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师范学院高校管理论文

一、注重秩序

（一）整饬校园

1944年秋，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校舍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校园实行分区规划，设置教学区（包括各系教室）、行政区（办公室）、教学设备区（包括图书馆、音乐厅）、文娱活动区、大饭厅、职工住宅区、学生宿舍等。据1948届校友傅一勤回忆，汪院长在任内所做的整饬校园的“功德事”，一是把同学们每天上下山必走的泥巴路铺上了石子，并修了部分石条台阶，解决了大家每天上下课行路难的问题；二是在大礼堂添置了新的餐桌。用汪院长自己的话说，即“我把大家从地上请起来能站着吃饭了”，等到山下餐厅完工，就不再在大礼堂吃饭了。同时，山下建了明亮的新宿舍，也不再窝在山上那老旧阴暗的茶厂厂房了。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48届校友朱希潞想起当年的校园，仍历历在目。朱希潞说：“至今我仍想起那山头的院本部、礼堂、教室，那一坎坎梯田茶园，那山下的涌泉水潭、宿舍和饭厅。我们每天早起盥洗、朝读、上课、吃饭，到晚上，自习，就寝，一天要沿着石阶上上下下来回多次，倒也锻炼得大家腿灵身健。”

（二）确立学制与专业

一是确定学制。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确定学制为五年，同时设置各专业课程，规定一定的学分。第一至第四学年，学校要求学生在校修业，在限期内完成专业课程，达到规定学分；第五学年，要求学生充任实习教师，实习期满后，必须撰写实习报告，及格后方可毕业。二是设置专业与科目。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成立后，相继设置8个专业，相应建立8个学系，即教育学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学系、数学系、理化学系、音乐学系、体育学系。各系规定了学生必修及选修科目，同时规定了各专业的修业科目和学分。

二、延聘良师

在美国流行一句名言，即“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大学（Good　faculties　and　good　university）”。汪院长深知此道。汪院长上任时，正值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改制伊始，师资力量薄弱。因此，他四方奔走，广泛延揽人才。为了壮大教师队伍，他提出的原则是：“唯能胜任愉快者是用，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一律续聘任教。尚有余额，则延聘时下名流。”由于他的声望高，一批名流慕名而来。因汪院长的聘请而来校执教的有：理化系主任李家光教授、史地系主任唐祖培教授、英语系主任李毓华教授、教务长周光达教授（国内知名琵琶专家）、总务长尹聘伊教授、钢琴专家钟林以及台大教授程璟、张昭麟、齐植采、齐植朵、陈志纯、沈雨生、杨大钧、刘式昕、程发韧、李叔熙、饶校文等。教学人员共约60人，创造了“五峰山时期第二个师资鼎盛的高峰”。英语系程仰秋教授在语音方面颇有研究。他用双语教学，讲课声如洪钟，板书清晰，讲课有一种震撼效应，给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听课的学生每次边听边记，生怕漏记要点。一位同学说：“他的课给我们打好英语语音知识基础，使我们在以后几十年教学中受用不尽。”程教授在上“翻译”课时，把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院歌译成英文，以为示范，显示其翻译的功力。院歌中“五峰”一词，其中“五”最直接的翻译当然是five，不过为了格律关系，需要一个二音节字，最后选了拉丁字“penta”，把“五峰”译为pentapeak。这给当时的学生傅一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一勤说：“之后我翻译唐诗的兴趣，或许受到此课影响。”理化系齐植朵教授讲授微积分、微分方程等课程。理化系1948届校友成崇椿当时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篮球队队员。在一次比赛胜利后，齐教授对他说：“你球打得好，书也要读好，微积分的习题要多做不可少，今后我会注意你的。”成崇椿听了此番叮嘱，心中七上八下，深感不安，对微积分唯有多做多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对微积分多下了功夫，小考、大考均顺利过关，甚至在二年级微分方程由齐植朵教授任教时，亦顺利通过。老师的督促认真，使学生学习获得益处至深且广，对崇椿日后教学之影响甚钜。”虽然以上事例仅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五峰山时期师资之一斑，但从中可窥当时教师队伍之全豹。正是由于有一大批专业造诣深厚且师德高尚的教师，才使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五峰山时期有较大发展，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三、营造风气

