，但《古兰经》本身的形式是诗歌形式，韵律优美，节奏感强，它本身的文学表现形式也让许多读者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这样，《古兰经》同时也就是一部经籍文学。在这里，还要仔细区分传统文学经籍和传统经籍文学。传统文学经籍，是指传统文学作品中成为经典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这里的传统文学，既包括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也包括民间文艺家创作的被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学。例如《诗经》中的民歌，它首先是民间文学家的口头创作，被记录下来、经过删节之后成为了书面文学，经过若干年代的流传之后，成为传统文学经籍，《楚辞》、《乐府诗集》等中也有不少是民间文学作品。在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外延部分是一致的，从对古代其它文学作品的比较中，它把没有成为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区别开了；从与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比较中，也把至今在民间流传着的活态的民间文学、和当代的作家文学区别开了。传统经籍文学，是传统宗教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经书。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经籍文学，是因为它在古代曾经发挥着经书的作用和文学作品的功能，传承到当下，它在当代、在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被作为经书使用的同时，其文学价值同时在发挥着作用。传统经籍文学和古代经籍文学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经籍文学是古代经籍文学流传到当代的部分，它仍然为民众所使用，既发挥着经书的作用，又保留着文学的功能；而古代经籍文学，则只是古代经书中有文学价值的一些经书，在当代，它已经失传、或者虽然作为经籍文学作品保留下来，但是在民众的宗教生活中不再发挥实际作用，只剩下了经书的形式，或者说只剩下了经籍文学的形式。

（二）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通过上面的分析，现在可以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内涵进行定义，并且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外延作一下界定。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指彝族传统宗教生活——包括原始宗教生活和现代仍然为民众所信仰的彝族的延续形式——一直使用着的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古籍。它起源于彝族古代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各种宗教仪式和带有色彩的民间仪式；它已经用彝文撰写、记录下来成为书面的文本；它仍然在当下的彝族传统宗教生活中使用和传承；它不是全部的宗教经书，而是宗教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部分。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包括了现在彝族活动使用的经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部分。从形式上来说，包括诗歌体裁和散文体裁的经籍。就彝族传统经籍的情况来看，用诗歌写作、记录的比用散文写作、记录的要多许多倍。以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丁文江、罗文笔合作的《爨文丛刻》（又载《丁文江文集》第五卷）为例，包括了诗歌体裁的《献酒经》、《解冤经》、《指路经》（天路指明）、《祭龙经》（权神经）等4种，和散文体裁的《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2种彝族经籍。《爨文丛刻》中所收录、翻译的彝族传统经籍，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很具有代表性，体现了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中诗歌类型的作品多于散文类型的作品的事实。如果换一个外延分类方法，从彝族传统经籍的内容方面去考察，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包括自然崇拜类，如《献山经》、《祭土地经》、《祭水经》等；图腾崇拜类，如《祭龙经》、《祭树神经》等；祖先崇拜类，如《祭祖灵筒经》、《丧祭经》、《指路经》等；还有其他经籍文学类。

二、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意义

彝族传统经籍作为彝族传统宗教（也包括原始宗教）生活中使用的彝文经书、典籍，它是西南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中蕴藏的信息量和信息的真实性和古老性，都是口传文献难以企及的。这些彝族传统经籍绝大多数是诗歌，也有部分散文，这就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费孝通、马学良、杨成志等专家认为，彝族传统经籍对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有重大意义，彝族研究不清楚，西南的历史难以说清楚。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解开彝族、彝语支民族乃至西南历史许多未解之谜（如夜郎、南诏、罗甸等国的问题）的重要途径。若不对大量的彝族传统经籍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编写的西南历史是不能全面反映古代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语言、文化、文学、宗教和哲学等等情况的。

对彝族经籍、彝族文学的研究分别有很少的一些成果。国内最早的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晋常璩《华阳国志》对“夷经”的记述，清朝道光年间的《大定府志》也略有记载，但史志大多只涉及宗教。现在流传的彝文经籍，绝大多数是明、清抄本。现代以来，彝文经籍的搜集翻译出版取得了许多成果，有：《爨文丛刻》收录了部分，《彝文〈指路经〉译集》18部，《彝族指路丛书》7部，《祭龙经》等20多部，《驱鬼经》等10多部，《那坡彝族开路经》等。而集其大成者，要数《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部，集中了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彝族经籍。在研究方面：多位专家有彝族宗教专著出版，张纯德等所著《彝族原始宗教研究》等是代表作；有40多人发表了50多篇彝族宗教的研究文章，但是这些成果对经籍的研究较少，从经籍文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几乎没有。而与宗教经籍文学研究相关的专著，已出版的彝族文学史论著作中只提及几部。巴莫阿依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巴莫曲布嫫著《神图与鬼板》和她的关于“祝咒文学”的文章、和罗曲等著《彝族文献长诗研究》等，对极少数彝族经籍文学作了一些文本介绍和田野调查研究；论文则有王明贵的《彝文古籍状况述要》、沙玛拉毅的《论彝族毕摩文学》、陈世鹏的《原始宗教对彝族传统文学的影响》、周德才的《彝族〈指路经〉的文学特点》、沈五已等的《笔摩经书与彝族文学》等，或多或少涉及了彝族经籍文学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近代、现代外国人到彝区传教或游历，有保禄•维亚尔、柏格里、顾彼得、马克思•弗里茨•魏斯夫妇的游记、日记、声像记录中偶有涉及。近年来，马克•本德尔、西胁隆夫、藤川信夫、樱井龙彥、魏明德等，对彝文经籍或文学有所涉猎。

从总体上看，一是彝族传统经籍数量庞大，翻译成果丰富，动辄几部、十几部甚至上百部经籍一起出版，且京、滇、川、黔、桂彝区都在翻译出版，涉及面很广。二是研究彝族宗教的专著，目前已经出版9部，论文也有数十篇，但都不是从彝族经籍文学的角度研究。三是直接和全面涉及彝族传统宗教经籍文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极少，与经籍的翻译出版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而也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因此，开展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是一项创新型的原创研究课题。就像《圣经》、《古兰经》、《道藏》、“佛经”等经籍不但对其宗教、历史与文明具有核心意义，对西方文学、阿拉伯文学、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的。彝族传统经籍是古彝文文献中数量最多的部分，是彝族乃至西南历史文化和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承载体之一，是对彝族影响最大的文艺形式。从一个全新的文学的角度研究彝族传统宗教经籍，对于了解彝族乃至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信仰及其艺术表达，理解彝族与现实世界及心灵、信仰世界的沟通及表现，发掘新的艺术门类，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丰富世界艺术宝库，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搞好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三、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价值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以人类学的方法为参照，以传统文学理论为一个主要参考，运用文学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彝族传统经籍的价值。从宏观的视阈来看，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所具有的传统功能的价值一是教育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彝族传统经籍本身是在宗教生活或者日常仪式中使用，其中许多道德观念的教化、训导、诫勉和纠错，都是在经籍的诵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二是认识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彝族历史的传承，在宗教生活中往往得到体现，特别是许多经籍中，都有关于彝族历史的记录，让彝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之根。又如《指路经》等经籍中有彝族迁徙路线的记叙，有关于迁徙途中各种山川地理形势的描述，还有到关键地方需要注意的事项的强调，等等，即使在当代，仍然有考证民族迁徙史的重要价值。三是审美功能体现出来的价值。这主要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表现形式特别是具体表达方式如唱诵、仪式表演等方面，对参与者情感的调动和熏陶，以及其中的韵律、节奏的美感等。

（二）新的文学禳灾和文学治疗功能的价值文学的禳灾功能和治疗功能古已有之，只是作为一种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突破。美国研究家麦地娜•萨丽芭发表了《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的论文，和《风湿性关节炎的旅程》（2000）等专著，以及秘鲁的维洛多在专著《印加能量疗法——一位人类学家的巫士学习之旅》中，对文学的神圣治疗作用进行了研究。而文学禳灾的功能，在苏美尔人的屠龙求雨祝咒词和中国各民族的“祭龙求雨”祝咒词中，通过各种祝咒词配合一定的仪式，达到消除旱灾的目的，都有普遍的体现。唐代时期，韩愈因为鳄鱼为害，为除鳄鱼之害还专门举行仪式、写作《祭鳄鱼文》来达到除害的目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中的《祭水经》、《驱鬼经》等，都有同样的禳灾、治疗功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