（一）营造良好的治学风气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办学正值战乱时期，物资匮乏，五峰山信息闭塞，图书欠缺，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子们也苦学不辍，学风甚优。史地系1946届校友屠炳春得知其班友鲁祖鸿私藏一套“开明版《二十二史》”，经多次恳求，终得借阅一册，如获至宝，就着公共场所如饭店、澡堂似月光般朦胧的灯光啃读。他至少有三个学期伴着点三支灯芯草的桐油灯挑灯夜读，并利用总务处废弃纸张背面的空白作为资料卡，分类摘录原始文献，对每一条目注明出处，为其日后治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8届同学三年级时的必修课“哲学概论”，由张聿非教授讲授。张先生概述了西方哲学流派及其主张，着重讲述了社会主义理论及唯物辩证法。课后同学们纷纷前往图书馆，借阅社会主义思想史、大众哲学等社科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的是禁书，有的已被借出了。图书馆门口十分拥挤，同学们只得高喊书名，图书馆员简直应接不暇。一位同学说：“我稍晚了一步，怅然借到半本社会主义思想小史。翻开一看，原来后半部有十月革命等内容被‘开天窗’了。我想，管它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什么理论，反正多少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便拿起笔认真抄起笔记来。”用理化系1947届校友向淦之的话说，理化系“不仅课程多，而且学习条件很差。但是我们的学习情绪是很饱满的”。当时理化系所开设的必修学科和选修学科都没有课本，学习资料是油印的。由于当时学校图书馆藏书并不多，学生难以借阅参考书，同时也难以买到参考书，只能“听老师的口讲而手抄随堂笔记”。因此，每天下课后的自习时间，学生首先核对和整理课堂笔记，然后做练习，复习每天所学内容。学生做实验要到离学校近20里的湖北省立科学馆，每次做实验前一天，都要抄写和预习实验内容，到做实验的那天，吃了早饭就立即出发，完全靠步行，即使不停地赶路也需要2个小时。若遇雨天，同学们则“满身淋湿，半身稀泥……回校后既无水洗，又无火烤，湿透了的衣服换了以后，往往要等到星期天才能下河去清洗”。虽然如此，但每次实验都没有人请假或迟到、早退，“这也表明了同学们的求知欲望强烈和把专业课学好的决心”。良好的学风，令汪院长引以为自豪。1945年5月9日，他在接受《武汉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本人所引以为最大乐观者，即本院学生简朴之风与读书之风……本人主讲过的大学，不下十余校。各地学生，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而此地学生，有各地之长，无各地之短。校址虽然在这偏僻的城市，交通不便，参考书籍缺乏，但一般教育程度均在现阶段大学生水平线以上。”

（二）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

1942年秋，陈友松先生担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即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前身）首位专任院长（之前的几任院长都是教育厅长兼任的）时，感到学院学术空气淡薄，便敦聘名师宿儒到五峰山授课或进行专题讲演，力图营造学院的学术风气。汪院长延续了这一好传统，亲自参与，并积极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适时举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由汪院长主持，理化系吴元海教授作了关于原子弹的学术报告。前来听报告的人员包括战时湖北省会恩施的政要、专家学者、兄弟院校的师生，大家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汪院长在报告会上作总结发言时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由细小微粒构成，原子核有裂变聚变，看来二元论可能为一元论替代，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前途是不是也会由一元论统一天下。”这场关于原子弹的报告颇振奋人心。在汪院长任内，各系纷纷组建各种学会，推动学术研究。当时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成立了文史学会、教育学会、数理化学会、英语学会、史地学会、国文学会，公开出版了《学风》《教育研究》《楚风》《史地副刊》等刊物。学校举办的学术报告会、文物展览会都对外开放。报刊常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某学会成立、某学会周年纪念、某学会文史展览等信息。《学府动态》常刊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新闻。文史学会在校外举行的一次演讲会上，曾请汪院长作“中西文化之比较”的演讲。浓郁的学术氛围，使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呈现勃勃生机，也极大地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1946年6月，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因种种原因迁到沙市。在办公室、教室、医务室、图书室、师生宿舍等各项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院方努力重建教学秩序，恢复规章制度。汪院长为新建的一栋两层楼房题名“习坎楼”，寓意“遭遇重重坎坷而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以此鼓舞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学院的师资队伍逐步恢复到60多人，同时也恢复了部分学会活动。新聘教师中有的教学水平相当高，有的进步教师讲授新知，颇受欢迎。在那个动荡的时期，同学们追求新知的欲望特别强烈。1948届校友朱希潞仍记得国文系教授开“红学”讲座，大讲“红楼梦研究”，轰动一时。开讲时高朋满座，教室门口、窗台都坐满了人。正如《湖北大学校史》所言，“在当时办学条件极度困难，因迁校而不断引起风波的情况下，国师尚能讲学危城，弦歌不辍，这与汪先生治校有方是分不开的”。

作者：沈曦 单位：湖北大学教育学院